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先秦，中国古代的历史时期，年限上溯可到170万年前，下至公元前221年，时间顺序自原始社会始（或称传说时代），历经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直到秦朝统一六国。

“先秦”二字的最早来源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提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之后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表示“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此前“先秦”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先秦”指秦以前的各个时代，直至远古，包括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历史；至于狭义的“先秦”，则专指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总约500余年，而又主要指战国时期，尤其是秦以前300年。留传至今的先秦古籍，大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所以从文化学术的意义上说到“先秦”，便主要指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

中国人类文明的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初期，大概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到十万年之间，此时人类正处于由猿人到人的过渡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他们已经习惯于直立行走，可以打磨和使用石器以捕猎，也可以用火。距今约五万年到一万年间，晚期智人阶段的山顶洞人除采集、狩猎经济外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以御寒和护身，之后由于制造工具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山顶洞人为维系经济稳定而产生族外婚制度，进而确立以母系为中心地位的氏族制。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妇女在长期从事采集劳动的过程中发展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而家畜饲养业也在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大概在四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同时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也随之产生。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首领的特权形成，他们从私欲出发为掠夺财富、奴役其他部落而发动战争，战争中军事首领的权力加强，原始的军事民主制逐渐形成，其中黄河流域的黄、炎二帝部落发展较快，并最终联合消灭了南方的九黎族蚩尤部落。尧舜时代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期间出现了设防工事，城防建设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尧作为部落联盟长召集各部落首领“四岳”开会，商议推举生活在民间的舜任部落联盟长，后舜又根据“四岳”会议的意见推举治水有功的禹继任。

部落首领大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后他开始向君主转化，成为夏朝的第一代王，从其子启开始夏代实行世袭传子制，传子制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也标志着家天下社会的到来，同时夏王是最高统治者，受压迫的最底层就是奴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代前后，原始公社制崩溃，商代所创造的古代奴隶社会出现，商代的青铜器文化发展成熟，青铜器的大量出现使得部分人脱离生产而成为剥削阶级，同时农业已经超越畜牧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畜牧经济转化为以农业为支配形态的经济。此外手工业加工技术的进步带动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商都不仅是商代国家的政治和手工业中心，而且已经成为古代东方世界的国际商业中心，同时商代的商人经商范围和贸易种类扩大，因此商代奴隶主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交换中榨取大量的劳动价值和财富，从而巩固商代奴隶制政权。商代末年奴隶受到严重剥削，而奴隶主贵族阶层生活腐化，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

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商代国家的部落之一、起源于陕甘边境的周部落社会生产力进步，在周文王时代开始发动征服四周诸民族，并在西北诸民族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之后在周武王时期消灭商朝并创立初期封建国家。西周建立后统治者宣布土地王有并废除奴隶制度，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君主开始对功臣、贵族等进行大规模的封邦建国，被分封的诸侯成为自己封区的主人，同时也是周天子征收贡纳的代理人，由此商代的村落公社转变为不同的封区和领邑，过去的自由民奴隶乃至氏族成员都转化为农奴，奴隶制经济逐渐向封建主义的庄园制经济递嬗。庄园内农奴除无偿给封建领主耕种土地外，还需要承担无数种徭役，被领主榨取剩余劳动价值，农奴之外还有替领主生产各种日用必需品、奢侈品的手工业工人，纺织业和商业也逐渐得到发展，但他们与农奴身份相当且生活困苦。西周末年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农奴承担的赋役逐渐加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直到周厉王统治末期爆发国人暴动，此后虽然西周封建主义经济持续发展，但由于阶级矛盾的决裂，西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被严重削弱，最终难以抵抗旱灾和外族入侵而亡国。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该时期本质上是西周历史制度的继承发展阶段，也就是将中国初期封建社会推向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春秋时代，在西周末年兴起发展的庄园经济成熟，各诸侯国的人口繁衍旺盛，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和土地狭隘的现象，再加上过剩的人口逐渐转化为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将庄园逐渐转化为聚集大量财富的商业都市，因而各诸侯国的封建领主为扩张土地和满足物质欲望，而在相互之间展开土地掠夺和兼并战争，之前西周时期分封的八百诸侯国，至春秋中叶以后只存几十个国家，进而出现“春秋五霸”的争霸局面。以五霸为代表的霸主名义上虽然还是周代封建国家的诸侯，实际上已经脱离天子而独立，并且拥有自由组建军队、宣战、媾和、征税等特权，他们将自己掠夺的土地和人口分封给自己的大臣，大臣通过从诸侯兼并战争中获益而逐渐强大。春秋末年，随着各诸侯国大夫的权威继续增长，他们企图取诸侯的地位而代之，因此出现臣弑其君的现象比如田氏取齐和三家分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诸侯国数量再次减少，最后出现“七雄并峙”的新局面，此时铁犁牛耕普遍用于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组织的改变，传统的庄园制和采邑制变为佃耕制和郡县制，阻碍封建经济发展的藩篱逐渐被消除；此前独立出来的手工业和商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都市渐趋繁荣，比如楚国的寿春、秦国的咸阳以及齐国的临淄等，新兴的独立商人阶层通过巧取豪夺成为巨富，并进一步垄断市场，还向贫困农民征收高利贷，同时诸侯国因战争而引致财政窘困，商人又趁机攫取大量的土地额成为新兴地主阶层；在兼并战争中没落的小领主失去政权，但凭借传统的政治经验和能力，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从而逐渐形成士阶层。新兴地主阶层主张建立符合经济发展的统一政权以保护自身利益，而士阶层要求旧有的政治机构支配新的经济形态，于是新兴阶层采取“连横”的政治活动以对抗主张“合纵”的士阶层，最终秦国在新兴的商人地主支持下武力统一六国。

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所处的是氏族部落的繁荣时期。黄帝紧接神农氏，黄帝时代原始公有制衰亡，私有制日渐确立。这时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分布于各地的酋邦和若干后进的尚未转化为酋邦的部落形成“万国”并立的局面。原来的部落首脑，现在成了拥有相当权威的酋邦酋长。一些大酋邦为了战争的需要，开始结成松散的联盟。在整个尧舜禹时期，酋邦联盟不断壮大。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贵族阶层逐步形成，酋邦联盟内争夺联盟首领职位的斗争也激烈起来。尧舜的禅让也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舜并非富有的贵族，仅是普通的下层人民。在社会中已形成贵族阶层之时，舜以低贱的出身被选任为酋邦联盟的新首领时，除了受到来自尧及其子丹朱的阻力外，还遭到以夏酋邦酋长鲧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中的一部分显贵的反对。虽然舜在传统势力的推动下成为酋邦联盟的首领，禅让制取了暂时的胜利，然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不可逆转之势向阶级社会推进，代表贵族阶层利益的世袭制的基础日益巩固起来。

舜任联盟首领之后，逐渐蜕化为贵族阶层的一分子。舜禹禅让时同样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与舜代尧所不同的是，禹是以夏酋邦酋长的身份被选任为联盟首领的。禹时私有制已发展到相当程度，酋邦联盟中各势力强大的酋邦内财富和权力更加集中，禅让的制度也就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作为联盟的最高首脑，势力最强大的夏酋邦的酋长禹就企图把酋邦联盟变成自己家族世袭的“家天下”。而且大多数贵族分子支持禹之子启夺取“帝”位，启作为夺取首领职位的最大获益者也直接采取了暴力夺权的行动。于是启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自此，中国历史上世袭制首次取代以推举为基本特征的禅让制。酋邦联盟的时代就此结束，保护私有制度和贵族阶级利益的奴隶制王国终于建立。

启建立的夏，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6世纪，夏王桀在位时，被商汤率兵灭亡。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较发达，青铜冶炼和铸造有很高水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商朝时期，实行着以王室庄田为中心的庄园奴隶制，庄园中的劳动者主要是被称作“众”或“众人”的奴隶。他们失去人身自由，一无所有，被国王及其官吏驱赶着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们不断用逃亡、破坏和暴动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商代奴隶制的危机日益严重，以王室为中心的大庄园奴隶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而且威胁着统治者的政权。商纣王统治时，周武王兴兵伐纣，商亡。

周人在商朝西边，周人由于内部农村公社制的牢固基础，外部受到戎狄的进攻，掠夺不到奴隶；同时，又鉴于商代奴隶制的动乱不振，就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采用了较先进的封建制生产方式。周文王治岐时，已授给每家农户百亩的私田，使农奴有了自己的私有经济。这种优越制度大得民心。周武王克殷之后，把这种制度迅速推广到全国。商代大庄园中的奴隶大部分都被释放，并授以“百亩”的小块土地，由他们个别耕种、收获，以作为他们维持生活的份地。由此，西周的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被奴隶主占有的、随意驱使的奴隶，现在是有自营经济的农奴；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也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

周初的土地制度，虽说大多数劳动者可授得一份“百亩”的小块土地以养活自己，但他们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全国的土地都是周王所有。在管理这些土地时，周王除了留出一部分由自己直接统治外，又把大量土地按“公候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开国的功臣和前朝帝王的后裔等。各诸侯国的国君，又可以把自己国内的土地分封给下属的卿大夫作为采邑。这样，诸侯从国王那里领有土地，臣服于周王。卿大夫对诸侯的关系亦然。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以及从诸侯那里间接领得土地的卿大夫，就成为周天子底下大大小小的领主。然而周天子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在平王东迁以后，逐渐下移。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土地国有(王有)制不断退化，私有制日益发展。土地所有权从国王和领主手中转到地主私人手中，封建领主制逐渐变为封建地主制。

奴隶社会时期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归天子所有。夏朝时，农业知识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工具已不是石头制品，而是金属工具，今河南境内曾出土有商代铜铲等物。西周时，已实行井田制度，天子每年都要让一万人到公田服役，每家出一人到公田耕作，不到公田耕作的，就要纳税，农业生产工具方面主要是铜制农器。从这时起，畜牧业已与农业分开，在夏朝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猪、狗、牛、马等兽骨，可以想见当时的畜牧业在生产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夏朝和西周时畜牧业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传到后世的家畜，在当时就已经全有了。遗址中发现的家畜多达数百头。手工业已逐渐发达，大批的奴隶被送入手工作坊，分门别类，进行手工生产，当时比较重要的是青铜业制作。那时的商业也开始兴起，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了。在西周时已准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并有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商人的地位也已提高，可分享政权，经济文化交流已日渐繁荣起来。

到了春秋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齐国实行了“相地衰征”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均地分民”与“民民分货”，的政策，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这时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体积轻便，形制新颖了。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中下等贵族和自由农民竞相开垦荒地，私田不断增加，生产率高于奴隶主的公田。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交通的发展，使商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郑国的商人可到楚买丝，到周卖皮革等等。到了战国时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商业也更加兴盛，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易》上说“日中作市，召集天下人民，即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指的就是当时典型的集市商业。总之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了飞速的提高，较远古时代大为进步，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交易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货币也随之出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最初的语言和动物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叫声。他们用简单的叫声作为表达的工具，以此取得彼此在劳动过程中的行为联系与情感的沟通。在有巢氏时代，人类头脑对外界的反映力非常有限，语言器官的分化也尚未发育完全，在这一时代的语言是运动语言。运动语言，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上，是人类受外界之感触而表现于肉体上的一种倾动。这种肉体的倾动没有和人类的社会意识结合以前，还不能成为人的言语。在长期的实践中，由于一定的习惯积累，这种运动在反复重演逐渐被赋予以社会的意义。这种运动语言配合简单的叫声，就是最原始而又最现实的语言。

到燧人氏时代，随着采集经济向狩猎经济转化，以前散漫而笼统的思维，逐渐具体化分节化。为了表达这种新的思维，人类要求更繁多更精确的言语。到伏牺氏时代，随着历史进入蒙昧上期，狩猎工具逐渐复杂，从事生产工具制作的技术者分化出来，出现新的劳动形态。同时，集团间的原始交换发生，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唤起新的思维形态。这一时代的人类，不仅要求表现事物和动作的记号，而且要求表现视觉以外由听觉的作用而发生的感觉的记号，于是形成了音节语言。音节语言发生以后，姿势语言还继续存在，而且给与音节语言以影响。音节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语言长期发展的结果。而语言发展的过程与思维发展的过程是同步的。同样，思维发展的过程又是相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身肉体型的变革过程。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最主要的标志之一。最初的文字，是象形图画的缩写。在象形图画中，它们所描绘的事物或现象都很逼真，所以在任何人的眼中都能得到同样的认识。但当缩写为象形文字时，则或图其角，或图其头，各有各的缩写之法。在夏代，许多象形图画已接近于文字的形式，辛店期陶瓮上的动物画，其兽形、鸟形及人形画，与甲骨文字仅存在繁简之差。如在辛店陶瓮上之兽形作四足，而殷墟文字则作两足；鸟形作两足，而殷墟文字仅作一足而已。到从安阳出土的甲骨片上，我们发现了商代已有象形文字。今日所发现的甲骨文字，每一字皆有若干种书法，如“羊”字的书法，多至四十五种。这各种各样的书法，演变成为人类公认符号的文字，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商代在盘庚以后，已经出现了两千以上通行的字汇。商人对于文字应用的技术，已经达到非常纯熟的程度。他们不仅能应用于长篇巨制的记事，而且能运用于文学性的抒情。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

商代文字形成以后，当时应用文字的技术，已经有高度的发展。从单个文字的发明到文字的连缀，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文字的衍变中，名词的字汇中转化出动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及连接词的字汇时。有了这些字汇，文字连缀成为语句，并从而构成所谓“文章”。甲骨文中，已有包括六十四字的记事体的作品。不仅如此，在甲骨文中，还有具有文学性的记录，如云：“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商人不仅能将文字应用于长篇巨制的记事，而且能运用于文学性的抒情。

西周的文学，较之商代，已有很大的进步。从金文及《尚书》《周书》各篇的文字看来，当时的人已能写出长篇巨制的纪事体文字。从《诗》三百篇看来，当时的人又能写出优美的抒情诗歌。《诗》三百篇，是西周庄园制社会的文学之集大成，共分为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城、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幽十五个国和地区的民歌。“二雅”即小雅与大雅。“三颂”即周颂、鲁颂与商颂。其内容反映了农奴们在被奴役与被压榨的黑暗生活，也反映了领主们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

在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讲述是进行青少年教育的主要方式，氏族长老、酋长以及有威望的人物在集会场所传授知识。周代的学校教育比以前发达，已经有了“小学”和“大学”的区别。“小学”是周王室直属的贵族子弟的学校，周王室的“大学”又称为辟雍或学宫，诸侯的“大学”则称为泮宫。西周时期教育的基本格局是学在官府，官府之学的最高级者为辟雍，其次为泮宫，再次的称为校、庠、序等，大概是地方基层单位的学校，而且周王室在官府中设立“师氏”职官，以三德和三行教育王子。周代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十岁之前父母要教育孩子许多知识和一些基本礼仪，十岁之后父母给孩子聘请教学的老师，并且让孩子居住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周代的教育将贵族和平民女生排除在外，他们主要学习容貌礼仪和织纫之事。东周时期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从孔子开始陆续有私人办学，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比如春秋时期郑国的“乡校”、战国时期齐国威宣时代的稷下学宫等。

原始艺术也表现为各种形式，如绘画、雕刻、歌舞等。但在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中，原始艺术并没有系统的发现。在中国在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了钻孔的石珠、骨坠、兽齿、卵石等。这些艺术品，都经过精细的打制、研磨和钻凿，并且都用赤铁矿涂染着红的颜色。此外，还发现了类似指挥杖的鹿角。鹿角的表面是在削平以后再加研磨，磨光的面上有许多横行的纹理，可以看出有平行线、复平行线、交叉线、锐角、复锐角、曲线、波纹线、点等各种几何学原始图案。这显然是当时人类为了装饰而刻上去的记号。

在氏族社会的初期，由于两性的分工及原始咒术之继续发展，男子艺术与女子艺术在主题与样式上存在差别。在这一时代，男子的劳动是狩猎、制作武器、工具、家屋等，所处理的材料是金属、骨角、石和木等硬性的材料。因而男子的艺术中便产生了富于生命、运动和解剖学的特点。女子的劳动是制造陶器和编制衣物，所处理的材料是具有伸缩性的软性材料。从这种劳动中所发生出来的艺术，是充满着从缝纫与编织劳动节奏上所引起的抽象之几何学的表象，而且主要的是作用于装饰。到氏族社会中期，人类进入畜牧——农业经济的时代，所看到的动物都是驯服的，反映到艺术上，便是把一切题材在其不动性中去描写。绘画开始创造一些静止的形象，它丧失了以前解剖学的详细和力学上的均衡，而变为一种象征的描写。在这一时代，男子也学会了几何画，女子也学会了动物画。据民俗学的考察，舞蹈在氏族社会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只要高兴，便可以随便歌舞。到夏代的末叶，氏族的贵族们为了精神的享乐，开始了宫廷的奢靡歌舞。

艺术在商代获得了更高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一部分人从肉体劳动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于精神劳动。这使得艺术与劳动分离，而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商代的艺术主要表现在青铜器的创造上。商代的青铜器物上，皆有富丽、繁缛、细致而精美的花纹镂刻。其最流行的花纹，则为一种“有方角的螺纹”，即中国金石学家所说的“回纹”或“云雷纹”。商代的青铜器，亦有周身满缀回纹者。在商代的铜器镂刻中，亦有各种动物画的图案。此外商代的铜器装饰，已发明错金之术。如“父乙鬲”上的花纹，即系错金的花纹。在商代的石刻中，有“刻作猪、鸟、人像，以作祭祀、建筑或装饰的应用；或雕琢成特种花纹，镶嵌于它物作装饰品”。在这一时代，艺术家一方面为活的贵族雕刻食器、礼器及其他装饰品；另一方面为死去的贵族刻镂冥器。艺术已经不再服务大众的生活，开始走入宫廷和贵族的府第，服务于少数奴隶贵族之精神的享乐。适应于当时贵族之精神娱乐的要求，商代乐器已有很大的发展，已有南(即铃)、磬、鼓、于(即笙簧之类)等乐器。

饕養纹，

商代铜器花纹之一

周代的艺术，已经完全脱离了生产的性质。无论是雕刻或绘画，皆在于装饰。当时的艺术家，主要任务为领主设计宫殿园囿的图案、冶铸镂刻钟鼎彝器、雕琢珪璋、象揥，或为领主刺绣衣裳、冠冕、旌旗、车服等。艺术已完全服务于宫庭。据文献所示，西周领主的宫殿，已经有简单的雕刻与彩绘，当时艺术的建筑，已大为进步。

西周时代，铜器上所表现的艺术，无论在形制与花纹方面，皆更为进步。各种器物之盖腹及腿多加兽形或棱形之装饰。错金花纹，渐为发展。就花纹而论，仍以回纹为主要的图案，不过动物画则更为发展。此外亦有用文字组成花纹者如“鱼盘”，盘内以十三鱼字组成花纹。此外有兕觥象揥等工艺品，足证当时石器及骨角器物的雕刻也大有进步。在这一时代，歌舞也有了等级性。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正是这种等级性之表现。在这一时代，音乐和歌舞主要用于宗庙的降神，或官廷的宴乐，受到宗教仪式和封建礼节的缚束。

东周时代，九个学术流派同时兴起，学术思想也达到了盛极一时的局面。关于先秦诸子学术的起源，古代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都是出自天子的专职官员；另一种说法是来自《淮南子·要略》，说诸子学说的起源都是为了挽救当时社会的弊病。

诸子学说中最古老的思想是农家。农家的著作中，讲解种植栽培技术的有《吕览》中的《任地》《辨土》《审时》等篇章。《孟子》中记载的许行，就是农家中非常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滕文公上》许行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君臣应该一起耕种田地，一是出售物品的价格只根据数量，不根据质量。但许行没有提出过实现这一想法的措施。

稍晚于农家的思想便是道家。古书中大都把黄老并称，现在留存下来的《老子》书中都是三言或四言的韵语。《老子》这本书的宗旨大致有两点，一是守柔，一是无为。其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即用“道”来探讨自然、社会和生活的关系。春秋时期，老子总结了古代道教的精髓，形成了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表明道教已经正式形成。老子的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他主张政治上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道家的另一派是庄子、列子。庄子、列子的学说，鉴于世事的变化无常，福与祸无法预知，由此而产生了齐物论的学说。在这种学说里，各种事物都可以等同，所以这一派主张随心之自然，听凭命运的安排。他们的著作虽然多次标明是追随老子的思想，但其宣传的宗旨与老子的学说其实大为不同。

稍晚于老子的是墨子。墨家的学说源于夏禹，这可以从孙星衍《墨子后序》中看出。墨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兼爱就是不允许统治者剥削民众以供自己享乐，崇尚节俭，所以要节约费用、主张薄葬、不奏乐。同时，兼爱不允许夺取别人拥有的东西，或让别人竭尽忠诚地为自己作出牺牲，因此就有了非攻的说法。为了遏制人们攻战的想法，又兴起了防御的方法。墨子的言论，大都是责难王公大臣的，但他的学说最终未得以实行。

成为中国主流的思想体系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有春秋中期的孔子；《大学》的作者、春秋后期的曾子；《中庸》的作者、战国前期的子思；战国中期的孟子以及战国后期的荀子。孔子的道，全都体现在六部儒家经典中，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战国中期的申不害、战国中晚期的商鞅、战国晚期的韩非。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并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并鼓励“耕战”，力求“富国强兵”以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为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进而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即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要求他们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并且积极拥护“耕战”政策，忠于封建国君并能做到大公无私和秉公执法，同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品质。为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

纵横家这一派，《汉书·艺文志》说是出自于行人（掌管朝觐聘问的官）这一官职，这门学说也是自古就有，且兴盛于战国时期。古代出使他国的使者，“接受命令而不接受应对之辞”，故而行人的辞令特别重要。到了战国时期，游说列国之间合纵连横、分化拉拢的非常多，而游说的方式也越来越高明。纵横家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战国策》。

先秦诸子百家

在传说中的神农、黄帝时代，人类开始有了陶器及研磨的石器。传说中神农是中国最初发明陶器的人。最原始的陶器是在树皮编制的容器上涂以粘土再加烘烧而成。传说中神农还是中国最初发明斧斤的人。甘肃出土的齐家期遗址中，已发现用于垦草的石镰及各式尖锐的骨器。尧、舜时代，陶器的应用已极普遍，它已成为家常日用的器皿。据考古学家的报告，这一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已大有进步，形式亦已多样化，如瓮、钵、瓶、鼎、鬲、盘、盂、碗、碟之属，应有尽有。传说中禹的时代已有彩陶，而彩陶多用作祭器。在这一时代，磨制石器及骨器的制作，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

夏代的陶器制作，更为发展。无论在形式方面或花纹方面，均超越以前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石骨各器，除牛马胛骨所制之鹤嘴锄外，其余均与原始时期相近。惟石斧较少，如非尚未发现，则或系为铜斧代替。传说中谓夏代已有车的发明。在夏代，铜质工具已出现。夏代发明的黄铜文化，到了商代便已经发展为高度水准的青铜器文化。在殷墟的发掘中，曾发现大型的炼锅与大块的炼渣。商代的各种器皿、祭器及兵器，大概都已用青铜制造。这些不同形制的青铜器皿，皆用作祭器或日用的盛器，而这在夏代，都是陶器充任的。商人之处理青铜与“夏人”之处理泥土，已经具有同等的纯熟。而且从其形制的多样化看来，商人之制铜的技术，甚至超过了“夏人”制陶的技术。

除日用器皿及祭器已由陶器发展为青铜器以外，以前由石制或骨制的武器，现在也用青铜代替了。在殷墟中已经发现了铜戈、铜矛、铜镞等武器。从这些武器制作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此外，商代的主要劳动工具，也都用青铜制造，据殷墟发掘报告，在殷墟中曾发现铜斧、铜锛、铜刀、铜锥、铜针等器物。而这些劳动工具，在“夏代”，大都还是用石制或用骨制的。同时，商人已经掌握在铜中掺锡冶炼青铜的技术，这在冶金学上，是一个很大的发明。此外，在商代，天文历数开始萌芽，商人已知按照气候的变化划分季节，并且已用干支记日。由于战争与商业的进行，又扩大了地理学的知识，甲骨文中有不少方国都邑之名的记录。

西周时期，在青铜器的制作，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据各家的著录，现已出土之两周青铜器，已有二三千具以上，其种类有钟、铎、鼎、鬲、瓶、敦、篮、簋、盒等。当时的日用器皿已完全用青铜制造。尤其兵器的制造，如戈、矛、矢、镞之类，已完全使用青铜。青铜器的普遍应用，得益于当时采矿事业与冶炼技术的高度发展。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当时的纺织技术、缝纫刺绣及染色技术亦十分发达。

春秋时，铁器实已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冶铁铸铁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在春秋末际，长江流域已有大规模的冶铁事业。战国时期，铁器不但普遍应用于耕种，而且广泛应用于武器。如在韩则有铁幕，在赵则有铁甲、铁杖，在魏则有铁椎，在秦则有铁殳、铁室、铁括，在楚则有铁剑、铁铀等。当时铁的生产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且冶铸锻炼锤击的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

远古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天文历法产生兴趣，后世流传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相传尧的时候曾经派专人职司观察天象，并且根据其观察把时令传授给民众。羲仲族的人专门观察日出时间、羲叔族的人专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和仲族的人专门观察日落的时间、和叔族的人专门观察夜间长度的变化，尧命令人们根据这些观测结果而以闰月来确定四时和年岁。到帝颛顼的时候出现专司天文历法的“南正”与“火正”，其中“火正”可能与观察“火”星而授时有关。在原始时代以对于心宿的观测最为重要，因为在其他历法出现之前，人们所使用的主要是“火历”，即以“大火”星的运行变化为依据所制定的历法。

原始时代可能已出现天干地支记时，干支的名称大约在夏代就已趋于完备，夏王名号有太康(即庚)、中康、少康、孔甲、履癸等，都含有天干名称。夏代所行用的历法称为“夏时”，它比较符合季节变化并与自然气象相适应。夏代的人通过详细观察时令、天象、气候、物候等各月的变化，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一部月令《夏小正》。《夏小正》里记载了不同月份的北斗、大火、参等星辰及物候节令的情况。夏代的月令流传颇久，春秋时期还有一部称作《夏令》的书传于后世。

商代的历法比较合乎天象，是一种星象历，这种历法的进步不是精确计算而推步的结果，而是依据天象不断进行调整而取得的。商代有了平年和闰年的区别，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平常的年份每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多出的一个月称为十三月并置于岁末。当时还不能较好地处理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卜辞里面偶有十四月或十五月的记载。闰月设置在商代似乎还没有规律可循，只是人们发现季节与月份名称相悖时便在年末加上一个月进行调整。到了商代末期，也可能在年中置过闰月。

关于每年首月，即正月的设置，古代有“三正”说，认为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为岁首；商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岁首。可见夏商西周时期的历法中关于岁首的设置是不太固定的。商代还不懂得进行推算以确定每月的首日，而是以新月初见为月首。商代的月有大、小的区别。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商代前期以大、小月相间进行安排，后期出现了连续大月的现象。当时的先民已经观察到太阳黑子（日斑）的现象，测量太阳运行方向的日晷、观察天空的窥管和望筒都已问世。

西周时期的历法以干支和月相配合，这种记时方法通过月相指明了干支日在月中的时段，从而使人们知道该日在某月中的确切位置，使所记日辰比较准确。通过月相来标记某一月份的一个特定的时段是周代历法的一大特色。农历的每月首日，月亮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地面上见不到月光，这种现象称为朔，这一天也就称为“朔日”，也有的称为“朔月”。随着历法的进步，周王朝便在每年的十二月间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这称为“颁朔”。颁朔的制度大概在西周中期形成一种礼制，起到了统一历法的作用。每月的朔日，诸侯所行告朔之礼，称为“告朔”。周代在颁朔、告朔基础上逐渐形成“月令”。月令以春夏秋冬为序，每季又以孟、仲、季排出先后。月令的内容主要包括每个月的天象特征；物候；天子在当月的居处、服饰、车马和饮食；每月的王命；农事和禁忌；不行当月节令的后果等项。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天象的观察更为认真。在对太阳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春秋时期的人们可能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的观念。与“分”“至”的概念相适应，春秋时期还有“启”“闭”的概念，谓“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春秋时期在对于太阳观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分、至、启、闭等观念，是后世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的先声。

中国远古时代的先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曾经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饮食习俗处于十分低下的阶段。随着长期的社会实践，原始人类逐渐学会了用火烤熟渔猎得来的食物。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一般认为，中国远古人类用火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时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旧石器时代前期，原始人类的食物以植物的果实和茎叶为主，肉食只占较少的比重。旧石器时代后期，随着狩猎技术的进步，原始人类的肉食比重增加。同时，在原始时代的某些地区，可能存在有食人之风。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食物不再以采集的果实和狩猎的野兽为主，而是以农作物和驯养的家畜、捕捞的鱼虾为主。同时，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粮食加工的用具，人们不再吃整粒的粮食。随着制陶业的迅速发展，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陶制炊具和食具。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陶制的杯、簋、鬲、瓮等，还有了蒸饭的陶制炊具——甑。当时的陶制炊具和饮食器具上往往装饰有各种图案和花纹，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饮食观念。此外，当时的人们对于某些食物的特性已经有所认识，能够总结出一些植物的实用效果、特性等方面的规律。

夏王朝时期，饮食方面还没有太多的规定。到了商代，各种礼仪已经制度化，饮食已不再单纯为果腹之需，而是成为治国之大礼。周代最为重视饮食与礼仪的结合，在许多重要的礼仪和外交场合如分封诸侯、庆功赏赐、报捷献俘、祭祀神灵、检阅军队等，都往往有宴飨在其间。飨礼成为周王经常举行的礼仪。这种飨礼常和射礼、祭礼等一起举行。周代饮食习俗的礼仪化还表现在饮食过程中礼仪的繁富。贵族间饮宴的时候，一般要进行尝、献、酢、醻等礼仪环节。除了饮食的礼仪化以外，夏商周的饮食习俗还逐渐等级化，国王君主一般食用六谷、六牲、六清，自王以下的各级贵族以及平民，在饮食方面依照等级而下降，庶民只能吃野菜且只有在祭祀的时候吃鱼。

从新石器时代后期，酒就已经出现。到了夏代，已经能够造出比较高级的酒，还出现了一些善于造酒的著名人物，古代文献里就有“杜康造酒”“仪狄造酒”“太康造秫酒”等记载。殷人饮酒成风，殷商末年由于人们“沉酗于酒”而导致亡国之祸。周人以此为鉴，以严厉的处罚来强制人们戒酒。但周代的贵族并没有停止酗酒。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里，酒器数量多、规格繁富。先秦时代的酒，并不浓烈，当时社会上许多场合都要饮酒，无论是在国君面前，抑或是宗族客人相聚、州闾之会以至朋友相酌，酒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饮料。

夏商周时期一般人通常的熟食办法是煮粥和蒸饭。用来煮粥的陶器中，鬲的数量最多。鼎亦用来煮粥，可见粥也是当时贵族的平常食物之一。商周时代用来蒸饭的器具称为甑和甑。用来蒸饭的粮食，包括黍、稷、粟、稻、菽等多种。但当时的人以食粥为主，一般人是难以吃到蒸饭的。周代一般贵族进食的时候，食物的摆设位置也有通例，比如要把带骨头的熟肉放在席的左边，将切好的没有骨头的肉放在席的右边，要把饭食放在人的左侧，把羹汤放在人的右侧等等。在饮食习惯方面，东周时人还十分讲究烹调的火候和技术。

先秦时期服饰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基础。在猿人阶段，树叶和兽皮是上古时代先民最初御寒的“衣服”，距今二三万年前的人类已经学会使用骨针等工具将树叶和兽皮连缀起来。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服饰的最大变化是能够用布来缝制服装，后期丝织品逐渐成为服装的材料。山顶洞人不仅会用骨针缝制服装，还会打造类似于项链的佩饰。中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发现有不同质地的佩饰，多数由玉石、玛瑙、水晶、翡翠等制成，饰品的造型多呈龙、虎、龟、鸟等。中国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精细，其中有不少是玉质的服饰。

服饰习俗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制作衣裳的质料趋于精良，服饰也逐渐趋于定型化。夏商周时期的衣多为交领右衽的形状，衣的衽都在人的右侧。衣长多至膝盖上下，衣的后裾或长至足部。衣的外面系有腰带。商代的衣要狭小些，周代则以宽大为特征，长度多超过膝盖。周代的衣在商代的交领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衣领由颈下而往偏下的部位延伸。衣的袖口部分称为“袂”，袂一般都比较长，在袖口部位作上下垂的两块，犹如后世戏曲服装里的水袖。

西周和春秋时期衣的形制开始多样化，平民或儿童常穿便于劳作的短衣，即“襦”；贵族睡觉时则穿长长的寝衣。同时为适应冷暖季节的需要，出现单衣和复衣。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复衣也不足以御寒，所以便在复衣的夹层里填装绵絮、乱麻、苇荼等物。这样的复衣，称为袍。为了御寒，夏商周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穿着皮衣（即裘）的习俗。当时的裘衣，多在外加上一件外衣（即褐衣）以保护裘衣的毛色。周代贵族对于裘和褐衣十分重视，常以之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夏商周时期，人们的服装里没有裤子，保护下体的衣服称为裳，也作常。约从西周后期开始，贵族间渐兴一种宽大的“深衣”。深衣的主要特征是将上衣和下裳连为一体，无论男女皆可穿用。大约到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了类于后世的套裤的服装，称为裤，左右各一但中间并不相连，称之为胫衣。

为了御寒和保护头部，起初人们只以布帛做成巾帽。最初的帽比较简单，直到商代还只是以布帛束发并稍加装饰。周代，人们对于冠特别重视。周代人常戴之冠称为弁。弁有“爵弁”“皮弁”等区别，爵弁是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皮弁是田猎攻伐或者平日所戴。弁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冕，冕是周代礼冠之中最为尊贵的一种。冕的外面是黑色，里面是朱红色，顶端有延，即一块后高前低、略向前倾的木板。延的前端垂有组缨，其上穿有玉珠，叫做旒。依照贵族等级的高低，旒的数目也有不同。军队里适应打仗作战需要的冠称为胄，也叫兜鍪，和后世的头盔相似。

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主要以穴居与巢居为主要居住方式。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穴居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居住方式。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依照不同的自然条件选择穴居的方法。窖穴虽然容易挖掘，但是相当潮湿，且空间太小，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很少使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半地穴式房屋。这种房屋的正中部位常有几根大的木柱来支撑屋顶，在地穴的周围有许多用草索相连的小木柱，其外用泥涂抹做成墙壁，这种墙称为“木骨墙”。半地穴式房屋主要在北方普遍存在，而南方地区则是干栏式建筑。这类建筑多选址在背岗面水的缓坡上。建筑的时候先把成排的木桩打入地下，木桩在地面以上的高度一般在80至100厘米之间。木桩的上端以榫卯与横梁相接。横梁以上敷设木板，木板之间采用企口的方法严密拼接在一起，以形成平整的层面。在这层木板之上，竖起立柱、架梁和顶盖，建成木构架的房屋。

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居住习俗有了很大变化并渐趋等级化。人们由穴居、半穴居移至地面甚至筑起高堂。贵族则以石或铜做成的柱础来支撑高大的房屋木架，建筑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宫殿。宫殿建筑虽然不如后世华丽，但却奠定了我国古代宫殿的基本建筑格局，如有高亢的台基、殿堂坐北朝南、有庭院和廊庑等，多为后世所沿用。夏商时期，社会上的一般平民和下层劳动群众多居住在平地起建或半地穴式的房屋里。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门多朝南，内设火堂，地穴的帮上可以接筑短墙。早期半地穴房屋的地面一般低于穴外地面1.4至2.2米。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一般入地较浅，墙壁多采用版筑法，地面多用土夯筑，表面有白姜石粉泥。有些房屋的夯土经过火煅以防潮湿。较大的房屋里面有的筑有一道隔墙，将房屋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周族从古公亶父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大规模地建造宫殿和各种房屋。当时建筑宫室的时候要先占卜选址，选址之后要具体测量，用绳来划定直线，用版筑的方法筑墙。周代的宫殿属于“前堂后室”“前朝后寝”式宫庭建筑，具有代表性的如陕西歧山县凤雏村的大型周代建筑基址。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兴起，瓦逐渐成为常见的建筑材料，还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制的瓦，如板瓦、筒瓦、瓦当、瓦钉等。室内外的装饰也日趋豪华精美，并且采用了一些新的建筑技术建造亭台楼榭。春秋战国时期的台基比以前有显著发展，贵族的宫室殿堂往往有高耸的台基，筑台之风十分盛行。贵族的宫室装饰得相当华丽，国君的宫殿往往规模宏大。就建筑布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宫室往往附属有园囿，成为园林式建筑。

原始时代初期人们靠步行来活动，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尚且没有出现，而独木舟可能是远古时代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原始社会后期，交通工具可能已经有许多种类，相传大禹治水和开辟九道时乘坐车、船、撬、撵等交通工具。夏王朝建立以后，各个地区的联系空前加强，交通工具的制造发展迅速，其中最负盛名的造车人是奚仲。商代时期，车已经是商王和贵族田猎的主要交通工具。商代的车辆都是独辀（即辕）车而且是两马驾辕，到了商朝末年，才出现了四马驾车的情况。独辀车是中国古代车辆的基本形制，后世基本都是在商代车辆形制的基础上改进。商代的民众也已经多使用车辆，周初商族的人还牵着牛车到远处做买卖。此外，舟船在商代的水路交通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商代的舟船已经不是独木舟，而是用木料拼接而成的木板船。这种船的形状是两头翘起，底小面大，中部稍宽，两端较窄，舟的首尾部位各有一根或两根横木，以使舟体牢固。商代的舟船是一种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且有了较高的造船技术。

西周时期的车辆形制，虽然保存了商代以来的独辀车的样式，但是在车的构造方面有所改进，由于制造技术的进步而使车辆更为坚固耐用，车辆装饰得相当豪华美观。这一时期，在周代分封制度下，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也有许多往来，从周王朝的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道路。各诸侯国内部也有许多道路以沟通各地的来往。如“刍道”“原道”“履道”“井邑封道”等。周代的主要的交通道路在平原地区一般是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的平直大道。对于道路的维修，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专职人员修筑道路。周代对于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已经有了较为妥善的措施。巡视道路的情况也是周王朝某些官员的职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地区舟楫的制造日趋兴盛。除了舟之外，南方地区还有大型的桴。桴已经不是简单的木筏，而是可载重物的大型水上交通工具。这一时期，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将各种船只组成舟师用于战争，还在战争中运用舟桥。为了适应水运交通和征战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运河，其中以吴国最为突出。

原始人群时期的婚俗，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辈行之分的杂乱婚制。在乱婚习俗之后，出现了群婚制。这种婚制排除了祖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形成了血缘群婚的局面。在这种婚俗下，同辈的男女既互为兄弟姊妹，又互为夫妻。群婚的高级发展阶段是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这种婚俗不仅排除了双亲和子女婚配，而且排除了姊妹和兄弟的婚配。普那路亚婚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对偶婚的出现。无论男女，都在对方氏族里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婚姻伙伴，形成了对偶家庭。这样，人们除了知道自己的生母，又可以知道自己的生父。对偶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雏形。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则组成了比较牢固的婚姻关系，并且有了属于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开始出现。

远古时代最初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埋葬的习俗，对尸体不进行埋葬，不封土，也不种树以作标记。考古发现所见中国原始时代最早的埋葬实例，是著名的山顶洞人的遗址。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墓葬是长方形土坑墓，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这类墓葬就有两千多座。这种墓葬多为单身葬，也有合葬或二次迁葬。除了木棺之外，有些地区还流行石棺，墓坑的底、四壁和盖都以石板为之。仰身直肢葬是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最主要的葬式习俗。其次是俯身葬，尸体骨架作扑倒直肢姿态，主要流行于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再次是火葬，实行火葬时先将尸体和随葬品放置于墓坑中，然后在墓坑内火化。

原始时代有成丁礼，即举行一定的仪式承认年轻人正式成为氏族的成员。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冠为人们相当重要的服饰，遂以冠礼作为成丁礼。行冠礼的时候，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笄将冠与髻一同固定。三次加冠，初始加缁布冠(黑麻布所做之冠)，再加皮弁(白鹿皮所做之冠)，最后加爵弁(用细葛布或丝帛做成的和冕相类的褐色冠)，以此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三次加冠之后，由来宾为行冠礼者取字。在为冠礼而举行的飨宴上，主人要向来宾献酒，并以束帛、鹿皮相赠，直至送宾客出门，冠礼才算最终完成。冠礼是贵族男子成年而被贵族社会承认的转折点，是巩固宗法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古代礼学家对于冠礼十分重视。

夏商时期，在婚俗上还保存着不少旧的传统，在婚姻关系上比较随便，但是族外婚制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周代的婚俗由于受到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影响而出现了嫡庶之别。周代十分重视选择正妻，贵族娶正妻的礼俗也就特别隆重。贵族婚娶时的媵妾制度是周代婚俗中的一个特色，这是周代一夫多妻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诸侯娶一国之女，往往得到其他国家的媵妾。这种制度在春秋时期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周代的婚姻关系比较自由，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与婚姻，这在《诗经》里面有许多著名的篇章。

夏商时期的墓葬和以前一样依然“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不起坟堆，而只与平地齐。但是，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墓上建筑。西周和春秋前期依然保存着上古时代墓葬“不封不树”的习俗。在春秋后期，坟堆开始普及。至迟到春秋晚期，墓有坟丘已经是通行的葬式。除了封土为坟丘之外，还在坟丘周围栽树。在周代等级制度下，坟丘的高度以及种树的种类和株数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丧礼仪节繁多，十分复杂。周代盛行厚葬，入东周后此俗尤甚。除了厚葬之外，久丧亦是周代葬俗中的一项习俗。在居丧期间，为了表示哀痛，人们通常要将生活水准降至最低水平。

中国先秦时期历经上古、夏、商、周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组织由氏族而部落，由部族到宗族，再到个体家庭的形成和普及，各时期的变化甚为明显。上古时代的氏族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婚姻关系的进步，最初的原始人群逐渐有了较为稳固的组织形态，即氏族。新石器时代是氏族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氏族组织的规模不会太大，氏族成员间比较平等。氏族是文明时代诞生以前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往往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和部落联盟。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氏族依旧长期存在，有些氏族还发展成为国家。这种情况在夏代特别明显。夏代虽然没有分封诸侯的制度，但是氏族以及以氏族为核心的国家曾普遍存在。商代的氏族组织也相当普遍。卜辞中屡有“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记载。商朝灭亡的时候，周曾将商的一些氏族分封给诸侯国。

同时，家庭和宗族越来越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以父家长为核心的氏族到了周代，按照逐渐完善的宗法观念，变成了宗族。在宗族内部要区分大宗与小宗，从而确立和提高大宗的嫡长子的权威。宗法制度的关键内容是要区别嫡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并由此而稳固贵族阶层的内部秩序。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为宗主。同宗族的人对于宗子要特别尊崇，因为他就是宗族的代表。在经济上，宗子的地位也相当优越，所以直到春秋时期社会上还有“宗邑，必在宗主”的说法，认为作为本宗族的大邑，必须由宗主掌管。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般情况下，周王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被分封为诸侯。历代的周王是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西周初年，宗法制首先在周王和诸侯间实施，后随着贵族等级的形成，宗法制也扩及于中、小贵族以至于士、庶民之间。

在原始时代，人们认为大自然的各种物体都是神秘的、有灵性的，因此人们把自然界的许多物体，如天、地、四方、山木、川谷、丘陵、太阳、动植物等都作为神灵来对待。新石器时代后期，当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增强的时候，在动物崇拜观念中则将人与动物合而为一，暗示人也有神异动物的威力，或者说表示了人从神异动物那里获得了神力。同时，原始人类还先后产生女性和男性生殖器官崇拜、以及男女交媾同体崇拜的落后信仰，他们也对自己部落的祖先、英雄人物表示敬畏和崇拜，还出现了早期的占卜与巫术，以预测吉凶。在远古时代人们的信仰里，往往以偶像作为神灵的载体，偶像的范围相当广泛，祖先和各种自然物都有可能成为当时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关于动物的偶像崇拜，如关于龙、凤的崇拜。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夏、商时期的宗教信仰内涵和形式逐渐丰富，夏代盛行占卜并根据卜兆以决定吉凶，筮法也是夏代预测吉凶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外夏代还崇拜天帝和其他一些神灵。商代盛行在龟甲上占卜以测吉凶，进行占卜的时候要一事多卜，从正反两面反复卜问卜问一次都要灼龟一次，一般都要在龟腹甲正面的兆纹上方契刻占卜的次数。商代人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也广泛存在。

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的普及和巩固，西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也出现了新变化，此时祭典往往和社会礼制密切相关，其中人们把社神与现实政治的权力进行联系，社稷逐渐成为政权的代称，因而社祭成为一项重要的祭典。同时，为体现天子为首的等级制度，周人还存在以上帝为首的山川百神的宗教信仰。上帝同时又称曰“天”“昊天”“皇天”“苍天”。“天”，象征着风云雨露、震电雷霆及日月星辰，蕴藏着神秘的自然力量。这样的皇天，成为在自然力支配之下的农奴之最高的信仰。西周的封建领主，便利用“天道”设教，以行使其对农奴的统治。为了沟通人间和天上两个世界的关系，西周的国王遂成为天人之间的中介。天人交际的实践，要通过宗教的仪式实现，这就是祭祀。与上帝的崇拜平行发展的是祖先的崇拜。祖先的崇拜也反映出等级制度的内容。祖先崇拜，在氏族社会即已开始，不过在当时人人平等。商代，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奴隶无祖，只能以主人之祖为祖。到西周时，由于奴隶转化为农奴。所以在西周时庶人有祭。西周的国王以其祖先比于上帝，从而把祭祀祖先与祭祀上帝看作同样重要的祀典。

二里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至东南方向分布，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高地。遗址范围包括偃师区翟镇镇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和北许四个村，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约3800～3500年，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夏都遗址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斟鄩大道1号，于2019年10月19日建成开放。它以二里头遗址近4000年的文化积淀，成为展示华夏第一王都的平台。博物馆依托二里头遗址而建，汇集了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精华。该馆设置五个基本陈列展厅，包括“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系统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藏品类型涵盖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安阳殷墟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安阳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遗址保护区总面积29.47平方公里。目前，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部分区域面向公众开放，再现了3300年前殷商都城的基本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处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城址包括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宗教活动遗迹，城市布局有明显规划。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表明，郑州商城是商王朝的前期都邑所在地，即成汤建商的“亳都”。郑州商城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时期的统治中心，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基本反映出早商文明的完整形态。其中的冶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城市建筑基址、城市基础设施遗存、习刻甲骨、原始瓷器，尤其是大量的王室青铜重器，集中展示了早商文明的发展高度。目前，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建设已见雏形并对外开放。

郑州商代遗址

陕西周原遗址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遗址所处区域发现大量商代晚期的土著遗存和西周时期的城墙、宫殿、墓葬、水网系统、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遗迹。其中，商代晚期为土著遗存的中心遗址，发现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的遗存；西周时期为周王朝最大的遗址，发现城墙、宫殿、铜器窖藏、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水网系统、道路等早期城市的指标性遗存。总体来说，周原遗址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遗物对于研究西周建筑、礼制，乃至整个西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宝鸡市政府批准成立周原博物馆；2016年，依托周原遗址而建设的国内首座国际化考古研究机构——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建成开放。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展开[a]

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b]

约当今天的三十亩左右。

[c]

直至现在，姿势言语还成为各民族言语构成中之一个因素， 如借手指的屈伸而表示数目的多少，借手的摆动而表示肯定和 否定的命意。

[d]

在这里，周南与召南，乃系指周公与召公之封区而言。

[e]

音tì，古代的一种首饰，可用来搔头。

[f]

“南正”与“火正”为两个官名。

[g]

这个火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为天蝎星座的一颗恒星。古人对它很熟悉，所以很早就有了“七月流火”的诗句。

[h]

《尚书·甘誓》“怠弃三正”,《释文》引马融说谓“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i]

周王朝所颁的“朔”，其主要内容便是翌年有无闰月，每月朔日的干支，以及每月所应当执行的政令和所当办的事务。

[j]

据推测，“启”，指的是立春、立夏，义谓此时阳气开启，为春播夏种的时节；“闭”，指的是立秋、立冬，义谓此时阴气收敛万物，为秋收冬藏之时节。

[k]

“尝”，指筵宴的主人先品尝酒味。宾客入席之后，主人取酒爵到宾客席前奉于宾，这称为“献”。宾客取酒爵还敬于主人，称为“酢”。 酵，即酬，指主人将酒注入解内，先自饮，然后劝宾客随饮。在饮宴  的礼仪上，献、酢、酬进行一遍，合称为“一献”。

[l]

六谷， 即徐、黍、稷、粱、麦、菽等；六牲，即马、牛、羊、鸡、犬、豕；六清包括 水、浆、醴、凉、医、融等。

[m]

衽就是衣襟。

[n]

有表无里的衣称为“单”；有表有里的衣则称为“复”。

[o]

音biàn，古代男子戴的一种帽子。

[p]

将舟船横列，系以绳索，置木板于船 面，便成为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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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走进夏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 [2024-01-06].

[97]殷墟简介.安阳殷墟官网. [2024-01-06].

[98]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国家文物局. [2024-01-06].

[99]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国家文物局. [202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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