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吴越（公元923年—公元978年），又称义忠国， 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由钱镠建立，定都杭州。吴越国历三代五王，持续时间从公元923年到公元978年，立国55年。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唐昭宗封钱镠为越王。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朝廷未批准，后朱全忠替他说话，朝廷封钱镠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帝朱镇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二月二十二日，钱镠正式建立吴越国。

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石镜都镇将董昌招募乡勇平叛，钱镠应募投军，被董昌任命为偏将，随军平定王郢之乱，之后钱镠多次征战立下战功，在广平元年（公元880年）升任为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刘汉宥与都虞侯辛约率军两千万人，企图兼并浙西（钱塘江以西），董昌派钱镠趁夜渡钱塘江突袭，钱镠大破刘汉宥等人的军队，刘汉宥、辛约逃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唐僖宗命刘汉宏与董昌二人和好，二人不奉诏继续交战。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董昌命钱镠进攻越州，并表示自己如果能拿下越州就将杭州授于钱镠。钱镠率军攻破越州，刘汉宏败走台州（今浙江临海），后在会稽被斩首。随后董昌占据浙东，遂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于钱镠。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钱镠升任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刺史。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并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率军赴越州劝告董昌，董昌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分，朝廷赦免了董昌，但钱镠上疏指控董昌僭越本分，不能赦免，请求亲率军队前去讨伐。同年五月，唐昭宗削除董昌的官爵，又加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派其讨伐董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镠进攻越州，董昌兵败自杀，同年十月，唐昭宗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又加任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其九死。乾宁四年（公元897年），钱镠前往越州，正式接受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而后返回杭州，把越州作为“东府”。回到杭州后钱镠派大将顾全武夺取苏州、松江（江苏省吴江市）、无锡、常熟、华亭（上海市松江区）等地，次年，钱镠上书请求朝廷把镇海军从润州迁往杭州，朝廷批准。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了两浙，形成割据势力。

钱镠铁券

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朝廷未批准。朱全忠替他说话，朝廷才封钱镠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钱镠不听属下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梁朝册封。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钱镠改元天宝，在两浙境内执行自己的纪元，并自称“吴越国王”。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钱镠获得“诏书不名”得殊礼，君臣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拒绝。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帝朱镇派兵部侍郎崔协（或作晔）、刑部员外郎夏昭侯到杭州，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二月二十二日，钱镠正式建立吴越国。他改府署为朝廷，设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

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派遣使者进贡，并求取玉册，大臣郭崇韬等都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李存勖最终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而新罗、渤海国等海外诸国皆接受钱镠册封，尊其为君长。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李存勖在兵变中遇害，李嗣源即位。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钱镠上书后唐皇帝李嗣源建议把镇海、镇东两个军事重镇传授给第五子钱传瓘，八月，李嗣源诏命钱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次年李嗣源派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回来后，韩玫奏报说乌昭遇见到钱镠后，自己称臣，三跪九叩地称钱镠为“殿下”，并且把朝廷的事暗中告诉钱镠。李嗣源诏令乌昭遇自杀后，在九月二十七日下诏给钱镠，诏令他以太师的名义退休，其他官职一律剥夺；吴越派的进奏官、使节、进贡官，就在所在地，由当地政府逮捕囚禁。钱镠命钱传瓘上疏辩解，李嗣源不理睬。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钱镠上奏章责备自己的过失，其子钱传瓘及吴越将领多次上疏为钱镠鸣冤。十月十三日，李嗣源下诏命各地方政府释放吴越使节官员。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嗣源恢复钱镠天下兵马总元帅、尚父、吴越国王等官爵。并告诉钱镠之前饬令他退休的事情是安重诲假传圣旨。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后唐朝廷赐谥号武肃。

钱镠在位期间，下令修筑捍海石塘，使杭州不再受潮水危害；又置“撩水军”四部，主管水利事业，专管治河筑堤，发展了太湖一带的圩田，使境内农业生产获得发展。

钱镠治国有略，留下遗命告诫子孙要以民为本、尊奉中原。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传瓘即位，改名元瓘。钱元瓘即位后，遵从先王遗命继续推行尊奉中原的政策，采用中原大国的年号，先后臣服于后唐、后晋。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地位和待遇如同后唐同光年间一样。钱传瓘在位期间，任命处州刺史（浙江省丽水市）刺史曹仲达为知政事，帮忙处理朝政；设置择能院，选两浙文人名士为官。在任用贤人的同时，他还注重农业生产，即位后下诏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垦荒耕田，使得吴越国继续保持安定繁华的局面。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六月，杭州城突然起了大火，火势蔓延到王宫，钱元瓘因此受惊病倒，八月病死，谥号“文穆王”。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钱元瓘去世后，钱弘佐继承王位，后晋仍封钱弘佐为吴越国王。钱弘佐即位后，任命丞相曹仲达摄掌政务，继续推行祖父钱镠制定的“保境安民”之策，对外继续“善事中原”。他在位期间任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南唐进攻福州，屯驻福州的威武节度使李仁达向吴越求援，吴越众臣认为福州路远来不及相救，而且一旦出兵就会得罪强邻，反对去救援。钱弘佐却认为“唇亡齿寒，不可不救”，于是不顾众臣的反对，下令发兵三万相救，最终取得了胜利，保障了南部边境的安宁。事后，李仁达为报吴越出兵相救之恩，便将福州送给了吴越。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六月初二，钱弘佐去世，谥号忠献王，庙号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钱弘倧继位。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钱弘佐遗命委任弟弟钱弘倧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侍中。同年六月十三日，钱弘倧正式继承吴越王之位。七月，李仁达到钱塘觐见钱弘倧，钱弘倧加任李仁达为侍中，又命他改名为李儒赟。李仁达后悔进京（杭州），便请求内牙统军使胡思进代他求情请钱弘倧批准他返回福州，钱弘倧同意。同年八月，后汉任命钱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十一月，钱弘倧在碧波亭大举检阅水军，赏赐比过去多一倍，胡进思劝谏应减少赏赐惹怒钱弘倧。次月，李仁达叛变，钱弘倧派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人攻打李仁达，将其擒获后诛杀。随后，钱弘倧和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计划驱逐或诛杀胡进思，并和内都监使水丘昭券商议。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羽很多，难以克制，不如宽容他，钱弘倧犹豫不决。还未行动，何承训怕事情泄露，把密谋之事告诉了胡进思。十二月十三日夜晚，钱弘倧招待文武百官，胡思进率领亲兵一百人，闯入天策堂，将钱弘倧关闭在义和院，然后假传钱弘倧的的命令，说钱弘倧突然中风，不能继续主政，特将皇位传给其弟钱弘俶。

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钱弘俶继承吴越王之位。钱弘俶即位后即下令百姓历年所欠的赋税一律免除，又将境内荒废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还命令数千兵卒解甲归田，垦荒耕种，促进了吴越经济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吴越国境内大旱，百姓卖儿卖女，钱弘俶下令由官府出钱赎回，并开仓赈济，缓解灾情。与此同时，他崇尚佛教，即位后便奉德韶禅师为国师，并跟随永明寺道潜禅师受菩萨戒，号称慈化定慧禅师。他还派遣使者赴海外，收集流散的佛教典籍。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进兵江南，征讨南唐。南唐国主李煜请求吴越出兵联唐抗宋，钱弘俶拒绝了李煜的请求，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协助北宋灭唐。南唐亡国后，赵匡胤下旨令钱弘俶进京觐见。次年二月，钱弘俶到达汴梁，赵匡胤在崇德殿接见钱弘俶，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并破例封钱弘俶的妻子孙氏为吴越国的王妃，三个月后，钱弘俶回到杭州。当时高僧延寿身患重病，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征询延寿的意见，延寿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奉宋太宗之命入朝觐见，上表乞降，将吴越所属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吴越就此灭亡。

吴越灭亡后，宋太宗在扬州虚设一渤海国，封钱弘俶为渤海国王，实际上仍将他留在汴京。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钱弘俶去世，后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王”。

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占据浙东的越州观察使董昌自立为帝，唐政府派钱镠为浙东道招讨使，讨伐董昌，董昌兵败自杀后钱镠兼有浙东、浙西两道之地。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唐昭宗封钱镠为越王；元佑元年（公元904年），唐昭宗又封钱镠为吴王，此时钱镠占地11州。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6年），吴越得福州，此时吴越疆域最大的时期，约占有今浙江全省，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至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献地入朝，吴越疆域未有变动。

吴越疆域图

公元947年钱弘佐得福州后吴越的辖地为一军十三州，其中一军是安国衣锦军（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十三州为秀州（今浙江嘉兴）、杭州、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台州、湖州、苏州、温州、福州。一军十三州辖区分别是：

吴越国行政区划及辖区划分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十月，钱谬被授镇海、威胜（即镇东）两军节度使，实际上已控制了越州。次年，钱谬定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其中杭州为京都，越州为行都，亦称东都，归镇东军节度使所辖，为越州大都督府、镇东节度副使、安抚使、观察使治所。

吴越国的人口数量史书记载的只有吴越国最后一个年份的数据，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纳土”归宋时的户籍数，但户籍数史书记载各有不同。如《宋史》《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吴越有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吴越备史·补遗》记载的是五十五万七百户；《隆平集》记载的是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二户；《宋要会》记载的是三十二万零九百三十三户。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较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稍后几年(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即公元980年—公元989年)，吴越国境内有五十万五千五百一十七户，比《宋史》等史籍记载的少4.5万户，比《隆平集》《宋要会》记载的多近20万户，学者李志庭在《浙江通史》中认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增加将近20万户之数显然是困难的，而适量的减少应该是正常的，他认为《宋史》和《续资治通鉴》记载的数目比较正确。同时，他认为由于吴越国“常重敛其民”，逃避户籍的肯定不少；吴越国又大兴寺院，寺院僧徒动辄千人，致使许多人口脱离了户籍；此外，与唐朝一样，一些官、私奴婢和官户、私属部曲及士兵等，也都不入州县户籍，故推断吴越国的实际户口不止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

中央：吴越官制大抵仿效唐制，吴越国虽然臣服于中原，但是在国内仍然是独立的王朝。其省、台、寺、监等官署基本具备，设官也有同平章事、尚书、侍郎、枢密使、翰林学士及郎官、御史等。吴越在同平章事之外有参相府事，大概都是相当于宰相的职称；在门下省设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在中书省设有右补阙等。

地方：吴越国时期越州的行政体制基本沿袭唐代，以州、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为基本形式。州、县是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州置，县设县令。但吴越国时期，特别是统治时，由于战争频繁，军事建置在各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地方行政建置中，节镇及镇、戍、军等与州、县平行的军事机构同时存在，而且权力很大，甚至起到替代州、县行政的作用。如越州刺史就是由东府安抚使来替代的，是越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由于潘镇体制的存在，大都督府、镇东节度副使、观察使等军职系统机构与州（府）行政并行，成为吴越国前期地方行政的主要特点。县一级行政，除县令外，尚有镇、戍、军等军事并行系统。行政与军事两条线并存，是唐代向唐末行政体制转变的主要方面。

吴越沿袭唐朝的经济政策主要采取均税，减免两税等办法，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地，缓和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还通过官田出租方式使无地农民能够维持生活。吴越的垦田业绩显著，钱弘俶时，“募民能垦田昔，勿取其税， 由是境内无弃田。”范垌、林禹也指出，吴越“荒田任开不起税额”，故无旷土。

吴越的土地政策，除了上述劝农垦田这一项外，还有屯田与营田官庄政策。吴越营田设置田使主管，吴越营田以浙西为主，营田使一职由吴越王兼任，如钱缪在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充本道营田招讨盐铁制置发运等使。”钱元瓘继吴越王位后，也兼任营田使。吴越营田实际主持人是营田副使，如沈夏、马掉、杜建徽、沈崧即任浙西营田副使。

五代十国的法律，大体上行用唐后期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敕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凡断罪合取最后敕为定。”吴越也有立法，《续唐书》中记载“镠开东府南湖，立法甚备，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镠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吴越“立法甚备”，但因史料缺乏，无法考证所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细节。

十国刑罚沿用唐朝的法定刑罚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五刑。吴越国施行“五刑”，如笞刑：“吴越武肃王破董昌，辟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鲁封拒不受，武肃王笞之。”杖刑：“吴越忠懿王妻族恃亲犯法，命杖背于府门，另外有人“纠民遗丁以增赋，弘俶命杖于国门。”斩刑：吴越汉宏被斩于会稽市。

吴越以步军和骑军为常设兵种，而以步兵为主。同时吴越还建有一定规模的水军，水军的统兵官一般都冠以水军或冠以象征水军名号的都指挥使、指挥使、都虞候等。水军负责沿江或沿海地区的戍防,战时配合马军、步军执行某一战役的攻守任务。

吴越由于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没有建立禁军制度，兵制设有八都、武勇、上直、中直、右直、镇武、镇国、向明、亲从、亲卫、上右厅、饮飞、匡武。

• 八都

吴越的军队是在杭州八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八都《资治通鉴》上记载是因为黄巢在乾符五年（公元）八月攻杭州，九月克越州，一些“两浙豪杰”组织起来对抗义军，义军南下后，他们在同年年末组建了八都。钱镠取代董昌的地位后，在八都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十三都。其中八都分别是：临安县的石镜都，余杭县的清平都、嘉兴都，於潜县的於潜都，盐官县的盐官都、海昌都，新城县的新城都、武安都、东安都，唐山县的唐山都，富春县的富春都、静江都，钱塘县为钱塘都，浙江都。八都之外还有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合起来共为十三都。

• 武勇

这支队伍氏以孙儒的降卒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资治通鉴》上记载唐昭宗天复二年七月孙儒死，其士卒投奔钱镠，钱镠把他们编为中军，号武勇都。中军即牙军，是藩镇军队的中坚力量，战斗力强。吴越的武勇都自组建以来屡立战功，许多重大战役都有参加。武勇分为左、右两军，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帅，如徐绾曾任武勇右都指挥使，许在思任武勇左指挥使。

• 亲从、亲卫

这两支军队是吴越的亲军。唐代的藩镇皆置有牙军，作为节度使的亲信部队，牙军待遇优厚，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负有保卫节帅、野战征行的双重任务。但是牙军容易发生兵变，所以到唐末时，节度使们便纷纷在牙军之外,另外组建亲军，作为保卫节帅的亲信部队。武勇都所在的中军，就是吴越之牙军，亲从、亲卫便是其亲军。

• 其他

吴越的军队还有上直、中直、右直；镇武、镇国、向明；上右厅、饮飞、匡武等。其中上直、中直的记载多见于吴越前期，学者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中推测，这三支军队是吴越后来新组建的或是改建的部队。镇武、镇国两支军队是在钱镠之后改编或组建的，向明在《吴越备史》中作为“向盟”，杜文玉认为这支军队本为钱镠的人刘汉宏的旧部，钱缪将其收编后取名“向明”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上右厅、饮飞、匡武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很少参与征伐。

钱镠立国确定“凡中国之君虽易姓宜善事之”的立国方针，他遗命子孙“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故吴越与中原各国是藩主贡奉的关系，吴越国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钱镠和他的继承者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对中原王朝的贡奉，同时也一直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如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后，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后唐李嗣源诏命钱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后汉任命钱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等。

吴越与闽国有共同的强敌吴，因此吴越在战略上是闽国抗吴最好盟友。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吴国与闽国两国结为亲家，钱镠的第五子钱传响迎娶闽太祖王审知的第二个女儿。贞明四年（公元918年），两国共同出兵江西境内，支援谭全播抗击吴军。

吴越与吴两国相邻，为了争夺苏州、常州，两个国家常有战争。如后梁开平二年—开平三年（公元908-公元909年），吴任用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率军击败吴越兵，攻占常州东洲镇；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吴越兵攻常州，吴镇海军节度使、内外马步军都军使徐温及其裨将陈祐率军夹击，大破吴越兵于无锡。直至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吴越与吴国在长江边决战并取得了胜利，吴国遣使求和战争才停止，修好之后，“境内休兵乐业二十年。”

南唐烈祖李昪在位时，吴越与南唐为友好的邻邦。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吴越国火灾，南唐国君李昪慰问并支援吴越相应的物质。南唐中主李璟即位后，吴越与南唐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常有战事发生，北宋攻南唐时，钱弘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未派兵援助南唐，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协助北宋灭南唐。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地方势力，吴越与契丹多次互派使者往来。如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吴越王钱镠派遣滕彦休“出使契丹，大得契丹心”；贞明三年，再次派遣滕彦休出使契丹，并馈赠犀角、珊瑚等物，契丹主赐滕彦休名“述吕”，并授予他官职，此后腾彦休四次出使契丹；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契丹派使臣遥折到吴越通和修好。吴越国在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契丹、后晋开始交恶的时候最后一次向契丹遗使朝贡，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吴越国对“海中夷落亦皆遣使”，也应包括日本在内，但双方并未开展国家之间的往来。尽管如此，吴越仍通过赴日本贸易的商人，与日本之间保持着信物交往。吴越与日本之间虽无正式国交，但书信往来不断，有的传信商人还以使者身份呈文，双方之间保持着半官方的交往。

吴越商人赴日情况表

吴越国与百济、高丽交往时，居于宗主国的地位，直接对百济、高丽国王发布诏令，称新罗王建、百济甄萱为“卿”。为了便于吴越僧人与朝鲜僧人的交往，钱镠建造了高丽寺。据考证，原址在今杭州花家山宾馆西北一带，为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吴越国王钱缪所建，初名慧因禅院。它成为当时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寺院，华严宗中兴的根本道场。

吴越水利在十国中是最著名的。钱塘、嘉兴、湖州、越州、明州等地水利条件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如后梁开平四年 (公元910年) 八月，钱镠下令修筑捍海石塘。形成坚固的堤坝，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海潮侵蚀，并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江边农田得到灌溉，促进了杭州郊区农业的发展，“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钱氏据有两浙后，还曾修筑武义县的长安堰，受益农田达万余顷。余杭县的上湖、下湖、北湖也是重要水源，经过整理，对农业生产效益很大。嘉兴境内有拓湖、搬山湖、当湖、陈湖等四湖，支港相贯堰塘堤坝众多，可以御海潮也可以蓄水和泄水，对于农业发展颇为有利。太湖在苏州的吴县、嘉兴、长洲等地水利唐末受到破坏，钱镠在这个地区建置“撩水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责浚湖、筑堤、疏河浦，使农田旱能灌，涝能排。

为充分利用土地，吴越统治者鼓励垦荒，曾规定：“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因而“境内无弃田”，在这样的政策下，吴越国百姓修造了很多圩田。为修建圩田，吴越国的统治者特分拨一部分军队去屯驻，叫做营田军，从事修造圩岸，确保丰收。如苏州就有营田军七、八千人，专门组织农民进行圩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又在圩岸上遍植树木，以巩固圩岸。圩田的修建，使水旱灾明显地减少了。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吴越国君主从钱镠开始就注重引导农民种粮，粮食作物做到一年两熟；同时也十分重视鼓励农民种桑养蚕。钱镠设法劝导百姓种桑养蚕，“善诱黎氓，服勤耕。““再熟稻梁，八蚕桑柘。”两浙山地、湖泊多，百姓就利用缓坡丘陵地与整治江湖后获得的大批滩地种植桑树。吴越国当时“桑麻遍野”，蚕桑生产的发展，为吴越丝织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供应，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

吴越国官营织造业特别发达，设有少府监负责丝锦织造并在杭州西府设立王室丝织作坊，罗致的北方来杭避乱的技艺高超的织锦工多达三百余人，专门为王室与贡奉中原王朝的高档丝织品即所谓“精缣”的织造。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的丝绸品就有越绫、吴绫、越绢、龙风衣、丝鞋履子、盘龙风锦、彩缎等许多种，这些丝织品工艺的精细、花色品种的繁多均超前代。到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以后，南方上贡中原王朝的丝织品已占全国上贡数的75%左右，大大超过北方；而在南方上贡的丝织品中吴越上贡的约占65%左右。吴越实际上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中国的“丝绸之府”。除了官营织造业，吴越民间有许多织户，民间织户生产出来的丝织品首先得抵缴捐税，其余才能出钱售给商人。

吴越国印刷业发达，吴越雕刻的《陀罗尼经》数量很多，印刷水平也很高。还刻印了名家诗文集，流传民间，有的还远销日本、高丽等国。吴越国内的刻工、印工很多，吴越王钱弘俶与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巨大，在中国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吴越国《宝箧印陀罗尼经》

吴越的制瓷业发达，在上虞县、慈溪县、峨县、绍兴县、鄞县、奉化县、永嘉县、温岭县、临海县、黄岩县、天台县、仙居县、湖州市、东阳县、武义县等地，都发现有制瓷窑址。吴越所制的秘色瓷是瓷器中的精品，专供王室使用，向北方小朝廷进贡的贡品，主要产自慈溪上林湖、上虞湖和龙泉等地。除了官窑，吴越地区还有大量民用瓷窑场，如温州、龙泉等地的窑场就主要生产碗、盘、壶、杯之类民用瓷器。此外，一些越窑还生产一部分外销瓷器，近些年，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一些遗址就发现过五代时期越窑的青瓷。吴越时期越窑究竟烧制了多少瓷器已无从统计，但仅钱弘俶时，供奉北宋太祖、太宗两朝的金银饰陶瓷器即达14余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