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pǔ]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乳名午格，字曜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是道光帝旻[mín]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yì xuān]之孙、摄政王载沣[zǎi fēng]长子，母亲是苏完瓜尔佳·幼兰。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7日，溥仪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是道光帝之孙、光绪帝的兄弟、第二代醇亲王；生母苏完瓜尔佳·幼兰是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的女儿，且被慈禧太后收为养女。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13日，光绪帝病重，年已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也突发痢疾。为了身后的朝局安排，慈禧于当天发布懿旨，将年仅三岁的溥仪接入宫中，并授予载沣摄政王一职。14日，光绪去世，慈禧命溥仪继承皇统，“承继同治，兼祧[tiāo]光绪”，将他过继给同治帝载淳，并兼承光绪帝之祧。15日，刚刚被尊为太皇太后的慈禧也因病去世。清廷于20日以溥仪的名义颁布诏谕，宣布军国大事由载沣裁定，王公大臣若有不服从或意图不轨的，都将被国法惩治。21日，清廷又颁布了光绪帝的遗诏。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静芬（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和载沣摄政。以第二年（1909年）为宣统元年。

溥仪照片（右一）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由军协统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武昌首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一个月后，除直隶、河南、山东、东三省尚能由清政府控制外，民军已“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包括一些旧官僚，也都卷入了革命浪潮。

面对乱局，清廷曾试图以武力镇压革命，但陆军大臣荫昌作战不利，水师提督萨镇冰则因眼见水师官兵同情革命、消极厌战，于11月11日晚默许革命。不得已，清廷只得任命于武昌起义后第四天即被起用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等部与起义军作战，后又在袁世凯的要挟下，罢免了奕劻[yì kuāng]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由袁世凯接任。尽管袁世凯曾一度倾向于镇压革命，但在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党人的劝说下，他最终决定委派唐绍仪率代表团南下上海，同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于12月18日展开和谈。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反复谈判，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明确保证后，决心逼宫清廷，结束清朝统治。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临朝称制，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溥仪照片

宫廷生活

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民国政府每年应拨给逊清小朝廷四百万两（改铸新币后为四百万圆）的费用。这笔巨款让溥仪在逊位后，仍可支撑一个小朝廷，在紫禁城中过着皇帝的生活。

1912年（民国元年）9月10日，隆裕太后为六岁的溥仪请了师傅，开始读书，每天学习的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书房先设在中南海瀛台[yíng tái]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在众多的师傅中，陆润庠[xiáng]、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汉文，伊克坦教满文。他们主要教授十三经、古诗、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等书。据溥仪自己回忆，他读古书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却极不用功，满文更是糟糕。

宣统复辟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辫帅”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驻北京。17日，张勋进宫向溥仪请安。27日，沈增植、康有为等抵达北京，与张勋商讨复辟事宜。30日晚，张勋对王士珍、江朝宗等人说：“余此次入都，实为复辟而来，今已定于明晨举行”，随后调兵入城。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拥戴宣统复辟，发出复辟、人事安排、外交等方面的上谕，并让各家各户重新挂起龙旗。7月1日白天，溥仪发布“复政谕”，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於宣统[yú xuān tǒng]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

然而他们的复辟通电，非但在各省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回应，张勋的军队还很快被段祺瑞组建的讨逆军击败，“辫帅”本人更是仓皇逃入荷兰使馆。12日，溥仪再度宣布退位，复辟只经过短短的12天便宣告破产。

溥仪照片

师从庄士敦

1919年2月，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出面，清室与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签订了聘用合同，“聘任英国庄士敦先生为清皇帝教习，专任教授事宜”。合同中申明，由庄士敦负责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地理诸科。同年3月4日，庄士敦第一次进宫觐[jìn]见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为其授课。

庄士敦从英文单字和会话开始教起，教溥仪读过《英文法程》，继而又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斯漫游仙境》等，并穿插给他讲一些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他讲授的内容，引起了年轻溥仪的极大兴趣。受庄士敦的影响，溥仪醉心于生活欧化，甚至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他便不惜违反祖宗家法，剪去曾经象征清王朝统治的长辫。他像庄士敦一样穿西服、吃西餐、骑自行车、打网球、戴眼镜、使用电话，甚至在和伴读生交谈时还模仿庄士敦那种中英文混杂的说话方式。庄士敦的熏陶，也使溥仪产生了赴英留学的念头和逃离紫禁城去西方漫游的幻想。

举办婚礼

1922年初，溥仪刚过15周岁，几位太妃和王公大臣们便将他结婚一事提上了日程。众人认为沿用昔年选秀女的方式不太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溥仪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溥仪先是选中了额尔德特·文绣，后又在端康太妃（即光绪帝瑾妃）的建议下加选了郭布罗·婉容。

溥仪与婉容

12月1日，溥仪的婚礼在紫禁城中举办。民国政府的高官要员除了送来贺礼、派遣大批军警负责维护大婚秩序外，还向逊清皇室支援了军乐队，同皇室乐队一同演奏礼乐。3日，溥仪于乾清宫受贺，内务府为了打消民国政府对复辟势力借题发挥，或想要通过贺喜从清廷换取“官爵顶戴”的顾虑，特意制定了应对办法，“如有来贺喜及进物者，回赏概以物品为限。”不久又改变成例，对于应赏大婚出力之人，先行记录，但不予公布。在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看来，民国政府“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尊重民国与皇室之间协议的优待条例。不可否认，在有关皇帝大婚的所有事情上，民国政府都恪守承诺，如对待一个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君主一般的礼节对待满族皇帝。”

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正当直奉战争进行至直方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本属直系阵营的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控制都城，囚禁总统，组成以黄郛[huáng fú]为总理的摄政内阁。11月4日，黄郛摄阁以大总统名义向溥仪出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将其逐出宫禁，并将皇室优待费由原定每年400万元改为50万元。

11月5日，鹿钟麟、张壁奉命赴故宫驱逐溥仪。在鹿钟麟的威吓下，溥仪被迫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于当日迁出故宫，随后摄政内阁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整顿和保管。

根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之第三条，溥仪出宫后一直受到国民军的监视。但不久段棋瑞就任临时执政后，在11月21日，即就任执政的当天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11月29日，溥仪即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从醇亲王府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24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至天津。

溥仪寓居天津期间，先是住在清朝遗老张彪的园子（“张园”），1927年张彪去世后，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样子朝溥仪要房租，于是溥仪又搬到了原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乾园，入住后，他将此地改名为“静园”，取“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之意。

在天津的七年，溥仪身边的人物形成了“还宫派”、“出洋派”以及“用武人”三个不同的派别，且前两派勾心斗角、水火不容。当“出洋派”罗振玉提出“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的主张时，“还宫派”的陈宝琛认为此举“完全是轻举妄动”，并站在国内国际方面对溥仪提出了警告，防止沦落到“日本住不成，国内不能容”的尴尬境地，于是溥仪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进而对罗振玉提出的出洋复辟计划决定暂缓，出洋复辟思想幻灭。

这样一来，溥仪的选择就只剩下借助军阀的武装力量。为了复辟帝制，溥仪先是主要以拉拢、利诱为主要手段，寻求机会和支持。这期间他会见的政治人物主要以军阀、政客、各使馆的洋人、遗老为主。1926年始，他会见过的军界人物有张作霖、张学良、褚玉璞[chǔ yù pú]、徐源泉、李景林、张宪、张庆昶[chǎng]、毕庶澄、常之英、阎泽溥、张宗昌、许兰洲、刘凤池等。这些人在与溥仪的交往中，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有的还从溥仪那里拿走了大量的金钱、珠宝、玉器。而溥仪得到的只是无法实现的许诺和“空欢喜”。

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盗掘了清东陵，溥仪为首的满人团体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民国政府严惩。但蒋介石等人收了孙殿英的贿赂，又需要借助孙的军事力量，全然不顾他这位皇帝的颜面，将此事压了下来。自此之后，溥仪便下定决心，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军队。于是他派溥杰和润麒去日本学军事。为建立自己梦想中的军队做人才储备。

尽管军阀和政客都不可靠，但溥仪的复辟希望并没有就此熄灭，而是选择投靠日本，1925年1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致电公使芳泽谦吉，就如何对待宣统皇帝问题指示时曾引导溥仪逃离北京，选择天津租界作为永居之地。而当溥仪到达天津后，日本的领事官们对溥仪更是百般拢络，培养其“亲日感情”，隔三差五前去拜望，逢年过节还登门祝贺。溥仪也常派人到领事馆送信，送物。溥仪与日本军人亦有着极为密切的来往，驻屯军司令官是他坐上的常客，驻屯军的将佐们也同领事官们一样经常前去拜望溥仪。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遗老遗少们，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前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便趁吉林长官因母亲离世回家奔丧而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效日寇的中国官员。随后，他通过日本人密呈“劝进表”给溥仪，请“皇上”回到“吾祖发祥地满洲复位，以救苍生”，在日方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尽管陈宝琛等人极力反对，但一心想要复辟的溥仪，在土肥原贤二这位关东军显赫人物的劝诱下，最终决定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出逃东北。11月10日，在日方的安排下，溥仪趁天津局势混乱，先后乘坐“比治山丸”号汽船和“淡路丸”号商船从塘沽出逃，进入东北。

傀儡执政

在营口的“满铁”码头，溥仪见到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甘粕正彦。一周后，甘粕借口为了溥仪的安全，把溥仪送到汤岗子疗养区的对翠阁，实际上是将溥仪软禁了起来。跟随溥仪潜逃的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表面上负责代表溥仪与日本人谈判，实则是以溥仪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筹码。经过一番威逼利诱，1932年3月6日，溥仪不得不放弃称帝的要求，答应出任“满洲国”的执政，并与板垣征四郎签订了“汤岗子温泉密约”。

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这一密约实际上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满议定书》的蓝本。

3月8日下午３时，溥仪到达长春。9日，溥仪于道尹衙门大堂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溥仪名为一国最高统治者，实则只是日本人的傀儡。全国上下在声讨溥仪的同时，也无情地指出了他和“满洲国”的傀儡本性，“现在所谓满洲帝国，非满洲之满洲帝国，乃日本之满洲帝国也。日本为完成其满蒙政策，方有此一步。”9月15日，日方代表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至此，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已经实现了对伪满洲国的全面控制。

康德皇帝

1934年3月1日，在日方导演下，溥仪“藉口全东北官绅士民各团体拥护之热诚”，第三次登基称帝，改元“康德”，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líng yì lóng]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

日本人之所以同意溥仪称帝，并非出于对他的善意，而是因为国联在调查中日关系问题后，决议对伪“满洲国”不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这让坚持独占中国东北的日本无法接受。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同俄国、美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为了打破僵局，日本决定“师亡韩故智，使东北与中国脱离关系，然后实行日满合并”。日方认为，欲贯彻日满合并政策，唯有树立满洲帝制政府，才是当时国际政局下对日最有利的办法。因为在一个实行帝制的国家里，皇帝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国家统治权既然集中于皇帝一身，日本也就不难从“儿皇帝”溥仪的手中，骗取一张出卖满洲的卖身契了。与此同时，让溥仪“登基”也可表示日本并没有吞并“满洲”的野心，“满洲”既然能够自由地拥戴自己的“皇帝”，当然不能说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1934年5月5日溥仪首登《时代》周刊封面，对于溥仪毫无实权的傀儡之状给予了毫无遮掩的蔑视。在封面中，溥仪身着黄色皇家龙袍，手中持着代表着寓意吉祥如意的玉如意，颈上戴着代表长命的项圈，头上是多彩的宝石皇冠，还有他那在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镜片，周围环绕着代表好运的七彩祥云及其散发的光芒。报道哀叹溥仪惨淡之命运，称溥仪的“登基”仪式，从皇冠、龙袍、乐队到礼节等规制之类还是按照清朝传统进行，确是实现了他的“儿童梦”。

两次访日

1934年6月3日，日本秩父宫亲王雍仁奉裕仁天皇命代聘“满洲国”，于6月7日向溥仪呈日本天皇的亲笔信表示祝贺，后又赠给溥仪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关东军为表示礼尚往来，强制要求溥仪前去日本。

次年4月2日，溥仪一行前往日本。在日本访问期间，溥仪受到日本皇室的礼遇，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甚至使他产生了思想误区，认为“天皇与我（溥仪）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回到长春后不久，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声称“深维我国建立迄今，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宜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在诏书中，溥仪始终将伪满洲国和日本联系起来，足见他和伪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 因此，关东军又驱使溥仪于1940年第二次访日，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供奉于“建国神庙”，并宣称伪满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东京，受到昭和天皇的亲自迎接。在归国途中，“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交给溥仪一张由日方拟好的《国本奠定诏书》，让他在回国后颁布。7月15日凌晨1时，溥仪在梅津美治郎的陪同下，率伪满洲国文武百官150多人在“建国神庙”举行了参拜“天照大神”的最高规格祭祀礼仪——“镇座祭”。上午11时，溥仪在伪满皇宫颁布《国本奠定诏书》，称“满洲国”之所以要供奉“天照大神”，建立“建国神庙”，是为了“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书中宣称“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xiū]，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伪满洲国的“国民”也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伪满洲国也应该由日本来统治，将“盟邦日本”改称“亲邦日本”，并要求全体国民“克体朕意”。这标志着日本在完全吞并中国东北的图谋中又得逞了一步。

无权元首

无论是担任“满洲国”执政的两年，还是身为“满洲帝国”皇帝的十二年里，溥仪的权力都少得可怜。

首先，他作为国家元首，却没有行政权。按照法律规定，执政“统治满洲国”，“依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然而上至溥仪，下至他的“文武百官”，一切行动都要听从以总务长官为首的各级日本人官员的指挥。溥仪拥有的，只有为关东军已经决定好的文件背书的权力。

其次，溥仪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吉冈安直从1935年起担任溥仪的“帝室御用挂”，实则负责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用溥仪本人的话来说，“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溥仪的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乃至点头微笑，都是在吉冈安直的指挥下行事。在伪满皇宫里，除了吉冈安直，还驻扎着日本宪兵和在伪皇宫内任职的日本人官吏，在整个伪皇宫中工作的大约七百人中，“其中十分之一为日本人。日本人的比例虽然小，但从宫内府次长、课长，都由日本人占据”。

七七事变后，溥仪更是牢牢地被吉冈安直掌控。溥仪的一般亲属来拜见，只能向他行礼，不能同他谈话；外面给溥仪寄来的信件，一律送到吉冈安直处，由吉冈安直决定是否转交。吉冈安直每天随时出入皇宫，而溥仪不仅对此毫无办法，还要努力配合这种“突然考察”。

甚至在个人及家庭私事上，溥仪也无权做主。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先后纳了谭玉龄、李玉琴两名贵人，这两桩婚姻都是在经过关东军的许可后才成行的。另外，溥仪之弟的婚姻他也无权干涉，关东军计划给溥仪寻找继承人，因此将日本贵族之女嵯峨浩嫁给溥杰。新婚第二天，溥杰夫妇拜见溥仪时，嵯峨浩拿出自制的日本甜品敬献给溥仪，溥仪则拿着一块甜品，随手一扔，眼神露出了防备不安的神情，让溥杰和嵯峨浩感到十分惶恐、失望。此时作为傀儡皇帝的溥仪，已经洞察出了关东军的阴谋，但却无力反抗。作为元首，溥仪的自由和权力都未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代表的伪满政权。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猛烈攻势面前一败涂地。为了逃脱审判，溥仪于11日乘火车从长春南逃，13日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投降，溥仪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于17日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政府解散，“满洲帝国”灭亡。

按照日方安排，溥仪应乘火车前往通化，在通化机场起飞前往沈阳，然后在沈阳换乘大飞机前往东京羽田机场。然而就在溥仪飞往沈阳的同时，一支苏联空降部队也降落在了沈阳东塔机场，溥仪等人因而在8月19日被俘虏。

被俘后，溥仪先是被带到通辽，后于21日被苏联空军运送到赤塔。一个月的初审后，苏联又将他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在被拘留期间，溥仪一直享受优待，从不参与劳动，生活起居也有他的三个侄子和原来的侍者照顾。溥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依旧保持着“皇上”的做派，接受他们的请安；而在苏联人面前却表现得十分谦和、顺从。

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法官约瑟夫·季南的邀请下，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8月16日，溥仪开始出庭作证。在证言中，他声称自己在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作为伪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南满洲的。但在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也有所保留。溥仪的作证持续了八天时间，不仅出庭时间远超419名证人，发言量也位居第一。然而溥仪始终在庭上为自己开脱，最终没有为28名被告中的任何一人添加什么罪行。

作证结束后，溥仪被押回伯力，继续战俘生活。由于担心前途，溥仪多次向苏联当局申请永远留在苏联。1949年7月29日，溥仪在写给斯大林的“请愿书”中这样对斯大林说：“在此前我就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认为自己是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之发达和兴盛，并且我也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然而斯大林始终不置可否。直到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前夕，他还最后一度口头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请求，希望他能转告苏联政府。据毓嶦[yù zhān]回忆，溥仪被引渡回国前情绪低落，神经质，甚至想过自杀。但最终安全回到祖国。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suí fēn hé]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编号981。他们在抚顺呆了不久，就因抗美援朝被集体迁移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的监狱里，溥仪第一次参加真正有意义的劳动——糊铅笔盒。开始时，由于溥仪经常出废品，肃亲王之子宪均总喜欢挑剔、挖苦地批评他，把他气病了半个月。病好之后，一次开会，溥仪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1954年3月，溥仪迁回抚顺。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身边的亲信先后同他分道扬镳[biāo]，他对改造的态度也逐渐从抗拒走向接受。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对战犯“一个都不杀”的主张，“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 “大蒋介石”，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简单处决。

自此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又度过了三年时光。其间，他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被予以特赦。所里珍藏的原版视频显示，溥仪向前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

溥仪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1959年12月9日，溥仪特赦回京后，他的五妹金韫馨和妹夫万嘉熙把他从车站接回自家暂住。第二天，溥仪先到民政局报到，然后去派出所报户口。完成登记后，民警吴静深把一张崭新的户口卡片夹在户口本里还给溥仪。溥仪双手接过来，又深鞠一躬后离开。

1960年2月16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进行劳动锻炼。最初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不久后，溥仪转到扦[qiān]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够熟练完成四季海棠的移栽。后来，他还学会了为部分花卉品种剪枝、嫁接的技术。1961年3月，溥仪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

1962年4月30日，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介绍，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结婚以后，溥仪向李淑贤讲过第一次见到她的印象：“你穿戴朴素，人品老实，经历很苦，让人同情。又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我喜欢。”

1962年，新婚夫妇溥仪、李淑贤与客人在一起

1964年，溥仪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11月8日，他收到了全国政协秘书处发出的通知，上面写着：“爱新觉罗·溥仪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特此通知。”

1966年8月，溥仪家里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溥仪被迫参加劳动改造。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溥仪并未挨过批斗。12月23日，溥仪因并发尿毒症和贫血性心脏病，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

溥仪的遗体于10月19日火化。对于骨灰如何处理，周恩来总理当时作了明确指示：一是可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二是可由家属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20日家属聚会进行了讨论，经家族一致商定，将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与光绪的崇陵仅一墙之隔。

溥仪等追悼会现场

《清史稿》：帝冲龄嗣服，监国摄政，军国机务，悉由处分，大事并白太后取进止。大变既起，遽[jù]谢政权，天下为公，永存优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虞宾在位，文物犹新。是非论定，修史者每难之。然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所见之世且详于所闻，一朝掌故，乌可从阙。傥亦为天下后世所共鉴欤[yú]？

毛泽东：他（溥仪）的经历证明，人是应该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变化的。这是社会革命和进步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

周恩来：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李淑贤（溥仪的妻子）：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喻大华（研究清史的专家）：他身为皇帝却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却未发挥关键的作用；他是亡国之君和叛国罪人，最后成了新中国改恶从善的典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无疑是失败者，但他的每一步失败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他最终也成了自豪的中国人民中的一员。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功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产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这首诗后来在上海《逸经》（1936年3月创刊）杂志上披露出来。

1922年初夏，溥仪曾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被该报采用。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1922年，当时不满17岁的溥仪突发奇想，给以倡导白话文、大搞“文学革命”而蜚声学界的胡适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进宫“面见圣上”。而胡适通过联系庄士敦确认信息为真后，于1922年5月30日进宫访见溥仪。这次由溥仪心血来潮而促成的会面，只有短短的20分钟。当日会面的情形和溥仪、胡适二人的交流情况，在胡适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锻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

这次会面虽然短暂，但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印象颇佳。胡适借此机会向溥仪介绍了不少世界大事，并表示愿意帮忙找些新书让溥仪来读，促进溥仪的进步开明。溥仪则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甚为关切，还明确表示不在乎什么清室优待条件，要立志作“有为的青年”。事后胡适撰写《宣统与胡适》一文对溥仪这一想法加以称赞，并发表在《努力周刊》第12期上。在1922年6月7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胡适感慨万千：“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深受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与溥仪的会面，被当时全国各大报刊广泛报道，社会各界多有批评胡适者。而在两年之后的1924年，胡适却置流言蜚语于不顾，再度入宫面见溥仪。然而这第二次会面，不但没人知道双方谈了些什么，就连具体的日期也无从考证。

1923年6月27日晚9点多，紫禁城建福宫突然发生火灾。民国的军警来到紫禁城中救火，但因宫中缺水而无法将火扑灭。次日凌晨二时许，意大利公使馆闻知宫中起火，便派出了三十多名兵士去扑救。他们拆除房屋，隔断火路，到早晨七点多才把这场大火扑灭，共有三、四百间房屋被烧毁。

内务府向溥仪汇报起火的原因是由于电线短路，但溥仪怀疑是太监纵火，便拘押了几名太监询问。最终因没有证据证明是太监纵火，便只好作罢。不过，溥仪坚信这场大火就是太监所放，甚至怀疑太监会谋害自己，从此不再相信太监，所以溥仪将宫中的大部分太监驱逐出宫，这才解除了他对太监的猜疑。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道：“在无逸斋发现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竟听到他们这样的话:‘这把火没准就是皇上自己放的! ’……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里扑扑地跳，‘他们犯罪，还想给我栽赃，真太可怕了! ’”

建福宫大火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太监行凶事件，一个太监用刀划破了另一个太监的脸。溥仪坚定地认为紫禁城的大火为太监所为，再加上事后的太监行凶事件，又开始对太监疑神疑鬼，总认为太监对会谋害自己，夜不安枕，所以就叫来他的“皇后”婉容为其守夜，为其观察“风吹草动”，又给婉容准备了一根棍子应事。溥仪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下令将太监驱逐出宫。

出宫以后，在溥仪和文绣之间逐渐产生了政治分歧。郑孝胥等人“借助外援”的方略，使溥仪在背叛民族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文绣早在醇王府就曾劝谏溥仪，但在1925年的大年初一，溥仪却因被文绣公开顶撞，而操起鸡毛掸子动手打了她。

到天津以后，二人更加疏远，在“张园”，溥仪和婉容住楼上，文绣独居楼下；在“静园”，溥仪和婉容住主楼，文绣则单独住在另一座小楼里。溥仪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岐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文绣的远亲玉芬，在得知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便劝她请律师、写状子，控告溥仪虐待妻子，同溥仪离婚并索要抚养费。最终，文绣决意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在胞妹文珊的帮助下，秘密离开静园，并延请律师与溥仪交涉离婚事宜。文绣和律师张士骏、李洪岳事先约好溥仪的律师，于9月4日下午在法国律师庞纳富的事务所内见面。见面后文绣语气坚决地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15万元。并说明若能依照这三条办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

双方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统一在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10月2日下午，双方律师最后一次会晤，办理了离婚手续，文绣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离婚的皇妃。

溥仪曾经拥有一块可追溯至19世纪的百达翡丽腕表，是他的“私人物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随同手表被送往战俘营，他在离开战俘营时把这块手表交给了他的俄语翻译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保管。2023年5月23日，该腕表在香港被拍卖，价格超过600万美元。

曾祖父母

爱新觉罗·旻宁（1782年9月16日—1850年2月25日），即清宣宗道光帝。

庄顺皇贵妃乌雅氏（1822年11月29日—1866年12月13日），道光帝妃嫔，醇贤亲王奕譞生母。

本生祖父母

爱新觉罗·奕譞（1840年10月16日—1891年1月1日），醇贤亲王，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异母弟。

叶赫那拉·婉贞（奕譞嫡福晋），嫡祖母，慈禧太后之妹，光绪皇帝生母。

刘佳氏（奕譞侧福晋），祖母，五品典卫德庆之女。

嗣祖父

爱新觉罗·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清文宗咸丰帝。

本生父母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1951年），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五子，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同父异母弟，生母侧福晋刘佳氏。

苏完瓜尔佳·幼兰（1884—1921），生母，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之女，后被慈禧收为养女。

嗣父母

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即清穆宗同治帝。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日），奕譞次子，即清德宗光绪帝，也是溥仪的伯父。

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1854—1875），阿鲁特·崇绮之女，清穆宗同治帝之妻。

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静芬（1868—1913），叶赫那拉·桂祥之女，清德宗光绪帝之妻。

皇后

郭布罗·婉容（1906年—1946年），字慕鸿，达斡尔族旗[dá wò ěr zú qí]人。原籍黑龙江省龙江县牦牛屯，她的曾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父亲荣源管理祖传的房产和地产，母亲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婉容是清代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也是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

1922年（民国十一年），17岁的婉容与溥仪结婚，成为皇后。起初夫妻关系尚好，溥仪在婉容与文绣中明显偏向婉容。但文绣出走后，溥仪迁怒婉容，婉容开始遭到溥仪冷落，逐渐染上吸鸦片的嗜好。伪满洲国时期，溥仪的压迫终于导致婉容精神崩溃，她在兄长和身边佣妇的撮合下，分别与溥仪的两位随侍发生了关系并怀孕，溥仪因而提出要废掉婉容。尽管日本人没有同意溥仪的要求，但婉容的孩子还是被溥仪谋害。此后婉容备受煎熬，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中，每日以烟为伴，到最后她的两条腿已不会走路，眼睛近乎失明。

日本投降后，溥仪从大栗子沟逃走时，并未带走婉容等人，后者在苏联红军进驻大栗子沟后，被押送到吉林省临江市，移交给由何长工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尽管在李玉琴、嵯娥浩等人的照料下，婉容一度有所好转，但后来延吉市的领导考虑当时的东北区正处于国共两党交战时期，决定先将嵯娥浩及其小女儿转送往牡丹江。嵯娥浩离开后不久，婉容就在孑[jié]然一身的情况下，于延吉市江北大狱走完了她悲惨的人生旅程，默默地死去了。

妃嫔

淑妃

额尔德特·文绣（1909—1953），又名蕙心，自号爱莲，幼时、与溥仪离婚后自名“傅玉芳”。满族镶黄旗人。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至父辈家道中衰。1909年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1922年以照片入选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宫，以便大婚时跪迎皇后。初期与溥仪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宫之际，袖藏利剪自尽殉清未果。

文绣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以图复辟大业，加之后、妃争宠，与溥仪感情疏离、龃龉不断。1931年8月，伺机脱出天津静园，登报公开表示与溥仪离婚，“刀妃革命”一时间成为天字号新闻；10月，文绣正式宣告与溥仪离婚。1932年任教于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学，后因不堪忍受骚扰辞职，过隐居生活。“七七事变”后，坚辞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亏。抗战胜利后，生活艰辛，以糊纸盒、上街叫卖为生；后于华北日报社做校对工作。1947年夏，与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一年后，因时局动荡，刘退役，靠租平板车生活。解放后，因有立功表现，刘被解除管制，成为一名环卫工人。1953年因病去世。

祥贵人

谭玉龄（1920年—1942年8月14日），满族贵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谭。

1937年，溥仪对婉容不满并打入冷宫，由亲属介绍当时正在北京中学读书的谭玉龄来到长春与溥仪结婚，住在缉熙楼楼下西侧。溥仪封她为祥贵人，当时溥仪32岁，谭玉龄17岁。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的关系很好，深受宠爱，溥仪经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谭玉龄聪明能干，温顺贤惠，待人接物十分稳妥。但与溥仪过了5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2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溥仪在写《我的前半生》时，同样坚持这样的观点：“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要照顾，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玲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

福贵人

李玉琴（1928年7月15日—2001年4月24日），原籍山东，世代务农，其曾祖“闯关东”，落脚于长春郊区。1943年春，吉冈以“补谭玉龄之缺”为由，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照片，目的是在溥仪床边为关东军司令官安插耳目。结果溥仪偏偏选中了才15岁的小学女学生李玉琴，这让她成了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溥仪亲自为她制订“完全遵守清王朝祖制”的“二十一条”，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还亲自“与她谈话”，而后才获册封为“福贵人”。伪满垮台后，直到1955年李玉琴才和溥仪在抚顺重逢。然而，这以后多次会面，包括中国监狱史上空前的“狱中同居”，其结果却是于1957年5月离婚。1958年5月，当时已经成为长春市图书馆干部的李玉琴与吉林省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结婚。2001年4月24日。李玉琴因肝硬化病逝。

李淑贤（1924年—1997年），汉族，浙江杭州人。母亲李张氏是家庭妇女，父亲李金生在上海中国银行当职员。1962年，37岁的李淑贤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介绍认识了溥仪。在这之前，李淑贤有过两次婚姻。溥仪那时很想再婚，于是两人结成姻缘。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因肺癌逝世，享年72岁。

《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下末代皇帝的悲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本书的内容，确有很多是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但其中从宣统元年到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这一时期的章节，涉及清代历史的部分，有个别的地方，或属于作者听来的讹传，或属于作者对于历史遗留的事物有误解，也有的是注释中有错误，因而使所述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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