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拉丁语：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12月8日－公元前8年11月27日），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与大诗人维吉尔、瓦留斯齐名，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奥古斯都时期的领袖之一。

公元前65年12月8日，贺拉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境内的维努西亚（Venusia，今维诺萨〔Venosa〕）城，父亲曾做过税务官，家有中等资产。公元前52-50年，贺拉斯随父亲去罗马求学，期初贺拉斯在罗马受贵族教育，后来又去雅典学习文学和哲学。在这期间，贺拉斯非常崇拜希腊文化，并受到伊壁鸠鲁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公元前44年，罗马独裁凯撒被刺杀，雅典成了共和派活动的中心，贺拉斯曾作过护民官，并在希腊参加共和派的军队，被委任为军团司令官。公元前42年，腓力比之战爆发，凯撒派的屋大维和安东尼进军希腊，在爱琴海东岸，马其顿腓力比小镇内，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展开两次决战。共和派战败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杀。在腓力比之战中，贺拉斯弃盾而逃。贺拉斯再后来在自己的诗作《颂诗集》第二首中提及过此事。

公元前42年，共和派失败后，罗马帝国建立，因此贺拉斯回到罗马。此时贺拉斯父亲已去世，田产被没收，贺拉斯变得穷途潦倒。后谋得财务官秘书一个小职位，并开始以写诗为生。很快贺拉斯的讽刺诗歌创作引起了维吉尔等人的注意。公元前39年，为帮助他成为职业诗人，大诗人维吉尔将贺拉斯引荐给罗马帝国的主要政治顾问之一，麦凯纳斯，并加入了奥古斯都亲信麦刻那斯组织的文学集团，得到了梅塞纳斯的重用。麦凯纳斯还将萨宾山区的一处农庄赠送给贺拉斯，从此他进入了奥古斯都的官廷贵族圈子，生活安定。自贺拉斯在农庄隐居时起，他的诗歌创作达到顶峰，他的政治倾向也由倾向共和派逐渐转为支持帝制。贺拉斯早期作品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30年代，以对话的形式写成了《闲谈集》二卷。公元前23年，《颂诗集》前三卷共八十八首诗歌发表。贺拉斯的抒情诗主要都集中在了《颂诗集》(Carmina)当中，其中前三部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前三部《颂诗集》发表后，贺拉斯觉得自己已无写抒情诗的必要，对哲学兴趣日浓的他重新转向了闲谈式的诗歌，只不过采用了书信体。他自己把这些新作称为sermones，后世却给它们冠上了《书信集》之名。这些诗大都表达了贺拉斯对生活和诗歌的感悟，有二十首在公元前20年结集发表，即《书信集》第一部。公元前19年维吉尔去世后，贺拉斯成为罗马无可争议的第一诗人。公元前17年，屋大维指定他创作《世纪之歌》，并在国家的庆典上由合唱队朗诵，此后又多次要求他为一些政治场合写抒情诗。这些作品和他私下写的一些抒情诗于公元前13年结集发表，成为第四部《颂诗集》。很快，他的第二部《书信集》也问世了，这部诗集只包含了三首诗。前两首主要讨论当时的文学风尚。第三首是致庇索父子，即后世所称的《诗艺》，创作时间可能早于前两首，是罗马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对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影响深远。

公元前8年11月27日，贺拉斯去世，终年57岁。贺拉斯终身未婚，没有留下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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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的诗歌并不像古罗马诗歌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讽刺色彩，主要宣扬中庸、合理享乐的主旋律，摒弃和嘲笑贪婪、奢靡的不良恶习。。他的诗歌并不像古罗马诗歌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讽刺色彩，主要宣扬中庸、合理享乐的主旋律，摒弃和嘲笑贪婪、奢靡的不良恶习。贺拉斯适合创作讽刺诗。他具备小说家那种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其次，他的生活哲学不趋于极端，比较有包容性；再次，他的语言风格和维吉尔不同，比较贴近日常世界。由于具备这些优势，他一试笔讽刺诗，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写作讽刺诗的同时，贺拉斯决定把一种新的诗体引入拉丁语，这种诗体就是后来公元前29年发表的《长短句集》的主流旋律。

贺拉斯在《诗艺》开头讨论到诗的内容和原理时就强调，诗、画等文艺作品要达到内在有机整体的统一。他声称，诗人和画家进行创作时，都有运用幻想的权利，他自己就热衷于追求这种幻想，“我梦寐求之，也允许别人憧憬。”就创作的主题而言，既要求继承传统，也要注意到创新。贺拉斯特别强调，创造新的主题是尤其困难的，特别要注意人物性格的前后一致。

贺拉斯在诗歌创作中更注意到“得体”观念，他将“得体”理解为：渗透并构成文艺创作之所以成为有机统一整体的那种本质。在创作上达到“得体”是困难的，贺拉斯就致力于探讨如何在创作上达到这种“得体”。一，在体裁、格律等的运用上，悲剧和喜剧中不同人物和事项，要用不同的体裁、格律来表现。二，人物性格要合乎类型。贺拉斯声称，诗歌、戏剧作品要得到读者、观众的赞赏，其人物的性格要与人物的不同年龄的习性相当。贺拉斯的这种类型观的得体说，强调的是永远不变的普遍性，无视或否定人物性格在共性的基础上尚有它的个性和特殊性，排除了人物性格的时代性、地方性和偶然性。贺拉斯的这种观点，正是他的崇尚古典的保守观点的具体体现。三，情节的表现要有节制。贺拉斯对情节的讨论是简略的，且只着眼于情节在舞台上的表演问题，很少讨论到情节本身。他声称，情节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以通过叙述。

罗马时代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家贺拉斯为了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过于放肆和猖狂”的不健康倾向，主张以模仿希腊经典为旗帜的古典主义法则来“加以制裁”和节制，而这法则中最根本的乃是理性的判断力，他说：“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他的《诗艺》制定了许多写作规则，总的倾向是以理性来约束、节制创作。贺拉斯的美学大致可划入理性主义范围，贺拉斯认为文艺创作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和作家主体的思想深度、道德倾向、知识和经验有重要的关系。

贺拉斯对艺术要求统一与调和，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总的效果，整体的美，这个原则也是贺拉斯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贺拉斯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原则。这“合式”原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主要指艺术上的协调一致、恰当得体、符合自然、符合观众心理。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也涉及对内容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合式的选材。《诗艺》的开篇，贺拉斯引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借以说明画面的不和谐。进而他总结从事写作的人一定要懂得表现整体和谐；二、安排字句要考究，人物语言要统一。贺拉斯把和谐整体的观点推广到人物语言方面。他认为，作家使用语言可以创新，但要有节制。也认为：“万一你要表达的东西很深奥，必须用新字才能表明，那么你可以创造一些古人所没有见过的字。这种自由，用得不过分，是可以允许的。”三、情节的统一。贺拉斯认为，情节之所以要演出是为了让观众便于理解与欣赏，同时情节也可以叙述。同时他也认为，歌唱队的作用应该是适合情节的发展。“歌唱队应该坚持它作为一个演员的作用和重要职责。它在幕与幕之间所唱的诗歌必须能够推动情节，并和情节配合得恰到好处。”四、内容高贵与形式优雅。贺拉斯认为古希腊早期的的戏剧是高贵优雅的，需要符合罗马奴隶主贵族的心态和艺术趣味，而非迎合“庄稼汉的嗜好”。

贺拉斯除了从宏观上讨论了古今和希罗关系等古典主义根本原则外，还就与诗本身一系列有关的问题，例如诗的功能、诗人的修养、诗的创作、诗画雕刻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可以切实奉行的准则。

就诗的功能而言，贺拉斯除了崇尚诗的社会道德教育功能外，还主张其有娱乐的功能。一方面在理论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比较一致；一方面又和贺拉斯本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在他的思想中，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双方达到相对平衡。他强调诗歌的教育功能。指出戏剧的歌唱队，应该坚持作为一个演员的作用和重要职责。在表演艺术上必须精益求精，所唱的诗歌必须能推动情节，并且和情节配合得恰到好处。贺拉斯在注意诗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肯定它的娱乐功能，主张诗歌既要对生活有所帮助，也要给人以快感，两者不可偏废。

贺拉斯由于意识到诗歌的崇高使命，意识到技艺和后天的勤奋在诗歌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特别重视诗人自身的修养，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第一，强调理性和思想修养；第二，甘于清贫，不求闻达，反对急功近利；第三，精益求精，善于接受批评。此外，贺拉斯还强调诗人对待创作要持严肃态度，不能率尔操觚[gū]，要不断接受批评，进行认真修改，不要急于发表。同时，也意识到艺术家们进行各种类型的文艺创作，难臻至善至美，因此告诫人们不要求全责备，瑕疵[cī]是难免的。

贺拉斯在创作上，虽然主张天才和技艺并举，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但他更倾向于技艺和后天的勤奋。贺拉斯认为，较之天赋才能，更强调技艺和后天的勤奋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贺拉斯讨论过诗的创作，在肯定天赋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技艺的作用。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修养，重视理性和思想修养；劝诫诗人要甘于清贫，不求闻达，反对急功近利；在创作上要精益求精，善于接受批评。正是这些老生常谈，由于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制定其意识形态体系的需要，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诗—画的关系上，贺拉斯倾向于将两者等量齐观，提出“诗有如画”的观点。在吟唱到诗和雕刻的关系时，他明确地表示诗比雕刻更为动人和更为逼真。贺拉斯就诗、画、雕塑相互比较的观点，将诗和画等量齐观的观点，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贺拉斯的名言‘诗如画’千百年来被奉为诸门艺术进行比较的基本原则。”

贺拉斯翻译过希腊作品，同时也鼓励别人翻译。他认为在戏剧的创作中，把优秀的希腊诗篇翻译，改编成戏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能译出优秀的作品来。在安排字句时，要考究，要小心，可通过译借外来语加以丰富。贺拉斯的《诗艺》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促进了翻译理论的研究。

贺拉斯对后世的诗歌和诗学有深远影响，对17-18世纪的欧洲新古典主义诗歌尤其有塑造之功。他的《诗艺》也成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古典诗论著作。贺拉斯的诗歌在古代广为流传，不仅是他的诗歌中平易的内容，还在于诗歌艺术本身。中世纪时，贺拉斯继续受到人们的欢迎，当时感兴趣的是他的书札以及其中包含的生活智慧。文艺复兴时期，贺拉斯的诗歌受到人文主义者的喜爱，成为他们与宗教禁欲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之一。贺拉斯的诗歌理论对于法国古典主义影响尤其巨大，他们把《诗艺》视为标准的经典，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布瓦洛的《诗艺》里。贺拉斯的不少诗学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贺拉斯文艺创作的三原则，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定型化和系统化，不但传播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而且他所表达的古典艺术理想和制定的一套古典艺术原则， 适应了欧洲民族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崇尚希腊古典艺术的传统心理，奠定了古典主义的理想。

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曾点评:“新古典主义者对于典型的理解大半还没有超出贺拉斯的定型和类型的看法。”译者杨周翰指出：“贺拉斯的《诗艺》在欧洲古代文艺学中占一个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开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和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端，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文学创作，尤其戏剧与诗歌，具有深远影响。贺拉斯对诗歌的崇高任务、对生活的肯定、对罗马国家的高度评价等论点，激发了文艺复兴激发的人诗人与评论家。他的理性原则，克制和适度的原则给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提供了依据。”

李永毅翻译的《贺拉斯诗全集 拉中对照详注本 上 原诗与译诗》指出，贺拉斯诗歌中有明显的糟粕，一是与古罗马军国主义教育相一致的浓烈帝国主义情绪；二是与古罗马男权思想相一致的视女性为器物的态度；三是与古罗马等级制度相一致的对奴隶的蔑视。关于他诗歌的默认读者是古罗马自由民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他的一切观念都没超越这个阶层。美国诗人庞德曾经批评贺拉斯：“既不单纯也不热情，只有在品味食物和语言时才具备感觉，比青铜更恒久，贺拉斯，秃脑袋，大肚子，粗鲁庸俗，奴颜媚骨，比其他任何文学大师都缺乏诗意，占据了大英博物馆整整一卷目录，英语诗歌中近一半的劣作都是拜他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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