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他是尚书右丞陆佃之孙。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生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陆轸为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尚书吏部郎中；祖父陆佃为熙宁年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父亲陆宰为两宋知名藏书家，曾任北宋京西路转运使，南宋时知临安府。

靖康元年（1126年），在陆游出生一年后，时任京西路转运副使的陆宰因遭弹劾而被罢职，只好携全家南归。当时正值金兵再度南侵，北宋局势动荡。同年十一月，汴京沦陷，年幼的陆游随家人颠沛流离，陷入逃难的队伍之中。陆游后来的诗作《三山杜门作歌》中就曾描述这段“儿时万死避胡兵”的丧乱经历。此后陆游随父亲逃往东阳（今浙江）一带躲避战祸，直到局势稳定后，陆宰才携家眷返回老家山阴，从此隐居不再出仕。

陆游自幼好学，在寓居东阳时期已经开始读书。自东阳还家之后，陆游始入私塾，师从毛德昭，后又入乡校学习，师从韩有功、陆彦远等名师。在这种学习氛围中，加之从小就对诗书有着别样的热情和领悟力，陆游十二岁便能作诗文。因为祖上的恩荫，陆游年少即补官登仕郎。

绍兴十年（1140年），陆游曾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不过未能中试。但是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八岁的陆游得缘拜南渡后的诗坛领袖曾几为师。曾几同时也是朝中的主战派人物，一生力主抗金，其诗文和思想都对陆游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绍兴十三年（1143年）秋天，陆游曾再次前往临安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但却因为“喜论恢复”而遭排斥，再次落第。此后不久，陆游与表妹唐琬结为夫妻。唐琬才貌双全，陆游与之情投意合。婚后，夫妇俩伉俪情深，陆游曾为唐琬写下不少闺房吟唱的佳作，为人传颂。然而，陆游的父母却担忧儿子沉溺闺房之乐而惰于学业，影响前程，于是强迫陆游休妻，陆游只能忍痛与唐琬分手，而后又奉父母之命娶了继室王氏为妻。

与唐琬离异之后，陆游开始埋首读书，借以减少内心的苦闷，并再次尝试考取功名以实现人生理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赶赴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锁厅试，被推为第一。秦桧之孙秦埙恰好排在陆游后面，秦桧因此而发怒，将主考官全部治罪。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主司又将他排在前列。秦桧愤而将其贬黜，而陆游也因此遭到秦桧的嫉恨。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死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陆游才开始赴福州任宁德簿。

两年后，陆游离开福州，回到朝廷担任敕令所删定官。回到朝廷后，陆游大力陈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不合适长时间掌管禁旅，进言罢免杨存中，得到宋高宗采纳；有宠臣购买北方的珍玩来进献给高宗，陆游上奏称此行会亏损圣德，乞求禁止；陆游又上奏称，不是宗室外戚的，即使是有功勋，不也要轻易封王爵。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陆游升任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赵昚即位。陆游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陆游因为善词章，谙典故被史浩和黄祖舜举荐，受到皇帝召见，还被赐进士出身。宋孝宗的知遇之恩令陆游大受鼓舞。不久后，他就先后拟写了《代乞分兵山东札子》《上殿札子》《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扎子》等疏奏，就朝廷军政发表了个人主张和见解，希望宋孝宗能够采纳以革除时弊，实现国家统一。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以张浚为都督，总领江淮兵马，主持北伐。陆游上书张浚，建议早定长远之计，勿轻率出兵。但是张浚并未听从陆游的建议，于同年四月发兵，结果宋军在符离之战中大败。张浚上疏领罪，被贬为江淮宣抚使。北伐军作战失利后，宋孝宗的抗金立场逐渐偏向议和。隆兴二年（1164年）初，南宋朝廷与金国即将达成“隆兴和议”，陆游上疏劝阻，但没有得到采纳，还被贬出都城，调任镇江府通判。

陆游与时任右丞相的张浚来往密切，追随其左右，支持他的抗金大业，但是张浚不久被解职罢相，含恨而死。后来陆游又揭发孝宗宠信的龙大渊、曾觌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宋孝宗对陆游的态度更加厌恶，一怒之下又将其贬为建康府通判。乾道元年（1165年），主和派的势力在朝廷已占上风，陆游也因此在同年七月被改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次年，有人污蔑陆游结交大臣，鼓吹是非，支持张浚出兵，陆游因此遭罢免，卜居于镜湖的三山。

陆游被罢免后，在镜湖赋闲长达四年，期间曾作《游山西村》等田园诗。乾道五年（1169年），陆游重新受到启用，出任夔州通判。次年，他沿长江西上，于上任途中一路饱览祖国河山，写下了记游文字《入蜀记》。乾道八年（1172年），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陕西，驻南郑（今陕西汉中），陆游又被征辟为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并于三月抵达汉中，途中作《山南行》。此后陆游作《平戎策》为王炎陈述出师北伐、收复中原的进取之策。但是当时的朝廷一心妥协投降，王炎亦不能擅自发兵，陆游在苦闷之中写下《归次汉中境上》。不过当时的宋金虽已议和，边境上常有两军对峙的小规模战斗，陆游亦不乏亲上沙场战斗以及外出巡视、体察军情的经历。其间，他常赋诗怀古，以抒心中壮志，著有《七月十六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等诗作。

随着陆游游历各地、深入军中，他也目睹了一些不平之事。当时吴璘的儿子吴挺代父掌兵，颇为骄横妄为，多次因为微小过失杀人，王炎不敢责备，陆游请求用吴玠之子吴拱代替吴挺，王炎认为吴拱生性胆怯并且没有谋略，遇上敌军必定失败，陆游则认为，就算是吴挺遇敌，也不能保证他不失败，如果让他手握战功，会更加难以驾驭。等到吴挺的儿子吴曦反叛，陆游的话得到应验。

乾道八年（1172年）十月，王炎被召回朝廷，其幕僚全都散去。陆游也改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并于同年十一月抵达成都。但是抵达到了成都后的陆游，只是一个闲官，终日无事可做的他寄情山水，醉心诗酒，却因不得志而心中郁郁，曾作《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以遣伤怀。次年春天，陆游被任命为蜀州（今四川崇州）通判；同年五月，陆游又经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举荐，改调嘉州（今四川乐山）通判。但是在嘉州，陆游只是一个“代理”的闲职，并无用武之地。期间，陆游曾作《观大散关图有感》以示自己的报国理想。淳熙元年（1174年）春天，陆游被调回蜀州，自此又先后在荣州（今四川自贡）、成都任职，官至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

淳熙二年（1175年），敷文阁直学士范成大来统帅四川，陆游与范成大以文字结交，不拘礼法，人们都讥笑陆游颓放，陆游因此自号放翁。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范成大被召还都，陆游送至眉州（今四川眉山）才返回去，并作《送范舍人还朝》诗相赠，希望他回到杭州后建议朝廷早日北伐，收复中原，实现国土的统一。

淳熙五年（1178年）春天，陆游的诗作传到杭州，孝宗读后有所感动，遂调陆游返回临安。但是这个决定遭到权臣曾觌的反对，宋孝宗只好任命陆游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万里归来的陆游只能于次年转至建安（今福建建瓯）赴任。淳熙六年（1179年）秋，陆游又被任为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并于同年十二月抵达抚州（今江西临川）上任。次年，江西发生水灾，陆游号令各郡开仓放粮，亲自率领吏卒用小船运粮赈灾，并同时向朝廷告急，请求赈灾。十一月，陆游奉诏返京，却因遭到给事中赵汝愚的弹劾而被罢职还乡。 此后五年时间，陆游一直闲居山阴，寄情诗书与田园山色。这一时期，他写下不少像《小园》四首、《盆池》等田园诗，同时也心系国事，作下《夜泊水村》《书愤》等感怀之诗，表达了自己渴望为国恢复大业而效力的愿望。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被重新启用，任严州知州。陆游上任之后，致力于恢复当地的农业发展与生产，并对贪暴吏役进行严厉打击，得到了百姓的爱戴。闲暇之余，陆游整理旧作，并将其命名为《剑南诗稿》。次年，陆游被再次召还京。孝宗对陆游的诗文才华表示认可，改任其为军器少监。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宋孝宗禅位于赵惇（宋光宗）。同年十月，陆游向光宗论奏，劝他戒嗜好、杜谗巧、轻赋敛、纾民困，励精图治，慎始善终，以早日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绍熙元年（1190年），陆游升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再次上疏劝谏，希望光宗能够广开言路，带头节俭，以尚风化，但并未被光宗采纳。同时，由于陆游屡次上疏都“喜论恢复”，他在不久后就因“嘲咏风月”的罪名为谏议大夫何澹所劾遭到罢免，陆游于悲愤之中再次回到家乡，他将居处命名为“风月轩”，以示对污蔑者的反抗。

在此后被免官的十余年间，陆游闲居家乡，与农民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所作的《晚秋农家》《幽居》都是其关于农耕田园生活的体验。与此同时，身在乡野的陆游同样心系国事，《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所作，表达了暮年陆游仍然渴望上阵杀敌，报效国家的心愿。

绍熙五年（1194年），知阁门事韩侂胄等人逼迫宋光宗退位，拥立太子赵扩（宋宁宗）登基。此后韩侂胄独揽大权，将赵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人罢黜流放，史称“庆元党禁”。陆游认为这种结党营私的权斗不利北伐大业，曾赋《北望感怀》等诗谴责韩侂胄。韩侂胄在铲除异己后欲建功立业，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于嘉泰二年（1202年）解除党禁，并启用过去的主战派名士，闲废在乡十三年的陆游也被招揽在内。同年五月，陆游奉诏入京，担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职，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不久后又兼任秘书监。次年，国史编撰完成，宁宗升陆游为宝章阁待制，但却因其与韩侂胄的合作日显亲密而遭到不少诽谤和非议，陆游于是告老还乡，回到山阴，时年七十九岁。

嘉泰三年（1203年），刚被朝廷起用为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特意前往山阴，拜访陆游。两人共论国事，都对恢复中原抱有很大期待。辛弃疾仰慕陆游，又见其住宅简陋陈旧，提出想在镜湖边为其建造别墅，但被陆游辞谢。次年，辛弃疾奉诏入朝，准备北伐。陆游作诗相赠，并勉励其协助韩侂胄谨慎用兵，早日实现统一大业。

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朝廷下令伐金，陆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作下《老马行》。然而由于韩侂胄用人不察，北伐受挫，他自己也在次年十一月被史弥远等人发动政变杀害。身在家乡的陆游听到这个消息，悲痛惋惜不已。由于陆游一心支持北伐，因此韩侂胄死后，他也不断受到攻击和污蔑。嘉定二年（1209年）初秋，陆游已是忧愤成疾，入冬后卧床不起。同年十二月，陆游在病中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五岁。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儿孙们口占七绝《示儿》一首，作为临终遗言，其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游上疏《上殿札子》《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以及《条对状》七条，建议严饬军纪政令，对于玩忽职守、不遵谕令的文臣武将加以严惩；同时，陆游反对“重南轻北”想用人方式，主张选用南渡来归的贤士，以安抚沦陷区的人民；此外，陆游要求减轻刑罚，除去凌迟酷刑；反对宦官养子等，以革除时弊，刷新政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

隆兴二年（1164年），“隆兴和议”前夕，陆游曾上疏宋孝宗，劝他兴兵北伐，恢复中原。陆游认为江左自从吴国以来，历朝没有舍弃建康（今江苏南京）迁都别处的经历。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只是权宜之计，临安形势不牢固，运量不便，又靠近海道，恐怕会有其他意外的困扰，应当与金国约定好，建康和临安都是都城，这样才能赢得时间建都立国。但是没有得到采纳。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游在担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时期，曾在代枢密院拟写的《代乞分兵山东札子》中，就宋军进讨京东的计划向宋孝宗赵昚提出建议反对冒险出兵，而应在毗邻京畿的两淮强防守。陆游提出以十分之九的兵力镇守江淮，扼守要害，同时精选少数骁勇将士轮番奇袭敌区，出奇制胜。等到江苏徐州、山东郓城、河南商丘、安徽毫州一带地区平定巩固，再逐渐将大军推进。如此可使战场远离两淮、京城，“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做到万无一失。

隆兴元年（1163）年初，孝宗起用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准备对金作战。陆游随即致书张浚，为其献计，又劝诫张浚不可轻率出兵，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同时，陆游还撰写了《代二府与夏国主书》和《蜡弹省札》两篇文稿。前者意在与西夏通好，后者则是要秘密发动沦陷区人民起义，私下为北伐做准备工作。

淳熙六年（1179年），在担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期，陆游视年岁的丰歉，在抚州当地（今江西临川）或敛或散，以惠百姓。商人有滞货，陆游所主管的当地部门就将其收购起来，必要时再卖出去，以平物价，以打击豪强，抚绥鳏寡，赈济贫弱；次年，抚州发生水灾，陆游立刻上奏朝廷拨义仓赈济，令抚州各地方官为灾民发放粮食。同时，他亲自督率吏卒，用小船运粮米到灾民聚集处。

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在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期间，他针对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糟糕的问题，主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陆游到了兖州之后，宴请当地父老，嘱咐他们督促自家子弟努力从事耕作，不要游惰，不要争讼。此外，陆游发布了几道“劝农文”，向当地人民承诺不扰民，不浪费，不吃喝玩乐，鼓励他们投入生产。而对于当地贪暴吏役，则严厉地予以撤换斥逐。此外，陆游还大力整治地方治安，保护百姓财产，并减轻刑罚，不已暴力方式逼迫农民缴租纳税，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文学著述颇丰。据通行的汲古阁本《陆放翁全集》所收，计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其中包括《入蜀记》六卷、词二卷；《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古近体诗九千一百三十八首；《放翁逸稿》二卷；《南唐书》十八卷；《老学庵笔记》十卷；《家世旧闻》八则；《斋居纪事》三十六则等。其他尚有《放翁家训》（见于《知不足斋丛书》）及《家世旧闻》等。1976年11月，中华书局出有新编校点本《陆游集》，收录不少佚诗、佚文。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陆游对儒道释三家都比较推崇，他精研儒学，同时又浸润于道释二家之中。在陆游看来，儒家之“道”浓缩在六经之中。而陆游所尊崇的“道”指的是《尚书》《论语》中提及的“王道”，一套能用于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政治措施。与此同时，陆游哲学思想受道释二教的影响。陆游一生读道书、修道学，好读《老》《庄》《周易》，此外还对释家典籍十分熟悉。陆游主张“天胜人”的哲学思想，这在他的作品《送范西叔序》《钱清夜渡》《题庵壁》都曾被反复强调。这是陆游哲学思想上唯心的一面。

到了晚年，陆游在经历一生出入道释的徘徊探索后，又提出“无佛”的观念，在道学上自认“道心退惰如风端”。可见在陆游思想发展的后期，唯物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陆游虽然较长时间浸润于道释，但他一生将抗金复国作为政治理想，对道释的核心思想如以虚无为本，无为政治以及为自我成仙成佛而修炼等，并不能全盘接受。陆游的真正思想是要有为，要美政，要收复，要统一。因此，在陆游思想上，儒与道释恰似互为盈亏的矛盾统一体，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此消彼长，而其核心还是儒，于释于道，只是兼融，终不能取儒而代之。

陆游一生经历了徽、钦、高、孝、光、宁六朝。他虽历仕四朝，志在经纶天下，却终其一生抱负不得施展，曾自嘲“宦游强半是祠官”。不过也正因经历宦海沉浮，数次出仕又遭贬谪，陆游在谙熟官场的同时，也更能体察民情，认识社会的弊病。这些经历，最终促成了陆游改革官场吏治和改善农民处境为中心的美政思想。陆游的美政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融会与选用；结合陆游对时代弊病的深刻洞察，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无不切中南宋时弊，而非迂儒式地全盘照搬。陆游所提出的为政简质、施政公平、轻赋富民以及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建树等，皆用心淳厚；而他所提出的严法制、明诏令、慎封王、废干办、正名分、严职守等，皆是为了端本清流，革除弊政，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缔造一个“好政府”，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康宁。因此，陆游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主要可以归结为“仁政”和“养民”。

自乾道二年（1166年）定居山阴三山直至去世，期间陆游居于乡野，亲自参与农村的体力劳动，也亲眼见到了农民之苦，他在感情上对农民是同情的，仅以水、旱、蝗、荒来说，陆游都是时时挂在心头，像《乍晴行西村》《夜雨寒甚》《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闵雨》等诗作都是陆游心忧那些穷苦农民的悲悯之作。在与劳动农民的亲密接触中，陆游也真正确立了自己的重农思想。

陆游的重农思想本于孟子，认为君主和他的统治政权是以“食”为基础而存在的。盖国泰必先民安，民安必须食足。其《病中作》之二云：“周家七百年，王业本农耕，造端无甚奇，至今称太平。”这是陆游为周代之所以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所作的经验总结。在陆游的认识里“农功”与“王业”的地位是等同的。此外，陆游对农民转徙沟壑、饿殍相望的现实了如指掌，其大量诗作也反映了农民的苦难，且在发现农民思想上闪光点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民因贫苦而引起的你争我夺。他为此而提出了疗救的措施，认为要“救其本”，使农民从贫困和由此而引起的争夺中解脱出来，即给农民以可耕之田，可活之山，以保障其安定生活。

陆游论文继承了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的文气论，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基本观点，他把“气”看作决定诗文创作质量优劣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在其文《方德亨诗集序》中，陆游比较了作诗的两个重要条件“才”与“气”，主张以气御才，陆游看重“文气”，尤其提倡悲愤之气。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中原热土未复的动荡时局中，陆游认为文坛应当有足够的悲壮、激越之气，才能振作军心民气。

陆游认为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他在《送范西叔赴召》之二中就曾言：“自昔文章关治道。”有鉴于此，陆游主张诗人、作家应当面向社会现实，关心国家痛痒，与国家、人民共命运。此外，陆游还对诗人的思想品质修养，特别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诗人深入生活、增广阅历，培养“诗外工夫”，造就“诗家三昧”。陆游自中年以后，尤其反对浮华艳丽，他提倡平淡自然的诗风，对当时所流行的刻意雕琢以求“极工”，专事藻绘以求“纤艳”的诗歌习气作了严肃批评。

陆游诗歌的创作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以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爱国诗人，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近于杜甫，其诗多以爱国激情为主题，关怀国家民族命运，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曾被誉为“诗史”。陆游诗歌的形式丰富多彩，古体、近体、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包。其中，陆游运用最多，成就最高的首推七言古体和七言律诗，其次是五言古体和七言绝句。陆游的古体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有个人特色。陆游所作古体诗一般篇幅较短，但却语言精炼，言简意深，概括力强，如《金错刀行》《秋声》《关山月》等七古名篇，虽然只有十二句、八十四字，却内涵丰富，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现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陆游所作的古体诗形式灵活，在语言上纵横捭阖、多姿多彩，常出现长短句迭用，三字、五言、六字、七言参差的现象，使句法、音韵、节奏错落多变，富于气势磅礴、抑扬顿挫的美感，此类代表作有《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对酒叹》等。与古体诗不同，律诗则在形式、音律和平仄等方面都要求严格。而陆游得益于广泛的生活经验以及在语言锤炼方面的造诣，他所作的律诗无论是抒情或是写景，皆“言有尽而意无穷”，并且在形式上对偶工稳，用事妥贴，情景相生，诗意深永，实现了诗歌本身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统一，此类代表作有《闻武均报已复西京》《游山西村》《归次汉中境上》《书愤》《老马行》等。

同时，陆游在绝句创作上同样造诣很深，如他的《剑南道中遇微雨》《楚城》《重阳》等七言绝句，被后世评论家认为在神韵上可以与李白、王昌龄等唐人之作相媲美。在绝句创作上，陆游另辟蹊径，不再仅将其作为抒情工具，而把它当成一种战斗武器，使这种短小的诗歌形式在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例如《读范至能揽辔录》《追感往事》《题海首座侠客像》《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等作品就纯以劲直激昂为主，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投降势力。陆游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摆脱了宋诗以“以议论为诗”的窠臼以及空洞的说教，转而以一种更加具有象征性和真情实感的表达方式切中时弊，赋予诗歌更高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陆游在散文方面著述甚丰，有着不逊色于诗歌的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陆游的散文和其诗歌一样，多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傅给事外制集序》等皆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而陆游的部分散文也表现了他独到的文学见解，如《澹斋居士诗序》一文则体现了陆游认为创作重在内在修养而不在于外在形式的文学主张。此外，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如《烟艇记》《书巢记》《居室记》等，书写的则是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颇似富有情味的小品文。《入蜀记》六卷，笔致简洁而又宛然如绘，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同时对考订古迹和地理沿革也有帮助。至于他的《老学庵笔记》则是随笔式的散文，笔墨虽简却内容丰盛，所记多为轶文故实，颇有史料价值。其中论诗诸条，更是陆游在诗歌方面真知灼见的集中体现。

陆游一生三度出任史官，曾参与修撰《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唯有自撰的《南唐书》（《新修南唐书》）流侍下来完好无损，为这部史著也历来为人推崇。陆游对史学很有研究，在对南唐史料十分熟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评审、增补。陆游的这部史学著作在体例安排方面颇具独到之处，对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评论亦不乏真知灼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首先，陆游从“尽黜当时爱憎之论，而录其实”的修史观点出发，认为史家著史应该撇除个人主观爱憎因素，以录其实，其所撰《南唐书》也因而具有严谨务实的“实录”精神。陆游不仅能在史书中对自己冠以正统之位的南唐统治者能够做到不矫饰、不隐恶，在记录争议人物时，还能通过详尽、客观的多角度判断为读者提供全面评述，为后世史学家记录史实、评述人物提供了借鉴参考。

其次，陆游信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治史理念，认为著《南唐书》不只是为记事记言，更是为了“救弊”。因此他在《南唐书》中借“春秋笔法”以褒贬善恶。其对奸佞之臣的抨击、对忠节爱国之士的褒奖也多了一份可供参考的实用性，为当时的南宋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处事的方略，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价值。此外，陆游在《南唐书》中开创了不拘一格的史评价特色。他一改沈雄、余怀等史学家将政治功绩作为史评的准绳，将道德和义理也列入人物的评价标准，打破了史学评论上固有风格的单一性，更将史评的标准扩大化，让后人不仅从功绩角度评判前人，给了后人以其他角度等评判前任的标准。

陆游的祖父陆佃、父亲陆宰都酷爱书法，陆家因此也收藏有不少历代书家的法帖。陆游受家庭的影响，自幼研习书法，在品题和鉴赏方面都有造诣。在《渭南文集》中，陆游题跋前人墨迹的文字很多，评论也十分精当。其《跋韩立道所藏兰亭序》《跋东坡问疾帖》《跋蔡君谟帖》等，也表达了对各种不同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

陆游本人擅长正、行、草三体书法，尤精于行草书。他在书法上取法于张颠、杨风两位唐朝书法家，而此二人都以草书见长。陆游写草书喜欢醉后落笔，常以作草喻作战，笔落之处有气吞云梦之势，清代文学家赵翼就曾评价其草书出神入化，横绝一时。陆游流传至今的尚有行草《游近村》《怀成都十韵》和一些书札真迹。这些行草作品笔势错落有致，遒劲、飘逸，既有张、杨的韵味，又吸收了宋代苏、黄、米、蔡四家的笔法，自然融合，又富新意。江苏镇江焦山崖壁上的摩崖石刻《瘗鹤铭》作为古代擘窠书法中的上乘之作，正是出自陆游的手书。

陆游书法手迹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答徐载叔赓书》评价陆游是那个时代最有风致的诗人，其诗不见雕琢的痕迹，却能表现出超然的语境。

南宋文学家周必大认为陆游的才华不下于历史上的曹植、李白，是同时代的诗人之中最优秀的。

南宋诗人刘克庄评价陆游诗歌之中的激昂慷慨，盖过辛弃疾；飘逸高妙，可与陈与义、朱希真媲美；论细腻悠远，也在晏几道、贺铸之上。

南宋文学家叶绍翁评价陆游的性格慷慨侠气，经常把在马上书写檄文引为己任，并且喜欢结交中原豪来灭敌，从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没有他不结交的，在剑南做官时期，他所写作的诗歌总是充溢着恢复中原的情感。

明代文学家杨慎评价陆游所作之词既有秦观笔下的纤丽，又有类似苏轼的雄健。

明末文学家毛晋认为陆游一生所著诗作上万篇，所含风格或雄健、或婉约，或激昂、或平实，这乃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明代文学家吴宽评价陆游以六经、左氏、庄、骚、班、马、韩、曾为师匠，却能博采众长，自成风格，非常难得。

文人陈訏认为陆游一生精力主要集中在七律上，所以陆游全集里面所录诗歌中，七律最多也最好。

清代诗人赵翼认为在宋朝诗坛之中，苏轼虽然名气最大，成就却不如陆游。陆游的诗作不重文华上的藻饰而追求平淡，很有个人风格。并且在当时人人自危，投降派作为主流的南宋朝堂上，唯独陆游终身创作悲愤之诗以强调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决心，这种精神实在可贵。

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诗坛在千年以来都盛行靡靡之风，少有诗人真正将国家命运融入个人作品，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而陆游却做到了这一点。

近代学者钱钟书认为爱国情绪始终洋溢在陆游的整个生命以及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

陆游祠原名“赵陆祠”，位于原陆游担任蜀州通判的旧址罨画池畔（今四川省崇州市罨画公园东南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最初为蜀州人民为纪念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和北宋清官赵扑而建。陆游分别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和淳熙元年（1174年）两次出任蜀州通判，虽然时间不长，陆游却在期间留下了一百多首诗作。这些诗反映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也表现了他对蜀州山水的眷恋深情。蜀州人民为纪念陆游而立此祠，同时祭祀北宋赵扑。不过“赵陆祠”在明末年间已毁于战乱，直到清代修复。

1982年，旧祠被再次重建，并易名“陆游祠”。陆游祠坐东向西，总面积为2372.01平方米，建筑面积570.19平方米。祠大门题有吴作人手书的“陆游祠”匾额。序馆内陈列陆游简介、年谱简编，陆游像及其复制手迹《游近村》；南北展室内还陈列有关于陆游一生政治生涯和文学成就的展品，及现代名人书画；主殿名为“放翁堂”，塑有两米高的陆游像，像后为一幅木刻陆游《咏梅》诗意画，其间还陈列有《陆氏宗谱》《陆游年谱》以及当代名人书画和诗碑。

陆游祠

陆游故居位于三山西村，三山位于绍兴市偏门外3.5公里处。三山是一个总称，指的是卖杏桥附近的石堰山、行宫山、韩家山这三座呈品字形的山。陆游故居所在的三山西村，今属鉴湖乡塘湾村。陆游早年曾居山阴鲁墟云门草堂，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迁居鉴湖三山西村，晚年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并写下如《怀鉴湖故庐》等大量爱国诗文。陆游的山居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却对故土极尽热爱，曾亲手绘制《鉴湖图》，撰写了《鉴湖歌》，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乡土。如今陆游的故居虽已湮没，但在韩家山和行宫山之间，还存有葫芦形小池，俗称陆家池。1985年，在陆游诞辰八百六十周年之际，池西南处设立“陆游故居遗址”石碑一方并印刻有陆游故居史料。

陆游故居遗址

沈园又名“沈氏园”，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东南的洋河弄，是绍兴历代众多古典园林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宋式园林，占地3.8万平方米。相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初娶表妹唐琬，伉俪恩爱。然而，却因唐婉为陆母不喜，夫妻被迫分离，后唐琬改嫁赵士程，陆游再娶王氏。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两人在离异后的第七年邂逅于沈园。时过境迁，陆游感慨怅然，将爱而不得的满腔遗恨赋予《钗头凤》一词，题于壁间。而唐琬在此次相见过后则由精神上的折磨，不久便郁郁而终。陆游闻知悲痛伤情，难以释怀，以至在晚年还数访沈园，赋诗述怀。

沈园分为诗境园、双桂堂、古沈园遗迹区三大部分。其中，诗境园是后世为纪念陆游与唐琬的凄美爱情所建，其中包括“断云石”、“诗境石”、“问梅槛”三景。从北门进园，过放翁桥，即为一座石牌坊，上有郭沫若所题“沈氏园”坊额。过石牌坊，大门西侧有一被分成两半的卵形石块，上刻陆游手书的“断云”二字谐音“断缘”。院内立有一块太湖石，上有陆游“诗境”二字的手迹。从诗境园回廊往西，即到问梅槛。此处跨宋池而建，全木结构，不着粉饰，为纪念陆极爱梅花之高雅而建。此外，位于诗境园东南方的双桂堂还立有陆游晚年半身胸像，此堂于1988年正式辟为陆游纪念馆。

沈园（沈氏园）

陆游尝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二记，晚年又受韩的推荐，主修宋孝宗、光宗两朝实录。这在当时士人中，已颇起微词。叶绍翁、陈振孙、周密、罗大经皆认为陆“不得全其晚节”为憾，《宋史·陆游传》所谓“见讥清议”者盖谓此。此后诸杂史、野史、国史类承其说，至近人钱锺书的.《谈艺录》，仍沿陈振孙、刘埙之说，讥赵翼之为陆游辩诬，是“曲意卫护”和“强为解说”。20世纪50年代后，许多研究者对所谓陆游“不得全其晚节”作辩诬之论，其观点大体采自袁枚、赵翼之说，而考辨则远为详审。

关于陆游的名字，在《山阴陆氏族谱》中有载：“游字务观，小字延憎，号放翁，晚号龟堂老人。”至于此名的渊源，宋人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曾提出两种说法，一说为陆游之母唐氏于临产前曾梦见诗人秦观（字少游），因此以秦观之名为其子之字，以秦观之字为其子之名；另一说称或许是陆游本人因倾慕秦少游而所取之名。清人查慎行则认为陆游之名较为可能出自《列子·仲尼》的“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因为古人取名，往往注重名与字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观、游二字在古文中也常为连文。不过上述说法何种较为可信还有待考证。

陆游与唐琬婚变的根源在于父母。陈鹄的《西塘集耆旧续闻》中有记载，陆游与唐琬二人成婚后生活美满，但由于陆母不喜欢儿媳，陆游后来只能忍痛与唐琬离婚。陈鹄曾与陆游长兄陆淞关系甚厚，又多有来往，其说法相对可信。至于陆母为何不喜欢儿媳，陈鹄的《西塘集耆旧续闻》未曾言明。不过刘克庄在《诗话（续集）》中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陆游与唐琬在结婚之初，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但是陆游从小却接受严厉的家庭教育。父母显然不能看着他沉溺于闺房之乐而耽误学业。刘克庄的说法来自曾几的孙子曾温伯，曾几又是陆游的恩师，这一说法可信度较高。

另外又有考证资料表明，绍兴十四年（1144年），陆游已经与唐琬结为夫妻，但他却缺席了当年以及次年，连续两年的科考。由此推断，陆母很有可能是因为陆游不参加科考而迁怒于唐琬。另外，根据陆游诗《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中“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的描述，后世学者还提出了唐琬不能生育之说。从陆游再婚之后有多个子女，与唐琬却无婚生子女来看，唐琬确实也存在不能生育的可能，而这对于子嗣观念深重的世族家庭而言显然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