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于194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初载于《杂志》第十三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收入《传奇》增订本。

1943年，张爱玲与周瘦鹃结识，其作品在后者的赏识下得到发表，并迅速走红。此后，张爱玲在《紫罗兰》《万象》《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正夹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一边是古老家族、神秘大宅、吴侬软语交杂的传统景观，另一边则是以十里洋场、风云变幻、各国来客构成的现代景象。《红玫瑰与白玫瑰》便是张爱玲对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性困境的思考之作。一方面，中国女性受到传统男权社会的深重压迫，因此，一旦出现了现代意识的闪光，要求解放的呼声便极其强烈；另一方面，不够彻底的现代化又让女性身处于尴尬的夹缝之中，使她们既保持不了传统，又完成不了现代，只能在无所适从的悲剧中身陷囹圄[yǔ]。与此同时，张爱玲也注意到男性群体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窘境：一方面，现代生活的侵入让他们呼吸到了自由婚恋的新鲜空气；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又将他们缠绕其中，让他们在传统与现代面前难以两全。

男主人公佟振保出身寒微，在国外半工半读地拿到了学位，凭借真才实学赤手空拳地打拼，最后在一家老牌外商染织公司做到了高管的位置。佟振保有过几个女人：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由于首次嫖妓便被妓女羞辱，他从此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第二个是他的初恋情人，一个叫做玫瑰的英国姑娘，故而他把后来的两个女人都比喻为“玫瑰”；第三个是他的老同学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是一朵热的、放浪的“红玫瑰”，他断定她是“娶不得的女人”，故而尽管在她的诱惑下与之偷情，并从对方口中得知她真的爱上了自己、且决定与王士洪离婚，却仍然与她分了手；第四个是他母亲介绍的相亲对象孟烟鹂，一朵秀丽清白的“白玫瑰”，但他对孟烟鹂的身体挑不起兴趣，并选择以宿娼来纾[shū]解自己的情欲。结婚后，佟振保的家庭生活逐渐为鸡皮蒜毛的小事所占据：妻子孟烟鹂不善于应对仆人，总被女佣欺负；十月怀胎后生了个女儿，被婆婆抱怨，婆媳间也生出嫌隙。一天，佟振保在公共汽车上重遇了王娇蕊。从前天真热情的、被他奉为“朱砂痣”的王娇蕊，已经成了一个俗艳的妇人，正带着她再嫁后生的孩子去看牙医。然而尽管俗艳，王娇蕊却是幸福的，这幸福让佟振保感到嫉妒。回家后，佟振保愈发厌倦他空洞白净的妻子孟烟鹂。孟烟鹂为丈夫厌弃，被女仆欺压，与女儿和婆婆也隔绝开来，逐渐成为一名不说话、不思考、总是有点不安的女人。在一个黄梅天，佟振保撞见妻子与裁缝偷情。从此，佟振保开始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嫖妓，乃至于不给家里拿生活费。女儿交不起上学的学费，家中每日的小菜钱也成问题。一天晚上，佟振保回来，用台灯、热水瓶发泄了一通怒火。最后，迫于现实的烦忧与责任，他选择重新做回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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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片段赏析（来源：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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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玫瑰与白玫瑰》内容解说（来源：季小军说)

佟振保是一位夹在传统与现代、灵与肉之间的男子。他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东西方的两种价值观之间彷徨无依。一方面，他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极其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另一方面，他又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想要追求情欲不受束缚的自由。就外部形象而言，他工作认真，善于交际，待人接物爽快厚道，孝顺母亲，提携兄弟，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面容姣好、性格温和的妻，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在内，他是一个深受肉欲诱惑的男人：他被友人之妻王娇蕊美丽鲜活的肉体吸引，与之偷情；对自己贞洁贤淑的妻，他很快就厌倦，结婚不久就开始定期宿娼。作为一个从旧中国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利己主义者，他只能在割裂中维持秩序的表面和谐，以维护自己的社会角色。无论是拒绝“西洋化”的红玫瑰王娇蕊，还是选择了“东方化”的白玫瑰孟烟鹂，都出于这种儒家文化派生出来的文化心理。他既没有勇气对抗世俗，又没有觉悟循规蹈矩，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物。

王娇蕊象征着“红玫瑰”型的女子。她性感美丽，蔑视传统封建道德，敢于反抗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迫。在最初，这种反抗表现为与男人玩欲擒故纵的爱情游戏，但随着她与佟振保感情的深入进展，这种反抗则升华成了真正的爱情。佟振保无论是在金钱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远不如王士洪，但她依旧奋不顾身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在被佟振保抛弃后，也依旧选择了离婚。王娇蕊反抗社会压力、对婚恋自由的大胆争取，呈现了女性意识的闪光点，但其结局也透露出这种女性意识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孟烟鹂象征着“白玫瑰”型的女子。在娘家时，她孝顺父母、处处乖巧；出嫁后，她成为了毫无疑义的模范太太。作为妻子，她无条件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作为母亲，她贤惠慈爱地对待女儿；作为儿媳，她对婆婆毕恭毕敬。她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社会规范下的各种角色，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自我也逐渐迷失，最后越出了传统淑女的正轨，与一名处处不如振保的裁缝偷情。最终，孟烟鹂成了一名欲守传统而不得的女子。

在男权中心的视角中，“红玫瑰”王娇蕊和“白玫瑰”孟烟鹂，分别承载着男权社会中男人“肉”的渴望和“灵”的追求。同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机制中，王娇蕊和孟烟鹂分别被加上了“淫”和“贞”的道德特性。但故事结尾中，被视为“淫”的“红玫瑰”王娇蕊，却转变为带着小孩去看牙医的贤妻良母；而原本被视为“贞”的“白玫瑰”孟烟鹂，却与一个相貌丑陋的裁缝偷情。正是在这种“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双重幻灭中，男性主义中心的性观念的内在矛盾被暴露了。

小说展现了两种类型的女性的二重悲剧。文中的“白玫瑰”孟烟鹂努力做一个男性理想中的贤妻良母，以维持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关系为自己的最大理想，却也因此失去了自我实现的机会。而“红玫瑰”王娇蕊尽管大胆追求爱情，却也因此失去了经济来源，最后只得再次通过婚姻依附于一个朱姓男子。小说深刻揭示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无论是顺从贤淑的白玫瑰，还是张扬大胆的红玫瑰，其女性意识都为男权社会所压抑，使她们无论选择逆来顺受还是出走，结局都终归是徒劳。

该小说表现了对于五四时期所宣传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话语的可行性的怀疑。在佟振保的个性与心理中，潜藏的是一个生活在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人，试图找寻到人生本真状态的努力。但张爱玲也看见了这种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所伴随的负面心态——自恋、自欺与虚无，这使得张爱玲的小说超越了五四时期口号式的、简单的感伤与激情的宣泄，而呈现出一种苍凉的底色，也暗示了张爱玲对于以个人力量救赎自我人生的不乐观态度。

首先，文题中的“红”与“白”两种色彩，暗藏了两种特性的导向——“红玫瑰”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如浓墨重彩的油画，敢于为了梦想与欲望放手一搏，但也在此过程中变得扭曲；“白玫瑰”则是“无事”的、“无声”的，她们犹如淡色的素描，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变得麻木、琐碎、乏味。其次，服饰也是张爱玲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红玫瑰”王娇蕊出场时往往“衣冠不整”，“白玫瑰”孟烟鹂则总是严装正服。王娇蕊对服饰规则的违反，与她所追求的违反伦理的爱相对应；而孟烟鹂遵循的着装规范，则暗示了她对于身为中国传统家庭妇女的行为规范的认同。

在张爱玲的小说从章回小说叙事转向现代小说叙事的过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初稿中，小说本安排了一位亲戚来介绍佟振保的人物信息，这是属于章回体的叙事角度；但在小说修改后，则转变为由小说叙事人直接叙述，并生发出了著名的“朱砂痣”“蚊子血”“白月光”“饭粘子”的比喻，这是属于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有意混淆主人公视角和叙事人视角，从而揭示出主人公隐约感觉到却不能明白说出的心理，展现出其潜意识的状态。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双重对立的结构处处可见：传统观念背后的现代意识、传奇故事中闪现的现代人性、古典情调交杂着的乱世氛围、旧小说笔法之上的新文学立意，等等。故事发生在新旧交杂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世家大族、传统观念与现代建筑、新兴观念相映成趣；故事表面上呈现为“言情”的传奇故事，然而其内核却是对人性的深度观察，以及对人性内在真相的挖掘与探索。张爱玲试图挖掘出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性，并在其中找到现代特有的生命感悟，这使得张爱玲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

1978年，卡罗琳·汤普森·布朗（Car-olyn Thompson Brown）发表了《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翻译及译后记》(Eileen Chang’s Red Rose and WhiteＲose: A Translation and Afterward)，这是北美研究界中首篇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1994年，由关锦鹏执导、林奕华编剧、陈冲主演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上映。该片获得1994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1995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2001年，由贝诗娜（Emmanuelle Péchenart）翻译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法文译本Rose rouge et rose blanche在法国出版。2007年，由田沁鑫执导、罗大军编剧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登上话剧舞台。同年，金斯伯里（K.S.Kingbury）再度翻译了《红玫瑰与白玫瑰》，该英译本由企鹅书屋出版。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小说意象之繁复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首屈一指，并包含着一种苍凉的意味。作家、翻译家刘绍铭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在“透人心肺的比喻”之中，藏着一种对人类的“哀矜”之心。同济大学教授祝宇红认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主人公佟振保的“真人时刻”，事实上呈现了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根源的、具有超越性的“本真性”理想。与此同时，“向上滑落”背后的虚无主义，“向下滑落”背后的自恋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追求过程中的自欺，则将会阻碍个人主义走向本真性的理想境界。中山大学教授张均认为，《红玫瑰与白玫瑰》呈现出两种时间特质：故事性时间和感受性时间，这使得作品具有了对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哲学反思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