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

乌桓，又叫乌丸，是东胡部落的的一个分支，与鲜卑同属于东胡部落联盟。乌桓从语言、文化、社会习俗都与鲜卑极为相似。

乌桓，又叫做乌丸，是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的相似，都属于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繁盛的时候，乌桓与鲜卑都是重要成员。秦汉时期，活动在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邻挹娄、夫余、高句骊等，西部连接匈奴，南部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位居北部，乌桓位居南部。

西汉汉高祖年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击破，手下部落都离开了，乌桓一支逃到了乌桓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并以乌桓当做名字。但乌桓的名字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过，在《史记·货殖列传》就曾提到“夫燕亦勃、碣之间二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有的学者认为乌桓这个名字最初是族中首领的名字，后来就沿用为部落名字。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乌桓不是因为山而得到的这个名字，而是因为族名叫乌桓才把这个山叫乌桓山，后来又有了乌丸川等名字的说法。

乌桓的先世在《后汉书·乌桓传》中也有过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王沈在《魏书》中也认为乌桓与鲜卑同出于东胡。至于乌桓在加入东胡前，《竹书纪年》提到过“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 、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赤夷尚赤，居于东方，似与乌桓人有关。在乌桓习俗中，穹庐皆东向，并祀天地、日月、山川。日色近赤，能给人以光明和温暖，在乌桓的习俗中，穹庐皆东向，并祀天地、日月、山川。太阳的颜色像赤色，能带给人光明和温暖，对于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的乌桓族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乌桓山也被称为赤山，赤山也对应着乌桓祖先的根据地。而后面所说的赤山，即“渔阳赤山”，是乌桓南迁后来的地方，即是今天的赤峰市赤山，也许是乌桓从原来的辽东西北，西拉木伦河以北的赤山迁出后，另外命名一座赤山留作纪念。

自从东胡被匈奴击破后，由于乌桓势单力薄，所以受到匈奴的奴役，乌桓每年都要向匈奴进贡牲畜和皮革，要是逾期不进贡，就要让乌桓妻子成为奴婢。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率领汉军大破匈奴，将匈奴赶往漠北，乌桓则迁至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治今辽宁省凌源县西南）、辽西（治今辽宁省义县）、辽东（治今辽阳市城区）五郡塞外，西汉在幽州（今北京地区）设立护乌桓校尉，监察乌桓各部都不能与匈奴接触。

西汉末王莽执政期间，曾下令说乌桓不用再交赋税给匈奴了，匈奴就掠夺乌桓的牲畜和奴隶。王莽曾多次命令乌桓出兵攻打匈奴，还将乌桓妻子当做人质，借此来威胁乌桓，导致乌桓投向匈奴。公元45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东汉将军马援率兵征讨乌桓，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次年，乌桓趁着匈奴内乱将匈奴击破，使匈奴迁徙至漠北，乌桓也从此摆脱了匈奴的控制。

乌桓打败匈奴后，光武帝利用各种手段去招揽乌桓，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乌桓派遣使者到洛阳请为籓臣，次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降汉，献奴婢，牛马。汉赐封乌桓为渠帅，封王侯、君长一共八十一人。并允许他们居住在塞内。经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

乌桓南迁后，原来的居住地被鲜卑占领，少数留在塞外的人归降与鲜卑。至2世纪初，乌桓诸部的活动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塞外的乌桓跟着匈奴骚扰汉朝边境，或跟随鲜卑掠夺汉朝的郡县，有时与匈奴和鲜卑联手抗汉，或者跟随汉军征讨匈奴。东汉灵帝(168-189)初，乌桓形成了几个政治中心，献帝初平（公元190-193年）中，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雄踞北边诸郡。当时牧守割据，兵连祸结，而逃入乌桓地区的汉官，为乌桓运筹谋划，对乌桓政治，军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袁绍曾凭借乌桓的军队打败了公孙瓒，并以家人女为己女嫁乌桓单于蹋顿，实行和亲。

官渡之战袁绍败给了曹操，袁绍次子袁尚带着十万军民投奔蹋顿。曹操为了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决定东征乌桓。建安十二年（206年）夏，曹操远征乌桓，两军相遇于柳城境内的白狼山。曹操令张辽急袭乌桓，先后降服乌桓军民二十余万，乌桓单于蹋顿也在此战被张辽斩杀。曹操将三郡乌桓降者分配至邺城附近诸郡或幽、并二州。还选出健壮的士兵随军作战，三郡乌桓也叫作天下名骑。三郡乌桓加入军队，增强了曹魏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乌桓与汉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乌桓被曹操击败后，逐渐衰落，除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他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归附鲜卑，并逐渐与鲜卑融合，有一部分最后加入库莫奚之中。魏晋以后，乌桓与其他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的“杂胡”。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发展成郝连勃勃的夏国。幽州和并州的乌桓逐渐内迁，遍布于今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一部分久处郡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而另一部分加入了鲜卑，先与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乌桓做为游牧民族，是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的古代民族。畜牧业颇为发达，马、牛、羊甚多。这些不仅是乌桓衣食的来源，还是婚嫁的“聘礼”。同时，马、牛、羊及皮货还作为匈奴交纳的贡税及向汉魏朝贡或互市之物，成为交战双方的主要掠夺品。在乌桓牲畜构成和头数方面，王明珂在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中做了详细论证。《后汉书》中提到过，汉军虏获北方民族牲畜的记录，对匈奴战役多数明确记载虏获牲畜数量不同，对乌桓、 鲜卑则无数量记录，说明了乌桓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不多，因而汉军能虏获的牲畜数量也有限，而从放牧的自然环境条件而言，乌桓所处山地森林环境不适于开展大尺度游牧，更适于经营冬夏两季之间的小半径倒场半游牧，乌桓人的畜牧业是顺应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养成的一种山地特色的畜牧经济。

狩猎也在乌桓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各种野兽的皮是向匈奴缴纳贡献和与汉关市贸易的重要物品，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了乌桓墓葬中的文物，其中有大量铁马衔及其他马上用具，有许多饰牌都绘有双牛、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图案，在三面铜饰牌上并有一个“骑士出猎”的场面，牧猎经济的重要性也可从中得到证实。王沈在《魏书》中也描述乌桓的经济生产活动，首先便称“俗善骑射”，接着提及“随水草放牧”，显然，狩猎业在乌桓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王钟翰在《中国民族史》研究认为乌桓人在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后，逐渐定居下来，兼事一些农业。王沈《魏书》中描绘了乌桓一幅农业生活的图景“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可知乌桓人是按节气变化，因地制宜优选青檫等适地农作物进行耕作的。乌桓人“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廧”，穆即糜子,东廧也叫沙蓬，穄与东廧是两种适宜在高纬度地区种植的耐寒作物，植株可作饲料，果实可榨油或食用。说明受自然条件限制，乌桓的农作物种类还十分有限，此两种作物虽然耐寒、耐旱，但是产量比较低，因此乌桓人“米常仰中国”，证明其农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从史家详细记述的他们所具备的农业物候节气知识以及适地优选耕种经验等来看，乌桓人有着常年经营农业的经验积累，而在老哈河上游地区的南山根墓葬出土了各式铜镐、铜镘等农业生产工具则有力的证明了这一观点。

乌桓的手工业也有着一定的发展，主要有冶铁业、纺织业、陶器业等，王沈《魏书》记载，乌桓“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作为乌桓妇女服饰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书中描写成““犹中国有冠步摇”，说明是一个精美的物品，从西岔沟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大量具有浓郁特色的玛瑙和各种颜色的玉石，还有一种金银丝穿扭环饰品。从这些也能说明造型精美和制作难度，也显示出来西岔沟地区乌桓人的工艺水平。

金丝扭环穿珠耳饰

乌桓的冶铁也有提到过，《后汉书》中提到“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中特别提到的主要是由乌桓男子所从事的锻金铁工艺。从西岔沟出土的金属工具和饰 品主要有铜、铁、金、银等类，考古学者孙守道系统考察过并提出铁器制造业己经深入到这一部族的生产、生活和 军事活动的整个领域，有了专门的锻铁手工业，以随时供应本部族的需要，已经处于铁器占有统治地位的时代。

乌桓的纺织业在当时社会也是比较普及的，在《后汉书》中提到过“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毵氍”。乌桓社会中从事手工纺织业的大多都是女性，乌桓人向匈奴交纳的“皮布税”，除兽皮外还有“布”。此“布”就是乌桓妇女之手工织成物。

西岔沟出土的数量可观的陶器反映出西汉时期当地乌桓人的陶器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他们的陶器主要为壶、罐、盎、杯四类。绝大部分都是加沙粗陶，基本上分红褐色与灰黑色两种，其中还有的陶瓷有着特定的花纹和特定的器型，是独特的发现品。

乌桓在汉代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他们有着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法律的方法来保护其私有财产，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私有，因而其经营方式也就表现为“大人已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意思是各家各户都经营自己的畜牧业，而作为牧场，山林，湖泊则是属于部落所有的，只有一小部分的耕地属于私有。而部落首领才有权指定牧场和确定迁徙路线。

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部落里面的贫富差距也会拉大，阶级分化也会变得明显，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会出现军事首领，当有俘获的战利品时，他们往往会将最好的留给自己，次点的就留给士兵，军事首领会逐渐成为部落的统治者，作为部落的带领者也会通过选举产生，其后裔不能世袭，到东汉末，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在《后汉书·乌桓传》有记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说明了在这个时候乌桓大人已经是父子相承。氏族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他们以大人的名字为姓。大人平时有什么命令，就刻在木头上，虽然没有文字，但谁也不敢违反，凭借这样的约法，助长了大人权势的发展，最后成为了世袭统治者，大人还对氏族成员强征徭役，进行经济剥削。

乌桓的内部阶级主要分为大人、小帅和氏族部落成员两类人，还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乌桓蓄养奴隶的风气是从公元一世纪初开始的。当时王莽暴虐，乌桓豪帅往往去投奔匈奴，乌桓就不断的在国家边缘地区发起战争，掠夺人口，这也是奴隶的主要来源，蓄养奴隶也成为乌桓发动战争主要目的之一。乌桓也会进行奴隶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但乌桓还没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就被曹操征服。

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分为部、邑、落，邑落为部下面的基层组织。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落，邑落是由不同的户相聚而成，因为被掠夺的人口也是归于邑落中，所以邑落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地域关系，不过由于氏族中会互相通婚，所以血缘关系仍是邑落联系的纽带。邑落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时多是利用残余的氏族制度，在阶级法律不是主导地位时，全民的习惯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

邑落以上称为“部”，部的大小不同，而且还会出现兼并的现象，所以部很不稳定，部的首领称为大人，掌握着“部”的大权，违抗大人的命令就是死。大人管理部的一切事宜，包括对内管理部落事物和对外的贸易和掠夺。随着乌桓的不断内迁，汉魏政权还从乌桓各部直接征兵，对乌桓的武力直接利用整建制征调、结盟的方式。汉政权对乌桓的武力利用还有直接整建制征调、结盟的方式。并从乌桓兵中挑选精锐，组成突骑和乌桓骑，受汉魏政权的直接统率，利用乌桓的武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这种变化随着乌桓接受汉朝封赏、任命产生，演化出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制，与原来的部落大人，邑落小帅又有区别，至此，乌桓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日益合流，只是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外壳而已。

汉魏时，乌桓虽然早已进入了父系社会，但是在生活中还是保留了有关母系社会的痕迹。王沈《魏书》提到乌桓“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不复报者故也”。之所以乌桓人不敢害自己的母亲，主要在于母亲有族类，会为系族成员报仇，说明当时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视母系势力风气仍很浓厚。这样反映出女性在乌桓社会中还保留着崇高地位。

关于乌桓的婚姻习俗，例如《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提到，乌桓人在正式的嫁娶之前，常常有私通的习惯。这与中原文化是相违背的，但是这一婚姻习俗客观上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开放成分，并非是包办婚姻，也让双方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有助于婚姻数量的提高。另外在乌桓社会中，男女结婚后，男子要到女子家劳役两年，两年之后，妻子家才准备厚礼，把女儿送到丈夫家。这一点也体现了乌桓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王石雨在《浅论几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婚姻习俗》中提出：乌桓社会中除了与匈奴同样实行着收继婚习俗外，还主要包括了私通习俗和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它们与乌桓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私通习俗有助于乌桓的人口繁衍，民族政权的延续。母家地位高则是传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表现，这一现象直到现在仍然不绝。

乌桓以信奉山川崇拜为主的宗教形式，有其特定的历史传承，乌桓人的宗教传统与东胡人的祭祀习俗存在密切渊源。据王沈《魏书》记载“乌桓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

在乌桓的丧葬习俗中，有着“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的说法，他们相传犬能护送死者归回神山，不会遭到横鬼的阻拦。

铁弗刘氏、独孤氏、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

据邱红岩学者在《浅析乌桓南迁的经过和影响》中提到，乌桓首先瓦解了匈奴联盟，乌桓依附于汉朝使得匈奴的实力减弱，乌桓也在替汉朝监视匈奴，使得匈奴不敢轻举妄动，还经常联合汉军攻击匈奴，得益于乌桓的骑兵勇猛，让汉朝能够抵御匈奴的进攻。第二，乌桓南迁时有一部分兵力融入到汉军中，弥补了汉军兵员不足和某些缺陷，改变了汉军中的兵员结构和兵役制度，革新了汉军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提高了汉军的战斗力。第三，乌桓南迁促进了迁徙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技术和文化，也提高了两汉的政治威望。

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北征袁尚及三郡乌桓，在从卢龙塞越险经过白檀（今滦平县兴州）时，恰巧遇到这个地方炎热干旱，没有一滴水，军队里也杀了数千匹马充饥。有一次将士们实在渴的走不动了，曹操就骗将士们前面有片杨梅林，士兵听了立即流出口水，不再说渴了，行军速度也加快了。“望梅止渴”的典故就出自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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