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旻宁

爱新觉罗·旻[mín]宁 （公元1782年9月16日—公元1850年2月25日），原名爱新觉罗·绵宁，即清宣宗道光帝，嘉庆帝次子，为清朝第八位皇帝，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 ，旻宁出生于皇宫撷芳殿，为颙琰[yóng yǎn]次子，其生母喜塔腊氏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尔经额之女。旻宁原名绵宁，爱新觉罗家族传至他这一代为“绵”字辈，但因“绵”字不易回避，乾隆帝曾谕令“将来继体承绪者，当以绵作旻”，所以，后改为旻宁。

6岁时，旻宁开始到上书房读书，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为其授读的是翰林院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旻宁初次随乾隆帝到威逊格尔围猎。当时，10岁的旻宁引弓射中了一头鹿，乾隆帝见状大喜，并作诗“老我策骢[cōng]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嘉庆元年（1796年），旻宁成婚，娶户部尚书布颜达赉[lài]之女钮祜禄氏[niǔ hù lù shì]为妻。此后，旻宁在嘉庆帝所赐园居“养正书屋”中居住 20余年，并写成《养正书屋诗文》40卷。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旻宁被立为皇储。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旻宁随嘉庆帝巡狩木兰，因天气阴雨连绵，旻宁先期回到京师。不久，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起事，并在信教的内廷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皇宫。当时，旻宁正在上书房读书，听到讯息后就组织防御，并亲手用鸟枪击中了两个教徒。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旻宁为智亲王，并将他所使用的鸟枪命名为“威烈”。事后，旻宁上奏自谦，称当时是“事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所以一切奖励均不敢当。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旻宁跟随嘉庆帝到热河避暑山庄，期间嘉庆帝突然病逝，旻宁于八月二十七日正式即位，并颁诏天下，改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帝继位后，首先对军机处的人事作了调整。嘉庆帝去世后，在热河由随同行在的军机大臣所拟的遗诏中，有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语，此说与《实录》及御制诗文集所载乾隆帝生于雍和宫有出入。为此，道光帝大发雷霆，令原有的军机大臣一律交部严议，托津、戴均元以“年老”为由开缺，卢荫溥[lú yīn pǔ]和文孚虽然留任，但受到“降五级，六年无过方可开缺”的处分。之后，大学士曹振镛[cáo zhèn yōng]、吏部尚书英和和礼部尚书黄钺[yuè]入值军机处。

同年，道光帝下令各省督抚藩司逐一清查所属陋规，但因此举伤害了各地官吏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激烈反对，道光帝只能下令停止查办，并说自己对天下吏治民生的情形还未熟悉，清查陋规之事不但无益于民生，也有伤于国体。提出清查陋规建议的英和也因此退出军机处。

接着，道光帝又试图以“实政”来清除积弊。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在上谕中提出“实心实力”办事的主张。之后，“从实”“实行”“实力”“实心”之类字眼，屡见于他在臣工奏折上的批语中。不过，道光帝的“实政”施行得并不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阳奉阴违、巧言搪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光帝的施政措施以恪守祖制为基础，他所提倡的“实政”，只是在祖制允许的范围内。当“实政”与“祖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实政”就要放在一边。

道光二年（1822年），英国护货兵船停泊在广州口外零丁山附近，英国士兵与当地居民发生殴斗，互有伤毙，清政府勒令英国方面交出凶手，英国兵船拒不交出，清政府下令将英国货船封舱，停止贸易。

道光帝继位后第十天，西北就传来动乱的消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张格尔率300余人骚扰边卡，不久即被清廷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击溃。之后，道光帝经调查发现，张格尔叛乱与参赞大臣斌静的横征暴敛有关，因此将斌静革职。

道光四年（1824年），张格尔侵扰乌鲁克卡伦，清军抵抗失利，侍卫花山布等人阵亡。之后，巴彦巴图等率兵击败张格尔，张格尔逃至喀拉提锦。 次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率200士兵出塞追剿张格尔，但无所获，便纵兵屠杀了布鲁特一个游牧营地的妇孺百余人。随后，色彦图被营地首领率人围困于山谷中，色彦图及其所率士兵全部被杀。色彦图的屠杀事件给了张格尔发展的借口，由此，他的势力迅速扩充。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张格尔率 500 多人到喀什噶尔[kà shí gé ěr]附近的祖先陵墓祭扫，被清军包围。张格尔设法突出重围后，各回族部落起兵响应，叛乱迅速蔓延，清军退守喀什噶尔。两个多月后，张格尔在浩罕军队的协助下攻陷喀什噶尔，伊犁将军庆祥自缢身亡。之后，张格尔率部连续攻陷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tián]。道光帝得到消息后，以钦差大臣关防授陕甘总督杨遇春，又授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令其率兵前往进剿。此后，道光帝对此次西北用兵下达了一系列上谕，并下令献缚张格尔者封王爵，赏10万金。清军发动攻势后，张格尔节节败退。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清军收复西四城，并于十二月生擒张格尔，叛乱被平定。次年五月，道光帝登上午门，主持“受俘”仪式。

早在道光三年（1823 年）， 吏、兵二部制定了《失察鸦片条例》，上谕称：“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此后，由于河工吃紧，漕运危急，以及西北用兵，道光帝没有精力处理鸦片问题，鸦片年走私数量很快突破10 000箱。

道光九年（1829年），御史章沅[yuán]则报告说，鸦片每年交易额度达白银数百万两，吸食者遍布十多省。道光帝令广东方面大员李鸿宾、卢坤等妥议章程，结果订立了《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和《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将打击矛头对准各地走私烟贩以及包庇他们的书役兵丁。第二年，道光帝令各省督抚在全国范围查禁鸦片种卖，并提出，地方官于抽查保甲时随时稽查，由道府出具印结，督抚每年年终具奏一次。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湖南、广东发生瑶民起义，道光帝调兵进剿，起义于次年被镇压下去。之后，台湾嘉义县陈办、张丙也发动了起义，道光帝调兵渡海入台，道光十三年（1833年）五月，起义被镇压。

道光十四年（1834年）夏，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兵船二艘抵达虎门。他不按照货船先停泊澳门的规定，直接申请牌照要求进口，被粤关口官员拒绝，英船被封舱，不准贸易。八月，二艘兵船驶入内洋，越过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等炮台，直抵黄埔，向清军炮台发炮轰击。英国两只兵船连闯清军沿海多处设防炮台，闯入广东内河，暴露了清军武备松弛，道光帝对此十分重视，在上谕中严斥了广东海防形同虚设，“有损国威。”

道光十五年（1835年）年底，因为各省鸦片之事瞒报严重，道光帝对各地官员每年报告“平安无事”的奏折感到厌倦，便下令停止年终的奏报。次年，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弛禁主张。道光帝把许乃济的主张交给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员讨论，该年鸦片年走私量突破了30 000箱。

三年后，鸿胪[lú]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zhī]以培国本折》，提出重治吸食者，甚至将吸食者处死的严厉措施。不久，道光帝下令各地严厉查拿烟贩，并处分了主张弛禁的许乃济。九月，清廷接到署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报，称查获广东运抵天津的烟土131000 余两。道光帝感到有必要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禁止鸦片走私，于是下令湖广总督林则徐立即晋京陛见。之后，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次年一月，林则徐到达广东后，迫使英人交出鸦片20280余箱，并将这批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五月，道光帝批准了《严禁鸦片章程》，加强对鸦片走私和鸦片吸食者的惩办。

在林则徐禁烟期间，英国侵略者不断对中国实行武装挑衅。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打死村民林维喜，打伤妇女儿童多人，林则徐多次要求英方交出凶犯，英方拒不交出。六月，英国兵船进迫九龙，炮击清军。九月，在穿鼻洋、官涌中英武装冲突升级，清军给英国侵略者重创。道光帝接到获胜的奏报后，错误地认为英国只是为贸易而来，加上广东方面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便下令断绝对英贸易，驱逐所有英船。而此时，英国议会已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对清军发动武装进攻，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六月，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获悉英军北上进攻定海的消息后，调兵遣将，准备对英作战。他还提出了避免海战、诱敌登陆、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七月，英军抵达大沽口外，并照会直隶总督琦善，提出索赔烟价，索广州、厦门、福州、定海各港口为市埠，赔偿军费等六项要求。琦善在上奏道光时，夸大敌情，并把责任推卸到林则徐身上，反复强调，英国人到天津，是为了“诉冤”。道光听信了琦善的说法，放弃备战，并将林则徐、邓廷桢[dèng tíng zhēn]革职。之后，道光帝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方和谈，同时筹划收复定海。英方一边与琦善和谈，一边再次武装挑衅，攻打大角、沙角等炮台，道光帝对英宣战。道光帝调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并令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镇海。此后，英国侵略者又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攻陷了虎门、横档炮台，并向琦善提出四项要求：割香港给英国；向英国政府赔偿六百万元；中英两国官员平等相待；限期恢复广东的通商，英商得至黄埔或黄埔以外贸易，即所谓的“穿鼻协定”。

横档炮台遗址

奕山到广东后，与英人作战，但奕山并无军事才能，英军包围广州城后，奕山派人乞降，并与英方签订了《广州条约》。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穿鼻协定”的内容传到伦敦，英国政府认为此条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侵华军全权代表。璞鼎查到中国后，着手扩大战争。不久，英军进犯厦门，侵略台湾，又接连攻陷定海、镇海、宁波，之后，英军深入长江，占领镇江，直犯南京，清军无力抵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虎门炮台遗址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两江总督耆英[qí yīng]与英方举行了《南京条约》正式换文，之后又与英方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 ，并附《海关税则》。次年，美国特使顾盛与法国使臣拉萼尼先后抵达广东澳门，耆英先后与美、法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使美、法在除获得英国已享有的全部侵华权益之外，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享有的权利。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发生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耆英报告，英方仍要求进城，道光指令耆英予以拒绝。之后，道光帝将对外交涉中软弱的耆英召京述职，令徐广缙[xú guǎng jìn]、叶名琛主持大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月，皇太后钮祜禄氏去世，给道光帝极大打击。在料理完皇太后的丧事之后，道光帝病倒。次年正月，道光帝病重垂危之际，召宗人府宗令载铨[zǎi quán]，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jué]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并封皇六子奕为亲王。随即，道光帝于圆明园慎德堂去世，终年69岁，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宣宗，葬慕陵，咸丰十一年（1861年）增谥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

道光帝考察官吏的核心，一个是“实”字，一个是“公”字。他把官员能否实心实力、不尚空谈、务求实际作为考察官吏的首要条件。同时，道光帝对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进行甄别，并充实健全规章制度，以破除旧习，制止吏治败坏的情况继续发展。此外，他还提拔有才干的官员，以建立运行有效的官僚机构。为了解决官员相互包庇，贪污腐败的问题，道光帝除了训诫、律惩以整肃吏治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包括限定衙门差额，裁减冗员；控制捐输，限制督抚属员随意提补；加强宗人府管理，责成宗人府对宗室严格管理。

道光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他重申嘉庆时期关于禁止鸦片输入的禁令，规定外国商船至粤，先行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对开烟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之后，道光帝多次申谕严禁鸦片走私，并处置违犯人员。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帝批准了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订立了严禁吸食之条例。该年之后，禁烟进入低潮，鸦片走私更为猖獗[jué]。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批准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该章程准许缉私兵弁[biàn]在查禁时开枪，格杀勿论；家长不能禁约子弟吸食者，有罪；保举人不能甄别所保人是否吸烟，也要受到惩处。同时，道光帝还严厉惩治烟犯，惩戒主张弛禁的官员，并重用主张严禁的林则徐。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广东虎门销烟林则徐纪念馆

道光四年（1824年），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段运河水势微弱，河运漕粮受阻，严重影响京师的粮食供应。在此情况下，道光帝决心试办海运。在户部尚书英和、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巡抚陶澍[táo shù]、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等人的努力下，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海运正式起动。至九月三十日，海运漕米全部由天津转入通州，第一次漕粮海运结束。但因道光帝恪守祖宗法典的处事原则，及其只把海运作为权宜之计的思想，海运没能持续下去。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进入长江、切断漕运，给清政府以震慑，再加上运河浅阻等原因，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政府再次试行海运，但因“青浦教案”的影响，以及海上盗匪横行等原因，此次海运草草收场，之后再无施行。

道光帝时，盐务方面，国家特许专商经营和引岸制度的“纲法”体制积弊已久，造成浮费开销过大，运商成本增加等问题。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向道光帝上折，提出于盐政弊端最严重的淮北推行票盐。票盐实行的具体办法包括：取消总商，销盐不再由总商把持，而由各州县招徕民贩，给予护照，民贩持照赴场买盐；裁汰浮费，降低淮盐成本；减少手续，加速流通；加强缉私。经过改革，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淮北销引达 59 万余引，为淮北额引的两倍；同时，盐课也超额完成。淮北盐政改革见效后， 淮南、浙江、福建等也一律改行票法。实行票法，盐商费用大为减轻，且政府税收得到了保 证。

道光即位初年，并不重视矿业的开采，还封禁了甘肃金厂、直隶银厂。但鸦片战争以后，支用大增，财政拮据，道光帝为了广开财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下令弛禁。之后，一些厂矿开始出现，比如广西的铁矿厂，贵州的铜矿厂、云南的银矿厂等，这些厂矿的出现，使矿业得到了发展。

为了改变财政拮据的局面，道光帝力行节俭，戒除奢华，为此，他颁布了《声色货利论》以倡导节俭。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福建荔枝贡、扬州玉贡；他还尽量压缩宫室的排场，内廷重要节日的进献、筵宴亦时常传谕停办；并减少了热河避暑、木兰秋弥等消耗过大、扰及地方的活动。

从道光四年（1824年）至二十七年（1847年），道光帝陆续平定了新疆张格尔及其家族的叛乱。叛乱被平定后，为充实边疆防务，道光帝下令在新疆进行屯田，同时，还下令在与新疆接壤的甘肃、青海，以及东北地区进行屯田垦荒，寓兵于农。此举减少了军饷的支出，同时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

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赵金陇联合瑶民赵福才及广东的瑶民起义。县令林先梁，游击王俊得到消息后，率兵进剿，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次年正月，赵金陇再次起义，起义军发展到三千余人，清军提督海陵阿率军四千余人前往追剿，结果，清军被起义军全歼，海陵阿堕马被杀。此役后，起义军声势大振，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屡败清军。道光闻讯后，急调湖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贵州提督余步云率军前往剿灭，最终，起义军被杀六千多人，赵金陇也被清军杀害，起义被镇压。

道光十二年（1832年），台湾嘉义县陈办、张丙发动起义，起义军围困嘉义县城达五十余日，道光帝谕令闽浙总督程祖洛前往剿办，又任命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都统哈哴阿[hā liàng ā]为参赞大臣，督率当时在台湾的清军一万四千多人，以及先后从漳州、金门等地调集的官兵七千多人前往镇压。清军遭到起义军的激烈抵抗，署嘉义县知县邵用、台湾府知府吕志恒、清军游击周承恩被起义军杀死。清政府又急忙从河南、西安、四川、贵州调兵，渡海入台。经过十次激战，前后持续八个月，次年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此外，道光帝在位期间，还先后平定了青海番民起义、四川彝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等。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对清军发动武装进攻，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次战争持续两年多时间。战争开始时，道光帝坚持主战，但当英军占领定海，并到达大沽口后，因听信琦善英军北上是为“诉冤”之说，道光帝将英人要求归纳为“雪冤乞恩两大端”，从主战转为“羁糜”。待英国兵舰南返后，道光帝将其视为“羁糜”的成功，并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和英人谈判，且相信“抚局”之成已指日可待。琦善到广东后，在义律的逼迫下，签订了所谓的《穿鼻草约》，私割香港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英军再次武装挑衅，道光帝对英宣战，并派宗室奕山赶赴广东，在英军炮舰的威逼下，奕山与英方签订了《广州和约》。不久，英国因不满足于已攫取的利益，扩大侵略战争，兵至南京城下，清军战败，被迫于次年七月签订《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

1842年，因为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割香港岛；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等，破坏了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等权力，中国开始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两江总督耆英与英方举行了《南京条约》正式换文，之后又与英方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共15款 ，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包括：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商定海关税率相当于值百抽五。这一规定开启了中国与外国关税协定之恶例。次年，美国特使顾盛与法国使臣拉萼尼先后抵达广东澳门，耆英先后与美、法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使美、法在除获得英国已享有的全部侵华权益之外，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享有的权利。由于英、美、法在中国攫取的巨大权益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刺激，比利时、瑞典、挪威和葡萄牙也要求分沾权益，本着“一视同仁”的方针，清政府答应了其要求。

《南京条约》

道光帝著有《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共40卷，收录其在藩邸时所作的诗文。

《清史稿》认为道光帝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是守成的明主，但清朝国运的濒危，也“肇端”于道光朝。

嘉庆帝认为旻宁“忠孝兼备”。

清史学者萧一山认为，道光帝节俭的品行，可以令人称道。

历史学家孟森认为，道光帝之“庸暗”，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

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旻宁时代整个统治阶级不仅全部腐化，而且几乎大部毒化，因此爆发了破坏中国数千年旧社会的鸦片战争”，并认为旻宁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险恶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个转变时代”。

历史学者朱诚如认为，道光帝作为鸦片战争的中方决策者和指挥者，对战败的结果难辞其咎。但道光帝在这场战争中，并非自始至终都执行妥协投降路线，在鸦片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光帝主张抵抗也实行了抵抗。

历史学者阎崇年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道光帝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甚至是胆小的统治者，他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

道光帝力倡节俭，他的裤子膝盖处磨破了洞，但是舍不得换新的，于是命有司用一块绸布补上。朝臣们见皇帝的裤子打了补丁，纷纷效仿。一次道光帝偶然看见军机大臣曹振镛的裤子上也打了补丁，就问：“你的裤子也打了补丁啊？”曹振镛说：“换件新的，要花很多钱，所以打块补丁。”道光帝继续问：“你打这块补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回答：“三两银子。”道光帝听后，感叹说：“你们宫外便宜啊！宫内得五两呢。”

道光帝登基后，内务府尚衣监为他缝制了一件狐皮罩衣。罩衣面料为狐皮，衬里为缎子，由于用料外狭内肥，所以做衬里的缎子就在下面边沿儿露了出来。黑色的毛皮缝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看上去雍容华贵，称为“出风”。道光帝以为百姓纺织的缎子比猎来的狐狸费工，而且“出风”纯为装点，没有实用价值，所以见到罩衣，就谕令内务府改制。但内务府官员奏称：“改制罩衣，需要花费一千两银子。”道光帝听后，又谕令：“既然改制花费太多，就算了。但此后再制新衣，一律不加出风。”此事传出去之后，京城大小官吏冬季所穿罩衣，十几年不敢有出风者。

曹振镛是受道光帝宠信的大臣。一次，道光帝问他：“你家里吃的鸡蛋，要花多少银子？”因为家中琐事由下人操办，曹振镛并不知道鸡蛋的价格，但他又不敢不回答皇帝的问题，所以只能找借口，说：“微臣自幼便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平生从不敢吃鸡蛋，故不知其价。”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旻宁随嘉庆帝前往避暑山庄，不料，到达避暑山庄后，嘉庆帝突然病逝。据《清宣宗实录》记载，当日傍晚，嘉庆帝病情加重，遂召集赛冲阿、托津、戴均元等御前、军机大臣，公启鐍匣，出示御书，立旻宁为皇太子。嘉庆帝去世后，扈从诸臣遵遗旨请旻宁继位。四天后，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懿旨也送到了热河，内称“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为此特降懿旨……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余新忠、陈捷先所编《道光事典》一书中认为，从记载看，旻宁的继位符合正常程序，但也有争议之处。首先，按家法，秘密建储的鐍匣应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嘉庆帝身体素健，为什么会将其取下随身携带；其次，如果确如实录所言，嘉庆帝驾崩前已启匣立储，那么，皇太后在得悉嘉庆帝去世的奏报后，也一定会知道旻宁已被立为太子，但实际上，懿旨中却称“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两者相互矛盾；最后，即使有人向皇后漏报了立储这一细节，也就是说，她并不知道嘉庆帝立旻宁为皇太子之事，那么她又有什么理由要“特降懿旨”让旻宁“即正尊位”。这些细节，令人生疑。

道光帝去世后葬于慕陵。慕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清西陵的最西端。慕陵地宫中除葬有道光皇帝外，还附葬有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孝慎成皇后佟佳氏、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慕陵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 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造慕陵所耗费银两高达243 万多两。慕陵隆恩殿和东西配殿三大殿均使用金丝楠木为承建木料，三大殿共雕刻木龙1276条之多。

河北易县慕陵照片

《清史稿·宣宗本纪》

《辽北柳条边》

《新中国设计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