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也被称为“慈禧”“西太后”“老佛爷”。她是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同时也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掌管晚清政权近半个世纪。而“慈禧”这个称号是叶赫那拉氏的徽号。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公元1835年11月29日），慈禧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是叶赫那拉·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

咸丰二年二月十一（公元1852年2月），慈禧选秀入宫，咸丰皇帝赐号兰贵人。咸丰四年二月初二（公元1854年），慈禧晋封懿嫔。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慈禧生下皇子载淳，晋封为懿妃。咸丰七年正月初（公元1857年），慈禧晋封为懿贵妃。

当时，咸丰皇帝身体不好，可当时清朝不仅要面临外部英法联军的入侵，还要应对内部太平天国的叛乱，这些叛乱也让咸丰心力交瘁。恰逢慈禧聪慧，也深受咸丰皇帝的宠爱，于是咸丰教导她处理政事，并让她代笔批阅奏章。有时候，咸丰还允许她发表自己的意见。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准备攻入北京。为了躲避英法联军，咸丰帝带着慈禧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咸丰皇帝去世。去世前，咸丰皇帝任命大臣景寿、怡亲王载垣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处理朝政。为了防止八大臣专权，咸丰皇帝又给皇后钮枯禄氏和皇子载淳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并下令说，以后新皇帝载淳所颁布的诏书，不仅需要八大臣的同意，还需要盖这两个印章，诏书才有效。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他封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因慈安住在烟波致爽殿东室，又称东太后；并且封自己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因慈禧住在烟波致爽殿西室，又称西太后。载淳年幼，咸丰帝所给的印章就放在慈禧那里代为保管。

同治皇帝肖像

慈禧当上太后不久，就接到了八大臣的一封奏章。这封奏章大致是说，谕旨由八大臣拟定，这剥夺了军机处的拟旨权。而大臣们拟定的谕旨，太后只管盖章，不许改动。慈禧知道后十分生气，她认为这份奏章是剥夺了她和慈安太后的权利。因此，在一番争议下，慈禧决定要增强手中的权利。因此，慈禧先让大臣上奏，希望两宫太后可以垂帘听政。但八大臣知道后，以清朝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六日，慈禧和慈安在热河召见了恭亲王奕䜣，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相告。商定政变的步骤后，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奕訢，要他立即回京，皇帝也随后回銮。于是，八月七日，奕䜣就急匆匆地回京了。

奕䜣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拉拢同盟，并大肆传播对八大臣不利的言论。此时，慈禧也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八大臣之一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十月二十六日，慈禧带着同治皇帝和八大臣也开始回京。不过，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先提前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而让八大臣中最有权力的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十一月一日，慈禧回到北京，就立马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十一月二日，奕訢在慈禧的授意下，颁布圣旨，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并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此外，奕䜣还下令抓捕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十一月八日，慈禧发布诏书，不仅否认咸丰帝遗诏，还数落八大臣等人的罪状。最终，慈禧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十二月初二，载淳正式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禧还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此外，慈禧还让恭亲王奕䜣辅政，这也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统治局面。

听政初期，慈禧就推行两项执政主张。第一是破格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和其他地方的汉人军事集团。当时，太平天国来势汹汹，慈禧为了消灭太平军，继续沿用咸丰皇帝的政策：重用汉人。朝中大臣纷纷反对，认为汉人将颠覆满族统治。可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就在湘军攻占安庆之后不久，她就授权给曾国藩，让他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而曾国藩为了感恩慈禧的重用，先后向朝廷推荐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人后来也成为抵抗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慈禧以同治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政策方针。其实，“借师助剿”这个方针是没那么容易敲定的。早在太平军打到长江边上时，有人就建议过朝廷请求洋人军舰担任助攻。但大部分官员是反对的。迫于形势的发展，最终英、法等国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坚决拥护大清国“攻剿发逆”。同年3月，原由美国华尔统带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扩编为5000人，7月，在宁波组建3000人的“常捷军”，这些军队都由洋人担任军官和教练，装备当世最先进的洋枪洋炮。不光如此，列强还提供洋枪洋炮给各路清军，帮助清军打败太平军。

在镇压太平军的同时，慈禧还不忘发展国力。当时的大臣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因此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轮船、火车等，并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因此他们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在洋务运动初兴时，为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不得不依靠外人。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淸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同文馆，又在上海、广州设方言馆。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要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岀国留学便摆上日程:1872年派遣人员去西方各国学习，八十年代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业性的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公元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奕䜣上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学到对制造机器、火器起到关键作用的根本知识。慈禧认为可以，便以同治帝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867年1月28日）奕䜣再上一折，明确提岀“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867年2月25日）又上折蔫从三品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总馆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提高同文馆的地位。慈禧当天便予以批准，不仅同意奕 的举蔫，还指示徐继畲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此外，慈禧在正月二十三日还发布懿旨，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

然而，正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慈禧明确地表示，张盛藻的奏折毫无价值，不用讨论。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同治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却上折支持张盛藻，反对设天文算学馆，提岀“何必师事夷人”、“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一时京城内外诋毁奕訢的谣言四起，妄图挑拨慈禧和奕訢的关系。而大臣杨廷熙也认为天文算学馆会影响大清国运，上奏请求停止洋务运动，言语还十分激烈。慈禧十分生气，当场要逮捕杨廷熙。但最后听人劝诫，放了他一马。而慈禧也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称杨廷熙的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此外，慈禧一直关注天文算学馆，她借同治名义，先后发岀十道谕旨，表明自己支持洋务运动的决心。

不过，慈禧太后贪恋权力，她一直拖延同治皇帝亲政时间。直到同治皇帝十七岁，慈禧才为他举行大婚典礼，并让载淳亲政。同治十四年（公元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慈禧立咸丰帝的侄子，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由于光绪帝年幼，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虽然清朝和法国在军事上各有胜负，但慈禧却认为应该“乘胜即收”，最终清朝和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光绪十年（公元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不愿轻易开战，这也引起其他大臣的弹劾，并追究奕䜣的责任。因此，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自此，慈禧正式开启了独裁之路。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光绪大婚。从名义上看，皇帝大婚也意味着可以亲政，但慈禧不愿放下手中权力，决定训政数年。直到训政结束，朝廷的大小事务，依然由慈禧管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的六十大寿快到了，慈禧想好好庆祝一下，因此，她下令模仿康熙、乾隆年间的情况，在经过的路上修建彩棚经坛，并举行庆典。可当时国库没钱，慈禧决定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

这时，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和慈禧都“主战”，可有人提出停止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并坚决反对这个提议。由于缺少军费，清朝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十大寿，慈禧还希望列强干涉日本，让日本尽快结束战争。甚至，为了尽快结束，慈禧不惜牺牲清朝的利益，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甚至想办法用各种借口坚决反对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日本水军攻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日本的不断炮轰，慈禧决定向日本求和。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3月，慈禧派李鸿章去日本求和。4月17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光绪皇帝肖像

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并没有停下进攻中国的脚步。为了让国家避免灭国的风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维新变法。康有为先后上书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读后，十分兴奋，吩咐将康有为所说的变法的九个条陈，立即交部商议。随后发表了震动朝野的变法圣谕。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帝和改良派经过商定后，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实行变法。

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每隔几天就要赴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询问慈禧对于变法的懿旨。可是，光绪帝急于求成，变法伊始，就接连发布数十道革旧维新诏书。这场变法活动，直接冲击了运转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制度，让许多既得利益者失去了一切。许多贵族会集到慈禧太后的身边，哭诉他们的际遇，表达他们的忠心，陈述他们的失落。

而慈禧也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很多事情都自作主张。特别是光绪帝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都让慈禧决定不再装聋作哑。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慈禧却逼迫光绪皇帝颁发圣旨：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著回江苏原籍。紧接着，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光绪皇帝任命直隶总督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直隶总督一职，一直由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担任，而直隶总督兼任户部尚书，军、政、财权集于一人，为清朝第一次。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9月，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并决定自己在9月13日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但慈禧并不允许，因此光绪帝召集康有为商量对策。9月14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为此，谭嗣同等人决定联合袁世凯救出光绪帝。谭嗣同还对袁世凯说，光绪帝希望他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但袁世凯却把和谭嗣同等人的密谋告诉大臣荣禄。荣禄知道后，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随后，他还连夜进京把此事告诉慈禧。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立刻回到了紫禁城，并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还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最终，慈禧处死了与变法有关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慈打算立即除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因此，她先制造谣言，宣称光绪皇帝病重。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直隶总督荣禄献计，改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继为同治皇帝之嗣。荣禄还建议，端王载漪之子溥儁直接改称大阿哥。

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并要求所有王公大臣和满汉尚书都参加。慈禧没有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而是直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立为皇储大阿哥。同时，慈禧太后宣布：预定第二年，庚子年（公元1900年）元旦，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正式扶立大阿哥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保庆。

可慈禧的旨意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维新派代表人物蔡元培和海外保皇党华侨数十万人，纷纷致电清廷，反对废黜光绪皇帝。上海绅商经元善等人，联合各方人士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上书，反对立嗣废帝。驻京各国公使知道后，也联合起来向慈禧太后提出警告。最终，废黜光绪帝的事情不了了之。

溥儁照片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通过同清政府签订条约，让大批传教士自由地进入了中国。这些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大肆侵占天地，甚至欺负民众。在这种情况下，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义和团本来起源于白莲教，而白莲教在清政府看来是“祸端”。但随着“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他们发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也从本来的大肆镇压，转变为支持。针对如何处理外国人和义和团的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本人也不满外国人欺负百姓的事情。因此她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杀和安抚并用的策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这也让当地的外国人感到威胁。为此，各国公使发布声明：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随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

与此同时，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

6月13日，慈禧发布系列上谕，一面备战，一面为求得列强谅解、镇压义和团。14日，外国联军途中受到义和团与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和外界联系中断。接下来，中外各方均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各国使馆卫队继续主动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加紧镇压义和团。16日，得知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慈禧决定派兵到京郊阻拦联军将领西摩尔，“不服阻，则决战”。此时，她阻止联军入京的态度非常坚决。当时，因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意外被清军击毙，引发列强的不满，决定攻入北京。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此后，慈禧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于是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到了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

7月14日下午，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急忙下令暂停对东交民巷的使馆进攻。16日，身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了慈禧任命，让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场事件中，李鸿章从开始就向朝廷表达了坚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但未引起重视。《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也数度催他北上勤王，他虽然回复“立刻遵旨北上”，但却没有离开广州一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也共同抗旨求东南互保。

8月1日，慈禧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当美国公使从北京发来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时，西方列强正在兵力对比问题上发生争执。收到北京密信后，列强达成暂时妥协，同意日本增兵。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一路上、清军的防线纷纷崩溃。9日，清朝大臣李秉衡的队伍与联军遭遇，很快陷入被动，部队四散溃逃。联军占领北京的门户通州后，清政府调动约7、8万人仓促地部署在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14日凌晨，联军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当晚，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死伤惨重，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

8月19日，慈禧在逃出北京第五天后，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第二道上谕发给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最后，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

此外，为了安抚联军，慈禧还迅速撇清了和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她称：“奸民不得逞。联军入都，溃兵南下，楷创议守河。自汜水迄兰仪，严稽渡口，凡持械之士，悉阻之不令入城，属境安堵。论者谓微楷之坚定，中原祸未艾也。”同年10月6日，慈禧的逃亡生涯结束，最终她从西安出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

《辛丑条约》的签订，对清政府影响很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随后，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8月20日，清政府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变法”的决心。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

除了立宪以外，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并在12月4日设立练兵处。此外，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在商业方面，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10月，清政府还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学生去国外游学。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光绪帝去世。由于光绪帝没有儿子，慈禧便将光绪帝的异母弟弟，醇亲王载沣年仅3岁的儿子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而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慈禧在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2008年，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专家通过研究光绪帝的头发发现光绪帝死亡的原因是中毒，之后，他们还将结论发布在《光绪的死因研究报告》中，确定光绪帝不是正常死亡，而是死于砒霜中毒。结合晚清大臣恽毓鼎后来在《澄斋日记》中写的：“清之亡，虽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慈禧）也。”部分人认为，光绪帝的死亡很可能与慈禧有关。

慈禧死后，她的丧礼按照清朝皇帝的规格举行。而她的徽号，除了生前已经有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还额外增添了九个字。因此，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一共二十五字，长度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也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初四，慈禧葬于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东陵。

《鱼藻图》轴，清光绪，慈禧绘，绢本，设色，纵124厘米，横61.5厘米。　　本幅有题：“海国春深乐有余。光绪甲辰嘉平月中浣御笔。”后钤“含和履中”白方印、“利居贞”朱方印，上方正中钤“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方印，右侧为“大雅斋”朱长方印。

鱼藻图

此画作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时年58岁。画中以没骨技法描绘数株牡丹，后有松枝、松果点缀，相映成辉，其中1朵盛开的牡丹犹如月光之下，花仙子般亭亭玉立，旁边还有含苞欲放的花苞。右上款署：“光绪癸巳季冬上浣，御笔”，旁边附有当时3位大臣的敬词，其画风颇为抒情写意。

富贵长春图

慈禧统治晚清的时候，清朝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国力每况愈下。外有列强大量输入鸦片，腐蚀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内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起义。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巅峰时期。因此，评判慈禧也应从功过来看待。

慈禧支持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慈禧垂帘听政后，清政府开展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改革运动。清政府开始向正视西方，积极地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引进机器，准许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华传授一些技术，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派遣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清末新政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首先，清末新政军事改革，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军队，还建立了一些新式的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对中国的军事早期现代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清末的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这些做法，为中国的市场提供了经济自由，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再次，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兴教育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最后，清末新政的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的统治形式，采取了西方的政治结构，为中国进入早期现代奠定了政治基础。使中国开始进入到了早期现代化的时期。

慈禧也犯了许多错误。慈禧太后掌权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更加严重。此外，她生活奢靡，每年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在慈禧的统治下，各种反清运动不断涌起，使得清政府处在了灭亡的边缘。不仅如此，在对待百姓方面，她还采取了过分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见和反抗。

曾担任陆军部大臣穆尔察·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说：“慈禧太后不仅阴鸷还有许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宣统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记述，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美国人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描述了近七十岁的慈禧的模样，他称：这位端坐在朝堂之上的容貌威严的女人，全身都透露着一种帝王之气，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一个人的手中。那双睿智的眼睛，仿佛把这些公使夫人们的心思，一眼看穿。她只需一眼，就可以把她眼前的人一一看透。

专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女士，是这样描述这位太后的：太后全体各部位，极为相称。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益彰。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樱口又适称其鼻。下颌虽极广阔，而不带有一毫顽强态度。耳官平整，牙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太后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安适，绝非寻常人所及。

《慈禧外纪》的作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评价慈禧：“此非常之太后，实与其他英君明辟同于世界史上占一重要之位置也。”“太后以此而操无上之大权，宰御地球上三分之一之人种至半世纪之久，其治绩则美恶参半、功罪不掩，亦以此而得中国最勇毅特出之才而用之。虽既没之后，人民皆深念之而不忘，至今太后之名已成历史上超越之人物。”

裕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称慈禧：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

学者李英庭评价慈禧：“（慈禧）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和大卖国贼。······在她执政期间，对内疯狂镇压人民革命，残酷榨取民脂民膏；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把中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之中。”

历史学家沈渭滨评价慈禧：“慈禧这个女人，一生三次垂帘听政，掌权长达四十七年。她主政时，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也实施过不少有利于爱新觉罗氏皇朝长治久安、有利于晚晴中国社会进步的举措。”

历史学家徐彻评价慈禧：“慈禧太后是中国晚清史上争议最大、迷案最多、评价最难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世界级的历史人物。”“慈禧太后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她做的坏事我们要批判，她做的好事我们要肯定。”

台湾学者捧书生评价慈禧：“这位举足轻重的女性，为了巩固政权、大逞私欲，不但滥杀无辜，更直接颠覆了大清帝国的基业，下开外族侵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给数亿中国人带来水深火热的苦难。”

《政治通鉴》作者俞可平认为：慈禧作为晚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排除采取了某些对国家百姓顺势作为的良美善政。但整体考量，更多的却是面对列强侵略时的茫然无措，要么盲目排外，要么一味媚外；面对百姓苦难日深时的毫无顾惜，要么加紧勒索，要么无所作为；乃至为了私利反对改革进步。

学者左书谔评价慈禧：“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暴君、昏君，她是一个非亡国之主而当亡国之运的悲剧人物。与众多的亡国之君昏庸无能、荒淫无耻、残暴多疑、不理朝政等特点相比，慈禧还算得一个比较有才能，不那么荒淫、残暴而又勤理朝政的人。”

《风华绝代——慈禧太后》一书中评价慈禧：“在慈禧执政的四十八年中，她始终严于政务，自己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使是在病中，也依然尽心尽力于朝政，她努力维系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也正是因此，近代中国才得以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慈禧陵墓坐落在清东陵的阳瑞山南面，与慈安陵墓并排。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慈禧派周祖培、英元、全庆等大臣带领张元益、高士龙、宽惠三位风水官前往清东陵为慈禧、慈安两位太后选择陵址。最初挑选出来的地方有普陀山、平顶山、羊肠峪、成子峪、松树沟等五处。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初五日，慈禧再次派奕訢、周祖培、英元等官员去东陵堪舆。经过对地理位置的考量后，选定了普陀山、平顶山、羊肠峪和顺水峪四处。之后，又排除了山势不佳的羊肠峪和已经建有定陵妃园寝的顺水峪。剩下了平顶山和普陀山两处。其后，慈禧又先后派遣亲近大臣带领风水官员，奕訢会同周祖培、全庆、英元等官员，奕訢带领德馨、奎斌等官员分三次对平顶山和普陀山两处堪舆、相度。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初九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利用清明谒陵的机会，亲自到这两处阅视了一遍。三月十五日，同治帝下旨，将平顶山改名为“普祥峪”，将普陀山改名为“菩陀峪”。三月十九日，同治帝下旨，正式公布普祥峪和菩陀峪分别为慈安和慈禧的万年吉地，同时任命了两陵的承修大臣。四月十七日，在风水官员解决了两陵穴位不平列及地势低洼、沼泽遍地的问题后，历时多年的两位太后陵寝选址工作终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