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9.16-2015.03.23），新加坡华人，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汉族客家人，1923年出生于新加坡甘榜爪哇路，从小便接受其祖父李云龙（Lee Hoon Leong）的英语教育。1935年，李光耀考入英校莱福士书院（初中部），1940年进入该校高中部，但因日本入侵并占领新加坡导致未能完成学业，后进入日本驻军陆军参谋部报道部工作。在日本占领下，新加坡通货膨胀严重，迫于生计，李光耀1944年开始做“黑市经纪人”。1945年日本投降，李光耀于次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于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同年8月回国开始从事律师工作。50年代，东南亚地区左翼运动活跃，新加坡罢工潮此起彼伏。李光耀1952年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获得了大量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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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视频片段（来源：冷知识熊)

李光耀担任律师时期的假发与容器

1954年10月，李光耀联合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次年他开始参加选举，成功当选立法议会议员。（第十五章）当选议员后，李光耀开始投身于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工作之中。（第十六、十七章）1956年至1958年之间，新加坡政府跟英国政府前后展开了三次宪制会谈，李光耀作为代表两次到访英国参与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给新加坡在英联邦内部的自治邦地位。（第十七章）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成立了自治政府。（第十九章）

在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立法会议选举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43席的绝大多数席位获胜，李光耀成功当选第一任总理。李光耀自1959年开始，总共担任了31年总理，直至1990年10月卸任。在其任职期间，新加坡一度与马来西亚合并，后又脱离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李光耀的治理下，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岛成功跃升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李光耀开始执政后，新加坡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而人口快速增长，就业压力大，为此他主张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区合并为统一的马来西亚联邦（简称“新马合并”），从而将联合邦当做经济腹地与产品销售市场。而人民行动党内部以林清祥等人为代表的左翼则认为这次“虚假的”新马合并只是“英国人在幕后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借用反共的马来西亚政府来镇压、摧毁新加坡的左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新马合并”问题上有了分裂倾向，1960年李光耀将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开除党籍，1961年以林清祥为首的约80％的人民行动党党员脱离党籍，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此次分裂导致人民行动党只在议会的51个席位中保有26席，陷入严重执政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社会问题难以解决，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也难以保障。1963年，李光耀政府发动冷藏行动，逮捕大量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的反对派。同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西亚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政府达成协议，新马正式合并。（第二十七章）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李光耀政府联合采取行动，继续逮捕多名反对派高层。

新马合并后，李光耀的政策、身份等引起了联邦内的诸多矛盾，包括种族矛盾、经济矛盾、政党与邻国矛盾等。民族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联邦内民族平等，而马来西亚的法律认为“马来人至上”，华人、印度裔等其他民族为二等公民。政治问题上，李光耀此时政治影响力极高，但马来亚宪法规定新加坡公民不能参加大选，以阻止李光耀掌控马来西亚联邦的最高权力。经济问题上，联邦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上缴税收由40％上升到60％，马来亚的市场、水源、电力等也未与新加坡开展合作。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下，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马来人与华人发生冲突，李光耀政府指责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1965年，李光耀发表争议讲话，认为马来西亚三个种族并没有哪一个更具有土著性。自此，联邦中央政府开始对新加坡更加反感，随后两方谈判破裂，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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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抛弃的国家（来源：蹲坑看历史)独立后，新加坡面临国内外诸多困境。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新加坡国内矛盾尖锐，居民缺乏国民意识。此外，新加坡不具备国防力量，难以保障国家安全。同时，新加坡经济萧条，在狭小的国土上自然资源匮乏，缺乏生产行业。针对新加坡独立后的境况，李光耀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社会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政治上，建立了以人民行动党为主的一党执政体系，同时强调精英治国，加强人民行动党的建设。也实施了种族平等、宗教宽容政策平衡国内社会。经济上，前期吸引外国投资，大力发展制造业，后期则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完善新加坡工业结构。社会方面则采取了中央公积金制度、“组屋”制度等维护社会稳定。国防领域则首先建立本国的国防力量，新加坡于1971年和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缔结《五国联防条约》，以寻求安全保障。外交上，李光耀则采取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原则，以维护新加坡的独立与安全。

1990年李光耀卸任新加坡总理，于1991年开始担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1997年1月开始担任内阁资政。2011年，李光耀与国务资政、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退出内阁，不再担任任何职位。退休后，他于2013年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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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李光耀观天下》（来源：Leo的故事会)

2015年2月5日，李光耀感染严重肺炎住院，3月23日病逝，享年91岁。3月29日，新加坡在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为其举行国葬仪式。国葬结束后，李光耀灵柩被运送到万礼火化场举行私人葬礼。

自1959年大选以来，人民行动党执政超过60年。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始终反对新加坡实施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多党制，李光耀政府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还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限制反对党的成长。在大选前，行动党经常使用“非常手段”限制反对党，例如经常在大选前限制政党竞选活动时间；封锁反对党的印刷厂；对支持反对党的媒体施压；冻结反对党的资金等等。在党政关系上，李光耀执行弱化党政，强化行政的政策，人民行动党的核心领导干部在控制着行动党的同时，还担任内阁部长级别官员，各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处理行政事务，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管理。李光耀还指出：“虽然民主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在“好政府”观念指导下，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具有较高的现代化与专业化素质，在新加坡社会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人民行动党在一党执政体系下注重与民众的沟通与联系，在各个选区中，均设有“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形成了一种“政党优位协商”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党处于优位和社会沟通，便于人民行动党能够调控和主导政治社会关系。

李光耀担任总理后，对于法治建设十分严格，认为必须要有铁腕手段才能强有力地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并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新加坡至今仍然保留着鞭刑与绞刑。（第316条与第325-332条分别指示绞刑与鞭刑）鞭刑本来是针对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但1966年公布《破坏法》后，李光耀政府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将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等行为都列入鞭刑的范畴。新加坡的禁毒法律也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携带毒品入境或藏毒作贩卖用途的主要刑罚为绞刑，对于成人男性犯罪者（16岁以上50岁以下）还可使用鞭刑。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逐步建立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根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91年之间，新加坡总计制定各种法律法规383种，自政治体制、经济管理、商业来往、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内涵丰富的领域，深入至旅店管理、停车规则、钞票保护、公共卫生等细分领域，其细致程度世界少有。

李光耀执政时期致力于廉政建设。针对腐败问题，新加坡出台了《防止贪污法》《反贪污法案》《不明财产充公法》等专门法律以细致地为腐败问题定罪处罚。1962年，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直接向总理李光耀负责，调查和处理公众人士对公共部门与非官方部门的投诉，并对公共部门的运作进行监督。李光耀在赋予贪污调查局极大权力的同时，要求其一旦决定开始调查，必须在48小时内开始调查行动，整个行动周期不可超过3个月。同时，李光耀还坚持“以薪养廉”的政策。1995年《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成为世界政府无腐败作风排名第二的国家。

196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每个妇女在其生育年龄，即15至49岁生育的子女数，后称生育率）达到5.4，同时在国际人口过剩思潮影响下，1970年李光耀政府开始推行节育措施，将堕胎、结扎合法化，针对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部分取消产假、育儿津贴等福利，同时提高住院费，延长组屋申请年限，通过经济杠杆降低国民生育意愿，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家庭。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生育率已经因为节育政策降低到1.6左右，远远低于社会更替水平的2.1，此时李光耀认识到了节育措施的问题，转换态度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尤其关注“优生学”，提倡生三个孩子以上，并推出鼓励高学历、高收入家庭生育的政策。但是21世纪后，新加坡生育率仍然长期低于1.4。

在民生方面，李光耀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其口号是“居者有其屋”。租屋政策具体是由国家免费提供土地，建屋发展局统一规划建设“组屋”，分为一房式、二房式、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六房式和双层公寓式等不同类型（五房式相当于中国的三房两厅）。组屋价格由发展局决定而不和市场挂钩，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一批优质的廉价住房。组屋的申请制度则严格而明晰。得益于组屋制度，新加坡成为世界唯一一个近乎百分百拥房率的国家。同时，李光耀政府还不断扩大中央公积金制度保障范围，涵盖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投资等各大社会保障领域，强制为国民理财。

李光耀始终坚持经济实用主义。在他担任总理后，新加坡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基础落后，国内市场尚未发育。为此，他采取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方式，1968年建立裕廊工业区和多个轻工业基地，以给予优惠的方式吸引外资投资。作为世界主要港口，新加坡还吸引了著名石油公司皇家壳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 Plc）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oration），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发展，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劳动价格相对上升，资本相对充裕。针对该境况，李光耀认为新加坡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重点发展机械工业、电子仪器和微型轴承等精密工业。在该思路指导下，新加坡实施了对应的措施，取消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低的产业的优惠政策，裕廊工业区也对此类工业加以限制，同时引导外资投入精密工业产业。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提出“重组经济”，加大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让新加坡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为此，新加坡成立经济委员会，开始了工业向高技术、高增长值转化的进程，在制造业基础上发展金融、旅游、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完善工业结构。同时成立电脑局，引入海外人才，积极发展电脑产业，实施电脑化计划。1974年，李光耀政府建立淡马锡（Temasek）公司，由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全资拥有，专管投入到与政府相关联的公司的国有资产，公司成立近40后，年均净收益超过18％，被称为国有资本运营典范。

在上台之初，李光耀政府并没有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与其进行了三轮会谈，但在会谈上李光耀表示，虽然中新关系始终友好，但是仍然不是建交的时机。在会谈上，李光耀使用英文进行交流，以表明自己的立场。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访问尚未建交的新加坡，李光耀给与了高规格的礼遇。此后的80年代，中国与新加坡先后签订了八项贸易协定，互设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享受外交特权，可以办理签证业务。1990年，随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建交，中国与新加坡也寻求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0月3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李光耀与台湾也有密切的联系。1990年新中建交后，两岸建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互相沟通。1992年，两会达成“九二共识”，同年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此时已经卸任总理，担任内阁资政。杨尚昆表示可以与台湾谈经济问题，李光耀旋即将消息传递给李登辉，李登辉则同意两岸对话，由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即“汪辜会谈”。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李光耀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65年，新加坡独立，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承认新加坡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66年在新加坡建立领事馆。1967年10月，李光耀首次访问美国。此次访问后，美国开始对新加坡进行投资，惠普、通用电气等均在新加坡设立工厂。至20世纪末，新加坡拥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其账面价值超过190亿新元，是新加坡外来投资国中的榜首。20世纪70年代，英国从新加坡撤军，李光耀把美国在东南亚留存的军事实力当做阻挡共产主义的力量，他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所扮演的角色，对非共亚洲的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对新加坡的利益也举足轻重，没有区域的安全与稳定，新加坡就不能有经济成长，不可能有投资和贸易，新加坡的安全仍有赖于美国”，但是他又不希望美军依靠军事实力完全掌控东南亚局势。1990年11月，李光耀与时任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丹·奎尔（James Dan Quayle）签订《1990年谅解备忘录》，两国协定新加坡为美国提供海军、空军基地，并提供后勤支持，而美国轮流派遣各类型战机至新加坡训练、维护。

1965年，“新马分家”后，印尼于次年宣布承认新加坡，然而马来西亚发表声明表示此举威胁其国家安全，为消除疑虑，李光耀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并保证只有印尼同时与马来西亚也建立外交关系，新加坡才会与印尼建交。1972年3月，李光耀访问马来西亚，次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Tun Razak）回访，表示希望两国关系保持平稳，自此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正常化。1976年，胡先翁（Tun Hussein Onn）担任马来西亚总理，提出要和李光耀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并讨论解决双边问题。1982年8月，李光耀再次访问马来西亚，并与之达成重要的天然气合作协议。此后两国在能源、旅游、军事领域进一步合作，关系继续提升。1984年，新加坡与以色列就以总统贺索（Herzog）访问新加坡一事达成共识，然而此次访问遭到了马来西亚的强烈反对。针对该访问，马来西亚穆斯林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以上的反新加坡示威，李光耀表示将推迟访问才平息了此次外交风波。此后，在90年代，两国开启了激烈的经济竞争，从而导致了各种舆论争端，两国关系再次回到原点。对于新马关系，李光耀认为问题在于马来西亚：“每当马来西亚在任何事情上执意一意孤行。即使有关事务完全属于我们国内的权利范围，新马关系就出现紧张。”

李光耀于1959年就任新加坡总理后，同年年底，时任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Subandrio）访问新加坡，表示“恢复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新马合并”导致新印关系再度恶化。印尼担心新加坡将会威胁印尼东南亚大国位置，从而公开表示对新加坡实行对抗政策。1965年，新加坡独立，次年8月新印建交。不过，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的矛盾以及领海、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新加坡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导致的新印宗教问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仍然恶劣。1968年，新加坡无视印尼方面的请求，坚持执行两位违反新加坡法律的印尼水兵的死刑，引起了印尼国内的反新加坡情绪。李光耀则保持恢复两国关系的态度。1970年，李光耀与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一同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并进行了短暂会晤。此后印尼派出军方高级将领访新。1973年5月，李光耀首次访问印尼，并在死去水兵的墓前献花表示哀悼，两国关系开始恢复正常。1975年，印尼吞并东帝汶，联合国对此事进行谴责决议的表决时，除了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都表示支持，而新加坡表示弃权。

60年代初，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以缓解与邻国的外交关系，促进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为目的，支持创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新加坡是创始国之一。1976年，东盟巴厘岛会议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条约为和平解决各类争端提出了规则与程序，这符合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加入东盟的初衷。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及时调整了对东盟政策，协调各国立场一致孤立越南，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联合，并最终解决了柬埔寨问题。这让新加坡树立了良好的地区形象，提高了其在东盟内的地位。

李光耀在执政期间，将“功效之上”或“有用”作为政策制定的法则。首先，他强调实用主义的与时俱进，任何政策在不合时宜之时就要采取改革的措施，这在其生育政策上得到了体现。其次，他同样强调不断学习的实用主义，他认为新加坡实行的政策，有三分之一是根据经验制定，而剩下的则是各国不同的良政。

李光耀主张以东方文化与儒家思想对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首先，他认为要强调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重视家庭道德建设，注重社会和谐建设。在执政党和民众关系方面，要保持政党团结、廉洁、正直的本质。其次，李光耀实行威权主义领导，强调集体主义先于或优于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强调稳定秩序和服从于权威的重要性，注重秩序、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政府的强势领导以及对于媒体的严格态度是这一理念的产物。李光耀曾公开阐释他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见解：“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不是像澳洲，或新西兰，或加拿大，或英国，或美国那样的一个普通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人们可以投票给某一党派或者另外一方，然后生活仍将继续。可如果我们也那样做，新加坡奇迹将成为泡影。”

李光耀上台执政前，新加坡不仅国内外困境重重，而且谋杀、抢劫、勒索、纵火、吸毒、贩卖妇女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而李光耀经过多年的法律建设，将其变成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李光耀曾说：“新加坡的今天是多年法治的结果。没有铁的社会法纪，也就不会有今日的新加坡。”李光耀的法律价值观首先体现在法律工具价值上，他将法律当做治国工具，充分利用法律的确认、保护与促进的工具特性，用来确认新加坡的社会关系、政策制度的状态。其次在法律制度价值上，李光耀认为秩序是法治的基础，而法律是秩序的制度保障。李光耀本身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法治经验，一方面认为善法方能致治，法律必须严明、符合国情、讲求实效、持之以恒。另一方面，认为实行法治关键在于高层政治领导必须先行，以形成良好的政府。最后，他认为高素质的人材才是实现法治的最关键要素。

在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李光耀认为廉洁、公正并保持效率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组织基础。并且，李光耀还认为政府必须努力保持长期的稳定的政治局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经济行为核心则是维护与促进市场竞争。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要根据本国资源特征，抓住时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走比较优势发展道路。而针对新加坡本身的国内外环境，他主张以吸引外国投资，依赖世界贸易，鼓励本国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式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李光耀认为天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科技、工艺技术是三大动力因素。针对新加坡本身的情况，他认为加强教育和科研投资，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是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

李光耀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思想，他希望新加坡在国际关系中既可以保持中立、不结盟以避免卷入大国冲突，又不把大国势力排除出东南亚地区。在冷战时期，新加坡依靠英国、美国的军事力量，争取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支持，欢迎日本重返东南亚，同时还在接触中国，抵抗苏联的扩张。冷战结束后，李光耀则认为要平衡中国、美国、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才能够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需要平衡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基于此思路，他极力支持美国继续驻军东南亚，并不断加强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同样支持日本介入东南亚、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但反对其军事扩张。同时，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还在发展与中国、印度的合作关系，也同样重视与欧盟、俄罗斯的关系。

李光耀上台后，极其关注政府对于媒体的监督，制定细而全面的法律条文，通过专门的出版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以及关于新闻的其他立法与判例实施对传媒的调控。媒体被禁止一切攻击执政党和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言论，也禁止任何不利于国家安全和可能导致种族对立、宗教对立的言论。李光耀政府还经常利用司法制度来应对政敌和媒体的攻击，比如1989年，新加坡法院就曾以判定《远东经济评论》“诽谤”总理李光耀的罪名成立，判决该杂志赔偿23万新元。《美国先驱论坛报》也因批评李光耀实行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而被处罚95万新元。2006年，李光耀与其子李显龙（Lee Hsien Loong）以“诽谤罪”将《远东经济评论》出版商和主编告上法庭，并且从9月28日起禁止这个杂志在新加坡贩卖销售。

1983年8月14日晚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发表演讲表示，新加坡男性大学生若想要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他解释到，发表这番言论是因为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他还说：“我决定给新加坡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该言论引发了很大争议，舆论抨击他是精英主义者，西方媒体则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他无知、满脑成见。人民行动党内部也对他的言论颇有微词。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表示，作为一国领导人和当代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称李光耀是“亚洲的一个传奇人物”，并认为他将以最激励人心的亚洲领导人之一被世人所怀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评价李光耀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巨人、现代新加坡之父、亚洲事务的伟大战略家。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从1950年代与他的人民行动党一同推行自治，到1960年代初期尝试与马来西亚合并，再到1965年8月9日被迫独立后努力维持国家的生存”，李光耀被“广泛视为对塑造新加坡起到最大作用的人”。《中国日报》强调“李光耀的外交实用主义，以及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表示，李光耀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他努力“分享新加坡治理的成功经验”，而中国在这其中获益良多。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地区副主任菲尔·罗伯森（Phil Robertson）表示，李光耀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巨大的”角色毫无疑问，但也让该国付出了重大的人权代价，如限制表达自由、进行自我审查、阻碍多党民主。《印度时报》称，李光耀在一生中因其对市场友好的政策获得了赞誉，但也同时因严控媒体、打压公众抗议和政治对手而饱受国内外批评。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父亲李进坤（Lee Chin Koon），母亲蔡认娘（Chua Jim Neo）皆为客家族人。他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李金耀（Dennis），三弟李天耀（Freddy），四弟李祥耀，妹妹李金满。（第二章）

李光耀（后排中）家族照片

1939年，李光耀与妻子柯玉芝在莱福士学校第一次见面，两人是初中校友，还一起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1950年，李光耀与柯玉芝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新加坡总理。二儿子李显扬曾任新加坡民航局董事会主席、星狮集团董事会主席，并加入新加坡反对党“进步党”。女儿李玮玲曾担任新加坡国立神经医学院院长。2010年10月2日，柯玉芝去世。

2015年在新加坡的国庆庆典上，新加坡政府大厦前草场上的庆典贵宾席位上空留一个座位以纪念李光耀。2016年3月20日，在李光耀逝世一周年之际，约110名新加坡青年用4800余个橡皮擦拼成的一幅李光耀画像。李光耀四弟李祥耀将最后一块橡皮擦粘上，表示李光耀"希望我们继续往前走"。此外，民间还举行了静默烛光集会纪念李光耀逝世，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李光耀的油画画册。此后，新加坡还为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开国元勋设计并建立建国先贤纪念园，计划2023年10月29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