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

南北朝（南朝和北朝的统称）时期，自420年刘裕篡位东晋建立南朝宋始，至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终，共历169年，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中国的南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各方势力分列对峙，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承上启下”的时代，为隋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和开放包容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420年-589年），自刘裕篡位东晋建立南朝宋始，至隋朝灭南朝陈而终，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政权更替频繁的分裂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内，从东晋到五胡十六国，再到隋朝，南北两方势力分庭抗礼，两方虽各自不断更替朝代，但始终维持对峙状态，故后人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依次有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9年）依次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从五胡乱华（304年）到隋灭陈国（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之一，历时286年，五胡十六国时期属于该分裂时期的前半段，而南北朝时期就属于其后半段。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各方势力分列对峙，却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承上启下”的时代，这一时代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刘裕篡位东晋称帝建立南朝宋之后，中国南方地区开始历经172年（420年-589年）相对稳定的南朝政权统治时期。南朝历经4个政权更替，分别是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都城皆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南朝宋是南朝政权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60年期间，先后更替了8位皇帝。因刘裕祖籍彭城为春秋时期宋国故地，刘裕又受封过“宋公”“宋王”，故定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宋”或”刘宋”。

宋武帝刘裕像

420年刘裕结束北伐回到江南代晋称帝，定国号为宋，史称宋武帝。刘裕原来是东晋北府兵的将领，对内他平定孙恩起义、桓玄之乱，使南方摆脱割据纷战，逐渐形成统一局势；对外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收复山东、河南、关中地区。东晋末年，刘裕屡立战功，声名远扬，逐渐掌握东晋朝廷。后刘裕弑杀晋安帝，改立晋恭帝。刘裕正式称帝后，将晋恭帝司马德文降为零陵王，以宋为国号，改年号为永初，史称刘宋。刘裕一生抑制兼并，削弱强藩，厉行土断，整顿吏治，为南朝“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形成打下基础。422年，刘裕病逝，享年60岁。

422年，刘裕长子刘义符即位，次改年号为“景平”。刘义符耽于玩乐，不是治国理政之才。424年，刘义符被权臣徐羡之等人所杀，时年18岁，仅在位一年时间。

宋文帝像，取自明《三才图绘》

刘义符死后，徐羡之等人拥立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称帝。424年八月，刘义隆在都城建康称帝，改年号为元嘉，史称宋文帝。宋文帝即位后不久便将徐羡之等权臣杀掉，巩固自己的皇权。宋文帝在位期间颁布一系列抑制豪强的措施，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田。在其统治期间，国家生产经济大幅度提升，迎来元嘉之治的盛世。元嘉年间，刘宋朝廷为了收回景平元年被北魏夺去的疆土，多次北上作战，大多无功而返。

453年，当时的太子刘劭因反对北伐与宋文帝刘义隆生嫌隙，伙同始兴王刘濬大兴巫蛊之事，遭到刘义隆的惩戒后依旧死性不改，后听闻自己即将被废，便起兵造反夺位。同年，刘义隆被太子亲兵刺杀身亡，时年47岁。刘劭顺利即位，改元太初。后刘义隆三子刘骏带兵往建康弑杀刘劭。刘劭仅在位三个月，享年三十岁。

453年5月，刘骏称帝，定年号为孝建，即孝武帝。孝武帝在位期间为了削弱藩王威胁，他一面分置军镇，减弱亲王属地势力，一面设置典签监视亲王领地动向；为了重振经济，他颁布一些列措施抑制兼并，鼓励生产，又改铸钱币，赦免军户，设立台传制度，逐渐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为了澄清吏治，他更新了官吏选拔制度，规定无论出身，只选德才兼备者担当重任。孝武帝一系列举措，打压了世家大族的权力势焰，形成“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孝武帝在位期间，刘宋获得元嘉以来首次北伐大捷，收复济水北岸的失地，击溃北魏军队。然而刘骏生性多疑，屠戮宗室，致使亲王走投无路起兵造反；统治后期又大兴土木，吃穿住行极尽豪奢，预示了南朝宋的灭亡。

北魏与南朝宋对峙图

464年孝武帝病逝，终年35岁。其长子刘子业即位，改年号为"永光"。刘子业上位后大肆羞屠杀宗室，466年1月1日遭到刘彧等人弑杀，时年十七岁。在这之后，刘彧继承皇统，定国号泰始，史称宋明帝。宋明帝统治初期，由于亲王刘子勋的“义嘉之难”及方镇之变，国家元气大伤，这致使北魏占据了山东、淮北等地。另外，刘彧为了防止孝武帝的儿子们及其他宗室争权夺利，也大肆屠戮宗室和功臣。472年5月10日，宋明帝驾崩，时年34岁。

472年四月，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年号为元徽。刘昱年幼无能，嗜血滥杀，477年刘昱被手下杨玉夫、杨万年杀死。同年七月八日，萧道成奉迎安成王刘准为帝，史称宋顺帝，而他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南朝宋宗室逐渐被打压没落的同时，朝堂的实力被削弱，刘昱、刘准幼主无能，萧道成这个出身贫寒的武者势力逐渐壮大，把持朝政。479年，刘准被迫禅位于萧道成。同年五月六日，刘准被杀于丹阳宫，年仅13岁。

萧道成出身贫寒，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便多次平定叛乱，积累下权势与声望，南朝宋后期内斗激烈，萧道成作为权臣逐渐掌握大权。479年萧道成逼迫傀儡皇帝刘准禅位，自立为帝，建立南齐，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后将刘准秘密处死。因萧氏祖籍兰陵郡，古属齐地，而且应谶语“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故定国号为齐，史称“南齐”或“萧齐”。

萧道成即位后吸取南朝宋的灭亡经验教训，厉行节俭，令寒士掌机要，整顿户籍，训诫子孙要爱护同室兄弟。萧道成在位期间，一系列举措实施得当，南方经济得到极大地休整复苏。萧道成主张推行校籍工作，这也侵犯了当时庶族地主的利益。建元四年（482年）萧道成病逝，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皇太子萧赜即位，年号永明。

齐高帝萧道成像，清人绘

萧赜即位之后继承了自己父亲的遗志，崇尚节俭，关心百姓疾苦，大力兴办学校开化民智。在位期间延续推行检籍（刘宋开始的户籍清查工作），490年，因富阳郡叛乱不得已停止推行检籍。493年，萧赜病逝，庙号世祖，谥号武。

武皇帝萧赜之子文惠太子萧长懋，一生爱惜名节，礼贤下士，颇得人心，492年因病去世，时年36岁。493年武皇帝病逝之后，皇太孙萧昭业即位，年号隆昌。萧昭业在位时挥霍无度，时常赏赐重金给亲信。南齐朝政大小事宜皆由萧鸾把控，萧昭业怀疑萧鸾有异心，企图将其调离都城，于是萧鸾便开始谋划夺去萧昭业的皇位。494年，萧昭业被萧鸾亲兵杀死，年仅22岁，死后被追贬为郁林王。同年，萧鸾拥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萧昭文即位，年号延兴，此时辅政大臣西昌侯萧鸾位高权重，实际把持朝政大权。494年，萧鸾诈称萧昭文年幼多病，自己入宫继位将萧昭文降封为海陵王。

494年萧鸾即位后，改元建武，史称齐明帝。不久后年仅15岁的萧昭文被他杀害，死后被赐谥号恭王。萧鸾即位后追封自己的父亲萧道生为景皇帝，他在位期间效仿宋明帝大肆屠杀王侯，使得萧道成一脉子孙凋敝。齐明帝有为政才能，奋力抵御北魏南征，但他对外表现得十分节俭，自己的宫殿却装饰得金碧辉煌。498年，萧鸾信奉道教厌胜之术，不久病逝，时年四十七岁，谥号明皇帝，庙号高宗。

494年，萧宝卷被立为皇太子，498年，萧宝卷继位，改元永元。萧宝卷一面亲信宦官，大肆诛杀大臣；一面奢靡荒淫，敛财挥霍。当时南齐战事频繁，但是军饷匮乏，而他自己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宫殿。萧宝卷多疑嗜杀，逼得很多王公大臣或告退朝廷或起兵造反，501年萧宝卷在萧衍发兵进攻建康的动乱中，被将军王珍国所杀，后追废为东昏侯。

萧衍拥立萧宝融为帝，501年三月十一日，萧宝融正式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中兴。502年，萧衍指示亲信将其杀害，萧宝融时年十五岁，死后追谥为齐和帝。

南朝梁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第三个朝代，历经4位皇帝，由雍州刺史萧衍取代南齐称帝，因为萧衍封地在古梁郡，故定国号为梁。又因皇室姓萧，又称萧梁。南朝齐末年，国家内忧外患，统治已经尽失民心，因此萧衍暗中筹备，501年萧衍在襄阳举兵造反，笼络民心，两年后顺利攻入都城建康，杀掉萧宝卷，拥立萧宝融为帝。而萧宝融为帝期间只是萧衍代齐称帝的一个缓冲阶段，502年，萧宝融死，萧衍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梁。

萧衍上台之后，耕心于政，对南朝宋和南朝齐留下的祸乱弊端加以纠正，推行节俭。萧衍为政期间，南朝的经济文化实力倍增，这是因为在外部上南朝虽然军事实力一直处于被动，但是北魏孝武帝死后，北魏内部一直纷战不断，无暇南侵，南朝便得以喘息机会，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

南宋佚名《梁武帝半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

然而，等萧衍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自己逐渐变成佛教徒，并鼓动周围亲信一起信佛，官员开始以信佛礼佛为借口，贪婪腐败。萧衍认为东晋是依靠世家大族对朝廷的支持和维护而延续百年的，所以他废除典签制度，优待世族亲王，甚至他们犯了罪也不加以制裁，后期萧衍知晓这些举措带来的弊端，也只是对世族亲王稍加训诫，并未禁止。长此以往，萧衍造就了一个以皇室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统治集团，他们盘剥百姓，为南朝梁的灭亡埋下祸端。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叛军乘连日大雨，台城土山倒塌，而发动总攻，杀入台城。同年五月，梁武帝成了侯景的俘虏，在饥饿中离世，享年八十六岁，后被追尊谥号为武皇帝，庙号高祖。萧正德本为萧衍养子，后对萧衍心生怨怼，投奔北魏，次年还朝，未被萧衍责罚。侯景起兵之时，为做皇帝，与他同谋造反。侯景之乱后，萧正德自立为帝，改元正平，549年，为侯景所杀。

梁武帝死后，侯景先后立了两个梁朝皇帝（萧纲、萧栋）当傀儡。梁大宝二年（551年），侯景废萧纲，再立豫章王萧栋为帝，改元天正。同年，再命萧栋禅让，侯景登基为帝，国号为汉，改元太始。公元552年，侯景西攻梁宗室、湘东王萧绎,被萧绎击败，为其部将羊鹍所杀。

萧绎在对抗侯景时，求援于西魏，甚至将汉中割让给西魏作礼。北齐、北周政权看到萧衍竟容得下东魏叛臣侯景在江南作乱，而萧梁王朝在后期与叛臣作战时的表现得也难堪重击，便对南梁疆土打起主意，趁乱拿下南梁在江北的大量土地。南梁在短短几年内迅速丢失了原来国土的三分之二土地，只有沿长江下游一带还在其控制之下。

552年，在王僧辩、陈霸先等各路将士劝进下，萧绎在江陵称帝，即历史上的梁元帝。此前萧纪已称帝于益州，侯景死后，萧纪便与萧绎争夺权位，同时萧绎又再次请求西魏出兵袭取益州，随后萧纪战败。554年，萧绎给西魏权臣宇文泰写信，要求按照旧图重新划定疆界，言辞又极为傲慢，引起西魏不满，西魏发兵进攻江陵。556年，江陵陷落，梁元帝被杀，西魏扶持傀儡皇帝萧詧即位，国号西梁（也称后梁），年号大定。

555年，北齐送萧渊明到江陵做南梁继承人。萧方智派兵与他们作战，战败。而后王僧辩接纳萧渊明，陈霸先杀害王僧辩，废黜萧渊明。同年，萧方智被扶持上位，史称梁敬帝，年号绍泰（后改为太平）。这期间，陈霸先实际把控大权，557年，萧方智被迫禅位于陈霸先，自此南梁灭亡，存活55年，共历四帝（萧衍、萧纲、萧绎、萧方智）。

萧詧及其后代在江陵与北周结盟，继承了萧氏一族的统治，但后梁毕竟是北周的附庸，实力弱小，只能依附于北周，587年被隋朝废掉，后代皇帝有萧岿、萧琮两位，存活了三十三年。他们这一族萧氏后代对北周和隋朝忠心耿耿，所以即使在后梁被灭之后，萧氏依然在隋朝的中央和江陵地区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势力。

南朝陈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第四个朝代，历经5位皇帝，由陈武帝陈霸先取代南梁称帝，都城在建康，陈霸先被梁敬帝萧方智封为陈公、陈王，加之陈霸先号称是颍川陈氏之后，春秋陈国之裔，所以立国后建国号为“陈”。557年10月初，陈霸先即皇帝位，改换年号为永定。封梁敬帝为江阴王。

陈武帝陈霸先像

陈霸先即位初期，一面笼络江左贵族，颁布政策恢复连年战乱影响下的江南经济；一面征讨北齐，收复了前朝淮南失地，稳固自己的政权。558年，北齐援助护佑梁朝永嘉王萧庄为皇帝（年号天启），扶持王琳为梁朝丞相，企图以此牵制南陈。

陈霸先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每遇军机大事能破敌制胜，生性节俭。他任人唯才，南陈政治清明，江南局势日趋稳定。559年，陈霸先因病去世，享年57岁，遗诏令其侄子陈蒨入朝继位。

陈蒨于559年六月甲寅日在建康太极前殿即位，史称陈文帝。当初，陈霸先追谥其兄陈道谭为始兴昭烈王，让他的第二个儿子陈顼继承封号，文帝即位后，陈顼还被俘在周都长安没有回来，文帝改封陈顼为安成郡王。

萧庄与王琳听闻陈霸先已死，便开始作乱，企图倾覆南陈，560年，当文帝派兵与王琳交战时，北周发兵攻打荆州，王琳腹背受敌，兵败逃往北齐。此时，陈朝也成为了南朝正统。

陈蒨起自穷困潦倒，深知民不聊生的疾苦，所以他奉行的是节衣缩食的政策。在位期间，他奋发图强，除了平定湘州的王琳之外，先后平定了临川的周迪、豫章熊昙郎、东阳柳异、建安陈宝应等叛乱，并整饬了官吏。重视农业，修建了水利工程，江南的经济也有了一些起色。当时的陈国，政通人和，民富民丰，国力强盛，被称为“天嘉之治”。

566年四月，文帝去世后，太子陈伯宗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光大。光大二年（568年）十一月，安成王陈顼以皇太后沈妙容的名义将陈伯宗废为临海王。陈伯宗被废后，出居别第，后世称其为废帝。

569年正月，陈顼在建康的太极前殿即位，是为陈宣帝。同日，陈顼下诏封其子陈叔宝为皇太子。570年四月，陈伯宗逝世。陈顼执政前期，北伐收回了淮、泗失地，579年，北周灭北齐之后，发动南侵，使南陈收回的失地再次丧失，此后南陈多次北伐，却未有显著收获。

陈顼在位期间，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总的来说，陈顼在位期间，国家比较安定，政治也较为清明。但太建北伐极大地消耗了陈朝的国力，暴露了陈在南北对峙中的不利地位。

582年正月初十，陈顼在建康宣福殿因病驾崩，享年53岁。谥号孝宣皇帝，庙号高宗。

582年正月，陈叔宝即皇帝位，即陈后主，立宠妃张丽华为皇贵妃。陈叔宝即位之初，因被始兴王所伤，不能临朝听政，由生母柳太后裁处国事政务，直到陈叔宝伤势痊愈后，柳太后才归政于他。

陈叔宝终日醉心于诗文音乐，无心理政，又喜大兴土木，建设华美宫殿。589年，隋军大举南下，南陈军队已经是连战连败，隋军攻破广陵、京口和都城建康，陈叔宝被俘，陈朝灭亡，共历32年。

北朝（386年—581年），指中国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北方五个朝代的总称。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灭北齐）。北朝终结了自八王之乱以来，近150年来，中原纷争不断的混乱局面。后来的隋对北朝制度进行了传承和发展，诸如选官制度、兵制等。

鲜卑族拓跋部落原以大兴安岭为主要聚居地，在今天的黑龙江和嫩江河谷一带，以游牧生活为主。在东汉之前，北方匈奴人被击败后，拓跋人也逐渐向西迁徙，最终到达了北方匈奴人的原址——漠北。拓跋力微时代，迁都至盛乐（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并与曹魏、西晋等地有过交往，但此时的拓跋还停留在氏族联盟的阶段。

315年，由于拓跋猗鲁协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在抗击匈奴族刘聪和羯族石勒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拓跋猗鲁被西晋册封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建国，国都在盛乐，奉行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国力渐强。376年，前秦苻坚攻代，拓跋什翼犍大败，后他的儿子拓跋寔君作乱，拓跋什翼犍逝去，代国破亡。

在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联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正式恢复了代国。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北魏也称“后魏”“拓跋魏”，孝文帝改汉姓后也称“元魏”，南朝蔑称其为“索虏”“魏虏”。

386年，拓跋珪即位，年仅十五岁。拓跋珪对内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拓跋鲜卑政权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对外击败贺兰部、铁弗、高车、柔然等草原诸部，并与后燕、后秦争霸于中原，于参合陂之战大败慕容宝，又在柴壁之战击溃姚兴，为拓跋焘统一北方奠定坚实的基础。398年，确定国号为“魏”，将国都从盛乐城迁到平城，即皇帝位。409年，在拓跋绍发动的宫廷政变中，拓跋珪遇弑身亡，年仅三十九岁，追谥宣武皇帝，庙号烈祖。420年，改谥道武皇帝。491年，改庙号为太祖。

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409年，拓跋嗣诛杀谋逆的拓跋绍后，登基为帝，改元永兴。410年，拓跋嗣派兵北伐大破柔然。423年，亲征刘宋，辟地三百里。423年，因攻战劳顿，病逝于西宫，年仅32岁，谥号明元皇帝，庙号太宗，葬于云中金陵。拓跋嗣上承道武帝拓跋珪文治武功，下启太武帝拓跋焘一统北方。

423年明元帝拓跋嗣去世斥候拓跋焘继位，改元始光，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重用崔浩、高允等人，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他善用骑兵，曾亲率大军先后攻灭胡夏、北燕、北凉等地，最终统一中国北方。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弑杀，时年45岁，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太武帝拓跋焘被弑杀后，由于先前所立的太子拓跋晃死于非命，北魏政权局势动荡，大权落入宦官宗爱的手中，在公元452年三月至十月初一的半年多时间里，宗爱以皇后赫连氏的名义发布命令，杀害秦王（东平王）翰，迎立南安王余入朝即位；宗爱杀害其所立傀儡皇帝拓跋余；殿中尚书长孙渴侯等迎立皇孙拓跋濬即位。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北魏王朝三易其主，发生了一系列血腥屠杀。同年十月初三，掌握禁卫军权的鲜卑贵族（南部尚书步六孤丽、殿中尚书拔拔渴侯、尚书拓跋贺、羽林郎独孤尼）发动政变，拥戴拓跋濬于平城皇宫永安前殿即位称帝，北魏历史进入文成帝时代。

文成帝在位时期正当北魏中叶，拓跋鲜卑统治者已经结束北方的统一战争，主要精力集中于巩固统治和调整太武帝晚期以来政治上的混乱局势。文成帝即位初年，任命鲜卑贵族与太后之兄常英共同参与朝政决策，重用汉人士族高允和敕勒（高车）贵族，而自己掌握最高的决策权。文成帝一改太武帝对外扩张的国策，致力于内政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废黜太武帝的灭佛政策；文成帝又制定法令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使用民力开凿石窟，但很少兴师动众建造大型政府工程；同时文成帝还采取开仓赈恤、减免赋税和敬老政策，对于京师地区的古稀老人，决定由官府进行供养。

文成帝之后其长子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文成帝的皇后冯氏（文明冯太后）临朝听政，后其将专权独断的乙浑诛杀而夺取大权。献文帝时代（465年-476年），冯太后与献文帝时有矛盾斗争，但绝大多数时间政局比较平稳，献文帝主导施行的改革措施使北魏统治进一步向文治教化转变，其中北魏占据刘宋淮北（西）诸州，第一次控制河准之间的广大地区，北魏对南朝的军事优势至此已完全确立。广大的青齐土民的北迁，为北魏政权日后吸收大量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拓跋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拓跋宏五岁即位，年号延兴，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对鲜卑化的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孝文帝深受影响。490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延续了冯太后的改革。494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孝文帝都主张向汉族学习，并严厉镇压处罚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对外，孝文帝攻伐南齐，击败萧衍、陈显达、崔慧景、曹虎等名将，夺取沔北五郡。王仲荦认为，北魏孝文帝时期一系列改革举动，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巩固封建政治体制，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称“太和改制”，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

推行汉化运动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与南齐对峙图

499年，拓跋宏于军中积劳成疾，驾崩于谷塘原行宫，年仅三十三岁，谥号孝文，庙号高祖，葬于长陵。

499年，皇太子元恪即位，即宣武帝。宣武帝即位后，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建新都洛阳。拒绝鲜卑遗老重返故里的建议，巩固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500年，宣武帝趁着南朝正处于南齐萧宝卷的昏暴统治下，开始南伐。紧接着又攻取南朝梁的四川之地，并继承先人遗志北击柔然。508年，战事才告一段落。此时，北魏已经占领汉中，领土疆域向南拓展，国势盛极一时。

500年柔然汗国的势力范围（绿色）

宣武帝叔父咸阳王元禧贪昏无能，侵吞了大量田地和盐铁产业。另一辅政亲王北海王元详，大搞"倒官"生意。上行下效，加上宣武帝没有及时制止，朝廷上贪污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宣武帝统治末年，人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宣武帝花了大量的精力，才将这些起义一一镇压。在位的后半期，高肇专权，朝政黑暗。515年宣武帝在式乾殿去世，时年33岁，谥号宣武皇帝，庙号世宗。他死后，皇太子元诩即位。523年，北魏经历六镇起义。元诩死后胡太后祸乱朝政，北魏又经历“河阴之变”，幼主元钊被淹死。

“河阴之变”始作俑者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杀死之后，北魏大乱，尔朱兆、尔朱世隆杀害孝庄帝，先后拥立元晔、元恭、元修做皇帝。混战的胜出者是高欢。534年，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关系决裂，逃到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于是在邺城拥立元善见为皇帝，是为东魏(534年-550年)。元修后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皇帝，是为西魏(535年―556年)。东魏政权在高欢的控制中，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杀死傀儡皇帝孝静帝，建立北齐；西魏政权在宇文泰的控制中，557年，被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而取代。北周建立后，元魏正式灭亡。

高洋废掉东魏的傀儡皇帝孝静帝，于550年，即帝位，国号齐，建元天保，建都邺城，史称北齐。因皇室姓氏为高氏，故又称高齐。

552年以后连年出塞，俘获颇丰，553年大败契丹，554年击败山胡。之后又连续大败柔然，筑长城900余里。大量人口、牲畜的虏获有助于北齐国力的增强。南朝梁正当侯景之乱后，国势骤衰。552年，北齐兵锋南抵长江。以后曾两度兵临建康城下，都被陈霸先击退，但其疆土已扩展至淮南，终与陈朝以长江为界。

北齐废帝高殷是北齐文宣帝高洋长子，高洋死后即位，560年，被其六叔高演废为济南王，次年被其杀害。560年高演即位，改元皇建。他在位期间，留心于政事，积极寻求任用贤能，关心民生疾苦。561年，高湛受兄长高演遗诏即位，改元太宁，即武成帝，杀皇太子高百年。武成帝在位期间，宠信奸佞宵小，耽于酒色，肆意诛杀宗室、大臣，造成朝政混乱，社会处于动荡之中。565年，传位于太子高纬，自任太上皇，最后也因为酒色过度而死，时年32岁。565年高纬受禅即位，高纬宠幸奸佞，痴迷酒色。北齐已经岌岌可危。

57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东征，大败齐军，攻破邺城。次年，高纬传位于皇太子高恒，并带领幼主高恒等人准备投降陈朝，行到青州，为周军所俘虏，后与其子高恒一起被赐死。577年，北齐被宇文邕所灭。

北周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北朝政权之一，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国基，宇文觉在其基础上正式建国，国号为周，这是以宇文觉的爵号命名的。又称后周、宇文周。历五帝，共24年。

宇文护（513年-572年），北周初期权臣，周文帝宇文泰之侄。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病逝，临终将权力移交给宇文护，宇文护接掌国政。557年西魏恭帝拓跋廓被迫禅位于宇文觉，建立北周。北周建立后，宇文护专政，三年内（557年-559年）连杀宇文觉、拓跋廓、宇文毓三帝。560年，宇文护遵宇文毓遗诏，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即北周武帝。但宇文邕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不甘做傀儡皇帝，572年宇文护被杀死。宇文护掌政期间，北周逐渐稳定，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发展。

宇文邕掌权后继续推行均田制，改进和发展府兵制度，并开始招募均田户农民充当府兵，扩大兵源，充实军事力量，准备兼并北齐。576年，复领兵七路攻齐。577年，率军乘胜围邺，一举攻陷，俘北齐后主父子，灭亡北齐。宇文邕在位期间，摆脱鲜卑旧俗，使在他的治理下北周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578年，宇文邕病逝，其子宇文赟即位。

北周灭北齐之战

578年宇文赟即皇帝位，改元大成，他沉湎酒色，暴虐荒淫，大肆装饰宫殿，且滥施刑罚，经常派亲信监视大臣言行，并杀皇叔齐王宇文宪，北周国势由此日渐衰落。579年，宇文赟禅位于长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但仍掌控朝权，宇文赟的健康日益恶化，次年病逝，时年22岁，谥号宣皇帝。

581年，杨坚废静帝宇文阐，建立隋朝，北周灭亡。

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俘北齐后主父子，灭亡北齐。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宇文阐，北周灭亡。587年，隋文帝杨坚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588年，隋文帝发动灭陈之战，隔年隋军攻陷建康，南朝陈亡。自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分裂近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朝时代”结束。

隋灭陈之战

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基本沿袭东汉末期与三国时期形成的州郡县三级制，州辖郡、国，郡、国辖县、道、邑、侯国。但是由于战争繁多，有功之将别无可奖，唯以州刺史、郡太守为赏；或为新拓少数民族地区，为安抚笼络其首领而赐以刺史之职；以及当时政局混乱，政权更迭无常，各国疆域不定，人口流动流动性大，州郡废置无常。于是各国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许多州，州制开始发生混乱。最后乃至恶性膨胀的地步。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地方权力也近乎解体。州郡县三级制几乎处于崩溃境地。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制度，即侨州郡县的设置。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的。迁往南方的移民往往是以原中原世家大族为核心形成的流民集团，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族大姓，就地按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给予不税不役的待遇。所以侨州郡县作为一种地方制度，并广泛实行。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基本上呈分散状态。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沿袭州郡县三级制，侨州郡县这种特殊情况也比较突出，总体存在着滥置州郡的问题。这一问题直到隋朝才得以改善。

在南朝的版图上，南朝宋承袭了东晋的版图，大体分为二十二个州郡。422年以后，河南地区逐步被北魏所吞并，并以淮水为分界线南北对峙。南朝齐继承了南朝宋的领土，分了二十二个州郡，但先后失掉了雍州、沔北、淮南豫州。南朝梁时期，由于北伐取得淮北，领土一直延伸到河南，故州的设立与版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接着又开拓了闽，越等地。到539年，州郡达到107个。南梁侯景叛乱之后，北齐占据了南梁淮南的江北，而西魏则占据了巴蜀的汉中。西魏攻占了江陵以北的土地，并扶持萧詧建立了附属国西梁。南朝陈建国后，疆域并不大，到了569年，陈国逐渐收复了淮南和淮北的部分领土，并在573年到577年间，收复了黄河以北的部分领土。到南朝陈末时，由于北周的侵略，国家版图缩小，只剩下长江以南一带至交州、广州一带。

440年南北朝前期疆域图，淡蓝色为北魏，红色为刘宋

在北朝的版图上，北魏自代国崛起，到439年的时候，统一了华北，结束了十六国的统治。北魏前期，疆域东西从辽西到西域，南北从漠南到江汉。在扩充领土期间，州郡多因时制宜，到487年开始整顿。到了北魏孝明帝时期，疆域缩小，郡县混乱林立。魏分东西之后，东魏的疆域为80州郡，西魏的疆域为33州郡。北齐建国后，对其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调整，先后废止了3个州，153个郡，589个县。北齐的江淮地区后来为南朝陈所占据，而北周则先后侵占了南朝梁时期的巴蜀和江汉。北周武帝灭亡北齐，收复南朝陈夺去的江淮地区，版图大开。

560年南北朝后期疆域图，淡蓝色为北周，蓝色为北齐，粉红色为西梁，红色为南陈

《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数总计为901697户、5173980口，但由于户口隐漏严重，刘宋人口的最高峰可能超过东晋的人口上限，达到1800万~2000万。泰始三年（467年），内外战乱不止，人口不可能有增加。从齐开始，南朝经历几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人口的恢复，根据《中国人口史》的分析，人口总数能达到1800万~2100万。侯景之乱及同时发生的旱灾和蝗灾，以及西魏掳掠人口，使南朝人口损失巨大。后期陈朝虽然有所恢复，但由于疆域缩小且恢复有限，陈境内的人口数要比南朝各代都低，根据《中国人口史》的估计，应在1500万左右。

根据《中国人口史》的分析，北魏的人口高峰出现在正光（520一524年）以前，盛时的户口数为500余万户。北魏末年的动乱造成很大的人口损失，记载的户口数残缺不全且户籍隐漏的可能性，所以难以确定一个具体的估计数。这一时期北方进入了一个人口停滞的阶段，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的人口总数没有达到北魏的最高数字。北周灭北齐后，北周控制的疆域已大大超过北魏，此时北朝的人口应在3000万以上。

尚书台在东汉，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后尚书台逐渐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尚书令成为皇权之下握有重权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宰相。南朝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诏日:“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随着尚书台地位的日益重要，刘宋时已称为尚书省，梁时遂正式改称尚书省，并设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曹尚书。

因中书省地位日益重要，中书监、令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至南朝，中书监、令地位愈益华贵,“总揽机要,多擅威势。”自南朝刘宋以后，中书监、令地位虽华贵，事权却日益清闲，诏命文书，政务处理，多不关监、令，而由中书舍人全权负责。北周以中书省为内史省。隋继承这一制度改监为令。总之，中书之官，始于曹魏,显于南北朝。因其职掌机要，接近君主，诏命所出，故代尚书省而为中央决策机构。

在北朝，门下省侍中之权更大，“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北齐，门下侍中把持着朝政重权。因此，宰相必通过门下省才能参决奏事。魏晋以来，又设黄门侍郎为门下省副长官，辅佐在皇帝身边，辅助决策。所以北魏“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

总之,在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动乱中，中央政府体制及宰相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相继出现，负责国家军国大政，三省长官拥有事实上的宰相权力，从而取代了两汉的丞相与三公制度。

此时不论北方还是南方，地方上的划分仍是州郡县，只是州郡的管辖范围日渐缩减，数量多了起来。州府是地方上最高级的行政区域，行政长官是刺史，下面还有别驾，诸曹从事等。一个国家首都所在州的行政长官，通常被称作“牧”。州级之下是郡级，郡级的行政长官是“太守”，通国都所在郡的长官常被称为“尹”。郡下为县，并以县的规模来划分令，长。县城之下，又有乡和里。

因为连年征战，刺史和太守都有“将军”之称，没有"将军"之称的，就叫"单车刺史"。为制约州郡之权，有时还特别任命刺史属官如别驾、长史等代行刺史职权，称其为"行事"；在刺史下面，有时还设有一个"典签"官，负责监察。东晋之后，部分北边的贵族和大量的难民移民到了江南，官府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区，但是对新建立的州郡还是沿用了北边的名称，即“侨州”和“郡县”。在中国南方地区，至刘宋中晚期，其权力由收管文书，变为佐助宗室幼王，进而“出内教命”，监视府主，因而一时可以对藩王多加掣肘，左右地方政务，为人瞩目。这种情形延续至梁，之后典签逐步结束了它的显赫时代，基本上回到它的本职位置上。在南朝历史上，典签基本上都是皇上的心腹，经常帮助皇上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排忧解难的存在。因为典签象征着皇权对藩王的绝对控制力，帮助皇帝稳定地方，这种监控也导致了地方上此起彼伏的反叛：有些藩王，无法承受这样的控制力，纷纷起兵造反，这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典签因为权势太大，被皇上处死。

北朝的典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央机构典签，如三公府典签及丞相府、大司马府等权臣府典签等；另一种是地方州军府典签，如州典签及相应的将军开府典签或仪同开府典签等。他们的级别很低，在每个机构里往往都有多个典签人员。府主可以任命他，也可以撤换他。北朝的典签官职在总体上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地位，且未对北朝政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而成为研究南朝典签官制的较好参照。

九品中正制度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选官制度，它创始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至唐太宗贞观初年(627年)被废，前后沿用了400年之久。故而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的察举制度，下启隋唐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地位。南朝以后，中正品第依然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在萧梁时期，还制定了吏部往选“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的规定，使定品制度更加严格化和规范化。北魏是九品中正制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对魏晋之制既有承袭也有变异。与魏晋之制相比，北魏时期的中正组织已出现中央与地方之别，正式形成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西魏、北周时期,中正组织大体上仍沿用旧制，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但九品中正制依然为世族所垄断，是维护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政治制度范畴内的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至西晋，东晋至南北朝前期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和鼎盛阶段，而在南北朝的后期该制度逐渐衰落。

此时的门阀制度十分看重血缘关系，德与才甚至不在选官的考虑条件范围内。南北朝时期高级士族特权甚至得到了制度化的保护，例如按照士族等级安排相应官职。这一制度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士庶界限分明不允许通婚，不允许僭越。

南朝宋时期，宋孝武帝刘骏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不论门第，选贤任能，自此“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也逐渐形成。逐渐地，到南北朝后期士族，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贵族享有的特权被削弱，寒人庶族在国家政治机器运行中的影响作用逐渐上升。甚至到了梁武帝时期，私人讲学传经的风气逐渐发展，梁武帝也开五馆，为寒人入仕开辟新途径。

唐长孺认为，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以“部曲佃客制”为经济基础，以“九品中正制”为政治基础。因此，有了这两个系统，就有了门阀系统的发展；一旦这两个体系被打破，门阀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佃客部曲制广泛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汉末到魏晋时期，随着土地急剧减少社会地位也逐步下降,通过多种的形式建立了与世家大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到南北朝后期它维护下的门阀制度逐渐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人口户籍流动混乱，也出现了许多的无主荒地。而世家大族也趁此机会，大肆兼并土地。

北魏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共同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制，并配置出台三长制和新的土地租调制。此政策目的就是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让土地不至于荒废，让流民和贫民也能有生存依赖。防止世家大族争取大量劳动人口，从而增加国家编户。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也被北齐、北周、隋唐延续下去。

南朝“土断”政策是对东晋土断政策的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制度、行政区划混乱，户籍制度也同样混乱，北方迁入南方的流民人数巨大。世家豪族吸纳大量民户，严重影响国家租税赋役收入，和同时也使得国家发展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减少。为解决这些问题，东晋开始推行土断政策，把侨户、流民等实为编户，土断人籍，实现国家对人口的有效管理。南朝从刘裕开始实行土断政策，宋齐梁陈均有施行土断的记载，但南朝的土断大多规模较小，执行也不严，同时世家豪族势力强大，故而成效甚微。

南朝虽内外交困频仍，但是学校教育比前代仍然有所发展。中央官学办出了许多特色，而地方官学则若有若无。中央官学除开设主讲儒学的国子学外，又创立了专科学馆，讲授研究不同学派的经学及各种专门学问，南朝的学术由是呈繁荣昌盛状。在各级官办学校中，不仅教授儒学，而且还开创分科教学。儒、佛、道、玄兼容，以儒为主，使各时期的官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发达昌盛更补时停时废的官学之不足，使这个时期的各种学术思想繁荣，人才辈出。北朝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北魏享国日久，学校教育的规模比其他皇朝，甚至与同时期的南朝相较，还要略胜一筹。北朝的文化教育政策，虽是儒、道、佛杂糅，但以儒学为主。当时的官学教育随着政局的变动，时兴时废，然而儒学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已成为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互相融汇合流的最佳精神纽带。

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官学时兴时废的状态下，作为私学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家庭教育在育人方面日趋重要。特别是士族为了在朝代更替、战乱不息的年代里，保持门户不衰，宗族及家庭教育遂出现了多种形式。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在家庭中不仅承继某些重要的劳动技能，而且也受到妇道及某种文化知识的教育。有学术渊源的大家族，还将家学传授给女子，在她们之中，有不少人因有才有识而彪炳史册，甚至还有个别妇女公开授徒，教授生员。家庭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就是书写诫子书来教育子孙后代。这在许多士人家庭中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南朝军队体制基本沿袭晋制,世兵制衰落,主要实行募兵制。北朝，拓跋氏初期乃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入中原后逐步封建化，后期创立了府兵制。

执号角骑兵陶瓷雕像，北魏时期

东晋南朝兵士身分卑微，总体上包括世袭兵和带有一些封建依附性而召募的部曲，且不像北朝有普遍要求农民服兵役的规定。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由世袭兵转向募兵制。

北朝早期鲜卑化各族人为兵中主力，这种军队带有部落军性质，身份地位高于平民和普通部落成员，由于鲜卑是统治民族，又由于军功是通达富贵的途径，军人身份甚至显得很高贵。北魏中叶以后，汉族百姓有经常性的服兵役的传统，这种兵役是力役的延伸。北魏兵制的发展倾向是革除军民分治（即鲜卑与汉族分治）的传统。

420年～451年，刘宋政权持续北伐之势。451年以后，南弱北强的军事格局基本形成。宋、齐、梁三朝偏安一隅，但是南朝又试图收回失地，南北朝一直战争不断。侯景之乱致使民间生灵涂炭，本来已经处于劣势的南朝更加衰弱，到了陈朝，仅能做到与北朝划江而治。此时，北朝周武帝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尝试，这一进程最终由隋文帝完成。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已久，虽然双方也发生战争，但南北之间不共戴天的民族矛盾逐渐淡化，而更多为南北之间的威望、利益竞争。南北双方在战争间歇期仍然互相贸易。到南北朝中后期，南北政权之间相互承认并逐步建立以对等为基础的外交关系。这一时期，南北双方虽然大体已经承认了对方的政权合法性，但南朝依然有北上恢复中原故土之志，北朝也有南下混一宇内之宏图，双方曾发生上百次之多的战争。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大体上呈现北强南弱的态势，但北朝也并不具备攻灭南朝的条件，当时的南北战争，基本上都是边境上的遭遇战。除不断发生战争外，南、北双方也存在外交上合纵连横的局面。

南朝开始时，随着北魏政权重新统一华北地区，华北汉族士大夫出现了承认北魏为正统中原政权的趋势，国内的胡汉对立开始向胡汉融合转变，自刘宋代晋以后，几乎再难看到有华北知名士大夫逃亡江南，北魏的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南北朝之间的对峙格局基本固化，双方虽然也有战争发生，但彼此争雄的重点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转为争夺中华王朝“正统”。

南朝历代疆域与北方中原政权的局部扩张相反，南方汉族政权的疆域始终在收缩。西南边疆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在汉武帝时就已设置郡县，但中央政权的行政控制往往只限于政区治所周围和交通线沿线。由于南朝一直忙于防御北方和对付内部的权力之争，顾不上西南边区的经营和开发，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当，甚至残酷压迫当地民族，规模不等的反抗时有发生。不过直到南朝中期为止，设在今云南和贵州西部的宁州名义上始终存在，并由朝廷派遣官员管理。侯景之乱爆发后，当地爨蛮的豪族乘机而起，在梁大宝元年（公元550年）脱离了梁朝。在其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南朝各政权在西南地区退缩，对后世中国王朝的地缘政治造成极大影响，为日后南诏、大理崛起创造了条件，历经隋、唐、两宋，这一地区五六百年里成为异域。

北朝对外交往范围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北部面对柔然、突厥等部。特别在北魏时期，其对外格局几乎重现两汉盛世之局面。北魏也频繁遣使域外，仅在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就“遣使二十辈使西域”，次年又“遣使六辈使西域”。北朝中后期，东、西对立，无暇向外。突厥崛起于北方草原，灭掉了柔然，降服高昌、龟兹等部，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对北朝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职贡图》，南梁梁元帝萧绎绘，创作于526年～539年。为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职贡图，图中描述南北朝时期来南梁朝贡的三十五国使者的形象和特征

南朝虽然疆域日臻缩小，但对外格局依然蔚为可观。南朝与西部、北部、东北部国家有密切往来。南朝专门开辟出一条避开北朝控制的河西走廊而经柴达木盆地通向西域国家的另外一条道路。可见，南朝为抗衡北朝，常联合西北国家，采取远交近攻战略。除此之外，南朝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和南部海外诸国的和平贸易关系。再加上这一时期佛教至为盛行，中西僧人往来密切，鉴于陆上的西域道路时断时通，许多高僧乃改由海路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这也促进了南朝海路交通之发展。

南北朝时期，中国和南亚的天竺；中亚西亚的波斯、栗特、大宛；东亚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南海的林邑、扶南等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交流。

北魏建国伊始，便在登国元年(386年)颁布了“息众课农”的诏令，大致遵从被征服地区或民族原有的制度和习俗，在此基础上征发。在农耕地区，特别是汉族集中的中原地区，该是维持原先的赋役制度。北朝从北魏始施行均田制，后世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延续着均田制的基本轨道。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其缓慢曲折，但并不排除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或开发，如河北、河西走廊和辽河下游地区三地。这三地的发展或开发最主要的原因，都与战乱期间大量人口的进入有关。

《齐民要术》详细描述北魏后期的农业技术

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以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为突出，其产量超越了当时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数十年间，正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的鼎盛时期，甚至生产水平也有了赶超北方的趋势。除吴会地区外，湘州、郢州、寿春、雍州和淮南郡等地的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繁荣，使得南方粮仓充裕，粮食交换繁荣。与此同时，南朝政府的储粮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粮仓来储存粮食。梁末年，因政治上的腐朽和苛捐杂税，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548年的“侯景之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给江南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也是六朝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关键。从那以后，江南的农业开始没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也需要多种多收，当时出现了绿肥轮作制度，农作物的品种也出现变化例如双季稻的出现。

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刘裕灭了后秦后，关中的织工纷纷向江南迁移，而这些织工大多都是从北方来的。在南朝晚期，织锦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富豪们的衣着大部分是用丝绸做的，刺绣精美。

南朝时期，官府设置了专门的矿冶官员。在建康，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已废止），各州、县份也设立了矿冶机构，更有不少私人冶炼机构。在冶炼工艺方面，南朝已经采用了水排鼓风冶炼。钢铁冶炼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时还有一种混合炼铁的方法，就是把生的铁块和熟的铁块混合在一起，在合适的温度下，把生的铁块融化，浸透在熟的铁块里，再把它们拿出来，经过多次淬炼，就成了上好的铁块，用来做刀剑镰刀。

到三国、西晋时，瓷器的烧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东晋、南朝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南方主要是青瓷；而北方主要是白瓷，也有黑瓷。当时在南方陶器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到东晋时期已经衰落，而在北魏时期又兴盛起来，且在前期的基础上花色和施釉方式都有了改进和增多，连陶器上的花纹镌刻也加工得生动了许多。

青瓷莲花尊 南北朝·南朝

南北朝对造纸术做出典型贡献的有两个人，一为南朝刘宋人张永。他精心钻研造纸工艺，以“品质第一”为重。他在纸加工方面做出了成绩，纸面上胶加矾，使其硬挺有光，进一步推动造纸技术的向前发展。另一为南齐齐高帝萧道成。他重视造纸，下令兴建“纸官署”，专门生产供宫廷使用的纸、墨等；动用国力在长江上游兴建造纸作坊，为各地做出了表率，对推动造纸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同时，鼓励能工巧匠加工银光纸，开辟新的纸种。

南朝继承原有的商业基础，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与交通发展互为表里。江南水乡，交通主要靠船只，吴国时长江中的大船载物万斛，东晋南朝时增加一倍，载物二万斛。造船业的快速发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时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处在发展之中。东晋南朝时期，拥资数十万、百万、数百万甚至巨亿的富商大贾为数不少。他们交结权贵，或投入达官贵人门下为门生。南北朝时期，南方重要的商业都市有建康、京口、江陵、广州等。其中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前哨，许多海外诸国前来朝贡和进行商业贸易。交趾凭借其政治和地理优势也成为南方重要的商业都市。交广市场汇集着江南之珍品，如大贝、明珠、翡翠、琦帽、犀象、杂香等。而北部贵族对这类商品的渴求带动了远距离奢侈品的贩运走向兴旺，从而使广州、交趾等成为附益江南之商业都会。南方继承了两汉以来的趋势，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从无到有，逐步走向了繁荣。北方社会经济也在逐步恢复，重要的商业都市有洛阳、平城、邺城、长安等。洛阳成为国际大都会。高欢迁邺后长安又取代洛阳成了国际都会。富商大贾大量涌现，同时商业活动也逐步向农村渗透。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由于长时期战乱造成巨大的曲折和波动。北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历经曲折，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后，踏上了两汉以来的轨迹，出现了恢复的局面。就东晋南朝和北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两汉相比差距不大，某些方面略有发展。

南北朝时期，由于中西贸易路的畅通，南朝和北朝都通过陆路和西方诸国进行商业贸易，这不仅表现在中西各国之间官方的贡使贸易，而且表现在民间的交往。贸易路上奔波着永不疲劳的商人，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玉器等携往西方，把西方的金银器、玻璃器等珍贵物品传入中国。在中国境内货币使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在中西贸易中却仍存在充当国际货币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朝波斯银币。丝路沿途各民族均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有的长途奔波，成为专门的商业民族；有的则利用地理位置居于中西要道的优势，做中转贸易，征收商税，努力保护贸易路的畅通。南北朝时，海上丝绸之路西向的终点已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与日本的倭国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传统的由中国辽东沿海经朝鲜半岛由北向南，再到日本的航道受阻。日本与中国的来往转为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者由成山角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然后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航抵日本。这条新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程，方便了双方的往来。

骑骆驼的外国人，中国兵马俑雕塑，北魏时期

南朝时期的诗歌发展尤为繁荣，骈文和辞赋也有着相当的成绩，所以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都趋于稳定成熟，纵向来看总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宋时代，第二阶段是齐初到梁中期，第三阶段是从梁中期到陈末。在诗歌发展中，三个阶段分别是元嘉体、永明体、宫体为特征。刘宋时代的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后人称他们为“元嘉三大家”，谢灵运追求山水逸致，鲍照更关注社会现实，颜延之擅长庙堂应制之作，还有谢庄、汤惠休等人也有很多诗作；永明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谢朓、沈约为代表，后期则以何逊、吴均为代表；宫体诗相较于前两者更加追求华美艳丽的文峰，例如萧纲、萧绎等人所作，完全贵族化了的诗歌。另外，南朝的乐府诗歌也是彰显当时人精神风貌的重要艺术作品。南朝也是骈文的发展高潮时期，有许多良作。辞赋南朝人心目中有着很重要的文学地位，例如《文选》各体中以“赋”居首。

北朝的文学发展时期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北魏初期到孝文帝迁洛前，孝文帝迁洛之后到东西魏分裂，东西魏分裂之后再到隋朝大一统。第一个时期的诗作谈不上文学价值，但是显示了北人已经开始尝试创作诗赋；到第二个阶段孝文帝本人倡导文学创作，经常与群臣联句赋诗，此时北朝文学作者学习模仿南朝；到了南北朝后期，庾信的作品，由南入北将南朝的文学成就传到北方。中国的南北方地区在被隋统一之后，两方文化之间已经相互融合，文学上也逐渐出现兼容南北文学特色的崭新时代。

除了诗歌发展繁荣之外，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也逐渐走向鼎盛时期，自西晋潘岳和陆云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之后，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和香方序》、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等改变了散文写作的传统习惯而转用骈文，辞藻绮丽和对仗工整愈演愈烈。永明声律学说兴起以后，当时贵族文人专心在声病丽辞方面争奇斗胜，将骈俪文学推到了高峰。到了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兄弟，庾信，徐陵等人，连几十字的一张小启也要用典对仗，追求音律和辞藻。

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古吴陈长卿刊本、梅庆生重修音注本《文心雕龙》扉页

南朝文学创作讲求对仗、用典、辞藻、声律，限制表达思想内容并流于空虚和颓废，促使反对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的《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诞生，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系统地论证了有关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和文学艺术的真实性等原则，他反对虚假的创作态度和作风、用繁缛的辞藻、艰深的典故来写“论说”“议对”这一类文体等。其次就是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他反对声病说，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反对用典，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反对玄言诗，推重建安文学的创作精神。除了这些文学批评专注之外，南朝文学中还有收录晋宋以来作品的三十卷巨著《昭明文选》。

1723左右的文选版

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延续了魏晋时期的创作方法与风格，接近于神话，有文学价值，在史料价值上意义不大。魏晋志怪小说中，著名的有旧题魏文帝撰《列异传》三卷、西晋张华撰《博物志》十卷、东晋葛洪撰《神仙传》十卷、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到了南北朝时期，宋刘敬叔撰《异苑》十卷，东阳无疑撰《齐谐记》七卷，南齐王琰撰《冥祥记》十卷，梁吴均撰《续齐谐记》一卷，萧绮撰《王子年拾遗记》十卷，北齐颜之推撰《还冤志》三卷等层出不穷，发展繁荣，思想内容方面主要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研究著作繁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统治者们非常注重发展史学，例如南朝宋文帝就专门建立了史学馆，安排专门的官吏负责史学资料的收集与撰写。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的名称和职务多有变动），主要负责编撰本朝国史和皇帝起居注。从齐国开始，就有了本朝史和前朝史的区分。在北魏，朝廷还设置了著作官、起居令史，使得修史和撰写起居注的工作逐步分离。从北齐开始，历史馆（或称为史阁）被建立起来，并对中国后来的官方修史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魏和北周也有著作官系统。南、北两个朝代，都有负责编纂历史的大臣。另外，在南朝梁时开始修梁武帝和梁元帝的实录，这也被唐代及之后的朝廷代代相传。

二是因为当时的人充分认识到史学对国家治理的借鉴作用，例如南朝宋范晔撰的《后汉书》,在史书中公开指出要通过总结历史的发展经验,才能有助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后汉书》根据东汉一代历史发展过程以“论”、“赞”的形式总结出很多有利于政府发展的政策。除去纪传体的呈现，实录体史书也形成于南朝的齐梁之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其杂史类有梁人周兴嗣所撰《梁皇饰实录》三卷，记梁武帝事。此外，史注类著作也有很多，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对后世史家的编撰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是因为九品中正制度的实施，使得人才选拔要依靠一些人物传记来对入选的人才进行评价，所以很多士人不仅仅局限于此，平生热衷于历史人物传记的撰写，这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史学资料，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例如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

此外，因为南北朝时期佛道教的兴盛，有关宗教文化的历史传记也很多，《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后期洛阳诸寺院的兴衰历史，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还有佛教文化历史记录《高僧传》，以及记载道教的《抱朴子内篇》、《神仙传》及陶弘景的《真诰》等书，都彰显了在当时佛道教文化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

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便一直在历经汉化，但是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才得以在中土广泛地传播，因此佛教文化的汉化也主要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一面与儒家文化得以融合，另一面又吸收道教的一些文化精神，而又有佛理被玄学化的特点。

北魏弥勒佛像，443年铸造

两晋时期，佛教广为传播，佛教的汉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这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当时佛教理论发展推动佛教流派形成；二是佛教发展到南梁时期已经到达了国教的地位。南朝的佛教文化已经和玄学逐渐分野，义理之学也发达于北朝。南朝时期，流行佛性论，主要见于刘宋元嘉年间《涅槃经》在南方逐渐流行，而其中的佛性论引起一度众说纷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学说在南梁时重新复兴，发展至《四论》学说（增加《大智度论》），这一学说被集成到隋朝，成为三论宗的奠定基石。另外，梁武帝在位时提出了三教同源的理论，他认为佛、道、儒三者不可偏废，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三教并重的官方宗教神学体系。

北朝的佛教文化相较于南朝更重实践，崇尚修行，而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期，佛教一度被统治者抛弃。这是因为当时许多寺院占有大量土地财富却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又有僧侣逃避国家兵役，威胁国家兵源储备。有僧人甚至夸大其词，蛊惑民众，妄图颠覆朝廷统治。北朝二武灭佛体现了佛教文化发展的曲折道路，表明在王朝统治下，佛文化必须要服务于统治者的皇权权威。

道教在南朝经历了整顿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修静和陶弘景的改革。陆修静是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他融合了天师道和神仙道，将道教进行了一番清理整顿，最终使得早期民间道教转变成官方道教。陶弘景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先师意志，进一步将南朝的道教文化发扬光大。他在南齐永明年间信仰道教，先后撰写了《真诰》《登真隐决》，为道教的清派形成做出极大贡献。他以茅山为基地，一生经营，是上清道派的实际创建人，也是南朝道教文化的集大成者。

北朝对道教的改革开始于寇谦之清整北方旧天师道开始。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之名，宣布了他倡导的新道法：首先，以儒家纲常礼法为准则，清理道教组织；他强调仙药只能让人病愈长寿，斋功才能助人成仙；他简化了道教的修炼方法，规定了道教礼仪的程序。北魏太武帝时期寇谦之倡导下的道教新天师道达到鼎盛时期，而后便被关中地区的楼观道教取代。北魏后期的楼观道教在经典、教义、方术、戒规等方面都融合了新天师道和南方清派道教的相关内容。

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盛行之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南朝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中。从魏晋之后到南北朝后期，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提倡佛教，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由于佛教盛行，佛教寺院经济扩张致使社会财富、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损耗过多，僧侣免税、免役又使一般劳动人民纳税、服劳役的负担大大加重，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范缜以前，东晋末年著名的雕刻家、书画家戴逵曾质疑因果报应说；南朝初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思想家何承天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反对佛教宣扬的轮回、报应宗教迷信。

随着反佛教斗争的深入，批判也就逐渐集中到有没有轮回、报应等问题等佛教神学的理论方面上来。范缜反对佛教神学的斗争，也是从反对因果报应开始的，他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中国传统儒家政治道德规范出发，用自然的偶然论来反驳因果报应说；除此之外他还坚持精神活动不能脱离人的物质形体的唯物主义观点，以“神灭”论的根本理论，基本上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但是，他不敢完全否定传统经典中所记载的祭祀鬼神的活动，并且肯定了下“神道设教”的必要性和提倡祭祀鬼神。范缜的《神灭论》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佛教有神论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的批判有进步性，但唯物主义无神论不可能使宗教完全消失。

南朝前期的音乐机构及其中官制大多承袭两晋，梁武帝时期将太常改为太常寺，其中的官吏有太乐、鼓吹令等，增设了清商署管理清商乐。北魏时期设置了太乐博士、太乐典录、协律郎、协律中郎。北齐设置太乐署，其中令、丞各一人，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轩；设置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掌管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务；又设置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北齐诸帝好“胡戎乐”，由中书省专门掌管；另有典书坊，掌管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一部。北周有大司乐，后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隋唐承袭齐、周，变化不大。

当时音乐歌舞随着南北方人民的迁移也逐渐融合，互相影响，不管是在乐律编写还是乐器制作方面都展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在歌舞创作方面，南方重文北方尚武的特点也融合在其中。王国维认为，运用歌舞来进行表演的方式起源于北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雏形戏剧为唐宋的“参军戏”、杂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风气开放、思想精神自由的时代，加上佛教、道教、玄学的影响，以及统治阶级的追求喜爱，绘画和书法都产生了许多新变化。

（传）张僧繇所作《雪山红树图》

首先是绘画的变化。一是题材逐渐广泛起来，风俗画、肖像画压过经史、神话之类的题材成为主流，山水画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二是宗教主题的画作逐渐兴盛，画技不断提高。三是绘画队伍中的名家不断涌现，他们不仅有出身于宫廷画师、民间画工的人，更有出身于文人专业画家队伍的人，诸如南朝宋的陆探微、南朝梁的张僧繇、北齐的曹仲达等人。

南北朝时期书法家对后世书法有着影响。上到帝王皇族，下至寒门士子，乃至民间都热爱精修书法技艺。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建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相关著作、理论建设对后世书法技艺演进有着影响。例如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中，南北朝书法家相关作品有14篇，记载了书法大家们对书写技艺的总结和建议。

魏碑《元怀墓志》拓片局部

北朝书法的最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碑碣刻石方面，它包括石窟造像题记、墓碑、墓志、塔铭、摩崖石刻等，这些遗迹多系无名书家与民间石工的作品，其书体繁多，风格各异，既有骨力雄劲、笔风粗犷的真书，也有一碑篆隶相杂或篆、真、分书兼施的现象，色彩纷呈，蔚为大观。但多数碑刻以真书为主，受钟繇影响甚深，其书艺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由此开创一代书风，并形成各种流派，即“魏碑”。

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继承了两汉的传统，同时受到古印度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时，北方统治者到处开山凿窟，雕塑佛像，形成了许多石窟艺术。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这些石窟内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佛像和其他艺术珍品。目前所见南朝石窟仅有南京市东北约20公里处的栖霞山，开凿于南朝齐、梁二代，但规模不大，窟龛、佛身都较小，一般每轮仪五六尊或七八尊小佛，无法与其它窟群相比，但依旧是中华民族石窟艺术中的瑰宝。比较突出的有北齐的佛像，上承北魏下启隋唐，具有特殊的地位。北齐佛像在继承北魏以来佛像造型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对佛像造型进行创新，使佛像造型呈现出新的风貌，扩大了佛像造型的审美范畴。北齐佛像以薄衣贴体、圆面低髻为主要特点，在工艺上则将彩绘和镂空透雕应用于佛像造型中，具有精细与简约合二为一的特点，形成了北齐特有的风格。

北齐 汉白玉彩绘座佛像

南京栖霞山千佛崖石窟

南北朝时期，非佛教题材的本土人物雕塑数量不多，多集中在墓葬文化体系中，人物雕塑在这时期的表现并不活跃。北朝人物雕塑较为写实，注重样式的传承性，而南朝人物雕塑则更注重趣味性的表达；北朝多有“秀骨清像”的造型特点，而南朝则多体现出“褒衣博带”的造型特点。南朝的陵墓石兽的造型特点继承了汉魏时期的艺术思潮，并与北方传来的技艺相融合，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形式。其雕刻样式与表现手法逐渐趋于成熟，表现出一种南朝陵墓石刻特有的气韵生动、造型秀逸多样的艺术形式。

石天禄，南齐武帝景安陵石刻

南朝祖冲之在数学方面，利用割圆术对圆周率进行了推算，还更正了球体体积的计算方法，他的研究成果记载在《缀术》中；在天文学方面，他在历法计算中考察了岁差的影响，他编成了《大明历》在510年正式使用，共实施了八十年。

北魏末年的贾思勰编著了《齐民要术》，他总结了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印证历史经验，讲求理论切合实际，介绍和评述了如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发展好农业相关的经营管理。

南朝名医陶弘景撰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汇集了许多医家新发现的药物又编著了《名医别录》，另外他还对药物进行了重新分类，按照天然来源将药物分为7大类既对后世编著医药类书目提供借鉴，又方便了医家临床开方。

《水经注》是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详细注释。该书是地理学史上划时代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描述了北魏时代的地理概况，同时也描述了北魏以前的地理概况。除了进行一般区域地理的研究外，还进行大量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郦道元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异同，细致地考察各水道的源头及流向，特别记载了各水道流经地域的山陵岗峦、陂池湖泊、水利工程、名胜古迹、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土民情、动植矿物、土特名产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丰富内容。《水经注》不仅是地理学著作，更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即使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

在建筑方面，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古印度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蓬勃发展，高层佛塔出现。而古印度、两河流域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使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也影响到了建筑艺术。建筑特色主要体现在单栋建筑在原有建筑艺术及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后期出现曲脚人字拱；令拱替木承转，栌斗承栏额，额上施一斗三升柱头人字补间铺作，还有两卷瓣拱头；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屋顶愈发多样，尾脊已有生起曲线，屋角也已有起翘；梁坊方面有使用人字叉手的和蜀柱现象，栌斗上承梁尖，或栌斗上承栏额，额上承梁；柱有直柱和八角柱等，八角柱和方柱多具收分。

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北魏的永宁寺塔。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所佛教寺院，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是由当时的皇太后胡氏所创建。据记载，永宁寺九层木塔，高大巍峨，是中国内地目前发掘保存最完整的土木混构佛塔基址。这座寺院的总体特征，是将佛塔作为主体建筑置于寺院的中心。残存的木塔基址有木塔初层建筑遗迹、木塔基座和地基夯土等三部分。木塔基座上还残存有木塔初层的建筑遗迹，中部为土坯砌筑的方形塔心实体，周围则是环绕方形塔心实体的回廊式殿堂。洛阳永宁寺的地下基槽为逐层夯筑的夯土。地下基槽约100米见方，深5～6米，底部铺有碎石和残砖，地上台基约40米见方，高2.2米；地基夯土98～102米见方；塔基主体达到40米见方的规模，据记载，洛阳永宁寺木塔九层，其塔高49丈也合今133米，除去上面塔刹高度，即合今约100米。木塔塔身的高度，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体现。

洛阳永宁寺木塔与塔心结构复原图

南北朝时期，地域不同、民族成分不同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日常生活习俗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面食是当时的基础主食构成成分，“胡饼”也成为当时人民喜爱的食物。菜肴也十分多样，作料方面既有主料也有油料、调料，原料有多种多样的蔬菜例如胡瓜（黄瓜）、萝卜、竹笋等，菜肴加工方法主要为过火加热，部分菜肴生食。这一时期，酿醋技术成熟，养蜂取蜜技术日趋成熟，制酱技术越来越高。

身着“上衣下袴”的北魏侍从陶俑

南北朝服装，南朝服饰延续前朝传统。汉族男子服饰以头戴冠，身穿袍，腰系配饰为正服，按照场合、身份、等级的不同有所区别。官员日常及百姓喜欢头戴帢、巾、帻、帽等，衣着上有衫、袄、裙、裤。南朝女子服饰以袿衣和蚕衣为正服。常服多上身穿襦、衫，下身穿裙子。南朝的襦、衫有宽大的也有窄狭的，但无论宽窄，均少用小袖，多在臂弯处就变的宽大。北朝早期服饰以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胡服为主，不带冠而戴帽，袍服较贴身，多小袖窄袍，腰间束带，下身也多穿窄口裤，脚穿短靴，这是马上民族应游牧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服饰。北朝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朝服饰承袭汉魏服饰形制并且吸收南朝服饰审美特征形成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服饰风格。同时这一时期的民族交流融合在服饰上的典型代表就是“裤褶”。“裤褶”最初为胡服，后来经由汉族改进又反过来影响了鲜卑诸族，风行南北，无论男女民族场合，均可穿着。南朝男子也有敷粉的习惯，妇女的面饰方法出现桃花面的样式。

北齐彩绘弹琵琶陶俑

当时的衣着出行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要求，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以及色彩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允许逾越制度。另外在婚姻制度上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世家大族鲜少与平民成婚。

社会上对女子的“贞节”不太重视，女子可以再婚，男子也不以娶此等女子为耻，甚至女子也不必忌讳婚外性关系，女子在家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南北朝时期汉人丧葬习俗分为葬前礼仪、埋葬礼仪、反哭、服丧、扫墓、祭祀等。

南北朝乱世不安，出现很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让当时的人民非常不安、苦恼，另外当时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社会面上传播甚广，巫术、淫祀等行为屡见不鲜。

李凭教授认为：当时的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唐长孺教授认为：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和对东晋南朝的衔接，即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决非偶然，乃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当然，我们决不能都归之于继承南朝。有一些变化并见于南北朝，比如纳钱或纳庸代役和科举制的萌芽便是。

白翠琴研究员提出：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令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世有一些迁居城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触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中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熟一起，级取升华。隋唐时期，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就是这一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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