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4月11日--1891年7月18日），字伯琛、筠仙，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的农村，家中以收取地租为生，世代读书。郭嵩焘的亲祖父郭世诠家中排行第六，郭嵩焘的二祖父郭世遵无子，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变被过继给了郭世遵。郭嵩焘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

郭嵩焘11岁时进入书塾读书，曾师从伯父郭家瑞。道光十五年（1835年）郭嵩焘开始其科考之路，这一年郭嵩焘接连考中生员、秀才，于次年进入湖南省岳麓书院读书。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举人，随后准备参加会试，未中。此后十多年中，郭嵩焘多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未考取进士。在科举过程中，郭嵩焘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如左宗棠、曾国藩、刘蓉、李鸿章、沈桂芬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在第五次会试后考取进士，朝考后受为翰林院庶吉士，与他一起考中的同科进士还有李鸿章、沈葆桢、冯桂芬等。因郭嵩焘母亲和父亲接连于当年和次年过世，郭嵩焘未能赴任，在家丁忧至34岁。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湖南境内，郭嵩焘与左宗棠避乱于湘阴县东玉池山。同年冬天，清政府命令在家为母守丧的曾国藩办理团练，以镇压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欲辞不受名，郭嵩焘力劝曾国藩举办团练，并亲自到益阳、宁乡等筹集了十余万金。次年，太平军围攻南昌，郭嵩焘与罗泽南、夏廷樾[yuè]等任率团练在南昌永和门外与太平军作战，结果被太平军假装撤退然后从后面包抄，伤亡过重后郭嵩焘与罗泽南收兵入城。在南昌期间，郭嵩焘见太平军居住在船上，认识到建设水师的重要，这一想法同时得到了镇守南昌的楚勇团练江忠源的意见。郭嵩焘代其上《请置战舰练水师疏》一折，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遂奉命制造战舰，设立水师，郭嵩焘也成为提议创办湘江水师的第一人。筹集粮饷是湘军组建面临的主要困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湘军的饷源，郭嵩焘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了“厘捐”的计策，即“厘金制度”，向地方商人征收税金作为镇压天平军的军饷，该制度遂在湖南逐步推行。“厘金制度”之后，郭嵩焘学习太平军设置了“盐厘”，即向盐贩收税。这三项建议被后人称作“筹饷三措”。咸丰五年（1855年），郭嵩焘受曾国藩之命下江南进行筹饷以及为湘军购置军火。在上海，郭嵩焘参观了法国领事馆、英国的火轮船等西式新鲜事物。在上海，郭嵩焘读到了很多关于外国情况的书，如徐继畬《瀛环志略》，结识了当时颇有名气的科学家李善兰等。

1857年郭嵩焘入京，任翰林院编修，次年入值上书房。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常向朝臣和皇帝宣传洋务思想。郭嵩焘于1859年被派往天津辅助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修建防卫设施，以抵御英、法联军入侵，后又被派往山东巡视海关。郭嵩焘认为西方人的目的在通商而非战争，应当向到应付他的通商政策，而不是与之对战。郭嵩焘的观点与僧格林沁相左，于是郭嵩焘辞去职务，回归故乡。在其抵达家乡两个月后，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火烧圆明园。两年之后，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保奏郭嵩焘为苏松粮道，郭嵩焘于同治元年（1862年）到任，后又赴任两淮盐运使，三个月后又改广东巡抚，期间与冯桂芬合力创办上海广方言馆，网罗了不少洋务人才。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按照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潮州作为新开商埠，英国徐派驻领事进入潮州，但当地居民一直反对英国人入城。郭嵩焘看到事情严重，于是进行了走访调查，又向潮州绅士说明了英国人进城人员不会众多，停留时期也不会过长，英国人得以顺利进城。但因府衙无人接待英国领事佐治，佐治提高了入城要求，要求在城内居住一个月，并自建公馆，引起潮州百姓激愤。当时，郭嵩焘因上书弹劾两广总督瑞麟贻误军务被朝廷解除职务，郭嵩焘离任前夕仍向潮州百姓讲明道理，劝说他们要履行约定。郭嵩焘离任后，在郭嵩焘的继任者丁日昌的劝说下，潮州民众最终应允英国人入城。

郭嵩焘被罢免广东巡抚一职后，被朝廷再度启为两淮盐运使，同治五年（1866年），郭嵩焘辞职返乡，此后他在湖南闲居八年。期间，郭嵩焘著成了《湘阴县图志》，参与编修《湖南通志》。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十五日，郭嵩焘定居长沙后，受巡抚刘岷之邀掌教城南书院，于同年九月结束执教。

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郭嵩焘受命为福建按察使。离京之前，郭嵩焘就海防事宜向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条陈自己关于洋务运动的主张。在条陈中，郭嵩焘提出了自己关于海防的主张，即“三宜四条”。郭嵩焘认为海防有三宜，即因地、因时、因人。四条即“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末之序”。总理衙门对郭嵩焘此条议颇为赞赏。

同年，“马嘉理事件”发生，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其中英方要求派使者前往英国致歉，郭嵩焘被清廷以驻英公使的身份前往英国，成为近代中国出使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公使。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英国之事一度延期。时郭嵩焘受命署理兵部侍郎，他上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抨击封闭守旧的朝中官员，要求惩治“马嘉理案”的相关负责人员。郭嵩焘也就此遭到指责，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郭嵩焘，对其进行勉励。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郭嵩焘偕副使刘锡鸿一行从上海登船赴英国，于十二月初八日抵伦敦。抵达伦敦后，郭嵩焘向英国白金汉宫递交了国书。因来时路上途径新加坡时，郭嵩焘见新加坡居住着很多的中国人，郭嵩焘决定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在经过清政府的同意后，郭嵩焘与英方进行交涉，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成功设立领事馆，成为中国在国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同年，郭嵩焘还受命兼任法国公使，移驻法国。在履职驻英、法公使期间，郭嵩焘曾就多起案件与当地政府协商交涉，如“英船华工案”“武汉教案”等，其中以“新疆喀什噶尔案”最为复杂。同治年中期，新疆各地爆发了一些列的反抗清政府的武装事件，英、俄两国趁机插手。同治五年（1866年），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派军进入南疆，并于次年在击败喀什噶尔大小军事集团后，宣布建立“七城汗国”，自立为王。英国与阿古柏联系，企图介入新疆事务。同时，俄国也出兵侵占伊犁。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承认了阿古柏政权的合法性，宣布向喀什噶尔派出公使，以削弱抗衡俄国在新疆地区的势力。郭嵩焘就该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与英国政府多方交涉，坚持清政府对新疆的主权。郭嵩焘将在来时路上的见闻著成《使西纪程》，但该书在刊刻时却遭到了国内大臣的抨击，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将郭嵩焘的这些主张斥之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使西纪程》也因此被下令毁版，禁止流传。此外，在驻英、法期间，郭嵩焘也常与助手刘锡鸿意见不合。出使英国之前，清政府是以许钤[qián]身为副使，因而刘锡鸿作为副使与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任命与当时郭嵩焘得到的任命是不同的。且国书中未出现副使刘锡鸿的名字，引起了刘锡鸿对郭嵩焘的怨恨，刘锡鸿无视郭嵩焘的解释，对郭嵩焘产生无礼行为，起初郭嵩焘以隐忍为主。但在得知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被清廷毁版之后，刘锡鸿更加恶语相向。刘锡鸿借领取薪水使自己不在副使之列，对郭嵩焘进行攻击，加之郭嵩焘为中国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主张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被召回国，以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代之。

回国后，郭嵩焘托病回乡，再次赋闲在家。回到湖南后，郭嵩焘再次从事讲学工作，先后主讲于城南书院、思贤讲舍。也著述谈论洋务、新政等，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著成《玉池老人自叙》。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郭嵩焘病逝于湖南，享年74岁。李鸿章向朝廷请奏为其立传、赐谥，未得允准。

郭嵩焘人物关系表

鸦片战争结束时，郭嵩焘在湖南结识了辰州知府张晓峰，张晓峰是当时思想较为开放之人，郭嵩焘在与其谈论鸦片战争、禁言之事时，开始对洋务思想有所认识。咸丰五年（1855年），郭嵩焘受曾国藩之命下江南进行筹饷以及为湘军购置军火。在上海，郭嵩焘通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一书，更加充分的了解了世界各国，其洋务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变。在驻英、法期间，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则进一步发展，认识到了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落后。郭嵩焘认为清王朝政治腐败，要求整饬吏治，选贤任能，并赞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其次，郭嵩焘批判朝廷对企业的控制，主张“通官商之情”，因此他主张在沿海令商人广开机器局。在者，郭嵩焘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呼吁注重教育，兴学校，派留学，认为教育对国家“富强之术”尤其重要，应该效法西方，讲求“实学”。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出任西方公使氏，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外交建议，较早地产生和形成了近代化的外交思想。相对于当时清政府“四夷观”、“天朝上国”意识、“朝贡”制度、“羁縻[mí]”政策等传统邦交思想，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近代化思想。第一，郭嵩焘面对当时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主张中国应该主动走向世界，只有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中国才能得到发展。第二，郭嵩焘主张世界各国平等交往，批判传统的“夷狄”观念，认为中国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视西方为夷狄的观念是自欺欺人。第三，郭嵩焘建议清政府重视外交机构的近代化建设，在当时尚未有正式外交机构的时候，郭嵩焘一方面主张把总理衙门当作常设的外交机构，一方面建议清廷在海外建立公使馆。第四，郭嵩焘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工作，同时也积极参与外交人才的选拔工作，把语言作为选拔出使人才的第一要义。为了维护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他还制订纪律，在驻英期间要求公使馆人员外出做到“五戒”：戒吸食洋烟、戒嫖、戒赌、戒外出游荡、戒口角喧嚷。第五，郭嵩焘在外交过程中注重保护海外华侨、华商的合法权益。郭嵩焘对当时华侨在国外的境遇感到同情，未使海外华侨、华商有所依靠，他积极协商设立领事馆，使得海外华侨、华商的利益得以受到保护。但郭嵩焘也有其思想不足之处，在外交过程中，郭嵩焘处理阿古柏一案时，阿古柏曾派使者赛尔德抵达伦敦约见郭嵩焘，但郭嵩焘多次拒绝会见赛尔德，作为驻外公使略有不妥。

郭嵩焘动员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组建湘军一事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不仅是早期率领湘军出城作战之人，也是意识到舟船的重要性，提倡设立湘军水师之人。仅用一年多的时间，湘军水师变占据到湘军人数的半数，水师在攻打太平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所提倡的“厘金”制度，在湖南全省推行，后又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湖北、四川、新疆、吉林等多个省份推行。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厘金”制度也一直没被撤销，直到1930—1931年间才废止。“厘金”也一度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出使西方期间，郭嵩焘为保护当地的海外华人，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为呼吁清政府重视外交。郭嵩焘奏请设立了中国在海外的第一批公使馆——中国驻英公使馆和驻法公使馆；且提议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这些机构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郭嵩焘建立外交人才的选拔机制，以品级高、年纪轻、熟悉洋务、精通标准等作为标准，举荐了薛福成、何如璋、许景澄、伍廷芳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嘉。郭嵩焘为外交人员指定的规则，以及工作章程和原则等也为后续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模板和经验。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其出使的意义是重大的，是使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郭嵩焘将出使英国路上的见闻日记整理成《使西纪程》邮寄回国，该作品主要记述了沿途的地理知识，包括18个国家的地理、气候、信仰等做了详细记录；二是记录了不同于中国的外部世界的种种特点；三是记录了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使西纪程》最初受到了总理衙门的肯定，但遭到了朝中其他传统士大夫的抨击，一度成为禁书。

对于郭嵩焘坎坷仕途遭遇，郭嵩焘好友曾国藩在《寄郭筠仙浙江四首》中有“鸿飞原不计西东”“赢得行踪似转蓬”两句，前一句表示了对郭嵩焘的赞许，后一句表述了对郭嵩焘的同情。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浏阳兴算记》中，曾提及郭嵩焘对洋务和外交事务的贡献，即“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即郭嵩焘）、湘乡曾劼[jié]刚（即曾纪泽）侍郎”，谭嗣同称他二人是湖南之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及郭嵩焘，说他“知道西方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有所变。梁启超称这样的士大夫是少数中之极少数。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谈论郭嵩焘，将他与王韬、丁日昌、郑观应等列入“改革家”行列。1989年，曾永玲在《郭嵩焘大传》一书中提出：郭嵩焘是“晚清社会”，尤其是封建官吏中罕见的思想解放派。郭嵩焘的思想“具有反传统的极其丰富的内容”，“郭嵩焘的历史攻陷，在于他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

郭嵩焘与左宗棠相识于年少之时，曾一起躲避太平军之乱，郭嵩焘曾劝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幕府，还为左宗棠评功。但自同治二年（1863年）起，双方开始发生矛盾，左宗棠曾上四折，指责郭嵩焘施政之错，致使郭嵩焘丢官。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病逝，郭嵩焘仍耿耿于怀，难以释怀。

郭嵩焘使英、法期间，因在处理事务上，多有决断，不与副手刘锡鸿商议，被刘锡鸿嫉恨，以至后来双方互相攻讦。最后郭嵩焘引退湖南，刘锡鸿也被李鸿章以“跋扈不臣”的理由罢官。

 郭嵩焘墓位于沙溪镇划江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郭嵩焘病逝时葬于飘峰（今汨罗市沙溪划江村），当时建有陵墓、墓芦，被毁坏后由当地民办迁回原地址—沙溪划江村，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郭嵩焘故居位于湘阴县文星镇十字街，故居始建于嘉庆甲子岁(1809 年)，现存故居占地面积 278.5 ㎡（不含后院的 346 ㎡），建筑面积 458 ㎡。故居后原有后院，后院建筑形制已不可考，现存建筑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2002年，被公布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