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

杨广（569年-618年），又名杨英，小字阿摐，隋文帝杨坚和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第二位皇帝，史称“隋炀帝”。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杨广生于长安，为隋文帝杨坚和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隋书载：“美姿仪，少聪慧。”。在杨坚还是北周臣子时，杨广荫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其父称帝后，隋开皇元年（581年），杨广被封为晋王并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开皇六年（586年），转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征拜雍州牧、内史令。

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以杨广为元帅，左仆射高颖为长史（隋书载：“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杨广应是挂名为帅），发兵51.8万伐陈，次年，隋军攻破陈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俘获陈后主陈叔宝，杨广进入建康后下令惩治奸佞，查封陈朝府库，秋毫无取，得到江南士族的赞誉。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各地发生叛乱，杨坚派越国公杨素率军前往镇压平叛后，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江南人士，并收罗了不少有才之士,歌颂其文德武功。

太子杨勇冷落母亲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又广纳其他美人，而其母独孤皇后素来厌恶男人纳妾，因此杨勇也被独孤皇后所厌恶，而且他奢靡浪费，让隋文帝杨坚也对他很不满意，而杨广正好与杨勇相反，将自己伪装的简朴节约，并且只宠爱妻子萧氏一人，由此得到独孤皇后的喜爱。此后杨广又使用诬陷的手段，向独孤皇后哭诉杨勇可能会加害他，坚定了独孤皇后废掉太子的决心。同时杨广又唆使部下张衡、宇文述收买杨约、杨素等朝廷重臣，不断构陷污蔑太子杨勇，终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隋文帝杨坚废杨勇太子位，同年十一月，立杨广为皇太子。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杨坚逝世于仁寿宫，杨广即位成为隋朝第二位皇帝，其后他假传隋文帝遗诏，逼迫杨勇自杀，后其弟汉王杨谅在并州起兵造反，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投降后被幽禁至死。次年（605年），改元大业，册封萧氏为皇后，立杨昭为皇太子。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命人大力营建东京（609年改称东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役使劳工二百万人，大业二年（606年）四月，杨广备千乘万骑入东京，另外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杨广还在各地修建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大肆搜刮各地奇珍异宝以装饰宫殿，穷奢极欲且毫不爱惜民力。

在大力营建东京的同时，他下令开通大运河（大运河是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的人工河道），又造龙舟、楼船等各种船数万艘，分别用于杨广数次游玩江都（今扬州）。洛阳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杨广便迫不及待去巡游江都，巡游所用龙舟四重，高四十到五十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重有房一百二十间，都用金玉装饰，下重为内侍居处。途径所有州县，需让百姓“献食”于他，铺张浪费十分严重。

隋朝运河

大业元年（605年），因贪图林邑珍宝杨广派大将刘方出兵攻打林邑，刘方率大军一路南下攻入林邑都城，林邑王梵志被迫弃城奔逃到海上。

大业元年（605年），契丹入侵营州，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讨伐契丹，设计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四万余人。

隋文帝时期，突厥便已向隋朝请降，大业三年 （607年），杨广车驾北巡榆林，会见了突厥启民可汗，在启民可汗账内，杨广警告威胁高句丽使者：“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

为震慑西域部族，大业五年（609）三月，杨广率大军从京都长安出发车驾西巡河右，四月二十七日杨广抵达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在此地“陈兵讲武”，五月十三日杨广西入长宁谷（今西宁北川），横穿祁连山大斗拔谷（今青海民乐县扁都口），六月到达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郡，在此期间多次与吐谷浑军队交战，逼降部民十余万。六月十七日，因惧怕隋军军威，高昌王曲伯雅前来朝见杨广，伊吾吐屯设等献上西域数千里土地，次日，杨广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个郡。

杨广曾派遣大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杨广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万余人，前往攻打流求，大败流求军并斩杀流求王渴刺兜，俘获流求万余人口。

大业八年（612年），杨广为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又借口高句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隋军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兵马，号称两百万，分十二路开始进攻。三月大军围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却大败于辽东城，此次征高句丽失败，死伤人马无数，损失大量物资粮草，也导致隋朝国力大损。

因首次征讨消耗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此时隋朝粮价高涨，百姓已苦不堪言，但杨广依然在大业九年（613年）再次发起了对高句丽的攻击，在隋军持续猛攻下高句丽死守辽东城，双方军队都伤亡惨重。同年六月，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以“主上无道”“救万民之弊”为由起兵反隋，率军兵逼东都洛阳，河南赞务裴弘策战败，兵部侍郎斛斯政投降了高句丽，杨广只好率军撤退，并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平定杨玄感之乱，八月杨玄感战败被杀，第二次征高句丽依然以失败告终。

三征高句丽

经历两次失败之后，杨广仍不甘心，大业十年（614年），杨广第三次进攻高句丽，但此时隋朝国内已叛军四起，所征兵马多数未能按期到达，高句丽国内也困苦不堪，故七月杨广车驾到达怀远镇，高句丽立刻遣使请降，并囚送斛斯政，杨广接受请降班师回朝，第三次征高句丽就这样结束了。

频繁的战争以及杨广时常规模浩大的四处游幸，使隋朝士兵死伤无数，还有大量民夫死亡，巨额的物资消耗，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隋朝各地的开始了大规模的起义，边疆也趁机挑起战事。大业十一年 （615年）八月，杨广巡狩北疆遭遇突厥始毕可汗突袭，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被围，幸得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帮助，才得以解围。最终隋朝贵族也不再支持杨广，大业十三年 （617年）五月唐公李渊在太原起义，十一月攻入长安（今西安），李渊遥尊杨广为太上皇，立杨广之孙杨侑为帝，改元义宁。

唐高祖李渊

眼见杨广大势已去，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杀杨广于江都。杨广死后，萧皇后命宫人拆床箦为棺将其埋葬在西院流珠堂下，之后右御卫将军陈棱将其改葬于吴公台。留守洛阳的王世充立杨广另一个孙子杨侗为帝，追谥杨广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其后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称帝，国号为夏，追谥杨广为闵皇帝；同年，唐高祖李渊逼迫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唐武德五年（622年），李渊以帝礼将杨广改葬于雷塘 （今江苏扬州北）。

杨广即位后为裁减冗员，精简中央机构，在官制上做出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三师、特进官和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将三卫改为三侍，废除直阁将军；尚书省六曹，原各设侍郎六个，改为每曹各设侍郎一个。他把隋文帝时期州、县两级制更改为郡、县两级制，将度量权衡恢复为秦汉古式。

杨广于大业六年（610年）创建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科，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机会，这是中国科举取士的开始，由此确立的科举制度为普通人入仕开辟了道路，改变了以往门阀士族把持朝堂的现象。（有部分学者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科举制度始于唐代）

杨广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于是以省刑宽政来争取民心，他对以前的法律进行了修订，于大业三年 （607年）颁布了《大业律》，分十八篇，分别为《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贼》《盗》《瓷》《捕亡》《仓库》《牧》《关市》《杂》《诈伪》《断狱》，共五百条，内容上大致与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相同，但比《开皇律》宽松，删除了“十恶”条款，并减轻对某些犯罪的处刑。

但后来由于杨广滥施暴政，爆敛无度，他又重新将那些废除的严酷刑法拿来实行，企图用酷刑来挽救他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大业三年（607年），隋文帝时府兵设骠骑府，长官为骠骑将军（正四品），其副职为车骑将军（正五品），因也设有车骑府，故车骑将军有时也为正职。杨广将骠骑府、车骑府统一改为鹰扬府，长官为鹰扬郎将，副职为鹰扬副郎将，后又改称鹰击郎将，其正副职品级也分别下调为正五品与从五品，下属军官名号也相应改变，大都督改为都尉，帅都府改为旅帅，都督改为队正。士兵名号也有所改变，隋文帝时的十二府改为十二卫，十二卫所领府兵改称卫士。

杨广即位后，为了对外战争与内部防卫的需要，大力扩充府兵，十二卫扩充为十六卫，分别为左右卫（又称左右翊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卫、左右屯卫（又称左右领军）、左右御卫、左右骁卫、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左右备身、左右监门不领府军，掌禁军侍卫和门禁守卫。大业八年（612年），杨广东征高丽失败，为补充兵员，次年下诏，募民为骁果。骁果由折冲郎将、果毅郎将率领，分置左右雄武府，归左右备身领导。

杨广登基后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从此再未设立。为集中中央兵权，分割地方军权，大业二年（606年），杨广下令在郡设置正四品都尉和正五品副都尉，负责一郡军事事务，并规定都尉领军“与郡不相知”，避免地方军权过重的现象。

杨广在位十四年，仅在京都居住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巡狩，其中四巡漠北、一次西巡河右、三次南巡江都，史称其“东巡西幸，靡有定居” ；杨广巡狩四方，固然有君王恃富奢华、游玩之私意，也过度凋敝民力、耗费国力，激起反隋力量群起，但他冒着战争风险巡狩边塞，也为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做出了一定贡献。

他亲征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另外他还向西南进行了一系列的开疆扩土的战争，从而使隋朝领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分置儋耳珠崖临震三郡，北边则设有五原郡（今内蒙古后套一带）。

杨广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自长安经洛阳至江都一路上置离宫别墅四十余所，又兴建了大量宫殿，还广修驰道、修筑长城；为了巡幸江都，开凿长达五千里的隋朝大运河，修造游玩所需龙舟、楼船等舟船数万艘，强迫农民预交赋税；南下江都时随行人员达数十万，并强令一路途径州县百姓“献食”，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就地掩埋；在江都时，命人在江淮民间强征美人，终日宴饮做乐，这一系列的行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大运河的开凿有利于农业水利灌溉，舟船运输的便利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方便于军事调动，也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给后世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无疑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很重的负担。

杨广在位时，恢复了被隋文帝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学，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他命人撰写《长州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又在洛阳观文殿修建文库，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隋朝藏书量为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的图书，但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

杨广继位后,他奉行的对外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他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南平林邑、东征流求、征服吐谷浑经营西域，三次征讨高句丽等，使隋朝声威赫赫，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在今马来西亚）、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遣使来朝，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但过度的穷兵黩武，也大量消耗了隋朝国力。

杨广即位后，对迅速恢复和强大起来的佛教教团的管理和整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废驰中央和州、郡的僧官，加强对寺院基层僧官的管理，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把郡、县佛寺改为道场，加强由僧人担任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的配置，并在各道场寺院三纲之上另设由俗人担任的寺监和监丞，政府对教团的监督直接深入到佛教基层组织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监寺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杨广一直是一个暴君的典型，《隋书》中载：“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唐太宗李世民道：“（隋炀帝）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批评杨广的不爱民、不纳谏，明太祖朱元璋对于他的穷兵黩武这样评价：“隋炀帝妄兴师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现代学者对于杨广的评价则相对客观辩证一些，蒙曼教授曾说：“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英国汉学家崔瑞德说：“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 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认为不能以“末代昏君”论定隋炀帝，也不能以胜败定功过。历史学家胡戟则对杨广政治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

杨广的诗歌造诣则历来为人称赞，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云：“隋炀帝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学者郑振铎也说：“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隋书·经籍志》著录《隋炀帝集》五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隋炀帝集》 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未著录此集，可推知至南宋时《隋炀帝集》已亡佚。至明代时才开始出现由明人编撰的隋代诗文，《六朝诗集》收《隋炀帝集》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夑编辑《隋炀帝集》八卷，附录一卷（明代天启年间刻本），明人张溥著录《隋炀帝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近人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收录《隋炀帝集》五卷，分卷立目，卷一收诏二十三篇，卷二收诏二十四篇、敕十二篇，卷三收书二十二篇，卷四有文六篇，卷五有诗四十九首，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杨广诗三十六题四十二首。

杨广是隋代诗坛成就最大的诗人，且对后来盛唐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其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代表作如《饮马长城窟行 》，后代文人对其评价甚高：“通首气体强大，颇有威武之风。”，但其诗歌中艺术性最强、成就最高的作品是《春江花月夜》其一，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隋代南北诗风融合的创作实绩，也预示了后来唐诗发展的一种方向。

自古以来都有杨广弑父的说法，《大业略记》《通历》等都认为杨广指使部下杀害了隋文帝杨坚，只是杀人方式有所不同，《大业略记》中为“毒杀说”，《通历》中则为““拉杀说”，但在正史《隋书》《北史》中并无此类记载，《隋书·文帝纪》和《北史·隋本纪》中都记载杨坚病危后在与百官握手告别后，死于大宝殿，《隋书·炀帝纪》也仅写道：“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但在《隋书》所撰《宣华夫人传》《杨素传》《郭衍传》等提到杨坚死因蹊跷，似乎死于杨广的谋杀。而《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中则汇集《隋书》《大业略记》《通历》等记载，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杨广与杨素密谋书信、欲对宣华夫人行不轨之事，被杨坚知晓后令人包围杨坚寝宫，杨坚继而驾崩。但《资治通鉴》对于杨广弑父的说法也仅仅是怀疑，故采用了“颇有异论” ,而不是肯定的结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隋炀帝弑父之说经不起推敲，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先昌在其《隋文帝死因新探》中则认为，杨坚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导致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杨广身前身后，都是恶评如潮，从唐代至清代，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传奇小说的形象，他都是暴君与昏君的象征。而当代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却存在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代历史学家万绳楠在1959年曾提出他“功大于过”的说法，但大多数人还是认可此前历代对他的恶评；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海外学者如美国学者芮沃寿、日本学者布目潮沨、中国台湾学者黄宇仁、中国香港学者杨永泉等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不能单纯以“胜负”来认定杨广为“末代昏君”；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今，有学者希望从更正面、积极的角度来评价杨广。随着时代的变迁，学界对杨广的评价脱离了功过分明的模式，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杨广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曾创造过丰功伟绩，但也给隋朝的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并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一日，杨广携众妃嫔去西苑观赏游玩，在牡丹盛开，异香袭人，众人都很开心，但有一妃子喟然叹道：“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炀帝听后命令花师栽十二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三色，违命者斩，众花师听后连连求饶说无法办到。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会聚洛阳，山东曹州有个叫齐鲁恒的花师，很擅长培育牡丹，他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于是和其他花师分别挑选十种树做嫁接，最后只有齐鲁恒在椿树上嫁接成功。三年之后，嫁接在椿树上的牡丹开放，高过楼台，在楼上赏花如同在地上一样，人们称之为“楼台牡丹”。

楼台牡丹历史图

杨广论功行赏，太监戚丧良将功劳据为己有，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培育出来的，杨广偏听偏信，给这个太监连升两级并赏赐给黄金、绸缎。齐鲁恒敢怒不敢言，回到老家后发誓不再玩花，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便失传了，隋灭后，楼台牡丹也随之绝迹。

杨广南下江都时，途中有部分短距离的水路不畅通，他便命令“陆地”行舟，特地挑选年轻貌美的“殿脚女”千余人，为其乘坐的龙舟拉纤，陆地上铺满黄豆，这些“殿脚女”一丝不挂拉着龙舟前进，船就上面滑行，“殿脚女”踩在黄豆上站不稳，成堆成排跌倒后引得他抚掌大笑。他还嫌不够刺激，命令男女“殿脚”各数百人交叉排行拉纤，有时还故意割断纤绳，让“殿脚”们成排的摔倒。传说“走旱船”（又称“跑旱船”）这一民间游艺活动就来源于杨广的“陆地行舟”。

杨广陆地行舟

杨广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让一个叫项升的人，役夫数万大兴土木为其修建宫殿，据载，此宫殿极尽人间奢华，千门万户，复道连绵，幽房雅室，曲屋自通。步入之后，令人目夺神飞，不知所在，偶有误入者，终日不能出，杨广游此楼后，高兴的脱口而出：“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可目之曰‘迷楼’。”，迷楼因此得名，唐人韩偓《迷楼记》和近人蔡东蕃《南北史演义》都讲述了杨广游幸迷楼的故事。

隋炀帝杨广听说扬州开了一种十分绮丽的花一一琼花。于是他动用大量人力，开通了著名的隋朝大运河，并乘豪华龙舟前往赏花。可是，琼花讨厌这位暴虐无道的君主，他来时就自行败落，不让隋炀帝看。隋炀帝与琼花的故事，只是一个民间故事而已，唐宋两代并无记载，元代才有人提及，元人张昱《琼花》诗云：“懿公灭卫虽云鹤，炀帝亡隋岂独花”，明清时代相沿成风，尤以小说为甚。

隋炀帝看琼花连环画

隋炀帝看琼花连环画

201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一处房地产项目工地发现了两座残存的古墓，发现两墓为隋末唐初砖室墓，西侧墓中出土一方墓志，铭文中有“随故炀帝墓志”等字样，后经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一致认定，此二墓为隋炀帝杨广和萧皇后最后埋葬之墓。

该墓位于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组的蜀冈西峰顶部，当地俗称后头山。炀帝墓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西耳室五部分组成。东耳室发现两颗牙齿，经鉴定齿龄为50岁左右，与隋炀帝死亡时50岁相符。墓室四壁用青砖砌成，此砖与隋江都宫城城墙砖相同。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玉器等遗物180余件，其中主墓室出土的墓志，可释读文字有50多个，关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文字清晰可见，上载文字“隋故炀帝墓志唯隋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扬州江都县”“於流珠堂其年八月”等，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隋炀帝陵寝墓地实拍图

隋炀帝陵寝墓地实拍图

但此前在洛阳市洛宁县东宋乡也有一座“杨广墓”，该墓位于宋乡郭村东南方的荞麦山(因其山上长满翠柏，又称“柏山”)上，墓冢高30米，周长80米，面积2500平方米，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墓墓主专家观点不一，没有明确结论。

自隋唐至清代，演绎隋炀帝故事的各种文本层出不穷。其故事起点来源于史书记载，以《隋书》《北史》等为代表，自宋元开始，逐渐由历史走向文学作品。隋炀帝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文本众多，题材多样，且具有极强历史延续性，其发展演变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 隋唐五代时期，故事的发轫期

这一时期关于隋炀帝的文本除历史文献外（如《隋书》《北史》《贞观政要》等），还有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大业杂记》《隋唐嘉话》等》）、诗歌作品（如《隋堤柳》《迷楼赋》等）、以及绘画艺术（如《历代帝王图》）等，内容上以对隋炀帝故事的客观历史记录与文学初步演绎为主，篇幅较小，多以从残小语形式表达隋炀帝的某一生活侧面。

• 宋元时期，故事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除野史笔记（如《清异录》《续世说》等）外，增加了以宋代之传奇小说（如《炀帝开河记》《隋炀帝迷楼记》《隋炀帝海山记》等）、元代之杂剧（如《隋炀帝牵龙舟》《屈勘宣华妃》《隋炀帝江月锦帆船》）等文学文本，它们将隋唐五代时期关于隋炀帝的零散记录组合在一起，围绕某一主题，创作出新的隋炀帝故事，虚构出一些新的人物形象。另外，宋元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府志（如《吴兴志》《镇江志》等），也记录隋炀帝的故事。

• 明清时期，故事的高潮期

隋炀帝故事于明代走向成熟，出现了以隋炀帝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如《隋炀帝逸游召谴》等），篇幅也扩大了，出现了中长篇小说（如《隋炀帝艳史》《隋唐两朝志传》等）。至清代，隋炀帝故事进一步走向繁荣，清代出现长篇小说《隋唐演义》，为历代炀帝故事之集大成者，《隋唐演义》不仅描写帝王后宫生活，更集中表现隋炀帝一朝的政治，丰富了隋炀帝小说的内涵。明清时期，关于隋炀帝的戏曲、诗词数量也大幅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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