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是城市规模体量划分标准中最高级别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达到一千万或以上的城市被认定为超大城市。在国际上，超大城市也常被用作头部城市的概念。在中国，根据城区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等级，具体表现为人口、资源、科技、信息高度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融合，各种利益相关方比如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等都密不可分的城市。在国际上，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定义，拥有1000万居民的城市被视为超大城市。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超大城市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超大城市的历史沿革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延程，从城市的形成、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演化成大城市、特大城市直至超大城市。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城市的发展通常是缓慢的。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出现过规模庞大的城市，但数量上仍然相对有限，而且往往与帝国的规模密切相关。然而，城市的迅速增加和快速扩张无疑是工业文明的结果。正是由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才创造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从偏远宁静的乡村迁往城市，并将城市消费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然而，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城市发展的单一性。当工业文明从发达国家向周边国家转移时，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广泛的转变。城市化浪潮无疑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比如从1825年到1918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伦敦城市总人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而英国则是最早因为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国家；1900年，它是第一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到1939年，伦敦市总人口数量达到862万人,与1881年相比增长了83%自2000年代以来，最大的特大城市是大东京地区。该城市群包括横滨和川崎等地区，人口估计在3700万至3800万之间。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引发的城市现象相比，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出现“超大城市”的现象。在1950年，全球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只有30%居住在城市。超过几个世纪以来，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一直未能超过100万。直到20世纪中叶，纽约、东京和墨西哥城先后超越了1000万的人口大关，成为超大城市。现在，至少有37个城市也跨越了这条界限。据预测，部分城市的增长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劲，其中包括墨西哥城（从1995年的1640万增长到2025年预测的2460万）和孟买（从1430万到预测的2660万）。超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中，城市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传统。除了超大城市外，有特大城市、I类大城市、II类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规模级别，城市人口数量不断攀升，因此城市规模的标准也在经历不断地调整和变迁。2024年1月29日，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市长姚高员作政府工作报告。姚高员指出，2023年，杭州城区人口突破千万，实现从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的大跨越，成为中国第10个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是城市学家Janice Perlman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超大型城市群的现象。Perlman博士于1987年发起了“巨型城市项目”，以全球最大的21个城市作为研究基地，从交通、环境、贫困等各个方面探索改善巨型城市发展的创新途径。早在20世纪初，Patrick Geddes和Lewis Mumford在他们的论述和著作中使用了"Megalopolis"这个词来描述城市过度发展和社会衰败的现象。真正深入研究和探讨大都市连绵带的是法国地理学家Jean Gottmann。在五六十年代，他发表了论文《大都市连绵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tropolitan sprawl: Urbanization on the northeast coast)和专著《大都市连绵带: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The Metropolitan Belt: the urbanized north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用大都市连绵带来描述美国东海岸延绵不断的城市带，从波士顿开始，经过纽约、费城，一直延伸到华盛顿。他认为这个地区在地域范围、人口密集度方面都非常庞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对于国家和世界事务起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内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的城市，是城市规模体量划分标准中最高级别的城市。这些城市一般属于国家中心城市甚至全球中心城市，并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

在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根据城区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等级。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以上的城市，2014年中国拥有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重庆市、广州市、成都市、天津市等七个符合大城市标准的城市。虽然超大城市的划分往往基于人口规模，但它不仅只是与人口规模相关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影响的结果。在超大城市中，人口、资源、科技、信息高度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融合，各种利益相关方比如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等都密不可分。2024年1月29日，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市长姚高员作政府工作报告。姚高员指出，2023年，杭州城区人口突破千万，实现从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的大跨越，成为中国第10个超大城市。2024年，中国城区人口突破千万的超大城市有10个（不含港澳台地区），除杭州外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 2017“世界城市化前景” 的报告中定义拥有1000万居民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定义，拥有1000万居民的城市被视为超大城市。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超大城市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按照2014年的统计数据，东京、德里和上海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前三个城市，分别拥有3800万、3500万和2300万人口。预计到2030年，特大城市的数量将增加到41个。尽管“超大城市”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划分标准也在变化，如伦敦和纽约人口规模仅超过800万，低于联合国设立的“1000万城区人口”标准，但依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其快速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优越的资源条件吸引着大量外来就业这些人口为城市建设和功能实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超大城市还通常是高等院校、企业研发机构、咨询等高新技术产业或服务的聚集地，汇集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才能够为城市应对风险和构建城市韧性提供必要的技术优势。但由于核心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大，超大城市也面临着诸如城市病问题等挑战难以遏制。

超大城市一般在全球或区域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其资源丰富性和全球联系性，有更多机会制定预防和应对方案。这些城市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可以提供资金保障来建设和研究城市韧性工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经济功能更被重视、放大、优化和更具灵活性，资源和决策流动更为高效，响应速度更快。由于第三产业和个人生活消费的持续增长，超大城市的能源消费量和生产量不断攀升。

文化方面，超大城市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比如上海的海派文化。同时，超大城市也包容外来文化，形成了一些世界级文化中心，如伦敦、纽约等。这种文化繁荣有助于培养创新和多元化、包容性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城市韧性。技术方面，超大城市集聚高等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是新技术发展和先进城市实践的领军地。超大城市为智慧城市的韧性优化提供了便利，对于城市韧性的增强起到重要作用。

超大城市通常位于滨海或河岸平坦的地带，这种地理位置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外部资源的快速集聚。例如，上海、纽约、大阪都具有出色的港口条件，具有高效率、灵活性及流动性等特点，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城市系统对灾害的抵抗性和稳定性。超大城市经常面临各种挑战。地铁覆盖范围不足，建设难以跟上城市发展需求；公交承受巨大人口出行压力，机动车数量继续增长，并加剧了城市病问题。此外，这些城市对用水的刚性需求很大，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巨大，难以解决用水紧张问题。大型城市还需要更好的能源和环保设施建设来支持经济发展，因为水环境状况普遍不佳，大气环境相关指标有所下降，雾霾天气也没有被有效地控制。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其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供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交通拥堵已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交通拥堵现象主要发生在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范围和拥堵时段不断扩大，从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蔓延。比如，主要道路在通勤时间内严重拥堵。这种交通拥堵现象具有潮汐性，即主要发生在早晚上班高峰期，以单向交通拥堵为主，通常在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中出现。另有，局部交通拥堵现象。这种交通拥堵主要体现为少数交叉口或路网关键点的严重拥堵，在中等城市和一些大城市中常见，成为路网交通运行的瓶颈。还有突发性的秩序混乱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其原因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例如自行车、行人、汽车、摩托车等各种交通方式不分干道混行，导致互相间的干扰，进而造成城市道路秩序混乱和交通拥堵。

在拉美、南亚和非洲地区，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城镇化进程所引发的贫民窟问题。当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涌入超大城市时，贫民窟现象呈现出大规模存在的局面。例如，巴西境内的黑社会组织“首都第一司令部”，曾连续三次发起袭击行动，针对警察、平民和州政府的办公地点，其规模之大、气焰之嚣张令人震惊。然而，警方却难以追踪到他们的行踪所在，因为这些组织都以贫民窟作为其“基地”。据巴西人口研究部门统计，约有650万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个贫民窟中。在巴西法律规定下，若土地5年内无人提出法律异议，该土地即被视为合法。正因如此，目前巴西的大多数贫民窟都是合法存在的。

有关犯罪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例如，在英国，像“粮食骚乱”和“宪章运动”这样的大规模社会底层抗议活动以及曼彻斯特建筑工人的大罢工等事件经常发生，并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此外，小规模的罢工和冲突也不时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局势。城市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主要源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失业问题的增加以及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犯罪案件开始逐渐增加，到19世纪20年代增长速度加快，4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在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居民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恐慌。首次出现在1856年，当时英国各城市发生了大量的拦路抢劫案件，引起了居民的恐慌。第二次恐慌发生在1862年，引发原因是议会议员受到抢劫。大城市的犯罪率远远高于小城市或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对普遍。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地区人口密度大、拥挤情况严重。人口密集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增加，为犯罪行为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此外，拥挤和人口密度还会分散人们的责任感，使他们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城市生活的冷漠气氛极大地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作威作福。与此同时，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复杂性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藏身之处，如城中村和贫民窟往往是犯罪分子的藏匿地。尽管犯罪率在大城市中普遍较高，但通过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增加就业机会并加强法律执法，可以减少犯罪率，使城市更安全和稳定。

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格局，将其从一个宁静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充斥着工厂和拥堵的城市社会。这种发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伦敦的“烟雾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9世纪，工厂排放的废气形成了浓厚的灰黄色烟雾，导致能见度非常低。最严重的时候，伦敦每年有多达50天的“雾日”（即视野不超过1000米的天数）。1952年12月5日至10日，发生了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歌剧院上演的《茶花女》甚至因观众无法看清舞台而中止，外界更是白天伸手不见五指，水陆交通几乎瘫痪。仅在这一周内，因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者包括支气管炎704人、冠心病281人、心脏衰竭244人、结核病77人，还有肺炎、肺癌、流感等疾病的发病率也显著增加。环境污染给居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农村人口。例如，1851-1853年期间，伦敦的人口死亡率达到了23‰，婴儿死亡率更是惊人，1850年伦敦的婴儿死亡率为140‰，1865年上升到171‰。19世纪中叶，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英国每年因百日咳死亡的儿童不少于1万人，伦敦的年平均数达到了1/30。类似的情况也在德国的鲁尔区和美国的洛杉矶市发生过。上世纪60年代，鲁尔区拥有大量发电厂和冶炼高炉，每年释放出150万吨烟尘和400万吨二氧化硫，此外还有化工厂排放的废气和不断增加的汽车尾气。导致鲁尔区的许多城市常年笼罩在滚滚浓烟中，当雾霾天气严重时更是看不见五指。此外，空气中的污染物还导致城市降下灰雨，衣物甚至不能在室外晾晒。居住在受污染地区的居民常常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痉挛，并且白血病、癌症和其他血液疾病的发病率明显增加。直到经过长达27年的努力，美国政府才最终解决了洛杉矶市的光化学烟雾问题。总之，环境污染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于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而言，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保护至关重要。

在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分工与交易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的"城"和"市"功能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也成为人类社会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威胁日益严峻。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中，风险的种类更加繁多、传播速度更快、演化链条更加复杂。相对于一般城市风险的线性传播，超大城市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升级爆发并带来连锁效应。近年来兴起的超大城市，进一步凸显了城市作为超级复适应系统的特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第三代系统理论的一种，旨在描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数量众多且类型各异的个体群体，以及这些个体群体的运动规律。根据该理论，城市系统具有两个基本特性：适应性和非线性。城市系统中的每个主体（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等）都会进行自主决策，并不断适应周围环境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主体。这些个体的适应性行为汇聚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整个城市系统的运动、发展和演变，而不是依赖一个中央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调度。同时，城市系统在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总体表现并不是简单地与人口数量成比例增长，即线性增加。相反，它呈现出显著的规模递增的规律，被称为"规模法则"。城市的GDP、专利数、人均收入等指标的增长并非线性增长，而是超线性增长，增长指数约为1.15。这种规模递增过程经过长周期运行，会显露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风险的非线性变化。

万事万物的运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城市系统也不例外。因此，城市治理本质上市一个全周期的过程。为了实现城市的全周期治理，我们需要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认识城市的本质及影响其运行的各种运动，并按照这些规律实施城市的全周期治理模式和体系。

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逐步融入全球领军城市的领先阵营，在发展模式上由资本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仅在表面上是人口总量规模和人质量方面的竞争，而且在本质上是关乎城市宜居境优劣以及对人的各种需求力等方的竞争。超大城市在吸引人员、特别是中青年高收入人群方面具有综合性竞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因此，推进超大城市的全周期治理，首要原则就是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施包括循着人的“生老病死”“养育、就业、退养”等周期打造儿童友好型、养育友好型、青年友好型、老年友好型、家庭友好型、残疾人友好型等社会，加快宜居宜业宜设步伐，努力满足各类人群的生活和发展需求，让超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得以体现并优质均衡且个性化地落到每个年龄段和阶层人群的生活之中。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产业的周期性演进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每个产业变革期间，超大城市始终处于领先的位置。这是因为它们拥有全球最顶尖的高校、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迎合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试验成长，并为新产业、新企业、新产品孕育发展提供风险资本等支持要素。虽然20世纪后半叶硅谷等区化发展模式曾经流行过，但在21世纪，随着纽约、伦敦、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的带动，创新活动回归超大城市中心区域，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超大城市更应该担此重任，更主动促进并引领这新一轮的文化与科技深融，积极引导促成文化与科技深融创新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更有助于文化与科技深融实践的应用场景，搭建更有利于文化与科技深融交互的平台，加大更有益于文化与科技深融效果显现的政策扶持，进而更有力地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更有效地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的支撑，涵盖自然、科技、要素、人文等多个领域。随着城市发展变革，基础设施也会经历周期性更新换代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依赖公共财政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和维护运，因此是公共品或准公共品。超大城市由于人口、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科技和运行模式不断变化，各类特殊枢纽功能不断演进，因此基础设施也需要持续地扩张和革新。在使用周期的早期阶段，基础设施主要投入是建设和运营费用，而在中晚期阶段则变为运营和维修费用因此，超大城市需要建立完善的全周期管理体系来保持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平衡。同时，随着城市产业和生活方式的演变，超大城市还需要加快更新基础设施，以支撑城市的变革与发展。

经验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生态环境质量先期逐步恶化 后期逐渐改善的周期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而言，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重心，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压力更加严峻。因此，全周期治理超大城市就必须以整合城市生产和生活避免生态系统因为经济发展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确保经济、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同步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标准化定量化生态环境支持和影响生产生活活动的值，并进行全生命周期分析和评估，以此为依据指导和协调各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

人类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全球信息化时代，这使得城市化的意义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需要完善城市的功能，并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促进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城市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有机融合和共同发展。人类社会的治理能力离不开对知识、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不断掌握和应用。城市治理模式和体系的革新源于信息通信方式的变革。超大城市凭借其丰富的历史积淀和非线性规模效应优势，成为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数据集聚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至少有三个领域将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是建设城市智慧生态系统的枢纽。城市智慧生态系统是信息时代下竞争的制高点，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具备压倒性的基础优势。这项竞争在中国大致始于“十三五”中期，建设城市大脑、超级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和高密度城市感知系统是关键。前三者是城市成为智慧体所必备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系统，而第四个则是城市智慧体的神经网络和末梢系统。其次是建设为每个个体服务的小数据枢纽。小数据指的是真正属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的个体数据库，它是实现个性化定制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健康医疗、教育、家居、社会保障服务和未来社区等领域的发展将成为重点。第三是建设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枢纽。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的最终集成所在。城市智慧体的进化需要更多人文传承和更加交融共享的文明家园建设。

超大城市统计表

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入海口，面向太平洋。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它与邻近的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构成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21 年末，上海行政区划面积 6340.5 平方千米，下辖 16 个区 ，常住人口 2489.43 万人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2021 年，上海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生产总值达 43200亿元，总量规模上升至全球城市第四位。

上海市

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超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东面与天津市毗连，其余均与河北省相邻。北京市行政辖区总面积为16410平方公里。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84.3万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10.9亿元。

深圳市是国家改革开放第一站，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中国香港，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是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全市面积1997.47平方公里，截至2021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8.16万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2387.68亿元。

重庆市简称“渝”，别称山城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2020年，重庆都市圈常住人口约2440万人，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坝面积约0.31万平方公里、丘陵面积约2.14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约1.05万平方公里。2022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129.03亿元。

东京（Tokyo）是位于太平洋西侧的一个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约3900多个小岛组成，人口约人口约1404万。它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距离这些国家仅有海之隔。东京拥有海岸线长达3多公里，拥有许多海湾和良港，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6月时多为梅雨季节，夏秋季多台风。一年中最冷的月份是1月，日本北部最低气温为南部为16℃；最热的月份是7月，北部平均气温为17℃，南部为28℃。日本曾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受泡沫经济后遗症特别是大量呆坏账的严重拖累。此外，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的经济困难。

东京都

纽约是美国以及美洲最大的城市，坐落于哈德逊河口南岸，毗邻大西洋。该市总面积达到945平方公里超过862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个民族在此聚居。纽约市共由五个区组成，其中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是其中最著名的区域。曼哈顿区被认为是纽约市的核心，它分为上城、中城和下城三部分，并拥有全球最流行、最富金融气息和最具颓废风情的特点。曼哈顿区总部设在此的美国500家最大企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而曼哈顿也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曼哈顿不仅拥有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中央公园、苏活商业区、第五大道商业区等，而且还有各种文化机构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老汇剧院区；金融机构如华尔街和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多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华人街、小意大利和格林威治村。纽约市是一个多元化、开放式的城市，无疑是全球最令人着迷和吸引力高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位于法国的巴黎大区人口约为212万人（2022数据，来源是法国国家统计局2023年2月的预测）。巴黎大区属于海洋性气区，夏季温暖舒适，阳光充足，气温在15至25℃之间。春秋季则温和凉爽，但偶尔也发生骤冷或骤热天气。冬季白天凉爽，夜晚寒冷，温度一般在3℃左右，极少于-5℃。年降水量平均为641毫米。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区之一，巴黎大区是许多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和创业孵化器汇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型产业集群联合企业、科研机构和培训机构，开展高水平的创新项目。此外，巴黎大区还是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大聚集地。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高品质的基础设施、高效专业的公共服务以及高端人才等优势，巴黎吸引了众多全球投资者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