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哲学范畴词汇，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反映。

“意识形态”的英文“ideology”确实可以拆解为两部分，它是从希腊语“eidos”（意为“观念、理念”）和“logos”（意为“理性、逻辑”）组合而来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次将这个概念用于定义一种关于人类观念的科学。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简单来说就是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安德鲁•文森特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一书中概括地指出：在我看来，诸种意识形态都是概念、价值和符号的集合体，它们包含了对人性的种种概念，并因而指出了人们可能获得什么、不可能获得什么；是人要么应反对要么应赞赏的价值观念；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而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上的正确的技术性安排。因此，意识形态主张为了人类的需要去描述和规范一些事情。意识形态既想使得某些活动或安排合法化，又想使个人整合起来，使之能够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团结一致。这两种倾向在意识形态中是混合在一起的。

意识形态宣传图片

德斯图特·德·特拉西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他试图将意识形态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其视为一种基于理性和经验的认识论。德斯图特·德·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观念的理论，它旨在研究观念的起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这种理论为后来的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他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费尔巴哈则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掩盖现实真相的虚假意识，他强调了人类对于真理和自由的追求。马克思批判了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它们只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工具。他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于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发展。他们强调了意识形态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认为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和控制的重要手段。他们还揭示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体现，它对于政治决策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它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主要指其作为精神形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集中体现的是政权关系和权力关系。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的许多设施，如军队、警察、法律、外交是为政权服务的，意识形态也如此。不体现政权关系或权力关系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有些宗教团体的意识形态体现的权力关系甚至比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政权关系还要严格和细致。现在不少学者警惕和反对“非意识形态化”理论，既有理论主张的分歧，更有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意图；有的学者把“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是通过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其反共的目的，通过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关系的目的。这些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体现了政党的政权关系。　　意识形态体现政权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引导、指导、疏导、监督、打击、破坏、消灭等方式。意识形态对于精神界拥护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及其政权和权力关系的精神探索工作者，多采用引导、指导的方式，燃起其创造热情，为扩充和深化意识形态服务；对于可以团结并暂时并非同一战线的精神工作者，则采用疏导的方式；对于随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观念和作品，往往以监督的方式处之；对于非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人和观点，特别是危及乃至已经破坏意识形态的时候，许多情况下是采取打击、破坏、消灭的方式，以捍卫自己的精神旗帜，维护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并通过上层建筑的其它力量，体现其权力意志。此时的意识形态，已不仅仅是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上层建筑中的精神形式，而且甚至是精神法律和精神法典，从而体现其法权关系。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文明社会史、上层建筑、体制关系及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政权关系和权力关系。阉割上层建筑中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乃至否定意识形态与政权和权力的关系，既缺乏历史性，也不具有现实性。

经济基础体制集中体现的是利益关系。经济基础体制凝聚的利益关系也间接地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内涵中。这种间接关系，是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体制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体制则主要是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主要是物质力量，生产关系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基础体制的中介与生产力发生关系，与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关系，或者说，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把握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相形之下，政治上层建筑与人们的利益关系和体制凝聚的利益关系的关系要比观念上层建筑直接一些，观念上层建筑与这种利益关系更间接一些，因而它有时是更漂浮于基础之上的，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和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意识形态间接地体现着利益关系。当然，间接体现也是一种体现。文明社会以来，无论哪一种观念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的精神形式，很少不体现经济基础体制的利益关系。

意识形态内涵构成的另一方面，是其精神形式自身范围内的基本精神。这是与政治上层建筑有联系、又大为不同的、有其特殊性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形式，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和众多的门类，规定其精神实质不仅要有相应的广泛性，也要有高度的集中性。真、善、美成为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内涵，有其思想的必然性和功能需要做基础。它们与政权和权力关系及其思想观念、利益关系及其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既体现出政权和权力及利益关系及其思想观念，同时亦弘扬着自己的精神，研究着自律性的一些问题，传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向、品味韵致，从而发挥其精神形式的职能，把大众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意向与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协调起来，乃至与之相一致，造成有利于巩固上层建筑和发展经济的精神环境，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

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指向性的观念体系，它可以是具体的政治思想、学说或理论，也可以是抽象的理论观点。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而是与现实社会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观念体系。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都可能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或者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或者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特征表现为它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这些意识形式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特征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即各种意识形式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在经济思想与社会思想的互动中形成，同时又受到教育和伦理观念的影响。这种互动关系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意识形式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共同维护和传承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由于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的差异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它通过维护其利益和统治地位来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而其他非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则可能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表现为它维护或改变社会制度、凝聚或扩散社会认同等社会功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强化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而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则可能寻求改变社会制度和现状，以实现其利益诉求。同时，意识形态还具有凝聚或扩散社会认同的功能，它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强化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或改变社会关系和秩序

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存在，而是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意识形态的发展。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和相对独立性。其次，意识形态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发展和演变。最后，意识形态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意识形态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关系，因此一旦形成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地被外部因素所改变。即使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也可能会因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意识形态确实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包括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能力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人们通过思考、感知和认识世界，形成对事物的观念和认知。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因此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认知也可能不同。环境也是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这些环境因素会对人们的观念和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都可能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信息和宣传也是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人们可以获取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从而形成或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教育和宣传可以强化或改变一个人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价值取向也对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价和取向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两者之间充分体现了共生的哲学逻辑。从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来看，它主要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为人类正确认识其发展变化过程和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当前社会，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这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所谓客观就是指现代化不是由人的理性所推动的，而是由不以人的理性或意识为转移的物质生产过程所内在推动的。所谓普遍就是指现代化不是专属于某一地区的过程而是在任何具有普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都能够普遍持续地运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兼有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中国历史发展所特有的特殊性，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实性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当代美国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极化现象。本来二元对立的美国意识形态越来越极化，以民主党为基础的左翼自由主义强化自由贸易、女性主义、同性婚姻合法化、平等主义、全球化，与以共和党为基础的右翼保守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右翼保守主义的极化则表现为贸易保护、白人至上、反同性恋、反移民、逆全球化等主张。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分布在各个领域，既有经济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也有政治领域的政党极化、精英极化和民众极化。极化的重点领域还是在文化方面，在种族、道德、宗教、教育、语言等各个领域，意识形态的极化都是非常严重的。同时，这种极化还在全球交往的层面展开，构成了意识形态极化的全方位图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引领作用下降

俄国意识形态在历史和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帝制时期到苏联再到现代，俄罗斯的政治领导者常常利用意识形态来凝聚国家，赋予国家发展方向，以及解释和辩护其政策和行动。首先，俄罗斯在摒弃国家意识形态后重新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政治领导层对国家凝聚力的关注。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段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这使得寻找和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思想”的探求可以被视为对俄罗斯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追求。其次，意识形态确实是区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反映了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之前意识形态的整合，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俄罗斯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