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

苏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山城内纱縠行的一个文学世家。其祖父苏序好读书，喜作诗。其父苏洵曾被编入《三字经》，即“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也是著名的古文名家。其母程氏为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知书识字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二字砥砺名节。因此苏轼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苏轼八岁时开始在乡塾读书，学校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中，老师为眉山道士张易简，三年后，苏轼与其弟苏辙被父亲送往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处读书。

苏轼自幼成长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少年时代主要阅读儒家经典，同时也开始接触佛家、道家著作。另外苏轼受佛、道影响也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其父母都是信仰佛、道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中生活的苏轼，对其后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 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苏辙随其父进京应试。到达京师后，苏轼积极的准备考试，并于当年九月顺利的通过了举人考试。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苏轼参加礼部考试，考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受到时任主考官欧阳修的大力赞赏，但欧阳修以为此文是自己弟子曾巩的文章，便将其定为第二名。随后的礼部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名。三月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此后，苏轼的文名传遍京师。

• 母丧居乡

五月，苏轼父子三人收到程氏在家中病逝的消息，急忙回眉山老家奔丧。将程氏安葬于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后，苏轼也在此为母守孝。在乡期间，苏轼常与亲朋来往于眉山、青神，也曾拜访当时镇守成都的龙图阁学士王素，并上书王素提出蓄兵、赋民等问题。

• 制科考试

嘉祐四年（1059年）十一月，苏轼守孝期满，又与父亲、弟弟一同赴京。他们乘船沿岷江、长江而下，出三峡后至江陵（今湖北江陵）后改走陆路北上，于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到达京师，沿途苏氏父子写下了不少诗文。到达京师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绳池（今河南绳池县）主簿，但两人并未赴任，而是准备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考试。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按照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为虚设，第三等便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北宋开制科以来，仅有曾任参知政事的吴育得过第三等。不久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离京赴任，苏辙将他送到郑州，两人相别于西门外。

• 任职凤翔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凤翔任所。在凤翔期间，苏轼多次游历凤翔的历史古迹，留下了大量的记游诗，还曾作《凤翔八观》，来介绍他在凤翔见到的八种文物遗迹，其中就有苏轼刚到凤翔时去孔庙去拜谒孔子时，所见到的石鼓。

此后，苏轼也多次出访各县，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期间到各县“减决囚犯”，并写有《奉诏减决囚犯，记所经历》寄给其弟苏辙。在凤翔遭遇旱灾时，苏轼因祈雨还曾到过磻溪、阳平、斜谷等地，每次旱灾，苏轼都无比希望解除旱像，缓解百姓的痛苦，其《喜雨亭记》便是在嘉祐七年（1062年）的一场及时雨后写就的。

凤翔为北宋西北的军事重镇，是抗击西夏的前沿阵地，当地百姓生活极为困苦。为了缓解民间疾苦，苏轼提出了“救急”“解患”的措施。首先便是改革“衙前之役”，凤翔所负责的“衙前”主要是砍伐终南山的竹木，从渭河入黄河运送至京师，而官府又常常要求在渭河、黄河涨水期运送，造成严重危害，导致服役者倾家荡产。苏轼便修改规定，可由服役者考察水情，自行决定运送时间，这样服役者便可在渭河、黄河未涨时运送，损失得以减轻不少。其二，由于宋朝对盐、茶、酒实行官买官卖，称官榷，苏轼明确主张“官榷与民”，虽然减少专卖之利，但增加的商税可使朝廷收入不减。其三，当时凤翔府有不少人由于“衙前”等原因欠官府债务而被关押，又无力偿还债务，苏轼上书主张免除这些人的债务，让他们得以释放回家。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苏轼解任还朝，以殿中丞差判登闻鼓院。宋英宗还未登基时便听说过苏轼的文名，便想将苏轼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或修起居注之职，但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反对，他认为苏轼此事尚年轻，提拔人才应循序渐进。苏轼须先参加馆阁考试，才可授予馆阁的职位。苏轼听从韩琦的安排，参加了馆阁考试，又得获三等的评价授直史馆。随后，不幸的事接连发生，五月二十八日，苏轼之妻王弗去世，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苏洵也卒于京师。父亲病逝后，苏轼与弟弟苏辙护送父亲灵柩回到四川服丧。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苏轼服丧期满，第三次前往京师，此后苏轼再也没能回到家乡。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苏轼回到京师，恢复殿中丞、直史馆的职衔，差判官告院。这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但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很快便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苏轼坚决反对，写下了《议学校贡举状》呈告宋神宗，让王安石一党甚为恼火。于是这年冬，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欲以繁重的事务困扰苏轼，不让他过多干涉朝政。此后苏轼又多次上书反对变法，让变法派对其愈发不满。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五日，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便上书奏告苏轼，称其在扶父丧回乡期间，曾借助官船贩卖私盐。尽管朝中元老范镇、司马光等纷纷上书为苏轼辩解，但苏轼无心争辩，便上疏请求出任地方官。

• 任职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七月，苏轼启程离京，他先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与弟弟苏辙相聚，在陈州停留了七十余日。九月，苏辙送苏轼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这里，苏轼拜会了已经致仕的欧阳修。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下旬，苏轼抵达杭州。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苏轼受命主持州试。十一月，苏轼被抽调去督促汤村盐河工程的进行。盐河之役后，十二月，苏轼又奉命去湖州督管堤堰工程。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水旱灾害导致东南大部分地区发生饥荒，苏轼受命前往常州、润州等地发放灾粮，此次任务持续了七个月，苏轼尽心尽职的处理赈灾事物，连除夕之夜都未能回到杭州和家人团聚。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还曾到过富阳、新城等地。

苏轼在杭州游览各种名胜古迹，以及用同僚、僧侣、歌妓的交往中，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现存最早的苏轼词作便是他在杭州任上所作，说明在杭州的三年是苏轼填词生涯的习作阶段，熙宁五年（1072年）有两首，熙宁六年（1073年）有五首（一说七首），熙宁七年（1074年）有四十二首，是他一生中作词最多的一年。

• 任职密州

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期满后，此时苏辙在济南任职，苏轼便上书请求调往济南附近的州县任职。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苏轼被任命为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作别同僚故交后，九月，苏轼启程前往密州，沿途探亲访友，年底，苏轼抵达密州。由于密州当时蝗灾、旱灾并行，苏轼到任后便开始灾情治理工作。为了让百姓生存，苏轼主张减轻赋税，对于灾情引起的盗贼，苏轼赞成加强镇压，并主张重赏捕盗之人。同时对于朝廷颁布的新法，苏轼认为有害无益的，便拒不执行，他认为有利于百姓，便按自己的方法执行。密州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 任职徐州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苏轼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途径澶（今河南濮阳附近）濮（今山东鄄城附近）时，苏辙专程从汴京来迎接他，然后陪他前往河中赴任，途中接到诏书，转任苏轼为徐州知州，于是苏辙又陪同苏轼前往徐州，并在徐州住了一百多天。中秋节之后，苏轼送别苏辙未几徐州爆发洪灾，苏轼开始率领徐州百姓抵抗洪水，并亲自到军营动员军队抗洪。十月十三日，洪水终于退去。为了防止水患再至，苏轼开始筹划增筑徐州城堤，他将计划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应，直到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朝廷才同意了苏轼的请求。堤坝竣工后，苏轼在东门上修建了一座“黄楼”，此后苏轼常在黄楼宴客，当年重阳节，便有三十多位知名之士宴于黄楼。水灾过后，徐州又遭遇旱灾，苏轼曾前往城外石潭祈雨，并作《起伏龙行》。

•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任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苏轼离开徐州时，百姓送行数十里，感激他在防洪中做出的贡献。四月，苏轼到达湖州，按照惯例，苏轼上表进谢，苏轼在表中发了一些牢骚，嘲讽了一些支持变法的幸进之人。这份《湖州谢上表》引发了王安石一党的何正臣、舒亶、李宜之、李定对苏轼的弹劾，并从当时流传的苏轼诗集中挑选出一些“诽谤君上”的文字作为证据。宋神宗一连接到四份状纸，只好命御史台将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奋勇前去湖州捉拿苏轼。骑马都尉王诜是苏轼的好友，他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驰告南都（今河南商丘）的苏辙，让他派人去通知苏轼。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后，苏轼已得知自己获罪，他办理了告假手续，将州务移交给通判祖无颇，由他代理知州。在皇甫遵出示诏命后，苏轼告别妻子便随皇甫遵入京受审。苏轼被捕后，御史台又命令查抄苏家，苏轼妻子痛恨苏轼因诗获罪，便将家中残存的苏轼诗文手稿付之一炬。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到京师，投入御史台大狱。八月二十日，开始了对苏轼的审讯，为了致苏轼以死地，李定等人搜集了市面上通行的苏轼诗文，从中挑出近百首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作品。起初苏轼不想拖累他人，只好承认“与人有诗赋往还”。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审讯，苏轼被迫写下了两万多字的供状，被御史整理成“堪状”（起诉书）呈交宋神宗，指控苏轼攻击新法、讽刺朝政的罪名成立。至此，苏轼在狱中等待判决的结果。

苏轼被捕后，苏辙与致仕大臣张方平等上书为苏轼求情，朝中大臣章惇、吴充也曾劝导宋神宗，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此事。经过多方营救，十二月二十九日，神宗作出最终判决，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辙、王诜也受到贬斥，其余如司马光等与苏轼关系密切之人也受到罚铜处罚。该案史称“乌台诗案”。

• 贬官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即他只是一名犯官，无权参与公事，性质近于流放。起初苏轼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过着闭门谢客的生活。不久后，迁居至黄州城外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后来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开垦耕种，这便是有名的“东坡”。东坡开垦出来后，苏轼在这里修建了房子，因是在雪中修建，苏轼将其命名为“雪堂”，他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陪几位朋友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途中遇雨，苏轼作下了著名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同年七月和十月，苏轼两游赤壁，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

贬官黄州期间，苏轼感受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但也有不少人不畏风险与苏轼结交，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与朋友在赤壁设宴庆贺自己生日时，进士李委便特意前来吹笛祝贺。同时也有不少老友频频来信问候，甚至千里迢迢来黄州探望苏轼，如杨绘、王适等。歧亭（今湖北麻城西南）陈慥、武昌（今湖北鄂州）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也与苏轼来往密切。由于远离了朝堂政治，苏轼便开始醉心于著书立说，在黄州定居不久，写成《论语说》五卷，后又开始续写其父苏洵遗作《易传》，他将其父遗稿与弟弟苏辙读《易》札记，加上自己的心得，编撰成书。著书立说的同时，苏轼也没忘了继续读书，最初他读佛经，后来又读史书和前人文集等，每晚都会读到三更时分，即使与朋友游玩，深夜归来，也会坚持读书才肯就寝。

• 乞居常州

苏轼被贬期间，宋神宗多次想重新启用苏轼，但因宰相王珪等的阻拦，未能如愿。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感念苏轼之才，下诏“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将苏轼改授为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苏轼赶赴汝州途中，先看望了被他连累而被贬至筠州的弟弟苏辙，随后有游历了庐山，在这里他留下了《初入庐山》《题西林壁》等诗篇。六月，苏轼游历石钟山，写下了著名的《石钟山记》。七月，苏轼至金陵（今江苏南京）看望了罢相在家的王安石，交流学问与政治，后又同游蒋山，互和诗词。

苏轼起初便不愿移居汝州，到了金陵之后这个想法更加坚决了，此前他任杭州通判时便在常州宜兴购买过一些田产，他一边北行，一边上书宋神宗，请求去常州居住。等苏轼到达南都时，宋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苏轼又调转船头返回常州。

• 接连升官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五月，苏轼被任命为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苏轼刚刚到登州，便被朝廷召还入朝任礼部郎中。尽管在登州的时间很短，但他在还朝途中，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两疏，提请朝廷重视登州海防和减轻百姓负担。

十二月上旬，苏轼抵达汴京。不到十天，苏轼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与礼部郎中虽然同为六品，但其重要性却远胜礼部郎中。骤然升任如此重要的位置，苏轼连忙上书辞让，但并未得到批准，苏轼只好就任。不到三个月，又一道特诏任命苏轼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比起居舍人地位更为显赫，苏轼再辞还是未得到允许。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苏轼再次被擢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时苏轼已为正三品高官。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苏轼又兼任了经筵侍读，为年少的宋哲宗讲学。

• 请求外任

宋哲宗即位，司马光上台执政，不遗余力的废除新法、打击当年主持变法的大臣。苏轼此前虽对新法持反对态度，但也不赞成司马光执政后“尽废新法”的做法，他明确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做法，引起了旧党对他的不满和攻击。同时苏轼与弟弟苏辙对新党忠人的弹劾，也引起了新党的不满。于是苏轼屡次上书请求外任地方官，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浙江西路兵马钤辖（管辖隶属于浙江西路的六个州郡）兼任杭州知州。

• 二年阅三州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三日，苏轼抵达杭州。此次苏轼来到杭州，首先面对的就是自然灾害，杭州年初遭遇了水灾，五月时又遭遇旱灾，导致全年粮食欠收，苏轼上奏朝廷，申述灾情，请求缓交上供米。经过苏轼多次奏请，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赐予三百道度牒赈灾，并宽减本年上供米三分之一。然后便是由于水患引起的疫病，苏轼派人制作药剂，又派医生分仿治病，救活了大批民众。苏轼此次杭州的另外一项政绩便是兴修水利，他疏浚了盐桥河、茅山河、钱塘六井。后他又应杭州百姓的要求治理西湖，疏浚湖底淤泥，修建了湖堤，这道长堤后来被人们称为“苏公堤”。

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苏轼再次被召入朝，重任翰林学士。他以身体不好多次上疏请辞，但未能如愿。还朝后，苏轼再次遭到朝中旧党的攻击，苏轼只好再次请求出任地方官。八月，苏轼外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在颍州苏轼同样尽力尽力兴修水利、疏浚颍州西湖、主持救灾工作。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改任知扬州。苏轼到扬州后首先便停办了“万花会”这项劳民伤财的活动。

• 被召还朝

苏轼任职扬州也只有半年，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轼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兼差南郊卤簿使（掌管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苏轼还朝途中连上几道辞免状，请求郊礼（古代帝王在郊外举行祭祀田地的仪式）外任知州。九月，苏轼到达京城，郊礼过后，苏轼进端明殿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最高的官职，但他厌倦了朝堂的党争，再三辞免均未获准，只能就任。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苏轼虽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举动，但他始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因此也被宋哲宗视为旧党，对苏轼非常冷落。于是他批准了苏轼请求出知边郡重镇的请求，命他知定州（今河北定县）。

• 出知定州

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京。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定州是北临辽国的军事重镇，但军备却很松懈。苏轼到任后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整肃军纪、加强武备增修弓箭社，同时该年河北受灾，粮食紧缺，他上书朝廷允许他将官仓中的陈米贷给民户，等到来年再以新米还入官仓。

• 五贬其官

当苏轼在定州巩固边防时，朝中却迎来一场变故。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十二日，宋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意为继承宋神宗时的施政方针，将章惇、安焘等变法派人士任命为宰执大臣。他们将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苏轼也在其列。四月下旬，依附章惇的殿中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以前在起草制诰、诏令时，有讥讽、指责先朝之意。闰四月三日，苏轼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贬为左朝奉郎（正六品上）、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随即第二道诏命又至，苏轼再被降为充左承议郎（正六品下），仍知英州。不久后，第三道诏命取消了苏轼的叙官资格。六月，苏轼到达安徽当涂时，第四次降官诏命传来，苏轼被贬为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直接变成一名犯官。八月，苏轼到达庐陵（今江西吉安），又有第五道诏命，贬苏轼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地位比司马低的属官），仍然流放惠州安置。

• 贬居惠州

十月二日，苏轼终于达到惠州。虽是贬谪而来，但苏轼毕竟文名满天下，地方官员特许他在三司行衙（北宋最高财政机构的官员所居住的宾馆）的合江楼暂住。但毕竟是被贬谪，十余日后，苏轼搬到佛寺嘉祐寺居住。生活虽然清贫，但苏轼却过的比较安闲，时常与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绍圣二年（1095年）三月，新任广州提刑程正辅前来拜访苏轼，他是苏轼的表兄兼姐夫，因为苏轼的姐姐八娘嫁给程正辅后不到一年便抑郁而亡，故两家数十年不相往来，此次拜访后两人重归于好，程正辅也将苏轼请回合江楼居住。

苏轼虽是犯官，但他也尽可能作一些利国利民之事。在程正辅的支持下，苏轼的治政设想和一些善举得到了当地官员的响应，如惠州驻军缺乏营房，军队散居骚扰百姓，苏轼建议修建营房三百间；为了减轻漕运，当时收税要钱不要米，岭南闹钱荒，苏轼又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并行；筹建东江大桥；将蒲涧山滴水岩的水引入广州城，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等。不久，程正辅召还入朝，苏轼不便在合江楼久居，于是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苏轼买下白鹤峰上的几亩地修建房屋。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新居落成，长子苏迈也带着诸孙来惠州探望苏轼。

• 贬居儋州

苏轼正为家人团聚而高兴时，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朝廷又将苏轼贬为责授琼州别家，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此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认为自己再也没有生还之望，便准备到达海南之后，首先作棺，然后作墓，死后就葬在海南，并为此立下了遗嘱，安排了后事。五月，苏轼抵达梧州（今广西苍梧），听说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的海康境内），如今已到达藤州（今广西藤县），两者相距不过二百五十里，苏轼便紧急赶往藤州。五月十一日，相认相聚在藤州，并一路同行至雷州。六月十一日，两人在海边诀别，这一别后两人再也未见。

七月二日，苏轼到达儋州，这里的生活比黄州、惠州更加艰苦。昌化军使张中与苏轼交好，为苏轼整修了他借住的官舍，并常有来往。苏轼慢慢的也适应了儋州的生活。绍圣五年（1098年）三月，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察访岭南，将苏轼从官舍赶了出去。苏轼只好在城南桄榔树下买地建房，当地的百姓尤其实跟随苏轼学习的士子对他很好，帮助他修好了房屋。作为一名贬谪的官员，苏轼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促进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他与当地文人交流广阔，并亲自编写教材教授当地学子，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名进士姜唐佐便是苏轼培养的。同时在物资条件和生活情况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苏轼设法借书，修改订正了他贬居黄州时所作的《易传》和《论语说》，还新撰了《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逝，宋徽宗即位。二月，开始大赦天下。五月，朝廷下旨迁苏轼为琼州别驾，廉州（广西合浦）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六月二十日，苏轼离开居住了三年的儋州。七月四日，苏轼到达廉州。尚未安顿，朝中又下诏迁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改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八月二十九日，苏轼只好再次踏上旅途。苏轼离开廉州，经梧州至广州，与子孙团聚，然后同赴永州。十一月中旬，苏轼再次接到诏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

苏轼接到诏命后，一直在选择终老之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到达虔州后（今江西赣州），曾考虑过常州、舒州（今安徽安庆）或真州（今江苏仪征）。但不久后，弟弟苏辙来信劝他同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东），一起安度晚年，苏轼又决定到颍昌居住。五月，苏轼到达真州后，出于远离朝堂政治的原因，他决定还是去常州。由于此次北归长途跋涉，几乎都在舟船中渡过，到虔州时，苏轼便因受湿热过重病倒，由于苏轼常年贬居岭南又颇通医术，得以痊愈。到达常州后，由于天气炎热，苏轼再次病倒。六月，苏轼因病情越来越严重，上书请老归田，朝廷允许他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苏辙根据他的遗嘱，将其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今河南郏县三苏坟）。南宋时期，宋高宗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宋孝宗时，追谥文忠，特赠太师。

全集

选本

现存苏轼书法作品，大多为其中年以后所作，其中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贴》《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李白仙诗卷》《杜甫桤木诗卷帖》《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蜀中诗》《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

《黄州寒食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画作多见于明清著录中，有《断山从筱》《平岸古木图》《兰竹苍崖》《墨竹卷》《木石图》《偃松图卷》《万竿烟雨》《古木疏篁》《竹筱怪石》《水石》《枯木竹石》《自画背面像》《竹石》《丛竹木石》《拳石老桧》《巨壑海松》《画杜少陵骠骑图》《墨竹一枝》《笠屐图》《蟹图》《竹石枯槎图》《赤壁图》《折枝墨竹图》《湖石新篁图》《凤尾竹图》《写生墨竹图》《寒林图》《松图》等，但这些作品多为伪作，仅能作为考察其创作特点的部分参考。

现存苏轼画作有水墨竹石图不下十件，其中佳品有两件《枯木竹石图》，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高23.4cm，长50.9cm，另外一件藏处不祥。

苏轼 文同 枯木竹石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对于苏轼一生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学者王水照在其《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提到：“苏轼一生的政治态度，使自己在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确定了一个中间派的地位。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性。他有时作了守旧派的附庸和尾巴，有时又成为“旧党”中变法派的代言人。”他在文中将苏轼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宋仁宗时期，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他在《进策》和《思治论》中，根据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弊政，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主张。宋神宗时期，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一时期苏轼的政治主张是反对变法，他在《上神宗皇帝书》《再论时政书》中，大力批评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主政期间，苏轼则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做法，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与司马光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宋哲宗亲政后，这一时期苏轼长期贬官在外，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但学者曾枣庄则认为，尽管苏轼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倾向有所变化，但他的政治主张则从未变化。苏轼一生都主张变革，具体内容便是“丰财、强兵、择吏”，苏轼在其后从政生涯中，都为之在努力；其二则是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变革，反对骤变；其三，苏轼一直都坚持反对变法，从来都不曾改变自己的主张。

苏轼是宋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现存诗二千七百多首，题材广泛，且各体兼备，又因题意不同，呈现出不用风格。苏轼认为诗词的创作应该是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能只靠技巧来表现。同时由于他学高才博，对诗歌创作的技巧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并能以创新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诚然苏轼的诗歌风格主要以雄发为主，但他也强调阳刚与阴柔的相互融合，如《游金山寺》就做到了刚柔并济。

从苏轼对宋代诗歌史的贡献来看，其诗歌成就主要在于抒述其个人生涯观感和写景咏物寄情的抒情诗上，即使是叙事诗，也包含了大量的议论和抒情的成分，他将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与江山风景的描绘与议论相结合，使风景诗也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

在诗歌语言上，苏轼中常使用一些丰富、贴切的比喻，表现了他丰富的创造力，同时苏轼也很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他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他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而且苏轼对社会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和当时社会状况，他对封建社会中一些由来已久的陋政、弊习也进行了抨击，体现出更深层的批判意识。

同时苏轼在诗中善于用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总结人生的哲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等。这种深刻的人生思考让苏轼对个人的荣辱沉浮表达出冷静、旷达的态度，他对于人生的感受也趋于更理想的思考。

苏轼所具有的艺术兼容性，使得他在理论上与创作中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的缺点，在创新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苏轼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词突破了作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他是两宋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都是沿着苏轼所开拓的道路行进的。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苏轼则常常将诗、词相提并论，他认为诗词同源，词为“诗之苗裔”，诗、词的外在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形式是一致的，从理论上将词提高至与诗同等的地位。

词最初只是小曲用于浅斟低唱，多写男女爱情、都市的繁华、风景的秀美和民间的习俗。但苏轼的词内容宽泛，吊古伤时，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山水田园或自伤身世，无一不包，一改艳词柔靡之音。同时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在音律规范方面有时会不协调，因此苏词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在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的风格。他的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变革，开创了与婉约派相对的豪放派，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深受其影响，两人并称为“苏辛”。但苏轼大部分词作仍属于传统的婉约派，但他的婉约词毫无柳永词中的脂粉味，发扬了欧阳修等人的清丽雅致，毫无浮糜之气。

同时苏轼也推动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词题和词序，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其二是在词中使用典故，这两者也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完成者，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人齐名。他现存散文四千余篇，包括有议论文、记游文、传记碑文、书札、题跋等，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既有长篇大论，也有短章小文。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这类文章主要包括奏议、进策、史论、制科文字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苏轼的政论与史论。他的议论文带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尤其是早年的文章，有时故作不合时宜的惊人之语，但说理透彻，气势逼人。而后文风逐渐沉稳，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记游文是苏轼散文中数量最多，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它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前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另外苏轼的记游文中有一些随笔类的小品文，形式灵活，随意挥洒，对后世小品文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优美，韵味隽永。

苏轼的题记理论性很强，它结合文艺创作的特性，深入浅出的讲述了创作的理论，如《书吴道子画后》就形象得论述了法度与创新的关系。他的一些书信中也是谈论诗文创作的，如《答谢民师推官书》提出了重要的文学见解。苏轼的传记碑文相较而言数量不多，但也有佳作，如《方山子传》选取了陈慥生平中三个典型事例，突出了陈慥慷慨、不慕名利的隐君子形象。苏轼在一些杂著中，往往能用一些浅显的比喻来阐明抽象的道理，行文短小精致。

苏轼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当时以及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大家”，他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书法，突破了唐代以来的以森严法度为要义的书风，更追求以文章才华为根基的个人心性的自然流露，将书法赋予了情感的意蕴，使书法的功能得到升华。

苏轼书法诸体皆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体现宋人“尚意”书风特色的，便是他的行书。“乌台诗案”后，苏轼贬居黄州期间，是其书法艺术的升华、质变时期，《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卷》《人来得书帖》《一夜帖》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尤其是《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关于书法创作理论方面，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提出“无意为佳”的创作理论，即在书法创作时，不要怀着必须将字写好的想法，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同时他极力推崇艺术创作创新性，但又不忽视继承，即所谓“学即不是，不学亦不是”。

他的“书为心画”理论将书品定性为人品的外化和表征，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强调不能完全以书取人，即书法能表现人的某些特征，但绝对不能根据书法简单化的判定人的好坏。

他在《书论》中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必备条件，书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可，并论述了不同书法的美学差异问题。在《和子由论书》他提出了书法的审美理论，他认为书法当以“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为理想之美，同时又允许书家和书作存在美中不足，拓展了传统美学思想的外延。他的这些思想，启发了北宋后期以及南宋、金朝的书法创作，并对以后尤其是明代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轼在绘画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他擅长画墨竹，自承出自“湖州竹派”，他的墨竹不同于北宋画家文同写实的画法，作画时不拘泥于客观的外形，而是强调主观的竹之神韵。苏轼还喜爱画枯木、奇石之类，同样出于寓兴寄请，且往往借助于酒兴创作。除此之外，前人题跋诗文中，还提到苏轼能画草种、佛像。

苏轼还是一名绘画理论家，他提出了许多绘画的理论，如“形”与“神”，“似”与“真”，“形”与“理”的关系，还提到一些“意趣”“自然”“意造”“适意”等说词。综合这些理论，可看出苏轼的绘画主张，是强调内在精神重于外在形式的绘画观。这种观念在当时引起了文人阶层的响应，开启了写意绘画的先声。还有如“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等说法，延伸成为“诗画”或“诗书画”结合的“士人画”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苏轼在医药方面也颇有成就，他著有《苏学士方》，后人将其与宋代科学家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看，称为《苏沈良方》。他任职州官期间非常重视民生而留心医药，北宋的安济坊便是根据他在杭州知州任上创设的病坊发展而来的。在他的游宦生涯中，他每到一地，都收集验方药剂，载于其笔记杂著中。他与医药学家们也交游甚厚，在其《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宋代中医药文化的史料。

同时苏轼对养生也非常重视，在他的诗歌和辞赋中，有不少就是论述自己的养生保健经验的，另外他还有养生专著《养生论》《续养生论》《文养生》等，他认为养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注意饮食，心态豁达，亲近大自然。

他依靠自己深厚的医药学和养生学素养，留下了许多言简意赅的论医箴言，如《仇池笔记·论医》中，他指责士大夫隐其病兆症状而求痊愈的“困医”恶习，他认为作为患者应尽告知所患疾病的症状，才能让医者对症下药；《东坡志林·延年术》中，他指出丹道即使能延年益寿，也不能长生不老的事实，表达了他对炼丹术的科学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生死观。

苏轼对中国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发展均有诸多贡献。

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让苏轼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各地的饮食习惯，亲身感受了各地饮食的差异，他用文学作品记录了他所品尝到的美食，据不完全统计，他直接描述饮食烹饪的诗文有近百篇，如《鳊鱼》《古意》等，间接描述的则更多。他还直接直接参与烹饪实践，创制出许多美肴佳馔，如“东坡肉”“东坡鱼”等，丰富了中国食文化的内涵。而且他还有丰富饮食理论，他提倡节制饮食，主张吃易消化的食物，崇尚自然食品，把食素吃蔬视为复归自然的重要手段，对各种素食大加赞美，这些理论也与他的养生学理论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文人多与酒有不解之缘，苏轼也不例外，他好酒却不多饮。苏轼有相当一部分艺术作品是酒酣之时创作的，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大量关于酒的内容。据学者刘朴兵统计，《东坡全集》中共出现“酒”924次，几乎卷卷有“酒”，《东坡词》 中有80个“酒”字。这些关于“酒”的作品中不乏佳作，如《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等，它们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容。同时苏轼亲自参与酿酒，他一 生中自酿过蜜酒、桂酒、真一酒、天门冬酒、万家春酒、罗浮春酒等多种酒品，他根据前人配方加以创新、改良，再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总结，著成《东坡酒经》一文，该文虽只有377字，但对后世酿酒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酒一样，茶也是苏轼创作的重要主题，据学者刘朴兵统计，《东坡全集》中共出现“茶”字165次，《东坡词》中出现“茶”字5次。其中，专门咏茶的诗赋文章有70余篇，这些作品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容。苏轼在这些作品中对茶性、茶功、茶味以及烹茶所有的水、火、器等都提出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中国茶艺、茶道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苏轼的一生中，从任职凤翔开始，到贬居儋州期间，无论是任职地方官，还是被贬谪，苏轼都在关注水利建设，通过多次主持参与兴修水利、抗洪救灾，为民众谋福利。下表为苏轼兴修水利具体事迹。

苏轼作为宋代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在诗、词、文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也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不仅影响了宋代诗歌，也启迪了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他所创造的豪放派词体被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也持续波及到清代陈维崧等人；他的散文，尤其是小品文，是明代公安派散文的艺术开端，清代袁枚、郑板桥的散文也能见到苏轼文的影子。苏轼的诗文还为汉语贡献了很多成语（详见下表）。另外苏轼在书、画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在医药、饮食、水利等方面也有所贡献。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文人景仰的典范，另外他的审美态度，为艺术作品从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面开创了新的范畴。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不仅自己享有崇高的声望，他还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文学人才。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四人，他们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宋代文化名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苏轼的影响。由于苏轼在多种文学样式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他培养和影响的文人也各有所长，艺术风貌也各有特色。

苏轼在后代民众中，不仅仅是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也留下了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他在各地的游踪，以及生活中的各种发明创造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苏轼作品当时不仅仅在宋朝国内闻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也广为传诵。北宋末年，朝廷曾一度禁止苏轼作品，但民间对其作品仍追捧不已，到南宋解禁后，他的各种作品集更是被广为传播，以后历代更是翻刻不绝。

近现代时期，苏轼及其作品也引起了各国汉学界的注意。英国汉学家翟理思在1898年出版的《古文诗选》中就收录了苏轼诗词两首。而后李高洁在1931年出版的《苏东坡词选》对苏轼十六篇名作以及前后《赤壁赋》进行了翻译，开苏轼作品英译之先河。国外译者中，翻译苏轼作品最多的是伯顿·华岑，他以自由体的形式翻译了苏轼各个时期的诗、词、赋共八十多首，编著了《东坡居居士轼书》。其他学者如唐安石、朱莉叶·兰道、路易·艾黎、王红公、大卫·辛顿等都翻译过苏轼的作品。

1973-1980年间，法国出版的系列刊物《宋代研究》，有一篇署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文章：《1082年苏轼在黄州渡过的一个节日》，介绍了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以及他在寒食节期间的两首诗；另外还有一篇《苏轼的画跋》论述了苏轼的题跋。1973年，由戈鲁别夫翻译的《苏东坡》诗词集在苏联问世，共收录诗七十一首，词十三首。在日本有大量的学者研究苏轼，其中如专著有汉学家小川环树的《苏轼》上下两册、《苏东坡集》和《苏东坡诗选》等。另外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则将苏轼放在整个宋代诗歌背景中研究，其代表著作为《宋诗概要》和《元明诗概要》。

据苏轼之父苏洵所作《族引谱》《族引后谱》，苏氏为传说中的古帝颛顼之后，因辅佐少昊有功，封国于高阳，又称高阳氏。汉顺帝时的苏章，曾为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其子孙落户于赵州（今河北赵县），因此苏轼又自称“赵郡苏氏”。至唐朝武则天时，苏味道曾被贬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其一子定居眉州，眉州方有苏氏。但据苏洵自己所说，其所作族谱的可靠性，上只能追溯于其高祖，高祖以上便不可详考。

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曾言：“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

苏辙对苏轼的评价：“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宋孝宗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

金代元好问《遣山文集》：“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明代文学家宋濂说古文“自秦以下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

清代刘熙载《艺概》：“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刚时与太白为近。”

清代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国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里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着，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当代学者钱钟山在《宋诗选注》中曾评价道：“苏轼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学者钱穆：“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朱德元帅曾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曾枣庄评价苏轼道：“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等文学领域，而且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巨大成就。他在书法、绘画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总的来说，苏轼艺术成就很高。他的散文标志着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诗称“苏诗”，可以代表宋诗最高水平；词称“苏词”，开创豪放词风；他创造新一代文赋，开明清小品文先河；他创立“尚意”书风，史称“苏字”，雄踞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其绘画理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

苏轼与美食的渊源，首推“东坡肉”，它起源于徐州，成名于黄州，扬名于杭州。苏轼任徐州知州时率领百姓抗洪后，百姓送来酒肉感谢苏轼，苏轼便将肉加工熟后回赠给百姓。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生活贫苦，侍妾王朝云便时常买来便宜的五花肉给苏轼补充营养。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号召杭州军民疏浚西湖，百姓们踊跃参与，送来酒肉，苏轼便命人将五花肉切成大块，加入各种调料，慢火细焖煨制成红烧肉，分送给大家吃，赢得众人一致的赞扬。此后“东坡肉”就名扬杭州，成为杭州名菜。苏轼在徐州除了发明回锅肉之外，还有金蝉戏珠、五关鸡、醉青虾三道菜，后人将这四道菜称为“东坡四珍”。

苏轼很爱吃鱼，只要是鱼类，他都来者不拒。他在《鱼蛮子》一诗中记述了他做鲤鱼的方法，还要《煮鱼法》一文记其做鱼心得，现代各种“东坡鱼”的方法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苏轼的美食还有东坡肘子，相传其妻王弗某天在炒肘子时，一时疏忽导致肘子焦黄粘锅，她便加入各种佐料掩盖焦味，结果味道却出奇的好。于是苏轼便自己反复尝试，并向亲友大力推广，从此，“东坡肘子”之名便流传开来。

有次苏轼宴请宾客，书法家米芾是苏轼的好友应邀而来，酒至酣时，米芾忽然站起来对大家说，世人都说我癫狂，我愿意让子瞻（苏轼）来证实，意思是让苏轼证明他并不疯癫。结果苏轼却说他的看法与大家一样，反而愈发证明了米芾的癫狂。苏轼喜欢开朋友“惧内”的玩笑，他有一位朋友陈慥（龙丘居士），其妻嫉妒凶悍。苏轼便作诗嘲笑他，“龙丘居士亦可怜，说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东坡志林》中记载的苏轼幽默故事和苏轼诗文中的幽默之作，都表现了苏轼诙谐的性格。他会为深山中有人知道他大名而故作惊讶，也会在集市常听闻卖果人叫卖的果名是朋友外号而大笑。

苏轼初任杭州知州时，税官抓到一个冒用他名号避税的书生。此人名为吴味道，通过解试后，准备到京城参加省试，临行前，乡亲们都来恭贺并送来了份子钱，算是给他进京赶考的盘缠。他用这些钱买了200匹建阳纱，打算到京城卖掉，可以挣些钱。但由于沿途都要抽税，他便在这些纱上写明是送给苏轼和苏辙的礼物。谁知苏轼已到杭州来任职，一下便穿帮了。但苏轼没有治吴味道的罪，反而亲笔题写了送货单，落款时还特别注明了自己杭州知州的新职务，并详细注明了苏辙的家庭地址——“东京竹竿巷”。后来吴味道考中进士，临去外地做官前，特意来到杭州，答谢苏轼的知遇之恩与宽宏大量。

苏轼与佛印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南宋时便有《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到了后世这些故事也越来越多，其中有如下几例：

一天苏轼和佛印游船，苏轼笑指河岸上一只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则将苏轼手中题有他诗词的扇子扔入河中，答道：“水流东坡诗（尸）”。

某日苏轼问佛印他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哈哈大笑，却揶揄佛印像坨牛粪。回家后，苏轼和苏小妹说道此事，苏小妹却对他哥哥说，因为佛印心中有佛，便说苏轼像佛，你说佛印像牛粪，那你心中所想为何物呢。

某日，苏轼给佛印送去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指讥、苦、乐、毁等八种可影响人情绪的事物）。佛印收到诗后，回给苏轼“放屁”两字。苏轼看到回信后甚为恼怒，便乘船过江去找佛印，斥责佛印怎可如此粗鲁的对待他。佛印却说，你诗中说“八风吹不动”，为何现在“一屁打过江”呢。苏轼听后便觉自己修为不足，诗中说不为外物所动，事实上他仍有尘俗之念，受不得讥讽，顿时惭愧不已。

诸如此类的故事有真有假，但佛印与苏轼的确是朋友。苏轼还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僧人朋友，法号参寥子，曾作《次韵答参寥》一诗，还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也是写给参寥子的。

程颐是与苏轼同时代的理学大家，但因政见不合，结下了嫌怨。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当日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有言“是日哭则不歌”，意为参加为典礼后不能立刻去吊丧，众人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还嘲笑程颐，这是汉代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后来某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前往到相国寺祷佛，用餐时程颐要求食素，苏轼便说，程颐你不是不喜欢佛教吗，怎么要求吃素食呢。程颐则说，忌日是丧事的延续，礼法规定守丧不可食酒肉。苏轼却唱反调偏要吃肉，于是秦观、黄庭坚等苏轼的好友也一道随苏轼吃肉，支持程颐的范祖禹等人随他吃素。

相传，一日苏轼拍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婢：“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答“文章”，有答“见识”，但苏轼均摇头否认。王朝云笑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朝云也。”

苏轼墓位于河南省郏县西北小峨眉山麓。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后，次年移葬于此，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逝世后，其子孙将其葬于苏轼墓侧，元至正十年（1350年），县尹杨允在此筑苏洵衣冠冢，故又称“三苏坟”。墓园经过屡次修葺，至今保存完好，占地约30余亩，四周筑有围墙，正门前设神道，两侧立有华表、石兽、石翁仲等。入门是一座刻有“青山玉瘗”的牌坊,两边刻着苏轼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享殿为硬山式建筑，廊庑及殿内存碑碣十数通。享堂后为祭坛，苏洵墓居中，苏轼、苏辙墓位于两侧。墓碑前设有石雕供案、香炉、宝瓶、烛台等，供案雕有朱雀、飞马、麒麟等图案。

三苏坟

平顶山

三苏墓园约200米处的广庆寺内建有三苏祠堂，该祠堂建于元至正年间，殿内设有“三苏”彩色雕塑。殿内外存有金、元、明、清石碑，有49通刻历代文人的祭文、诗词。2006年，三苏墓与祠入选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眉山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原为三苏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摹拟重建。经历代增修扩建，现占地86亩。祠内供奉陈列有三苏及子孙、女眷塑像，还供奉有眉山始祖苏味道画像和列代先祖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三苏祠沿革展、碑廊苏轼手迹刻石80多通，宋、明、清、民国碑约30通。除此而外，馆内还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2007年，又新增东园碑廊、三苏纪念馆（生平陈列馆）、旅游接待中心等，面积新增20余亩，总面积共计约104亩。生平陈列展厅面积由原300多平方米，增至约3000多平方米。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眉山三苏祠

2012年《苏东坡》剧照，饰演者：陆毅

展开[a]

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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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宫廷事物的殿中省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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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改制以后，门下省的起居郎、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同领修起居注的职责，记录皇帝言行，合称为左右史。皇帝御正殿时，起居郎与起居舍人侍立两侧；皇帝外出时，则为左右随从。凡礼乐法度的因革损益，文武百官的任免赏罚，群臣进对，临幸引见，朝廷所有大小事务，起居舍人皆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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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縠行为一条街，是眉山古丝绸集散中心。

[e]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f]

主簿是协助知县典领文书，办理具体实物的九品官。

[g]

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唐代时在宝鸡出土，流转至今，现存故宫博物院。

[h]

“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代官服押送纲运、保管财物，还要包陪损失。

[i]

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

[j]

起草皇帝诏书

[k]

记录皇帝言行

[l]

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

[m]

负责颁发官吏授官凭证的机构

[n]

掌管刑狱的官员

[o]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p]

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则是皇帝的老师

[q]

僧尼出家，由官府发放凭证，可免赋税徭役。

[r]

扬州的芍药很有名，仿洛阳开牡丹万花会，用花十万多支。

[s]

按照宋朝官制，官员每隔一段年限，如无重大过失，便可调级升官，即叙官。

[t]

祠禄官，宋朝大臣罢职后给予的称号，以道教宫观为名，没有具体职事，仅借名食俸，以示优待。

[u]

“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五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v]

具体做法：在滴水岩下置一大石槽储水，用五根大竹相接，用麻缠好，再涂去漆，随着地 势的起伏，直接引入城内。在广州城中，则设一接水大石槽，将水储蓄起来。然后用五根竹管将水分散引入城中各个方位，并设小石槽盛之，以便百姓汲取 。

[w]

“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

展开[1]苏轼.故宫博物院. [2023-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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