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

金朝（1115年-1234年），为完颜阿骨打（完颜旻）于1115年在上京所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西与西夏、蒙古等接壤，南与南宋对峙。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一十九年，1234年于蔡州灭亡。

金朝国号来源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一说完颜阿骨打（完颜旻）建国号时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遂定国号“大金”，女真语念作“谙班按春”（amba-an antʃu-un）。

二说女真兴起于金水（按出虎水或按春水），而“按出虎”在他们的语言里为“金”的意思，故国号名金，因此“金源”成为金朝的代称。

金朝历史的发展，太祖、太宗可算作一个时期，即女真族奴隶社会的确立、发展，及其坚持贯彻、保存“本国制度”的时期。到熙宗、海陵时，金朝的统治发生很大变化，在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熙宗与南宋议和，是在金、宋势力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发生的，也就是势力暂时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海陵发动对南宋的侵战政策，破坏了这种均衡，给北方社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最后招致自身的毁灭。

《金史·太祖纪》载:辽天庆三年(1113年)，金康宗乌雅束去世，完颜阿骨打承袭王位，为都勃极烈。次年，辽派遣使者传达命令，承认了阿骨打的袭位。辽天庆三年(1113年)九月，完颜阿骨打起兵攻打辽国，在宁江州、出河店多次大胜辽军后，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阿骨打即帝位后，把他同母的弟弟吴乞买立为储嗣，让他处理国政，同母的弟弟杲（斜也）担任要职，曾经统领内外军事。异母弟弟阇母担任将帅。阿骨打的儿子宗望、宗干及吴乞买的儿子宗磐也都是阿骨打家族中的强有力的人物。

随着女真族逐渐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奴隶制发展与女真族保留的氏族残迹的矛盾也加剧起来。女真族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熙宗完颜亶，自幼随从韩昉学习汉文经典，熙宗即位后立足于社会改革，即不因循女真旧制，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革。他改革所依据的规范就是汉制。熙宗在经济、政治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勃极烈制，采用汉官制、废除齐国、燕京枢密院，设行台尚书省、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将猛安谋克大批南迁，实行“计口授地”及颁布一系列新制。熙宗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族的发展，但同时也激化了一系列矛盾。

海陵炀王完颜亮，本名迪古乃，是女真族封建改革家宗干的第二子，太祖之孙，通晓汉制汉文化，在当时他同宗干养子熙宗都是汉文化修养较高的人。海陵与熙宗在改革女真旧制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究竟应由谁作皇帝，海陵与熙宗存在着严重矛盾。因此，海陵想取代熙宗帝位蓄意已久。海陵在熙宗做皇帝进行社会改革期间，要想从熙宗手中夺取帝位，还有一定困难。海陵为最后达到夺取帝位的目的，不得不暂时隐避他夺取帝位的野心，采取统治者所贯用的夺取政权的伪装办法，一方面在熙宗面前竭力取得信任；另一方面，在暗中勾结各种反对熙宗的政治势力，以便时机成熟夺取帝位。熙宗晚年下令杀了许多宗室、大臣，为他树立了许多谋废立的政敌，海陵就利用了这个矛盾，纠集各种反对和对熙宗不满的人和集团阴谋篡立，结成一股以推翻熙宗为目的的政治势力，最终在悼后的支持下暗中利用和联合各种谋反势力，最后夺取了皇位。在夺取皇位后，又反过来大杀旧贵族，镇压旧势力，以巩固其地位。

完颜亮

海陵继帝位后，对女真和金朝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改革。海陵时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是熙宗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下诏迁都，命令张浩等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三年完工。海陵继承和发展了熙宗时的恢复、发展生产与继续打击守旧势力政策，但在对宋关系中却违背了熙宗已取得南北议和的有利条件，因而招致自身的毁灭。海陵在统一制度之后，就想南侵宋朝，进而统一江南。海陵发动侵宋战争，企图统一江南的想法，没有取得统治集团内部的通过。由于海陵采取对不同意见的高压政策，对宋战争的争论问题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诛杀，削弱了当时的统治力量。海陵拒绝大臣的谏奏，一意孤行对宋发动战争，首先，为做好南迁侵宋的准备，海陵派左丞相张浩和敬嗣晖等修建汴京宫室，后进行举国大调兵， 造兵器 。海陵决意发兵南侵，他不顾北方人民起义浪潮的高涨和统治阶级集团内的不安，终于在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按原计划南下侵宋。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命令使者杀害太子光英，大军向北返回。海陵南侵，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

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在李石的策划下，以讨论备“贼”事为理由，召集官属到清安寺开会十月，南下征讨完颜福寿等人，从山东率所领兵两万，完颜谋衍从常安率兵五千来归世宗。诸军入城杀高存福。海陵南下侵宋，进一步使女真集团内部分化，1123年世宗在渤海、曷苏馆女真人等的拥戴下继承帝位，改元大定。世宗在东京即位后，对新政权的组成不断充实调整，当时辽东地区主要是渤海大族与曷苏馆的女真贵族，成为世宗即位的阶级基础。

章宗完颜璟即位后，对宋的防御更加严密，加强了关防，金朝在宋朝不断地侵扰下，一面加强军事，一面极力劝阻宋朝进攻。泰和六年（1206年），宋朝出兵北伐，章宗出师应战，最后金军虽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但也损失惨重，决定退军北回，准备议和，泰和八年（1208年）议和完成。明昌。承安间，是金朝发展的极盛时期，同时也是由盛到衰转折的开始。在当时北讨鞑靼，南御宋侵，连年不断的战争，使金朝耗费极大的财力，与此同时又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从章宗由盛到衰的转折，金朝的统治便开始走下坡路。

章宗完颜璟死后，由世宗第七子永济（最初叫做允济，为避免冲撞显宗名讳而修改)嗣位，是为卫绍王。卫绍王永济，是章宗看中了他“柔弱鲜智能”，而有意要立他的。当时佞臣专横，卫绍王即位后，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权臣纥石烈执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谋乱集团，1213年五月，纥石烈执中担任右副元帅，皇帝给予他权势，官职和兵力，他在军队中一直屯兵屯粮，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蒙古攻打金朝时，却疏于抵御敌军，即使皇帝警告他也依然我行我素，此时纥石烈执中就已经透露出谋反的端倪了。后在内见皇帝软弱无能，在外有蒙古族的侵扰，便认为有机可乘，更坚定了谋反弑君的决心，经过密谋之后，于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动宫廷政变。后在丞相徒单镒的劝告下决定让宣宗完颜珣继承皇位，于是在彰德迎立宣宗，九月甲辰，宣宗即位。宣宗处于金朝内外交困的衰落时期，在内政上不能及时拨乱，维护封建纲纪，相反的，他信用乱臣，欲达“图治”之功，推行弊政，在许多做法上都与世宗背道而驰。蒙古族的兴起对金朝影响重大，蒙古原臣属于金，金朝统治者对蒙古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要求蒙古族向金朝贡，在一再压迫下，1211年蒙古族开始反抗，在攻打西夏后开始进攻金朝，1213年九月宣宗即位后并向蒙古求和。金、蒙议和后，宣宗决意南迁南京，宣宗的南迁，极大的动摇了民心。

1215年，蒙古军占领了中都。次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围攻西夏，1227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同年去世，由此蒙古族暂时中断了对金朝的军事行动，结束了蒙古对金战争的第二阶段，1230年7月，窝阔台率蒙古军出征，金军十分恐慌，急忙放弃了京兆(今陕西西安)，把居民撤到河南。两年后，蒙古军与金军在河南钧州(今禹县)三峰山遭遇，蒙古军以寡敌众，全歼金军。 经过三峰山之战三月之后，蒙古军围南京，金朝纳质请和。1233年正月，金哀宗弃城逃跑，进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南京投降。同年冬天，蒙古与南宋联军包围蔡州。次年，正月，蔡州城破，金朝灭亡。

金代统治区域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金山（天山）以西、辽河区域的东北地区、黄河以西、渭水以北的西北地区以及燕云以南、淮河以北、黄河以东的中原地区。东北地区按金代的行政区划为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和临潢府路，西北地区为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和临洮路，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约占金统治区面积的3/4。金的统治区相当于原辽代全境和北宋的京畿路、京东东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军、河东路、秦凤路和京西南路的唐、邓两州以及淮南东路的亳州、宿州、泗州、海州。

金朝疆域图

据《金史·食货志》的记载，世宗大定初，全国总户数仅300余万。从宣和七年公元年的760万户到大定初大定元年为公元年的300余万户。

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地域广，人口分散。金代统治区域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金山（天山）以西、辽河区域的东北地区、黄河以西、渭水以北的西北地区以及燕云以南、淮河以北、黄河以东的中原地区。东北地区按金代的行政区划为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和临潢府路，这一地区主要是女真、契丹、奚和渤海等族居住。西北地区为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和临洮路，居民主要是汉族，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约占金统治区面积的3/4，仅有1，635，017户，占金总户数的16.55%，可谓地广人稀。从天会十一年(1133)至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的二十年间，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移民，把猛安谋克户从东北迁到中原，三次迁徙的猛安谋克户不少于三十九万户，三百九十六万九千人。海陵王将国都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政治重心南移，人口随之大量向燕京集中，使人口密度本来就不高的东北地区更为稀少。且曾几次将山西诸州和燕京诸州的氏族有工巧技艺的人迁徙到上京，但北迁的汉人毕竟比南迁的女真人要少得多，这不能填补南迁之数，造成中原地区人口特别密集。

金代的户口经历了一个初期锐减、中期骤增的过程。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户口为5862193户，辽统治区为150万户。辽宋合计约为7362193户，金自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之后，经熙宗、海陵三朝历时35年，到大定初年(1161年)户口才变为三百多万户，比辽宋相加之数减少了四百多万户。1161年，完颜亮再次大举南侵，沿淮一带人民又大批南逃，造成南方人数骤增；而北方人民不堪女真奴隶主杀戮，纷纷逃往山上自保。由于女真统治者对中原地区大规模抢掠、杀戮、贩卖人口，致使原来十分富庶的地区变为田野荒芜，民不聊生，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后来金世宗于大定四年(1164年)宋金议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社会开始趋向稳定，恢复生产、人口增殖。金世宗还采取了许多使流民复业、士兵归田的措施，实现国家户口成倍地增长，在金世宗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司其职，上下相安，百姓富足，国库充盈。这一时期百姓数量增加，被称为小康时期。（如下表）经过金末的长期战乱，到金朝亡国时所余户口无几。蒙古政权在金亡前后曾进行过几次户口清理。太宗五年（1233年）八月，第一次在中原地区检括户口，共得87万余户，此时只有蔡、息、海、沂、莱、潍诸州还在金朝控制之下。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朝终告亡国。次年，太宗下诏登记户口，“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共得873781户，4754975口。

金朝世宗至章宗时期户口变化表

建国以后，自完颜阿骨打开始，历代嗣君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完颜阿骨打举行登基奠礼时，宗族阿离合懑、宗翰以九具耕作农具为献礼，以示农业为立国之本。即使在激烈的抗辽战争中，完颜阿骨打亦没有忘记组织农业生产，他不断采取一些切实措施以保护、鼓励农耕，对于奚、汉、渤海、室韦等各族百姓来投降的人要么选择一较肥沃的地方安置，要么以牛头地分配原则分给土地，免除赋税以示优惠。完颜阿骨打还命令军兵不得干扰百姓，导致其荒废农业。金太宗对农事也十分重视，他派遣使者沿路规劝人务农，甚至下令民间诉讼之事，要等到农闲时进行。金熙宗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还将皇帝狩猎的禁苑分给百姓耕种。

金朝统治者学习契丹人当初的做法——从中原大量移民，借用外力来发展东北经济，这就是“实内”，同时，又充分发挥猛安谋克亦兵亦农的特点，利用军屯来发展农业。因此，“实内”和“军屯”就是女真金国发展东北农业的道路。同时农具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东北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犁铧、趟头、犁镜等。由于这些边远地区土地瘠薄，不利农耕，遂改为放牧，设置若干群牧所，加强管理。由于金统治者实行了“实内”和“屯田”政策以及其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东北地区在汉、契丹等族人民先进农业文化的带动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开发，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大定廿八年(1188年)边境七个群牧所，有马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头，骆驼四千头。会宁府有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每年上贡猪二万头，至少有2/3民户养猪，既积肥，又上贡，其农业的兴旺由此可见一斑。

在女真贵族统治中原地区的前期，曾发动两次大规模的侵宋战争，中原地区农业生产遭到极大摧残，直到1161年金世宗与南宋订立“隆兴和议”，金宋结束了三十年的战争状态，社会才渐趋稳定，至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才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农业发展仍然受阻，到了中期金世宗、章宗两朝五十年间，为了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切实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减税，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种植经济作物，推行以劝课农桑为标准的官吏考核制度等，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从残破而逐渐恢复。

矿冶直接关系到生产工具、军事实力、生活用品、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税收，因而矿冶一向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女真人在1115年建国前就会刳木为器，制造车船、烧炭炼铁、打制弓箭，在征服辽、北宋之后，中原汉族先进技术传到东北地区，其冶炼手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在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滨，发现矿井遗址十余处，冶铁炉址五十余处，其铁器是多数为锻造，少量为铸造，因而其技术水平不是很高，产量也不可能太高，兵器极少，只有铜、矛等物，说明东北地区冶铁手工业水平虽不太高，但已由初期的兵器产品为主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为主的高级阶段发展。中原地区，冶炼业恢复较晚，在建国后的四十年即正隆二年(1157年)才开始提议发展铸造。

金代的铜主要用于铸钱，女真人统治北中国以后，商品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对铜钱的需求也就猛然增涨，但铜钱的主要原料—铜，金代奇缺。从大定初至大定十六年(1176年)政府派出工匠，民夫在中原地区大力找矿。章宗大定廿九年(1190年)阜通、利通两监，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每年花费乃至八十余万贯，成本高达币值的5.7倍。而北宋铸钱平均获利50%左右，金代铸钱成本如此高昂，成为政府无法承受的负担，章宗决定罢铸，后虽曾铸“明昌通宝”和“承安通宝”，但铸量极少，不足以支持国家财政。

金朝货币

金代的火器制作技术绝大部分是继承了北宋的成果，个别种类有所发展。但尚未超过北宋的水平。金哀宗于1232年在汴京、1233年在归德先后用“飞火枪”和“震天雷”打退了蒙古军的围攻，在败局中取得小胜，实得力于的两种火器之杀伤力大，金代火器主要用于战争，也有用于打猎的，如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有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就将药线点燃，以捕杀狐群。

金代以北宋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为基础，在经济恢复时期，纺织业也逐渐得到恢复。女真人善织布有悠久的历史，其先祖靺鞨时代已有生产细布的记载，《大金国志·初兴风土》称：女真“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细布”。女真人的服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皮制服装，一为麻织服装，即粗布、细布、苎丝（用麻线织成的白苎)和绵绸（即绵布），品种如此之多，说明其纺织手工业分工较细，已普及到家家户户。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又硬性规定每户定量种植桑枣，章宗明昌年间，东北地区的纺织业开始发展起来，开始生产丝绸服装。织造技术和工序更为复杂，纺织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金代中期工匠身份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手工纺织

瓷器的制作是我国古代独创的一种手工艺，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瓷窑的规模、产量、品种、制作技术和工艺及其海外贸易，均超过了前代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金代继承了宋瓷的这一优势，在世宗大定年间，制瓷业逐渐得到恢复，在总体上虽未达到宋代的繁荣和辉煌，但在制作方法、品种等环节上则有创新和突破。金朝时期在辽宁抚顺有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上京会宁府也发现陶窑遗地，其中瓶、壶、罐等器物多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耳，是东北地区瓷器造型的突出特点，是受到了女真人独特的生活习惯的影响。中原地区的陶瓷业继承了北宋高度发展的优势并有所创新，但是在金世宗以前，由于战乱影响，不少窑匠南逃，窑址荒废、破坏，生产迟迟不得恢复，直到世宗大定初年宋金和议之后才稳定下来，金政府采取鼓励生产措施，陶瓷业才渐渐地恢复起来，形成规模生产的有河北曲阳定窑、邯郸观台窑、河南禹县钧窑和陕西铜川市耀州窑等。

瓷器

雕版印刷是一种特殊的手工业生产。它在两宋三百年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金代的雕版印刷业在北宋的基础上也逐渐恢复起来，及至金世宗、章宗时期，已形成了中都、南京、平阳和宁晋等四大刊刻中心。

雕版印刷

盐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必需品，盐利在国家财政中也极重要。历代王朝都把盐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生产到销售都加以千预。汉武帝确立了封建国家对盐的专利制度。唐代的盐利占国家赋税收入之首，辽宋时期制盐业有极大发展，金承辽、宋之制，十分重视盐业经营，加强了国家对盐利的控制。金代由于地理资源所限，主要是池盐和海盐两种。池盐：依靠风吹日晒，蒸发盐水的水份，结晶成盐。海盐又称末盐，海盐产地多在滨海地区。由于金代海岸线较长，沿海州县多产盐，故金代的盐以海盐产量最丰，产地主要是山东、北京、西京、沧州、莒州、宝坻等州县。金代原在东北地区的有肇州、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几处盐场，及至统治中原后，盐场增至数倍，计有山东、沧州九场、莒州12场、宝坻2场、解州2池、西京、辽东和北京2场。盐的营销。金承宋制，行盐有严格的地城划分，出界有禁，越境受罚，盐商将盐运到规定的行盐地区之后，并非自由买卖，而是由政府按户籍抑配百姓。

金国建立之前，完颜部已经统一女真诸部，进入阶级社会。但是这一时期，不论是女真诸部之间，还是女真同邻近的契丹等族之间的交换，均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没有使用金属货币。这种情况，直到1125年即金建国后十年，仍未改变。金建国后，随着对辽宋战争的胜利，占据了淮水以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曾经十分发展，已经形成了由城市、镇市和墟市构成的地方市场，并且出现了由若干个地方市场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海陵王执政后，大力修复和新建燕京、汴京等辽宋著名都会，并积极营建各路府州首善之地，使之成为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文化中心。随着各中心城市的恢复，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城镇、墟市也陆续恢复起来。

随着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华北、东北地区既在金国的统辖之下。当时北方一统的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原地区向东北地区通商，金朝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从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市镇、商业交通及其与南宋等的贸易往来上面。在金朝统治期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活跃，即兴起一些新的城镇，也恢复了原来一些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这是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户聚集的地区，一般地讲不仅是农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同时也是手工业和其它各种物产比较发达的地方。各地为互通有无，便必然在经济较为发展地区汇集成为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又是政治、经济、文化重地。现在虽然不能确切地估算出各个城市的工商人口，但这些府州城中当时都聚集着相当数量工商者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城市的恢复，分布在各城之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起来，原来北宋时比较发达的镇，在金代又继续活跃起来，金代密州板桥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明这一点。

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便是交通运输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运输工具、驿站、漕运三个方面的发展上。金代交通运输陆路用车，水路用船。在金朝统治中原北部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同周围各族进行经济上的来往，但直接进行官私贸易的主要是榷场互市。宋、金之间的贸易往来辽、西夏与宋的贸易一样，是通过“缘边贸易”即“各置榷场”开始官方正式贸易的。榷场贸易加强了国内各政权与民族间的经济联系。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以易北方牧畜。皇统元年又应西夏政权的请求，设榷场以与贸易。金朝对贸易货物的限制曾有所放宽，如契丹在云中西北一带的市场 ，曾放宽了对铁器的限制。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商税遂成为全国财政的重要来源。由于世宗、章宗两朝先后采取了切实的轻税、开放政策和正确的货币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城镇市场，国家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金朝的典章制度以仿行唐宋制度为主。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中央机构在金熙宗时为三省制，金海陵王取消中书、门下二省，以尚书省为中枢机构，成为定制。金先后设二十多个行尚书省，开元、明、清省级行政区划之先河。地方为府、州、县三级制。女真族居住区自成体系，猛安同州，谋克同县，形成与州县并行的机构。

金朝中央行政机构基本上仿唐制，却又有不同。建国之初，金太祖废除了部落联盟时期的国相制，代之以辅政勃极烈制，军国大事由担任辅政勃极烈大臣的贵胄们集体决策，保留了女真氏族社会末期浓厚的议事制民主色彩。金熙宗时期，沿袭金太宗末的改制，废除辅政勃极烈制，将享有最高决策权的辅政勃极烈大臣授命为名位极高、却无实权的三师，同时建设以尚书省为核心的三省制，由皇帝直接掌控，皇帝真正成为权力中心。由此，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代替了皇帝与辅政勃极烈大臣共同决策的分权制。金朝“正隆官制”取消中书、门下二省，尚书省集承接圣旨传令、审议上奏、实施圣命于一身，独揽中央政务。枢密院多由尚书省“节制”，因而金朝枢密院没有北宋时的“二府”之尊，尚书省实际上集中央军政事务于一身。

金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仿宋制，为路府、州、县三级体制。史称“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实际上建五京是“袭辽制”，而置总管府则是仿宋制。府与路、京为同级，首长均为三品。

路：金章宗初年由于要加强吏治，将按察司改为提刑司，作为路的重要部门，专司司法监察。后来金章宗又赋予提刑司纠察检举的重任。承安三年年(1198)又以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扩大了提刑司的职权。一年后又将提刑司改为按察司，按察司纠察被弹劾之人，可削减官吏的权势，以此来让官吏有所忌惮。最终路级机构只设一个按察司，掌管钱谷、刑狱、监察、民政诸事。

府：分兵马都总管府和非总管府（散府）两类，有上、中、下三等。根据全国军事战略部署和地理要冲设总管府，凡一路之首府必为都总管府，都总管带府尹，军政集于一身，实行一元化领导。全国共20路，设23个总管府，13个散府。府尹不兼都总管者为散府，主掌本府民事，不管军事。

州：分节镇州、防御州和刺史州三类，又分上、中、下三等。全国共设置42个节镇州、21个防御州、85个刺史州。此外，还有1个观察州和7个一般州，相互并无统属关系。

县：金朝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宋分10级，金为7级。10000户以上为上，3000户以上为中，不满3000户为下。中县以下不设置丞，以主簿与尉通负责巡捕事务。下县则不设置尉，由主簿兼任。

金朝中央司法机构包括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及大宗正府，地方司法机构包括提刑司（后改为按察司）、大兴府及诸京警巡院。

刑部是在金熙宗时期设立的， 到了海陵时期的一省六部制时， 刑部才开始有固定的职位和人数。刑部是全国最高的司法机构，主要负责修订和阐述律、令、格式，审定量刑标准，查询赦诏执行情况，审核犯官的赦免和录用以及稽查关津，税务官员的执法情况，主要负责司法行政方面的政务。

大理寺：天德二年(1150年)设置。其负责对全国上报的死刑和其他大案进行复审，对冤案及疑难杂案的定罪量刑进行平反和定案。

御史台是金代中央监察机关， 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 御史大夫有纠察、弹劾百官的权力。而且还负责内外刑狱理断不当之事。在设置地方监察机构之前， 御史台承担着监察地方的责任， 即使后来在地方设置了提刑司， 御史台也会不定期地派官员去监察地方。

海陵设置登闻检院来监察御史台， 有不当之事上报尚书省， 再由登闻鼓院监察登闻检院， 不当事告御史台， 从而形成互相监督的严密的监察制度。

大宗正府是专门审理女真族宗室的案件， 对宗室成员进行监督监察， 还可以对犯罪的宗室进行鞫问并且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机构。

按察司：为中央向诸路派出的行政和司法监察机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初置名为提刑司，派出到9个路。承安四年(1199年)改为按察司。其司法方面的职责是审察刑狱，照刷案续，纠察滥官污吏，私盐酒等禁事，同时负责规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等职责。贞祐三年(1215年)取消了按察司的司法监察职能，仅赋予一般的“监察採访”。

大兴府：为京师所在地，政治地位极为重要，负责掌管纪律纲条、府内的事务及分判案件。

诸京警巡院：金代在中都和五京承辽制设有警巡院， 管理京师治安， 有平理狱讼、维持治安的职能。而警巡院是一个行政与司法管理相结合的机构， 因此还负责履行警巡、检稽失之事， 所治诸京的狱讼、治安等任务，维护社会治安管理。

金朝赋税至世宗时更为完备，并且也有所更改。世宗时，牛头税仍是猛安谋克户所承担的田亩税，金初对唐古部民依照猛安谋克户牛头税办法定税，二十六年（1186年），尚书省上奏将积压多年的牛头税粟一并征收，后来世宗改为随年收取，可以欠下，丰年时再收取。金朝制度规定，官田输租，私田输税。金因北宋旧制继征两税。金之两税，夏秋两输都是粮食，夏税一亩取三合，秋税一亩五升，收秸秆一束，一束十五斤。两税成为纯粹地税，自金朝开始，两税征收一般地不许折纳，若当地产麦，准许折麦，折纳首先要注意国家粟米储数，其次在于“便民”。两税主要是汉人承担，其税重于猛安谋克户牛头税二十倍到四十倍。物力钱，就是资产税，世宗前只有物力，无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才正式确定征收物力钱的制度。世宗分路通检天下物力，户等是物力钱征收的根基，先是统计各户物力多少，然后分户为四等或三等，按户籍计算差别。金代物力钱的征收，与唐代户税有些相似，它是宋代物力钱与唐代户税精神结合的产物。自唐建中行两税法，将庸调并入两税后，户调已不复以制度存在。金时似又恢复了户调制。金制，按田亩比例种桑，而又征税；金朝盐、酒、醋、茶都要征收课税。

金之役法，大致可分职役、兵役、力役及其他杂役等。职役签差均按户等，先及富人，金代官品之家，按规定出雇钱免役，与北宋同。世宗即位后，基本都是徭役，大定二年(1162年)五月规定各项徭役不允许强行征贫户。三年(1163年)，下诏河南、陕、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因调发较多，可以不与其他州实行一样的赋役，已收取的除外。大定初，把大批被征南侵的士兵裁减还家，这也可算免除兵役负担的一项措施。至世宗以后，劳役名目又有所增多，负担也重。

1154年—1189年，金统治者在战争中掠夺到的大量金银铜币曾经支持了金代初期的商品流通，但随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加，流通区域的扩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加，尤其是金代的转运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相当兴盛，这种商业虽然获利丰厚，但必须垫付收购商品所需的大笔资本，由此金国发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货币流通需要量大而货币短缺，造成通货的异常不足，即所谓“钱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政府除沿用宋代短陌之法以外，还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一是印行交钞，二是铸造铜钱，三是大力吸收南宋铜钱。

印行交钞：宋元明清历代政府都是先铸造铜钱后发行纸币，金代却别开生面，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这是因为，金统治区铜矿贫乏，金初，南宋的铜矿又经过停顿、破坏，短时期内更难以恢复。金统治者就只有印行纸币来解决产量问题，贞元二年(1154年)经户部尚书蔡松年的倡议、金政府便第一次印制了交钞，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到宣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全国十九个路除东京路外都设随处交钞库、抄纸坊，还设立了分支机构。交钞分大钞和小钞两种，贞元年间，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文）、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与铜钱的比值是1：1。

交钞最初发行时，仅限于黄河以南地区使用，“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后逐渐发展成为合同交钞，即由中央与地方联合发行，两方联合称合同交钞，三方联合称三合同交钞，持钞者可到参加合同的各路流通或互换钱钞。初期发行的交钞，规定七年为一界，到期以旧换新，旧钞不能再用。金章宗大定廿九年(1189年)取消了七年厘革之制。从此，交钞可以不分界期。

铸造铜钱：金王朝在发行交钞三年之后，于正隆三年（公元1157年）开始铸造铜钱，中都置钱监二，京兆置钱监一，三监铸正隆通宝钱；此外还有一种铸钱文曰正隆元宝，大约是在太原府铸造的。但由于铜源太缺，海陵王驾崩后，就停止铸造了，前后一共只铸了三年。金代大量铸钱是在金世宗时代。世宗继位之后，便积极筹措铜源，为铸钱作准备，一是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定初年，对民间铜器除准许存留的日用品和装饰品外，进行分类定价收敛，并且为防止销钱铸器，规定民用铜器和装饰一律实行官造官销，并由官府统一定价，禁止民间私造。二是广察铜矿，许民开采。大定初年，政府一面派出工匠民夫，于天山北界外采铜，一面在中原地区大力找矿。经过十几年的筹措，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铜，乃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在代州立阜通监铸钱，文日大定通宝和大定元宝。

1190年—1234年，金代的经济发展，世宗大定年间达到顶峰，此后便逐渐走向下坡。章宗即位初期，财政还不太拮据，政治经济已危机四伏，货币制度也随之日趋混乱、衰败，陷入绝境，诸如铸钱成本太高等问题相继出现。金朝君臣竭尽全力，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一是消极铸钱。金代由于铜源奇缺，铸钱成本高，金昂章宗只好下令“罢铸”。二是积极限钱。沿袭唐元和年间的限钱法，企图用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进入流通和转入国库。从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开始实行限钱。

三是发行银币，白银在金代初期虽然主要被人们当作一般社会财富加以宝藏，但也一向厕身流通领域，通常以银铤和碎银的形态出现，还没有形成法定的货币，但仅流通了三年，到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朝廷被迫罢铸，停止使用。四是疏通交钞。章宗大定廿九年罢铸铜钱，取消交钞七年厘革制以后，铜钱越来越缺，交钞越发越多，以至钞多于钱。朝延便以行政命令限制铜钱的流通，强迫人民使用一贯以上大钞。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下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都要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不管束。承安二年首先从西、北二京、辽东路开始发行小钞，并规定可“与它路通行”。但还是未能解决交钞越来越多的问题。

但从纸币本身发展来说，承安二年开始发行的小钞和过去区域性流通的合同交钞相比，是有明显的进步，它已是由中央统一印制、发行的全国流通的纸币。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也是金代在中国货币史上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自金海陵王时，金朝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到金世宗和金章宗时获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既承前启后，又颇具特色的教育制度。金朝的教育有官办、民办两种形式，以官办为主。官办者又有汉学、女真学两类学校，官办汉学分宫廷教育、国子监、太学、府州学等层次。地方诸学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

女真学：金朝特有的一种学校制度，女真学的较大发展也是在金世宗时期。大定十三年(1173年)，以策论、诗取士，开始在京师设立女真国子学，地方上则设立女真府州学，由新科进士担任教授。国子学的办学规模是“策论生”“小学生”各百人。女真学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语言文字和儒家经典两个方面，语言文字就是学习女真大小字；儒家经典则是用女真字翻译的《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典籍。

宫廷教育：其专为太子、诸王、侍卫亲军和宫女所设，一般都选择“硕德宿学”之士来辅导太子，使太子能够“知古今、防过失”在泰和年间，金章宗还下令亲军35岁以下的学习《孝经》《论语》，为提高宫女的文化素养，熟知宫廷的礼仪法度，专门设学进行教育。

国子监：始置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其主要的管理人员为祭酒、司业，国子学博士、教授、助教等则是专职教学人员，另有国子校勘、国子书写等从事教学辅助工作。

太学：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学，最初生员数160人，后增加名额达400人，其中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150人，府内举荐250人。

地方诸学：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67年)，在地方学制恢复和发展基础上，建立起地方学制，共有17处，学生总数为千人。最初规定只许曾经参与廷试的人，宗室皇家袒免以上的亲属和得解举人才能人学。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地方上又增设节镇学、防御州学。

同时金朝的私学有很大的发展，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进行高等教育的，私学主要是通过家族和私塾两种形式传授。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指有很多名门世家，家学渊博，有一些人就是由其父兄亲自督教，而学业有成的。如：王庭筠为金朝文学大家，7岁开始就跟其父兄学诗，他的儿子也是跟他学习的；曾为两朝宰相的张浩，他的儿子则是受教于王庭筠；王若虚受教于其舅周昂。

私塾：一般是自设自教，也有延请他人授业的。如：王去非，赵质等人，曾就举业不中，开始隐居，以教书为业。一些有名望的人置馆门下，传授其业，如：高仲振。

金朝中央军事机构大致上经历了从中央辅政勃极烈制到元帅府和枢密院的演变；地方上设具有女真民族特色的统治机构，并吸收辽、宋的地方建制，建立了完善的地方军事机构，主要包括都总管府、节镇及边将。

中央辅政勃极烈制：建国以后，金朝很快建立了中央辅政勃极烈制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其保留了部落贵族会议的遗迹。中央辅政勃极烈成员，就是金朝最高军事统帅部成员。随着对辽宋战争的进行，中央辅政勃极烈成员开始兼任都统，随后内外诸军又普遍设置都统，内外诸军都统逐渐取代了中央辅政勃极烈制的军事职能。

都元帅府：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始设都元帅府，八月，“以宗辅为右副元帅。”自此，都元帅府正式成为金朝中央军事机构，不仅掌握着地方上的军事指挥权，还兼顾着地方民政，后金熙宗分割了都元帅府的军政统辖权，汉地的军事仍旧由都元帅府统辖，而汉地的行政改由行台省处理。

枢密院:金海陵王完颜亮为加强中央集权于天德二年(1150年)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将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除金世宗初年和金章宗末年两次对宋战争设都元帅府外，其余时间金朝都由枢密院掌握军队，枢密院成为最高军事机构。尚书省兵部是次等军事机构，执掌兵籍、军器、镇戍等事务。其对枢密院有提控，节制之权。

都总管府：都总管府是按照金行政区划中的路来设置的，一般情况下，都总管府长官一身二任，既是地方军事首脑，又兼理地方民政。金朝占领中原之后，在各路设都总管府，其职责是统领本路兵马甲仗，维护本地治安。

节镇：在金制中节度使司亦称作“节镇”，金代节度使一职，实际上承袭于辽制，是掌管统领军兵，兼管民政的地方大员。

边将：在边疆地区驻守、征战的将领。金的边将制度承袭于辽制。其主要职责是平定叛乱，保卫边疆。

金夏关系：早在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之初，金便与西夏确立了盟友关系。1123年，在打败了辽国之后，金国统治者派遣使臣与西夏议和，西夏国向金称臣。1124年3月，两国正式确立了盟友关系。1209年，蒙古军攻掠西夏，包围了西夏国都中兴府，西夏遣使向金求援。卫绍王拒绝救援西夏。双方的盟友关系正式破裂。1210年至1223年，西夏不停地对金发动军事进攻，双方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相互残杀。金哀宗即位后，为了稳定西北局势，减少经济、军事损失，开始与西夏议和，正大二年（1225年）九月，西夏派遣使者与金国正式签订了和议，金夏关系缓和。

金宋关系：1217年至1223年的七年时间里，金宋之间战争不断，金哀宗即位以后，为了减少军事力量的损失，收复北方失地，开始与南宋议和，于正大元年（1224年）三月，主动遣使与南宋议和，但南宋仍念旧仇，拒绝与金议和。随后，金哀宗又几次组织“议与宋修好”的讨论，宋虽始终拒绝与金议和，未正式与金签订合议，但金宋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下来。

金蒙关系：正大四年（1227年）五月，金军主动出击与蒙古作战，一年间接连收复了太原、晋安等重镇，斩杀蒙古名将多人，西北战局微有好转。1231年，蒙兵分三路大举攻金，1231年冬，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打败金朝主力部队，金军主力全军覆没，金大势已去。1233年6月金哀宗为了抵抗蒙古，避免亡国，派遣使者前往宋国，向南宋求援，但宋拒绝援金，与蒙古联合以报前仇，1233年10月金朝灭亡。

金朝文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继承、草创到兴盛、繁荣的发展过程。在金初，诸事草创，总体水平不高。大定、明昌年间，文学方进入繁荣、昌盛期，作家作品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出现了蔡珪、党怀英、王寂、王庭筠等文学家，贞祐南渡以后，出现一批如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元好问等作家。金朝诗词宗于苏、黄，是在继承北宋诗词的传统之上发展起来的，金朝文人作品各不相同，多具有现实主义。

在书法上，金朝书法家大体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书法传统，在书法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吴激、任询、王竞、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等，俱名重一时。在绘画艺术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的书画550卷，并分别定出品第，金章宗亲自为收藏的书画题签和题词，当时的人将任询的画和赵秉文所题的诗、书视为“三绝”。金朝在佛寺和墓葬中的壁画艺术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如：山西繁峙县岩上寺（灵岩寺）壁画，辽宁朝阳金朝墓葬壁画等等。金朝雕塑艺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中砖雕、石雕、玉雕等艺术品是金朝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在艺术方面，金朝音乐舞蹈艺术取得了很大发展，自度歌是女真人的民歌形式，也就是自编自唱，女真人的民族音乐比较简单，乐器比较少，歌曲比较单调。金朝的宫廷音乐有雅乐、散乐、鼓吹乐和本朝乐曲等。雅乐用于祭祀、皇帝即位、册命太子太孙等重大仪式。散乐即燕乐，用于元日、圣诞称贺及宴请外国使臣等，由教坊演奏。鼓吹乐是马上乐。皇帝出行时由仪仗队演奏。本朝乐曲简称本曲，原为女真民歌，后由金世宗亲自制曲歌唱。金朝的宫廷舞蹈有文、武两种舞蹈。在皇统年间规定文舞的名称叫“仁丰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年间又改文舞名称叫“保大定功之舞”，武舞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年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金朝的舞蹈制度趋于完备。

金朝开国以后，对佛教势力采取了两手政策，女真贵族一方面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的精神工具，同时又采取诸多措施限制佛教教团势力的膨胀。天会二年(1124年)，金太宗下令僧人善祥在山西应州（治今山西应县）建立净土寺，这一时期还盛行营造寺塔。天会八年(1130年)，下令禁止私度僧尼，以抑制佛教教团。金熙宗即位后，不仅优遇僧人，组织各种法事活动，还命高僧海慧在都城会宁府（旧治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子）皇宫旁建立储庆寺。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废除了金熙宗时代剃度僧道的方针，并下令禁止每年二月八日迎佛的宗教活动，废毁上京地区的寺庙，改元正隆（1156年），实行大赦。海陵王对佛教的态度发生转变，亲自到宣华门迎佛，并赐寺院僧人绢布500匹、彩绸50段、白银500两。重视儒教王道仁义之说，对佛教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大定年间，世宗多次下令严禁创建寺庙、道观，千方百计严防僧人、道士逃避课役，从制度上规范寺院、僧人的行为。但作为个人，金世宗对佛教却是相当亲近的，大定(1161年—1189年)年间，金世宗优遇高僧大德，游历名山大刹，创建佛教寺庙。在他即位的第二年，下令废除了海陵王禁止迎佛的政策，大定二年(1162年)，敕令在燕京建立大庆寿寺。金章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即位后，邀请当时佛教界领袖行秀到皇宫中说法，讲解佛教经文，并让行秀住持仰山寺。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历时约三十年，金刻《大藏经》完成。

金朝道教一方面是汉族士人失落心灵隐遁的处所，另一方面也是金朝统治者缓解民族矛盾的工具，女真统治者有意地扶植推动了道教的繁荣。皇统八年(1148年)，太一道初兴，金熙宗赏赐庙庵“太一万寿观”。金朝崇重道教是通过招抚道教上层人物以达到利用和控制道教信徒的目的。金朝初年的战乱及其特殊的政治环境，给予道教新的发展生机，在此期间，道教出现了三大派别，即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太一教是金国三大新道派中最先创立的，于元末绝传；大道教，与太一教相同，也是在元末绝传，其提倡慈俭与自力等；全真道是金初兴起的三大新道派中出现最晚的，力量最强，教团骨干人物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教派，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

女真人不仅崇敬天地万物，笃信各种征兆，与契丹人一样，也崇信萨满教，并且相信萨满能够化灾解难、治病救人，可以通过萨满与神沟通。他们认为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为人消灾治病，为人求子，诅咒别人遭灾致祸等。萨满曾经在许多民族和地区流行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中，萨满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手持鼓铃、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巫师在女真部落中有很高的地位，同时女真人也相信梦卜，认为是神灵预示着未来的吉凶福祸。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在金朝人口中，汉人为数最多。对于汉人的占卜术，女真统治者并不加以禁绝。因此，汉人的占卜术大致继承了北宋的形式。在金朝社会生活中，巫卜数量极多。

“伊斯兰”一词的汉译音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是在金朝。大定中(1161年—1189年)，有三名伊斯兰教商人来到西南招讨司进行贸易，这三名商人，金朝政府将其安置在咸平府（治今辽宁开原市)。说明了伊斯兰教在金朝境内已有了初步的传播，并引起了金朝政权和上层人士的关注。

金朝在数学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天元术的发明，标志着金元数学的成就。当时代表的数学家主要有杨云翼、李冶等人。杨云翼著有《句股机要》1卷、《象数类说》和《积年杂说》，已失传。金元时在天元学术方面的发展与成就，在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在医学理论方面，成无己是第一个注释《伤寒论》的人，他撰写的《注释伤寒论》19卷，对于非医家传医学理论的确立和传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杨用道撰写了《附广肘后方》8卷，记载了治疗内、外、妇、儿、眼各科疾病的方药，多为民间单方验方，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金朝还印刊发行了《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使得此书得以广泛推广。窦汉卿著有《标幽赋》和《流注通元指要赋》，其中《标幽赋》是他关于针灸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金朝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以桥梁建筑为最，金朝造的桥有浮桥、木桥、石桥等。浮桥是以船、筏做成的临时性桥梁，金人常常利用浮桥供车辆和人畜渡河。卢沟桥就是金朝石桥的代表作，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金世宗下诏建设石桥，不久病故。金章宗即位以后，下令继续修建。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石桥建成，名为广利桥，又称卢沟桥。

10世纪时，女真先民已经兼有畜牧业和简单的农业。牧养的牲畜以猪为主，有车马，从事耕种，田地里有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茶食”和“肉盘子”成为女真族非常有特色的两种吃食，女真的民间食谱中有一些独特的菜品和食法。比如白芍药花，采摘花芽做菜，用面粉加以煎制。女真人很早就能“酿糜为酒”，同时茶也是金人喜欢的饮料，但是，金不生产茶，金消费的茶，都来自于与宋贸易的榷场。

史载女真人早年，爱穿白衣，辫发垂肩，佩戴金环，留颅后发，系有颜色的丝绸。富人会佩戴珠金，妇人辫发盘髻。不产桑蚕，多织布(麻布)，身份不同，布的粗细也不一样，富人多用细皮布，贫者多以麻布为以衣裳。妇人衣叫“大袄子”，无领，戴帽，衣为左衽，袖子很长；武士头戴盔，盔顶有大玉，其衿较广，全身皆有装饰花纹。两肩有披肩。金立国后，仿宋制制定了舆服制度，贵者在方顶上缝饰以珠；妇女着围裙，多以黑紫，上绣全枝花，待嫁女子服类似妇人服，以红或银褐明金作成对襟彩领；庶人之服头巾、系腰、领帕只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妇人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为首饰；兵卒只许穿没有花纹的拖绸、绢布、毛褐，奴婢也一样。金人发型为辫发，头顶留发，其他地方的头发都会剃掉。

女真人的家庭生活在很长的时期内保留着明显的母系社会特征。男方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坐下座，并且向女方家中的人们施礼致敬，这种习俗称为“男下女”。不只是没有夫权，却有“女尊男卑”的意思。而且女真族的女人有离婚权，有很多女人再婚甚至三婚。金朝歧视庶生子，女真族的女人们不许丈夫纳妾；女真人习惯于男女自我说媒；女真人结婚前小伙子先到女方家中干3年活，到期后女方给小伙子一些财物，让小伙子带着财物和姑娘回自己家去，才算是正式结为夫妇；女真人与契丹人一样，父亲死后可以娶父亲的婢妾，哥哥死后可以娶寡嫂为妻，寡妇改嫁不出婆家近亲的范围，而且可以打乱辈分等等。

金朝女真人的丧葬习俗经历了从土葬向火葬的转化。女真的原始葬法是土葬，但既无棺椁又无封树，不垒土冢、不作标记、无有地面建筑。女真人的丧礼和祭礼保留有较为特殊的原始葬俗：一即送血泪，亦称剺面，是女真丧礼的一项重要仪式，亲友用刀割划面额流血，表示悲痛交加，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女真进入中原后，剺面哭丧的习俗逐渐消逝；二即烧饭，即焚烧祭祀时所用酒食。女真人的火葬与佛教的火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党项火葬习俗，即焚尸后还要建坟。

展开[a]

都勃极烈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的倚重国相级别的高级官员统治国家的制度。1115年1月，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1115年7月，完颜阿骨打将女真族当时由都勃极烈、国相、各勃极烈参与的相对较庞大的议事会，改组为皇帝朝政和少数国相级别的高级核心官员共议国事的制度。

[b]

猛安谋克制度，最早“谋克”为三百户，“猛安”为十个谋克。集中女真族行政、生产、军事三合一。猛安谋克制度是一种阶级划分，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女真族，初始是为了协调大家进行共同围猎等活动的一个组织，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军事、社会制度。

[c]

金真定人，女真族，本名胡沙虎。最初充当太子护卫，授予世袭谋克，章宗泰和间，担任河南统军使，带领仆从攻打宋国至真州。卫绍王大安三年，以西京留守行枢密院事，领兵防御蒙古，在野狐岭战败，于是放弃西京，返回中都，仍担任右副元帅。至宁元年八月起兵谋反，率兵攻入大兴府，命令宦者李思忠杀卫绍王，迎立宣宗，被授予太师、尚书令、都元帅，封泽王。1213年十月被术虎高琪所杀。

[d]

牛头地每一耒牛三头为一具，满二十五人，可授田四顷四亩，每年向国家赋粟一石(以后税有所减轻)。并规定官民占田不得超过四十具。

[e]

是完全在双方官府监督之下进行的，是以官方的需要来互通有无的

[f]

行尚书省，官署名。金朝尚书省大臣出镇地方时，临时设置，掌一方军政。

[g]

对短陌的具体规定宋金有所不同，宋制七五，七七为陌；金制大定十年，七十为陌，大定二十年，八十为陌。

展开[1]金史. 元代: 卷二本纪第二.

[2]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47-148.

[3]钱币图说. 清: 卷六.

[4]漆侠.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宗教风俗卷. 2010: 59-69.

[5]金史. 元代: 卷六《始祖以下诸子传》.

[6]金史. 元代: 卷三《太宗记》.

[7]陈高华. 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 文史哲, 1981, (3): 78-81.

[8]《大金国志》. 宋: 卷十三《海陵炀王纪》.

[9]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261.

[10]金史. 元代: 卷三九《乐志上》.

[11]漆侠.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 2010: 381-383.

[12]金史. 元代: 本纪卷二.

[13]天平. 《我国朝代名称的由来》. 河北学刊, 1983, (4): 148.

[14]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19-154.

[15]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66.

[16]张博泉. 金史简编. 中华书局, 1984: 120-123.

[17]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29-135.

[18]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35-139.

[19]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55-163.

[20]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82-284.

[21]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255-260.

[22]张博泉. 金史简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28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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