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

土族是中国西北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因地域差异，本民族自称主要有“蒙古尔”“土昆”“土古”“树阿罗”“霍尔”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土族”。土族的语言为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土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故一直使用汉文、藏文，直到1979年才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土族总人口为281928人，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海东地区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门源、都兰、乌兰、贵德、共和，西宁市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和甘肃省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及永登、肃南、积石山、卓尼等地。

土族有不同的自称、史称和他称。青海省互助、大通、乐都和甘肃省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蒙古尔”（mon-gol，汉意为“蒙古”）、“蒙古尔孔”（mongol kun，汉意为“蒙古人”）、“察罕蒙古尔”（qagan mongol，汉意为“白蒙古”）。青海省民和三川地区、甘肃省积石山等地的土族自称“土昆”（汉意为“土人”，是吐浑的音译）、“忙古”。甘肃省卓尼地区的土族自称“土古”“树阿罗”，其意为“常家户族”，因当地以常姓为正支而得名，汉语意为“土户家”。甘肃省同仁地区的土族自称“霍尔”（hor），也是“吐浑”的音转。

土族的史称有“青海土人”“西宁州土人”“土民”等，“土”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源于吐谷浑之“吐”，据《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记载，吐谷浑在唐代中期后被改称为“退浑”或“吐浑”“浑”，《宋史》和《辽史》称作“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

土族的他称有“达尔达”，为蒙古族对土族的称谓；“卡日朗”，为青海省互助县华热地区藏族对土族的称谓；“白鞑番”，为藏族对土族的称谓；“窝霍尔”，为藏族对互助、天祝土族的称呼；“嘉呼尔”，为藏族对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的称呼；“霍尔”，又作“伙尔”“呼尔”，藏语音译，意为盖住，源自七八世纪时“胡儿”的音译，为藏族对居住在青海土族的专称，十二世纪以前，吐蕃人称吐谷浑为“阿柴”，十二世纪后称为“霍尔”。汉族、回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土户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经过民族识别，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历来有吐谷浑说、蒙古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阻卜说、多源说、土靼说等几种观点。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是：土族是以西晋末从辽东辗转迁居甘、青一带的吐谷浑人后裔为主体，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融合羌、吐蕃、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在元末明初时形成的民族。除了土族主要居住的地区，与历史上吐谷浑亡国前后吐谷浑人活动的地区相吻合，吐谷浑的服饰、丧葬、信仰、姓氏等习俗，在土族中也有遗存。

土族源于蒙古说在过去影响很大，也确有一定道理，其主要依据是：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此外在语言上也有一定的证据。

沙陀说的证据主要是：《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等书都有土族李土司一支是沙陀后裔的记载，还有传说互助县的沙塘川就是沙陀国的音转，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可靠。阻卜说的主要证据是：霍尔即“胡儿”一词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早在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公元289年），土族的先民吐谷浑一部在其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向西迁移到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一带。西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吐谷浑部落又从阴山南下，率领部落到了今甘肃南部的抱罕（今临夏附近）的北塬。不久，又向南、向西扩展，到达今四川省阿坝、松潘、青海省都兰一带，建国于羌、氏故地。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吐谷浑之孙叶延以吐谷浑为姓氏、国号和部落名称，标志着吐谷浑政权的初步建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先后依附于宋、齐、北魏诸国。隋时，部分吐谷浑又归附于隋朝。

直到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全境被吐蕃所占领，最终亡国。亡国后的土族先民一部分留居在原地，一部分则开始内迁，逐渐聚居在河湟流域一带（今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天祝以及甘南、临夏、武威一带），与汉族、藏族交错杂居。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青海各地的吐谷浑部落不断降唐，唐朝专门在凉州设置了一个吐谷浑羁縻州来安置。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北宋初年，吐谷浑人主要聚居兰州界（今青海大通河达坂山南）。

元代时，土族人民由元室封授的土官管辖。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到了明、清时期，土官被授为土司继续统治者土族地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封建王朝把各土司管辖区的土地、草场、山林都划归为土司所有。土族人只能向土司租种田地，等到收成后，土司则会派出土舍挨家挨户收租粮，土族人民还要宰羊、宰鸡送给土舍，以及轮流管饭。部分地区的土族人民还要为军队置备军装、武器、马匹、帐房等物资。此外，明、清王朝还利用喇嘛教控制土族人民，朝廷把田地赐给寺院，寺院再出租给土族人民，因而逐渐形成了僧侣地主阶级。清道光年间，民和三川地区土司强征苛重粮赋，导致当地土族人民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抗粮运动。

明、清时期，土族人以畜牧业、农业为主，有的则农牧兼营。农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燕麦、大麦和豌豆，其中青稞是主要的农作物。随着农业的发展，耕地的扩大，土族地区的水利事业逐步发展起来。明朝末年，土族已经有酿酒技术，所酿制的青稞烧酒，工艺精致，其中“威远烧酒”在清初时已经闻名于山西等地。到了清代，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浇地不断增多，土族人民生产经验逐步丰富，加上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土族地区的农作物品种也增多起来，除青稞、大麦外，还有小麦、蚕豆、扁豆、荞麦等，油料作物有油菜、胡麻等，蔬菜有萝卜、菠菜、韭菜等。同时，土族地区的园艺业和手工业，如刺绣、织褐子、织氆氇（pǔ lu）、织口袋、擀毡（gǎn zhān）、编背斗等，也随着农业的成熟而进一步发展。此外，政府在河州卫、西宁卫、庄浪卫还设置了茶马司，用茶叶与土、藏等民族交换马匹。

辛亥革命后，甘青地区的政权转移到封建军阀手里。从1912年—1949年，土族人民被马家封建军阀统治了长达38年之久，每年被要求缴纳的粮、款、捐，税、劳役等就有四十多种，几乎占据了土族人民每年一半的收入。马家军阀每年抓兵多达二、三次，青壮年被抓走后，土地荒芜，生产衰退，土族人民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马家军还自设公堂、刑具，并备有马匹枪支、卫队打手等，受尽了压迫和剥削的土族人民，不得不联合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兴起多次反压迫斗争。1644年，李白成起义军将领贺锦率军进攻西大通（今甘肃永登地区），斩杀了土司鲁允吕。1938年，互助县红崖子沟的三十多个土族妇女，打跑了以丈地为名向群众勒索的反动官兵。1939年，在东沟大庄庙会上，前来勒索的税局长被土族群众痛打而逃。1945年，安定村汉族和姚马庄土族人民联合起来，打跑了勾结地主苛索群众的国民党县长。虽然，土族人民一直在反压迫，然而分散的自发斗争，并不能推翻反动统治，最后还是失败了。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后，青海、甘肃的全部土族地区才得以解放，土族人民终于建立起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

而这一时期，土族地区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为辅，手工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商业更是极少涉及。在农事活动中，因男子被抓兵，妇女成为了主要劳动力。在耕作技术上，各土族地区基本上都是用牛耕地，使用手铲、镰刀除草、收割，浇水是漫灌，肥料是家肥、野灰并用。生产工具简陋和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农田产量并不高。而饲养家禽，如鸡、猪，大部分都是自给和解决农业生产的需要，如积肥、耕种等。除饲养业外，部分农户还有以驮运、砍柴、挖药材为副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各种剥削，因此土族人民的购买力很低，一般农户购买的商品只占其一年收入的10％左右。因此，不少土族农民便用粮食交换土布、茶叶、食盐、糖、辣子等生活必须品。

土族自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后，其民族人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明末清初，土族人口较多，西宁土族有20多万人，庄浪土族有10万，民和土族数万，武威土族有2万多，合计近40多万人。此后，土族人口在多次政治斗争和民族纷争中不断消耗、衰减，一些杂居于汉族聚居区的土族逐渐为汉族所同化，导致人口减少。清末民初时，土族人口大约10-12万人。民国时期，由于甘、青地方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使许多土族人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甚至是背井离乡，土族人口也因此锐减。 据民国21年（1932年）的不确切统计，青海诸县土族人只有4万余人，其中互助县有7639人、乐都县有6330人、民和县约有1万余人、大通县约有5000多人。1933年只有28,000人。1949年青海解放时，土族人口逐渐发展到47,89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使土族人口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土族人口才得以快速发展。

1953年-2021年土族人口增长一览表

土族人口的地域分布特点为大聚居、小分散。土族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中都有分布，但从数量来看，绝大多数土族还是聚集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同仁市、乐都区、门源回族县，以及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积石山自治县和卓尼县。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中国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且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人口7.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32.3%，主要分布在加定、五十、东山、东沟、丹麻、红崖子沟、松多、城关、台子、五峰、东和等乡镇，经营农业、少量的畜牧业和林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中川、官亭、峡口、前河、甘沟、杏儿、川口、满坪等乡镇，民和县境内有赵木川、中川、下川三条大溪，故此地又被称为“三川”。三川土地平坦，耕地成片，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和果树的生长，多产梨、苹果、核桃等。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逊让、宝库、多林、西山、青林、城关、青山、斜沟、东峡等地。县境境内河流密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因高度、气候、植被、土壤的不同，全县分为川水、浅山、脑山和高山四个地区。同仁市的土族，分布在隆务河中游的年都乎、吴屯、郭玛日、尕洒（沙）日、妥（脱）加等村庄。居住在这一带的土族，主要经营农业，兼营园艺果木。此外，吴屯的土族人还擅长泥塑，年都乎的土族人擅长绘画，郭玛日、尕洒日（尔）的土族人擅长木刻。人们将这种艺术称之为“五屯艺术”，又称为“热贡艺术”（藏语称同仁地区为热贡）。乐都区的土族，主要分布在湟水以北的达拉共和地区，以经营农业为主。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县内东部大通河北岸的克图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牧业和副业。

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天堂、朱岔、古城、石门等乡。积石山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大河家等地；卓尼县的土族主要分布在康多地区。除上述地区外，云南省和贵州省各有二千多土族人；青海省的乌兰、贵德、西宁、平安、湟中、湟源，甘肃省的临夏、永靖、肃南、武威、永登等县市散居着少量土族人。

土族有广泛且悠久的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传统。此外，土族先民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8世纪，佛教在河湟地区得以传播、发展。宋、元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宁玛派在土族地区传播较广，明、清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占据主导地位。除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外，部分土族还信奉道教，每年举行规模不等的祭祀活动。

土族地区几乎都是同姓聚居，所以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庙，由全家族共同出资请一位喇嘛为家庙早晚烧香。家庙内供奉着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写“供奉某门三代宗亲之灵位”，逢年过节时，全家族的各户人家都要来此叩拜。在家庙中，有时也会请喇嘛念经，或清阴阳师作道场。尤其是在过旧历年时，土族各户人家还要在自己家中重新写一个同样的祖先牌位，从除夕晚间供起，一直到正月初三再烧掉。过年时，人们要先供用猪肉、萝卜、山芋等制成的菜来祭祖。在清明节时，同族各户人家都要到祖先坟上去祭奠。

土族人民还有很多民间信仰，这些一般是属于北方原始民族的萨满教的遗迹。在互助地区的土族信奉治病的神、求雨的神、保佑平安的神等。土族人民相信寺院中所供的各种神，和各处村庄小庙中所供的神都能保平安、降福祉。所以，一旦遇到疑难时，如结婚、安葬、修建等选择吉日，为子女择婚、算八字等等，土族人都会向神像磕头或供养。此外，有时也会请勒木、路易加勒或尼答克桑、丹木煎桑等来解答。在民和地区，土族人的民间信仰受到汉族影响，除了信喇嘛教之外，还信奉阴阳先生、巫师、二郎神、家神、财神、灶神、门神等等。土族地区几乎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座小庙，供着几个道教的神像，并且这些神中一定有一个是本村庙中所特有的，比如龙王爷、黑池爷、先生爷、摩羯爷、大王爷、四郎爷、索家大帝、没脚龙王、黑虎大神、黑马祖师、豆娃娘娘、坐神爷、土主爷等等。

萨满教信奉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崇拜自然物，但没有系统的宗教理论、统一的宗教组织、固定的活动场所。因此，一切宗教活动的仪式和流程都由宗教职业者——萨满口头传授给新萨满，一般人很难听到或看到。萨满教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也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宗姓单位进行。一切祭祀、求福驱灾、祈祝丰收等都是分散的、个体的，即一个家庭、一个宗族或某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如祈求庄稼兴旺可以在田地里，祈求获得猎物可以在山林里。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土族的萨满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保留了一些遗俗。如土族民间的斯古日典、祭腾格热、祭敖包、白虎祭、选神羊均由萨满教发展而来。

在元朝时，藏传佛教萨迦派传入土族地区，到明代以后，随着格鲁派的产生和传播，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达到了鼎盛。藏传佛教在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西藏原始宗教的内容，与蒙古人崇信的萨满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活动有活佛转世；用捻“嘛呢珠”的方式，转一颗嘛呢珠念一句六字真言；寺院僧侣每天早晨在大经堂集会，集体诵经；每月十五、三十日举行长净，还有外出与其他地区的高僧们往来学经、辩经、传教等。在一些宗教节日时，还会举行大法会，如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日的祈愿大法会、农历六月三日至八日的转法轮大法会等。这些活动通常在寺院开展，由宗教职业者——堪布主持。

土族群众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普遍都会送子为僧，有不少土族男子除了到土族寺院当喇嘛外，还到塔尔寺等寺院为僧。在土族聚居地附近的山顶上都会修有拉则或俄博，这是信教群众崇奉山神的地方。通常，土族人民用木条钉成的一米左右的立方形木框，用石块挤压固定在山顶上，中间树一根木杆，信教群众朝拜时，陆续放置石块，有的石块还刻有“六字真言”，有的则挂红、挂经布。此外，土族各地还有集中祭祀拉则、俄博的聚会，一般在春秋两季，部落群众驮着帐篷、食品，全家人扶老携幼到山脚下扎下帐篷，然后转山、诵经，祭祀拉则、俄博。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自于道家的道教也渗入到土族的原始信仰体系中，土族日常生活中，至今仍对关公、二郎神、太上老君、九天玄女娘娘等道教神祗进行供奉；民和三川地区每年为庆祝丰收、感谢神灵而举行的“纳顿”活动有着尤为浓厚的道教色彩。

• 语音

土族语中，语音分元音、辅音，又可再细分为单元音、复元音、单辅音、复辅音。元音和辅音可以组成四种音节结构，其中包括单独的元音音节，如aa—ne（祖母）。辅音中有舌尖中、舌尖后、舌面前塞擦音和舌尖后擦音等。音节分为开音节（元音结尾的音节）和闭音节（辅音结尾的音节）。如果是多音节词，还有出重读和轻读之分。此外，土族语中还有元音和谐、同化、异化、减音等语音变化。

土族语音表

• 词汇

土族语中，词汇有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后置词、助词、连词、叹词十类。70%左右的词汇是蒙古语族同源词，还有一部分是汉语借词和藏语借词，少量与突厥语、满洲语相同的词。词汇的构成主要有派生和合成两种，其中又以名词、形容词、动词的派生和复合为主。土族语和蒙古语之间虽有同源词，但语义有差别，尤其在派生词和复合词中表现明显。比如同样的派生词，但其意义却明显不同；而土族语中的复合词，可能在蒙古语里并不能构成复合词。汉语借词更多地是在土族方言中被使用，但同藏语借词一样，在语音、语法等方面，基本都已经被土族语化了。

• 语法

土族语的语法包括词汇、成分和句子、除了十类词汇外，还有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六种句子成分和单句、复句两种句子结构。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有实际意义和形态变化，能独立作句子成分；后置词、助词，连词、叹词没有没有实际意义和形态变化，不能独立作句子成分；副词具有实际意义，能独立作句子成分，但没有形态变化。

静词有数、格、领属等语法范畴。比如名词有主格、领宾格、位与格、离比格、造联格和连同格，领属范畴分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动词有祈使式、陈述式、形动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祈使式分人称，不分单复数；陈述式分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形动词分动作已经完成、正在完成、将要完成，形动词可以加数、格、领属附加成分，作谓语时其后需加判断语气助词。

现代的土族语，分互助、民和、同仁三个方言区。青海互助、大通、乐都和甘肃天祝等地的土族语属互助方言，青海民和及甘肃积石山等地的土族语属民和方言，青海同仁的土族语属同仁方言，其他地区的土族则使用汉语和藏语。

在三大方言区中，互助方言和民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别较大，两个方言区的土族人比较难交流。比如互助方言中元音分长短，而民和方言中元音则无长短之分。又如在互助方言的x和f，在民和方言中分别读为q和x。民和方言中，复辅音比互助方言中几乎少了一半，而且使用频率也更少。互助方言的藏语借词比民和方言多，而民和方言的汉语借词比互助方言多。此外，两个方言的复数附加成分也各不相同，陈述式现在时的意义互助方言用-n+判断语气助词表示，而民和方言用-la+判断语气助词表示。

而语言学界对同仁土族语统称为保安语同仁方言，同仁县土族使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一是屯五上、下庄和加查麻三个村的土族语，它是以汉语为基础，吸收了大量藏语词语的混合型语言，与汉语、藏语、土族语均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吾屯话”。二是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等村的土族语，它和保安语相一致，与蒙古语接近，因为其语言保留了较多白蒙古语族的特点，因此显然是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河湟语群的一种语言。

土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使用汉文、藏文。1979年，创制了土族文字，结束了土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土文方案》是以互助方言为基础，以东沟语音为标准音参考点，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制定的，其字母的书写法和读音与汉语拼音字母一致。新创制的土族文字，1981年开始在互助方言区试行，现已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土族文字创制以来，在抢救整理民族古籍、扫除农村文盲和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着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比如一些优秀影片如《雪山泪》《闪闪的红星》《喜盈门》等被译制成土族语和土族文；一些用土族文字印刷的书刊，如李克郁编著的《土汉词典》，也已公开出版发行。

土族文字母表

家庭是土族社会最古老、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家庭规模包括三代以上，即兄弟、叔侄及祖孙，夫权、父权占统治地位，长子有优先继承父亲地位的权利。家庭中存在比较严格的家长制度，辈分最高、年龄最大者一般为家长，是一家之主，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即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家长安排，家长支配家庭的财产，负责安排家庭的生产和劳动，同时，家长也要承当相应的责任。文化素质稍微高一些的家庭现在已经比较民主，没有严格的家长制度。此外，土族家庭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应酬中有比较严格的男女分工，男子除承担主要农活外，还要照料牲畜、擀毡以及织毛布、织口袋等技术性劳动，铁、木、银、泥瓦等匠人活计也全部由男子承担。女子主要承担锄地、薅草、背草等农活，以及挑水、做饭、喂猪、烧炕、拾粪、缝补浆洗、刺绣等家务性劳动。

土族一般实行部落制，每一个土族部落内部分为平民和贵族两个阶层，阶层不同，所享受的部落权利也不同。平民不能参加宗教祭祀活动中的某些程序，也不能参与家谱的修订。土司是部落首领，负责土族部落的一切世俗事务，并带领部落成员定期进行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贵族分为不同的“门”，每门均是初封土司各男性后裔的后代，且每门会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内部的婚姻、丧葬等事务。土族社会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长幼尊卑次序严格，女子没有继承权。近代土族的社会组织仍是土司。

宗族是在土司不断发展壮大后逐渐形成的，是一种由上而下、层层管束的管理体系，即土司一土舍（族舍）一属民。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土司通过土舍对各地的土民进行间接的控制和管理，而土舍除了服从和辅佐土司之外，还有权对土民进行管理。因此土司和土舍共同维护着土司宗族的统治特权。在每个土舍内部，设有管理职位和相应的管理机制。如每个土舍有“家长”，负责整理族间一切事务，还有协助“家长”工作的“户首”，协助户首对不孝子弟执行家法的老者，管理钱粮支收的“乡老”，和负责收款、催粮、收粮、支应杂役的“总管”等。总管由当地群众推举产生，一般是村中的富户担任。若总管、乡老不在时，老者可代行他们的职权。

青苗会是土族社会中的传统民间组织，以村庙为活动中心，可分为一村一庙一组织和多村一庙一组织两种组织形式。大部分青苗会都有两级或者三级结构，两级结构为会首和特柔其；三级结构为会首、老者和特柔其。会首是青苗会的总负责人；老者是监督会首并协助会首工作；特柔其主要是跑腿打杂，听候会首和老者的安排。会首主要采用轮值、神选或者人选神定三种制度之一来产生；老者多由民众推选或在各个家族中轮流产生，而特柔其主要采取轮值制度。青苗会主要负责村庙祭祀、仪式实践、农田管理、纠纷调解、民间活动、安排好村落之间的秩序等。比如，每年开春，青苗会都会主持祭祀仪式，祈求顺利开种；在农作物幼苗期，青苗会又会举行仪式，宣告田间管理开始；等到庄稼长高，在其成长的关键期，青苗会带领民众转地界、搭鄂博，希望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土族的传统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私塾和寺院教育作为辅助手段。为了生存和繁衍，土族传统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劳动教育，即掌握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为的是能够搞好农业和其他生产，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宗教信仰教育，土族有自己的信仰和崇拜，他们相信宗教信仰可以对孩子起到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使孩子学会感恩、团结、尊老爱幼等；三是本地乡规民约，土族人民在聚居地形成了一套本民族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法规，如果出现冲突，则可以依据民约乡规为准则来解决；四是社会礼仪与伦理道德教育，土族人讲究论资排辈、男女有别，彼此以礼相待，故这项教育被土族人视为做人之本；五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教育，通过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巫术这些载体加以传播。这些教育内容主要通过家庭劳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活动、节日庆祝活动、交际联谊活动等途径，由熟悉本民族文化的族长、特柔其、法拉、派头、法师等口耳相传或口手相传。

明代时期兴办社学、卫学，以及清初恢复乡试和府学考试，都对土族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1725年，雍正朝改卫学为府学，广建社学，创办书院、设立贡院。1736年后，大通地区先后设立义学15处。清代学校教育使不少土族人接受了教育。

到了近代，土族地区也随着近代学堂的出现而改书院、社学、义学为学堂。1905年，大通的泰兴书院、乐都的风山书院均改为高等小学堂，西宁五峰书院改为中学堂。大通县先后兴办初等小学4处。民国初年，大通高等小学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在今互助县威远镇设初等小学，不久又增高级班。到解放前夕，互助县有高级小学16所，初级小学79所，教师149名，学生1686名，还有民众学校两所。在民国15年（1916年），大通全县有初级学校40所，高级小学、平民学校各两所，女子学校和蒙番学校各1所。到解放前夕，全县完全小学18所，初级小学81所，学生3500多名，入学率为16.6％，教师有209人。民和县自1725年在川口设社学开始，到1930年建县时，有高级、初级小学共44所，女校1所，有男女学生1000多人。到解放时，国民小学校70多所，学生2000多人，教师百余名，中等学校1所，其他小学校30多所。

土族最初以经营畜牧业为主，食物大多是肉食和乳制品，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后，日常主食以青裸、小麦、薯类为主，蔬菜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葛笋等10余种。土族人平日多吃酸菜、酥油炒面、油炸馍、手抓猪肉、手抓羊肉、沓乎日、海流、哈力海、烧麦等。饮料方面，土族人喜欢喝茯茶、酥油茶以及家酿的青裸酒。土族还有西北特色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烤制沓乎日

土族一般习惯一日三餐，早餐比较简单，大都以煮洋芋或精杷为主食。午餐有丰富的主食和菜肴，主食多为面食，常制成薄饼、花卷或疙瘩、干粮等；菜肴以肉乳制品为多。晚餐常吃面条或面片、面糊糊等。此外，土族有许多节日特色饮食，如过春节时蒸花卷、馒头，炸油饼等；端阳节做凉面、凉粉；中秋节做多层大月饼等。还有每逢喜庆节日时，土族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猪肉、手抓羊肉。沓乎日是土族人招待客人的特有食品，在麦面中加上清油、盐水拌匀，做成圆饼，放进灶内烤熟，吃起来酥脆可口。烤制较大的沓乎日时，一般在庭院或麦场上煨一大堆火，火烬成灰时，扒开灰草放入面饼再盖上草灰焖熟，这种沓乎日是黄南州土族在集会或送给寺院僧侣的礼饼。

• 女子服饰

土族女子一般穿绣花小领斜襟长衫。两袖由红、黄、橙、蓝、白、绿、黑七色彩布圈做成，俗称七彩袖。从最底层开始，第一道为黑色，象征土地；第二道为绿色，象征青苗青草；第三道为黄色，象征麦垛；第四道为白色，象征甘露；第五道为蓝色，象征蓝天；第六道为橙色，象征金色的光芒；第七道为红色，象征太阳。花袖长衫上面套有黑色、紫红色或镶边的蓝色坎肩，腰系白褐或蓝绿布带，布带的两头有花、鸟、虫、蝶、彩云刺绣或盘线的花纹图案。腰带上有罗藏和钱裕被。下装一般穿褶裙或裤子。

土族女子服饰

• 男子服饰

土族青壮年男子穿小领斜襟的长衫，袖口镶有黑边，胸前镶有一块4寸的彩色方块图案；有的还穿绣花领高约3寸的白色短褂，天冷时在领子上衬以羊羔皮，外穿一件黑色或紫红色坎肩，纽扣多用铜制。腰系花头腰带，为一块12尺长的窄幅蓝布或黑布，其两端缝上5寸长绣有花卉盘线图案的接头。下装一般穿蓝色或黑色大裆裤，小腿要绑腿带，扎腿时把黑色的一边放在上边。脚穿白袜或黑袜，鞋子一般为双楞子鞋和福盖地鞋。而老年男子多穿小领斜襟长袍，外套黑色坎肩，系黑色腰带，脚穿白袜黑鞋；外出劳动时多穿褐褂，式样为小圆领、大襟，配以蓝布、黑布沿边；冬天一般穿大领白板皮袄，领口、大襟、下摆袖口都镶着4寸宽的边子。富裕人家的男子多穿绸袍及带有大襟的绸缎背心、马褂。

• 其他装饰

土族耳坠

土族女子喜欢佩戴耳坠，遇到喜庆节日或探亲访友时，还要在耳坠下吊一对“面古苏格”，即银耳坠，如铜钱大小，桃形，正面有刺纹图案。脖子上所佩戴的项圈称作“索尔”，是用芨芨草扎成圆环，蒙上红布面，镶以铜钱大小的圆海螺片制成。土族的头饰，在土语里叫“扭达”，样式复杂精美。在发型上，未婚女子一般梳三条发辫，已婚女子梳两条辫子，头戴织锦毡帽。土族青壮年男子一般戴红缨帽和“鹰嘴啄食”毡帽，老年男子平时多戴礼帽，冬天戴皮帽。

土族是聚族而居，自成村落，村落大多修建在山脚下，有山水相傍，住宅一般修在向阳能避风的地方。一般每家都有一个独立的庭院，土语叫“日麻”（即庄廊），庭院呈正方形，多为平房。庭院正中有一圆槽，用来拴牲口，圆槽中间竖着嘛尼旗杆，四周的围墙常用泥土夯实而成，房子多以三间为一组，北面是正房，一排有三间房间，中间是堂屋，左侧是卧室，一般都住着家中的老人，右侧是储藏室或佛堂；东西厢房一般是孩子们的卧室；四角下是角房，通常用来作厨房、仓库、厕所、畜圈等。血缘关系较近的亲属一般都居住在同一区域。卧室一般有土炕，是用草泥抹制而成，通常与厨房的锅灶相连，以便可以利用烧水做饭的余热来加温土炕。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着描绘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

又称“亮佛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届时，各寺院将珍藏的巨幅布画或锦缎织绣佛像取出，展示在山坡或石壁巨岩上，供大家观瞻。虔诚的信徒们给佛像磕头膜拜，献上供品，喇嘛从早到晚诵经不停。

晒佛节

也称观“经法会”“官经会”，土族语称“蓝迦”，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和六月初八、初九在佑宁寺举行。节日当天，人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服装，到寺院磕长头、点酥油灯、滚忙茶（施舍茶）、布施、供饭、转斯古拉（转山）、煨桑等，瞻仰大型佛像、观看喇嘛跳欠（神舞）。此外，会上还进行物资交流和赛马、射箭等活动。

也称“擂台戏”，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在威远镇举行。节日这天，人们通常会盛装打扮，节日最大的看点是花儿歌手们随机组队对唱歌曲，通常7-10人一小组，会进行若干场比赛，直到夜幕降临才结束活动离去。对歌优胜者被誉为“花儿王”，当众披红挂彩。除唱花儿外，节日的主要活动还有物资交流、唱戏、赛马、摔跤、武术表演等。

纳顿节是土族人民的丰收节，其目的是庆祝庄稼丰收、答谢地方神灵，也称“庄稼人会”“会丰收会”“七日会”等。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举行，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关于该节日的来源，民间传说是二郎神被请来后，保佑了土族地区由欠年变成了丰收年，所以该节日一般丰年举办，欠年不举办。各村的纳顿节一般举行两天，第一天是小会，第二天是正会。小会的仪式主要有献供、许愿与还愿；正会的仪式主要有会手舞、面具舞和法拉发神等。纳顿节的会场一般是固定的，人们在会场的正北（或正西）方向扎起一顶帐篷，供上本村地方神的封号牌位，备好锣鼓、面具和服饰。节日早晨，男女老幼身着盛装，带上一对特大蒸饼、烟、酒及一些供物，到纳顿会上向神敬献供品。纳顿开始时，由本村的“会手”，到固定地点去迎接外村的“会手”。两边“会手”相逢时，各自起舞，表演舞蹈“庄稼其”和“杀虎将”。

纳顿节

除上述节日外，土族的节日还有：青海民和一带正月十六日的刀山会（每隔二三十年举行一次）及二十日的正月二十节；民和官亭地区正月二十九日的火神节；青海互助东瀛地区二月初二日的二月二；互助一带二月初二或三月初三或四月初八日的跳神会；青海海东地区三月初三日的三月三节；互助一带的清明节；青海乐都、民和一带三月底四月初的祭祖节；互助一带四月初一至十五日的祭佛节；五月初五日的端阳节；七月初七日的七月七；乐都一带七月二十二日的祭财神节；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部分土族不过此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民和县三川地区九月九日的请神法会；互助一带秋收后的谢榴及十月初一日的祭碌碡；冬至日的冬至节；腊月二十四日的送灶神；互助一带腊月二十九日、正月十四日的打施食等。

土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分为大娶和小娶。大娶由男女双方各自宴客，亲友送礼；小娶则不摆嫁妆，双方不宴客。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婚礼仪式、谢宴等程序。

当男女双方决定结婚时，按照土族传统，便会选定一个良辰吉日，由媒人带着一条哈达、一碟馍馍和茶、酒等礼品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若同意，则喝掉媒人带来的酒，并用自家的粮食装满酒坛，更换馍馍，媒人则将粮食带回给男方。定亲时，男方再次邀请媒人一起去女方家里，期间会商定好彩礼数目，然后两家一起饮定亲酒。土族的婚嫁多在每年正月举行。大约在一个月前，男方会先举行择吉日仪式。土族称婚宴为“霍仁”，择吉日称“砣让霍仁”，即首宴。通常，参加择吉日首宴的有女方家父亲、叔父或哥哥等人，男方也对等地请人赴宴，另加上媒人。

娶亲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称“麻择”，男方会提前派人送来猪前腿等，给女方准备嫁女宴使用。亲朋好友们将带来的布料、衣服作为贺礼，装入出嫁的礼箱。按照传统习惯，新娘出嫁时，要通过哭诉来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情，以示不舍。土族娶亲队伍一般由三人组成，新郎和两位纳什金（迎亲人），纳什金需熟悉娶亲流程、能歌善舞，还要能应对女方提出的各种“难题”。男方娶亲队伍到达后，女方会派人前来欢迎，也有人争抢娶亲人带来的礼物。女方的姑娘们会退回院里紧闭大门，不准纳什金入门，除非回答上问题。或者以水泼纳什金，以示欢迎。纳什金会给女方长辈敬酒献茶，把衣服、头饰等交给姑娘们转交新娘佩戴。新娘家会宴请接亲队伍，举办篝火晚会，通宵欢闹，等待吉时到来。

土族婚礼——拜天地

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两种，即“小出小进”和“大出大进”。所谓“小出小进”，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变发式。这种方式比较复杂、庄重。所谓“大出大进”即在娘家改发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省事。新娘进婆家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入庭院。“小出小进”的新娘则到伙房灶神爷前，由事先选定的妇女动手为她梳头改发式，穿新婚服装，举行开口仪式。然后拜天地，接着谢媒人。中午时分，娘家送亲人在婆家院里摆嫁妆，给新郎穿戴衣帽等。土族婚礼于2006年5月正式申请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土族的丧葬主要有火葬、土葬、天葬和水葬。互助地区除对死亡小孩进行天葬外，一般都是火葬；民和地区除对死亡小孩、产妇和无子女的亡人进行火葬外，一般都是土葬；天祝、卓尼地区一般实行火葬，积石山地区一般实行土葬。老人死亡，都要举行丧葬仪式；年轻人死亡，则一切从简，如有子女者，也要举行丧仪；非正常死亡的和青少年早逝者，则采取火葬中最简便的方法，且不能埋于祖坟地。实行火葬时，要先将亡人的衣服脱去，用白布将其捆成蹲坐状，双手合十，两拇指撑于下颌骨，用5寸宽的白布条缚住，在每一骨节处绾一绣球，一般要绾7-13个，在头上套着用黄布做的“布日拉”，然后装入火葬轿内。人死后，要在三至七天内送葬，举行丧礼要请喇嘛念经三天，请本村的老人念嘛尼，全村每户人家、亲戚朋友会来献哈达、献馒头。火葬那天，送灵轿至火化现场，将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炉内，用柏树枝点燃火，并砸碎灵轿，投入炉内同时焚烧。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一尺多长的木匣或瓷罐内，暂时埋在临时选定的地方，待来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下葬后，子孙开始服丧，一般为四十九天。土族没有特制的孝服，服丧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贴春联，当年不走亲访友。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他们忠实守信，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他们淳朴好客，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常用中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

土族人禁忌众多，在饮食方面，不能吃圆蹄牲畜的肉，如马、骡、驴等；在待客方面，不能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不能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问题；也不能让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在服装方面，妇女不能不戴帽子、或者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能在畜圈内大小便，不能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不能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等。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 家曲

家曲又称宴席曲，即在家里唱的歌，有问答歌、婚礼歌、赞歌、儿歌等。问答歌又叫对歌或传歌，采取对唱问答的方式，常见形式为三问三答体，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气象以及生产、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著名的有《唐德格玛》《幸木斯里》《恰热》《合尼》等。婚礼歌即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曲子和歌词均固定的，常见的有《纳信妥偌》《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歌曲。赞歌是土族人款待贵宾时，宾主之间互相赞颂的歌，多数是即兴编词，曲目有十多种，如《兴阿浪列》《拉拉应格列》《阿生照拉列》等。儿歌在土族儿童间长期口耳相传，语言活泼，趣味性强，曲目有《阿其生果玛》《俊纳哥》等。

• 野曲

野曲又称山歌，是山野间演唱的歌曲，多为情歌，分为传统情歌与花儿两类。传统情歌多为四句式，也有两句或六句式的，对韵律的要求，有的严格，有的不严格。不要求韵律的为自由式，一句一个意思。其曲调有《阿柔洛洛》《幸加洛洛》《恰热洛洛》《玛森格》《阿吾列》等。花儿又称少年，是土族青年喜闻乐见的一种山歌。土族语称“外面唱的歌”，即不能在家里唱，也不能当着父母兄妹唱，花儿是由土族民歌演变而来。

叙事诗，即以叙事为主的土族诗歌，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它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族叙事诗共有8个，其中互助地区有7个，用土语演唱的有4个，分别是《太平哥儿》《拉仁布与吉门索》《布柔尤》《福羊之歌》；用汉语演唱的有2个，分别是《祁家延西》和《登登玛秀》。其中《拉仁布与吉门索》流传最为广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叙事长诗，全诗长达300多行，被人们称之为叙事长诗中的明珠。其曲调情绪悲伤、深沉、悠长，带有山野风格并带有神话色彩，是叙事诗中唯一属于野曲部分的曲目，因其故事内容属于爱情的范畴，因此在土族人民当中流传极为广泛。

土族民间故事很多，流传甚广，其反映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有憎恨邪恶势力，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不平等现象，反抗包办买卖婚姻，斥责好吃懒做、贪得无厌，歌颂美好事物、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称赞忠厚老实、踏实肯干的行为等。如《红水沟》，表达了土族人民对来自土司阶层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孔雀》表达了土族青年男女为冲破封建枷锁，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贪婪的弟第》颂扬勤劳忠厚，斥责懒惰、贪婪、欺诈等丑恶行为。

土族也有自己的神话故事，比如创世神话和解释自然的神话。这些神话故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族祖先对自然和原始社会的理解。因为受到宗教的影响，土族神话故事也渗透着道教、佛教等复杂的宗教观念。但很多土族神话只有年龄大点的人能完整地叙述，年轻人大多只是有个简单的了解。比较有名的神话有《阳世的形成》《日食和月食的传说》《三岁娃娃种庄稼》等。

寓言有《想吃太阳的鸠》《兔子、狼和卖糖人》《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童话有《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这些寓言和童话以物喻理、含蓄幽默、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性，影射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的本质。

土族谚语中，单句或三句的很少，往往以两句的形式出现，土族语叫“居尔吾果”，意为“对偶话”，是土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成为人们力行的格言，其主要内容有：坚信人的力量的伟大，团结的重要，重视学习和教育，揭露黑暗、颂扬光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生产生活的经验。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很强的生命力；富有哲理，寓意含蓄、深刻，引人深思；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为比喻贴切、形象生动i用词凝炼。讲说时，因具有一定的押韵规律而收到音乐似的效果，讲者琅琅上口·，听者津津有味。如“靠着金山，不如靠双手。”“秤可以量轻重，话可以量人心。”“花美在外边，人美在内心。”等。

土族的音乐主要以民歌为主，分为山歌“花儿”和家曲两大类。土族“花儿”的调令很多，如“尕连手令”、“好花儿令”、“杨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就有10多种。土族“花儿”在旋律进程上起伏较大，音域宽广，节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结尾音拖长而下滑，给人以深沉之感。土族家曲的范围较广，有叙事长诗曲、赞歌、问答歌、圆舞曲、婚礼曲等。每首叙事长诗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调，一般是上下两个乐句，曲调优美，屡听不烦；赞歌的曲调柔和优美，悠扬奔放；问答歌的曲调干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圆舞曲是跳安昭舞时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欢快，节奏明显。

土族的舞蹈主要有婚礼舞和安昭舞。婚礼舞，举行婚礼时的舞蹈，一般以两个身着白褐长衫的纳什金为主演，其他人伴唱，动作各地不一。安昭舞，是一种歌舞形式相结合的舞蹈，也是土族地区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古老的民族舞蹈。每逢年过节，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喜欢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舞时人们排成一圆圈，一般由一人带领（通常为老年男子），一唱众和，舞者先向下弯腰，双臂左右摆动数次，然后高跳一步向右转一圈，转圈时两臂上举，歌声悠扬，舞步轻盈。安昭舞有《兴马老》《召引召》《拉热拉莫》《索罗罗》四种不同的舞曲，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土族安昭舞

土族刺绣分绣花、盘绣、拉绣、挂绣、挑绣。绣花又名扎花，是依照图样，用五彩丝线绣制花鸟等图案，有一定的格式与规定。盘绣是用两支针盘绣制作而成，其成品多用在腰带、衣领、鞋面、烟袋、裤带、筒袖、针扎等衣物和装饰品上，常见的图案有“八办莲花” “神仙贵子入彩云”等等。拉绣是单色彩线绣制，作为图案周边的装饰品或图案间的连接物。挂绣是用丝线绣成彩条，一般用来装饰花腰带等。挑绣则是依据布纹制成“十” “丁”字等形状，然后组成某种几何图案。土族刺绣常用的针法有三种：一是“平针”，它以“平涂式”使图案整体均匀、平稳；二是“插针”，它用“点缀式”使局部图案显得华丽、活跃；三是“掺针”，它让人觉得画面颜色由浅至深或由深到浅的过渡自然流畅、富有光彩和很强的质感。

土族盘绣—太阳花

土族有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主要有住宅建筑、寺院建筑和园林建筑。住宅建筑上，房屋多为庭院式土木结构，结构紧凑，结实美观，房屋的围墙较高，墙内两面或三面都建有房间，屋顶光滑平坦。土族住宅建筑十分有讲究，不同的房间代表不同的地位和用途。寺院建筑上，大多都是汉藏式结合的建筑，所有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特色明显，比如佑宁寺就是由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组成的建筑群。

土族雕刻艺术多用在装饰上。比如寺院、住房等建筑物的门楣柱头及门框、墙裙、横梁、藻井等，都刻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龙风狮鹤与花草、云纹等精美图案。砖雕凿物多为屋脊花边、飞檐兽吻、墙壁浮雕，其线条较柔和、形象生动，石雕物如狮子及置在住房顶上等处起镇邪作用的石兽，线条粗犷、古朴雄浑。泥塑主要是寺庙中的神佛像，同时也有木雕神佛像，有大有小，其形象逼真完美，惟妙惟肖。如同仁年都乎村寺内的强巴佛像、高达15米、整个造像栩栩如生，饰物玲珑剔透，雅致大方，充分显示了土族艺人高超的塑造艺术。被称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的酥油花作品，部分出自土族艺人之手。土族的雕刻印刷艺术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土族砖雕艺术

土族的民间体育活动内容健康、丰富，形式多样，基本上都与本民族的生产劳动、传统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渊源等紧密相关。如：合尼瓦日（捉羊）、赛马、射击、阿斯苦着（分牛或分牲畜）、阿斯陶（赶牛或赶牲畜）等体育项目起源于先祖畜牧业生产；打秋千、耍毛蛋（羊毛绒球）、跳安昭舞、轮子秋、打响鞭等活动起源于宗教信仰中的顺势巫术；摔跤、罕跃、诺彦进城、诺彦百姓来源于军事战争；踢毽子则来源于汉族蹴鞠运动。每逢盛大节日，土族人民都要身着盛装聚在一起，进行赛马、摔跤、唱“花儿”和耍武术等文体娱乐活动。土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拔腰、蹬棍、轮子鞦、赛牦牛、踢毽子、打毛蛋等。

又叫拉棍、蹬棍子、蹬拉，是土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为解除疲劳，活跃生活而进行的一种以角力为特点的娱乐型体育活动。比赛形式简单易行，一般为两人参加。比赛时，双方相对席地而坐，双腿并拢伸直，脚掌相抵，双手拿着一根长1米左右的木棍，利用自身脚、腰、臂的力量将对方拉起来。在拉蹬过程中，双方的双膝都不能出现弯曲，如果能将一方拉起，并且还要让其臀部被拉离地面，即可获胜。

又称转轮辙、车轮鞭，土族语称“卜日热”，意为“旋转”、“转轮轮”，是最具有土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一般在春节期间、农闲季节或喜庆节日时举行。轮子秋的设备有两种：一种是把石磙倒栽在地面上，在3米多长的一根木头中间钻一小洞，然后套在石磙的轴上，木头两边吊绳坐人，然后推之转动。另一种是大皮车的轴和两轮，把其中一轮放置在地上，用大石头压稳，使其不能移动，而另一轮则可旋转自如，然后做成轮子秋。比赛规程是每两人一组，各坐在梯子两端，紧握皮绳，转动车轮后随之旋转，以转速快、时间长、又不头晕、眼花者为胜。技术高超者还能在上面做出“寒鹊探梅”、“金鸡独立”、“春燕展翅”、“猛虎下山”等精巧惊险动作。如今轮子秋不仅成为当地农民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还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轮子秋

历史上，土族男子以擅长骑射而屡建战功。因此，赛牦牛成为土族男子非常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在巴扎、嘉定等地都会定期举行赛牦牛会，而互助县的东沟、丹麻、松多、五十等地则举行传统的赛马会，活动都多在夏秋季节举行。

赛牦牛

土族语称为“台毽巴嘎”，是一种儿童体育游戏，由古代汉族蹴鞠运动演变而来。毽子的底座是一枚麻钱，将数量合适的一束鸡毛或山羊毛从麻钱中间穿过，最后用布缝裹起来。踢毽子的玩法有跳、踢、蹲、校、盘、落、转等，并且要做到动作连续，毽子不落地。比赛分双人赛或数人分成两组赛，以最终踢的个数、花式等定胜负，负方要受罚。

这是一种土族妇女和儿童所喜爱的游戏。毛蛋是土族人用自制的毛线缠绕制作成的一个圆球，直径大约五六公分。毛蛋的打法有拍、盘、转、穿裆等，最后以打毛蛋的难度和个数定胜负。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以往，土族家庭结构是以扩散式和兄弟同住结构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族家庭结构变为以丈夫、妻子、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逐渐减少，结婚后的兄弟也很少再同住一起。

土族大家庭

1958年，宗教改革时，土族民间组织青苗会负责的农田管理、纠纷调解等多项职能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各村开始复建村庙和寺院，宗教信仰行为不再受限制，青苗会也逐渐开始恢复。由于社会的转型，青苗会的结构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老者层级，组织职能也逐渐偏向举办民间活动等。在传统功能弱化的同时，土族青苗会在乡村旅游、社区建设等方面的新功能又有所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土族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土族聚居地区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土族地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土族的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都得到快速发展。1954年2月17日，互助土族自治区成为土族地区的第一个自治政权，后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随后，又设立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约71%的土族人民都实现了区域自治，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较少的地区则设立了土族乡。

互助土族自治县

土族以经营农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土族人民通过改土治水、大兴水利、植树造林等方式控制了水土流失、解决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土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结构，推广农业科技实用技术，使农作物产量大大增加。此外，土族人民还办起了铁工、木工、缝纫、砖瓦、印刷等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利用本地区的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兴建水电站、金属冶炼公司等，使得土族地区的手工业和工商业也迅猛发展。互助、民和、大同等土族地区还大力开发旅游业，每年有数十万国内外游客前往，给当地带来了数千万元的收入，旅游业已成为土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民和县七里花海

文化事业方面，政府组织相关人士对土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使得土族民间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土族文学也进一步繁荣，产生了鲍义志、张英俊、祁建青、师延智等一大批土族青年作家。教育事业方面，已经完全形成了以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等从无到有，为学龄前儿童提供了学前教育，中小学生也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互助、大通、民和三个自治县的各土族聚居乡镇都有中学，其中在民和县的6所民族中学中，土族中学就占了一半。此外，民族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为土族地区的孩子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学习及深造机会，现在土族已经有了一批自己的专家、学者、教师，作家、艺术家以及各种专业科技人员。

积石山县民族中学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土族地区各县均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基本上实现了县有农技推广中心，乡（镇）有农科站，大部分乡镇成立了科普协会。在农业方面，土族人大力推广间套复种、杂交油菜栽培、温室种植蔬菜、食用菌开发等实用技术，成功培育出了小麦新品种、洋芋新品种，提升了产量。在酿酒方面，他们研制成功的浓香型“互助特曲”和清香型“互助头曲”“青稞液”酒获得了国内、国际奖项，远销国外。在畜牧业方面，畜牧兽医科技人员对绵羊进行改良，使杂交羊体重更重、产毛量更多；牛冷冻精液配种新技术增加了受胎率、产犊成活率；引进推广良种肉牛、肉羊及奶牛新品种、暖棚养畜、饲草料种植开发、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打包青贮、牛胚胎移植、动物疫病综合防治等一大批实用技术，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在林业方面，通过推广生根粉处理技术、容器育苗、吸水保水剂应用、地膜育苗、苗木窖藏等技术，科技兴林步伐加快；还引进了一些外地的优良树种，比如华北落叶松、北京杨等；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中川等地栽种“三红”苹果获得成功，远销香港、菲律宾等地。

杂交绵羊

土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由县、乡、村三级形成，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室，加上个体诊所，民办公助中医、藏医院、学校卫生室等，使土族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土族地区不仅开展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病例的监测工作，提高了五种疫苗的接种率，还通过卫生下乡、集会等活动积极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卫生知识，提高了儿童和孕产妇系统管理，有效地降低了孕产妇、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互助县人民医院

土族有影响的古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