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

李治（公元628年7月21日 —公元683年12月27日），小名雉奴，字为善即唐高宗，是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十五，李治出生在长安东宫的丽正殿，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文德顺圣长孙皇后的第三个儿子。李治四岁时受封为晋王，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遥领并州都督。李治幼时跟随著作郎萧德言学读《孝经》，得到唐太宗的赞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李治九岁时，母亲文德皇后去世，唐太宗多次安慰李治，为了表示对李治的优待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世民有意改立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太子，遭到魏征、褚遂良的反对。李泰与太子李承乾明争暗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准备发动政变，结果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黜。李承乾被废后，李世民重新打起立李泰为太子的主意，再次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推选李治。李泰担心唐太宗封李治为太子，便以李元昌之死警告李治。唐太宗知道后放弃立李泰为太子的想法，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下决定立李治为太子，将李泰软禁北苑。同年四月七日，李世民正式宣诏，立李治为太子，大赦天下。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命李治监督国政。李世民出发前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等人共同辅佐太子，并告诫李治治理帝国最重要的事是选贤任能，奖罚得当，大公无私。十月二十一日，李治亲自去迎接李世民得胜归朝，两人在途中相遇后一起返回。十二月七日，李世民生疮化脓不能骑马，乘坐皇家软轿前进，十二月十四日，李世民抵达并州（山西省太原市），李治亲自给父亲吸脓，扶住车辆步行，一连护送好几日。

李世民抵达京师后，病情并没有完全恢复，打算安静修养。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下诏军国机务全部交给李治裁决。李治每隔一天到东宫处理公务，公务完毕后就去李世民身边伺候饮食与汤药。同年十一月一日，因身体原因李世民再次下诏命有关祭祀、奏章、外宾、军事、禁卫、印信、驿马车站补给以及对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处决或赦免死罪，仍由自己裁决外，其他所有国事全部交给李治处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亲自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李治，并告诉他修身治国的方法全在这十二篇中，告诫他应该以古代圣明为榜样。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李治继位。李治即位后，诏令其舅父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英国公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二人为辅政大臣。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正月二十一日，李治召见朝集史，让他们积极上疏谏言。自此李治每天召刺史十人入宫，询问民间疾苦以及地方治理的成绩。同年六月，唐高宗派郎将高侃进攻东突厥，大败突厥，俘虏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九月四日，高侃押解车鼻可汗抵达京师，李治下令将他释放，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把左突厥残余部队安置在督军山（蒙古国杭爱山），在东突厥故地分设单于都户府、瀚海都护府。同年十一月十九日，特浪羌酋长董悉奉求、辟惠羌酋长卜檐莫各率领一万余户前往茂州（今四川省茂县）请求归附唐王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等国派使节到长安进贡；同年夏，朗州道行军总管赵孝祖大破西南蛮，西南蛮全部归属唐王朝。这一年，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企图发动政变，不久后事情败露，次年二月，唐高宗下诏处死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赐死元景、巴陵、高阳公主；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等也受牵连或死或贬。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正月，羌部落酋长冻就归附唐王朝，唐高宗下令在此地设置剑州；五月，在处月部落（新疆新源县）所在地设金满州。

永徽年间，李治任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同心协力地辅佐李治，这段时间（公元650年—655年），政治清明，人民富足，有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贞观的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五年（公元655年）六月，李治的武昭仪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使用巫术妖法，李治下令禁止柳氏入宫。七月，李治贬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为遂州刺史，随后，再贬为荣州刺史。中书舍人李义府上表请李治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李治很高兴，赏赐了李义府，不久，又破格提拔李义府为中书侍郎。

九月，李治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入内殿，李勣称病未入，长孙无忌等人进入内殿后，李治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问他们是否能改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认为皇后没有过错不能罢黜，李治生气，下令将褚遂良逐出。不久后，李勣进宫朝见，李治为改立皇后的事征求他的意见，李勣说立后是陛下的家务事，不需要问外人。李治于是下定决心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贬王皇后、萧淑妃为平民，并将他们的母亲及兄弟，一律开除官籍，流放岭南。十月十九日，文武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李治下诏封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一日，李治命司空李勣携带印信，正式册封武昭仪为皇后。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正月，李治下诏实施新礼仪《显庆礼》。褚遂良在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任上去世。同年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李治命监察御史许敬宗与侍中辛茂调查审判。许敬宗拷打韦季方后得到长孙无忌意欲叛变的口供。许敬宗上疏李治说韦季方打算联合长孙无忌乘机叛变，夺取政权，而今怕事情泄露，韦季芳已畏罪自杀。李治命许敬宗再作细致的查证，许敬宗再次回复长孙无忌叛变属实。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四月二十二日，李治下诏剥夺长孙无忌太尉及封爵采邑，出任扬州都督，但软禁黔州（重庆市彭水县），以正一品官位待遇供应饮食。许敬宗又上奏说长孙无忌反叛是褚遂良、柳奭、韩瑗教唆煽动，于志宁也是长孙无忌一党。于是，李治下诏追夺褚遂良的官职爵位，开出柳奭、韩瑗的官籍，免掉于志宁的官职。长孙无忌的儿子驸马长孙冲等，全部开出官籍，流放岭表。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在中途全被诛杀。

次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治下诏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他全部依照官品作为高低标准，分为九等。七月，李治派御史分别往高州（高州市东北）、象州（广西象州县）、振州（海南三亚市西崖城镇）逮捕长孙恩、柳奭、韩瑗，将他们押往京师。七月二十七日，李治命李勣、许敬宗等人再次调差长孙无忌叛乱事件，长孙无忌被逼自杀。随后，李治下诏将柳奭、韩瑗就地处决。长孙无忌、柳奭、韩瑗三家财产没收，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受长孙无忌一案牵连的官员被贬降的有十三人，其中高履行被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刺史，于家被贬之人九人。从此以后，朝政大权落入李治和武皇后手中。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李治因昏眩头痛症影响政务处理，便命皇后裁决文武百官所奏的政事。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李治准备御驾亲征高丽，武皇后上疏劝阻，李治下诏接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七月，李治下诏令远征高丽的刘仁愿、刘仁轨全军前往新罗，当时他们驻守在熊津孤城。刘仁轨未前往新罗，反而发动突袭，一连攻下百济的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等反抗军大营，刘仁轨上奏朝廷要求增兵，李治征调淄州、莱州、青州等地的民兵七千人，前往熊津。次年，百济战败，国王国王逃亡高丽，李治下诏命刘仁轨留下镇守百济故地，刘仁愿、孙仁师等班师回朝。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宦官王伏胜向李治告发道士郭行真，说他出入禁宫为皇后施行祈福避祸的法术。李治大怒召见西台侍郎上官仪，讨论如何处置此时，上官仪提出罢黜皇后。李治命上官仪拟写诏书，左右侍从将此时告知武皇后。随后，武皇后命许敬宗诬告上官仪谋害君王，上官仪被处死，与上官仪交往密切的官员被贬降流放。此后，李治每次支持朝会，武皇后便垂帘于御座之后，一切政事都参与决策，中外称他们为“二圣”。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李治从东都洛出发，前往泰山封禅，文武仪仗队长达数百里，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都派使节随行。次年正月初一，李治在泰山举行祭天盛典，初三，李治命皇后武氏做第二次祭祀献礼主持，随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同时，李治赐给文武官员官阶、勋号、爵位；诏令平民中八十岁以上的老翁授予次等州级的刺史、司马、县令荣衔，妇人授予郡君、县君荣衔；七十至八十岁的老人，赐予古爵位一级。免除所经过地方本年的租赋，免除齐州的劳役一年半、兖州的劳役二年。二十四日，唐高宗亲临曲阜，祭祀孔子，追赠孔子为太师。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二月二十八，李勣、薛仁贵等攻陷高丽扶余城（今吉林扶余城）；九月十二日，李勣攻破高丽首都平壤，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回到长安，高丽到此灭亡。李治将高丽故土分为五部，共计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朝廷下诏尊皇帝李治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同年九月七日，李治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官职爵位，把长孙无忌灵柩运回昭陵陪葬。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李治因风疾严重打算让位，让天后摄政。宰相郝处俊劝谏说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并不是陛下的天下。唐高宗只好作罢。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关中（陕西省中部）饥馑，粟米每斗卖三百钱，李治准备前往东都洛阳。四月三日，李治从长安出发，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等人辅佐。七月七日，李治下诏于十月封禅嵩山，但不久因李治患病，时间顺延到次年正月。十月十日，李治前往奉天宫（河南省登丰市），十一月三日，李治因为病情加重，下诏取消嵩山封禅。随后，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

同年十二月四日，李治诏令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大赦天下。当天晚上，李治在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遗诏命皇太子李显在灵柩前即皇帝位，裴炎辅佐，国家大事有不能裁决的，一并听由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十一日，安葬在乾陵。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改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 诏书求贤

李治即位后，多次发布求贤诏书，并反复要求群臣推举贤才。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九月，李治即位后不久便颁布了第一条求贤诏，命中央地方官员都荐举贤良，包括教育、行政、求学、司法等各方面的人才，之后又多次下诏求贤。

• 打破铨选制度用人

为了进一步挑选贤才，李治打破铨选制度任用人才。唐高宗为选择合适的官吏常亲自过问官吏的贬黜、升迁细节，对于有政治才能的官员用人也会不拘一格。例如汝州人孙处约敢于直言，做事练达，唐高宗任用他为中书舍人，中书令奏请按规则应该再安排一位中书舍人，唐高宗言只用孙处约一人就够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被弹劾拥兵自重，唐高宗以梁建方破突厥有功，没有问责。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五月，李治亲自选任了一批官员，如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左肃机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驸马都尉薛瓘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伯侯善业为守详刑正卿，兰台侍郎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为西台侍郎等。

• 增加科举取仕名额

李治在位期间，科举考试录用名额大幅度增加。以进士科为例，唐朝年平均数约在三十人左右。李渊、李世民时期平均每年约十人左右，李治时期达到二十人以上。特别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录用年额大都在五十人左右，其中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的名额达七十九人，是整个唐代的最高数字。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二月十三日，唐高宗颁布《建东都诏》，洛阳正式上升到东都的地位。随后，李治对洛阳官员品级重新规定，对洛州的行政区域进行调整，洛阳进入两京政治轴心。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二十一日，李治下令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金玉腰带；四品穿深红色官服，金腰带；五品穿浅红色官服，金腰带；六品穿深绿色官服，银腰带；七品穿浅绿色官服，银腰带；八品穿深蓝色官服，黄铜腰带；九品穿浅蓝色官服，黄铜腰带。

唐代的法律条文在李治时期达到真正的完善。李治即位之初，便命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以《贞观律》《武德律》为基础，修改制定出了《永徽律》十二篇，共502条，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全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李治命长孙无忌编纂《永徽律疏》，用于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和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以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高宗批准颁行《永徽律疏》，共30卷，史称《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中名例律列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共6卷57条，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贯彻全律的核心。 《唐律疏议》将官方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较好地完成了思想的制度化，被历代所宗奉，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代表作，也是历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典范和结晶。

李治即位后，继续推行贞观年间轻徭薄赋的政策。唐高宗刚即位时，就明令罢除军役以及土木营建。同时他重视减免赋税、赈灾，如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六月，新丰大雨，山洪暴发，百姓溺死者九十余人，李治下诏给死者绢布、棺木，给难民物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诏免当年遭水灾的等地的课役；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正月，李治敕雍、岐、同、华等州免除赋税徭役一年。李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高宗即位后，规定义仓所贮之粮不允许杂用，只能用于贮备以备荒年赈济之用，但仍有吏民征纳，或据土地，或据资产，标准不一，监督不便。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六月，唐高宗下敕规定义仓之贮备不按地收税，规定每户交纳的粮食数量，既便于征收，又避免胥吏从中作弊。为控制物价，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令京东、京西二市置常平仓；不久，又设常平署职官，目的是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李治封禅泰山之后，下令改造新钱“乾封泉宝”，以一文当旧钱的十文，不久后，人们发现此钱文词有误，按照上下左右顺序钱文读为“乾泉封宝”，文义不同且不吉利。于是李治下诏重新改铸，这样，钱币信誉大降，物价飞涨，粮食布帛贵。李治只好与有关部门商议恢复旧钱。次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治下诏恢复使用开元通宝。

乾封泉宝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为统一学术，诏令孔颖达等人选定五经义疏，编撰《五经正义》，唐太宗去世时尚未完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下诏，命诸儒再加以考证、增删。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五经正义》完成，共一百八十卷，李治下诏颁行全国，令每年明经考试以此书为准，《五经正义》颁行后，儒学思想空前统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唐高宗不仅把儒家各派合而为一，而且把奖拔儒官的政策变成了制度，以学习儒术而取官入仕，成为了读书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唐代儒学再这样的气氛中推广开来。

李治即位后，不遗余力地搜罗文学之士。他多次下诏征求“藻藻思清华，词锋秀逸，誉标文雅，材堪远大”的读书人；词殚文律、文学优赡诸科多次举行。李治在位期苏壤、杨炯、王勃、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问、刘希夷、陈子昂等一大批文学才华之士进入仕途。与此同时，李治利用科举制度来加大对文学的提倡力度，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最初只有策论一项。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李治下诏科举考试中增加杂文与帖经，其中最常见的考试是考诗赋，基本要求是“通文律”。从此以后，诗赋文章与仕途联系起来。

继承祖、父传统，尊崇道教始祖老子李聃为李皇家族的祖先，但在尊崇、扶植道教的同时，他并未禁止佛教的流传。李治为其生母建造了大慈恩寺，对当时名僧如玄奘等人礼遇有加，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三月，玄奘法师奏请朝廷在大慈恩寺内造塔，用以安放佛经、佛像及舍利等宝物。但是，从政治与教化的角度来看，佛教不能像儒、道那样与君主完全保持一致，如佛教徒坚持出家绝俗，割断尘缘，不拜君亲。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下诏，禁止僧尼接受父母及尊者的礼拜，引起数百名朝臣的论辩，同年六月，李治下诏，命天下僧道致拜父母，结束了这场论辩。

唐初学校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教学的内容狭窄，医、药、卜等职业性教育并未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同时对入学资格和入仕资格都有严格限定。唐高宗即位后，关注教育的兴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革教育制度中的弊端，取得了效果。如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针对官学中教师缺乏的现象，下令补授儒官；之后，又设置律学，龙朔二年（公元663年），李治下诏书学隶属兰台，算学隶属秘书局，律学隶属详刑寺，突出了这些学科的实用性。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李治下诏营建孔子庙堂和学馆，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四月，李治采纳了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在进士考试内容中增加了帖经与杂文两项。帖经的目的，在于了解举子对经典的熟练程度，杂文观其文理是否通顺。次年八月，正式下诏申明这一制度。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三月，又规定应举之人试策三道，并成为定例。帖经与杂文的增设，丰富了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在当时有助于克服科举制度的弊端，促使科举制度走向成熟。

李治在位期间，对礼乐制度进行了完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李治诏令长孙无忌与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等人，对唐太宗时期修成的《贞观礼》进行增补，修成后共一百三十卷，二百九十九篇。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正月，李治下诏颁行新礼，并亲自为之作序。颁行之后不久，一些大臣便提出批评意见。上元（约公元675年）中，李治又下诏复用《贞观礼》。此后，《显庆礼》与《贞观礼》并行。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六月，唐高宗派郎将高侃进攻东突厥，生擒突厥可汗阿史那斛勃，东突厥投降。随后，李治在此分设单于、瀚海都护府。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正月，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击败西突厥，在双河（今博尔塔拉河）及千泉建立王庭，自称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征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一直到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次年，西突厥亡，整个西域属大唐王朝，唐高宗在其地分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四月，唐高宗派郎州道行军总管赵孝祖大破西南蛮（云南省中部少数民族），斩杀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北）酋长殁盛，生擒大勃弄（云南省弥渡县）酋长杨承颠。其他各蛮夷部落都集结军队据守险要的地方，赵孝祖将击败重要部落，逼迫他们投降，随后，西南蛮全部归附唐王朝。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北部边境，占领三十三个城池。新罗国王金春秋派遣使者到长安，请求唐王朝支援，唐高宗先后派兵都督程名振、中郎将苏定方等进攻高丽，程名振打败高丽后回军。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唐军占领百济全境，其国王逃到高丽。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今吉林怀德一带），李勣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灭亡高丽，唐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唐代版图扩展到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

唐朝疆域图

当时吐谷浑、南诏国等唐朝藩属国都曾遣使入贡。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为获得唐帝国的支持，南诏王细奴逻派子逻盛炎出使唐帝国，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同时继续施行羁縻州制度，以达到“抚纳”的目的。如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九月，李治下诏在石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米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史国（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大安国（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小安国（东安国·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市）、曹国（西曹国·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城）、拔汗那国（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悒怛国（即哒国·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城）、疏勒国（新疆喀什市）、朱驹半国（即朱俱波国·新疆叶城县）等国，设一百二十七个“州”“县”“府”。

为了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巩固国家的统一，唐统治者十分重视用和亲的手段来增强唐皇室与少数民族高级官吏间的相互信任。据统计，从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开始和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就有政治联姻。李治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和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分别将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土谷浑诺曷钵的长子和次子。

《旧唐书》中认为唐高宗本来有贤可称，当时因为男女之情，成为前贤后愚的君王。

欧阳修、宋祁等人在《新唐书》中评价唐高宗因为溺爱枕边之人，不警戒防微杜渐，以至于祸害遍及天下，毁灭邦国家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李治即位之初的政绩，认为永徽之政，有贞观遗风。

近代史学家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认为：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材，且获降附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大历史》中认为：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

近现代历史学家王仲荦在《隋唐五代史》(上册）对唐高宗一代的政绩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唐高宗一代，除了永徽四年在睦州爆发了以陈硕贞（女，自称文佳皇帝）为首的农民起义之外，政局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不断上升，人口从永徽三年，全国户数三百八十万，经高宗、武则天两朝，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户，仅半个世纪，增加一倍以上。在军事上，东与新罗联军，取高句丽、百济。西面击败西突厥，俘贺鲁，一度把安西都护府设立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并在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于葱岭以西、波斯以东地区置十六个都督府，由吐火罗叶护、诃达罗支国王等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中亚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哈利发国家，可以与盛大的唐王朝相比拟。

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先生评价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认为唐高宗虽然有懦弱的一面，但是和他的先辈相比，另一伟大政绩是对科举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制物价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这时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均达顶峰，甚至超过唐太宗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认为：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唐高宗乾陵，在陕西省乾县城北5公里的梁山上，是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修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才基本竣工。乾陵内城总面积240平方米，四面围有城墙，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其中朱雀门外地面石刻保存基本完整，有六棱柱华表一对，翼马和鸵鸟各一对，石马五对，戴冠着袍持剑的直阁将军石人十对。

朱雀门外左边是高达6.3米的《述圣记碑》，共7节8000字，为武则天撰，中宗李显书，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右边为《无字碑》，初立时表里未刻一字，是表示帝王“功高德大”，碑石北边有当时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西南一带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者的石像61尊。内城四门各有大型石狮一对，体型庞大，神态生动。陵园范围除山陵地域外，还包括县城东北一带17座陪葬墓。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已发掘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