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和湖南省南部地区工农群众配合下举行的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湘南各县城镇和乡村中恢复和建立了工会、农会及起义队、赤卫队等组织，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条件。

湘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继续坚持斗争。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鼓舞下，组织一些零星的暴动。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在农村中建立暴动队、赤卫队，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敌人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由地方游击队领导人胡少海（共产党员，出身豪门，身份没有暴露）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800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趁国民党李（宗仁）唐（生智）战争爆发，湘南敌人兵力薄弱之机向湘南发展，夺取宜章，发动武装起义。1月12日，南昌起义军余部利用宜章县委委员胡少海的关系，智取宜章城，逮捕了国民党县政府官吏和豪绅，解除了团防的武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并打开监狱，解教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并组建了宜章农军。

智取宜章城的胜利，给当地国民党统治势力以打击和震动。国民党军第3师师长许克祥率部由广东省乐昌地区直扑宜章。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工农革命军和农军主动撤出宜章城，向黄沙堡方向转移。国民党军占领宜章城后，即向南追击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在农军配合下，在岩泉、栗源地区击溃第3师一部，井乘胜追至广东省乐昌县的坪石，歼该师主力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嚣和物资，后回师重占宜章县城，2月6日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斗争，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工农革命军和农军，革命武装迅速扩大。

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宜章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振奋了湘南人民的斗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起义。为了支援农民起义，工农革命军第1师挥戈北上，在黄泥坳打垮国民党军何键部两个营后，于2月4日占领湘南重镇郴县，帮助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分兵协助当地农军占领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并相继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在此期间，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大部地区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常宁县水口山铅矿工人也于1月26日举行暴动，夺取矿警队的枪支，并与桐梓山地区的农民结合，建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湘南起义过程中，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资兴5县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

3月下旬，国民党军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由于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致使工农革命军无法在当地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于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不久，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广大的范围发动群众，组织大批工农武装，保存与发展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

湘南起义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起义的巨大成功与战略转移的胜利实现，具有明显的特点和成功的经验。一是高举“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同时较好地解决了武装斗 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二是由正规战争开始向游击战争转移。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朱德、陈毅“拖队上山”，“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朱德语）。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枪，不仅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功伟绩。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农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丰碑。领导湘南起义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垛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之所以一度取得成功，从军事方面探究，关键是正确地实现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军队)和主观的努力(战争指导)的辩证统一。

由于湘南特委犯了盲动主义错误，严重脱离了群众，起义武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928年3月底，湖南、广东的敌人调集7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面向湘南地区进攻，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率部接应。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两军会师以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全军编为三个师，共一万人左右。湘南起义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正如朱德所指出的：“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10多个县，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合。”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有一支经过改造的旧式军队，即初级的革命军队。二是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即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三是选择正确的出击时机和出击方向。

改造旧式军队，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武装，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从广东转战江西。南昌起义部队最初时有2万余人，潮汕失守后突围的余部只有2500人。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不少人悲观失望，加上沿途反动武装的袭击，减员相当严重。到赣粤边界的大庾对部队进行整编时，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在大庾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间隙，开始改造和整顿旧军队，尝试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军队，为湘南起义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朱德、陈毅等人认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八一”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这支武装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整顿和整编的原则主要有：

1．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大庾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只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还没有党团员，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虽然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还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大庾整编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基层工作，整顿纪律，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是对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然而还不是全面地改造。主要是在我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2．开始转变军队职能

我军创建后，除了打仗之外，还有重要的群众工作，包括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和赤卫队成立苏维埃政权等项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在农村立足和发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做，与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军队等旧军队只有打仗一个任务，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区别。

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部队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进入江西省崇义县等山区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走土匪，收缴地主武装，控制山区；整顿关卡，收税解决给养。当时，部队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之前，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3．进行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朱德重视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陈毅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开导大家说：“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在信丰举行的全体军人大会上，还整顿了组织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

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运动战，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指导思想是“上山打游击”，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运动战，为湘南起义准备了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1．进行战略转变的依据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

朱德和陈毅作为战争指导者，审时度势，适时地进行了战略转变。他们根据地理条件、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能力和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领导部队“上山打游击”，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运动战。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对于推动起义的发展和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2．新战法的初步运用

湘南起义发生后，国民党气极败坏，由湘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许克祥率6个团的兵力，从广东乐昌赶往宜章镇压。朱德、陈毅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将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运用新的战法，以一 个团击溃敌许克祥两个团，并于2月1日在广东坪石将许部主力歼灭殆尽，俘虏官兵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当时，朱德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朱德的指挥下，起义军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他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做到了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和捕捉战机，可谓得心应手。湘南起义打许克祥的部队，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1．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

战略问题事关全局，必须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朱德和陈毅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韶关北上，西渡武水开进湘南。朱德和陈毅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在宜章县莽山洞，朱德等与县委书记胡世俭制订了智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出击方向的选择：湘南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是罗霄山脉与五岭山脉接壤的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湘南又远离湘、粤、赣、桂四省的省会，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国民党政权并不巩固，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而起义一旦举行，就能影响周围数省。

2．出击时机

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朱德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军转移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我军转移到湘南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朱德、陈毅利用旧历年关，敌人大意并且毫无防备的时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取得了宜章暴动的胜利。

毛泽东说过，“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用湘南包括湖南省那时所辖的整个郴州地区，以及衡阳、永州的部分县。它东临罗霄山脉，与江西接壤；南枕南岭山脉，与广东毗邻；西隔临贺岭，与广西相连，是湘、粤、赣、桂四省的枢纽，又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逶迤于赣、湘、粤、桂边界的五岭山脉，绵亘千里，崇山峻岭，藩篱层层，关锁叠叠，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其地形、地势非常优越，易于保存革命力量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湘南起义直接传承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起义历时三个半月，起义烽火照亮了湘、粤两省5个地区20余县，发动农民达百万之众。在暴动中，开展了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耒阳儿女上井冈》

全书38万余字，又名《血色幽兰》，作者系湖南知名作家朱文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是国内首部反映从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突出巾帼英雄伍若兰等耒阳儿女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再现了1928年春朱德坐镇耒阳指挥湘南起义，率领近万农军上井冈山会师创建红四军、转战赣南，开辟中央苏区的光辉历史。作者以全新的角度展示波澜壮阔的场面，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成功塑造了以伍若兰、段子英为代表的一批耒阳儿女英勇斗争的感人艺术形象，歌颂了共产党人对事业和爱情忠贞不渝、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该书以大量篇幅反映了朱德、伍若兰的生死恋情，穿插了贵州省唯一的开国上将杨至成与耒阳姑娘伍道清、著名红军将领王展程与段子英的爱情故事，揭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热情讴歌了伍若兰、邓宗海、刘泰、曾木斋、谭冠三、王紫峰、郑效峰、刘显宜、资凤、谢维俊、徐鹤、邝鄘、周鲂、蒋啸青、伍中豪、李天柱、刘铁超等一批耒阳儿女的英雄事迹，是一幅英雄儿女的群雕图，对宣传、推介湘南起义，提高革命老区的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