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魏林

雒[luò]魏林，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又名“雒颉”。1834年，医学毕业。1838年奉派来中国传教，先抵南洋巴达维亚。

1838年被伦敦会派驻中国。7月底，他带家眷启程，同行的还有麦都思，11月中旬抵达巴达维亚，1839年底到广州，加入中华医学传道会。此后断续在澳门的医院工作，同时在广州学习汉语。1839年9月，因中英冲突，他暂时离开中国到巴达维亚。1840年5月，他回到澳门，和前此不久来到澳门的合信医生、戴夫医生共同管理医院。8月，他到舟山为中国人开办一所医院。1841年2月他关闭了医院，离开舟山到澳门和Catherine Parkes 结婚。1842年前往香港，管理医学传道会设立的医院，至1843年春。6月重返舟山，又前往宁波视察，回舟山后在那里重新开办一所医院。11月和来到舟山的麦都思一同到上海。1843年12月抵达上海传教。并行医治病，擅长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今仁济医院前身）。1848年3月，他和麦都思等伦敦会教士到青浦传教，当地漕运水手发生冲突，爆发青浦教案。1857年12月雒魏林离开上海返回英国。他在英国逗留两年多；在此期间，雒魏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1861年，雒魏林博士离英国取道埃及赶回中国，计划在北京开创医疗事工，9月他就从天津赶到了北京并住在英国公使的家中。10月3号，也就是他到达北京的3个星期后，他在英国使馆旁边找到了一处房子并由英国使馆购得，他来承租。1862年开始的时候，这个医院就全然运作了，这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协和是英文Union的译名。1863年返回英国后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1864年3月，在雒魏林的提议下，杜德珍博士(JohnDudgeon1837-1901)受聘从英国来到这个医疗事工机构。之后他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4月到汉口匆匆一行。回上海后，他又在5月前往日本的横滨和江户，6月初回上海。6月6日，他乘上第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8月14日回到英国，自此在英国积极鼓吹中国的传教事业。

雒魏林是传教士，更是货真价实的医学专家，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士职称，医术高超，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4年。通过对医院历年收入表仔细研究，台湾近代史家王尔敏先生认定，医院自1844年建院，至1904年前后60年，从未向病人收取过任何费用，“由是可见这所医院创建之崇高理想，纯为华人病者服务，一直免费医病，确不愧承当‘仁济’声名，于中国人实有显著贡献。”那么医院如何维持呢？“主要靠各界捐助……仁济医院为地方居民就医提供极大方便，热心公益的地方绅商，也往往出钱捐助。”至于雒魏林及其家人生活，“仅靠教会的菲薄薪金维持”。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了，这才停止。还有种牛痘，也是慈善性质，据医院年度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来种痘的，都超过5000人。而雒魏林来华20年，据他自己估算，诊治的中国病人，至少十几万。“一位妇人放心的交由雒魏林在她的手上动了手术，并很快痊愈。她后来十分高兴地穿着她最好的衣服领着孩子专程来感谢。这样，由于很多的临床的成功，就诊患者从开始的一天两三位慢慢发展到每天二三十个。患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官员、商人、工人、农民、乞丐挤满了他的院子。头三个月，注册的病例就达到6815个，实际病例还要比这个多。”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圣经经文和小册子。医院的候诊室能容纳大概60人，一些听众听了候诊室的布道后就开始要求受洗。这样一年之内，中国首都的第一个新教教堂就建立起来了。伦敦会这样就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开办的传教机构。到1864年1月2日，雒魏林就报告说已经有10个布道机构进入北京工作了。

1.Eleven Annua1 Reports of the Chinese Hospita1 at Shanghae from 1846 to1857 inclusive（《上海华人医院11年分年年报（1846-1857）》），8开本，188页，上海，另有伦敦会在北京开办的医院从1861到1863年两年的年报，8开本，44页，上海。2.The Medica1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8开本， 404页，伦敦，1861年。3.在《都柏林医学杂志》上有数篇雒魏林关于中国医学的译作，《中国丛报》上也有他对舟山的介绍和其他一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