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

莫高窟（Mogao Caves）是中国敦煌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也是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丝路明珠”“东方艺术明珠”，别名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莫高窟以其彩塑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莫高窟之名，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由于年代久远，该题记已泯灭不清，但标题“莫高窟记”四字却十分清晰。而在隋代，莫高窟又被称为“崇教寺”，安置僧侣从事莫高窟的营造、管理以及其它佛事活动。

莫高窟大致有三层含义：一为字面解释，即沙漠高处的佛窟，古人常将“莫”与“漠”通用，另外莫高窟又称莫高山，地势比敦煌绿洲高出一百五十多米。二是少数民族（突厥、回鹘）语言的音译，意为“圣窟”。三指至高无上的佛教活动场所，佛教典籍中常用“莫高”形容佛教事业及高僧大德。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到来促进了敦煌开发，受到高僧的感召和统治者支持，在当地大族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关于莫高窟的始建年代，据第156窟前室北壁上的晚唐墨书《莫高窟记》记载，莫高窟始建于西晋末年；又据《沙州地志》P.2691所书，洞窟始建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再据敦煌研究院藏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初开凿于“五胡乱华”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僧人乐僔行至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目前三说并存，但通常多依前秦建元二年说；后来一位从东部地区而来的禅师法良来到莫高窟后又在乐僔的洞窟旁边开凿了第二个洞窟。

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文化后经平城到洛阳发展为更高水平的佛教文化。北魏末年中原动乱，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任瓜州刺史，使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作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又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型石窟。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于义、李贤带领下，莫高窟掀起了开窟造像的高潮。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莫高窟石窟开凿影响不大。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初步认为第267至271窟及272、275窟是现存最早的石窟群，建造时间可能在北魏以前，其它代表北魏时期的洞窟建造于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公元538~539年）。

莫高窟北魏彩塑

隋朝南北统一，中国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因统治阶级十分推崇佛教，敦煌各阶层民众短短三十年里在莫高窟开凿了大约80个洞窟，形成了兴建石窟的新高潮。唐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丝绸之路重新活跃，来往僧侣商队络绎不绝，莫高窟得到上升式发展。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图样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相开凿”家窟“，粟特商人也带来了异域情调，至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有窟龛一千多所，十分雄伟。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北兵力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空前发展，并且避过了“会昌法难”，莫高窟依然维持着昔日荣光。吐蕃崇佛政策影响了后来的归义军，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新的造窟高峰，并被称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晚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的两次灭佛，使佛教遭到沉重打击，佛教各宗派已日趋衰落。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敦煌佛教艺术也呈衰退趋势。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维护了境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为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五代、西夏和宋元时期，莫高窟仍有开窟造像活动，但规模和艺术品质远不及隋唐。五代261窟和宋代55窟尚保存有较完好的整铺塑像，从中可见莫高窟宋元时期彩塑，其窟内组合仍旧沿袭隋唐，造型和衣饰也仍有唐代流风余韵，但风格日趋精谨，气质活力以及个性特征逐渐减退。

宋代团凤莲花四龙纹藻井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代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莫高窟第96窟的窟檐经过了历代重修，唐代建为四层重檐，五代重修为五层，到了清朝末年（1898年），莫高窟第96窟再次重修，改为七层。民国时期，1928-1935年间再次重修，改为九层，俗称九层楼。

清朝末年，道士王圆簶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被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将这批文物悉数运至兰州保存，但都得不到清政府关注，敦煌离兰州千里之遥，运费颇巨，上级未批准，叶昌炽也就作罢。1906年叶昌炽卸任回乡，自此与敦煌失之交臂。王道士私下将文物倒卖、献予官绅，自此秘宝闻名于世。这之后，敦煌瑰宝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家，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1907年，第一个进入敦煌藏经洞的西方人斯坦因，把29箱、数千件古代文献、绘画刺绣等珍贵文物带到了英国；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等，其后，编作了《敦煌石窟图录》；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

石窟的惨象

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运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其实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获得数百写卷和一些残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又获得300多个卷子和一万余号残片及绢画等，而且他们还测绘了莫高窟的许多洞窟，拍摄照片，但这些考古记录并没有发表。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根据伯希和的图录进行图像学研究，在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药师如来像 唐

1938年，画家李丁陇到敦煌临摹壁画，他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人。1941年，画家张大千到敦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临摹。张大千为洞窟编了号，共编309号，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1942年画家谢稚柳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5月，由当时教育部成立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陆续到达敦煌，进行学术考察，临摹壁画，成果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并以各地考察收集的资料、照片、临摹品举办展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等学者，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夏鼐和阎文儒等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还考察了敦煌周边的汉长城，并发掘了敦煌地区的古墓葬。这些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应于右任先生及其他有识之士呼吁，国民政府于1944年成立了国家级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并请来了以著名油画家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所长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对石窟进行了基本的维修和保护。同时，展开了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壁画临摹，对外展览，以宣传敦煌艺术。史岩编成《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李浴完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安西万佛峡石窟志》等。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公开出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对敦煌石窟有计划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逐步展开。

常书鸿与同事在莫高窟勘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高窟残破不堪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莫高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先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周恩来总理在国家经济拮据之时依然心系对莫高窟的保护，他批示加固莫高窟危崖，有效遏制了崖体和洞窟坍塌，保护了珍贵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彭德怀、叶剑英、胡耀邦同志先后到莫高窟视察，在赞美精妙的艺术及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同时勉励这些坚守大漠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1961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地对洞窟的内容、时代作了全面的调查，对供养人题记进行校录。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周一良、金维诺等学者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王逊等学者则从美术史视野来看敦煌艺术的特点。此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等论文涉及敦煌石窟构造、塑像及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对莫高窟的调查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十分关切莫高窟的保护工作。1981年8月7日，邓小平同志莅临敦煌，在了解到职工们长达40年一直居住在没有水电的寺庙土坯房后，指示中央财政拨款，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宿舍并解决了职工无处就医和子女上学的问题。

邓小平在敦煌千佛洞

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研究队伍，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江泽民、胡锦涛都先后来到过敦煌视察文物保护工作，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不能把敦煌变成第二个楼兰”“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甘肃省政府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制订实施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把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推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形成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规范。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的重要指示。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

2023年11月9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造的“数字藏经洞（国际版）”正式对外发布，产品将推出英语、法语版本，前期重点面向欧洲地区推出。“数字藏经洞”创新运用游戏科技等前沿技术，以4K影视级画质，在数字世界再现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数字藏经洞（国际版）”发布

莫高窟所处的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酒泉市代管的县级市，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南部为三危山、鸣沙山，北为戈壁，中部则是党河下游冲积而成的一块平原。古时敦煌西部的广袤地区总称西域，而敦煌是进入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使团商队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敦煌莫高窟成为几大文明的交汇点，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文化的交融带动了经济的交往，使得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繁荣之路，而敦煌正好处于这条道路的东部咽喉。

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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