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1861年8月22日至1861年11月2日间，由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共同发起以推翻咸丰帝遗命、夺取政权的宫廷政变。因该年为辛酉年，因此称为“辛酉政变”；因该年年号为祺祥，又称为“祺祥政变”；因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咸丰帝在位初期，与其弟恭亲王奕訢因皇位继承问题，彼此不和。之后，咸丰帝接连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都统、宗正等要职，而使兄弟关系得以缓和。1855年，咸丰帝封奕訢生母为“贵妃”而非“太后”时，使奕訢大为不满，屡次要求咸丰帝加封，咸丰帝均未同意。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后，咸丰帝又将她与道光帝分葬，导致兄弟二人彻底失和。咸丰帝撤销了奕訢所有职务，仅留亲王的封号。

奕訢被罢斥后，咸丰帝转而重用肃顺。肃顺早年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又有“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之才，再加上两位铁帽子亲王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的全力举荐，咸丰对他很是信任，并逐渐形成以肃顺为中心的新的领导核心。在内政上，肃顺轻满重汉，实施重用汉人、唯贤是尚的政策，又利用开源、削减满人皇粮、清理亏空等手段整顿财政，还利用严刑峻法整肃吏治、重整朝纲。在对西方国家的问题上，肃顺极力维护天朝的“体制”与“尊严”，对西方国家持“仇视”态度。因此在对外政策上，肃顺一派主战，多次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

慈禧太后出生于满族地位显赫的叶赫那拉氏家族。1852年2月，慈禧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两年后，晋封懿嫔；1856年，慈禧为咸丰生下独子载淳，晋封为懿妃；次年，再次晋封为懿贵妃。当时，咸丰帝因身体原因，懒于理事，时常让慈禧披览各省章奏，并代笔批答。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慈禧还多次为咸丰帝出谋献策，并举荐了曾国藩。因举荐有功，慈禧有了更多参预朝政的机会。

1858年，耆英议约违旨案发生。围绕耆英量刑定罪之事，在皇室中有较强威信和政治势力的奕訢一派奏请将耆英定为绞监候，肃顺则单衔奏请将耆英即行正法，以达到震慑满族亲贵，推行强硬外交的目的。咸丰帝最后采纳了肃顺的意见。1859年，肃顺整饬财政时，发生了“五宇号官钱案”恭亲王府首领太监孟来席被查少，恭亲王侧福晋的父兄也受到了此案的牵连。

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迫近北京，咸丰帝率后妃及亲信大臣出逃热河行宫，临行前，他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并要求奕訢“加紧弛奏，以便回銮”。9月底及10月初，奕訢、桂良、文祥、胜保及留京全体王大臣上奏，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反常态，表示暂不回京。奕訢还多次奏请驰往行在，面见咸丰帝，也未被允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认为咸丰帝的犹豫反复是肃顺等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双方矛盾升级。

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后，奕訢与西方国家达成了“友好关系”，并上奏“借师助剿”。但以肃顺为首的强硬派，对“助剿”顾虑重重，唯恐外援变为外患，便以“遗祸将来”为借口，予以否决。1861年1月，奕訢奏准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持了外交大权。自此，清朝中央政府，已彻底分化成两股政治势力和两个政治中心，一个在热河，以肃顺等八赞襄政务大臣所主持；一个在北京，由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及统率京军的胜保等人所主持。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情加剧。他于8月21日子时在热河行宫召见了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在朱谕中，咸丰帝立年仅6岁的皇长子载淳为太子；又任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八人“承旨辅政”，“赞襄一切政务”；此外，咸丰帝还授予皇后“御赏”印章，授予载淳“同道堂”印章，皇帝所颁布的一切诏书，必须同时加盖两枚御印才能生效。次日，咸丰帝病逝，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尊皇后为慈安太后，尊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

咸丰帝

载淳继位后，赞襄政务王大臣行文知照吏、兵两部，今后所有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繕拟后，呈递皇太后、皇上用印发下，上钤用“御赏”印，下钤用“同道堂”印，传谕京师内外各衙门一体遵照执行。但慈禧太后不甘心仅在八大臣拟就的谕旨上钤印，她首先提出阅看奏报的要求，得到了八大臣同意了。

同样被排挤的奕訢也极度不满，试图通过政变回到权力中枢。首先，他不断加强与各国使臣的联系；其次，极力拉拢驻军于京津之间的胜保。1861年9月5日，奕訢以祭奠咸丰帝梓宫为由，从京师去到了热河行宫，在祭拜过咸丰帝后，又与两宫太后秘密会商，解除了两宫太后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又商定将北京作为政变的地方，最后还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的计划。紧接着，奕訢又同他安插在热河行宫的亲信商定了具体的方略，择定9月12号，将军队集结于京师，9月23日将咸丰帝的梓宫运送回京。

1861年9月10日，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以“事贵以权，理宜守经”为由，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一二人辅政。两宫皇太后阅过奏折后，立即召见载垣等人，面谕照行。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明发上谕《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以“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太后垂帘听政有违体制的理由予以驳回。对肃顺等人的上谕，两宫太后留中不发，而肃顺等人则以军机处停止办公以对抗，两宫被迫妥协。

9月14日左右，手握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北京与奕訢会面，奕訢以“八大臣掌权会削弱胜保的权力”为由头，彻底拉拢了胜保，四天后，胜保带着重兵回到热河，并借机将军队部署于京郊一带。同时，睿亲王仁寿等依照嘉庆年间的成案，提出要将咸丰帝的梓宫护送回京。八大臣商议后，正式确定10月26日让两宫太后及幼帝由间道先行启程回京、肃顺等率大队护送梓宫走大路缓行，11月1日梓宫抵达京师的计划。

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遵旨上徽号，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奏请自解兵权，将銮仪卫、上虞备用处、步军统领、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等职权收回重新任命。期间，慈禧太后还令醇郡王奕譞草拟载垣等人罪状的诏书，以备到京师后宣发。

10月26日，肃顺、奕譞、陈孚恩、宋晋等人护送梓宫由大道因京；两宫皇太后及幼帝在大行皇帝灵輀前行奠酒礼，礼毕，先行启节，由间道兼程返京，慈禧太后抵达京郊后立即召见了恭亲王奕訢。10月31日，胜保呈“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的奏折，在奏折中，他一方面痛斥了八大臣独揽朝政、径行拟旨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择贤而任、皇太后垂帘听政。与此同时，僧格林沁也致函八大臣，认为因皇帝年幼不能理政，也不能拘泥于旧制。11月1日，在奕訢等人的迎驾下，两宫皇太后入京，并再次单独召见了奕訢。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皇太后在宫内召见了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历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种种欺罔跋扈的行为，并以幼帝之名，宣布了在热河草拟的谕旨，解除了载垣等人的职务。

当奕訢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时，载垣、端华已至，但还不知道解任之事。他们见奕訢入宫，以“太后不应召外臣”呵止，慈禧太后遂令奕訢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随即，奕訢命侍卫擒拿住载垣、端华二人，幽禁于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严加治罪；护送梓宫的肃顺，则被奕譞在密云拿获捆缚送至京城。

八大臣被收监以后，奕訢集团于11月2日当天，迅速将其罪状公布天下。11月3日，慈禧太后颁发上谕，任命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任军机大臣；鸿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次日，慈禧太后再次颁发上谕，查抄肃顺所有在热河财产。

11月7日，废除八大臣所拟定的“祺祥”年号，改次年为同治元年；次日，清廷宣布对八大臣的处置：肃顺立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穆荫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景寿革御前大臣职，保留公爵及额驸品级。

顾命八大臣

11月9日，上谕规定了两宫皇太后听政，处理“各省及军营奏报”和“紧要军务”的程序。11月11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11月28日，礼亲王世铎等二百余名王、大臣、大学士、六部、卿、翰、詹、科、道上奏，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的相关事宜，并制订了垂帘听政章程十一条。12月2日，两宫太后在养心殿正式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王公、大学士、六部、卿等文武百官于养心殿行礼。从即日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正式开始。

辛酉政变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打破了皇权专制，出现了皇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皇权二元化”的局面。政变后，奕訢成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门的实权，在中央政权中发展起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清政府的决策人物。清政府中央权力结构的这一变化，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辛酉政变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辛酉政变中，英法公使对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支持与配合，开创了西方势力干预中国朝政的先河。在奕訢主和的外交政策上，清政府对于西方的态度转为更加的依附和屈从。在对内政策上，新政府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提拔了一大批汉人官员，更加放手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军事集团派的领袖。同时，借由和西方的“亲密关系”，清王朝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法及西方生产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以奕訢为首的中央洋务派集团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主的地方洋务派相互呼应，使中国从闭关锁国逐步走向“自图振兴”，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政变后的清政府更加注重依赖汉族地武装和新起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势力，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一跃成为清军的主力。在清朝统治者的放手使用和扶植下，湘军集团和淮军集团迅速成为左右清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致使太平天国和全国各地人民反抗斗争所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险恶。

中国历史学家阎崇年在《故宫六百年》一书中评价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机智果敢，深邃谋略。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

中国历史学家漆侠认为辛酉政变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是清朝封建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

学者陆勇在《清代“中国”观念研究》一书中评价辛酉政变，认为这是清朝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局。

清史研究专家杜家骥认为辛酉政变对于清政府确立“师夷”的兴办洋务宗旨及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

学者陈俊霖认为，辛酉政变拉开了“晚清大变局”的序幕。

学者韩义成、王永钧认为，辛酉政变虽然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同时也是新旧意识之争，就这一点看，辛酉政变有其积极的一面。

参与辛酉政变两派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