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金文，专指铸刻在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称铜为金，因此，后人把先秦铸刻在各种青铜器上的文字叫作“金文”。

盘庚迁殷以前的铜器一般都没有铭文，盘庚迁殷以后的铜器也只有少量的有铭文。最初的铭文也是一器一字，多为族徽文字。这些族徽文字来源于图腾崇拜，具有浓厚的图画意味。殷商中期，铭文从两个字增加到三四个字。这个时期的铭文主要是用来记载青铜器的主人或作器的目的，如妇好方鼎和后母戊鼎上的铭文。殷商晚期，铭文的字数渐多。铭文的内容大多是记述重要的战事、王室的祭祀活动，以及王室与贵族的关系，如戍嗣子鼎，器内有铭文3行共30字。

商周金文

西周早期的贵族，大多因为辅助文王、武王伐商获得了重要职务，处于显赫的地位。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于是就把自己的功劳或祖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赐命，铸刻在青铜礼器上，长篇的铭文开始出现，武王时期的《天亡簋[guǐ]铭文》就是其中之一，上面记述的是武王灭亡了殷商，西归之后，举行大封典礼，谥文王和上帝的事。到了康王、昭王时期，长篇铭文就逐渐变多，记录的仍是有关战争、政治、封赐等事情。

西周中期，长篇铭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铭文》《墙盘铭文》，懿王时期的《师虎簋铭文》，孝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这时期的铭文，内容也比以前的广泛了，有些铭文还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土地转让和买卖的情况。

西周晚期的铭文，篇幅进一步增长。记述的主要是廷礼册命，其次是有关战争、土地狱讼等方面的事情，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guó]季子白盘等。

毛公鼎

春秋早期，金文中原来常见的有关廷礼、册命、训诰[gào]的铭文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反映诸侯、大夫的社会活动、联谊婚姻与典章制度、夸耀祖先之类的铭文。战国早期，铭文中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减少了，一般只简单地说明铸器的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随着集权政治的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铭文中出现了“物勒工名”。战国后期，文字应用日渐广泛，要求带字的东西要便于携带，简册和帛书逐渐盛行，金文的地位曰渐衰弱。

金文制作的手法主要是浇铸，少数刻划。浇铸金文，一般先把要铸的文字书写在陶泥制成的坯胎上，刻出文字、制成范模，然后把烧熔的铜液倒入范中。浇铸的金文，虽然经过刻范和浇铸的工艺过程，与原来书写在泥坯上的文字有所损益，但却仍能保留当时书写时的笔意。

殷、周青铜器铭文统称金文。青铜器起源干商代早期，盛行于西周。人们在进行祭奠、锡命、田猎、征伐、签契约等活动并铸造相应使用的器皿时，在这些器皿上铸造文字，以记录当时的人事情景和造器原因等。这些铭文大多文简字少。属于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

殷商的金文最初亦是从象形字蜕变而来，故其带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乎图画，同甲骨文形体接近。周代的青铜器，一开始便有长篇铭文出现，其风格丰富多样，有的凝重，有的恣放，有的质朴随意，有的雄奇严整，其初期和末期差别较大。如周初的铭文笔画中间粗重，两头较尖，间或有明显的捺刀形；西周后期，笔画粗细均匀而两头浑圆；春秋中期以后，笔画变细而字体加长；到战国以后，铭文有铸有刻，笔画纤细浅小。

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天亡簋》是西周早期铭文，此时文字尚未成熟，铭文大小不一，笔划似断又连，欲放还收，线条无固定运行轨迹。

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共15字：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铭文大意为：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

逨[lái]盘是一个铜盘，原是盛水器，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

金文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而且是中国书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石。在书法艺术中，金文书法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金文书法作为一种附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形式，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产物。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其始于商代，盛行于两周。中国进入理性文明阶段始于西周，其主要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礼乐制度也更为严格。青铜器不仅是各种礼仪活动的重要器具，而且是使用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象征。因此，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现状等。金文书法主要是指从书法艺术的视角对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审视的形式，其是汉字的早期形态。西周金文书法中记录了当时贵族祀典、征伐、田猎以及契约活动等等，从某种角度来说，西周金文书法是直接反映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视觉材料。

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篆文，学术界公认它为汉字发展链条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金文比甲骨文字迹大，笔画粗，圆笔多，方形极少。

对于金文的研究，历代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博古图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杨南仲《皇祐[yòu]三馆古器图》、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等。清代乾隆年间，钦定将皇家青铜器的收藏编辑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部青铜器著录。若干学者也竞相编纂[zuǎn]，如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吴式棻[fēn]《古录金文》、吴大《斋集古录》、刘心源《奇觚[gū]室吉金文述》、方益《缀遗斋钟鼎彝器款识考识》等。民国时期又有邹安《周金文存》、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于省吾《双剑吉金图录》、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等。尤其是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录商周青铜器铭文4800余件，在当时是一部金文资料的集大成著作。1956年于省吾所编《商周金文录遗》、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与《三代吉金文存》三书，大体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流传于世的金文资料。其后，徐中舒主编的《商周金文集录》，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和征集的金文资料。在《殷周金文集成》出版之前，台湾学者编著了两部青铜器著录：严一萍《金文总集》收7823器；丘德修《商周金文集成》收8974器。金文著录的经典力作《殷周金文集成》于1984年8月开始出版，到1994年12月（实为1995年4月）全部出齐，计十八巨册（八开本精装），共收铜器铭文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件。2012年吴镇烽编著的金文著录的集大成之作—《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出版，，全书共分35大册，著录的时间下限到2012年2月，共收录传世和新出土的商周有铭青铜器16704件，其中有700余件系首次著录，共收录铭文20449幅，是目前最完整的古文字词典性工具书。

《金文大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