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

李贺(790-816年)，中唐时期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世称李长吉、李昌谷，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后世称他为“诗鬼”。

德宗贞元六年庚午（790年），李贺出生于洛阳附近的福昌县昌谷乡。父亲李晋肃，曾在边塞担任一个小官。家中还有母亲郑氏，弟弟李犹和姐姐王氏。李贺虽然是唐宗室郑王的后裔，号为“皇孙”，但是他出生时家中早已经门庭破落，生活窘迫。

李贺的少年时代基本在昌谷度过。他很小就在诗歌创作方面展露了自己的天才，尤其擅长乐府词句。李贺七岁时（796年）就能写乐府辞章，立意新颖、语言清丽。十五岁（804年），李贺就与李益齐名，以乐府诗歌名动京城。《新唐书》卷二百零三·李益传中说：“益故宰相揆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李贺来到东都洛阳准备参加府试。这年，韩愈因出任国子博士，受人毁谤，来洛阳上任。李贺因《雁门太守行》初步获得韩愈的赏识。皇甫湜也在同年结识李贺。

雁门太守行

相传，韩愈、皇甫湜二人听闻李贺的名声，十分惊奇，于是登门拜访。两人想试一试李贺的才华是否与他的名声相吻合，所以让他当面赋诗一首。李贺提笔而就，一气呵成，作《高轩过》一首。诗中有名句“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韩愈、皇甫湜惊叹不已，李贺因此声名更噪。

元和五年庚寅(810年)，李贺二十一岁，参与河南府进士科举考试，以《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获得了主考官的提携，年末前往长安赴试。但是仅因“晋肃”之“晋”与“进”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韩愈知晓此事后写了一篇《讳辨》，公开为李贺辩护。但是最终李贺依然无法与舆论压力抗衡，没能参加考试。

这年冬天，李贺从长安回到家乡。途中写作《出城》，以“啼鸟被弹归”作为比喻，抒发了“无印自堪悲”的悲凉心绪。

《出城》

元和六年辛卯（811年），李贺二十二岁。托家室关系照应，他被委任为一个九品小官，任职奉礼郎。“家门厚重意，望我饱饥腹。”李贺索米王门，实在是生活所逼，迫不得已。

在这一时期，李贺的诗歌创作进入了重要的时期，诗歌才华也受到广泛的称誉。作诗《李凭箜篌引》《宫娃歌》《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听颖师弹琴歌》等，都以京朝人、京朝事，或京朝风物为主题。一时间李贺名动京城，王孙公子们争相邀请他参加宴会。“相如冢上生秋柏，三秦谁是言情客？蛾鬟醉眼拜诸宗，为谒皇孙请曹植。”诗人当时的盛名，在这段诗歌里可见一斑。然而，京城的繁华和奉礼郎一职的卑贱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让李贺日益陷在痛苦和失望当中。

《李凭箜篌引》

元和八年癸巳（813年），李贺二十四岁。这年春天，李贺送别好友沈亚之，后因病辞官，回到故乡昌谷休养。他的代表作《金铜仙人辞汉歌》疑似在此时期创作，可能是诗人辞别京城，百感交集，将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寄托于诗篇之中。

《金铜仙人辞汉歌》

栖居昌谷期间，李贺在家中撰写诗文、诵读书籍。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表现了田园野趣，另一方面也暗藏着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这年冬天，李贺再次进京，与友人皇甫湜告别，作诗《洛阳城外别皇甫湜》，用语悲戚。

元和九年甲午（814年），李贺二十五岁。他正式辞官，离开京城长安，依次经过河阳、太行、长平、高平，在秋天抵达潞州。在友人张彻的举荐安排下，李贺在潞州做幕僚。这段经历有诗《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为证。

元和十年（815年）春，李贺告别张彻，南下探视正在和州任职的十四兄。回北方时，道路受阻，李贺干脆南游吴会。李贺好友如皇甫湜、沈亚之、陈商等都是南方人，且江南风光对生长在北方的李贺颇具诱惑力，这些因素使李贺下决心一游江南。这一时期，李贺集中创作了一些歌咏南中风土的诗篇，如《追和柳恽》《贝宫夫人》《江楼曲》《莫愁曲》等，读来生动亲切，清新自然。朱自清先生评价说：“若非曾经身历，当不能如彼之亲切眷念。”

《追和柳恽》

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年），李贺二十七岁，从江南回到昌谷老家，不幸病逝。在李贺去世十五年之后，诗人杜牧谈到其家中状况时说：“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可见境况之凄凉。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上奏，称李贺等人没有突出的过错，但是都有奇才，希望能够各赠补阙拾遗。

李贺英年早逝，留存诗作仅二百余首。曾自编《李贺诗歌集注》，共233首。现存《李长吉集》善本四卷，南宋吴正子为它作注，又根据鲍钦止本增添外集一卷。唐宋志都称李贺的诗歌有五卷。可考作品及其创作时间如下。

参考资料：

元和五年庚寅(810年)，李贺参加河南府进士考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

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年），李贺临终前将自己编撰的诗集《李贺诗歌集注》托付给好友沈子明。

李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风格独树一帜，艺术特点鲜明，开创了“长吉体”诗歌。

李贺的诗歌常以“奇峭诡调，瑰丽凄侧”著称，而诡谲中又透出一种神秘之美，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新唐书·李贺传》云：李贺诗“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李贺既受韩愈、孟郊一派险怪诗风的深刻影响，本人作诗又极力避免平淡、求奇求怪、求僻求险，表现出瑰奇诡异之风。

他常常模糊现实与幻想、主观与客观的分界，有时通篇呓语，如《梦天》《天上谣》；有时将实境与幻境融合交错，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有时则化实境为幻境，如《南山田中行》。 在他的诗里，既无情节也不重视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意象的组合突破时空的表层逻辑，使诗歌显得光怪陆离、神秘诡谲。

《梦天》

李贺诗的“冷艳”首先表现在对色彩的运用上。李贺善于在诗歌中刻意建构各种浓郁、厚重、冰冷、神秘、奇特的色彩意象，不同于盛唐诗人所设定的清新、自然、和谐、和谐的色彩。他擅长善于表达精神视觉和梦境中广阔无边的神秘色彩，表达光与色的微妙变化，赋予色彩象征、情感和个性，以色彩为重要手段，营造出冰冷奇妙的意境， 蕴含着诗人独特的思想感情和深意。

这种“冷”的特点也表现在李贺诗歌中意象的选择上。李贺在选取大量具有“冷艳美艳”特征的形象的基础上，通过对形象特征的刻意管理，充分调动了形象中的“冷”特质，使形象从内涵到外在呈现出相同的审美风格。 如“西山日没东山昏” （《神弦》）的东山与西山，是那鬼魂与巫女共舞的地方；“北山饶古人”（《铜驼悲》）中的北山指的也是少年的坟墓——对生命永恒的渴盼与死亡阴影的缠绕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山”本来是坚硬的和充满生机的意象，但是在李贺的运用修饰之下， “山” 在鬼巫的文化意涵下显得神秘诡异，在死亡的悲哀氛围中冰冷无语，呈现出有悖于意象本身特征的独特色彩。

文学批评史家、教授罗根泽说： “ 李贺乐府诗中别具特殊风格，古人形容美人曰：‘冷如秋霜，艳如桃李’，‘冷艳’二字，确可谓贺诗评语。”

李贺的诗歌创作不拘格律，别开生面。他常用七言古体诗进行创作，常常交替使用长句式以及短句式，利用七言古诗句式灵活的优势来进一步表达自己。在七言古诗的结构安排上，与大多数诗人不同，李贺会选择以自己的情感为线索，根据自己的情感变化组织自己的诗歌，这使得李贺写的个人故事的起伏不定，作品也会有一种断断续续的感觉。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李贺的作品才会呈现出一种激荡人心的诗意之美。李贺对七言古诗的章节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方式，李贺的诗也有自己独特的章节。在创作诗歌时，李贺善于进行意象的叠加，这些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过渡并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是平行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样诗意的组织形式，使诗歌的跳跃性大大增强，作者内心的心理变化得以更真实的展现。

李贺在诗中常常使用比喻、通感、代语等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的修辞手法，这并不是直接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诗人主动营造的修辞空间。李贺在诗歌创作当中具有一定的的过度修辞的倾向，这一方面令李贺的诗歌以陌生化的表现手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奇境，并且通过反复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语言体系。李贺表现出的这种倾向与唐朝诗歌力求新“奇”的诗坛风气相一致，将一些前所未有的意象选择和创作手法带入到诗歌之中，为中唐诗歌的创作乃至中国古代的诗歌文学都带来了创新的血液。

但是另一方面，过度修辞和语言的刻意陌生化也使得李贺的诗歌更加晦涩难辨。由于李贺涉世未深，诗歌的主旨挖掘仍然不够深刻。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将李贺“寄意于诗之屈平”的做法看作是“强为索隐，梦中说梦”。

李贺所作诗歌中有一类以描写鬼神怪异为题，总体数量不多，但多出名作，是其诗篇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后世诗评家称李贺为“鬼才”，称李贺诗为“鬼仙之辞”，源头可能正出于此。

在因病辞京的路途中，李贺以一位能够落泪的铜人为集中描写的对象，创作了浪漫主义诗歌《金铜仙人辞汉歌》。这也是李贺的代表作之一。如诗序介绍，这首诗的内容本来是一件史实。李贺抓住其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铜人下泪的细节，创作了这首诗，不但极为生动地再现了史实，并且使史实含藴着的兴亡之感获得浓烈的抒发，“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千古名句至今为人所引用。

《秋来》则是诗人为同自己一样的贫苦不遇的知识分子鸣不平的抒情之作，其中“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两句直接引用神怪，大大增强了诗人悲愤欲绝的心情的表现力量。

《秋来》

李贺的神怪诗，继承《楚辞》的浪漫主义而产生。这种继承绝不是皮毛的效仿，不仅仅是字句上的撷取；在那《山鬼》《招魂》式的“鲸法鳌掷、牛鬼蛇神”背后，包含着诗人深刻的艺术理解。李贺的神怪诗，是把《楚辞》的浪漫主义与唐诗的圆熟技巧相结合最成功的范例。

李贺的讽喻诗以唐代现实中的社会矛盾作为素材，以古乐府和新乐府的形式展现。这类诗在诗人的作品里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又是其中较富思想性的一部份。诗人充分运用了比兴和歌谣的手法，巧妙地讽刺丑恶，热情地讴歌美好，激越地指斥不平。这些诗兼有民歌的清新明快、形象生动和格律诗的锤炼精粹、针线缜密两方面的优点，在唐代乐府诗中独树一帜。但是，由于诗人年纪轻，阅历浅，以及对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肤浅、含糊和无力。尽管如此，诗人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对统治阶级腐败的讥刺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在在都坚持了乐府民歌的优秀的民主传统。

讽刺皇帝求仙的代表作品是《官街鼓》。这首诗借咏官街鼓为题，毫不客气地痛斥了服食求仙的唐宪宗的愚妄。诗人指出“从君翠发芦花色”，人由少年到老年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诗人更进一步说：“几回天上葬神仙”——甚至天上仙人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这种彻底的否定，对妄求长生不死的人真是当头棒喝。在方士炼丹正大行其道的当时，这是异常清醒和勇敢的。讽刺“好方士，求神仙”是李贺讽喻诗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唐，“神仙”已经成了统治阶层腐败的象征，“鬼魂”实在是人民痛苦现实的缩影，李贺则是赋予这两者以象征意味的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牡丹种曲》讽刺长安的“牡丹热”，揭露统治者们的骄奢淫逸。这是李贺的讽喻诗另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牡丹种曲》从头至尾都在描述一连串的优美生动的形象，如同电影里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的镜头，使人应接不暇。诗人的目的是可以意会的，即在于讽刺。然而这讽刺并不明确，也不够尖锐。过分地注重美，因而削弱了讽刺的力量。这正是李贺的讽喻诗的特点，同时也可以说是它的弱点。

对于这一题材的诗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李贺诗歌中又确有含义深刻的诗作，不能视而不见。“若偶然讽喻，则又明白晓畅，如《马诗》二十三绝，借题抒意，寄托显明。又如《感讽》五首之第一首，写县吏诛求，朴老生动，真少陵《三吏》之遗。”

李贺的抒情诗名作不多，但其中《开愁歌》《浩歌》《长歌续短歌》《莫种树》等都是出色的作品。李贺的抒情诗一方面对历史往事有着深刻的感受，将自己的忧患意识寄托其中，另一方面在写景咏物、写人记事方面也展现出独特的抒情风格。他善于运用审美的联觉和感觉色彩等因素进行巧妙转的转化，既能让笔下的景物具有主观的思想情感，又能营造奇幻浪漫的诗境，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

属于这部份的主要是酒席歌筵上的应景之作。其内容离不开饮宴、歌妓一类的描写。典型的作品如《许公子郑姬歌》《花游曲》。这类诗一般都显得情调庸俗，格调不高，流于“齐梁体”的艳冶萎靡一路。此外，有一些很出色的咏人诗、咏物诗，则是值得注意的。它们思想性不强，近于习作，但设想奇特，炼字精警，风格独特。有如音乐家的即兴练习曲，画家的写生素描，别有一种艺术上的特殊价值。《李凭箜篌引》《春坊正字剑子歌》《唐儿歌》《花紫石歌》《自会稽歌》等，均是此中佳构。

作为皇室宗亲，李贺具有贵族的身份，在政治上也怀揣着抱负和热情。同时，浓郁的抒情性也是李贺诗歌的重要特色，他擅长用婉约之笔抒发隐晦曲折的情愫，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情感和郁郁不得志的悲愤思想。在《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一诗中，李贺写道：“欲使十千岁，帝道如飞神”，表达了自己辅佐君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图壮志。然而，仕途上的挫折击垮了李贺的理想，无法阻挡的外部因素使得他无处实战自己过人的才华。于是，他把自己的痛苦和抑郁情怀寄托在诗歌当中，写下了“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全璩杨敬之》）等诗句。

李贺的诗，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悲哀曲折，形象地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冷酷、黑暗的时代，而且具有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不敢表现的或欠缺的反抗精神。

写百姓生活的苦难，李贺在《老夫采玉歌》中以复杂、感人的心理变化写出了采玉人的辛酸和痛苦；写权贵的骄奢淫逸，如《贵主征行乐》描绘“贵主”的放纵享乐；批判宦官专权、揭露藩镇割据，如《吕将军歌》中写藩镇割据、山河破碎，威猛雄健的良将吕将军却有才无用，反而让宦官掌握军权。

李贺的诗歌反映社会的问题，抒发政治情怀，不仅题材广泛，并且批判程度深刻、揭示角度尖锐。并且由于个人志向和腐朽政治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贺对于政治的批判往往带有悲凉的色彩。

在七言古诗门户尽开的元和时期，李贺以其幽奇特色为当时及后世作者树立了标杆，具有重要的诗学地位。在当世，他的诗歌就受到了韩愈、皇甫湜等人的激赏。后来，杜牧为其诗集作序，延誉其诗歌。张碧、庄南杰、韦楚老等人更是刻意模仿，开启了模仿李贺险怪诗创作的潮流。后世作者从宋刘克庄、金赵秉文、元杨维桢到明高启，无一不受到李贺七古的影响。所以，在唐代“古体”数量多于“近体” 的情况下，就七言古诗的演进史而言，李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李贺的诗歌在章法、声调和用韵上，极力追求创新，使得他的诗歌体现出显著的个性色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奇诡”诗风。

李贺不仅广泛运用古代乐府诗，创作了许多借古讽今的诗歌，而且突破了旧的藩篱，以大胆的手法在语言和思想开创了“长吉体”诗歌。他发挥了相对自由的乐府诗形式，尽情歌咏了自己的抱负和情感，其独特的诗歌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特色和创新的价值成为唐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后世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示。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在宋代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唱，成为“长吉体”诗歌的经典，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他的诗歌确实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后来，李商隐、温庭筠等人深受其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诗歌流派，为后世诗人不断研究和模仿。因此，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来看，李贺都应被视为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当今，李贺的诗歌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的研究意义。

唐代诗人杜牧曾评价李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

北宋文学家宋祁将李贺称为：太白仙才，长吉鬼才。

南宋评论家、诗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李贺超越杜甫，与李白齐名：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杜陵非其匹也。

现代学者、文学家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论李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等等。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纲，其心目间离奇俶诡，鲜人间事。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

现代学者，文学家余光中认为：李贺诗歌的表现是一种“以宇宙为背景的幻灭感”，“这种宇宙性的幻灭感和中国古典的历史兴亡感甚不相同，在他精巧的艺术冷宫之中，便留下了一点持久的价值，遥遥地预期着现代诗某些方而的特性。”

据《新唐书》记载，李贺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每天清晨都骑着瘦弱的马，背着破旧的锦囊，去外面游历。游历途中，如果遇见了激发灵感的事情，就马上记在纸条上写好，投入锦囊中。到了晚上回到家里，他再把纸条拿出来，进行选择和整理，然后用这些零碎的句子作素材，精心构思成新的诗篇，并把写成的诗放入另一锦囊中。除了喝得大醉或吊丧的日子以外，他天天都坚持这样做。他的母亲见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又背着锦囊，就让婢女拿过来看一看锦囊里面是什么，当她看到李贺写了这么多诗句，不禁心痛地说:“这孩子真要把心都呕出来才算完啊！”

据《剧谈录》记载，李贺诗名远扬，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拜访，元稹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天，元稹拿着礼物亲自登门拜访，结果李贺并不待见他，还让仆人传话说：“你是明经科及第的人，有什么事要来看我李贺（进士科被迫退考）呢？”元稹不知如何答话，十分羞惭，就离开了。

尽管根据史实考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是也表现出了李贺在人们心中孤标傲世的形象和唐朝时期进士科相对明经科难度更大、含金量更高的历史状况。

据《太平广记》记载，李贺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十分哀恸，经常思念他。一天晚上，母亲梦到李贺来了，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对她说：“我有幸能够成为您的儿子，您对我这么好，所以我从小就听您的话，能读书、写文章。我想要的并不是能够装点自己的门楣，而是想要家族兴旺，报答您的养育之恩。谁能想到我突然死了，不能早晚侍奉在您的左右，这也是天命吧！但是我的离开不是真的死了，是遵循天帝的命令。”

母亲想知道更详细的消息，李贺又说：“最近天帝要迁都到月圃，新的行宫叫做白瑶。因为我擅长写文章，所以召我和其他的文人们一起写《新宫记》。天帝又建造了凝虚殿，让我们编纂乐章。现在我在神仙当中生活着，十分快乐，希望您也不要再记挂担心我了。”母亲醒来之后十分惊异，自那以后，悲伤的心绪也宽慰了许多。

关于李贺的年龄，史书上一直有所争议。一说二十七岁，一说二十四岁。《旧唐书·李贺传》记载：“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新唐书·李贺传》记载：“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

一说，李贺去世后被安葬于陇西(今在甘肃省陇西县昌谷乡袁家湾)。《巩昌府志》记载：“仁寿山在南一里，其山系秦岭支脉，逶迤千余里，至郡之阳而止。右有悬泉，如匹练，近无矣。其上有文昌阁、魁星楼，其背有李贺墓。”乾隆版《陇西县志》亦载：“仁寿山在城西南里许……其上有李贺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修农田水利时坟丘被毁。

一说，李贺去世后安葬在故乡宜阳昌谷（河南省宜阳县三乡镇）。朱自清编撰史书《李贺年谱》上记载：“是年自潞州归（昌谷），卒”，认为李贺是在自己的家乡昌谷去世。现在宜阳县三乡镇仍修有李贺之墓。

李贺故里位于三乡境内，距洛阳74公里，距宜阳县城39公里，交通便利。主要布局是：故居大门、正房、李贺书房、李贺父母所居小院、后花园、李贺诗社等几个部分。旧《宜阳县志》载:"长吉(李贺)多才，栖息昌谷(今宜阳县三乡镇)"。在李贺的诗歌中，有不少直接以昌谷为题的作品。现已重修李贺故居和建设李贺纪念馆、李贺碑亭、李贺文化广场等，并成立了李贺研究会和李贺诗词协会，以对李贺及其诗作进行深入发掘研究。2015年1月3日，宜阳县作家协会李贺故里创作基地在该县三乡镇后院村挂牌。

三乡镇

宜阳三乡村东的连昌河源于陕县，自西北向东南穿谷而过，经洛宁县东北境入宜阳三乡，注入洛河，昌谷就在连昌河与洛河的汇合处，昌谷之名即以连昌河谷而得。旧《宜阳县志》载：“长吉(李贺)多才，栖息昌谷。”在李贺的诗歌中，有不少直接以昌谷为题的作品。

李贺雕像位于三乡驿文化广场，是广场重要的建设内容之一。该雕像由河北省曲阳县多名工艺大师历经一个多月精雕细刻而成，汉白玉取自北京房山区，雕像高6.08米，宽2.04米，厚1.4米，重达25吨。依据历史记载，雕像选取李贺弱冠之年的形象而立。李贺峨冠博带，面庞俊朗，右手拿着诗书，左手置于后背，双目顾盼生辉，神采奕奕，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诗词艺术的追求。一代青年才俊、诗鬼李贺的雕像将矗立于连昌河畔，根植于三乡这片厚重而充满生机的大地上。

李贺雕塑

据统计，李贺诗歌笺注在中国内地共出集注本一种，全注本四种选注本十六种；另有校点本一种，索引和资料汇编各两种。集注本即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三家汇编本，曾多次重印，至今仍是李贺诗集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本子。

2012年4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图书《诗鬼李贺》。《诗鬼李贺》(唐代大诗人故事集)由唐代大诗人故事集编委会编著，用浅显易懂的叙述，将诗人们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性格爱好以及轶闻趣事等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感受唐诗魅力的同时，也能用自己的想象与思考，与这些伟大的诗人们成为朋友与知己，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1930年出版的王礼锡《李长吉评传》是第一部李贺研究专著，全书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从唯物史观探讨李贺诗歌的根源。

1935年朱自清发表《李贺年谱》(《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10月第10卷第4期)，对李贺的家族史，生平、诗作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李贺的一生系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钱钟书《谈艺录》初版于 1948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全书共91 则，有关李贺的多达9则。无论考据史实，还是分析诗歌，作者都能提出独特精到的观点。就李贺研究角度的新颖、眼光的宏大、开掘的深刻来说，钱氏之论至今犹能领一代风骚。

《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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