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訢

爱新觉罗·奕訢[xīn]（公元1833年1月11日-公元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主人，又被称为六爷、恭忠亲王、恭邸、鬼子六、Prince Gong或Prince Kung，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孝静成皇后所生，与清文宗咸丰帝是异母兄弟，被封恭亲王、议政王，晚清时期宗室重臣，同时也是洋务派领袖。

奕訢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与四哥奕詝虽为异母所生，但由于奕詝生母孝全皇后早丧，奕詝从小由奕訢生母孝静皇贵妃抚育长大，再加上两人年龄相当，所以兄弟两在年少时的关系非常亲近。

奕訢六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先是拜状元翁心存为师，过了一年多，翁心存因为母亲年事已高，告假回乡侍奉母亲，奕訢又拜大臣贾桢为师。读书期间，奕訢与奕詝兄弟俩一同学习军队管理与排兵作战，两人关系极好，还共创了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奕詝为枪法取名“棣华协力”、为刀法取名“宝锷[è]宣威”，同时将白虹刀赠予了六弟奕訢。

按照清朝传统，皇位应传给诸皇子中德才兼优者，史学家白寿彝经过考证认为“奕訢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据《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记载，道光晚年，对于皇太子人选一直在四皇子奕詝与六皇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才智与能力都敌不过奕訢。因此，杜受田在教授奕詝时表示，要想在储位之争中取胜，就不应该与奕訢在分析时政、骑马武艺等方面进行对比，而应该另辟蹊径，以仁孝之心来取悦道光帝。有一次，道光帝带着诸皇子于京城南苑狩猎，以考察皇子们在武功射技方面的能力与成绩。在这次狩猎中，奕訢猎获的兽禽最多，而奕詝却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询问奕詝为何不发箭，奕詝表示“时方春，鸟兽孳[zī]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意思就是说，时值春天，正是鸟兽繁衍和生长的季节，所以不忍心伤害它们使天地和自然受到干涉。道光听后大悦，认为奕詝刚刚所说的话就是真正的帝王之言，于是密定了储君人选。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道光帝驾崩，皇太子奕詝即位为清文宗，也就是咸丰帝，同时遵道光遗诏，封奕訢为恭亲王。此外，咸丰帝奕詝养母同时也是奕訢生母的孝静成皇贵妃被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月，奕訢出宫建府，但咸丰帝仍然命他留在朝廷办差。次年九月，太平天国洪秀全率军北伐打到天津附近，直逼北京城南郊地区，咸丰帝任用奕訢暂时代理领侍卫大臣，处理和操办宫苑巡防事物，同时还命奕訢佩带自己当初所赠予的白虹刀，以突显自己对奕訢的器重。同年十月，咸丰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在军机大臣府处理公务。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奕訢先后被咸丰帝授予都统、右宗正、宗令等官职。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四月，由于奕訢参与肃清了国都附近的起义军势力，所以咸丰帝特意给奕訢记了大功。

咸丰帝奕詝上位之后，奕訢与奕詝之间的关系已由兄弟变为君臣，再加上咸丰帝乳母的去世，使两人沟通渐渐变少，感情也日益疏远。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奕訢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訢向咸丰请旨尊封康慈皇贵太妃为皇太后，咸丰帝尽管不愿但碍于抚育之恩只好准奏。此次奕訢的请奏急迫而冲动，给了咸丰帝一种被挟制的感觉，让咸丰帝很是不悦。同年七月初一，康慈皇贵太妃晋尊为康慈皇太后，七月初九，康慈皇太后病逝。康慈皇太后死后，咸丰帝虽然依照礼制服孝百日，但是却在九月上旬为太后上谥为“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这谥号没有加道光帝的“成皇帝”谥号中的“成”字，不称“成皇后”，神位也不送入太庙享受供奉与祭祀。咸丰帝是在强调奕訢的生母并非真正的皇后，不能享受后代香火，不能得到宗室的承认。此举也是在向奕訢强调“嫡庶有别”。与此同时，咸丰帝还以“失礼”的名义，责备奕䜣在办理太后丧事时在礼仪上有所疏漏，并以此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宗令与都统等职务，不过奕訢仍然在宫廷内办事。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奕訢恢复了都统之职。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奕訢又被授予内大臣职务。在这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沿白河西上，直扑天津，咸丰帝连忙派人赶赴天津和谈。当时的奕訢反对和谈的做法，他上书《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以表达自己反对对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态度。不过，当时咸丰帝以无心抵抗，所以并没有听取奕訢的主张，而是采纳了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于是，大清朝廷接受了英法联军的无理要求，与之签订了《天津条约》。对此，奕訢又立即上奏《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签订《天津条约》，同时也在奏折中提出了一些制敌方案，依然没被采纳。

《天津条约》的签订不仅没能让英、法退兵，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进一步向大清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对此，奕䜣等一些主战大臣希望朝廷坚决抵抗。咸丰帝出于英、法“要价太高”的考虑，采纳了奕訢等大臣的强硬主张，想要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然而在交战中，清军却连续战败，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与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去与英、法谈判。在谈判的同时，咸丰帝又在给载垣的谕旨中明确指示说，英国使臣巴夏礼是英、法侵华的主谋，并示意载垣将巴夏礼扣押。在大清使臣的诱使下，以巴夏礼为代表的英法谈判人员与英法联军脱离，随后被清军扣押。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发起总攻，清军大败。咸丰荒乱中逃往热河，同时将载垣与穆荫召回，命奕訢为全权钦差大臣，留京议和。奕訢出京居住于长辛店（今北京市丰台区所辖的长辛店镇），同时上书请求咸丰帝从大局出发整顿领兵的大臣，以此来激励军中士气。与此同时，以克勤郡王庆惠为代表的一众大臣上奏请求释放巴夏礼，并催促奕訢进京议和。同年十月初，攻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劫掠并烧毁了圆明园，十月下旬，奕訢入京与英、法联军和谈，全盘接受英、法两国所提出的条件，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且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随后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条约签订过后，奕訢上书向远在热河承德行宫的咸丰帝请罪，并自己提出对自己的处罚意见。对此，咸丰认为奕訢本就临危受命、处理残局，自己能够体谅其苦衷。同时，咸丰还要求其他人不要再议论处罚奕訢之事。同年十二月，奕訢向咸丰汇报通商与战后的善后处理等事物，同时向朝廷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奕訢还上书请求训练京城中的旗人军队，并且指出吉林省、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相邻，但现在边境防务空虚，所以需要操练军队和筹措军费以补充边防。最后，咸丰帝命都统胜保操练京城军队，让将军景淳等训练东三省的军队。

英、法联军按约撤军，并且向奕訢表示没有取代清政府统治的想法与野心，这让奕訢产生了洋人只是想要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会侵占领土和伤害人民的错觉。他认为洋人按约行事，讲信用，可以通过笼络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向奕訢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于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奕訢上书表达了自己在外交上与列强交好，在内政上借洋人之力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势力的主张，同时他还再次向朝廷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在奏书中奕訢认为国内太平天国与捻军等起义势力才是大清的心腹之患应当抓紧消灭，而英俄等西方列强由于无意取代大清的统治，所以只是次要问题。

同年正月十一日，奕訢与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等人再次向咸丰帝上书，要求咸丰帝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咸丰帝采纳了奕訢的这一建议，同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后来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奕訢与英、法取得联系，将大沽海口各炮台交由英法两军防守，以防止太平军北上，同时清军则专守北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二十日，朝廷采纳了奕訢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的请求，并将相关事务交由奕訢与大学士桂良及侍郎文祥来管理，任命奕訢、桂良、文祥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所涉事宜。所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的设计是掌管清朝廷的外交，后面随着与西方列强交流的深入，此部门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也就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这使得在咸丰外逃热河期间，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同年正月二十一日，奕訢向咸丰帝汇报说洋人愿意向大清朝廷出售枪炮等武器，并且愿意派人帮助大清建立自己的枪炮制造机构。在奏书中，奕訢以“自强”的名义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达到增强大清军事实力的目的，为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与捻军等起义势力提供条件。同时，奕䜣还推荐让曾国藩、薛焕等在上海办理军工制造的事务。咸丰同意了奕訢所请，于是“兴办洋务”开始在中国兴起。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初，身处热河的咸丰帝病重，奕訢请求前往热河承德行宫侍奉咸丰，但遭到咸丰拒绝，咸丰回复“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jìn]”。随后，咸丰于承德行宫去世，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即位，改年号祺祥，其生母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咸丰死前命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顾命大臣主理朝政，而奕訢却被排除在了辅政集团之外。得知消息的奕訢授意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人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意思就是让慈禧主政、亲近的亲王（暗指奕訢）辅政。对此，载垣与肃顺等顾命大臣以“女子不能垂帘听政、非辅命大臣不能辅政”为由进行驳斥。同年八月初一，奕訢以奔丧为名，奔赴热河承德行宫。在热河，奕訢先后两次被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的召见，面对“顾命”大臣揽政，慈禧太后与奕訢都感到自己的权势受到了威胁，于是，两人达成默契，早日还京发动政变。此外，当时的慈禧太后对西方列强存有恐惧，担心回京之后安全难以保障。于是奕訢便向慈禧保证，西方列强不会有异议，要是真出了事，可以惟自己是问。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带着载淳先行抵达京城，当天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进行秘密部署。第二天，奕訢便奉“特旨”抓捕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其中肃顺被斩、载垣与端华自尽，其他五人也被革职或流放。政变之后，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同年十一月初一，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奕訢被同治帝册封为议政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王爵世代承袭，享有双倍的亲王俸禄，而且还可以免除对帝王的叩拜之礼，有事可以不通报而直接面圣。对此，奕訢坚决推辞王位世袭的特权，不久之后，奕訢又被任命为宗令，同时还兼管神机营的事务。

奕訢辛酉政变的成功让英法等列强非常满意，同时作为列强在中国所扶植与支持的政治人物，奕訢也很乐意做这个“列强代理人”。奕訢理政之后，便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满足列强们的要求与意图。其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先后同意委派英国人李泰国和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同时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国人掌管。同年，他又托李泰国花巨款从英国购买船舰组建海军。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宫中为同治帝选择老师，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命奕訢于弘德殿帮忙教导同治、检查同治的学习状况。同治二年（1863年）奕訢从英国购买的舰队开到了中国，但是舰队的指挥官却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甚至连舰上的600多名水手也都是英国海员。这相当于奕訢花大清的银子供养了一支英国的舰队，对此，就连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感觉不满，要求将舰队解散。但是英国方面却表示，如果解散舰队，不仅船舰不能留给大清，还要求大清赔款。而面对英国如此无理的要求，奕詝依然选择妥协，舰队解散、船只归英国，大清还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了江宁。同治表示，奕訢自从被封为议政王之后，三年以来，为应对东南方频繁的战事，朝廷在选用人才、征集军队、筹措粮饷等方面都归功于奕訢的谋划。同治还表示，奕訢多年以来，辅佐朝政忠心耿耿，因此册封奕訢的长子辅国公载澂[zǎi chéng]为贝勒，同时封奕訢的三子载濬[jùn]为辅国公、封奕䜣次子载滢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年，奕訢又同意了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所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沙俄。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慈禧太后下诏责备奕訢，给奕訢安了个任人唯亲、徇私揽权的罪名。按慈禧太后的说法，自己在召见和考察内廷人员时，经常发现这些由奕訢所安排的人有不检点的行为。于是，慈禧太后罢免了奕訢议政王等一切职务。对此，惇亲王奕誴[yì zhǔ]、醇郡王奕譞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内阁学士殷兆镛[yīn zhào yōng]、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大臣都上奏为奕訢求情，请求任用奕訢，其中广诚的言辞最为迫切。于是慈禧太后又让奕訢在内廷中办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但议政王的称号却没有恢复。奕訢入朝谢恩，并且痛哭流涕地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慈禧太后则表示，奕訢作为朝廷亲信的重臣，与朝廷关系密切、荣辱与共。正因如此，朝廷对奕訢的期望也很高，所以当奕訢犯了错，处罚自然也就必须得严厉些。而后，慈禧又恢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二月，西路捻军逼近京城，朝廷任用奕訢为右宗正官，管理各路统兵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訢要求他整顿海防。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中国西北边疆发生动乱，沙俄乘机出兵伊犁，声称是代清政府收复伊犁。奕訢看出沙俄想要蚕食新疆的野心，于是赞成佐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在左宗棠平定了阿古柏匪帮叛乱后，奕䜣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屯兵新疆，为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做准备。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九月，同治大婚，再次授予奕訢王爵世袭的特权。次年正月，同治开始亲政。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奕䜣上奏请求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防务，他指示沈葆桢不能向日本示弱。七月，同治帝责怪奕訢在受自己召见时的表现有失礼仪，于是将奕訢降为郡王，同时剥夺了奕訢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不过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任上办事。第二天，通过两位太后的旨意，又恢复了奕訢亲王世袭和载澂贝勒等爵位。同年十二月，同治的病情有所缓和，在奕訢双份俸禄的基础上又加赐奕訢亲王薪俸。但很快，同治就因病情加重而驾崩，年仅四岁的清德宗光绪帝上位，又赐奕訢可免去叩拜之礼，有事不需通报，可直接面圣。

同治帝无子，光绪帝是奕訢七弟醇亲王奕譞的儿子，慈禧利用奕譞排挤奕訢，使他们兄弟不和。在慈禧太后的鼓动和支持下，奕譞时刻都寻找奕訢的不是以作为攻击的理由，再加上朝中很多保守派本就对大兴洋务的奕訢极其不满，因此奕訢在朝中开始陷于被孤立的局面。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奕訢出任宗令职务。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法国入侵越南而引发的中法之战中，奕訢和军机大臣不想轻易出战，但这却遭到了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于是，出现了大量批评和指责奕訢的奏章。慈禧太后也因此事责备奕訢委糜不振、因循守旧，于是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同时停发其又份俸禄。此后，奕訢居家养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十月，奕訢虽未复官，但恢复了双份薪俸，后来但凡有国家庆典，朝廷都会给奕訢加派护卫和防身用的铠甲，在年终和四季祭礼等重大节日时，朝廷都会给奕訢赠送祭神用的糕点，而且还常常会得到赏赐，这对于奕訢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由日本入侵朝鲜而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军情紧急。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慈禧太后被逼重新起用奕訢。同年八月底，慈禧发布谕旨，任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兼管海军，参与处理军务大事。为表诚意，慈禧还指示说，奕訢病情没有痊愈，所以准许其不用去到衙门办公，可直接在宫廷中办公。同年十月初，慈禧又下令叫奕訢督促办理军队中的事务，管理和节制各地领兵的大臣。同年十一月，奕訢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三，被派往日本马关谈判的李鸿章汇报了日本所提出的十条要求，奕訢表示答应。同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同年五月初二日，以奕訢为代表的“主和派”劝说光绪帝批准同意《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訢被授予宗令官职，但奕訢病情突然发作，同年三月，病情加重，光绪帝与慈禧前后去探望了奕訢三次，同年四月，奕訢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奕訢死后，光绪帝亲自到灵柩前祭奠，为奕訢停止上朝五天、服孝十五天。光绪给奕訢赐谥号“忠”，并让其进入太庙的享受供奉。光绪帝表示，奕訢忠心耿耿匡扶朝廷，办事都能见机而行，大臣们应该要以之作为准则。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直扑天津，咸丰帝派人和谈。奕訢反对求和的做法，他上书《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以表达自己反对对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奏折中，奕訢认为“夷性无厌”也就是说英法等外夷贪得无厌，如果因为害怕他们的强势入侵与咄咄逼人，就为了暂时的和平与相安无事而让步妥协，那么以后外夷肯定会得寸进尺、日甚一日，最后还是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与其在日后追悔莫及，不如当下坚持不做退让。不过，咸丰帝并没有采纳奕訢的主张，而是派人前往天津与英法联军签订《天津条约》。对此，奕䜣又上书《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在奏折中反对签订条约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但依然没被采纳。

奕訢看到清军在面对英法联军节节败退时，其早期主战的热情发生了动摇，开始倾向求和。特别是当时面对太平军在南方的迅速壮大，奕訢感觉到如果不对外妥协就没法平定内乱，所以奕訢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奕䜣作为在留京议和的代表与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过后，英法联军按约定退兵，并表示没有取代清政府统治地位的想法与野心。于是，奕訢认准了洋人只是想要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会威胁清政府统治，甚至站在洋人利益的角度，洋人在一定某种程度上还会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奕訢认为洋人按约行事、诚信，可以通过笼络加以利用，于是提出“借洋兵助剿”的主张，也就是与洋人合作来镇压国内的起义。后来，奕訢“借洋兵助剿”的想法得到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于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上旬，奕訢上奏向朝廷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奕訢在上奏中分析表示，外国列强，自从签定合约以来，便迅速南撤，他们只按协议条约办事，并不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与地位，因此可以对其加以笼络与利用；而中国内部的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反清起义势力，其目的是要推翻朝廷的统治，他们才是大清真正的心腹之患。奕訢进一步分析认为，俄国与大清接壤，有入侵大清的想法，所以值得警惕；而英国只是想要通商，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防范。最终，奕訢通过对事情紧急程度进行排序作出结论：先要灭掉太平天国与捻军这些心腹大患，其次再去防范与俄国的次要问题，而最没威胁的英国可以放到最后。

后面奕訢再次上书，要求咸丰帝与西方列强联合，一起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等起义势力。在奏书中，奕訢将当时的起义军、大清朝廷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他表示，蜀与吴有仇，但诸葛亮仍派使者与吴修好，联合伐魏。所以现在朝廷也应先放下与洋人之前的仇怨，与洋人交好，联合起来镇压起义军。

奕訢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强国，而根据当时大清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他提出自强以练兵为首要，而练就强兵的前提是要制造出好的军用武器。因此，奕訢以“自强”名义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用以增强大清的军事实力。奕䜣还进一步指出，咸丰年间之所以会同时面临内患外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军用武器不够强大，没有强大的武器，那么就算练兵再好，也不能“所向无敌”。因此，奕䜣上书请求聘请西方“匠人”，成立大清自己的军工制造机构。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奕訢引进西方武器与借洋兵助剿，其目的都是为了“安内”，后来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国内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奕訢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攘外”。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奕訢交待李鸿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后来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的机会出兵伊犁，奕訢认为沙俄既然进入伊犁，其后面肯定还会往中国其他地方蚕食，因此他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时，奕訢要求办理台湾防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要“示以兵威”，不能向日本示弱。然而后来在与日本和谈的过程中因为西方列强的介入使奕訢不得不向日本妥协，签订了不平等的《台事专约》。

《台事专约》的签订对于一直想要“洋务以自强”的奕訢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因为这么久以来不仅没能自强，甚至在面对日本这种小国时，都只能选择妥协。对此，奕訢进一步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强国御侮”的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訢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受其影响，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之后在奕訢的督促下，朝廷决定先创设北洋水师，后续再补齐三支水师，自此，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

在办学上，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进行外语教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同时在同治五年（1866年），奕訢指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器械，以及包括行船与行军等，其知识基础全都来源于天文数学”。奕訢基于这一认知，向朝廷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他在奏折中指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学习最基础的知识原理，那其他的学习都只是皮毛，于实际无用。在天文算学馆，奕訢招收三十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与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进入学习的学员都能领取丰厚的薪水。学馆聘请西方人员担任老师，同时采取住馆制，学员住在馆内学习，规定学习三年后参与考试，考试成绩优异的可升学到更高阶段的学习。

奕訢被慈禧太后罢黜了十年之后，于甲午战败的危机关头再被启用，重新理政后的奕訢面对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所提的苛刻条件，一味答应，力主“再不能言战”。

奕訢抵触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期间他总是用洋务派的那一套主张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用意在于抵触变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wēng tóng hé]曾带着起草的十二道新政诏书去找奕訢商议，想要得到奕訢的支持，但结果却遭到奕訢的坚决反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入侵，在旅大地区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光绪帝为此召见王公大臣，表示情况危机，迫切需要变法来强国。对此，奕訢默不作声，对维新没有表示支持。后来康有为上书建议在宫中设立制度局，也因为奕訢等人的反对而没有设成。

《乐道堂文钞》五卷，是奕訢早年所作，1867年刊刻本。

《乐道堂诗存》八卷，奕訢所作的诗文，1867年刊刻本。其中包括《乐道堂古近体诗》二卷、《正谊书屋诗存》二卷、《幽风咏》一卷、《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一卷、《岵屺[hù qǐ]怀音》一卷与《赓献集》一卷，共六部分内容，全部都是奕訢于早年所写的诗作。

此外，奕訢在登上政治舞台后还有写过非常多的重要奏折、公文等，特别是在他主持总理衙门期间所写的尺牍，它们反应了清末时期朝廷对于外交、军工制造、教民纠纷等方面的态度与处理方案的史实。这些内容虽没有集中编录，但是在清末的很多史料中都有分散地收存。其中比较常见的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以及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清季外交史料》与《戊戌变法》等。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了江宁之后。同治帝称赞“奕訢自从被封为议政王以来，在应对东南方频繁的战事上，对于朝廷中人才的选用、军队的征集、粮饷的筹措等方面都归功于奕訢的谋划”，同时，同治帝还表示“奕訢辅佐朝政忠心耿耿”。

在《台事专约》签订之后，奕訢提出的“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自强御侮”的具体建议，以及对迫切建设中国海军的声明，给当时很多寻求“救国御外”道路的官员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向指引。奕訢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

清德宗光绪帝称赞奕訢，忠心耿耿匡扶朝廷，办事都能见机而行，大臣们应该要以之作为准则。

赵尔巽[zhào ěr xùn]在《清史稿》中评价：“恭忠亲王兴起遗志，未雨绸缪规划宫府之事，平定混乱的边疆，被罢免不生怨怼之心，被任用则不辞劳苦，具有纯臣的品质。”

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评价年少时期的奕訢“天资聪颖，颇有才气”。另外，白寿彝还将奕訢与咸丰帝奕詝进行对比，认为“奕訢的文才武功都在奕詝之上”。同时，在兴办洋务的事情上，白寿彝认为奕訢“首倡洋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在奕訢兴办洋务的倡导下，朝廷同意购买洋枪洋炮、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等事宜。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了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白寿彝对此表示，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应运而生。他说“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都是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

中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黼[jiǎng tíng fú]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认为奕訢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此外，蒋廷黼还表示奕訢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参与《北京条约》签订的英国贵族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在回忆《中英北京条约》签约的情景时表示“恭亲王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

英国司令格兰物准将在回忆对奕訢的印象时表示“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

英、法等列强对于奕訢辛酉政变的成功非常满意，西方媒体与政治人物都对奕訢的掌权称赞不已。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表示，奕訢的上台掌权，代表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其让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清政府的顾问。当时的《北华捷报》也有报道说，奕訢所掌权的清政府，是英国更有必要去支持的现存政府。此外，法国驻华公使也在日记中表示，奕訢成为执政者，以后谈判将更易进行。还有，法国《环球画报》记者弗尔努瓦（H.Vernoy）在1866年2月10日《环球画报》第510期的报导中评价奕訢“虽然年纪不大，恭亲王却已成了清朝立宪派的首脑。为了巩固江山社，他还致力于满汉之间的融合，虽然进程缓慢，却也颜有成效”。

在奕訢死后，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pú lán dé]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míng ēn pǔ]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中认为“恭亲王的去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

父母

兄弟

妻妾

子女

恭王府最初是在乾隆年间由当时的权臣和珅所建的私宅，后来嘉庆帝继位，抄没和珅家产，这所宅子就成了庆亲王永璘的宅邸。咸丰元年（1851年）由于永璘后人爵位降至辅国公，内务府将其收回，随后咸丰帝就将其赏赐给了恭亲王奕訢，这座宅子从此被称为恭王府。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在恭王府病逝。现在的恭王府作为文化部下属的博物馆对外开放，在2017年入选了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

奕訢在民间有个外号叫“鬼子六”，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称呼。奕訢之所以被称为鬼子六，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奕訢在清宣宗道光帝的诸皇子当中排行第六；另一方面就是奕訢作为首倡洋务的代表人物，他与洋人之间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而所谓的“洋人”在民间又被称为“鬼子”；所以，当时那些排斥洋务的保守派便私下里将奕訢称为“鬼子六”。

恭亲王奕訢的墓葬位于京城以北的崔村镇麻峪村附近。据史书记载，奕訢墓依例修建了碑亭、享殿等建筑，还有一座三丈多高的大理石牌坊，四柱三间，非常壮观。但后来经历了晚清的风雨飘摇、民国的军阀混战与日军入侵，奕訢墓已然很快破败。

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奕訢陵区里的石料与两个大狮子都被运走了，现在的奕䜣陵连一棵松树都没有，地宫的大坑里的建筑石材已然被人搬出，只有厚重的夯土层证实其确实为地宫陵寝，只有在陵前屹立的石牌坊还稍微体现着它最初的辉煌。

墓葬的石牌坊由淡青色的艾叶青石料筑成，其工艺精美，造型为三门四柱三楼，在楼顶上雕刻有四个小狮子相对而坐。民间流传在恭新王奕訢死后，慈禧太后良心发现，感觉自己对生前的奕訢做得有些过份，所以在奕訢死后，破例为其陵墓修建了此石牌坊。石牌坊的正中位置镌刻有“履祥锡祜”四个字，左右分别刻有上下联，上联为“兰砌常绕和顺气”，下联为“芝楣永护吉祥云”。石牌坊虽做工精致，但由于体量巨大，所以一直没能被人搬走。

《清史稿·卷二二一》

《雷州文史·第5辑》

《建瓯茶文化经典》

在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恭亲王奕䜣》中，作者董守义描写了奕訢的形象。

展开[a]

咸丰帝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曾说“阿哥（奕詝）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奕訢）”，因为奕訢为道光帝六皇子

[b]

李鸿章在写给张佩纶的书信中称奕䜣为恭邸

[c]

后来的清文宗咸丰帝

[d]

道光皇帝第七子，也就是奕訢七弟

[e]

领侍卫大臣：正一品官职，统管侍卫处的侍卫，基本职责就是带领侍卫保卫宫苑。

[f]

被尊为康慈皇贵太妃

[g]

咸丰帝养母

[h]

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的侍卫亲军统领，负责协助领侍卫内大臣。

[i]

不入八分辅国公为清代爵位等级中的一级。

[j]

与太平天国同一时期的反清起义势力

[k]

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

[l]

艾叶青是一种石料名，又叫蝴蝶玉，通体晶莹，属珍贵石料

展开[1]中共建瓯市委，建瓯市人民政府编. 《建瓯茶文化经典》[M]. 福州: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19年: 368页. ISBN号 ：978-7-5467-0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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