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的父亲张锳正在贵州省兴义府（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任贵筑知府，张之洞便于这年的八月初三（9月2日）出生于知府官邸，在家中排行第四。张锳治家严格，很重视子侄的学业。张之洞四岁时便为他聘请附生何养源教授他学业，之后先后受业于举人黄升三、王可贞，进士敖慕韩等人。童年的张之洞学业勤勉，在严父名师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八岁就学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学习诗文，十一岁时便写出《半山亭纪》，被誉为神童。作品被集成《天香阁十二龄草》，还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十二岁之后，张之洞先后跟韩超、朱伯韩、胡林翼等人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经济之学等，受韩超、胡林翼的经学思想颇深。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岁的张之洞考中生员，次年升入县学，成为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成为举人。咸丰四年（1854年），张之洞回到兴义协助父亲张锳抵抗太平军和苗民起义。同年冬天，迎娶贵州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携妻进京参加礼部考试，被录取为觉罗官教习，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县。就在留京候补的期间，父亲张锳因病去世，张之洞需要回籍守孝三年。咸丰九年（1859年）守孝期满，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会场考官，按例需要回避，未能应试。次年，再次因此原因回避。

直至同治元年（1862年）张之洞才进京参加会试，但未考中。于是离开京城去往河南，同年七月，担任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煦的幕僚协助练军。不久又担任河南巡抚，同时也是张之洞族兄张之万的幕僚，期间代写的奏章屡获赞誉。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张之洞参加会试中探花，赐进士及第，同年五月，被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张之洞二十九岁，结发夫人石氏病逝，留子张权、女张檀。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八月，调任湖北学政。他在到任奏疏中提出自己的施政主张：不以提倡文字为事，以砥砺名节为先。为了选拔人才，张之洞进行制度革新，允许学子不拘泥于制度，能够各尽所长发挥才能。此外又报请朝廷批准，将文童复试做经文改为经解，并且允许根据学子自己申报所学典籍进行考察，这些举措为他赢得了当地学子的称赞。同治七年（1868年）至八年（1869年），张之洞先后两次主持德安、汉阳、襄阳等地考试，期间也主持湖北全省乡试，以端正品行，务实学习两个要义反复教导学子。同治八年与湖北巡抚李鸿章在武昌创建文昌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

同治九年（1870年）春，张之洞迎娶湖北按察使唐树的义女为妻，十月任职期满，携唐夫人返京。当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太平天国等反叛势力相继被灭，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关系趋于缓和。张之洞在此时结识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京师名流，与他们往来唱和。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略馆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张之洞代为撰写“恭进表”，得到慈禧称赞，还给同治帝大婚撰乐章，同年，唐夫人病卒，留子仁颋。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考官，不久转任四川学政。四川科场舞弊横行，作弊手法多样。张之洞为此制定革除考试积弊八条制度，如严厉惩处受贿作弊考官，通缉作弊枪手，四川科场的风气才得以好转。他还注重选拔实学人才来扭转空疏学风，主持修建了尊经书院，扩大入学数量，有时还亲自给学生讲学。同时，他撰写《辅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给学生做指导，教导士子应该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光绪二年（1876年），迎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为妻。次年，出任文渊阁校理，结束学官生涯。

当时的清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开展洋务事务争执不休，军机大臣李鸿藻笼络了一批不认同洋务运动的御史和翰林，这些人以经世匡时为任，标榜不谈洋务，斥责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时人称之为“清流党”。张之洞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等交往紧密，返京后还结识了清流骨干张佩纶，也正是他引张之洞进入清流，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光绪三年（1877年），张之洞充任教习庶吉士，他开始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任国子监司业。在继统继嗣问题上，张之洞迎合慈禧，上疏认为立载湉（光绪帝）为帝合乎民心，在关键时刻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获得慈禧赏识。同年，四川东乡冤死四百余人，元凶却逍遥法外。张之洞本就在四川任职，对此案有所了解，他在一天内连上三折，阐明冤情，迫使刑部重审案件，最终此案得以昭雪，张之洞也因此名声大噪。同年八月，任左春坊中允。九月，任司经局洗马。

光绪六年（1880年），左都御史崇厚与俄国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详筹边计折》，坚持此条约不能签订，提出应该编整军务，放缓立约，并治罪崇厚。上折之后被慈安、慈禧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十九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虽然条约依旧签订，但清流党人的多次献策还是为中国挽回了部分权益。同年，后宫发生“庚辰午门案”，慈禧派她的亲从太监李三顺出宫时遭到禁卫军例行盘问，李三顺倚杖奉慈禧之命，想要强行闯午门，结果与禁卫军禁卫军发生争执，宦官被打。慈禧闻知后想要治禁卫军死罪，张之洞见此上疏，委婉提出这样的刑罚有失偏颇，还会导致之后的宦官仗着主子威势，有可能干涉政务。最终慈禧听从了这个建议，改变了刑罚，还获得了恭亲王等人赏识。这四年张之洞的一系列官职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直言进谏，并且不避嫌怨、不计祸福。他与张佩纶、宝廷、黄体芳被并称为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张之洞实为其中领袖。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张之洞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跃成为二品大员。十二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接任不久，便发觉山东积弊沉疴，吏治疲软，办事时处处受到掣肘，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想铲除，只能全盘整改。他上折《整饬治理折》，制定一系列治理山东的方略，提出要找出根源，表里兼治。之后，他为实现以上规划，整顿吏治、清理财政、禁烟戒毒、兴农练兵，山西官民面貌有所改善。在此期间，张之洞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影响，逐渐转向洋务派。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设立洋务局，招揽精通西学的人才。还购买新式机器兴办实业，期间，张之洞筹办炼铁企业、开通北向和东向两条铁路。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向清政府申请仿直隶（今河北、天津等地）章程训练新军获批。清政府派遣记名总兵李先义、副将吴元恺等人协助操练新军，张之洞编练新军的经历从此发端。

在任期间，张之洞还推行“晋北七厅改制”。因晋北七厅辖区内蒙汉杂居，统治权名义上归山西地方管辖，但实际上统治权掌握在满蒙贵族手里。七厅内治安较差，匪患盛行，营商环境恶劣，管理难度较大。张之洞提出将晋北七厅改抚民兼理事，将“旗人统治”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理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光绪九年（1883）九月，张之洞上《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对改制作了详细说明。光绪十年（1884）晋北七厅改隶归绥道管辖，推行户籍制度。成为晚清政府行政区划演变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因为改制触动了满蒙贵族的利益，遭到极大阻力。比如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事情最终上报到清廷，慈禧左右为难。恰逢此时正值法国进攻越南，越南政府请求清政府援助。慈禧多方权衡之下决定调张之洞离晋赴粤。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将侵略矛头伸向印度支那地区。 法国殖民主义者想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争霸远东。为了保卫疆土，光绪七、八年间（1881年—1882年），清军进驻滇、桂两省与越接壤地区。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大举进攻北析（今越南北部），占领河内。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方面援助，中法大战一触即发。光绪十年（1884 年）五月，中法军队于谅山观音桥发生冲突。法国借此向清廷索赔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同时法军派出舰队北上，于五月二十三日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六月十四日又进犯台湾基隆。七月初三日，法军发动突然袭击，将福建水师全部歼灭于马尾港内。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对法宣战。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光绪帝下谕，令张之洞卸任山西巡抚。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到任后，张之洞立即投入备战事务之中，制定大体防务规划，对内协调同僚关系稳定后方，对外筹划两广防务，筹备军需。并且提议收编曾经反清，现在退入越南的黑旗军，在其取得合法地位后还资助银两，命令清军与其共同作战抗击法军。同时派兵援助福建张佩纶、台湾刘铭传一起抗击法军。张之洞采取东西两路夹击法军策略，光绪十年（1884年）由唐景崧率、刘永福等率领的西路军击溃法军，收复宣光、兴化等地区。同时张之洞大胆启用老将冯子材率军入越作战，光绪十一年（1885 年）二月，冯子材率军击退法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战一举扭转中法战争局势，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战后张之洞称此战为“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但是清廷却决意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诏令传至前线，军民群议沸腾，张之洞当即致电慈禧，希望可以缓期退兵，但遭到其他官员阻挠，条约最终如期签订。经过与法军一战，张之洞对西方军事实力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上报清政府的奏章中，张之洞说到：自从法国挑衅开始，之后各地战事，不是将帅能力不足，也不是兵士不够勇猛，也不是中国的力量不足以胜利，最受到限制的是，是水师没有可以用的人，枪炮军械的不足。中法战争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他开始在广东兴办洋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镇南关战事结束后，张之洞就下令修复黄浦船坞，制造浅水兵轮、发展广东水师、训练广胜军。光绪十二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城北创办军火企业，生产枪炮。光绪十三年（1888年）开设水陆师学堂，大力培养军事人才，开办民用企业，建设炼铁厂，铸造钱币。

在任广东期间，偌大一省，存款不及五十万两，而战争运转，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都需要巨额钱财，张之洞为此广开财源，整顿税收，稽查走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同时注重改善社会治安，缉拿盗匪，整治民间械斗情况，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兴办学校，倡导“教化”安抚措施。还开发海南经济，教当地民族以汉人文化，开垦良田。都在当地取得一定成效。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请求修建芦汉铁路，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可以方便民生，货物运输、征兵、运输军需都会更加方便。朝廷准奏后，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七月十二日，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八月，调署湖广总督。 任内，他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还创办了晚清较为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华中近代纺织工业基础——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等近代工业。芦汉铁路的开筑，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铁路扩展，紧接着粤汉铁路也开始建设。同时扶持民营工业，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这些举措使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政府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张之洞也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

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甲午海战爆发。十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奉诏北上对日作战，张之洞代为署理两江总督。他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认为台湾绝对不能放弃，需要购买船只，结交外援，以图战争胜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多次发表抗议声明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清政府害怕开罪日本，严禁接济台湾，张之洞为大局考虑仍拨款白银三十万两、拨抢一千六百余只，子弹一百万发汇往台湾支持抗战。但引起了妥协派的反击，李鸿章甚至上奏称台民叛变是由张之洞主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洞不敢再接济，刘永福坚守到弹尽粮绝，在九月撤回厦门，台湾最终完全沦陷。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补救措施，主张操练、编整陆海两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不能用夏天的衣服来抵御寒冬，认同了改革军制的主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开始训练更大规模的湖北新军，并且高薪聘请德国和日本军官担任教习，创办陆军学堂，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等各种功课，湖北新军训练成为清末仅次于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张之洞训练的“江南自强军”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

与此同时，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等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张之洞对此先后捐款以示支持，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的方面，他的思想与维新派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也能够借此机会亲近认同维新运动的光绪帝，维新派方面，也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大臣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康有为亲往江宁，劝说张之洞共同变法，张之洞亦重视对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光绪帝召见张之洞，希望他可以主导维新变法。但不久，维新运动遭到慈禧阻挠而失败，张之洞趁此机会推出融贯中西，权衡新旧的精心之作《劝学篇》，此篇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他的政治思想，以及对维新派的尖锐批评，慈禧事后清洗维新运动相关人员使便没能波及到他。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形势越演越烈，清廷错误判断形势，向外国宣战，招致八国联军侵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劝阻清廷未果，为保护辖区，同年五月三十日，张之洞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发起“东南互保”。通过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他们声称皇室下令向八国开战是被义和团挟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拒绝与外国开战，保住了全国财赋第一的东南地区，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此后，山东、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先后宣布参加“东南互保”。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在一连串冲击下，为了平息舆论，宣布实行新政。并在次年发布《议和大纲》，惩处“宣战派”并下令镇压义和团，对东南互保大嘉赞赏。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规划新政，任命刘坤一、张之洞为参预政务大臣，后增补山东巡抚袁世凯，而新政具体实施的也正是他们三人。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改革内容涉及教育、军事、行政管理、国家体制和法律等五个方面，总共达四万余言。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次年十月，刘坤一逝世，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袁世凯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要人物。变法三疏实际上成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但此新政却没有真正落实到地方，而是循例敷衍。清政府为进一步挽救危急，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张之洞则上奏立宪本意在于拯救专制，但司法独立却不适合中国情形，得到慈禧认同。之后，张之洞在行动上赞同立宪，派遣钦差大臣赴各国考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军机大臣瞿鸿机被弹劾罢官，清廷有意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于是把当时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十八日，张之洞获授体仁阁大学士，七月二十七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当时社会上排斥汉人之风盛行。张之洞主张消减“满汉之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慈禧下令各地衙门推行。此后，一些措施诸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得以实施。十月，光绪帝、慈禧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更加排斥汉官，表面以“顾命重臣”礼待他，实际上却不采纳他的政见，张之洞于是萌生退意。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张之洞因严重肝病卧床不起，渐离权力核心。

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同年二十三日，清政府赐谥文襄，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次年，张之洞归葬于故乡南皮。

张之洞在近代工业上的实践始于在广东抗法期间，这一时期兴办的企业主要是军事工业，比如枪弹厂、枪炮厂。此外，因为洋务运动“自强”需要“求富”的支持，因此张之洞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同时，也利用广东开埠的优势兴办纺织、炼铁等工业。张之洞在广东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建造广州机器铸币厂，成为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

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以湖北为基地，大力推行新政，兴办近代工业企业，让湖北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除致力于洋务实业外，对于民营工商业也有意扶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设立汉口商务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张之洞还在武昌、汉口开设电话。方便商业联系。此外，张之洞借鉴西方各国的商学模式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汉口开设商务学堂，出版《湖北商务报》。同年，张之洞在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用以展示省内外各种商品，这是湖北最早的博览交易会。此外，张之洞还扶持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装机容量一千五百千瓦，居当时全国第三。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批准道员程祖福集股银三十万两，于黄石附近台子港开办水泥厂。

张之洞督鄂期间实施的振兴工商政策，使武汉三镇工商业有很大发展。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896—1905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其后两三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

张之洞创办的近代代表性企业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就与晚清政府建设铁路有关。当时张之洞在建设“津通铁路”的建议上被醇亲王奕䜣采纳，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张之洞奉调任湖广总督，以便于监修芦汉路南段（北段由直隶总督监修）。

修筑芦汉铁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张之洞成立铁路总公司来修筑芦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与比利时修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芦汉铁路全线贯通，从卢沟桥到汉口总长一千二百公里。同年清政府将铁路改称为京汉铁路。直到今天，京汉铁路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

督办粤汉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清政府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将粤汉铁路建筑权让与美国合兴公司，但两年时间只建成广州黄沙至郭塘间18千米铁路。光绪三十年（1904年），合兴公司私自将粤汉铁路的股票转售予比利时公司。张之洞认为美商这种做法是“无端废约，应立即议废”，张之洞的主张得到广东、湖南、湖北商民的支持，坚决要求收回路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之后张之洞他以680万元的价格将粤汉铁路筑路权赎回，采取各省自定办法的模式兴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铁路总局，兼管粤汉、川汉两路修筑工程。但是随后张之洞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压制三省“商办”，并不顾各界的强烈反对，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此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事态尚未平息，张之洞便与世长辞。

张之洞幼年既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也被胡林翼等人的西学思想所影响。踏入仕途后，张之洞先后担任十年学官，期间又恰逢洋务运动兴起，张之洞对新式教育从抵触到推崇和实践，仅在武汉建立的新式学校就有几十所。其中诸多措施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促使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

张之洞在就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这一时期办学思路只主是模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习，讲授各门课程。在学期满之后，还会派遣优秀毕业生留学增长见识。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式教育，这一时期的主要办学思路为创办实业学堂、普通学堂和师范学堂，开全国基础教育先河。

主要新式学堂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游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在游学方向上，张之洞主张留学日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派出湖北第一名公费留日学生戢翼翚（1878—1908）。此后又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等课程。据光绪三十三年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 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 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辛亥革命二号人物黄兴就是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派遣的留学生中的一员。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对海南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光绪十三年（1887 年）二月，张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上书清政府申请开发海南。在章程里，张之洞提到“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张之洞设立“ 抚黎局”，采取健全户籍制度，设置黎族土司，授权自治。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权，鼓励发展经济，新开田亩三年内免征赋税。还在黎族聚居区开设“义学”，教授汉语汉文。为加强海南防务，张之洞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便军事信息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张之洞给海南加筑炮台，添置巨炮，来加强海防。

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主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最初是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这一思想也被后世称之为洋务派的“总纲领”。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称：如今的学者，必须先通晓中国的先贤学者所撰的典籍要义，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历史、风土都有所了解，集中学会之后，再选择西学不足之处，补充到我们的文化中来使用。他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维新派“开议院”、 “兴民权”的主张。

张之洞从清流转向洋务主要是在担任山西巡抚期间，这一时期，促进张之洞接受洋务思想的主要背景是“自强”“求富”的目标。从山西开始到两广、两湖、两江（短暂任职），张之洞的主要举措无论是兴办新学、还是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开展。即使在新学上，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也是“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即培养思想上的“卫道者”，用新知识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比如正张之洞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生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在洋教习听课的时间里，也是给学生上经史、策论等内容。

但随着时局发展，洋务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洋务派也“与时俱进”。张之洞提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法者所以适变也”的思想来抨击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也遭到严重挫折，此后，洋务派与维新运动交织在一起。在上海，强学会的入会者和赞助者主要是洋务派，并由张之洞的亲信“主沪会”。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1902年7月，张之洞与刘坤一共同上奏清政府《变法三疏》，强调变法的必要性。1905年前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各政治派别发生急剧分化和改组。洋务派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死去，张之洞进入老朽之年，且势孤力单，张謇等人转化为立宪派首领，这个政治派别也逐步消失。

张之洞一生以“儒臣”著成，勤于笔耕。终其一生，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流传于世，一生著述辑为《张文襄公全集》，成为晚清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张之洞生前出版的作品有《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在张之洞所著作品中影响力最大当属《劝学篇》，《劝学篇》共24章，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著成。书中主要阐述的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全文先后被两湖书院、桂垣书局、中江书院等重印，总发行量超过二百万册。1900年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 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v Hope ；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Victory ChangChintung）作题，一时风行海外。

张之洞11岁时随其在兴义府（今安龙县）任知府的父亲张锳到半山亭赴宴，即席创作700余言的《半山亭记》，文词绮丽，一挥而就，被称之为神童，全文刻于半山亭，至今犹存。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称赞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推出的革新举措：获得湖北学子众望。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说：今日可以顾全大局，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只有香帅一人。

民国报纸《申报》评价：张之洞是近数十年汉人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是光绪朝三十四年可以数得上的人物。《新闻报》评价：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资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评论：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张之洞传》评价张之洞：身长短小却很长且浓密的胡须，风仪出众。凡是他所到任的官职，必定会有出彩的施政。爱惜人才，好结交友朋，是名流文士争相结交的人物。任封疆大吏数十年，直到逝世，家中也没有一亩田是不该得到的。为当时的人所称贤，至于他的政事，都是亲自处理，想要挽救国家却没能做到，于是在忧心中死去。

当代历史学教授欧阳跃峰在其论文《张之洞洋务思想论析》中写：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成为不可阻碍的历史潮流，张之洞缘此步入洋务之途，大力兴办洋务事业，积极引进西学，都对中国社 会的进步发生过推动作用。但是，戊戌以后，张之洞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一度视西方的宪法、国会和民权学说为洪水猛兽，极力堵拒，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台湾历史学家苏云峰曾说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

当代教授张传燧、袁浪华在其论文《张之洞近代学科知识体系构建思想及其影响》中写：张之洞关于近代学科知识体系的思想对近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在现实社会的落地生根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进而促进了西方学科知识的引进与传播、消化与吸收，推动了传统知识内容与西方学科知识的融合，推动了传统课程体系向近代课程体系的转变。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都和常人不同。又喜欢养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次亲自喂它们食物。猫有时把书弄脏，便自用手帕擦赶紧，不认为很脏。还对左右侍从说，猫本是无知的，不能加以责怪，如果是人这样，则不可以饶恕。

张之洞病重时，摄政王载沣亲自前往探视，张之洞本以为载沣会询问他些国家大事，没想到载沣只是对他说，赶着去参加六国饭店的酒会，因为会议上会商谈一件涉及千万英镑的贷款大事。张之洞没想到摄政王不仅没有询问国家大事，还把一千万看得比他重要，于是没再说什么。待载沣离开后，有人问载沣说了什么。张之洞只是长叹一口气，说：国运尽矣。

张之洞虽生于贵州、长于贵州，但是祖籍是直隶南皮，入仕之后，张之洞一生历任多省学官和封疆大吏，旧居多不可寻。后世一般将张之洞晚年位于北京的居所当做张之洞的故居。

张之洞故居最初是一座三进的大院落，1907年张之洞进京后置府邸于白米斜街。张之洞故居分为东西两院，西侧院是住宅，东侧院原来是花园，两个院落内部相通，并有后门通往什刹海岸边。此后，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两万两白银，对宅院进行了修缮。修缮后的府邸新建了砖木结构的二层观景楼。观景楼是前廊后厦的结构，在楼上可远眺地安门内的皇城，也可观赏近处的荷花绿柳以及钟楼鼓楼。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一书中描述，张之洞故居整体格局为“深”和“大”，风格上呈现中西合璧。

张之洞去世后，其住宅历经多次变迁，原中路、东路以及西路的诸多建筑和格局早已不存，花园、假山、凉亭都已被毁，取而代之的是因地制宜建起的民居。如今这里已成为普通住宅区。

张之洞在北京、武汉、贵州、南皮均有纪念馆，仅武汉就有多处。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武汉黄鹤楼公园（原首义园）内的抱冰堂、北京抱冰堂、南皮县张之洞纪念馆和贵州安龙县招堤张之洞纪念馆。

武汉抱冰堂建于1907年，成于1909年，位于武汉市武昌蛇山南腰，首义公园内，湖北省图书馆东面。是张之洞的门生为纪念张之洞进京任军机大臣而建。因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因此建筑被命名为“抱冰堂”。初建时，武汉抱冰堂采用横长方形青砖木结构，呈现单层飞檐穿斗漏花的建筑风格。四周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张之洞去世后，抱冰堂曾改为他的祠堂。此后历经多次修缮，抱冰堂的门窗格扇已换成现在的一般样式。“抱冰堂”的匾额也由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重新题写。

武汉抱冰堂正面照

武汉抱冰堂侧面照

武汉抱冰堂除了是张之洞纪念馆外，还曾是共进会成员聚会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张之洞在湖北推行的新政，客观上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1911年8月，革命党人在抱冰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起武昌起义。因此，武汉抱冰堂在革命党心中具有很高的的历史地位和纪念意义。

2008年，武汉抱冰堂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再次对抱冰堂进行修复。2020年，公园管理处对抱冰堂重新布展。

抱冰堂另有一处在北京，位置在西城区龙爪槐胡同8号院。张之洞进京后，其门人弟子在北京龙树寺也建造了一座抱冰堂。张之洞去世后，抱冰堂也被改为祠堂，军机大臣徐世昌题匾“抱冰堂”。清末民初，北京抱冰堂被改造成民居。1956年被陶然亭公园接管，次年修缮竣工，公园管理处迁入院内办公，将抱冰堂前厅用作大众茶馆。同年六七月间，老舍题写匾额“抱冰堂说唱茶馆”。

北京抱冰堂一角

此馆位于贵州安龙县城东烈士陵园内，是贵州省唯一一座纪念张之洞的纪念馆。2017年，安龙县政府投资建设张之洞博物馆，2018年张之洞纪念馆开启提质项目建设。此后历经多次建设，张之洞纪念馆初具规模，成为安龙县招堤风景区重要旅游景点。

张之洞雕像较多，除每个纪念馆有建设张之洞雕像外，武汉还有众多张之洞雕像。其中武昌有10座张之洞雕像，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的张之洞雕。其于2010年建成，位于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西北侧。汉阳有4座张之洞雕像，代表性的是汉阳铁厂内的雕像。汉口张之洞雕像位于汉口北的万国城街区。2011年4月，安龙县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影电视局公开征集张之洞塑像雕刻，同年，雕像建成。2021年10月1日，武汉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冯天瑜与武汉表演艺术家何祚欢共同在汉口镇大门为张之洞的全身雕像揭幕。

河北省张之洞研究会前身是成立于2004年5月的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2016年，河北地质大学举办纪念张之洞诞辰179周年学术报告会，张之洞研究学会会长于永昌先生做主题报告。2018年，河北省张之洞文化研究会还参与电视剧《张之洞》的剧本创作和修改。

“张之洞文学奖”由河北省张之洞研究会、河北省散文学会、中国网络作家协会、沧州市作家协会、南皮县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于2018年5月在张之洞故里河北省南皮县正式启动。征稿体裁以散文、诗歌为主。长春作家曹景常的组诗《那个叫南皮的地方》获得首届“张之洞文学奖”诗歌类作品金奖。

“张之洞奖”是黔西南州书法最高奖，于2013年8月开始举办。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展开[a]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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