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

淮西，是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地域名称， 又称淮右、德胜，现今一般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包含整个安庆、六安、合肥、黄冈地区以及南京、武汉、鄂州等城市的部分地区。

唐初，唐王朝根据山川河流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淮南道。淮西节度使原称淮南西道节度使（758年设置），又称淮宁节度使、彰义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之一。817年，唐王朝平定吴元济后废除。淮西藩镇割据区域包括淮南道的西部和河南道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淮南道西部。

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15路，淮南路为其一，治扬州。熙宁五年(1072)分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西路治寿州，以寿春府（寿州）、庐州、蕲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黄州、无为军来属。

南宋建炎二年(1128)，淮南西路移治庐州。

两宋的淮南西路辖区基本就是后世人所指的淮西。宋亡后，淮西常常作为一个区域为后人所提及，尤其在明代。

1127年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帝被俘，北宋四大将门“折家、种家、姚家、杨家”灰飞烟灭。康王赵构南下重建宋朝，于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为了对抗金朝，南宋在前线选择了三个地区作为战区，便是东部的淮西战区，中部的京湖战区，西部的四川战区。这次后的岁月中，三大战区屡屡与北方的游牧王朝斗争，续命赵宋百年之久，而淮西、京湖、四川也被称为南宋御三家。淮西战区在南宋时期诞生了许多名将，例如“帅淮西无逾杜杲者”的杜杲。

而整个淮西战区在南宋最著名的名将当属吕文德。随着孟珙、杜杲、余玠等南宋第一代抗蒙重臣相继去世，淮西大帅吕文德担当起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主将。率领淮西军转战鄂蜀，参加了合州保卫战，宋廷亦下诏嘉奖淮西军“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尤为显著。”而作为淮西制置使的吕文德亦同时身兼京湖制置使、四川制置使，他的老上司，上一任淮西制置使李曾伯就评价道：“文德久董戎行，素负忠赤，声名在于敌国，勋绩著于三边”。这里面的三边指的就是吕文德同时征战于淮西、京湖、四川三地。

虽然在后来吕文德去世后，其弟吕文焕在襄阳投降蒙古，整个吕氏家族军事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向元朝一方，成为导致南宋灭亡的重要因素，但这无碍吕文德在淮西的影响力，后来明朝建国，明太祖朱元璋在为太子朱标选妃时，亦选吕文德后人吕本之女为太子妃，便是懿文太子妃吕氏，在靖难之役死于火灾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吕文德的后代在元末也是发光发热，如张士诚麾下的淮东军统帅吕珍便是南宋淮西军在扬泰驻军的吕保相将军后裔，被誉为“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见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另外朱元璋麾下的左副元帅吕文贵也是吕氏族裔，在淮西军和湖广军决战的鄱阳湖水战中，作为敢死队之一，驾驶装满火药、火具的小舟偷袭湖光水师，湖广军看到火光中的“吕”字旗惊呼“此乃吕大帅族裔！”遂将其团团包围，劝其投降，吕文贵见撤退无望，又不愿意投降，在舟上拔剑自刎。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在康郎山下建三十六忠臣庙，吕文贵亦位列其中。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并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这一震惊朝野的事件，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在当时使南宋对金人和伪齐的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而且成为后来南宋对金人战略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后不久金人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丧失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但因为兵变给高宗政权造成的消极影响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也是极为可能的收复故土的历史机会，更令后世史家为之扼腕长叹。

后人研究这一事件，传统观点认为，是时任右相的重臣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没有将这支部队交给岳飞，而任用文官吕祉为帅，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应该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最近这些年，包括一些权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由于宋朝自太祖始即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国策，防范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高宗、张浚不惜出尔反尔，不把这支部队交给岳飞统帅。

下面这条历史资料，一直被当作一条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观点。《宋史"岳飞传》：“诏（岳飞）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然而，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和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小子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根据史料，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飞给高宗写了一道奏疏，即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陈述对金人作战的意见。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亲笔命令王德等人听从岳飞节制。紧接着，又连续下达两份御剳给岳飞，一再表明态度。（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张浚管辖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也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所谓“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为一则当时刘光世尚未被正式罢免，依然是该部队的统帅；二则是此事属于朝廷高度机密，此时尚不宜公开。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张浚与岳飞的对话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或者最迟到岳飞动身前），显然就与上述这些史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邓广铭先生这样说：“在这次进行所谓并军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原即存在着一个疑窦；虽则赵构已有《御札》给王德等人，令其‘听飞号令，如朕亲行’；虽则张浚的都督府也已经把刘光世所领的全部将官、人马开列了清册，要岳飞‘密切收掌’；可是始终却没有用皇帝或政府的名义给予岳飞一道更直接、更明确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编刘光世的全部部队。事件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正是君相两人预定下的，为他们的可能变卦留下的一个余地”。（详见邓著《岳飞传》第九章）

可是，邓先生随后的行文，不知为何，明显地打乱了史实的故有顺序，却未深入阐明其原因。因此，邓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逻辑上讲不太通。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当时罢免刘光世的动议已经提出，朝野上下对于该部队的继任统帅问题十分关注。张浚曾经和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岳飞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事后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与张浚的争执最晚也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说，在岳飞离开行在返回鄂州时，就这支部队的归属问题已经与高宗、张浚达成了某种共识，至少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资料表明，欲以吕祉、王德搭档统领刘光世属下部队，是张浚最早的设想。他曾经就此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包括岳飞。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并非只有岳飞一人。张浚现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设想很象，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张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对于张浚行为的解释是：“张浚不满于当空名都督，企图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的直属部队；而岳飞‘宣抚诸路’，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职权。张浚一向自视甚高，去冬淮西的胜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里，统一节制全国军马，指挥北伐战争，只有自己才名实相符，岳飞是不够资格的”。（详见王著《岳飞新传》第十二章）。

小子以为，王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张浚当时独自为相，兼任都督，执掌文武二柄，位高权重，所有将帅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何必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其次，他对岳飞早有了解，并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出视师”条：“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还有一条记录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

岳飞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可见岳飞在最初得到消息时，还是比较理智的。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邓先生、王先生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高宗、张浚君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张浚将此军暂时控制在都督府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这并不是他们出尔反尔的表现。

那么，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

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

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因驻守上游未能参与。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

尤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将、哪一部队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将相，下至各部军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团结奋战。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仓促间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政府首脑的张浚，必须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论，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

张浚交给吕祉的实际任务只是监军，而非正式统帅主官。至于任命王德为该军都统制，则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飞请辞奏疏以后的事情，且是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提出的主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初，刘光世之罢也，以其兵隶都督府，而秦桧与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乞置武帅，台谏观望，继亦有请，乃以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德，光世爱将，故就用之”。张浚反对这个任命，并上奏，“奏其不当”。（见《宋史"张浚传》）这也证明，张浚其实并非将岳飞等人的警告置若罔闻。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秦桧曾直接介入当时各种矛盾的确凿证据，但他参与了淮西合兵的全部过程却是事实。当时秦桧的作为一直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秦桧为人阴险，做事手段极其高明、隐蔽，很难在相关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记载。但如果对现有资料仔细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为枢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张浚的战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可他却在该部队具体归属这一实质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以“督府握兵为嫌”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服高宗改变了张浚人事的安排，为激化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上说，淮西兵变的祸根应该是由秦桧埋下的。朱子在谈论淮西兵变时曾说：“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

当时，因赵鼎的去职，相位出现一个空缺，秦桧新任枢密使不久，那么觊觎这个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权力的一贯作风。然而，无论张浚抑或岳飞，一旦真正掌握刘光世的军队，其权势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么，秦桧若想实现很快自己的意图，必定愈加艰难。另外，如果张浚和岳飞就北伐战略达成一致，将相二人必将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团结一心，并肩作战。这样，不仅消灭伪齐，恢复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云诸州，也绝非不可企及。只不过，秦桧的个人野心必然终成一梦。所以，秦桧具有阻挠、破坏淮西合兵的充分动机。顺便说一下，岳珂曾认定秦桧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挠淮西合兵。尽管他并未提出有力证据，可应该说并非空穴来风。

秦桧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间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时任执政的张守看到了。《宋史"张守传》：“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张浚是否向高宗谈论了秦桧，尚未发现有明确的资料。不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提到了这样一件事：“（绍兴七年九月）戊寅，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高宗熟读经史，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大家，经常手书历史上名人的传记赐给大臣，或是表彰鼓励，或是暗示警谕。羊祜是晋初名臣，有大功于晋室，但为人低调、谦逊，不与人争。《晋书"羊祜传》：“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高宗显然在暗示秦桧，应当象羊祜那样，不可于功名太切。所以，张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对高宗提到过秦桧的不当表现。张浚直到罢相时才说：“与之（秦桧）共事，始知其暗”。（见《宋史"张浚传》）。至于秦桧究竟如何“暗”，张浚没有细说。可见，秦桧的手段必定异常高明，张浚虽身受其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年)，在忽必烈灭宋之战中，元军进攻淮西，牵制宋军的作战。

元至元十年二月，元军攻克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参见襄樊之战)。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中书左丞相合丹、河南行省政参知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枢密院事。于正阳(今安徽霍丘东北)夹淮筑东西两城，建行院府，以图两淮，南逼长江。是年冬，宋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陈奕率安丰、庐、寿(今安徽寿县、合肥、风台)等州兵，数攻正阳，阻其筑城。塔出率精兵日出战十数次，将其击退。宋军复于六安(今属安徽)造战舰，谋攻正阳。塔出侦知，遣骑兵焚之。十一年春，元将相朝议，认为两淮为宋之北屏，城坚兵精，不宜强攻，应留兵淮甸，牵制宋军；以主力乘虚渡江东进，捣其根本，忽必烈纳其议。三月，命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行省于荆湖，做攻宋准备；合丹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渡淮佯攻。塔出即率师攻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送献于忽必烈。是年夏，宋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舟师10万，环攻正阳，矢石如雨，形势甚急。董文炳登城力御，至夜，夏贵再次发起攻击，飞矢贯穿董文炳左臂及肋下，董文炳拔矢再战，连发40余箭，矢尽，又索随员箭10余支，终因力困，弓不能张满，不能再战。次日，宋军决淮水灌城，水浸外廓，董文炳令军退避，夏贵乘势列阵近逼，城危几陷。董文炳令其子董士选代战，自带重伤督阵，董士选持戈勇战，俘获夏贵部将，夏贵稍退。忽必烈令塔出往援，道出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攻颍宋军，直奔正阳。时逢霖雨，突围入城，配合董文炳父子守城，坚壁不出。及晴，乃与淮西行院副使阿塔海分率锐师出城，渡淮至中流，与宋军展开激战，万户怀都率步卒于淮河西岸助战，刘整亦于大人洲与宋军鏖战，互相配合，击败宋军，斩首数千级，夺战舰500余艘，正阳围遂解，阿塔海追夏贵至安丰城下而还。八月，忽必烈命伯颜率主力军浮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助伯颜攻宋。塔出率军渡淮屯庐、扬(今属江苏)之间；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别率军南趋长江。十二年二月，董文炳与伯颜会师于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阿塔海、塔出会伯颜于池州(今安徽贵池)。从伯颜于丁家洲之战中击败宋军。

点评：此战，元军从淮西佯攻，牵制了宋军兵力，使南宋江防有所懈怠，因而伯颜顺利破鄂州顺江东下。

采石之战，是南宋淮西战区阻击金人南下的关键战役，南宋文臣虞允文临时接掌淮西军军权，率领军民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阻遏金军渡江南进的江河防御战。使金军未能如愿从采石矶渡江南侵。

蒙元灭南宋后，设淮西道宣慰司，初辖庐州、安丰、黄州、蕲州、安庆、江州六路，大体是原南宋淮南西路的二府、六州、四军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州路改隶江西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淮西道随江北地区划属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淮西道宣慰司废罢，所辖路州直隶河南江北行省。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因为元朝内部矛盾激化，无瑕插足淮西地区武装自立，宣布拆分河南江北行省，按照宋朝行政划分重设淮南行省，由方国珍遥领淮南行省左丞。

端平入洛，是指发生在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由淮西战区单独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一次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缺少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此次行动成为了蒙宋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也是此后淮西多次和蒙古对峙的一起源头。

历经了宋元几百年，淮西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大体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范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进入了明朝，淮西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区而存在，但淮西这一称谓依然常常为人们所提及。如出身濠州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献也常常用到“淮西”这个词。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

淮西派与浙东派拉开争斗序幕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首领就是刘基。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刘基处死李彬，与李善长结怨

李善长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常常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难道还想要封赏吗？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

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建都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亲信，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

简介

历经了宋元几百年，淮西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大体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范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舒州、寿州、濠州、和州），湖北省大别山地区（黄州、蕲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

进入了明朝，淮西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区而存在，融入了南直隶。但淮西这一称谓依然常常为人们所提及。如出身濠州钟离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献也常常用到“淮西”这个词。为何已经消失的行政区划在明朝反而更加声名大噪，这是因为在元末明初，淮西人迎来了自己“将星如雨，天下会武”的巅峰期。

大明加冕者

朱元璋发家于淮西濠州钟离  ，崛起于元末割据之际，形成于明朝肇建之中，是朱元璋赖以建立明朝、统一南北的核心力量。淮西军的作战方式以不合常理著称，徐达在太原和兰州不讲理的夜袭把王保保打的怀疑人生，常遇春在湖州的旧馆大回头让追击的吕珍变成被追击的一方，廖永忠在四川上演了陆上行舟直捣重庆，傅友德在云南利用大雾声东击西强渡白石江。在长达数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淮西将臣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功绩卓著，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称霸长江中下游

在淮西军征服长江中下游的一系列战役中，数鄱阳湖水战的意义最为重大，这是淮西人和湖广人争夺江西的决定战役，此役巢湖水师彻底摧毁武昌水师，淮西军也成功击垮了头号劲敌湖广军。这导致原本南方各军阀实力最强的湖广军从此显得无足轻重，而淮西军则锐气更甚，很快就称霸整个长江中游，并北伐将蒙元驱逐出中原，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通过一系列战役征服整个中国，淮西人的铁骑北至漠北，南抵云南，东到辽东，西达河西，最终建立了最后一个汉族大一统王朝-大明帝国。

北伐收复中原

朱元璋大致扫平南方群雄后，为了彻底推翻元朝，乘红巾军基本摧毁元主力军的有利时机，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人北伐。朱元璋军由淮河入黄河，连克寿光、临淄、高苑等地。山东诸州县尽为朱元璋军所有。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建明。淮西军易帜大明军。四月，明军完全夺取中原，七月又克通州，元顺帝只得携带家眷及宫廷官僚北走上都，继续元室的统治，史称北元。八月二日，徐达师入大都，北伐取得了彻底胜利，元朝灭亡。并在此后西征，并在太原和兰州两战共计歼敌18万。淮西军亦成功收复了沦陷432年的燕云，沦陷339年的河西，沦陷478年的辽东。做到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值得一提的是：徐达北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向北的统一。

明朝成功统一

因为北伐也算是比较顺利，也使得淮西军在南方的作战可以顺利展开，开启了两线战争。汤和负责消灭浙东的割据势力，胡廷瑞负责攻取福建。另外广东和广西方面是交给了廖永忠、杨璟等人。而意义最为重大的则是傅友德攻取四川、云南，标志了明朝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

明朝征服西南地区的头号功臣‘傅友德’

淮西勋贵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利用淮西集团的力量，登上了明代皇帝宝座。当政权取得之后淮西勋贵的一些不法之事也逐步暴露出来，这些“茅土之颁”的功臣，迅速由农民转化为全国性的大地主，他们拥有私人武装，收有义子，养有大量的奴仆，并与各地驻军（卫所）的军官有密切联系。而朱元璋又鉴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担心不法勋贵危害国家，千方百计打击、迫害淮西集团。这种政治思想和态度，实质上是朱元璋出于无奈的表现，也是狭隘的农民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淮西勋贵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

淮西功臣集团在明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明初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对明初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淮西功臣集团的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折射出历代开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而朱元璋有意定都凤阳，除了朱元璋的家乡观念有意定都濠州之外，为了进一步取得淮西官僚集团的支持也是原因之一。

展开[1]杨文春. “淮西”地名考释[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04 (5)

[2]刘旭冬. “淮西集团”新释[J]. 职大学报, 2021-02 (4)

[3]为什么称淮西人是中原宿敌、草原克星、汉族打手呢?.微信公众平台. [2024-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