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1773年5月9日-1842年6月25日），瑞士政治经济学家，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原籍意大利，生于瑞士日内瓦，后移居法国。曾在巴黎上过大学，后中途退学到里昂一家银行当职员。法国大革命时回到瑞士。曾移居英国、意大利。1800年西斯蒙第重返瑞士，以后一直从事著述活动。1803年出版《论商业财富》时，他还宣传斯密的学说。但法国大革命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分化和英国的经济危机使他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反对者。181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人和人的享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灾难，要求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他强调消费先于生产、生产服从消费，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西斯蒙第还指出，资本家为利润拼命扩大生产，但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因而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他最早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他的科学功绩。但他的危机理论仅归结为主要是生活资料消费不足，并未真正认识危机的原因。他赞美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和宗法式农业的原则和规范，他的改革建议实际上未超出小生产者的眼界，从而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著有《政治经济学研究》等。

1803年，西斯蒙第出版了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一著作中，他向法国人介绍了A.斯密的经济学说，表明了他是斯密经济学说的忠实信徒。19世纪初，法国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都在深入发展，西斯蒙第亲眼看到了19世纪最初几次经济危机，看到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当1818年《爱丁堡百科全书》编辑部邀请他为百科全书写“政治经济学”辞条时，他又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19年发表了代表性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转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1837～1838年，他又出版了两卷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部著作以大量的历史和现状材料论证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提出的理论。

独到见解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以独到的见解，和D.李嘉图、T.R.马尔萨斯、J.-B.萨伊同为英、法两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法国在19世纪上半期经济已迅速发展起来，但法国并没有经历英国那样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自耕农并没有被消灭。法国革命后，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在法国居民中仍占多数。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小生产者切身感到有被排挤和消灭的危险。如何保存自己的经济地位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小生产者的这种愿望和要求。西斯蒙第并没有拒绝接受与商品生产有关的一些经济范畴，但他清楚地看到经济的缺点和矛盾，提出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迥然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西斯蒙第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指出，古典经济学不以人的享受而以财富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其结果是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地以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完全无视了人。他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他说：“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否认自由经济主义西斯蒙第是第一个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灾难，私人利益的自由发展经常损害公共利益。他要求依靠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他是在法国主张实行工厂法的第一个人。西斯蒙第对分配制度作了批判。他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确认企业家所得的报酬通常来自对工人的掠夺。他认为自由竞争造成了社会两级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是提出经济发展中社会两极分化的第一人。西斯蒙第是从分配角度来说明劳资关系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萨伊、李嘉图等人，从“商品购买商品”这一错误公式出发，否定经济危机。西斯蒙第则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西斯蒙第的科学功绩，他把它归结为消费不足。西斯蒙第强调生产应服从于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他认为，生产无限的扩大，但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产品实现受到阻碍，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爆发。西斯蒙第还指出，今年的产品是以去年的收入支付的，在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生产和收入失调所表现的消费不足更为严重，经济危机更是不可避免。西斯蒙第指出，正是由于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西斯蒙第试图建立符合于小生产者利益的社会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他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城市手工业理想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对立起来。但他并不想完全回到中世纪状态中去，他要求用宗法和行会原则来组织社会经济，以节制资本主义社会。他希望把城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分散成为数众多的小农场和小作坊。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西斯蒙第求助于法律。他要求法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西斯蒙第认为，这样一来私人利益就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

西斯蒙第认为：“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国民收入应该调节国民开支，国民开支则应在消费基金里吸收全部生产；绝对的消费决定一种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产，再生产又产生收入。如果说迅速而完全的消费永远决定更高的再生产，财富的其他部分以一种均衡的速度按比例向前发展，并且继续逐渐地增加，国民财富才能不断增加，国家才能不断繁荣。一旦这种比例遭到破坏，国家就会灭亡。”在这里，西斯蒙第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基本设想，为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打下基础。但是西斯蒙第事实上混淆了收入和产出相交换的意义。他说:“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那么，假如生产逐渐增长，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人们每年遭受一些轻微的损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但是，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资本就会枯竭，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不会进步，而是后退。”这里西斯蒙第把收入，看成是前一年的收入，而把产出，看成是当年的产出。并且他认为前一年的收入，要用以交换当年的产出。由于两者存在轻微的差距，以至有“轻微的损失”，如果增长过快差距过大的话，经济就要波动了。事实上，只要有信贷扩张的资本预付，当年的产出即便还未实现，其要素成本，包括工人收入，已经在当年支付（相当于预付债），并可以用来购买当年的产出，抵消债权。因此经济波动的原因，不是去年的实物收入来交换今年的实物产出所导致。由于西斯蒙第把增长与消费的失衡，归罪于两年间的产出总量不同，或者说，归罪于“应该用去年的收入来支付今年的生产”，所以他认为：如果资本家上年节制生产，则会节约更多的资本，可用于当年的工人工资，以及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即成为购买当年总产出的上年收入。那么上年收入与当年总产出的差距就不大，经济就能稳定发展。因此，西斯蒙第指出，消费的不足，是因为缺乏资本（即上年的收入）。他说：“只有在积累资本（即以前的劳动果实）的人利用资本一方面供应原料、一方面供给工人生活资料的时候，工人才能劳动。没有需要劳动加工的原料，就不能进行劳动，不能产生成为一部分财富的任何实际利益。没有养活工人的食物，工人就决不能劳动。因此，不预先储存一笔消费品形式的资本以提供劳动的原料和工资，任何劳动都不能进行；假使工人自己出这种垫支，在这件小事上他就具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了。”“增加国家资本是对于劳动的莫大鼓励……资本家把这些资本发给工人，就使工人得到一项收入，因而有能力购买并消费上一年的生产，资本家在下一年的生产中也可以从工人身上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依靠收入增加的资本。”“每当涉及私人利益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表示缺钱的情况都是缺乏资本而不是缺乏金钱。”特别地，在征税问题上，他强调：“一切赋税必须以收入而不以资本为对象。对前者征税，国家只是支出个人所应支出的东西；对后者征税，就是毁灭应该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必须保持这部分产品，以维持或增加各种固定资本、一切积累起来的产品，保证或提高所有生产工人的生活。”西斯蒙第虽然主张，在生产过快的情况下，会导致消费不足，但他解决的方式却是增加投资。从以上西斯蒙第对资本的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与凯恩斯通过刺激投资，而不是刺激消费（至少是重点在于刺激投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几乎完全一样。其实西斯蒙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上年节约资本以降低下年产出，当年不节约资本以增加上年收入对当年产出的交换，这固然可以基本平衡总量。不过，当年使用这么多的资本，那下年怎么办？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都是当年的，所以能建立恒等关系。不过，其刺激投资的原理和“下年怎么办”的问题，同样存在。西斯蒙第还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工人失业，从而需求不足。

西斯蒙第极为藐视货币，这是经济学的传统。西斯蒙第对于货币与资本收入有专门的辨析。“不仅资本被估作金钱，而且实际上金钱俨然就是资本了；人类的语言也造成这两种概念的混淆，往往需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分辨出资本并不是钱……富人的收入也同样是用钱来估算的……实际上这种收入是富人用来同另一种等值的财富进行交换的那部分可消费的财富……最后，穷人的工资总是用钱来计算的，为了记住它和富人的资本是一样的……这种工资是用来交换穷人的年劳动而给予他们的那部分可消费的财富。”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大量输入货币会降低利率，或者认为输出货币会提高利率，都是绝大错误。”他认为利率只与实物资本的数量有关。在货币已经完全融入物价之后，利率的确与货币量无关，而取决于实物资本总量。但是，在货币大量输入或者输出之时，货币还未融入物价，此时还认为利率与货币量无关，就是错误的了。事实上，货币的骤然增多或减少，导致的利率偏离实物资本利率的反应，成为多恩布什解释汇率超调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斯蒙第时代，已经不少人提出这个汇率超调的“原因”了。

西斯蒙第处于欧洲国家产业革命后经济发展的时期。他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税收原则的基础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补充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理论，增加了四条：第一，一切税收应该以税收作为课税对象，不应以资本作为课税对象，对资本课税就是毁灭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第二，不应该以每年的总产品作为课税标准，因为总产品中除了年收之外，还包括全部流动资本。第三，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课税。第四，决不可以因为征税而使应纳税的财富逃到国外。西斯蒙第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税收的，认为如果对资本课税，“国家就会很快地陷于贫困、破产，甚至灭亡。”此外，为了适应资本积累的要求，他着力倡导轻税的原则。他的第三、第四条原则，补充了亚当·斯密在经济方面的空白，是一种新的贡献。

经济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企图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西斯蒙第。经济浪漫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和瑞士。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它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及其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无产者的贫困，生产无政府状态，财产分配的极度不平衡，继而否定“自然秩序”的理论。经济浪漫主义主张，要消灭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使现代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认为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是最美好的生产方式。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现宗法式的合作关系，以求得财富分配的平等和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