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造就了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龚自珍等思想家。他们对专制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抨击。1644年满清入关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全国各地反抗清政府的武装斗争或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或以“驱除鞑虏”为宗旨，其斗争理论皆为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使中国逐渐丧失了独立地位，开始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国面临着是沉沦灭亡还是奋起自强的选择。对此，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设想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上，嫁接资本主义的理论，最终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失败，帝国主义更是由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将封建独裁的皇帝变成在宪法范围内行事的立宪君主，以设立议院的方式使资产阶级分得若干权力。但光绪皇帝被囚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保证立宪的可行性，转而在政治上“保皇”，在思想文化上“新民”，实际上放弃了政治活动中领导人的地位。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极点，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问题，成为中国人民生存和社会进步的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

当时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和新的领导者，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现民族、政治、社会解放，中国社会需要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民主主义大肆流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地接连建立了立宪政体，俄罗斯、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家，也都正在进行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他们秉承着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思想、议会共和制度，给予人们理论支持，并进行革命。经过多年的中外交流，中国诞生了一批遍游美国、欧洲、日本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痛感帝国主义的凌辱，忧虑民族的不幸，追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载体。他们不仅要了解资本主义，还试图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思想建设体系。

三民主义由孙中山提出，其思想渊源与孙中山本人的成长经历关系密切，他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都有着紧密联系。孙中山受过较为正规和系统的西方教育，三民主义的来源首先就是西方思潮，在政治思想方面，表现为吸收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可斯的“全民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在于设立政府，为人民谋福祉；在土地政策方面，表现为受到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土地改革理论影响，亨利·乔治主张政府对土地征税或者收购地主土地，把土地的增值部分收归公众所有。后来，孙中山在其土地政策实施过程，提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张，以及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的原则。

孙中山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也是三民主义的来源之一。在民族主义方面，他强调振兴中华，首先要发扬中国自己的道德观和思想理论，从未强调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民权主义借鉴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他认为早在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就是民生主义的最早体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形成还受到了清末知识分子郑观应、梁启超等人思想的影响，如梁启超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理论，以及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将此拓展到政治领域，认为西方先进的制度远比兵器更厉害。他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还直接应用了郑观应“人尽其才，物尽其利，货畅其流”的观点，主张突破传统学习西方集中于器物制造的思维。

此外，在孙中山主要著作和思想理论的书籍中，还有很多他自己独创的理论和政策。在政治方面，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观点，针对西方议会制度中普通百姓不能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罢免、创制、复决和选举四种直接民权，使人民可以直接参与到政府的运行中来。针对西方列强欺凌世界弱势民族的现实，他提出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济弱扶倾”的民族主义。基于民智未开、教育未普及，人民政治素质低下的现实，他认为应对民主宪政的推行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军政时期的剿灭清廷、军阀；到训政时期的宣传民权主义，推行地方自治；再到宪政时期，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在中央实行民族宪政，最终完成民主宪政的推行。三个时期前后相承，是他理论独创性的典型体现。对早期的中国革命，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孙中山还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作出了包括自由、平等的新理论，以及和平正义的土地政策理论，公私兼顾的经济新思想，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福利观等理论独创，极大地丰富了“三民主义”的内涵。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其盟书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其章程痛斥清王朝“误国”，反对列强“蚕食鲸吞”，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明确表示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表达了救国救民的宏志和强烈的爱国思想。自此，革命党人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还要推翻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政府。随后，孙中山便开始策划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活动，试图用暴力革命来实现目标。但次年便宣告失败，随之逃亡欧美、日本等地。在此期间，他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理论。

1903年至1905年，三民主义思想基本形成。1905年8月，孙中山亲自领导和主持成立中国同盟会，其总章明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宗旨。直接反对满族的民族压迫，间接反对列强的侵略。这时期，孙中山发表许多演说和文章，宣传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号召革命党人同保皇分子的改良主义彻底决裂，保卫民主革命的原则。

1905年10月20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政府，反对外国侵略者；民权即“创立民国”，取消君主专制政体 ，建立民主共和制；民生即“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避免贫富悬殊。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和《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中，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三民主义在其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还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虽都遭失败，但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光绪三十三（1907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的皖浙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陈其美、宋教仁等领导的长江起义。直到革命党人在武昌设立起义军事总指挥部，招揽了数千名士兵，他们在1911年10月发动武装起义，并成功占领武昌全城，获得全国响应。12月25日，相继17个省份宣布独立，孙中山在南京被各个宣布独立的省份代表推举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就任，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史称辛亥革命。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基本实现。

之后，南京临时政府以三民主义理论为指导，颁布了“带有革命性、民主性”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约法》及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的法令，力图以此巩固共和与推动社会的进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废除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伦理道德，禁跪拜和“大人"、“老爷”的称呼，禁蓄奴和人口买卖，保护华工华侨毁刑具，禁刑讯和体罚，解放贱民，主张尊重人权，男女平等；实行司法独立和律师制度，让人民都享有公民权。经济上，废除清代苛捐杂税，保护私有财产，奖励工商业，提倡垦殖，发展实业。文化上，改革教育，小学不得读经书、提倡男女同校，鼓励设立女校，实行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等。同时在民生上，积极主张修铁路、兴水利等有助民生的工程。这个阶段的“三民主义”不仅停留在“理论”探索上，更多的付诸于实践，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方面均提出了系统、具体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方针。

随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篡权，孙中山为此接连发起反袁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同时，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通过《新青年》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顺势在中国展开。孙中山在彻底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中意识了人民群众和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产生了革命必须联合、依靠群众的认识上的转变。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并将其提升为“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史称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缺陷，使三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特点，增添了新的革命的内容，从而适应了革命潮流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其民族主义要求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原来反满的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要使国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受自由及权利”。政治民主化人民要能参加政权管理。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基础上增加了“节制资本”，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种得到发展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三民主义，使国民党成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组织，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成为国民党三民主义统战文化的里程碑。

改组后的国民党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但由于革命联盟的人员组成阶级不同，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国民党老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则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真诚合作，和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一起献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中派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意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表面上赞成三大政策，实际不满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为国民党的新右派。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纷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汪精卫、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孙科、阎锡山等人都热衷对此阐发见解。老右派结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苏反共；新右派以戴季陶为代表，抛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出“纯正的三民主义”，为新老右派提供反共的理论，时称“戴季陶主义”，或“封建阶级的三民主义”。周佛海继戴季陶之后，鼓吹所谓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进一步补充新右派的理论。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创立“民族的平民革命”理论。原为共产党员的谭平山，提出“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用以复中国革命。

1937 年至1940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出现了宣传三民主义的三足鼎立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叶青为代表人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他们再度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戴季陶主义，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提出了“儒化”三民主义，利用儒学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将孙中山描述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集大成者，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三民主义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髓”，进而在全国范围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蒋、戴的三民主义最终要建立的是专制独裁政权。此外，还有其他各类人士对三民主义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如胡汉民理论，但其实际创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邓演达的平民政权可能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义理论殊途同归。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最终导致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之精神也逐渐消解与湮没。

之后，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便在《向导》《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抨击戴季陶主义的文章，斥责其将三民主义解释为仁义道德的行为，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虚伪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民主义”的理论批判；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对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伪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进行了有力抨击，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坚决批判蒋介石所倡导的理论。这些行为使世人真正认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力清除了反革命势力强加在孙中山头上的“反共先知”“亲日前驱”“儒教圣人”等扭曲形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的领导人及其他党内理论家，都积极展开理论工作，应对国民党的理论挑战。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解析三民主义，指出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表示只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实行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是中共愿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才是三民主义的“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辨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主张，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两种主义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在民族、民生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通过两种主义的深入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判明了三民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及其限度，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科学革命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既充分吸收了三民主义学说中一切合理的的革命思想、民主理念和经济主张同时又用马克思主义揭示并超越了孙中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局限，克服了三民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上的矛盾和缺陷，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政纲发展成为更进步、更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政纲，从而使三民主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发布宣言和纲领，民革领导人的许多讲话和文章，反映三民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三民主义从诞生起，便伴随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不断的演进发展和改造，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同新民主主义汇合起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在会议上表示，中国能有这样的成功，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得以解放，摆脱了殖民身份，能够平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此得以实践。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为了稳定统治，国民党冷冻“宪法”，推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施“训政式”地方自治，是以保留了象征“宪政法统”的“中央政府”体制，“总统”和三个“国会”机制得以持续。为了满足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实施地方自治，使地方自治选举的层级持续提高、规模持续扩大。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因此得到相对有效的实践。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使大部分台湾农民成为自耕农，其所得大幅增加，地主的土地资本也藉此转为产业资本。贫富差距的缩小，产业资本的充裕，为197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得到实践。

同时，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视为凝聚岛内各阶层共识的思想武器，在岛内积极宣传并推行。台湾当地的大学及“中央研究院”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其相关课程还被列为台湾大型考试中的必考科目。但不久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相关考试中也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被改名或改组。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尚为完全建立新的文化主体性，仍然在学习西方式的现代化，同时未能充分意识到在台湾去殖民化的必要性，错过了在战后去殖民化的重要时机。最终地方势力借选举的过程日渐膨胀，反过来要求分享国民党的资源，导致其政治力量持续衰微，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影响力亦不复从前。

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内容，集中体现在1906年发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军政宣言》，以及1906年12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这两篇文献集中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内容。

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是三民主义的基石，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中，民族主义是宣传力度最大，影响力最大的纲领。民族主义最初的内容，一为反满，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族封建贵族统治的清政府，"反满"是辛亥革命主要的斗争口号。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推翻满族封建君主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消除满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各种侵略势力的妥协。它把各阶级、阶层的人们，汇合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为推翻满洲贵族当权的政府而斗争，重建汉人当权的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是从与生俱来的“种性”出发，要求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的外在表现就是本民族掌握政权。

二为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国家，他明确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不是一般地反对异族的统治，而是要以新的民主的民族国家代替旧的封建专制的国家。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满族人夺取了汉民族的政权，使汉族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必须坚持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此说过："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孙中山在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中，增加了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弥补了旧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的缺陷，同时要求实现中国内部的各个民族的平等，表现出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立场。

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暴力手段建立“平等”“民治”的民国，推翻封建专制。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推行“五权分立”的管理方式，同时通过革命程序论以谋求国民的民主、自由。孙中山对民权主义最初的解释便是“民权主义，即是人人平等，同为族，决不能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他在旧三民主义时期提出的民权主义，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中山认为只有先进行国民革命，才能建立起类似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创立完善，则需要有步骤的实行。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分三个时期建立中华民国，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

推翻清朝

军政时期，即推翻清王朝统治，扫除清政府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造成的一切“政治之害、旧风俗之害，兴起工商实业、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

增加选举权

训政时期，基本任务是“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

制定宪法

宪政时期，基本任务是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 国家之政事， 皆依照宪法施行。

至此，中国进入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共和时代。为了保障民国的政治操作有力、国民相应的政治权力。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即五权宪法的思想，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选权以及纠察权五种权力。这既是对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优秀成分的继承，又是对西方宪法精神的超越。

旧民权主义含盖了普通民众要求自由民主、反对政治压迫的美好愿望，也说明了人民群众的运动在民主共和的政治纲领下发生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型。但其中“民”的含义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不是普通的劳动群众。直到新民主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才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权。

新的民权主义不仅主张实行直接民权，还赋予国民以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其对于权利的持有者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新民权的内在价值是“主权在民”，继承了民主的精髓，彻底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私有专政，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要建国原则。

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是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民生主义最初的内容只有“平均地权”一项，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经济以及贫富差距问题，保障人民生存以及安定的日常生活。随着工业的发展，土地的需求量增加，其价值随之高涨，便出现了有地者越富，无地者越贫的情况。孙中山对此提出：国家将土地归公，并订立地价，地主根据自己的土地面积向国家报价，国家对地主的报价征税。当国家需要土地进行建设时，可以按照地契的价格购买。如果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而地价升值，那么增长的部分归国家所有，而原价则归地主所有。

这一原则有效防止地主虚假报价，同时协调国家土地价格。孙中山提出的旧民生主义企图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的分化和对立，间接地打击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控制权力，吸引货币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从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把土地问题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经济纲领。这一理论虽然包含着为大多数人谋求幸福的内涵，但是不能满足农民占有土地的强烈要求，难以真正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实践。

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即节制私人的资本消除因私人的资本垄断而操控国计民生的可能性。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于节制资本的要义做出了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之企业，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节制资本的主旨不是反对私人资本的发展，是要在节制资本的同时，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来调控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解决民生的各种问题。

戴季陶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了帮助蒋介石有推行“能够统一国民党的道理”，便于1925 年5月至7月间撰写并发布《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以“研究三民主义的真义”为名，抛出一整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喧嚣一时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杜撰出儒教的“道统论”，并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续借“道统论”并发扬光大，表示孙中山的思想是继承尧舜孔孟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并将其强行纳入儒家封建思想体系，并大力发展了三民主义中的消极思想，抽去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内核。戴季陶主义的核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论。其根本目的是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同中国革命党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蒋介石为了压制国民党内各个政治派别，充分利用了这一经过儒化的三民主义，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同时将共产党从革命统一战线中排挤出去，蒋介石将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思想和以党治国、权能分离等观点加以片面化、极端化，将其理解为实行一党专制，党管一切，党员治国，并把这当做建国的基本方略，完全背弃了孙中山坚持的人民主权思想和宪政理念。

邓演达曾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孙中山逝世后，邓演达提出了“民族的平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理论中明白地确定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总方针，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政权方面，确定以工农为重心，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于平民群众手中，具有更多的民主性和革命彻底性，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

在经济纲领方面，邓演达主张不动摇的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给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邓演达主张在平民政权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的建设”，“建立产业社会化的基础”，明确地以此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并进行了具体的策划，比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有所前进，并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邓演达以自己的理论，继承和丰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的理论充分反应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革命要求，但正由于这一立场，他的思想没有超出急进的民主主义，同时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具有阶级局限性。

谭平山曾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之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在组织筹备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谭平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已被蒋介石所玷污，而三民主义本身也缺乏阶级基础，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解释，使之成为“科学的三民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理论，遂撰写《科学的三民主义》一书。该书号召“广义的无产阶级”与劳动化的小资产阶级构成阶级斗争的联盟，去完成民族革命、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他自称其“科学的三民主义”是“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

谭平山在《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草案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特质”：一是反国际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土地革命，即铲除军阀豪绅地主的统治，推翻土地私有制度，使封建阶级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三是要超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在劳动阶级的领导下，建设完成民族独立的国家，并开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草案指出中华革命党站在劳动平民阶级的立场，实现民族、政治、经济平等的主义。故可以说是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是一篇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言，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冶要求，其阐发的“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同邓演达的“民族的平民革命”思想大同小异。

胡汉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坚定的追随者、宣传者，也是早期三民主义的创立者和践行者，他所提出的见解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理论对三民主义的思想有所继承发扬，他将三民主义的内涵具体阐释为“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他认为民族的生存为当务之急，三民主义实质上是民族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以民族为本位才能使世界走向共产主义和大同。

胡汉民指出民国以来，虽有国会、代议士，但民治仍不完善，人民依旧无知。并表示只有通过训政，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由县自治办起，否则人民很难做到遵循宪法，实施政权。他认为孙中山的理论已经非常全面，只需要按照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的根本法。除此外，不能有其他自己的创作。这一想法曲解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原意，没有结合革命的实际形势对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进行合理发展，使孙中山思想得不到任何发展和匡正。

同时，胡汉民力倡法制，他根据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主持建立了多部法律，开创了现代法制的先声。如《自治法》《土地法》《工厂法》《劳工法》民法》《商法》等，其目的在于促成宪政，建设民主共和的国家。但这一行为的本质仍是在维护孙中山提出的“训政”阶段的实践，使“训政”有效地过渡到“宪政”，意图在这个过渡时期士人民懂得民主政治。但这一主张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下很难实施，在胡汉民死后，蒋介石还借这一主张，间接实现了其专制独裁的目的，使法律沦为专制的工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胡汉民没有和与时代环境有效结合，忽视了力倡法制的局限性。

三民主义思想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的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三民主义的思想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近代交通、铁路运输业、航运业、邮政、电报、汽车和公路等方面都得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公共生活的现代化。民权主义的产生，冲破了封建文化的束缚，解放思想，使人们勇于追求自我价值，打破传统，敢于创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敢于选择自己的职业。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社会，民主、自由、平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包办婚姻，人们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新式婚姻。跪拜之类的礼仪逐渐被取消，婚嫁礼仪也变得简约。留学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多数青年才子纷纷出国留学，以求为国效力，救亡图存。服饰上，主要是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新式旗袍。在饮食上，主要是西餐面包。在居住上，主要是四合院、弄堂、高级公寓、别墅。三民主义主要以西方民主主义为主，要求人人平等、自由。中华民国建立后，近代咖啡馆、报刊杂志、影视事业等多种休闲娱乐不断出现，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促进民众私人生活的多元化。

三民主义指出，真正的“民主”和“民治”，是真正“共有”和“共享”国有公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两者结合起来，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繁荣富强，人民才有可能享受真正的幸福。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反映了中国人民力求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中国人民力图使中国快速近代化、快速融入人类世界主流文明的迫切要求。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对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孙中山概括评价三民主义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福祉，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毛泽东主席曾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孙中山能够接受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下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买办阶级和地阶级，又下定了革命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独立的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买办资产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经济幸福。

周恩来总理对三民主义提出了五点表述：一：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三：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不是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也不是戴季陶的修正三民主义，当然也不能是我们某些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因为这只能使三民主义混乱起来，而不能还它真正的革命面目。四：我们的态度，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真正的革命之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策实行和发展起来，使它能与我们的民族解放政纲配合起来前进。五：假使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不仅国民党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即一种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既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便无存在的必要。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张闻天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坚持三民主义的旗帜，以真三民主义打击假三民主义。我们要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实现，只有经过民主革命阶段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评价：三民主义的信徒有一部分幻想通过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来实现社会主义；一部分人的主张是革命的，但实际其土地纲领的办法却是改良主义的，用国家来收买土地，在事实上是很难进行的。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价：三民主义也有其不足和缺陷。民族主义没有反帝内容和纲领，反帝不彻底是民族主义最大的缺陷，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权主义缺乏彻底反封建的内容，孙中山没有意识到消灭封建专制主义不仅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且要推翻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再次，民生主义缺乏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内容，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纲领“平均地权”，不是彻底革命的土地方案。孙中山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已有”，因而不能有力地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展开[a]

也叫“科学的三民主义”

[b]

“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

展开[1]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1-6，6-13，24-27. (2)

[2]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48. (4)

[3]陈前、吴敏先.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 (2)

[4]贺渊著.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 3-17. (2)

[5]贺渊. 三民主义史话[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 2-30. (2)

[6]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45-74，74-108，108-126. (2)

[7]戴鑫瑜. 浅谈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J]. 中华活页文选, 2020, (第1期).

[8]张铭雨. 三民主义渊源小考[J]. 群文天地, 2011, (16).

[9]张文蔚：《孙中山思想与中国前途》，参见郑竹园主编：《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M]. 台北: 台北编译局, 1996: 359.

[10]吴珍 .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溯源[J]. 兰台世界 , 2013 , (22).

[11]尚明轩等著. 孙中山[M]. 民族出版社, 2003.07: 32—39.

[12]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 第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 232.

[13]韩隆福，刘平政 . 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历史作用[J].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2, (02).

[14]续佩佩.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J]. 祖国, 2016, (第23期). (2)

[15]贺渊. 三民主义史话[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30-46. (2)

[16]贺渊著.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 133-134. (4)

[17]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75. (3)

[18]贺渊.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29-262. (2)

[19]陈前、吴敏先.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 (03). (3)

[20]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年: 118，. (4)

[21]王金閝，李子文.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年: 123-124. (4)

[22] 吴启讷 . 国民党在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及其成败[J]. 原道, 2017年, (01).

[23]白树震. 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建国思想[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3(3): 20-24.

[24]刘正伟. 台湾作文教学发展新趋向[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1995, (6): 18-19.

[25]陈前、吴敏先.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 (03).

[26]陈尧 . 孙中山思想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14年

[27]黄修荣著. 中国20世纪全史 第3卷 国民革命 1924-1927[M].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05: 496-519.

[28]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 118-120.

[29]孙宗一. 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观[J]. 贵州文史丛刊, 2012年

[30]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 (03).

[31]王金閝，李子文著.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87. (4)

[32]王嘉琪1，袁倩2 . 胡汉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坚持与阐扬[J]. 甘肃理论学刊, 2017 , (01).

[33]贺渊著 .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00-224.

[34]吴乃华. 试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意义[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05期).

[35]卢玲.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探析[J]. 人民论坛, 2013, (第8期).

[36]吴国衡.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9. (4)

[37]吴枫，杜文君主编；司马元，曲从规，李书源，姜念东，胡维革副主编 . 中华现代思想宝库 政党篇[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63-64. (4)

[38]贾乾初 . 试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评价与超越[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0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