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中国古代职官名，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六部”之一礼部的最高长官，其职掌历朝有所不同，大体上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教育、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务。

《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任伯夷为“秩宗”，主管典礼；任后夔[kuí]为“典乐”，主管乐舞。殷商时，礼官之首长叫“太宗”。周朝时，设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以春官掌管国家礼制，其长官叫“大宗伯”，由一名“卿”来担任。宋代曾巩在《礼部尚书制》中说，礼部尚书与春官宗伯职守大体相当。所以，后世又雅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春官、春卿。战国时，秦、齐等国开始设置“尚书”，管理文书。秦朝时，尚书隶属于少府，为“六尚”之一，仍是掌管文书的小吏。西汉时，尚书地位升高，开始分曹治事，汉成帝设“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事务；东汉时，分“客曹”为南、北主客曹，汉灵帝时尚书才开始以曹名（即机构名）为号。魏晋时，尚书脱离少府独立为朝官，设“祠部尚书”掌管祭祀，其所属的“仪曹”掌管礼制。南北朝时，南朝沿置祠部尚书。北魏至北周年间，始置“礼部”。其间西魏至北周，宇文泰改革官制，将尚书二十八曹精简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十二部；仿《周礼》置“六官”（又称“六府”），每府设卿一员，分别管辖十二部尚书。其中，春官府大宗伯卿，总掌礼仪祭祀，统领由中大夫或下大夫执掌的礼部、乐部、司宗等部门。隋代袭用“礼部”之名作为“六部”之一，并以礼部尚书为礼部长官，其后历代相沿。

隋文帝杨坚建国后，即宣布废止北周“六官”制度。经文帝杨坚、炀帝杨广两朝改革，确立了“三省六部”中央行政中枢。在尚书省下，初设“六曹”（吏部、度支、礼部、兵部、都官、工部），后来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六曹”改称“六部”。隋代设礼部尚书一员、正三品，总掌礼乐、学校、宗教、民族和外交政务，下辖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司。文帝杨坚设侍郎作为各司长官，炀帝杨广改设侍郎（正四品）作为尚书的副手，原来各司“侍郎”改称“郎”。

唐朝沿袭隋朝“三省六部制”，为避太宗李世民名讳，改“民部”为“户部”。高宗李治显庆元年（656年），改“户部”为“度支”，龙朔年间将六部二十四司名称全改，改六部尚书为“太常伯”，改“礼部”为“司礼”，礼部尚书改称“司礼太常伯”。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尚书省为“文昌台”，改六部为“六官”，礼部尚书改称“春官尚书”。神龙元年（705年），武后驾薨[hōng]，中宗李显旋即将武氏所改官名全部恢复。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后，礼部尚书开始掌管贡举事务。中唐以后，各部尚书多由外官兼任，渐成不直接管理部务的空衔，本部事务多由本部侍郎主持。唐代设礼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礼部侍郎一员（正四品），下辖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总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务。

唐代礼部四司及其职责

五代沿袭唐制。

宋代，六部先隶属尚书省，后成为独立的中央行政机关，但由于皇帝集权，其地位不及唐代重要。同时，宋代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官”即“本官”，为寄禄官，只用来表示官阶；“职”为“馆职”，是给予文官的某种荣誉头衔；“差遣”才是官员实际从事的职务。礼部尚书为三品寄禄官，只挂名享受职级待遇，不实际执掌本部职权，本部事务由差遣的官员办理。神宗元丰改制后，设礼部尚书一员、从二品，开始实际执掌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事务。下辖的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司，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后逐渐合并。

北宋元丰改制后至南宋礼部四司机构设置沿革表

辽朝亦设有礼部尚书，其制不详。金朝采用尚书省一省总掌全国政务，设礼部尚书一员，正三品。

元代仿金朝实行“一省制”，设中书省统掌全国政务。元初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元史·百官制》作中统元年，有误）六月，以吏、户、礼为左三部，置尚书二员，总领三部之事。至元元年（1264年），分立为吏礼部，置尚书三员；七年（1270年）别立礼部，置尚书三员；八年（1271年），又合为吏礼部；十三年（1276年）定制，礼部自成一部；二十三年（1286年），定额礼部尚书为二员。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又增设尚书至三员，并开始主管专门接待藩国贡使的会同馆，后成为定制。元代礼部尚书为正三品，掌管左三部照磨所、侍仪司、拱卫直都指挥使司等十个部门，执掌天下礼乐、祭祀、燕享、贡举之政令，“凡仪制损益之文，符印简册之信，神人封谥之法，忠孝贞义之褒，送迎聘好之节，文学僧道之事，婚姻继续之辨，音艺膳供之物，悉以任之”。元代礼部尚书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南人出任，见诸史书记载的共约八十二人。

元代礼部尚书主管的下属部门

元代礼部尚书及其族属分布一览表

明代废中书省，以六部分理国政，六部的地位、职权均高于前代，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九定制后，设礼部尚书一员、正二品，别称“礼卿”，总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下辖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并掌管附属衙门铸印局、行人司、教坊司。在明代以前，六部中以吏部尚书地位最为尊崇。从明初到成 、弘年间，六部中仍以吏部尚书独尊。世宗嘉靖朝“大礼议”后，礼部尚书参政范围有增加，一度与吏部尚书地位持平，甚至有所超越。终明一代，实任礼部尚书者共一百二十人，明代著名阁臣费宏 、桂萼 、夏言、严嵩 、徐阶、高拱等都出自这一群体。

清沿明制设六部，起初以贝勒领部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额哲库等官。顺治元年（1644年）改由尚书、侍郎掌管部务。顺治五年（1648年）定礼部尚书满人、汉人各一员，升为从一品。清代礼部尚书总掌礼仪、学校、科举之事，下辖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并掌管铸印局、会同四译馆等，别称“礼堂”。宣统三年（1911年）废除礼部，改设“典礼院”，“尚书”改称“大臣”。

“礼部尚书”由来与沿革一览表

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并将所有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亲自任免，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quán]选。礼部尚书为正三品高官，其任免由皇帝决断。隋代在改革官吏选拔制度的同时，也开始构建相关考绩制度。但由于隋代存续时期较短，而且其有关制度被唐代沿袭发展，故考察其官员选任与考课制度，学界往往以唐代为其典型代表。

唐代礼部尚书为正三品，依唐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属于“授大官爵”，由最高决策层决断，或由皇帝直接任命，称作“宣授”“册授”；或由宰相提出人选意见，报皇帝审批，称作“制授”。宣授最初仅限于宰相和重要将领，后来范围逐步扩大，到唐后期三品以上职事官均由皇帝宣授。唐代宰相以下文武官吏，不论职位高低，不分京官、外官，均要接受考课。像礼部尚书这样三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进行考核。考课实行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兼重品德和才能，用“四善二十七最”标准，将官员考核结果确定为九个等次。

宋代文官选任大致有三种类别，一是由皇帝指定，二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堂除”，三是由吏部“部注”，从两府往下到侍从官等高级官员，全部由皇帝指定并亲自任命。宋代侍从官是指翰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侍郎等。宋代礼部尚书为从二品，依宋制，三品以上高官由皇帝亲自考核，并与宰臣共同议决。每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采取“三等考核法”。同时实行“磨勘制”，即计算官员在职时间，满一年考核一次，满三考算作一任。各次考核累积起来成为“资历”，任满之后对资历进行审核，作为能否升迁的依据。

元代选任官员主要有怯薛制、承荫制和后来实行的科举制。有元一代，从入仕途径看，礼部尚书主要出身吏员、宿卫、荐举、科举、国学贡举、荫敘[xù]等，也有南宋降臣被任命为该职的；从任职履历看，礼部尚书大都有任职地方、六部、翰林院和集贤院的经历；从族属方面看，由于元代统治者对礼制并不重视，礼部为非要害部门，故任礼部尚书的汉人较多。元代礼部尚书由皇帝宣授，即亲自任命。元代官员考课主要采取“循资考绩”的办法，即官员考绩不注重政绩，而主要用当官的时间长短以定“殿最”（即依据资历来排定考课的等级名次）。

明代礼部尚书选任，主要采取廷臣会推的办法，即先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京官按“缺一推二”的比例“廷推”出人选，呈皇帝最终裁定。明代官员考绩分“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是指对每个官员在任职年限中的政绩所进行的考核，官员任职九年为一任，在这九年之中，分三次进行考核，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进行通考，考核三次称“考满”，确定“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次，称职者升职，平常者留职，不称职者降职。“考察”与考满相辅而行，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京察一般每六年举行一次，凡四品以上的京官，自陈政绩、自我鉴定，报皇帝裁决。对考满、考察中查出犯有“贪、酷、浮躁、不谨、老、病、罢、不及”等“八法”的官吏，各有处罚措施。明代礼部尚书为正二品，依上例参与考课。

清代礼部尚书选任，在清初沿用明制“廷推”的办法，报皇帝最终裁定。康熙十年（1671年）改为“开列具题”，即由吏部列出符合条件的任职人选，呈皇帝决断。也有官员因受到皇帝特别赏识而被皇帝直接擢[zhuó]用提拔为六部尚书的，称作“奉特旨”。清代官员考课分为“京察”与“大计”，以“四格六法"为标准，每三年一次，“京察”与“大计”交叉进行。康熙年间，定五级考课等次，即一等称职、二等称职（勤职）、平常（供职）、办事不及、不称职；一等称职者加一级，二等称职者记录一次（记录两次准免降一级），办事平常者留原任不升，办事不及者降一级调用，不称职者革职。乾隆二年（1737年）规定一等加一级，二三等留任，四等议处。三品以上京官参加京察，起初是自己上奏疏自陈任职得失，由皇帝裁定。乾隆十七年（1752年）取消自陈，由吏部列清单，呈报皇帝鉴裁。清代礼部尚书为从一品，依上例参与考课。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服饰、颜色、花纹和印绶，是其政治地位和官阶品秩的标志。隋统一全国后，在服制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开始以服色来区分官员等级。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下诏，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官员服饰的区别，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隋礼部尚书为正三品）着紫袍，六品以下官员，兼用绯、绿之色。隋代享国三十八年，官印史料与实物遗存匮乏，印信制度不详。据现有资料，隋代官印与前代相比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印体增大，多用朱文（即阳文），以官署印为主，不随身佩带，官吏袭用。从仅见的几方隋代官印看，字体多采用小篆，印背有款识等。

唐代继承了隋代服制，不仅颜色上有严格的区分，而且更加注重质料和形制。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礼部尚书为正三品），着紫色绫罗做成的袍子，上绣大朵团花，用玉作为饰物。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规定，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着紫袍，饰以十三銙[kuǎ]金玉带（即腰带）。唐代的六部没有部印，这是六部对尚书省的依赖性在玺印制度上的表现。它表明在唐代“部”作为一级职能部门，自身的权力并不完备。六部下属的二十四司，有的因政务需要则有官印，称“告身之印”，印文为“尚书省某司之印”，不显示“某司”属于何部，由本司郎官掌管。

宋代官员的服饰主要包含祭服、朝服、公服，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主要以服色、冠的梁数、腰带的材质、装鱼符的鱼袋饰金或饰银、所持笏的材质等来区分官员的地位和品级。其中，礼部尚书为从二品，着紫色官袍，戴六梁冠，佩玉腰带和金鱼袋，持象笏。

宁波东钱湖南宋石雕文臣冠服

两宋官员常服样式

宋代从诸王、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到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州、府、军、监、县都有官印。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后，三省印由铜铸改为银铸，由不涂金改为涂金；尚书省诸司印二寸见方，用长方钮（又称橛[jué]钮、块钮、矩形钮），字体多用九叠文。

元代礼部尚书为正三品。据《元史》《元典章》等载，元代官员公服，用料为罗（丝织品的一种），大袖，盘领，右衽[rèn]；一至五品为紫罗服；绣小独科团花（“散答花”）、花径二寸；佩金带（即腰带）。据《元典章·礼部·印章》载，元代正三品印为方形，二寸四分见方，用银铸成（用银五十五两，铜四斛[hú]）；无台（台即印盒）；用橛钮；字体用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明代服饰恢复唐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确定“冠服之制”。其中“朝服”，主要以梁冠（官帽）的梁数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礼部尚书正二品为六梁；“公服”，主要以盘领右衽袍的颜色、花纹图样及图样花径的大小来显示品级的高低，正二品用绯色，袍上的团花用小独科花花纹图样、花径三寸；“常服”，主要用“补子”区分品级，礼部尚书为文官二品，用“锦鸡”；佩“花犀”腰带，“绶”为云凤、四色。

明代礼部尚书赵秉忠常服像

明代二品文官锦鸡补子

《明史·舆服志四》载，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印为银印，有两台，方形，三寸二分见方，厚八分，用直钮，字体为九叠篆文。

清代剃发易服，废除了明代的服制，改宽衣大袖为窄袖紧身，保留了补子，并用在“补服”上。清代官服主要用其冠上顶子和补服上的补子等，来区分官员品级。礼部尚书为从一品，其服饰如下表。

清代文官一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补服作为吉服的套装

清代文官一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补服作为礼服的套装

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红色缎缀平金地彩绣云鹤纹方补官衣”（文官一品）

清代平金银仙鹤补子（文官一品）

清代六部官印，为银印，有三台，方形，三寸三分见方，厚九分，用直钮，印文用满、汉两种文字，汉文用尚方大篆。

受中国文化影响，越南古代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王氏高丽”）结合本国实际，仿行唐宋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其礼部首长亦称礼部尚书。其中，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建国之初，太祖王建即略仿唐制立三省、设六尚书。到了成宗王治年间改百官号，依唐宋之制，定六部之名吏、兵、户、刑、礼、工。六部设判部事（由宰臣兼）、尚书、侍郎。由于国家不大、事务不繁，各部止设两司，礼部辖礼部司与贡院。到了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时期，太祖李成桂设六曹，改礼部为礼曹，首长称礼曹判书。

牛弘（545年-611年），字里仁，今甘肃灵台人，隋朝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隋初，任秘书监，上书《请开献书之路表》，建议颁发诏令，购求天下图书。被隋文帝采纳，颁发诏书，规定凡献书一卷，赏绿帛一匹。此举为朝廷征集到大量图书资料。开皇三年（583年），任礼部尚书，主持修撰《隋朝仪礼》。后改任太常卿，主持改定雅乐，作乐府歌词。开皇十九年（599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任吏部尚书；次年进位为上大将军，三年后改为右光禄大夫。大业七年（611年），逝于今江苏扬州。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宪。薛稷 （649年-713年），字嗣通，今山西万荣人，唐朝书画家。举进士，历官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等。睿宗时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等谋害玄宗事，事败，赐死狱中。曾在外祖父魏徽家见到虞世南、褚遂良书法墨迹，临摹不已，渐得行楷之妙，其书结体遒丽，时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又好绘画，人物、鸟兽、树石皆生动有致，尤精于画鹤，时称一绝。传世碑刻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碑》等。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今安徽合肥人，北宋名臣。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监和州税。历任监察御史、河北转运使、知谏院、知开封府、王司使等职，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为人刚直，不苟言笑，人以其笑比之为黄河清。明于吏事，多有建言，朝野士大夫不称其名，而呼之曰“包公”；立朝刚毅，公正不阿，贵戚宦官闻其名者皆惮之，民间称其“包青天”。卒谥孝肃，追赠礼部尚书。著有《包孝肃奏议》。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属，今上海徐家汇人，明代科学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崇祯六年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早向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介绍到我国。编著《农政全书》，主持编译《崇祯历书》，译著《几何原本》等。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今贵州贵阳人，清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同治二年（1863）进士，入翰林。历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主考官，多能识拔名隽，梁启超等得其奖拔。曾任御史，以敢言著称。戊戌变法时，擢升礼部尚书，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力主变法图强，提倡改革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请推广学校折》，首先提出改书院为学堂，并疏请建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发遣新疆，光绪二十七年得赦返乡，潜心教育与讲学。著有《苾园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