千牛卫

千牛卫，全称“左右千牛卫”，唐代设置的一种官职，是专门执掌御刀的皇帝贴身侍卫，负责护卫皇帝安全并作为仪仗队伍参与国家庆典。前身为北魏所设”千牛备身”一职。

与唐代南衙十六卫中多数名称来源于唐代军事行动中活动需要不同，左右千牛卫的名称出自历史典故。千牛卫的命名与千牛刀有关，根据《通典》记载千牛是一种刀名，后魏时期设有千牛备身一职，执掌御刀千牛刀，因此命名为千牛备身。由此可见，千牛刀是君王防身所用之刀，而北魏时期设立了千牛备身这一职务便是用于执掌御刀以此护卫君主。至于千牛刀一词则要追溯到《庄子》中庖丁解牛这一典故，庄子为文慧君解牛，他所用的刀在十九年间处理了数千只牛，而刀刃却像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般锋利，因此称为千牛刀。

唐代千牛卫的出现与府兵制度以及门荫制度有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府兵制度也陷于崩溃，唐朝建立不久便着手再次建立府兵制并对军府进行整顿，伴随制度的调整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卫府体系，府兵制度进入全盛时期。贞观年间，军府主要集中于京师周围，其目的便是集中掌握军事力量，拱卫首都，控制全国。作为府兵制度的产物，南衙禁军的成员长期是由十六卫藩属的府兵所组成，其中左右千牛卫较为特殊，其成员主要由高官子弟选拔而来，作为受到皇帝信任的侍从护卫皇帝并出任仪仗。

这一官员后代直接任命官职的制度便是门荫制度。隋唐时期仍然承袭秦汉时期的任子令，凡是宗室皇亲，皆可以根据其官职品阶荫其子孙。但出于名额的限制，有些官员子孙虽然有门荫资格却不能参加吏部官员铨选，于是便通过先充补其他职位的办法参加吏兵两部的铨选，而千牛卫便是渠道之一。三品以上官员后代或四品清官之子可通过暂时出任千牛卫下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以及太子千牛等职务，待通过文武简试后参与吏兵两部的铨选。

唐朝禁军体系可分为南衙禁军与北衙禁军，具体可分为南衙十六卫与北衙六军，二者职责不同，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将其概括为北衙禁军为“即卫宫之军”，南衙禁军“即卫城之军”，卫宫之军是负责保卫最高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卫城之军是保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左右千牛卫隶属于南衙禁军，是其中较为特殊的军事力量，具体表现为南衙十六卫中左右千牛卫成员则是由四品以上官员子弟选拔而来，其职责并非保卫京师，而是担任皇帝侍从，护卫皇帝并提供出任仪仗，而其余军队，如左右监门卫外的十二诸卫所用兵员长期由诸卫统属的番上府兵组成。

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加深，其宫中禁卫制度也通过借鉴两晋南朝的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分别颁布两部《职员令》对朝廷官职进行改革，禁卫体系确立了从领军将军、左卫将军、武卫将军、右卫将军和领军将军到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的新的等级体系。在吸收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北魏也保留着一定的自身传统，例如北魏后期设千牛备身，为御前乾清门侍卫之一，归左右卫将军统领。关于千牛备身一职《魏书·官氏志》中并未有明确官职记载，仅提到“今列于左，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矣”，但《魏书·寇猛传》中记载了寇猛曾担任千牛备身一职，“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这能够证明千牛备身一职确实存在于北魏时期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名义上的皇帝实际是他人傀儡，出于保护自身安全以及控制傀儡皇帝的需要，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禁卫体系作了进一步调整。北齐继承北魏官名，在借鉴北魏禁卫体系基础上增加了领左右等官职以及左右卫府和领左右府等机构。《隋书》记载了东魏北齐时皇帝的左右侍从有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刀剑备身等人，同时还有武威、熊渠、鹰扬等三队备身。千牛备身与左右备身、刀剑备身等其他卫队共同组成北齐的禁卫体系，由左、右将军统一指挥。

西魏北周时期对朝廷官制进行改革，其官名大多效仿秦汉之时的体制，但在改革的基础上仍然保留了千牛备身这类带有自身鲜卑族传统色彩的官职。除此之外为形成以军人集团、军事贵族以及关中士族为主的政治同盟以对抗东魏北齐政权，西魏北周时期逐渐发展形成了府兵制度，而这一制度衍生出的卫府体系在隋唐时期最终成为禁卫体系的主体。

隋文帝时设立了卫府体系，设有左右领左右府，在领导层面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其下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备身十六人，掌宿卫侍从。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进行改革，将左右领左右府改为左右备身府并增加了备身郎将等官职，后将千牛备身改为司仗左右，备身左右改为主射左右，设置左右成员各八人。正是隋朝时左右千牛卫正式从其他军事部队中独立出来，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成为南衙禁军体系的一员。

唐建国之初吸取了隋炀帝改革过于激进的经验教训，为稳固统治将卫府名称改为隋文帝时期之名：“武德五年，改左右翊卫曰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曰左右威卫，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为左右府，唯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仍隋不改。”之后于武德七年对禁卫体系再次调整，设置十四卫府，此后经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开元初年最终确定十六卫名称。关于其中的左右千牛卫，唐朝最初将左右府为左右千牛府，龙朔二年（662年）将名称改为左右奉宸卫，神龙元年（705年）又将左右奉宸卫改为左右千牛卫。在左右千牛卫体系中千牛备身、备身左右由千牛大将军、千牛将军统率，其下设中郎将进行辅佐，相较其他诸卫，左右千牛卫有更为明确的职责，其不领府兵，由高官子弟选拔担任，作为皇帝贴身侍卫保护皇帝。

千牛卫成员构成及职责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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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中后期府兵制度趋于瓦解，权力中心由南衙转向北司，千牛卫这一职务也逐渐成为虚职，作为将帅大臣迁转进身之用。宋朝时朝中设有左右千牛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等官职，与其余诸卫官职一样属于环卫官，这类官员无定员，只有头衔而没有领兵及相关权力，通常由宗室人员担任或作为武官赠典。

作为门荫制度的典型代表，唐代左右千牛卫的选拔虽然伴随唐代前期与后期政治格局变化而发生一定变动，但始终在“高荫子弟”这一范围内进行。《旧唐书》记载凡是千牛备身以及太子千牛备身，全部由三品以上官员子孙以及四品清官之子担任，要求仪容端庄并且武艺高强。《通典》中对千牛卫的选拔也有相关描述：“皆以高荫子弟，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花钿绣服，衣绿执象，为贵胄起家之良选。”由此可见，在唐代千牛卫的选拔拥有相当高的准入门槛，首要条件便是出身高贵，至少需要是四品以上官员之子，除此之外还要求备选者姿容美丽、仪容端正并且文武兼备，唯有如此方能成为皇帝贴身近卫。

千牛卫的选拔方式并非唐朝首创，门荫之风在中国历代朝廷是较为普遍的传统，例如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便是这一政治传统的典型案例，到唐朝时门荫之风相较前朝已经有所减弱但仍保留着政治乃至军事领域中对高官勋贵后代的优待。在政治领域，根据《新唐书》记载，在门荫制度下，一品官员之子可出任正七品上的官职，二品官员之子可出任正七品下的官职，以此类推，直到从五品官员以及国公之子可出任从八品下的官职。在军事领域，高荫子弟同样享有特权，以亲勋翊卫一职为例，《旧唐书》记载，通过门资途径进入仕途，先授予亲勋翎卫一职，待文武简试后可进行吏兵两部铨选。不仅高荫子弟如此，唐高祖李渊年轻时也曾在隋朝担任千牛备身一职，《旧唐书》中对此有如下记载：“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据此可知，李渊在隋朝能够担任千牛备身正是由于其母亲独孤氏与独孤皇后之间的血亲关系方能受到赏识从而参与朝堂乃至升迁。唐朝建立之初千牛卫的选拔较为侧重宗室以及高荫子弟也与唐高祖年轻时担任千牛备身的经历存在一定的关联。

千牛卫特殊的选拔制度决定了其成员总数必然少于左右卫、金吾卫等常规卫队的规模，成员的高荫子弟身份以及较小的人员规模也使得千牛卫在作为皇帝贴身卫队执行警卫职能这一领域无法与其他诸多卫队相比较。事实上，千牛卫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依托其成员自小对国家典章礼仪耳濡目染这一特点从而在各类国家大型典礼之上作为仪仗队伍侍奉皇帝左右，在执行警卫职责的同时协助典礼顺利进行，其中唐朝射礼便是这一职能的典型体现。

射礼作为“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六艺之一在中国古代礼制之中占据重要地位，到唐代作为军事礼仪的重要内容也受到统治者重视，《通典》中对于唐代射礼流程及千牛卫在其中发挥作用具有详细的描写：王公以下文武官员分别立于东西阶之下，持钑队伍立于两边。其中千牛备身二人立于东阶之上的西面方位，手拿皇帝所用弓箭、箭矢，之后千牛将军为皇帝奉上御弓，千牛郎将为皇帝奉上箭矢。在整个射礼过程中千牛卫中上层人员如千牛将军、千牛郎将负责为皇帝准备并呈上弓箭，是能够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亲信随从，其余千牛卫随行人员则负责在整个射礼过程中查漏补缺，提醒皇帝在整个射礼流程中符合利益规制，保持天子威严。

虽然作为仪仗队伍侍奉皇帝左右辅助国家典礼顺利进行是千牛卫主要职能，但作为南衙十六卫之一警卫职责自然也是千牛卫的本职工作。在皇帝的日常生活中，左右千牛卫肩负着震慑不法之徒，排除安全隐患的职责，这一点除去《新唐书》中关于千牛卫负责侍卫以及作为皇帝仪仗队伍，在上朝时率领备身左右列队侍卫的直接描述外，在《旧唐书·于志宁传》中于志宁在劝太子不要在禁中大兴土木时曾将负责太子警卫工作的监门卫与内率和千牛卫相提并论也从侧面展现了千牛卫的警卫职责。

千牛卫的设立并非唐朝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当时统治者吸收历代政治经验的结果，此类门荫制度在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稳定、巩固皇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有资格使自家子弟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必然属于唐朝核心统治阶层，这类高官子弟通过进入千牛卫可以不必参与科举等常规而复杂的考核流程，较为轻松地获得相较一般人更高的政治起点，同时通过在千牛卫的任职经历既能与皇帝日常相处从容更容易获得青睐，也能够更便捷地接触其他高官子弟从而培育自身的私人关系，为之后的政治生涯打下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千牛卫的选拔，皇帝可以更为便利地了解各大家族子弟的状况并亲自校验其才能，同时由于各大家族需要维护皇权以巩固自身地位这一特点，皇帝自然更为信任拥有良好家教的高官子弟，而任命官员子弟担任千牛卫也是皇帝对其恩宠的体现，如唐太宗时杜如晦病重，皇帝、皇太子为表示慰问，亲自前往杜如晦家中探望，并将杜如晦的儿子超拔选入千牛卫。出于这一原因，千牛卫官员仕途的发展在与自身表现相关的同时也与自身家族息息相关，在这一为官途径发展顺利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其背后家族势力在唐朝政治斗争的结果，例如《旧唐书·韦挺传》中记载了韦挺之子韦待价由于家族原因且自身是江夏王李道宗女婿得以出任千牛卫，后李道宗得罪，韦待价也受到牵连左迁到卢龙府果毅。因此，无论对于官员还是皇帝，千牛卫设立的重要政治意义之一便是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及紧密联系，通过巩固统治稳定实现政治利益共享，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的代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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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佑. 《通典》. 唐: 卷二八《职官志》.

[3]杜佑. 《通典》. 唐: 卷二八《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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