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全名是《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第一卷出版于1605年，第二卷出版于1615年。

16世纪的西班牙已经从一个庞大辉煌的帝国逐渐走向衰落。西班牙殖民者虽然已经占领了新大陆，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美洲的这些财富却无法满足军队、政府不断增长的开支。贵族们只顾享乐，骄奢淫逸。此外，西班牙依靠天主教取得的霸主地位又面临新教的冲击，不断扩张的领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宗教上，整个西班牙帝国都早已力不从心。同时，当时庞大的骑士队伍在欧洲和美洲享有较高的声望，骑士文学和骑士精神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随着封建体制的解体与武器的发展，骑士逐渐没落，16世纪的西班牙骑士文学变得庸俗、愚昧和暴力。塞万提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之中成长的，深刻体会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和盲目追求骑士精神的愚蠢。

1547年，塞万提斯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德·埃纳雷斯，并自幼便开始跟随父亲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塞万提斯的一生充满了英雄传奇色彩：1570年塞万提斯放弃显贵侍从的身份弃笔从戎，在雷邦多海战中失去左臂。1587年他为无敌舰队当粮油征购员，其足迹遍及整个安达鲁西亚地区。1594年他成为格拉纳达境内的税收员，却发现西班牙各级政府与教会都贪污腐败、沆瀣一气。在这一时期塞万提斯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却因此得罪教会，数度被诬入狱。

作者塞万提斯

在出狱后，塞万提斯度过了一生中最穷困潦倒的时光，他在下层社会的泥泞中摸爬滚打，为了谋生甚至为卖唱的乞丐编写歌词，塞万提斯见证了贵族僧侣欺压人民花天酒地、也因此对贫民产生强烈同情。这些都使他对西班牙社会丑恶的现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在后面的作品中予以呈现。饱经沧桑的塞万提斯在五十多岁时开始创作《堂吉诃德》，他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在书中对西班牙社会的封建制度与黑暗现象都做出了辛辣的讽刺。

《堂吉诃德》第一卷于1605年在西班牙出版，并在全国受到热烈欢迎，一年之内再版了六次，但全书的赢利被出版商拿走，塞万提斯依旧过着贫苦的生活。1613年，有人冒名伪造《堂吉诃德》第二卷，引发了塞万提斯的怒火，他随即写出了第二卷，于1615年出版。

在西班牙拉·曼却的一座村庄里，有一位叫阿伦索·吉哈达的落魄贵族。当时骑士小说风靡社会，他也对此着了魔，甚至自己也想像一位骑士一样外出游侠、行侠仗义。于是他找出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和长矛，还称自己为堂吉诃德。他又把邻村的一位挤奶姑娘想象为自己的女恩主，给她取了个贵族的名字。最后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自己的冒险事业了。一路上，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城堡，想要举行授封仪式，然而却被老板痛打一顿，身受重伤，被乡亲们抬回家中。第二次，他找了一名叫桑丘·潘沙的农夫，并说服他作为侍从一同出去游侠。主仆二人的游侠路上，堂吉诃德做尽了让人发笑的事情，如把羊群当做敌军英勇拼命，把风车看作巨人上前拼杀，把苦役犯当作受害的骑士倾囊相助等。然而，他没有帮助到任何人，只是害得自己挨打受苦，最后被人们装进狮子笼里送回家，不情不愿地结束了第二次游侠经历。

又过了一个月，堂吉诃德与桑丘打算去萨拉戈萨参加比武，开始了他们第三次的游侠旅程。一路上他们又有许多奇遇，还被公爵夫妇请到城堡做客，然而最后堂吉诃德被乔装成“白月骑士”的邻居参孙比武打败，而且被罚停止游侠活动一年。他回到家后不久便重病，卧床不起，死前才幡然醒悟，意识到骑士精神的荒谬绝伦，于是立下遗嘱，如果唯一的继承人侄女嫁给骑士就取消其继承权。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一个小地方的乡绅，他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一个耽于骑士幻想的人文主义者，又是一个喜剧悲剧因素相互交融的复杂形象，人物性格充满矛盾。一方面，堂吉诃德为人处事与现实世界充满悖谬，他深受骑士小说情节的影响，甚至走火入魔，在游历过程中把风车、羊群当做敌人进行砍杀，洋相百出。尽管自己因为“骑士”身份常被讪笑戏弄，还因此断牙断骨，丢了耳朵，被削去指头，堂吉诃德还执迷不悟，认为这种失败是创立骑士伟业应付的代价。这时，他表现出荒诞不经的、疯子的一面。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并非不学无术之人，相反他在骑士道外博闻强识、思路明晰，对文治武功、艺术审美等多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对社会的苦难有深刻的洞察。堂吉诃德是一名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战士，他在思想上反封建、求平等；在行动上不畏强暴，渴望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堂吉诃德身上闪耀着人文主义的理想之光

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前后时代交替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他站在了荒淫的上流社会和黑暗的教会对立面，被认为是体现崇高宗教精神的道德楷模，反封建的革命者，以及革命时代的人民英雄。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叙事学中呈现出更多的文化含义。

桑丘·潘沙是堂吉诃德的随从。他是16世纪西班牙农民的典型形象，具有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也有农民见识相对不高的一面。作者对桑丘形象的刻画具有某种时间脉络上的延展性，桑丘一开始是为了得到某些好处才跟从堂吉诃德出行游历，而在他认识到堂吉诃德荒诞的一面后，便一面咒骂堂吉诃德，一面又希望能碰上一个发财的机会。他经常以清醒的头脑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却始终在堂吉诃德的理念世界中徘徊打转。随着游侠生活的进行，他逐步接受了堂吉诃德的理想并心生敬佩。桑丘虽不识字，但语言诙谐幽默，满口谚语格言，表现出农民的机智。其中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岗位”上，他摈弃自私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巧妙地判决了公爵布下的疑难案件。堂吉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得到了实现。

桑丘·潘沙跟随着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反骑士小说代表作，被马克思称作“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作者遵循了传统骑士小说的写法，将主人公塑造为因骑士小说走火入魔而举止荒唐的形象。并通过堂吉诃德荒诞不经的言行与悲惨遭遇，指出落伍骑士思想对人的荼毒，最终达到否定骑士小说的目的。在叙事模式方面，作者在原有骑士小说的情节结构、表达方式上进行夸张与戏仿，产生了讽刺、荒诞等效果，在嬉笑怒骂中否定了骑士道的内在逻辑，并表达出对骑士规则在今日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质疑。

《堂吉诃德》的写作背景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当时封建势力已经没落，资产阶级的力量已渐渐壮大。然而，由于西班牙王权的反动和宗教势力的猖撅，社会极其黑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堂吉诃德》在书中将这些场景予以展现，如堂吉诃德和桑丘在游侠途中遇到了官兵押送下的长长的苦役犯行列；见到富豪强娶美貌贫苦妇女的婚宴等，深刻描写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抨击了西班牙的黑暗社会。作品中还时常使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讽刺上位者的愚蠢。小说中以两个市政官员学驴叫引起两地流血事件的发生，讽刺了现实中的昏庸官僚；以桑丘秉公执法、断案如神，嘲弄了愚弄桑丘、百无聊赖的公爵。

16世纪以及17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拥有了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冒险与野心使他们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欲望。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时代，许多人文主义者不再盲目信奉早期人文主义的准则，往往返回到原有的信仰中，尝试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医治现实的良方。塞万提斯通过虚拟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来追怀失落的信仰，表达新的人文主义理想，堂吉诃德的理想社会是天下大同的世界，而现实社会则充满着邪恶，他与风车格斗、解救苦役犯，都是为了消除为非作歹的坏人，为了人们享有应得的自由。因此，堂吉诃德的形象，既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也是作者人文理想的化身。

《堂吉诃德》插图

《堂吉诃德》表现出了现代实验性很强的元小说特征。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小说自我意识的表现，既可加强小说的真实性，亦可揭示故事的虚构性。具体来说，塞万提斯在讲述一个冒险故事的同时，探讨了小说是如何被创作、被阅读的诗学问题。

《堂吉诃德》

在《堂吉诃德》中，读者可以感到作者与小说的存在：作者让《堂吉诃德》的书中人物谈论文学，又让下卷中的人物谈论《堂吉诃德》上卷，甚至谈论出现的自己，并继续讨论了作者是否会写《堂吉诃德》下卷的问题，体现出作者对小说创作的思考。此外，塞万提斯还讨论了小说如何被阅读的问题。《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人物普遍把小说当成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然而堂吉诃德不仅把小说当作现实，还要亲身实践，重新走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堂吉诃德将骑士小说中的每一件事都奉如圭臬，选择永远用骑士小说中骑士的眼光观察世界。

在《堂吉诃德》中，作者还巧妙地运用矛盾对比突出人物性格与小说层次，展现出含蓄深刻的哲理。例如主仆二人的形象，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堂吉诃德衰老而瘦弱，桑丘正值盛年；一个高瘦，一个矮胖；一个终日幻想，一个实际至上。作为堂吉诃德的对立面出现的桑丘，在本质上代表了与堂吉诃德相对的现实社会。因此，在总体上他站在现实一边，从讽刺的视角对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投以嘲笑的态度。通过桑丘的头脑清醒与理智去夸大堂吉诃德头脑的糊涂与行为的荒唐。有这位“智者”在中间点拨，读者也因此对堂吉诃德的荒唐心领神会，小说的讽刺性与喜剧性效果也因此增强。

塞万提斯用喜剧性的手法描写了堂吉诃德这个悲剧性的人物，塑造了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矛盾复杂的人物典型。小说中堂吉诃德眼中到处是魔法、妖怪，行为夸张可笑。他主持正义、具有献身精神，但采取的是错误的做法。他妄想在16世纪封建制度衰亡之际，用落伍的骑士道解救天下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使得他的行为，虽然有着高尚的动机，却有害无益，本人也沦为笑柄。因此，堂吉诃德是可笑、可悲却又可敬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的形象具有戏剧性也具有悲剧性。此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多面性与发展性，堂吉诃德从沉迷到醒悟，桑丘从头脑简单到复杂，每个人的性格特征都从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循，源于现实又加以夸张。

《堂吉诃德》一出版就风靡全欧，并在一年之内再版六次。在不到三星期的时间，西班牙就出了三种盗印本，在1613年甚至有人化名伪作续篇，丑化书中人物。塞万提斯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并加快了写作速度，在161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但是当时的文坛只把《堂吉诃德》看作通俗读物，并未对其中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引起重视。直到几百年后，现代西班牙学者才将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并设立了塞万提斯奖、塞万提斯国际艺术节等奖项、节日。

从本书的现实价值看，《堂吉诃德》的传播打击了封建统治意识形态。当时不少青年在阅读骑士小说后盲从小说所鼓吹的忠君爱民骑士道、沦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士。小说出版后在西班牙受到热烈欢迎，也让读者意识到了疯狂吹嘘骑士精神的荒谬，从文化上打击了西班牙鼓吹冒险扩张的主张和高压专制的封建意识形态。

目前，《堂吉诃德》在世界上已被翻译为70多种文字，出版2000多个版本，成为世界上印刷量最大、声望最高的作品之一。20世纪90年代，《堂吉诃德》已成为读者普遍喜爱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2002年5月，在诺贝尔文学院等机构举办的一次评选活动中，来自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作家公推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别林斯基曾评《堂吉诃德》是“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同时，“堂吉诃德”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也成为了后世作家的创作母题之一，如英国作家通过创造“堂吉诃德式人物”，将堂吉诃德融入了英国文学中。例如18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约瑟夫·安德鲁斯传》中塑造的亚当斯牧师（正面歌颂了堂吉诃德的品质）、斯特恩《项狄传》中的托比叔叔，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匹克威克，则展示出堂吉诃德率性天真、善良敦厚的性格特点，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塑造的沉迷于哥特恐怖的牧师之女凯瑟琳，被视为女性堂吉诃德。

在中国，从1922年第一个中文版本问世算起，到2020年止，出版版本超过30种。其中最早的中译本为1922年林纾、陈家麟合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魔侠传》。较为著名的译本是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译本，这个版本由西班牙原文译出，甚至被作为献给前来访问中国的西班牙国王的礼物。在这之后，又有多位知名学者翻译，如董燕生、屠孟超和孙家孟等人。

德国文学家歌德：“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英国诗人拜伦：“《唐·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法国作家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中国学者朱光潜：“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唐·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唐·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唐·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音乐剧《我，堂吉诃德》改编自《堂吉诃德》，1965年于百老汇首演，创造了2329场的连演记录，并在1966年托尼奖荣获5项大奖，并于1972年、1977年、1992年、2002年在百老汇共四次复排，成为历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剧作品之一。2012年，《我，堂吉诃德》英文版由七幕人生音乐剧引进独家版权，在中国本土首次公演，并于2015年推出中文版，于2015年12月18日到2016年1月10日，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18场；2016年5月20日到2016年5月29日，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10场；并在2016年开展多个城市巡演计划。

音乐剧《我，堂吉诃德》海报

法国芭蕾大师马里乌斯·彼季帕改编《堂吉诃德》为芭蕾舞剧，并由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首演于1869年。该舞剧是俄国古典芭蕾早期阶段的代表作品。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堂吉诃德》（2017）

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根据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创造了同名的骑士主题的交响诗变奏曲。整部作品充满了写实主义色彩，真实再现了主人公堂吉诃德悲喜剧兼备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作曲家通过高超的作曲技术与辉煌的管弦乐色彩，将这部变奏作品展开成一幅巨大的画卷，映射出颇具人文主义内涵的作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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