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万年合约、白门条约、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清朝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代表璞鼎查（Henry·Pottinger）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舰康沃利斯号（HMSCornwallis，又译皋华丽号、汗华丽号等）上签订。该条约的签订也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此外，在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盛世”后，进入十九世纪初期的清王朝已经开始衰落，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财政支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逐渐开始激化，爆发了“白莲会”“天地教”等农民起义和张格尔叛乱等边疆叛乱。为巩固统治，清王朝一方面继续维持封建专制君主统治，另一方面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几度设置“公行”（即所谓“广州十三行”）专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外，自乾隆年间对西方国家仅开放广州作为沿海通商口岸（一口通商）。与此同时，在中外为数不多的交往中，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民事、刑事纠纷层出不穷，中外争端逐渐扩大。而在大陆的另一边，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英国已经成为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英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加剧，先后爆发了“卢德运动”和“宪章运动”等早期工人运动。为满足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对扩大海外贸易的迫切需求，英国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然而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模式对于大工业品有着顽强的抵抗力，英国的毛织品、印花布和棉纱等工业产品在中国销路不畅，而中国的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却深受国际市场喜爱，造成了显著的“出超”。在19世纪的前30年中，中国每年的出超额在白银200万两以上。为扭转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以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从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夕，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达40多万箱（约2万多吨）。随着大量鸦片的涌入，不仅使得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遭到毒害，还造成白银外流，银价飞涨，冲击中国的经济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1838年（道光十八年）底，清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禁鸦片走私。林则徐在广州从英、美等国烟贩手中先后收缴鸦片110多万千克，并于1839年6月3日至6月25日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鸦片当众销毁，即“虎门销烟”。虎门销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端。战争初期，英军进犯广东、福建等均未得逞，于是北上浙江攻陷定海，随后直趋天津，在大沽口外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道光帝惊慌失措，以“办理不善”为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和英军谈判。1841年1月，就在谈判进行期间，英军因不满和谈进展缓慢，悍然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银元等），随后英军又趁势攻占香港岛。沙角之战的消息传到京师，道光帝十分恼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之后又得知香港岛被占领的消息，又下令加派奕山为靖逆将军，增兵广州，接替琦善指挥战事，并拒绝承认私下签订的《穿鼻草约》。英军则于1841年2月23日发动虎门之战，并于2月26日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将士数百人战死殉国。奕山到达广州后，于5月21日尝试反击英军未果。5月24日，英军攻入广州，27日，奕山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在未奏请道光帝的情况下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撤出广州城，缴纳“赎城费”600万银元，等等。道光帝在未知实情的情况下草草批准了和约，但英国却并不满足于这一战果，并在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等强硬派推动下否决合约，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1841年8月，英军再度北上，8月27日，英军攻陷厦门，进犯定海、镇江和宁波，扩大侵略战争。清政府改派奕经为扬威将军赶赴浙江应战，1842年3月10日，奕经指挥1.3万名清军反攻英军失败。从此清朝开始放弃武力反抗，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之后战局进一步恶化，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今浙江平湖市乍浦镇），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今上海市吴淞区），7月21日攻占镇江，并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并扬言进攻南京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

中国伶仃洋上的走私船

1842年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的主和派官员伊里布首先到达，并派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英方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负责和谈的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清政府代表在静海寺与英国方面进行和谈，先后进行了四次谈判，之后又在上江考棚等处议和。和谈期间，璞鼎查态度强硬，不仅坚持要求清方割让香港岛，还威胁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8月17日，清方谈判代表之一的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并将其上报道光帝。8月22日，道光帝对条约全部允许。谈判期间耆英等清方代表基本屈从英方要求，未有过多争辩，就连英方关于合法化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只是回答“容日后商议”。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康沃利斯号（HMSCornwallis，又译皋华丽号、汗华丽号等）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同年9月，道光帝批准签订后的条约，9月15日，英方受到清政府的批准文书，军队开始逐渐撤离。在此期间，中英双方又就商人欠款、治外法权等问题进行磋商，最后逐渐形成了《江南善后章程》。9月24日，道光帝对《章程》予以同意，该《章程》成为了日后《南京条约》附约《虎门条约》的蓝本。1842年12月28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批准条约。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举行《南京条约》换约仪式，璞鼎查成为英占香港的首任总督。

中英签署《南京条约》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líng]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此时交银六百万圆；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圆；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共银五百万圆；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共银四百万圆；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圆。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dài]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由于清政府缺乏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员，《南京条约》的翻译工作由英方的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郭士立（Charles·Gutzlaff）等人负责。基于对中英语境、文化等的不了解，导致《南京条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在原文原意上出现差异，如围绕《南京条约》第二款中文版的“港口”“城邑”和英文版的“Cities and Towns”的语义之争，造成了诸如福州、广州拒绝英人入城等的争端。翻译上的错漏留下的可操作空间也使得清政府额外丧失了更多主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都认为条约中尚有诸多不完善与模糊之处。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换约当日，耆英与璞鼎查达成《过境税声明》，附在《南京条约》后。同年7月22日（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以《江南善后章程》为蓝本，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这些附件条约，英国在中国又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等许多特权。

虎门条约内容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两国纷纷跟进，相继对清政府施压，以图获取和英国一样的对华特权利益。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咨会国会，要求派遣代表来华商谈建立新的经济关系。1843年5月，美国政府派顾盛为特使来华，并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6月18日，清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进行会谈。在谈判过程中，美方软硬兼施，采用讹诈的手法，胁迫清方代表同意谈判条件。耆英再度屈服，接受了美方所拟定的条约草案。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与《海关税则》，因签约地在澳门望厦村，所以又称《望厦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享有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美国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扩大领事裁判权。

《望厦条约》内容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8月14日，法国公使拉萼尼来到澳门，并开来8艘兵船，以武力恫吓清政府。10月1日起，拉萼尼与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举行会谈，拉萼尼在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的基础上，采取恫吓和讹诈等手段，提出了援引英、美先例订立条约的要求，清政府无奈应允。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法国代表拉萼尼在广州黄埔的法国战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享有英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法国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扩大了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丧失的主权。

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有关通商口岸土地租赁权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成为了租界的开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租界在名义上主权依旧属于中国，但实际上其管辖权完全为租赁国所把持。

《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签订后，英国对华出口的贸易额没有如英方预期那般上升，加之广州、福州等地发生的入城争端和商埠开埠时的争端，使得英国认为需要胁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1854年（咸丰四年）三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广州施压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有关修约的条款为理由，胁迫清政府同意修约，以达到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目的。围绕修约产生的争议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943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中国相继与英国、美国签订了《中英平等新约》和《中美平等新约》，《南京条约》中的治外法权等部分不平等条款被废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规定英国自1997年7月1日起向中方交还香港的全部主权，《南京条约》至此被彻底废除。

《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得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岛，还使得西方列强获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划定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航行和停泊口岸等特权。这些特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贸易主权和司法主权，有利于列强对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卷入了国际商贸系统，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完善商贸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为抵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不利影响，清政府开始探索司法的近代化改革。

《南京条约》签订后，进口货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使得中国东南沿海原本发达的手工纺织业开始出现衰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自然经济依旧保持了强大的抗冲击能力，使得西方列强对华商品出口在19世纪四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因而鸦片走私依旧成为了西方列强填补贸易差的主要手段，中国鸦片进口量进一步增长，从19世纪40年代的每年四万多箱，增长为19世纪50年代的每年约七万箱。通商口岸的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茶叶、丝织品等商品的出口，但外贸为外商操纵，中国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为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靠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外商对市场价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产者所受的剥削。《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巨额赔款和开放市场造成的经济冲击，使得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迅速加剧。为弥补战争和赔款带来的财政亏空，清政府大肆加派税赋，将负担转嫁到民众头上，使得民众生活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在英军直接掠夺、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及洋货进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使得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两白银兑换的制钱超过两千文。不稳定的货币体系对于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都有严重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进一步加重了需要以白银缴纳赋税的农民的负担。这一切都为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口岸城市的发展，其中上海由于靠近富庶的丝茶产区和地处河运、海运的交通枢纽而迅速崛起，取代广州成为清朝最大的贸易港口。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将香港作为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及鸦片等走私商品的集散地，使得香港的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取代了之前澳门的地位。此外，因为《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导致中国从此失去了保护本土工商业发展的能力，中国的经济逐渐半殖民化。

《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签订，尤其是《黄埔条约》中对传教和教堂修建的规定，使得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鸦片战争时，由于明代中后期以来一系列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影响，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新教（国内称为基督教）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翻译圣经，编写字典。《黄埔条约》签订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来自英美德三国的十余个新教教会也纷纷在五个通商口岸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新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新街礼拜堂

此外，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也在丧权辱国的屈辱之中惊醒起来，开始“开眼看世界”，改变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开始着手翻译西方著作，了解西方国情，促成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图书的诞生，为中国之后的思想近代化变革提供了基础。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意识到了东西方在军事科技上的巨大差异。早在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就有了仿造英军战船的想法，但最终因《南京条约》的签订和战争的结束而作罢。《南京条约》签订后，重视了解西方的魏源撰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西方“长技”在于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提倡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

《海国图志》

在签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中，由于对近代外交原则的无知，使得清朝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近代外交的规则和理念。《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把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置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以《南京条约》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强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南京条约》中的条款与原则成为了此后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模板。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上，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随着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农民阶级合地主阶级、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双重矛盾，中国人民开始肩负起抵抗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中方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我们认为洋人所要求的条款，虽然贪得无厌，但意图不过是求获得码头和贸易通商而已，没有什么更多的图谋。与其继续忍受战火之祸，不如允许他们的要求，以保护江南的大局）清道光帝爱新觉罗·旻[mín]宁：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等所称可救然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并未计贻忧于日后。（我看完奏折以后气愤到了极点。但因为亿万人的生命都仰赖于我的决定，实在是关乎着全天下的大局，所以虽然气愤郁闷难以释怀，却也不得不勉强允许这些要求。这是为了能从此消弭争端一劳永逸，不止是仅仅为了保全江浙两省。这些大臣说能救燃眉之急，是只知道救眼下的事，却完全没思考过未来的隐患）美国近代历史学家马士：这些条约（其中第一个条约系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于中国的）所包含的条款并不多于以往三十个月期间中巴麦尊子爵训令历任全权公使所要索的。这些条款综括地建立了几种广泛原则，从那时起，这些条约就奠定了中国与二十多个有共同条约关系的外国之间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民国官员赵尔巽等撰写《清史稿》：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放弃战争去谈和，是从琦善开始的，不认真战备却去谄媚敌人，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伊里布虽然有忍辱负重的心，却没有使危局安定、力挽狂澜的谋略。而且皇上尚未作出决定，朝廷里也争论纷纷，直到江宁与对方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时，才与耆英完成议和的事情，让国家的威严和权利丧失殆[dài]尽，造成了不能挽回的危害......三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而耆英最后也没能保住身家性命，也是咎由自取啊）中国近代政治家蒋介石：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当放弃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其中有些权利是在欧洲国际制度的范围内正常地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就是在中国，过去许多世纪的对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许这样做的，只是没有在条约中详细地规定下来而已。......英国新获得的大部分条约权利把自由贸易的理想应用到了中国沿海，······ 为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活动中实现这些目标，英国人坚持搞许多附加条款，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英国臣民的领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权），而且它是以海军炮舰为后盾的。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就逐渐在中国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长长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为增加贸易量，欧洲人想要更多的让步，而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向欧洲人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就毫不奇怪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其原始文本分别由清政府及英国政府保存。其中由清政府保存的原始文本存放于两广总督衙门，清朝灭亡后移交给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后几经辗转，现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南京条约》原件

《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坐落于《南京条约》的签署地——南京静海寺（遗址）。该陈列馆过4个展厅共130余幅（件）图片、史料和实物，展示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屈膝求和、割地赔款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幕。《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是第一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上海市南京路原名花园弄，1863年，为“庆祝”《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租界建立成为可能，租界当局将其改名为南京路。南京路地处上海外滩，西起西藏中路，东至中山东一路外滩，全长1528米，路幅宽18—28米，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至今留存大量历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