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Second Opium War）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期间，英国、法国两国在美国、俄罗斯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两次战争的本质目的相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特权和利益，故意加紧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经济掠夺。19世纪50年代，随着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资源和商品市场变得尤为重要。先咸丰四年（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了中美《望厦条约》中对贸易条款和海面各款稍作修改的条款，援引最惠国待遇，要求清政府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全国开放贸易、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交大臣常驻北京等。法国和美国也呼吁修改条约。清政府拒绝了，谈判无果而终。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美国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但仍被清政府拒绝。因此，西方列强决定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咸丰七年（1857年）至九年(1859年）在世界范围内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危机自美国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到欧洲大陆。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期，恰逢欧洲面临着全面的危机，由于加紧开辟和压榨殖民地市场是资本主义逃避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此背景下，英国和法国下定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

当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地贸易在他们国内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列强之间对于东方市场的争夺也就日益加紧了。咸丰三年（1853年）至六年（1856年）爆发了英法和沙俄之间争夺土耳其帝国及其附庸国家的一场残酷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在战争中失败，从黑海出口的通路被堵塞了，它就不得不转移方向经营中东和远东，大批的哥萨克移殖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清朝和沙俄之间开始产生了国界问题的纠纷。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在对俄战争取胜以后，也把视线更多地集中到远东，他们抱着进一步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想要通过战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与清朝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调整了对华政策，即根据条约逐渐从军事进攻转向以“和平”手段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中央政府一直被外国宗主和派系的坚持所主导。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六年里，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局面。然而，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开始，中英之间不断出现新的争端，两国关系再次恶化。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原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上任后，要求清廷按照先前的承诺，允许英国人入城。然而，徐广缙却无视承诺，拒绝了英国人进城的请求。徐广缙还组织乡勇在珠江两岸列队高呼抗英口号。英国人担心强行进入这座城市将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并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当时他忙于欧洲战事，又很难抽出大规模的部队在中国组织新的战争，于是他决定采取迂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的要求，为其他各方的利益而战。但英方在形式上依然做出强硬的姿态，即以文翰的名义向徐广缙递交了一份带有威胁的声明，指责清朝破坏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英方“入城权利”，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

英方已预先埋设了未来再次提出入城要求和扩大事态的引线。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广州城里搭起了6座宏伟的牌楼举行庆祝，并向宣宗报告称：英人惊恐“众怒难犯，遂尔畏葸中止”。宣宗为这意外的“胜利喜讯”而振奋，赞赏了徐广缙、叶名琛等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徐广缙等清朝官员的盲目排外，削弱了外交政策的灵活性，表明清朝外交政策从宽松到强硬的急剧转变。英国迂回战略的实施和清朝对外政策的再次转向盲目和强硬，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加激烈。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订立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很快即可将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然而，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英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比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底减少了75万磅，还不到英国在荷兰的一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抵抗力，而且因为战后英国等国大量进口鸦片，使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出口收入抵消，无法从英国购买更多的工业品。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可是，英国资产阶级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为此它就要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控制。这就是英国提出“修约”交涉和随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

英国的同伙法国，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很快发展，咸丰元年（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1808—1873）上台后，疯狂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侵华事件上与英国有完全相同的愿望。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等有关条款，遭到拒绝后，它联合美、法两国，于次年再提“修约”要求，又遭到中国拒绝。之后，英、美公使于这年10月率舰到大沽口，要挟与清政府谈判。英国提出的修约内容有：中国开放内地和沿海城市，准英舰自由航行长江，鸦片贸易合法，废除子口税，公使常驻北京，等等。这已不是“修约”，而完全是要另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只同意减轻上海关税，拒绝了其他各条。英国等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达目的，就转而准备用发动侵华战争来实现其各种无理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展。而就其经济背景和战争性质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仍然是外国资本主义要求扩大和加深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取得的特殊权益，进一步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曾对中国市场抱有很大希望。当然，侵略者凭借着由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确曾增大了对华贩毒与商品的输出，并对于中同的东南沿海产生了破坏作用。可是，相对于侵略者的贪欲来说，由于鸦片贸易并不能替代商品输出，因而其继续扩大商品市场的根本愿望则仍未满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对华贸易又陷于停滞状态。那些为对华贸易的冲动而生产的巨量商品，由于没有销路而引起了工业肖条。咸丰六年（1856年）又发生了周期性危机，物价猛跌，成批的企业倒闭。

英国资产阶级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市场尚未被完全打开而导致的结果。为了找出扩大对华贸易的对策，他们组织了各类工商团体来华调查。调查结果，把对华贸易未能如其期望扩大的具体原因归纳为:并不是因为中国对英国货没有需求，也不是由于其他国家和英国竞争。唯一的原因是中国的白银被鸦片大量吸收去了，因而对于英国进口商品缺乏支付手段；英国对于中国的商务遇到了反对，这种反对起源于人民的偏见；中国人久已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花费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和最大部分的奢侈品；英国资产阶级当然不会放弃鸦片贸易这一项重要财源，于是就认为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控制清政府，用它来帮助压制中国人民的"偏见"，并力图进一步扩大侵华特权以夺取新市场和扩大旧市场。他们"以为商业的发展是与开作商埠的港口数量成正比例的。"从而，蓄意再次进行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开放更多的商埠。

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不仅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影响了英国在华贸易，使英国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大打击。因为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下游后，丝与茶的出口减少使英伦的丝茶价格上涨，而洋布则在上海滞销跌价，同时，太平军又严禁鸦片，这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最致命的打击。外国侵略者曾经幻想太平军改变这些措施，因而相继"访问"天京。太平军毫不妥协的态度，使侵略者感到侵华权益有与清政府同时覆亡的危机。因而，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积极提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要求。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对于外国侵略者还存在着疑忌。于是，侵略者再次使用了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满足其要求。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派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血泊中勾幻起来，从而完全敞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清朝政权的腐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已经充分暴露，战后更加明显，这就给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朝末期，随着鸦片的流入和泛滥，中国的白银不断外流，银价上涨，使得农民的租税负担上涨一倍至两倍。同时，外国商品的不断流入，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使得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封建经济结构的结束起了巨大分解作用，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封建制度岌岌可危。

同时，清朝的财政在早已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要支付战争的巨额赔款，再加之清朝由于连年的灾害，欠收许多田税，于是清朝采取强制捐献的形式，搜刮民膏民脂，剥削百姓。而在官场上，官员腐败，萎靡之风，随意酷刑等状况层出不穷，甚至连封建士大夫都看不下去。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反清的意志不断高涨，同时也给了虎视眈眈外国侵略者入侵的机会，于是新的侵略战争正在外国侵略者的酝酿之中。

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都有关于允许外国人在五口传教、中国官吏对外国传教士一体保护的规定。法国更是逼迫清政府于1846年正月二十五日明诏弛禁传教，并发还康熙年间封闭的天主教堂址等。根据清廷诏谕规定，外国人不允许在大陆传教，以示不同。”然而，外国传教士不顾条约的规定和清政府的法律，经常穿着宗教服装到大陆传教，甚至在外国领事管辖制度的保护下，以传教的名义实施违法行为。

1853年，巴黎外国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马赖从广州非法进入贵州，受贵州天主教会的派遣，与助手及华人信徒白小满、曹贵在广西西林县秘密传教。他们到西林后，广泛接纳流氓土匪入教，并包庇教民在农村横行，引起民愤。1855年夏，西林村民将马赖告上县衙，西林太守黄德明怕民愤，派勇将带马赖到县衙劝他离境。离开西林几个月后，马赖在同年冬天逃回了西林。此时，西林县知县已由张鸣凤继任，他一改前任知县迁就曲护的做法，严厉惩处非法信教的人，处决了不少人。根据皇帝的法令，马赖被禁止离开这个国家。但马赖没有理会。3月5日，西林县当局经审判处决了马赖、白小满、曹贵。这一事件被称为“马神甫事件”，又称“广西西林教案”。当时法、英、美等国相互勾结，试图迫使清政府全面修改条约，但未能成功，并试图为武装侵略中国寻找借口。得知此事后，便决定借机发动侵华战争。9月28日，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见英国驻法国大使考莱，表示法国政府“决心对这一残忍的谋杀进行全面赔偿”。如果法方临时代办谈判失败，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就打算从本国派遣一支远征军。”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希望“如果压迫是必要的，英美政府将与他们联合起来，为无辜的基督徒被谋杀报仇。”

1856年3月，英、法与俄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制造了亚罗号事件，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

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一百吨的划艇，后被海盗夺去，辗转属于中国人方亚明所有。1856年10月8日，该船停泊广州黄埔时，广东水师上船搜查海盗，捕走十四名中国水手中的十二人。这本来纯属中国的内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坚称是英国船。他还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硬照会，无理要求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道歉和赔偿。实际情况是：亚罗号在香港注册，所领执照的有效日期到1856年9月27日为止，因此，即使把领有香港执照的船指为英国船，此时亦已过期失效。至于中国水师在船上扯下英国旗，更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据当时香港的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11月13日出版的一期，援引一个证词说：“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

尽管事实如此，英国政府蓄意借此扩大事态，挑起侵华战争。10月10日，当叶名琛派人把经审讯证明不是海盗的九名水手送回亚罗号时，巴夏礼拒绝接收。21日，他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公开释放全部十二名人犯，并当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但当22日叶名琛把十二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决意发动侵略战争。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6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中国帆船、小艇与英国军舰交战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英舰十多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北上，陆续到达白河口外。当舰队尚未集中完毕时，葛罗提出：为了争取时间，作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先向清朝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清朝政府派．出全权大臣进行谈判，待战争准备完成，再寻借口使谈判破裂，立即进攻大沽与天津。

同年4月24日，四国公使各自发出照会，要求清朝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前来大沽会谈。英、法照会口气十分强硬，限令清朝政府在六天内答复。俄、美两国则劝告清朝政府接受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使“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清朝政府当时正将庞大的兵力集中在南方，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起义。它还十分耽心京、津一带前一年遭到严重旱、蝗灾害，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随时可能爆发起义。清朝政府明知这群强盗狼狈为奸，但是依然幻想利用侵略者手法上的差异，拉拢俄、美，争取法国，花费不太大的代价，与侵略者达成妥协。

但是，清朝政府对侵略者许多要求的疑虑，这时还没有消除。英、法侵略者见清朝政府还在吞吞吐吐，不肯立即答应全部要求，便忽而借口清朝官员没有全权资格，忽而借口清朝政府的复照写得不合规格，拒绝同谭廷襄等人直接会谈。同时，利用这段时间，仔细探测了白河口的水道、地形和大沽炮台的军事设施，加紧作好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由英、法联军“驻守。清朝政府拒绝后，英、法侵略军就突然以数十只小轮船和舢板，闯进大沽口，攻击大沽炮台。俄、美两国船舰也驶进白河，为英、法联军助威壮胆。谭廷襄带头乘轿西逃，清朝其他重要官员也都跟着慌张逃走。广大爱国士兵和下级军官自动坚守岗位，给侵略者以很大杀伤。当炮台被炮弹击中，里面的木梁燃烧起来后，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决不后撤。炮台被毁时，爱国士兵纷纷从炮台奋勇跳下，冲进敌群。他们的战斗精神，吓得侵略者目瞪口呆。一群法国侵略军刚占领一座炮台，炮台就被中国士兵舍身炸毁，四十名侵略军不是葬身其中，就是受了重伤。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大沽口没有加紧设防，缺少后备兵力，双方力量悬殊，炮台终于失陷，大沽口被英、法侵略军占领。

大沽口炮台失守，使清朝政府十分惊慌。谭廷襄是一个与叶名琛同样昏庸腐朽、畏敌如虎的封建官僚，他连忙要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到天津进行磋商。5月26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郊外，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毁灭天津城。这时，天津人民纷纷起来准备抵抗，斗争意志使侵略者也感到惊慌。可是，清朝政府既害怕外国侵略者攻占天津和北京，更害怕京、津一带人民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谭廷襄在奏折中对要求反抗侵略的人民横加诬蔑，坚持“不能战，不易守，不得不抚”的投降方针，自动放弃天津，退避到离城很远的地方。清朝政府决定向侵略者投降，同意派遣全权大臣到天津议和。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郊外，清政府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分别与四国代表谈判。俄、美以欺骗手法，诱使桂良等人于6月13日和18日，分别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英国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则始终以强横态度，迫使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再以中断和谈、进军北京相威胁，终于迫使桂良等在6月26日和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四国还与桂良等商定：第二年与中国互换批准书。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改变了以前只在香港和上海活动，不与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接触的做法。（二）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租公寓，买土地建教堂和医院。后来实行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台湾改为台南，潮州改为汕头。（三）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内地传教、经商、旅游；允许外国商船、军舰驶入长江口。（四）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中国政府不干涉外国人之间的纠纷和犯罪；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案件，在外国领事的监督下，由中外官员共同“会审”。（五）英国赔偿四百万两，法国赔偿二百万两。（六）降低关税。随后，桂良、花沙纳与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分别于11月8日和24日与英法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共10条，主要内容有：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每百斤征收三十两税；对普通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只要内地对外国货物再征收2.5%的子口税，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所有海关和税务事务都请外国人帮忙。

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王归属俄国，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奕山辩驳说，中俄边界在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早经中俄《尼布楚条约》明文规定，从无更改，只有乌第河未经定界，有待议定。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

同年5月28日，奕山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暖挥对岸精奇里江（今俄国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不得航行。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沙俄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暖挥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特颁嘉奖，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

1859年6月25日黎明，英法侵略军向大沽发起进攻。贺布率领13艘联军船只从栏河驶向大海。计划是：炮艇将冲过横江链，在炮台的上方占据有利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两边进攻，然后，在炮艇火力的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将从正面登陆，迅速占领堡垒。到下午2点，在联军舰队完成进入任务后，贺布动用了几艘船清除了水中的障碍物，开辟了一条道路。其余的军舰排成一列，进行挑衅。在此过程中，守卫大沽炮台的中国官兵都进行了隐蔽和伪装。直隶太守再次派官记逼近，劝说使臣登陆北塘更改条约。英国和法国侵略军拒绝接受。

下午3时许，海口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贺布立即命令舰队向封锁海口的铁链推进，并炮击了两侧的炮台。盖着炮台大炮的草席全都卷了起来，刹那间，所有的炮台一齐开火，守炮台的清军士兵也开始猛烈射击，利用水面上的障碍物，充分发挥火力，不一会就击伤了几艘联军军舰，贺布自己也受了伤。到下午4点，包括旗舰在内的四艘联军船只被击沉，其余的战舰也遭到破坏。联军眼看形势不妙，随即举起白旗投降，而美国舰队司令达底那海军准将也急忙率领舰队支援英法联军，在调整部署后，继续向炮台进攻。下午5点，受了重伤的霍布下达了登陆命令。一千多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员，在英军上校勒蒙的指挥下，乘上20多艘帆船和舢板，以舰上炮兵为掩护，强行登陆海口南岸，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个炮兵连。侵略军登陆后，一方面被炮火击杀，另一方面在泥泞的道路上难以前进，同时又被守军和从新河增援的满蒙骑兵阻击，被迫撤退。当晚，英法联军继续进攻，清军英勇作战，给英法联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联军全军覆没，残部逃至杭州湾。这次大沽口之战，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4艘被击沉或者击毁。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出动军舰30多艘和陆战队5000人在北塘附近顺利登陆展开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之后英法联军从陆续攻下新河、塘沽，接着从大沽炮台北侧进攻，清军在奋战后溃败，北炮台被联军攻下。之后僧格林沁以咸丰命令放弃南炮台，剩余清军西撤到天津。自此大沽口完全落入联军控制。

被英法联军破坏后的大沽炮台

大沽战役后，英、法侵略者收拾残兵败将逃到上海，美国则在北塘与清政府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命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设法在上海与英、法公使谈判，同时下令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待英、法公使在此登岸赴京换约。这时，英、法两国政府又声称要对中国报复，再次扩组英法联军，准备大动干戈。1860年2月，额尔金、葛罗再次分别率领英、法军队来中国。4月，英法联军占舟山，5､6月间侵入大连湾和烟台。6月，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H.П.Игнатьев）在上海向英法联军提供在北京搜集到的中国政治、军事情报，怂恿他们直接进攻北京。7月底，英舰一百七十三艘，官兵一万零五百人；法舰三十三艘，官兵六千三百人，抵达大沽口外。伊格纳切夫建议英法联军，首先进攻不设防的北塘。

1860年8月1日，俄国侵略者带领英、法军舰三十几艘，强占北塘。12日，英法联军一万多人，从北塘分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中国骑兵三四千人在途中抗击，给敌军重创后大部分阵亡，新河、军粮城失守。21日，英法联军一万多人从陆路包抄大沽炮台，守军奋战后失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惊慌万分。天津失陷的同一天，即8月24日，钦差大臣桂良和直隶总督恒福（同日也被任为钦差大臣）到天津谈判。英、法侵略者存心要攻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进逼通州。

同年9月8日，清政府又慌忙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全权钦差大臣，赶到通州，全部接受英、法所提条件。这时，英方代表巴夏礼又提新的苛刻条件：英、法公使赴京换约时，各带一千名卫队，载垣也接受了。但巴夏礼又增加两条要求，一是英、法代表要面见咸丰皇帝，须不按中国礼仪向皇帝跪拜；二是中国立即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设施。载垣等尚未来得及答复，巴夏礼立即率卫队离通州，英法联军亦立即向附近的张家湾、八里桥（离北京仅八里）进攻。载垣和驻军首领僧格林沁，下令逮捕巴夏礼等一行，将其送往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八里桥陷落。咸丰皇帝派其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自己率后妃、大臣们于9月22日逃奔热河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郊）。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虐待使节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860年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直趋圆明园，圆明园成了一场“有组织劫掠”的目标。士兵们砸碎花瓶和镜子，撕下画幅和卷轴；他们打破仓门抢夺丝绸，并用这些珍贵的织品包扎马匹；他们裹上皇后的凤袍，口袋里装满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水晶。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甚至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三十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两座金佛塔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七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他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在洗劫圆明园后，英国公使额尔金下令，将圆明园烧掉。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士兵们被分派到各个宫殿、宝塔和其他建筑中放火。最惨重的损失是图书及档案馆，约一万零五百卷图书档案，包括有关中国历史、科技、哲学及艺术作品，都在大火中灰飞烟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近三百名太监、宫女、工匠都被烧死。英法侵略者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暴行。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是中国人永远的痛。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的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是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I860年(咸丰十年）10月24日清钦差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签订。共九款。这个条约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一）开天津为商埠；(二）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三）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四）《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800万两。签约后，英国即表示扶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支持洋务派奕诉当政。

《中法北京条约》原称《中法续增条约》，是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I860年10月25日清钦差大臣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签订。共十款。这个条约除确认《中法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一)开天津为商埠；(二)准许法国招募华工出国；（三）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产赔还，法方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四）《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800万两。签约后，法国即表示扶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支持洋务派奕诉当政。

《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是1860年11月14日沙俄利用英法侵华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由清钦差大臣奕䜣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共十五款。主要内容为：（一）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二)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卓尔、售移侦囹字筝（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根据这一规定，于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三）开放喀什唱尔（今喀什市）为商埠；（四）俄国在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喀什喝尔设立领事官。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继续和扩大，它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攫取了一些新的侵略权益：开天津为商埠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了大肆掠夺华北经济的侵略据点；割占九龙半岛、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英、法侵略者可以公开掠卖中国人口出洋做奴隶、当马牛；军费赔款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残酷掠夺；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更加深入和日益猖獗；开放口岸已深入从沿海各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这些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所损失的不仅是上述主权，还被沙皇俄国趁火打劫，抢夺去大片领土。从十九世纪起，俄国由于内部形势的变化，疯狂地向外扩张领土，而中国恰在此时一步一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了沙俄扩张政策的严重受害者。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H.H.Муравьев）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组织武装，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1850年俄军侵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1853年侵占了库页岛。从1854到1856年，每年夏季，穆拉维约夫等率大批武装，乘船强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并加紧在黑龙江北岸设炮台和军人村屯，强化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接着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全权代表，与中国谈判，迫使中国承认其侵占领土的“既成事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立即派普提雅廷到中国充当英法帮凶，威胁和欺骗清政府。一方面，他们加紧了夺取中国东北领土的军事准备。1858年5月，趁着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军前往瑷珲，与黑龙江将军义山谈判。他在会议上发出了许多威胁，在会议外，俄罗斯军队开枪制造战争恐怖。义山经不起恐吓，与之签订《瑷珲条约》，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原属中国的六十多万平方千米领土，只有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和归中国管辖。还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分别指出：“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858年5月，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威胁要进攻北京。6月23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驻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入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旅游、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六百万两白银。

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时，强行迫使清朝黑龙江将军义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给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划归中俄共同管理。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普提雅廷在三国之前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的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5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英法联军随即撤出北京。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俄罗斯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即承认被俄罗斯割占的60多万平方公里约合4个山东省大小的领土合法化。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可以自由镇压太平天国，勉强维持其统治。《北京条约》一签订，英、法、俄三国大臣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外交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制定了“借师助剿”太平天国事件的政策，并动用外国军队帮助镇压国内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继续维持其统治。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屈服于外国侵略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1856年英国借口罗亚船事件入侵广州时，广州相当于不设防城市，次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时，情形也没有两样。兵勇多被叶名琛裁撤，团练亦不许进城。所以1856年英国只用了少数侵略军就长驱直入，突破虎门要塞，占据省河各炮台，原设有四百丛大炮的横档岛和亚娘鞋岛（今威远岛）的炮台，也很轻易就被敌人强占。敌人还一度攻入广州城，以后又自动退出。1857年英法侵略军舰队也是一直驶入白鹅潭，接着即进据河南，没费多少气力即攻下广州。北方军事要隘的大沽海口，情况也是如此，当一八五八年英法侵略军北犯大沽时，大沽炮台多半是陈旧的土垒，不堪防御。有的是用芦席和盐包装土堆起来的。至于自大沽以西直至天津，更是一无防备。

1856至1857两年间，广州的战争不下几十次，清朝官兵真正对敌抵抗作战的，仅是少数个别的现象，一般都是不战而逃，或一触即溃。绿营兵如此，八旗兵也不例外。1857年英法军进犯广州时，经过旗营，即未遇任何抵抗。1858年英法军侵犯大沽，天津镇总兵达年“驻守大沽炮台，一闻逆夷开炮，该镇及该处副将、都司首先下台，逃避一百余里，直抵天津府城，致合兵勇同时溃败，一蹶不振”。1860年张家湾的失败，也是傦格林沁的马队首先奔溃，步队跟着溃逃。自张家湾败迟棱，清朝军队的腐败更充分地暴露出来，当时不仅俏格林沁所部马步官兵多半溃散，各地调来的步队，也溃散十之七八。敌人巳打到北京城下，而京城防守仍毫无准备，仓库裹查出来的几耸旧炮，都还没有搬上城，已经安设的炮也不能抵用。由此可见当时清朝军队腐败、战斗力丧失情形的一斑。

军事的腐败是跟着政治腐败一同来的。当时的咸丰帝终日沉迷在声色中，广选江浙美女，居於圆明园。他把美女们所居住的亭馆，取号鸳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即所谓“四春之宠”。当英法侵略军越过天津，直犯北京时，咸丰帝“方与诺美人避暑厢海，荡木兰之舟，歌凉风之曲”。他除开玩弄女性之外，便爱看那些淫秽的戏剧。好像国家的存亡，根本与他无关。敌人逼紧了，他自然只有一逃了事。统治者这样腐败，政治如何不败坏。

当时京城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也都是醉生梦死的。九月二十一日侵略军巳进至通州，胜保战败负伤，“舆人国门，各戏园方演剧”，闻讯始惊散，仓皇奔避。其後“銮舆出狩(指咸丰帝逃出北京)，强敌在郊，而徵歌逐舞，仍来即衰止”。十月五日傦格林沁败迟至西直门，侵略军驻扎黑寺，筐寺，马厂一带，“四喜部”犹照常演出。这些正是清朝统治阶级腐朽的表现。

清朝政权原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上就是反人民的政权。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表现出仇视人民，敌视人民的态度，并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来取得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投降。虽然它也曾不止一次对外国侵略者表示“不妥协”，但那是由于它和外国侵略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非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且，只要外国侵略者表示愿意支持清朝，两者便要互相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对外政策，是决定于其政权的反人民的本质的。尽管在开始时清朝政府可能受到一些传统的自大思想影响，不甘心全盘屈服，但为了坚持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终于认贼作父，彻底投降了。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只有团结全国人民，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一致对外。可是，清朝政府唯恐人民的力量发展起来，所以竭力阻止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广东人民本来是站在反英法斗争的最前哨的，亚罗船事件发生时，他们就起来反抗，但在叶名琛一贯的压抑政策之下，未能发挥力量。叶名琛的举动，是符合清朝政府的对内镇压的方针的。后来以佛山镇为中心的广东人民，虽然不顾一切，继续坚持斗争，清朝政府却叉利用一批官僚绅士攫夺了领导权，基本上阻碍了斗争的发展。天津一带人民，当1858年英法军侵犯大沽时，即准备组织起来，焚烧敌船，并要求钦差大臣桂良准许团练帮助官兵打仗，桂良却坚决不准。所以天津方面在这次战争期间，不要认人民武装，连团练也没有正式组织起来。

1854年8月7日，中国人苏亚成造得此船，购得香港执照，并雇佣名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1855年6月，船卖给方亚明，在香港注册，取得自1855 年9 月27 日起有效期一年的执照，并雇用英国船长，自命为英国船并受英国国旗保护。而港英当局为了繁荣香港贸易，根据并未获得批准的1855年第四号法令滥发执照给中国船只，这种行为本来就是非法的。但在其被查捕时，这一证件早已过期，船上也没有悬挂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声称“亚罗号”是一艘英国船舶，并捏造广州水师在查捕时，士兵曾经扯下该船所悬挂的英国国旗，从而侮辱了大英帝国。根据国际法，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有行使管辖的权利。“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舶，它在中国领域内被检查且被逮捕的人也是有海盗嫌疑的中国水手，中国行使管辖权是无可争议的。英国将“亚罗号”说成是一艘英国船没有根据。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恭禄和史学家蒋廷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英两国在修约问题上的利益不同，以及东西方文明差异导致的战争深层原因。他们认为，广州入城问题源于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和外国人的意气之争；公使驻京问题则是出于中英双方的观念冲突。修约问题上中英两国的利益不同是导致战争的关键，而“亚罗号”只是冲突爆发的契机。但广州入城和公使驻京等事件只是导火索，而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英两国在利益和文明观念上的差异。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史。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开始受到国际资本主义浪潮的侵袭，引起了社会内部的变化。他认为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野心和清朝官员愚昧自大的结果，批评了清朝官员的腐败和叶名琛的愚昧自大。而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李鼎声的观点，他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次鸦片战争客观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为其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各主要战役中的伤亡对比表

战前，中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封建国家，封建制度已经腐朽，正在慢慢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的爆发，瓦解了中国小农经济，打破了封建自然经济，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打破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局面。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如开放通商口岸、条约关税、领事管辖权、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此后，美国、法国相继到来，借机妄图特权，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苦难，面临更加复杂曲折的斗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中俄《北京条约》也为沙俄瓜分中国西部更多领土创造了条件。割让给沙俄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千米，为后来中华民国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传入中国，冲击了落后的农业文明，促进了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世界，向西方学习新思想，对封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冲击。随着中国对外大门的逐步开放，一些外来的文明和技术，特别是一些外来的进步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思想，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魏源等人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从那时起，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人也逐渐开始了解西方世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服饰、生活方式和观念传入中国，给中国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大众传媒和社会习俗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习俗，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出现。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服饰逐渐由矜持、保守、刻板、等级化转变为美观、合身、方便、平民化。在以“洋”为风尚的时代，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糕点、蛋糕等，都被中国人所接受。西餐常用的原料开始大量进入人们的餐桌，专门生产西餐的食品厂开始出现，菜、西点逐渐成为中国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开始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独立。婚礼开始简化，沿袭西式婚礼。葬礼趋向简化，出现了带有西方色彩的新葬礼。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西方列强在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现代文明。在动荡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向世界文明靠拢，这推动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被动痛苦的状态下开始了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进程，踏上了追赶西方列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艰难历程。

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火烧圆明园，掠夺损坏了大量圆明园宝物，造成了中国大量财产的流失。雨果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称这是“两个强盗的故事”，一个强盗抢，一个强盗烧；一个装满自己的口袋，一个装满自己的箱子!“这就是所谓文明人赐给野蛮人的东西。”英法美还有沙俄在经过此次侵略后，国家实力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扩大了各自国家的疆域，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进程。沙俄更是因为获得了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其在远东的势力，国家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炮舰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何立波、王在华《世界全史》：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

恩格斯认为：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火烧圆明园（1983）

《火烧圆明园》是由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历史片，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陈烨、张铁林等主演。该片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慈禧是如何从一位不被人注意的少女成长为咸丰帝宠妃的故事。1983年9月21日，该片在香港首映。

垂帘听政（1983）

《垂帘听政》是由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历史片，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陈烨等主演。该片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为背景，讲述了慈禧从被选入宫到垂帘听政的故事。1983年10月20日，该片在中国香港上映。1984年，梁家辉凭借该片获得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一生为奴（2005）

《一生为奴》是一部历史古装剧，以清朝末期为背景，展现了恭亲王奕訢的传奇一生。该剧由李文龙、李惠民执导，陈宝国、袁立、王刚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在剧中，恭亲王奕訢以其才干和智慧，却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落选，只能以“亲王”的身份在朝中辅政。他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历经起起伏伏，多次临危受命，化解朝廷的危机。这部电视剧不仅展示了恭亲王奕訢的政治才能和智慧，还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刻画，反映了清朝末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剧中角色塑造丰满、情节跌宕起伏。

圆明园（2006）

《圆明园》是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大型纪录片，由薛继军担任总导演，金铁木执导，刘俊清、哈日巴拉等人主演。采用清晰，数字化技术再现了圆明园从建园，扩建，被毁的历史全过程。用三维动画将一座恢弘壮阔的圆明园呈现，好似游历其中。与真实演员相结合的拍摄手法，使影片更具真实性。纪录片圆明园的真实，不仅是重现了圆明园的建筑，同时他还向人们讲述圆明园鲜为人知的重要地位及一个帝国，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欢笑和泪水。

影片从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切入，描述了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从初建到大规模扩建成旷世园林，再到英法联军对这座人间仙境的破坏、焚烧的发展历史。该片于2006年9月9日在中国上映。

第二次鸦片战争(全六册)

《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中国史学会主编，共2635000字，初版于1978年，第一二册收辑中文资料76种。第三、四、五册为档案资料，均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原件辑出，既准确又完整。第六册从83种外文资料中摘译或摘录的资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是由夏笠编写，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的通俗读物。本书的编著建立在六册《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的基础之上，不仅史料翔实，而且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有关此课题的一些比较新鲜的研究成果。同时，本书在学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对于广州反入城事件、大沽口之战，咸丰皇帝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酝酿过程中的真实态度和对策等，多有澄清史实、曲尽详委的表述。

十二生肖兽首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开始流失。2000年起，流失海外的兽首开始在拍卖会等场所现身，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历经曲折，上百年之后，部分兽首终于回归。目前，除了马首回归圆明园外，另有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鼠首、兔首已经回归中国。然而，另外5尊兽首仍然下落不明。

圆明园十二生肖

圆明园汉白玉石柱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大肆劫掠。挪威人约翰·蒙特通过交易等多种渠道收集获得上述石柱文物。

2013年，中国的企业家黄怒波先生在北欧参加活动时，看到了科德博物馆圆明园石柱的展示，于是当即向博物馆馆长表达了希望圆明园石柱能够回家的愿望。

自2013年起，国家文物局指导北京大学联合中方有关企业与挪方接触，希望以适当形式推动7件流失石柱回归祖国。十年间，国家文物局等各相关单位始终协调各方铺就石柱回归之路。2018年4月，挪威文化部终于审核批准了科德博物馆关于该批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意将石柱归还中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司令员史荣椿率兵坚守炮楼，与英军激战，多数爱国官兵壮烈牺牲，被称为第一次大沽口保卫战。1859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把守大沽口，对炮台进行修缮，又修建了5座炮台，南岸3座，北岸2座，分别以“威”“震”“海”“门”“高”五个字命名，寓意炮台在海门的高处庄严地守卫着。在石墙的北岸又建了一座炮台，名为“石头缝炮台”。每个炮兵连有3门大炮和25个小炮兵连。每个炮台高10米至17米，底座周长182米至224米，上砖下石，均由三合土、糯米汁浇捣而成，大小炮台共设大炮64门。随着时代的变迁，堡垒在工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木材、青砖外，再用两尺多厚的三合土压实，炮弹打上去，顶多只是一个浅洞。

从1840年至1900年整整六十年间，外国列强为夺取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于1858年，1859年，1860年，1900年先后四次对大沽口发动入侵。先后对大沽口炮台发动了四次入侵。

1988年，大沽口炮台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整修后向公众开放。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在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支持配合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1860年10月6日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门。进行了一番搜刮抢夺后放火将其焚烧。对圆明园造成巨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圆明园开始了保护整修工作。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19年12月31日，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展开[1]中国史学会编. 第二次鸦片战争-1[M]. 上海, 1978年: 序言 1-2. (2)

[2]张晓玮, 张鹏作, 李治亭, 杨东梁总主编. 危局求变[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20.01: 46.

[3]高德步著. 中外经济简史 第3版[M]. 北京: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09: 171.

[4]宋长友, 肖厚建主编. 中国历史 上[M]. 2009: 240.

[5]林增平. 中国近代史[M]. 2018: 136-140. (5)

[6]张晓玮作, 李治亭, 杨东梁总主编. 清代战争全史 近代反侵略战争[M]. 2021: 54-56. (3)

[7]李治亭主编. 清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2: 1566-1574. (10)

[8]陈旭麓编. 近代中国八十年[M]. 上海, 1983: 108-110. (3)

[9]云南大学经济系.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上[M]. 1976.12: 102-104. (3)

[10]魏建猷著. 第二次鸦片战争[M]. 上海, 1955.03: 16-18. (3)

[11]夏笠著.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07: 238-246. (9)

[12]李荣华, 关捷, 张玉田, 孙克复, 陈崇桥. 中国近代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02: 142-143. (2)

[13]张晓玮著, 李治亭, 杨东梁总主编. 清代战争全史 近代反侵略战争[M]. 广州: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1.03: 36-37. (2)

[14]《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 第二次鸦片战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09: 25-30. (5)

[15]张婷婷编著. 中华上下五千年 第6卷[M]. 2020: 1414-1416. (3)

[16]丁文主编, 周兴华, 常桦副主编. 中国通史 第6卷 社会历史篇 简明版[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01: 290-291. (2)

[17]徐勇主编, 岳成驰本卷主编. 新编中国史话 军事战争卷[M].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0.11: 226-227. (2)

[18]孙达芳, 周同生主编. 中国革命史纲[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89.09: 18.

[19]戴逸编著. 中国近代史稿-1[M]. 北京, 2008: 282-289. (8)

[20]张婷婷编著. 中华上下五千年 第6卷[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11: 1416-1418. (3)

[21]魏建猷著. 第二次鸦片战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03: 130-133. (4)

[2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实践实验教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23-11-02].

[23]宋逸炜. 蒋孟引和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J]. 学海, 2017, (4): 211-216.

[24]魏建猷著. 第二次鸦片战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03: 136-139. (4)

[25]王邦佐等编著.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6: 31.

[26]何立波, 王再华主编. 世界全史 第6卷[M].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 1699.

[27]魏建猷著. 第二次鸦片战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03: 130.

[28]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 (1983).豆瓣. [2023-08-05].

[29]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 (1983).豆瓣. [2023-08-05].

[30]片单|香港金像奖历届获奖名单.豆瓣. [2023-10-21].

[31]一生为奴 (2005).豆瓣. [2023-08-05].

[32]圆明园 (2006).豆瓣. [2023-08-05].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23-10-30].

[34]第二次鸦片战争史.豆瓣读书. [2023-10-30].

[35]七大兽首回归:海外流失文物的艰难追索.浙江省文物局. [2023-10-30].

[36]历经160余年辗转 7根圆明园汉白玉石柱回归故里.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3-10-30].

[37]张妙弟主编. 中国国家地理百科全书 1 总论、北京、天津[M]. 2016: 149-150. (2)

[38]张超著, 段柄仁主编. 圆明园[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8.08: 225-228. (4)

[39]海淀区信息公开大厅.北京市海淀区政务信息资源库. [202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