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

满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中国境内有人口10423303人（2020年数据）。满族分布于中国各地，其中以东北三省、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居多，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也散居着满族人。满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满语和满文，满语和满文曾作为清代的官方语言文字长期使用，清中期后随着满族汉化程度加深，满语和满文逐渐被弃用。如今仅有少数人群尚能使用满语、满文，但其语言特点在北京和东北的汉语中影响深远，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对于研究满洲通古斯语族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部被相邻各族居民称为“珠申”，即女真。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宣称“珠申”为席北（今称锡伯）族的墨尔根部落，与建州女真部毫无关系，遂废弃“珠申”之名，正式定名为“满洲”。学者王昊、张甫白认为，皇太极是为了将“后金”这个地方民族与政权发展为中国民族和政权，并消除汉人对金朝皇室的敌对情绪，因此宣布建州女真不是金皇室子孙，将族称改为“满洲”。学者傅朗云认为，皇太极之所以取消“珠申”之名，还有一个原因是“珠申”汉译为奴隶，有损统治民族的声威。辛亥革命以后，“满族”成为满洲的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正式将“满族”定为族称，不再称其为“满洲”。

19世纪30年代起，先是俄罗斯人将东北称为“满洲利亚”，后来日本人又将东北三省称作“满洲”，这些错误论调引发了中国爱国人士的驳斥。至今，国内外学者对于“满洲”名称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满洲一词来自人名，这种说法又分为曼殊说、满住说、瞒咄说。《满洲源流考》认为“满洲”即曼殊，指文殊菩萨，是以佛名作族名；唐邦治始、孟森、凌纯声、干志耿、孙秀仁、姚斌、乌拉熙春等学者则认为，满洲一词出自建州女真酋长李满住，是以酋长之名命名部族；学者哥尔斯基则认为满洲是从隋时靺鞨渠帅大莫弗瞒咄演变而来，“瞒咄”即为“满珠”或“满洲”的同音异译；另外还有学者谢国桢的曼殊满住合成说，即上述曼殊说和满住说的综合。

其二，满洲一词由其他词音转而来，学者王钟翰认为，满洲与靺鞨拼音相一致，即Manchu-Manju-Manjei，故满洲之名是由靺鞨而来；王昊、张甫白则认为，满族先人属女真（朱理真、珠申），后因其始出地有“震东”之称，即改朱理真、珠申为满珠，满珠为女真语“木杜·珠”的本称，“木杜·珠”便相当于“震东”。

其三，满洲一词原为地名，学者孙文良认为，满洲为明代女真的部落名称，起源于他们居地蔓遮山、川，蔓遮之地相当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境；俄人史禄国则认为，满族的发源地产珍珠，史称“东珠”，因此名为“满珠地”。

其四，来源于部落名，傅朗云认为满洲一词来源于传世中“九夷”之一的“满饰”（又名满节）；台湾学者陈捷先则认为，满洲来源于李满住时代曾居住的“婆猪”江演变而来；另外还有满族部族说，《旧满洲档》中保存有未删改的“满洲”及“满洲国”原始记载，说明在改族称前，“满洲”一词已作为族称出现，并与“诸申”一词并用，且作为“诸申”一部分的名称。《满洲实录》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也多有“满洲”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时仅指其家族及部下为满洲部，其他建州女真各部为“环满洲而居者”。故《中国东北民族史》根据以上史籍记载，认为满洲先是部落名，而后成为族名。

此外，英人罗斯神父认为，满洲名称源于满语，意为清亮、清纯、干净，也有解释为勇猛之意；也有学者认为，满洲一名是皇太极为避讳而伪造。

满族族源传说是满族民间传说中，唯一一个被记录进正史的传说，最早见于《满文老档》，后来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东华录》等清代官修、私家著述中都可见到不同的版本，虽然有些微差异，但内容大致相似。根据传说，天庭中有三位仙女，分别是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她们三人结伴到天池里沐浴。一只神雀衔来了一个朱果，佛库伦吃了下去，因此有了身孕，生下了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生下来就能够说话。在离开母亲后，布库里雍顺到了“三姓人”居住的地方，制止了战争并被推选为首领，在当地定居并娶妻生子，布库里雍顺的后人就是满族人。

满族有三千多年历史文化渊源，其起源可追溯至古肃慎人，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他们一脉相承，是满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

肃慎，又称“息慎”“稷慎”，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古老民族之一，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相传在舜、禹时代，肃慎人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在东北各族先民中肃慎人是最早向中原王朝朝贡的民族，他们朝贡的物品叫“梏矢石砮”，周成王九年（公元前1036年）时对肃慎的册封，是中原王朝对肃慎进行册封的最早记载。

由于肃慎地理位置与中原相距遥远，其本身又无任何史料面世，故对他们的记载仅见于中国古代史书的零星载录。近年来，通过对古肃慎人居住地的考古发掘，对肃慎人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在长白山以北、以东地区的肃慎人主要靠狩猎为生，居住在长白山以西及松辽平原中部的肃慎人，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及家庭饲养业，肃慎人喜欢养猪，但与汉族圈养不同，他们习惯自由放牧，满族人喜欢吃猪肉，便应该与他们先祖肃慎人的习惯有关。这时的肃慎人处于氏族制阶段，男女之间已有了分工，男子从事农耕和狩猎，女子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纺织。

战国以后，肃慎人被称为“挹娄”，“挹娄”本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民族的称呼，但是在正式纳贡等场合，挹娄人还是自称为肃慎。“挹娄”的含义，现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满语“叶鲁”的汉译，是岩穴的意思；一说是音近通古斯语“鹿”，是鹿的意思。但史载挹娄人好养猪，养牛马，未提及养鹿，故大部分学者认为，“挹娄”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呼，是“穴居人”的意思。

挹娄人的居住范围大致与肃慎人相同，生活习俗也与肃慎人类似，过着狩猎生活，也从事农业，喜欢养猪吃猪肉，住半地穴式房屋。相比肃慎人，他们学会了在箭头施毒的技术。起初，挹娄人主要受夫余王朝的统治，三国以后，挹娄人开始臣服于中原王朝。相比肃慎时期，挹娄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联系更加密切。

直到汉朝以前，肃慎与挹娄人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民族，主要与他们生活在高纬度山区有关系，哪里冬季漫长且极寒，将他们的经济活动限定于渔猎和采集，农业仅占很小一部分。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肃慎与挹娄人的后裔先后被称为“勿吉”“靺鞨”，据《新唐书》载：“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他们主要分布在东临大海、西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地区)，南抵今吉林市，北达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勿吉最早分为十大部，后来逐步合并为七大部，即粟末部、白山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和黑水部。

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与肃慎人、挹娄人一脉相承，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就是这七个部落中比较有代表的两个部落，处于北部地区黑龙江下游的部落因黑龙江而得名黑水靺鞨，松花江当时叫粟末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靺鞨人因而得名粟末靺鞨。黑水部仍然处在以射猎为主业的原始社会状态，粟末部则比较发达，他们已会种植粟、麦等农作物，已采用“耦耕法”，并掌握了酿酒技术。但总体来说，此时的勿吉和靺鞨人虽然学习了汉族的一些技术，但相比起肃慎与挹娄人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隋朝及唐初时，今辽宁全境及今吉林部分地区被高句丽占领，白山靺鞨(因住长白山脉附近而得名)和粟末靺鞨臣服于高句丽的统治。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时，招抚了靺鞨人首领突地稽，令其率部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并授予突地稽辽西太守和金紫光禄大夫等官职。唐初，唐朝政府又封突地稽为右卫将军，并赐姓“李”，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关于满族祖先被中原王朝赐姓的记载。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俘获了大量归附高句丽的白山靺鞨人，这些人归附唐朝后被西迁至内地汉人居住区，这是满族祖先第一次大规模的与汉族的融合，此后白山靺鞨人便融入至汉族人中，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同一时期，世代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靺鞨人也被迁居到营州，与同在此地的突地稽率领的靺鞨人共同生活。唐万岁登封年间，即7世纪末，契丹人在营州起兵反唐，在营州生活的靺鞨人也遭到了追杀，于是他们在首领乞乞仲象的率领下回到了松花江流域。唐圣历元年(698)，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建立地方政权，自称“震国”，唐开元元年(713年)，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便改“震国”为“渤海国”。

渤海国全盛时代，佛涅和号室部也归附了渤海国，其辖境南起朝鲜半岛北部，北至松花江下游，东临大海，西南以今辽宁省开原县至丹东市一线，从此，渤海国的靺鞨人便不再称为靺鞨。渤海国的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按唐制，历代渤海国王也都受唐朝册封，并每年向唐朝朝贡，多次派遣学生到唐都长安的太学学习。

渤海建国前后，黑水靺鞨经常向唐朝进贡。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军，随后又设黑水府，直接管辖了黑水地区。在渤海国兴盛时期，有部分黑水靺鞨也臣服于渤海国，渤海国衰落后，这部分黑水靺鞨又向唐朝纳贡。

辽天赞四年（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灭渤海国，大批渤海人不愿意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逃至黑龙江流域、高丽和中原地区生活，逃至高丽的渤海人融入高丽民族，逃至中原地区的渤海人数量较少，仅几十到数百人，逃至黑龙江流域的渤海人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辽天显三年（928年），辽太宗又将大批渤海遗民南迁至今辽宁辽阳南部的辽南和辽东地区。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故地仅存十余万人留存在故乡。逃亡和被迁走的渤海人长期和当地各民族聚居生活在一起，逐渐丧失了本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这是满族祖先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自辽太宗将渤海遗民南迁后，黑水靺鞨大批迁徙至渤海故地。

与肃慎、挹娄人相比，勿吉和靺鞨人成立了本民族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渤海国在两百多年的发展中效法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渤海国也被中原誉为“海东盛国”。

五代时，契丹人将靺鞨人称为女真，后为了避讳辽兴宗“耶律宗真”名讳，也将其称为女直，从此，满族的祖先由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转称为女真，并直到明朝时期，期间女真的称号还有女贞、虑真、女直、女质、朱理真、朱里真、珠尔真、珠申、诸申、朱先、朱里扯特、主儿扯惕和拙儿擦歹等。

辽朝时，女真人被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为被契丹人迁至辽东半岛的女真人，他们被编入契丹国籍，被称为“合苏馆”，即女真语“藩篱”的意思，“生女真”主要黑水靺鞨的后裔，他们生活在辽朝势力范围之外，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以北、乌苏里江以西的地区，辽朝对生女真的主要是通过册封当地的部族首领来进行管辖。

辽朝时期，女真部落众多，除合苏馆外，还有南女真、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黄龙府女真、滨海女真、罗涅河女真、东北路女真、顺国女真、奥衍女真部、回跋部、乙典女真部、达鲁古部、蒲卢毛朵部、鼻骨德部和五国部。辽末，熟女真的合苏馆有回跋部、北女真、乙典女真部、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和黄龙府女真等七部。其中，北女真内又分4部，长白山女真则分为多达30部；生女真有四大部落，分别为：完颜部、徒单部、乌古论部和蒲察部，此四部下面还有诸多部落分支。其中，完颜部下有12部，徒单部有14部，乌古论部有14部，蒲察部下分7部，仅此四大部的支系就有47部之多。女真人多以居住地名或居住地的河流名称作为本部落的名称，而女真人又大部分“以部为氏”，部落名称即为他们的姓氏。

由于女真人口的不断增长，军事、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引起了辽朝对他们的打压，辽朝每年都要向女真征收大量的贡品，如马匹、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等，契丹贵族还强买强抢女真人的财物，并且随意殴打女真人，再加上辽朝的不断增加赋税，引发了女真人的反抗。

10世纪时，完颜部首领绥可率部落迁移到今阿什河河畔定居。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完颜部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又通过邻近部族掌握了冶铁技术，通过兼并战争，完颜部将该地区的女真部统一起来，控制了西起松花江，东到乌苏里江，南至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东的广大地区。

辽天庆四年（1114年），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次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建国大金。辽保大五年（1125年），在金军和北宋的联合攻击下，辽朝灭亡。此后金朝又将目光瞄准了富裕的中原王朝北宋，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攻陷北宋都城汴梁，俘虏北宋徽、钦二帝，掠夺了大量财富及工匠艺人等运回金国，史称“靖康之变”，至此，北宋灭亡。同年，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即为南宋。从此，金朝与南宋展开了多年的攻伐，金皇统元年（1141年），宋金议和，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交付大量贡银、绢帛。金朝与南宋、西夏分掌中国政权一百余年，是自渤海政权后满族先民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金朝统治时期是满族祖先与其他民族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契丹人、汉族等外族加入猛安谋克，以及多次的人口大迁徙加速了女真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文化逐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民族特点逐渐消失，一些女真贵族变成了地主，女真族从原有的奴隶社会不断地向封建化发展。12世纪末时，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女真人大都完成了封建化，而此时处在黑龙江流域和外兴安岭等偏远地区的女真人依旧处在落后的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金朝末年，蒙古人兴起。金大定三年（1234年），金朝被元朝灭亡，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金朝遗民逐渐融入当地汉族。在元朝统治下的东北女真人则可按居住地划分为两类，一部分女真人居住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吉林地区），他们长期与当地的汉族杂居，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逐渐汉化。一部分女真人居住在东北北部地区（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包括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抵海岸的地区），他们过着狩猎、放牧为主的游牧生活，为了统治这部分女真人，元朝先后设置了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邻和孛苦江五个万户府，在在黑龙江入海处设征东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儿千户所，在滨海地区设鲸海千户所等机构作为对偏远地区女真人的管理机构。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里，这部分女真人吸收了部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及其他族人，在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年形成了满族的主体。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对东北各部女真的统治，对其实行卫所制，明成祖时东北便设置卫所180多个，至万历朝时增加至384个，黑龙江口设立了奴儿干都。明朝还推行“招抚”政策，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来治理女真人。同时拉拢女真首领，对女真上层加封不同等级的卫所官职以及赐予姓名等手段，而女真首领则需按时向中央政府朝贡，表示忠心。

按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明代女真可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称野人女真）。东海女真依然保持着比较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而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则分别形成了部落联合。东海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明初时，由于受到黑龙江中下游东海女真的侵袭和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开始南迁，建州女真最终定居在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的地区，海西女真则定居在开原以北、东至吉林河流域和松花江中游的地区。

建州女真便是后来统一中国建立清朝的满族的主体部分，起初是由元朝末年居住在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的胡里改部、斡朵里部发展起来的。永乐元年(1403年)，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在纳贡拜见明成祖后，明成祖将胡里改部设卫，由于阿哈出居住的地方是过去渤海率宾府建州旧地，因此被命名为“建州卫”，阿哈出被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同年，明朝对与朝鲜关系密切的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展开了招抚，并在永乐四年(1406年)授予建州女真都指挥使一职。由于担心遭到朝鲜的袭击，永乐九年(1411年)，猛哥帖木儿从图们江下游（今朝鲜境内的阿木河一带）迁往奉州，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在奉州设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被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此后，猛哥帖木儿随明成祖北征蒙古时与蒙古结怨，建州左卫遭到蒙古报复，经过多次迁徙，正统五年（1440年），建州左卫迁至苏子河流域与建州卫同住。正统六年（1441年），建州左卫发生权位斗争，明朝为缓解其矛盾，于次年从建州左卫分出建州右卫。至此，形成了建州三卫的格局。

此后，建州女真在苏子河流域修生养息，人口和实力不断增强，建州左卫董山部和建州卫李满部对周边地区进行骚扰抢掠，引发了明朝的不满。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先后斩杀了董山、李满，标志明朝政府与女真彻底决裂，此后，明朝与女真之间大小斗争不断。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再次兴起，其中王杲部和王兀堂部势力最强，而王杲部和王兀堂先后于万历二年（1574年）和万历八年（1580年）被明朝击败，建州女真再次没落。与此同时，海西、建州女真各部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开启了激烈的兼并战争。

在女真内部的兼并战争中，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开始崛起，其为猛哥帖木儿六世孙。他首先着手统一建州女真，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浑河部、苏克苏浒部、哲陈部、董鄂部、完颜部，实力大增。这引起了海西女真的不满和不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八部向努尔哈赤进攻，却被努尔哈赤击败。之后努尔哈赤又征服朱舍里部和纳殷部，完成了整个建州女真的统一。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开始着手统一海西女真和未归附的东海女真。此后，努尔哈赤先后征服海西女真辉发部、海西女真乌拉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至万历四十九年（1621年），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外兴安岭、库页岛及附近岛屿的东海女真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先后被努尔哈赤征服，努尔哈赤完成了整个女真的统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时，努尔哈赤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进行了改革，建立八旗制度，大量的蒙古人、汉人被编入八旗，后来清太祖皇太极又建立蒙八旗和汉八旗，这期间，大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处的其他民族，如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的人也被编入八旗，为满族这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随着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定为“满洲”，即现在的满族。满族的形成也是一次民族融合的过程，但与前两次的民族融合不同，这次融合是以女真为主体的一次主动融合，并由此确立了新的族称。

天聪十年（1636年），为了缓解汉人对宋时金人的仇恨，同时由于此时后金政权已是一个多民族政权，不再是“金”的国号所能概括，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此后，皇太极开始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力量，准备攻取大明，夺取中央政权。经过多年发展，至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前夕，南起鸭绿江边，东临海岸，北至黑龙江北岸牛莽河(今布列亚河)、精奇里江(今结雅河)等河流域，西北达石勒喀河上源，西迄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西南抵山海关的广大区域，都处于清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在该区域内，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与发展，民族关系获得调整，为入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五月，清军入关。同年十月，顺治帝从盛京(今沈阳)迁都北京，清王朝正式执掌中央政权，清朝几乎承袭了明朝全部封建法制和政权机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及蒙古贵族，开始了其封建统治。

清军入关后，为了扩大和巩固满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封建特权，清王朝制定了一系列以民族压迫为形式的阶级压迫政策，如清朝的军政大权基本都是满人控制；圈占京畿附近民田，致使大量原住汉民成为流民，并且强迫汉族农民依附满族贵族成为农奴；强制汉族男子按照满族风俗剃发留辫，服用满式衣冠，表示臣服于满族统治；汉人与满人差别待遇，满汉民族地位不平等。这些举措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入关后满族内部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朝皇帝、八旗王公、官员和少数从事剥削的旗人，构成了满族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是依靠圈地剥削农奴，通过俸饷剥削全国人民为生，其中主体是汉族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正身旗人”和“旗下家人”也沦为被统治阶级，“旗下家人”则是满族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

清朝初期，其统治是不稳固的，遭到了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康熙年间，康熙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整顿赋税，调整了封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调整了民族关系，让满、汉各族人民杂居，恢复了一部分八旗人丁兵农结合的生产劳动，使得中国人口、耕地、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显著增长。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俄、日本纷纷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与财富，使得大批满族农民破产，并且在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之下，土地兼并过程加速，大批满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只能在农村或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中，满族中部分居住在北京以及城市的住房八旗人丁，也日益贫困，且清政府财政的拮据不得不削减八旗的粮饷，这些旗人也不得不自谋生路。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多次颁布了有关旗人就业的谕令，在北京、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设立了八旗工厂，让满族的产业工人发展和壮大起来。而满族的官僚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政治侵略下，他们的皇庄、王庄进一步瓦解，开始转而投资经营工矿企业，向资产阶级转化。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60年间，是满族居住地区土地兼并盛行、满族内部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激化的时期，并且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发展成为满、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斗争，其中有些旗人还是斗争运动中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后，国家处于危机存亡之际，满族中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中下级官员纷纷参加变法运动，寻求救国之道。但满族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则竭力维持现状，反对进行任何社会改革。此后在满、汉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东北权利的斗争中，满族中的先进人士逐渐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从而创造了他们接受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参加推翻清朝革命斗争创造了前提。辛亥革命爆发时，便有许多满族人拥护革命者。

在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中央政权统治下，尤其是在康熙中期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逐渐缓和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反对分裂割据、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边疆领土的斗争中，以及在促进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中，都各自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满族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满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获得了迅速的进步和发展,，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1912年，清王朝覆灭，八旗制度也随之消失。在军阀统治时期，伴随着严重的民族歧视的，满族转向自谋生计。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族人民生活比较困苦。

农村地区的满族，以东北地区广大农村较为集中。清末以来，东北农村中的旗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满族人民流离失所。根据调查显示，占人口总数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70%以上的土地。辛亥革命以后，农村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下，税种多如牛毛，门户费、协和费、建校费、杂费等，极其沉重的苛捐杂税又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交完，否则就要被罚、被打，甚至惹来牢狱之灾。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搞“开拓团”经营农业，霸占了农村大片土地，满族人生活水平低下。在日本人实行的“粮谷出荷制度”下，秋收后，农民的所有收成均须上缴，然后靠“配给制”发给粮食来生活，生活困苦。

城市地区的满族，在东北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中，另一方面，内地各省的满族主要由京旗满族和各地驻防八旗的后裔构成，集中在驻防地及其周边城市。广州满族，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荆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车等也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各地满族中，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一般是公教人员和科学艺术工作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踊跃参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参加义勇军、抗日会及红色游击队等组织，打击日本侵略者。大批满族人民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他们是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全面抗战爆发后，满族人民，同中国各族人民一同，坚持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正式将“满族”定为族称，不再称其为“满洲”。

清军入关时，当时的满族人口估计为80万左右，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人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大体可分为东北满族、北京满族和驻防满族三部分，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为2399228人，1964年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为2695675人，1982年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为4304160人，到1990年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增长到9821180人，2000年，满族人口共1068226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为10387958人，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居第二位。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10423303人，位于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之后，在中国56个民族中排第六位。

满族分布于中国各地，以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自治区、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多，其他散居于新疆、甘肃、宁夏、山东、湖北、贵州等省区及西安、成都、广州、福州等大中城市。

满族主要聚居在“白山黑水”地区，白山指的是长白山，黑水指的是黑龙江流域。白山黑水地带的平原土壤肥沃，江河湖泊遍布，盛产各种鱼类，除此之外，白山黑水地区矿藏丰富，有大量的煤、钨、铜、铅等资源，生物资源也丰富多样，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带盛产优质木材，还有各种珍贵药草，野生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有马鹿、狍子、东北虎、貂、天鹅、大雁等。

白山黑水

满族的先世都信奉萨满教，那时阿布卡恩都理(满语，指天神)只是他们所崇拜的诸神之一，与其他各路神仙并列。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明代时，分散的女真各部呈现统一的趋势，主宰女真各部的大汗应运而生。于是天神成为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它不仅是诸神的领袖，也主宰人间的一切事宜，从个人命运到帝数，皆由天命而定，由此在明代女真人中间形成了天命观。

努尔哈赤起兵时一方面以武力征服女真各部，另一方面便以天命观作为思想武器。每当出兵时，总是先要祭天，以“天佑”激励士卒，奋勇杀敌，达到“勇者胜”的目的。对于敌人的失败，归咎于“遭天谴责”所致。凯旋时也会先祭天，感谢天神的庇佑，遇到危难时，总是祈求上苍保佑，能逢凶化吉。不仅如此，努尔哈赤也以对天盟誓作为团结朋友和为此下属的手段，使得盟誓者不敢轻易背叛；同时他在即汗位时也称时受命于天，甚至将年号称作“天命”；在他患病垂危时，还遣使祭天，希望天神能保佑他早日康复。天命观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奠定清王朝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皇太极在其继位大典，以及和明朝、内蒙古地区、朝鲜半岛交涉时，也都打出天命的旗号。在汉族知识分子归附日久后，他们将中原地区“君权神授”的思想也介绍进来，使得满族的天命观更加接近于汉族的天命观。清朝皇帝还将在天坛祭天，作为世代相传的惯例。总体来说，清朝统治阶级以天命观作为思想武器，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为天的命令，使普通民众畏惧天命，从而控制、统治各族人民。

在民间，满族人民家家户户都祭祀天神，凡是有宅院的人家，在影壁后面都立有索罗杆子，便是为祭祀天神之用；同时关内外的满族人家几乎都会在祭祖的第二天祭天；在结婚时也要拜天地，由宗老唱阿察布密歌。这些习俗都是为了向天神保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满族先世居住在“白山黑水”地区，一直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们依靠天然的自然物作为衣食之源，由于生产力低下不能战胜自然，必然的对自然界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他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

早在肃慎人时期，便有信奉萨满教的痕迹。据《晋书·肃慎传》载，当时肃慎人上山采石，制作箭头，“必先祈神”。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万物都有神灵，所以他们到山上取石，必须先祭神。另外在肃慎人的葬礼仪式中，会杀猪堆积在坟上作为死者之粮，也反映了萨满教的灵魂不灭的思想。

从肃慎至女真一脉相承，均信奉萨满教。“萨满”一词最早便出现在《三朝北盟会编》对金国的记载中，“兀室奸滑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其通变如神。”此处“珊蛮”便是“萨满”。《金史》中则将萨满记作“撒卯”或“撒牟”，即“巫”的意思，当时女真人生病后没有医药，只能祈求巫祝的帮助。

在《李朝实录》中则记载了明代女真人杀马致祭的现象，反映了萨满教的传统观念，说明他们也是信奉萨满教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在新政权管辖下的女真人依然普遍信奉萨满教，《建州闻见录》中对女真人请神治病的记载，便是明证。在满语里有萨满跳神的一些词汇，也说明了满族及其先世信奉萨满教，如：samangganiyalma(跳神的巫人)；samasambi(巫人跳神)；samdambi(巫人戴神帽，束腰铃扭腰摇摆，打神鼓，走着跳神）；ilgaritucibumoi(柳枝上挂五色纸条，巫师打鼓驱鬼)；urge(巫人魇压人用的纸人)。

后来努尔哈赤认识到只依靠萨满教的传统观念，不可能作为驾驭和统治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武器。为了巩固政权，他从汉族地区引进了玉皇、观音、关帝等神，作为全民崇拜的偶像，极大的削弱了萨满教在群众中的信仰，萨满教在满族中也日趋衰落。皇太极时期，鉴于萨满教殉葬以及祭祀耗费大量钱财、宰杀大量牲畜，且萨满用巫术为人治病，往往把人治死，他下令禁止萨满教的活动，此后萨满教便只能不合法在民间流传。但在东北地区，由于居住的地域、经济生活等原因，“伊彻满洲”人依然信奉萨满教，病时依然信巫不信医。

另外，满族祭祀受到了一些萨满教的影响，但不能将满族祭祀和萨满教混为一谈。萨满是满族传统祭祀的主持者，民间一般称作“察玛”或“叉玛”，是某一姓氏家族中通晓祭祀内容和仪式的内容，或男或女，都是师徒相传。在家祭的过程中，萨满祭祀时边唱神歌边跳舞，即俗称的“跳大神”，没有萨满则会由家族族长主持念诵祝词，因没有萨满的唱跳，故称“磕哑巴头”。

祭祀仪式举行三天。首日祭祀在室内，早晨祭祀正室西墙所供释迦牟尼、观音、关帝等，晚上祭祀有熄灯的环节，也称“背邓祭”，祭祀对象是室内西北墙角或北墙所供的部落神和祖先神。次日是祭天，场所在院内的“索罗杆”前，祭祀的对象是满族的天神“阿布卡恩都理”，过去也称此项祭祀为“还愿”或“立杆大祭”，其间有树杆、吃“小肉饭”（俗称鞑子粥）等仪式，并可邀请路国的外姓人参加，且吃肉后不许道谢。第三日为“换索”，祭祀的主要对象是满族中主管生育的女神“佛陀妈妈”，乞求家中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其间要把“子孙绳”从室内神位拴到院内的柳树枝上，还有为家中的小儿换戴五彩线结成的“索”和让小孩们“抢福”(挂在柳枝上的面饼)等仪式。

供神的主要祭品是自家饲养的毛色纯黑且无疾病的祭猪，宰杀之前要有“领牲”的仪式，即由萨满将水或酒灌进猪耳内，如猪摇头则认为是被神收领，然后宰猪割肉酌酒献神，其间由萨满戴神帽、系腰铃、舞神刀、击神鼓，边唱边舞领祭，最后全家共同吃“福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以及历史状况等原因，满族各家族在以上祭祀仪式中细节并不完全相同。

满族萨满

在满族先民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很少，对天、地、山、河、风、雷、雨、电、日、月、星、辰等现象不能理解，如火能带给人温暖，人们便对火产生了敬畏；中国北方冬季漫长，满族先民便将星辰与自身的繁衍和生存联系起来，这些简单的认知让满族的先民产生了万物皆神的宗教观念，将这些自然现象奉为神灵加以祭祀崇拜。

在满族人供奉的神中，有“托恩都里”(火神)、“斡敦恩都里”(风神)、“塔森恩都里”(大力神)、“比拉恩都里”(河神)、“珠珲恩都里”(路神)、“卯恩都里”(树神)、“托亚拉哈”(豹神)、“比索他思哈”(卧虎神)、“扎坤达扎泼梅合”(蟒神)、“阿楚拉加谢恩都里”(鹰神)、“安巴代敏嘎斯”(雕神)等等。这些神灵占据了满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早期的采集、渔猎、采珠、赶海以及尊崇、禁忌、歌舞等都和神灵有关，满族人将任何不良的结果都归结为人的行为激怒了神灵，将生产中的不足或生活中的死亡理解为神灵对人的无礼行为作出的警戒性惩罚的信号，将灾难视为神对人类无理行为的警告。

由于满族祖先居住在长白山一带，仙女佛库伦就是在长白山东北的库里山下的布儿湖里游泳，吃下朱果，生下了满族的先祖。因此，满族人民将长白山看做祖宗发祥之地，认定长白山为圣山，对其顶礼膜拜。在清朝宫廷祭祀的神灵中便有长白山神、七仙女。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北方民族中有很多传说，都是祖先和某种动物相结合，才有了祖先的故事。满族中的一些部落以鹰作为部落图腾，鹰被满族先民看作是最早的萨满，在某些满族姓氏中供奉的“鹰格格”就是鹰头人身的母体神像。满族中还有人起源于柳树的传说，因此，人们会祭祀柳树，崇拜柳树，以此祈求氏族繁盛，多子多孙，柳树也因此成为一些部落的图腾。

萨满教中常常出现“瞒尼”“玛鲁”等神的名字，指的就是满族先民崇拜的祖先神。祖先神崇拜是满族宗教信仰传承的基本部分。

清朝皇室中，从努尔哈赤至皇太极，继续实行元旦拜堂子后，回到清宁宫要叩拜祖先的制度。在清宁宫西墙上和北墙上设的神龛，满语称为“渥车库衣申德痕”(wecekuisendehen)，其释义为“供神的板子”。清宁宫西墙供的神“为佛为关圣”，而北墙上供的是穆哩罕、纳丹岱珲、喀屯诺延诸神。学者赵展认为穆哩罕神应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猛哥贴木儿，纳丹岱珲为蒙古籍后妃的祖先神，喀屯诺延是满族传统的吉祥神。不仅如此，皇太极开始推行袷祭，按照汉族的古礼，把远祖和近祖合在一起祭祀，满语称“阿察布飞，窝车勒，窝陈”(acabufiwecerewecen)，即“岁暮在太庙合祭列圣”之意。

在民间，满族各家族供奉的祖先各不相同，有的供奉七位，有的则供奉九位，有的笼统说供奉五六位，有的不知具体位数。满族的祖先神形态各异，有用绫或绸代表祖先神，有的以无字的木牌代表祖先神，有的则以木偶、皮偶或布偶代表祖先神，还有以家谱或者祖先绘像作为祖先神的。

满族人家常常会在西墙上支起一块长木板，俗称“祖宗板”，祖宗板上置一木匣和几个香碟或称“香盘”，即香炉，木匣内收藏着祖先神的象征物。除此之外，在北墙，或者东北角，或者西北角还有一块神板，主要用来供奉佛托妈妈，因此俗称“佛托妈妈板”。平时祭祀祖宗神，不需要请出神位，只需要在祖宗板或者佛托妈妈板上点燃达子香，供上饽饽即可。除了平时祭祀，在满族的大祭中也会请出祖宗神祭祀，大祭的原因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弟祈居，或者因为另立祖先神板，或者因为人寿年丰，每年三四次祭祀。满族家祭现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清朝入关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满汉混居的影响，满族的信仰开始变得多样，受到许多其他宗教的影响。

清代以前，满族先民便有信奉佛教（主要是汉地佛教）、道教的，如渤海国时期，在与唐朝汉族的接触中，满族先人接受了佛教文化；金代女真人从汉人接受了佛教、道教。在入关以后，满汉接触更加频繁，再加上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民众的统治，努尔哈赤从汉族地区引进了一些神灵，如关帝、观音等。在满族民间，清朝中后期时满族人与汉族人的宗教信仰已相互融合，日趋一致，如满族宫廷和民间都有对灶神的崇拜。

努尔哈赤兴起后，为了征服拉拢蒙古族，加强满蒙、满藏关系，他其中一项重要手段便是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修建藏传佛教寺庙和玉皇庙等七座寺庙，显示信仰佛教的意愿，这一举措很快在西藏和蒙古佛教阶层中产生了吸引力。次年，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从漠南前往后金传教时，努尔哈赤也给予了他极为优厚的待遇，并在他圆寂后为其修建佛塔，敛藏舍利。

努尔哈赤的后继者也继承了他的政策，采取笼络和优待藏传佛教。皇太极对于凡是前来投靠的上层喇嘛，都给予奖赏和倍加优待，其中有些人还被委以重任，如卫征囊素·贡格林沁喇嘛、察汉喇嘛等，这些喇嘛的归附也为皇太极征服漠南诸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向清朝提供了蒙古地区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等情报，同时充当重要顾问。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派遣使节团去西藏，带信给当时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藏巴汗和五世达赖喇嘛，表示清朝对黄教的崇敬和信仰，修好同西藏的关系，并邀请达赖喇嘛前来盛京传教。但由于战乱使节团未能到达西藏，此后不久五世达赖喇嘛也派遣使团前往盛京通好，皇太极给予了使节破格的优礼，不仅亲自出城迎接还亲自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

顺治时期，清朝又多次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希望通过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来解决尚未归附的蒙古部和西藏的问题。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前往内地，在其到达北京后，顺治帝不仅赐坐、赐茶、赐宴，还赐白银九万两，以表示特殊礼仪优待，以后又设宴于太和殿，专门为他建造西黄寺。在五世达赖喇嘛离京时，又赠送了大批贵重礼物并派大臣护送，后又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

乾隆时期对藏传佛教更是推崇备至，乾隆帝在清宫内修建了大量佛堂，从清代宫廷陈设档中可看出，佛堂便有40多处，其他供奉佛像的地方更是多不胜数，唪经、进香、礼拜以及对各处佛堂下相关谕旨等与藏传佛教有关的事务，成为皇帝除了处理政务之外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仅如此，据统计，乾隆时期，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庙有32座，包括妙应寺、雍和宫、嵩祝寺、福佑寺、隆福寺、达赖喇嘛庙、长泰寺、普度寺、察汉喇嘛庙、圣华寺、护国寺、正觉寺、普胜寺、慈佑寺、三佛寺、永慕寺、净住寺、慈度寺、资福寺、北海的永安寺、阐福寺、万佛楼，颐和园的大报恩延寿寺、乡岩宗印，香山的清净地、舍卫城、普福宫、功德寺、梵香楼等等。此外，避暑山庄等地也建造了多处藏传佛教寺庙。乾隆帝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若必多吉四位活佛也非常尊崇，其中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帝关系最为密切，他与幼年时的乾隆帝有许多来往，此后又成为即位皇帝的灌顶法师，辅导皇帝逐渐深入的修习密宗佛法，在蒙藏地区事务上，又相当于皇帝的第一顾问。

国外宗教也对满族信仰有一定影响，例如当时在中国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历经顺治的默许，康熙的认知和宽容，雍正的禁教排斥与乾隆的宽严相济。还有部分满清贵族信奉天主教，如康熙年间的和硕简亲王德沛及其福晋，还有努尔哈赤长子诸英四世孙的苏努家族世代信奉天主教等等。但中国封建社会尊儒重道思想根深蒂固，且西方列强多利用这些宗教来为其侵略服务。因此，清政府禁止满人入教，老百姓普遍排外，国外宗教在满族中影响有限。

满族的民族语言为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黑水靺鞨)到女真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进新的成分，其语言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独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女真语，后改称满语。

满语属于粘着语类型，文字属于音位文字类型。满语共有6个元音，22个辅音及3个为借用汉语词而增加的辅音，共31个音位。多数满语字母有词头、词中、词尾三种形式，元音字母和大多数音节形式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四种形式。满语名词有格、数的范畴，动词有体、态、时、式等范畴。句子成分的顺序是“主—宾—谓”。早期满语存在多种方言，按照清朝的划分，可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分别指不同地带所使用的满语。

清中期以后，满族基本上开始使用汉语北方方言，不再使用满语，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但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存在满语的印记，如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

金朝时，依仿汉字楷书和契丹制字的特点，创制出女真大字，后又经过改进，出现女真小字，这样女真族便有了本民族的文字。金朝灭亡之后，女真字仍在女真人中使用一段时间。但由于它造字规则比较繁琐，存在着书写不便、难于记忆等缺点，因而使用者逐渐减少，至明正统十年(1445)后便逐渐被废弃不用。后女真人出于交际需要，开始使用蒙古文。

努尔哈赤兴起后，鉴于对外交往和对内传达政令、记录史事、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23-24就迫切的需要一种能与本民族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令文臣额尔德尼和噶盖，利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即借用蒙古文字母按满语拼音拼写而成，如声母“阿”下接韵母“玛”，便拼写为“阿玛”(Ama,父亲)；声母“厄”下接韵母“莫”，便拼写成“厄莫”(Eme，母亲)，这种满文历史上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清太宗皇太极时期，鉴于“老满文”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如拼写时字母“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容易造成歧义。天聪六年（1632年），文臣令达海等人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其主要内容将十二字头增加了圈点，即同一字母表示两个以上不同音的，用“圈”或“点”加以区别，使之能区分原来难以区分的满语语音，同时还增加了一套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改造后的满文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新满文共有38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22个，元音字母6个，特定字母10个。元音字母和多数音节形式有词头、词中、词尾和独体等四种书写形体，此外还有字圈、字点，以及各种撇挑和连接字母的竖线。标点符号有两种，逗号用“V”，叫作“起壳”，句号用“︾”，叫作“双起壳”。书写时，自上而下直书，行序从左向右。

满文被创制后，成为官方文字，被称为“国书”，被大量运用在上谕诏书诰敕、大臣奏疏、公文往来以及档案记事等文献中，其中以老满文书写最有名的便是《满老文档》，其余大量满文书籍、档册几乎都是新满文。与此同时，清军入关前后还用满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康熙中期以后，满族汉化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满族人熟练掌握并运用汉文，满文逐渐被弃用，只有一些例行公事如满汉合璧的奏疏、诰敕仍坚持使用满文。乾隆年间，认识满文的人已所剩无几，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满文已基本停止使用。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加强了满汉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它对于研究满洲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语言、历史、宗教、民俗、文化、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东北亚诸多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善、或文字创作较晚的民族的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