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佛

弥勒佛，弥勒为其姓，(梵文Maitreya，吐火罗语Metrak或Maitrak)，音译为“弥帝隶”“梅低梨”“迷谛隶”，意译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译为“无能胜”。他是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未来佛，也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又称为“弥勒菩萨”，大乘佛教经典中又常称其为阿逸多菩萨，藏语中称其为“强巴佛”。

弥勒是被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未来佛，故被尊称为“弥勒佛”，他同时也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又称为“弥勒菩萨”，大乘佛教经典中又常称其为阿逸多菩萨。据《阿含经》的记载，早期经典中的弥勒身份具有多重性，即过去世、现在世以及未来世身份有着差异。由于不同时期身份的不同，其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弥勒的身份大至可分为：过去世的“弥勒梵志子”（比丘），现在世的“弥勒比丘”（尊者）及“弥勒菩萨”（大士），兜率净土的弥勒菩萨，以及未来世的“弥勒如来”（即弥勒佛）。

“弥勒”是其姓，音译于中亚的吐火罗语Metrak或Maitrak，梵文为Maitreya，音译为“弥帝隶”“梅低梨”“迷谛隶”“梅怛丽”“每怛哩”“梅怛丽药”等，意译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译为“无能胜”。

弥勒生于印度波罗奈国劫波利村，是南印度波婆利大婆罗门之子，曾受业于婆罗门学者波婆离门下，后受师派遣与阿逸多(阿逸多与弥勒最初是两个不同的人，后来才发展混同为同一个人)等16个婆罗门子一道从南印度出发，前去拜见释迦牟尼并成为其弟子。后释迦牟尼授记弥勒为其继承者，弥勒将先于释迦牟尼佛入灭，再生于兜率天内院，四千年后（合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将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行龙华三会，在人间建立佛国净土。

关于弥勒信仰在印度兴起的时代问题，学界分歧很大，不同观点间甚至存在数百年的差异，学界至今仍是多种观点并存。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弥勒信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出现在印度。学者李玉珉根据《大史》(Mahavansa)中的记载，斯里兰卡国王杜多伽摩尼（KingDuttagamani）在他临终之前愿生兜率面见弥勒,而杜多伽摩尼在位的时间确定是公元前161-前137因此她认为弥勒信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已经存在。此外，她还依据成立于公元前2世纪的小乘佛教的早期经典《大史》认为弥勒人间净土(paradise)-鸡头城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存在。

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则认为未来佛的弥勒信仰源自大乘佛教的创说，他通过比较分析弥勒经典及相关佛教经典的成立时间与内容异同，认为《阿含经》中过去佛的行状经历是在释迦摩尼佛传记基本形成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过去佛的信仰是在释迦摩尼佛入灭以后产生的，即弥勒信仰成立的年代是在佛灭后300年以后至公元200年代中叶之间的约五百年里。

印度学者InchangKim提出，在最早期经典《大史》《尼迦耶科》《阿含经》《大菩提树史》中都记载了佛教“过去佛信仰”这一佛教的重要观念，与过去佛观念相对的、合乎逻辑的就一定有未来佛观念的存在。因此他认为弥勒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佛陀在世的时代，弥勒信仰在释迦涅槃后即已出现。中国学者如方立天也认为弥勒信仰出现的时间较早，因为在早期佛教经典《增一阿含》《中阿含》中描述的只有两位菩萨，一位是释迦牟尼佛，描述他成佛前的情况，另一位便是弥勒菩萨，记其为未来佛。

日本学者香川孝雄则从《法显传》关于锡兰岛弥勒信仰的记载，认为锡兰岛历史上有关弥勒的事迹是不能追溯到法显时代以前，另外印度和它的周围地方发现的弥勒像最古老的大约是在公元130-150年间制造的，故推断弥勒信仰最晚在公元130-150年间便已产生。

英国佛学家Edward Conze认为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学者季羡林也持相同意见，其依据为密教中弥勒菩萨便处于西北方位。另外日本学者宫治昭从佛教美术史的角度来分析弥勒信仰起源及与西北印度的关系，他认为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西北印度，不仅产生了佛像，而且有众多的释迦佛传图，还产生了单独的菩萨像、主尊佛陀与胁侍菩萨组成的佛三尊像、净土图祖型表现形式的大神变图、菩萨半跏思惟像等，这些尊像都与后来的大乘佛教美术密切相关，且早期中国译经僧几乎都出身于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故在中国早期佛教中，印度多指西北印度及中亚，很少指中印度和南印度。

但学者王雪梅认为以上观点仅能代表西北印度确实是弥勒信仰发展演变完善并向东方传播的重要地方，但不能作为西北印度是弥勒信仰的发源地。因为在密教经典中也同时有弥勒菩萨在其他方位的记载，如弥勒(慈氏)菩萨位于东北方向、南方等，观音菩萨也多有记载处于西北方位。而弥勒与其同行的16行者是从南印度出发前往诡异释迦牟尼佛，而与弥勒相关的20余部佛经中，记载其说法地点大多是在中印度，如舍卫国(中印度)、波罗奈国(中印度)、王舍城(中印度)等处。另外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及印度弥勒信仰的地方大约有12处，其中南印度4处、中印度6处，这些线索都体现出弥勒信仰的发生与南印度、中印度的地域关联更大。

关于弥勒信仰的起源则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种是伊朗起源说，部分语言学者基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认为弥勒起源弥勒信仰源自伊朗的密特拉信仰，并找出弥勒信仰与密特拉信仰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光明的崇拜等，甚至还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方世界流传的弥赛亚信仰。如美国学者Alexander Soper认为，首先从词语上看，“Maitreya”和“Mithra”发音十分近似，印度的“Maitreya”可能来自“Mithra”；其次从思想来看，弥勒的救世思想迥异于早期佛教思想，弥勒作为佛教中的“弥赛亚”思想一定是来自伊朗“Mithra”。

但李玉珉则认为此说法不成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仅仅在于名称，“Maitreya”来源于“Maitri”，“Maitri”来源于“Mitra”———吠陀经中的一个神，和伊朗的“Mithra”相对应，所以“Maitreya”和“Mithra”在语音上有相似的地方，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文化来源，即印度———伊朗文化。除此之外，二者在宗教功能、特征及图像方面则完全不同。印度学者Inchang Kim也认为“Maitreya”的出现与“Maitri”没有关系，日本学者三石善吉认为弥勒的伊朗起源说的证据不够充分。

二是印度起源说，Inchang Kim认为弥勒信仰的起源和印度至少自吠陀以来的就已经存在的“karma ”(业、因果)思想有关，因为古代印度的业报理论就是宣扬个人的行为决定了他再生的状态，对于所有的生物来说，业报决定了其再生高低的状态。印度学者Asha Das也持弥勒信仰本土起源观点，认为早期佛教中已经包括了未来佛的信仰，作为未来佛弥勒的完整思想体系完全不同于弥赛亚崇拜。三石善吉指出弥勒信仰源于伊朗要素的东西，通常是指“拯救者思想和终末思想”，这和佛教的拯救首先是精神解放是不同的。“未来佛、法灭思想，完全是印度的风土中，在其历史的环境中，独立形成的佛教的独特思想”。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如台湾学者廖阅鹏、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中国学者汪娟等），弥勒信仰等用于弥勒净土信仰，将其形态分为弥勒下生（人间）净土和弥勒上生兜率净土信仰，即弥勒下生信仰和弥勒上生信仰。

弥勒上生信仰，主要内容是弥勒上生兜率内院，为天众说法，一切众生只要按照规定方法修行，死后即可往生于此，与弥勒在一起，免除轮回永不退转。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降生成佛时，也可随同前往已经是净土的人间受法，最后获得解脱。

弥勒下生信仰，主要内容是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降生成佛，下生到人间，行龙华三会，在人间建立佛国净土，未得到释迦摩尼佛度解的人也将得到解脱。

弥勒信仰的兴起是随着弥勒经典的传译以及弥勒像的出现。最初弥勒像传入中国是从西域传入的，与诸种弥勒经典同时传入。后来传入的弥勒像直接来源于印度，其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是北线，从西域传入，还有一条是南线，据石家庄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泉洲考证，弥勒像“先从古印度的西北部经中印度而传至南印度最南端，并进而延伸至锡仑岛，乃至传播于古印度全境、阿富汗、中亚各国，又从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传入蒙古，又传入古朝鲜半岛，然后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公元三四百年时，人们对弥勒的信仰，已传遍南亚、东亚、中亚各国。”

王雪梅认为，弥勒信仰在古印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弥勒信仰是对弥勒未来佛身份的崇拜；随后因为对弥勒未来成佛的期待，产生了弥勒下生信仰；最后是对现在处于补处菩萨之位弥勒的皈敬，产生了弥勒上生信仰。

但当代印度对弥勒的信仰产生了新的变化，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开始供奉中国大肚弥勒，将其称为“笑佛”，等同于印度的财神，认为其有吉祥、招财、维持风水、带来好运的功能。释印照认为大肚弥勒初传印度或在印度初步流行的开始，应是在清末民初之时。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弥勒信仰便随之传入中国。在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弥勒净土信仰很快风行社会，成为各阶层接受与传扬的思想。

《高僧传》卷五载，道安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八人常在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此为记载中最早求生弥勒净土者。同时，信仰弥勒未来下生、愿随弥勒闻法成佛，建设人间乐土者也颇多。如北凉沮渠政权(401-439)留有《沮渠安周造寺碑》上载凉州王沮渠安周于高昌建寺供弥勒，以未来佛自居。在南北朝净土信仰中，弥勒信仰超过弥陀信仰，但经北魏昙鸾改造弥陀净土思想为中国净土学说，又经唐代道绰、善导的完善与弘扬，弥陀信仰于唐代形成为净土宗，风靡天下。弥勒信仰逐趋式微，但仍是中国净土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派。如唐代玄奘、窥基，弘扬上生兜率信仰，成为法相宗的传统。

相对于上层人士更倾向于实现自我超越并超越现世外寻求拯救的上生信仰而言，中下层民众更倾向有超自然存在实现现世拯救的下生信仰。南宋至清代的白莲教、八卦教、混元教等，均以弥勒出世为其教义内容，利用弥勒净土信仰作为秘密结社乃至政治活动的理由，因此屡屡遭到官方的打击，但仍绵延不绝。在弥勒下生救世信仰在中国民间教派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三阳劫变”思想。各民间教派也以此为共通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建立起一套包括弥勒下生信仰在内的结构分明的教义思想体系，共通的部分主要在于，在人类历史的青阳劫时代、红阳劫时代、白阳劫时代三个阶段，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执掌。燃灯佛与释迦佛分别于前两劫下凡救世，各度化两亿人。最后一劫是世界最大灾难来临之时，弥勒佛将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救度九十二亿人，而弥勒佛是由无生老母派遣下凡以救度众生的。

“三阳劫变”中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在北魏时期大乘教暴动中就有所体现，法庆提出口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新佛即指弥勒佛。此后唐代王怀古的口号“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与北宋王则的口号“释迦牟尼衰谢，弥勒佛当持世”，都是此思想的体现，到明万历年间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对“三阳劫变”思想有较完整的表述。弥勒信仰也从单纯的拯救论到救赎与创世结合的观念完善，从纯粹的救主信仰主义向完整的救赎与创世相结合的教理框架的逻辑演进，从政治口号向宗教义理的功能转变。

近代以来，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在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上提倡弥勒净土观念，使得弥勒净土信仰呈现出中兴趋势。

公元四世纪晚期，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弥勒信仰也随之遍布新罗、高句丽、百济等国，在民众间广泛流传的一直是弥勒下生信仰。在新罗，弥勒信仰与以农业为生的农耕神——龙神相结合，在新罗扎根。另一方面，王权为了融合贵族势力与强化王权，适当地利用了弥勒信仰。同时，弥勒信仰还与国家层面的护国修行团体——花郎相结合，作为汇集地方贵族子弟的修行团体，花郎将新罗传统思想与弥勒信仰相结合，标榜守护国家，当时花郎群被称之为是“向弥勒佛供养香花的团体”。此后，善德女王时期建立的瞻星台，结合龙神信仰和弥勒信仰，起到了宗教上的作用，瞻星台是为使兜率天的弥勒即龙下生而建造的水井状的居住处。百姓们相信弥勒化身的龙居住在瞻星台，在那里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为了农耕所需的风调雨顺出于国家的角度在瞻星台举行龙神——弥勒信仰的祭祀仪式。

公元六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当时百济国王将一尊弥勒佛造像送给日本天皇，受到当时日本朝野上下的虔诚供奉，还为之专门修建了寺庙。由此，弥勒信仰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弥勒信仰已经遍布日本各地，出现了大量供奉弥勒佛的寺庙。在这一时期，日本许多僧众都发愿往生兜率天弥勒内院，其中以日本因明学开祖松蓧善珠为代表。后来，日本真言宗开祖空海、日本华严宗中兴祖师明惠上人等，也都发愿往生兜率天弥勒内院。后来以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大肚弥勒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七福神之一。1963年，日本佛教日莲宗一系的新兴宗教“灵友会”在其教义中融合弥勒信仰成分，制定了新经典《弥勒经》。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胜川春章 七福神宝船图 大英博物馆

弥勒的造像是弥勒经典形象化的产物，最初产生弥勒形象是桑奇大塔塔门佛雕中出现三例龙华菩提树，是对弥勒象征性的表现。最早由铭文可确定的弥勒形像为迦腻色伽三枚钱币，钱币上的弥勒可辨认结跏趺坐，发式为肉髻状的发髻，左手提水瓶，右手上举至肩部为施无畏印或掌心向内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佩戴耳铛、项圈、臂钏、 腕钏等装饰物品。形象上为菩萨尊格，其铭文“metrago boudo”即Maitreya Buddha，为弥勒佛之意。

伽腻色伽王时期 弥勒图案钱币

通过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时期以来的七佛一弥勒造像特征来看，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的早期弥勒均为持水瓶的婆罗门修行者形象，但发式有所不同，犍陀罗地区为束发或发髻式，秣菟罗地区是绾成发髻冠或无肉髻的螺发（或剃发型）以及戴宝冠的姿态，秣菟罗地区的弥勒造像中的宝冠形的头饰，明显受到了弥勒下生经的影响，体现的是弥勒作为释迦继承人和兜率天之主的形象。而后的笈多王朝时期，从鹿野苑博物馆保存的两尊弥勒造像来看，继承了犍陀罗地区弥勒行者形象的传统，身上无装饰物，呈现苦行者的形象。笈多朝后期的阿旃陀石窟与见卡乃里石窟中，水瓶则成为观音的持物，龙华开始出现在弥勒的造像之中，象征弥勒下生成佛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的场景，反映的是弥勒从传统的未来佛、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身份转变为“现在佛”的信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