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

清东陵（Ea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是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千米处昌瑞山下的清朝陵墓，西距北京市区125千米，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遗址共计662座，占地面积约为80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三大陵寝之一，是中国现存清代陵寝建筑中“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备、布局最规整”的古代皇家陵墓建筑群，同时也是河北省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将河北省遵化境内的九凤朝阳山确定为其“万年吉地”，后又于雍正七年（1729年）以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为由而废之，并重新在河北省易县泰宁山下另辟兆域，营建泰陵，从此有了“清东陵”和“清西陵”之分。

中国古代的陵寝制度至今已有超过3000年的发展历史，明朝时期建造的十三陵、清朝时期建造的东陵和西陵等陵寝正是这一制度长期发展变化的产物。陵寝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原地区的坟丘式墓葬，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直到战国时期才得到广泛推行。战国中期，当时的人们习惯将君王高大的坟墓比作山陵，因此这一时期君王的墓葬开始被称为“陵”。东汉时期，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得以确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和政权更迭，社会秩序混乱，因此，这一时期为中国陵寝制度的衰退期，改变了东汉以来豪族讲究兴建坟墓、祠堂和厚葬的风气，君王坟墓逐渐趋向于小型墓葬。唐代建立之后，国家财政收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日益增多，此时的陵寝制度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到了宋代，朝廷依旧沿袭了唐代的陵寝制度。元代则继承和沿用了蒙古族“浅埋不起坟”的制度。明代恢复了陵寝制度，并进行了一些改革。清代则基本上沿袭了经过明代改革后的的陵寝制度。

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开始初见端倪，但到了明末时期，国家势力日渐式微，政治腐败加剧，同时又因为战乱不断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微薄，国库变得空虚。清入关之后，清朝早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实施“圈地”“屠城”等，这些政策进一步打压了原本就已经亏空的经济，一直到清顺治皇帝亲政之后，才开始逐渐意识到经济恢复的紧迫性，于是下令废除了之前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力的薄弱，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更加关注国家的根本问题，此时清朝朝廷仍然将重心放在军事征战方面，而无暇顾及陵寝修建的制度考量以及建筑装饰风尚，因此，清朝朝廷在陵寝修建方面仍然完全接纳了明代的陵寝制度以及装饰风格，同时还沿袭了明代的典章制度和陵园建造。

清东陵作为清代皇家祭祖行孝之地，具有“建筑雄伟、规制恢弘、神道完整”的特点，再加上“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皇陵建制，已然成为皇陵文化的典范。与此同时，陵寝之中葬有包括帝王和太后等许多拥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还有包括裕陵地宫、慈禧陵大殿等在内的清东陵建筑，共同造就了清东陵的文化价值。在陵墓修建过程中，还形成了裕大村、裕小村等守陵人村落，这些村落蕴藏了较为丰富的清宫贵族文化及满族民俗文化，已有百年的历史，象征着“忠孝传统的典范”和“文化传承的标杆”。

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佛、道、儒三教共存共荣，宗教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其中，作为世界单位内广为流传的一种宗教，佛教也是清朝统治者最早接触到的宗教。在满族入关前与蒙古族的交往中，藏传佛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得满族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逐步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在皇太极时期，为了与蒙古部落保持友好关系，盛京先后建立了藏传佛教寺庙，这表明藏传佛教文化已经深入满族人的内心。因此，在清东陵中，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石五供和裕陵地宫。在清东陵早期的石五供纹样中，多采用了中原本土的主流纹样杂宝纹，以及一些民间图案如银锭、犀牛角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藏传佛教纹样，例如佛八宝。然而，由于对藏传佛教的认知较少，石五供须弥座下坊中的佛八宝图案并不完整。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统治下，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他们总结了满汉两族文化的优缺点，提出了“合满汉如臂使指”的观念，并确定了对汉族文化既吸收又拒绝的态度。康熙中叶以后，为了弱化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国家的稳定，采取了“崇儒重道”的国策，并提出了“满汉一体”，这导致满族本身的宗教信仰逐渐汉化。这一现象在满清贵族装饰品味的各个方面中得到体现，例如道家纹样在清东陵昭西陵下坊中的应用。随着裕陵、定陵等石五供的修建，下坊中的道家纹样不断丰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满清贵族对道家文化的逐步吸收。

在明清时期，士人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在清代更加明显。随着清朝的建立，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资本主义在前代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兴起，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文人们开始追求实用的技术研究，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闲情雅趣。这使得雕刻技艺得到提升，商品价值也得以提高，带来商业繁荣。在这一时期，晋商、徽商、闽商、潮商等商帮相继出现，商业越来越兴盛，人口增加，更多的人聚集在城镇从事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的繁荣，也扩大了市井文化的影响范围。此时，在清代宫廷中，崇尚士人文化的风气十分流行，一是满族本身认同中原的部分优秀文化，二是为巩固满族统治而吸收中原本土文化。士人文化逐渐渗透到清代宫廷艺术和统治者的审美观念中，也引起了市民阶层的共鸣而不断流传到市井，慕古风尚盛行。因此，曾在士人文化中流行的纹样成为大众喜爱的纹样，逐渐变得生活化和世俗化，体现了大众精神和审美的提升。而在清东陵的建设中，士人文化也得到了应用，例如定陵、惠陵、慈安陵、慈禧陵的石五供下坊先后出现的四艺纹、博古纹等文人代表纹样。

清代统治者一直秉持着“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治国理念，特别重视皇陵祭祀，将其置于国家“五礼”中的吉礼范畴，并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等对待，称之为“大祀”，并将其制度化，通过法律加以确认，赋予了极高的尊严与内涵。清东陵自始建顺治帝孝陵之后，各种祭祀活动开始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渐完善定型。清东陵的祭祀活动是清代封建礼制、经济形态和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入关后清朝在位的皇帝几乎都会前往清东陵进行祭祀，朝廷也在清东陵举行了众多规模庞大的祭祀活动。例如，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帝后生辰都会在清东陵内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凡遇国家大事，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凯旋等都会在清东陵举行临时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主要包括大享礼、谒陵礼、敷土礼等内容。此外，在清东陵陵区还专门设有承办事务衙门、工部、礼部、兵部、内务府等职务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种祭祀事宜。

清朝时期，除了末帝溥仪未建陵寝外，其余的11位皇帝和4位获追尊先祖分葬于今辽宁新宾、沈阳、河北遵化、易县，其中以清东陵的“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备、布局最为规整”。1652年，14岁的少年天子顺治巡猎到遵化境内的昌瑞山上登高远眺，被眼前景象所吸引，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言毕即投环定穴。从此，清王朝在遵化境内开启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后妃陵寝营建活动，即“清东陵”。

清东陵的营建时间贯穿清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工程的筹建开始算起，到慈禧菩陀峪定东陵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完工为止，历时长达247年之久，主要有“世祖”顺治帝的孝陵、“圣祖”康熙帝的景陵、“高宗”乾隆帝的裕陵、“文宗”咸丰帝的定陵、“穆宗”同治帝的惠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景陵妃园寝、景陵双妃园寝、裕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等陵寝。

顺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开始筹建并正式动工；康熙三年（1664年），孝陵竣工。康熙七年（1668年），神功圣德碑亭开始营建。康熙十三年（1674年），景陵开始筹建；康熙十五年（1676年），景陵破土兴工；康熙二十年（1681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时间待考），与此同时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在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建造“暂安奉殿”；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年底建成。在“暂安奉殿”建成不久，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即孝东陵，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建成（具体的始建时间和竣工期不详，准确年代待考）。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在景陵东旁为悫（què）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单独修建了园寝（其兴工、竣工日期待考），即俗称“双妃陵”的景陵皇贵妃园寝。乾隆八年（1743年），裕陵破土兴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竣工。乾隆十二年（1747年），裕陵纪园寝破土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纪园寝竣工；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755年~1762年），又进行了扩建。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在东陵境内的宝华峪营建陵寝，并于道光七年（1827年）建成，其纪园寝和公主园寝也随之完工。

咸丰九年（1859年），定陵破土兴工；同治五年（1866年），定陵才最后完工，随后纪园寝也相继告竣。同治十二年（1873年），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和普祥峪定东陵（慈安陵）同时破土兴工，并于光绪五年（1879年）同时竣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下令将自己的菩陀峪定东陵进行重修，是年动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完工。光绪元年（1875年），惠陵开始动工；光绪四年（1878年），惠陵正式建成。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年~1878年）期间，惠陵西侧的纪园寝也顺利建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于惠陵隆恩殿大木构件多有伤折、糟朽现象，不得已只能拆掉重建，重建工程于当年开工，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结束。

清王朝灭亡后，清东陵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动荡时期，包括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和抗日战争等。在这期间，清东陵还多次遭受盗劫和抢掠，盗挖程度比清西陵更严重。1928年7月，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遭到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的盗掘，孙殿英带领他的部队对清东陵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持续掠夺和破坏。耆龄的《东陵日记》、陈诒重的《东陵道》、宝熙的《宝熙日记》等反映清代陵寝堪舆、修建情况的私家笔记对1928年清东陵被盗后的地宫状况、地宫清理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1945年9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情报队队长张尽忠伙同王绍义等人盗挖了清东陵，致使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几乎全部被盗，这也是清东陵开放较多的最大原因。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清东陵文物保管所的成立，中国政府才开始对清东陵进行专项管理和保护。

1977年年底，清理裕陵地宫及修建参观通道等工程完成，次年1月29日，乾隆裕陵地宫对外开放。1979年2月17日，慈禧陵地宫开始清理；同年4月8日，慈禧陵地宫对外开放；同年5月1日，慈安陵对外开放。1981年12月30日，相关工作人员开始清理裕陵妃园寝纯惠皇贵妃地宫。1982年10月，裕陵妃园寝内容妃地宫、诚嫔地宫的踏垛（台阶）因下雨而塌陷，经上级批准开始清理。1983年5月1日，经过清理后的裕陵妃园寝正式开放，其中的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也正式对外开放。1983年12月6日，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打开了慈禧棺椁。1984年1月4日，5名来自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对清东陵内的慈禧棺椁进行了清理，并对慈禧尸身采取了防腐的措施。1985年5月1日，裕陵神厨库正式对外开放。1986年11月15日，景陵皇贵妃园寝首次开放。1987年11月19日，景陵皇贵妃园寝正式对外开放。

清东陵坐落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千米处，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经117°38’，北纬41°11’，地处京津冀发展地带，在北京、天津、承德、唐山、秦皇岛五大城市的腹地；向东距秦皇岛约190千米，向南距天津市约150千米，向西距北京市区约125千米，向北距河北省承德市约100千米；占地面积约为80平方千米。

清东陵所在的遵化市地处暖温带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季风盛行，雨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昼暖夜寒，冬季寒冷少雪。该地年平均气温约为10.4℃，其中，1月通常为最冷的月份，最低气温约为7.1℃；7月通常为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约为25.4℃；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1961年6月10日，约为40.3℃；平均气温年较差约为32.4℃，其中，极端差值出现在1968年12月15日，约为64.3℃。该地年平均降水量约为774.5毫米，且降雨季节不均，其中，夏季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7%；同时，该地降雨量的年际变化也很大，历史上降雨量最多的年份为1959年，该年降雨量约为1224毫米，而降雨量最少的年份为1981年，该年降雨量约为422毫米，相差约802毫米。此外，该地区年均蒸发量约为1643.4毫米，是年均降水量2倍以上。

清东陵位于华北地台北缘的燕山台陷带马兰峪隆起区西段，其南翼为马兰峪斜地层，属于太古界迁西群的变质杂岩，同时还属于太古界迁西群；西侧与茅山镇至下营子镇一线展布南北黄崖关断裂相邻，北有因第四纪活动而断裂的东西向密云喜峰口在兴隆县穿越；受到两个方向构造活动的影响，该地区区域内以北东—北北向线性构造为主，包括层理—片麻理—断层，而南北向片麻理与断层构造次之，属于华北平原构造系统。因此，清东陵墓葬群的地层组成为“以太古界迁西群变质杂岩构成结晶基底，以第四系松散岩类为盖层”。其中，太古界迁西群主要包括暗麻粒岩、辉石黑云斜片麻岩、角闪麻岩和辉石磁铁英岩等中深变质杂岩，这些岩石以互层的形式存在，这些岩层在区域混合岩化和岩浆侵入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常形成麻状混合岩或片麻状花岗石，岩层产状呈北东方向，向西侧倾斜，倾斜度一般在50°~80°之间。在清东陵的裕陵附近，基岩的埋深由于山形变化而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而清东陵墓葬群主要分布在东陵昌瑞山脚下的冲积相地层和宽阔的东陵前盆中，并以第四系松散层中的全新系统残层土坡和冲积相砂质粘土中夹带砂质碎石、冲洪相砂砾的地层墓葬为主。此外，清东陵地区位于第四纪火山活动时期断裂的中国密云山脉喜峰口南侧，处于中国华北平原地震带与北京燕山平原地震带之间交汇的中国华北平原和北京燕山之间地震带，因此具有强震发生的地质背景，受到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影响较大，是一个高发性的大型地震喷发活动区，经历过强烈的地震活动。

清东陵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整个陵区沿着燕山余脉昌瑞山而建，位于昌瑞山下，海拔约为123.32米；地处半山区，境内地貌呈现出“三山两川”的特点，平原、丘陵和山地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向北为山顶和后侧高山，向南则转变为盆地。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包括“前圈”和“后龙”两个部分，其中，昌瑞山以南为前圈，是陵寝的所在地；昌瑞山以北山峦起伏，为“风水来龙”之地，称“后龙”。从陵后的长城开始，向北经雾灵山，延伸到承德附近，西端与密云相接壤，东至遵化城。陵区东靠鹰飞倒仰山，南靠金星山，西靠黄花山，北靠昌瑞山，中间有影壁山，位于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间，更南有天台和烟墩两座山峰相对，形成一个名为“兴隆口”（也称“龙门口”）的险峻陵口，布局宽广，群山环抱，东西两侧还有马兰河和西大河两条大河夹流，贯穿于陵区之中。

清东陵所在地区主要有沙河、黎河、淋河、魏进河等大小37条河流，昌瑞山左侧的河流源自分水岭，从鲇鱼关进入，向南流入汤河，与吉祥、胜水二峪水汇合，出水门口，最终注入平安河；昌瑞山右侧的河流同样源自分水岭，从宽佃峪进入，通过右水关，达到兴隆口，最终由西注入临河；雾灵山左侧的河流从鸽子堂东部经过毡帽山，穿过石沟进入潘家口，然后汇入三屯营滦河，最终注入大海；雾灵山右侧的河流由石底河西趋杨树沟，进入墙子路，流向潮河，最终汇入通州大河并入海。

清东陵陵区西南侧有西大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经过陵区后在石牌坊附近流入龙门口水库，而其东侧又有马兰河，也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过陵区后经小汤河村、文山村，最终流入沙河。清东陵围墙内外还有若干条其他的河流，这些河流分别处于胜水峪、苇子峪、桃花峪、斑鸠峪、吉祥峪、作口峪、王家峪、独松峪、桂家峪等地，其中较多源自峪中，并入临河。

清东陵墓葬群内的地下水以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分布在区内的人工填土层和强风化带内的风化裂隙中，含水层主要为人工填土中极不连续的砂砾石层、粉质粘土夹碎石层及砂碎石透镜体；大气降水是该地质区内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并主要通过蒸发和地下径流等方式排泄；地下水循环交替强烈，以溶滤作用为主，多形成低矿化的淡水，其矿化度一般为0.5~1.0克/升；水化学类型则以碳酸钙镁型水为主，其PH值通常在7.0~7.6之间。

清东陵所在地区土质优良，以常青乔木松柏为主的人工森林植被茂密，覆盖率高达71%，同时，景区内植物物产资源丰富，生长着人参、地黄等野生药材，还有小麦、芝麻等多种农作物以及苹果、樱桃等各类瓜果蔬菜。

清东陵陵区南北长125千米、宽20千米，在清代时占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千米，分“前圈”和“后龙”两部分，以昌瑞山为界，山以南是“前圈”，为陵寝所在地；山以北是“后龙”，属于陵寝风水禁区，到雍正、乾隆时期，“后龙”已经扩展到雾灵山。如今，清东陵景区的管理面积约为80平方千米，四面环山，清代还在此陆续建成了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从陵区最南端的石牌坊向北到孝陵宝顶，由一条约12米宽、6千米长的“清代最长神道”——孝陵神道连成，沿途的大红门、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龙凤门、七孔桥、小碑楼（神道碑楼）、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等建筑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清东陵的诸陵园格局严谨，集中有序，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轴线，其余各帝陵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地按辈分分列在孝陵两侧，并依山势呈扇形于昌瑞山南麓东西排列开来，彼此呼应，辈份低的陵寝距孝陵较远。以背对昌瑞山的角度来看，孝惠章皇后及众多妃嫔的陵寝孝东陵位于孝陵左侧，再往左分别是康熙帝的景陵、葬有康熙帝众多妃嫔的景陵妃园寝和葬有悫惠皇贵妃、惇怡皇贵妃的景陵皇贵妃园寝，再往左前方，是同治皇帝的惠陵，惠陵右侧是惠陵妃园寝；孝陵的右侧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再左侧是葬有乾隆帝妃嫔的裕陵妃园寝，孝陵的最左侧是咸丰皇帝的定陵，定陵的左侧分别是葬有咸丰帝妃嫔的定陵妃园寝、孝贞显皇后慈安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孝钦显皇后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另外，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位于风水墙外，临近大红门处。

清东陵墓葬导游图

具体分析内部格局，若以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间的连线为直径画圆，可以发现孝陵及后来营建的各帝后陵寝大致呈扇形聚集分布在这个圆的边上，且以孝陵为中心，只有惠陵比较偏离这个聚集区，而昌瑞山和左右护砂也都大致分布在这个圆的边上。因此，清东陵可以大致视为一个以昌瑞山、金星山为中轴线，以昌瑞山、金星山之间的连线为直径的圆形格局。此外，这条中轴线实际上还可以延伸到更远的烟墩山，而且从昌瑞山到影壁山的距离和从影壁山到烟墩山的距离大致相等。

清东陵在建筑形制、布局、组合、工艺上都有许多自己的建筑特色，主要具有“坐北朝南、神道贯穿、居中当阳、中轴不偏”“经纬组合、高低错落、逐级增高、对比衬托”“因山建陵，人文、自然，动静结合”“前朝后寝，二方一圆，南北排列，三进院落”“左右对称、彼此呼应、均衡布局、主次分明”等五个方面的清代陵寝建筑特点。

清东陵的每一座帝陵都选在陵山之阳的“龙脉正穴”之处营建宝城、宝顶，由此向南修筑一条长几百米至数千米不等的神道，并以此为中轴线。陵寝的明楼、隆恩殿等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地建在神道的北端，有“居中当阳”之意；而隆恩门、神道碑亭、牌楼门、圣德碑楼、大红门等建筑则依次排开，不仅有层层拱卫主体建筑的作用，而且还有“突出中心、强化皇权”的寓意。

清东陵陵寝的建筑布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形式，各建筑按照“一纵一横、一低一高”的方式排列，纵向建筑的后面必定是横向建筑，而横向建筑往往是主体建筑，比相邻纵向的陪衬建筑更高大，这样的交错布局形成了大小交替的效果，相互之间形成了对比和衬托；而从侧面看，建筑的高度变化又会呈现出低—高—低—高的“波浪起伏”形式，又由于陵寝地势的南低北高，主体建筑更高大，因此南至北的波浪式轮廓线有时会呈现出逐级提高的阶梯式曲线，同时，正视前后排列的横向建筑，屋脊的高度也会呈现出层次分明的阶梯状，从而，最终呈现出了“纵横交错、高低错落、逐级增高、互相衬托”的格局。

清东陵利用山形地势营建陵寝，并借用水流架桥增添“灵性”，流动的河水与静止的景观结合，利用自然环境衬托出古建筑群的特色，构成“天人合一”的景观。清东陵符合清代帝陵“前朝后寝”的基本建筑形制，及由前至后纵向排列“二方一圆”的三进院落。陵寝门以南为“前朝”，是祭祀活动的场所；陵寝门以北为“后寝”，为已故帝、后奉安的宝顶、地宫。此外，清东陵陵寝的石像生、华表、朝房、班房、下马碑以及东、西配殿等次要建筑都是成对建造且外形一致的，同时布局均衡、彼此呼应、主次分明地以神道为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从而形成了“平衡、稳重、庄严、圆满”的特点。

清东陵作为清代帝王陵寝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丧葬观念，而且也显示出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神本思想、伦理道德以及天人关系等思想。其中，主要反映“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宇宙观的堪舆学思想在陵寝选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具体表现为尊卑主宾的礼制和昭穆制度的封建伦理意识在陵园的建构方式上具有指导作用，最后，还有“因山为陵”的神本思想等。

清东陵的选址和布局遵循了堪舆学思想，“堪”指“天道”，“舆”指“地道”，“堪舆”则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的学问，即“风水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为“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考察周边环境，从而寻找到一种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居环境”，主要思想基础就是中国古代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为大多数思想家所宣扬的“天人”宇宙观以及“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于包括清东陵在内的清代各帝陵陵寝的选址和布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清东陵的设计者运用中国独创的风水理论，“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其风水格局充分体现了“龙砂穴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其“群山环绕，众水环流，堂局平坦开阔，坐北朝南，北高南低”的环境客观上就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清东陵实行陵区制，其作为清代帝王陵寝建筑，在陵区空间景观的整体布局上是效法自然的，但是在陵园的建构方式上反映出封建伦理意识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为尊卑主宾的礼制和昭穆制度，等级制度明确，等级制度文化严谨。清东陵的整个布局体现了“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凸显了当时的风水和尊卑文化。例如，就整个陵区而言，孝陵处于中心位置，其他陵寝则在孝陵的左右按照昭穆制度依次建造，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整个陵园系统的排列方式表现出“尊卑”“主宾”“朝揖”“拱卫”等关系，充分体现了居中为尊的观念和长幼尊卑的等级次序，同时也体现了“尊祖归宗、一脉相承”的兆葬之制，产生了合乎人伦道德和礼制秩序的精神象征符号，从而构成了陵区空间景观的格局，使得空间景观整体协调有序。

神本思想以神为本，其特征包括强调“神权”“神性”以及“天理”，因此，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每逢大事常常都会举行祭祀仪式来祭奠山陵，以祈求神灵的庇佑，同时在政治上奉行专制统治，并强调价值的永恒性，也体现了神本思想。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的陵寝建筑历来就有一直遵循的“因山为陵”传统，清承明制，自然也体现了这一传统。清东陵“因山为陵”的设计方法，充分利用了自然山川的景观形态，以彰显帝王陵寝的庄严气势，这种“有无相生、大象无形”的空间布局形态是以自然山体为基础创造出的，利用了神本思想，使得皇陵建筑与自然环境在空间上融合，从而构成了“崇高、威严”的环境界面，并且还赋予人文景观以“神性化”的场所意识，使得物质形体抽象的空间关系与物质形体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神本思想的环境艺术。

孝陵为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的陵寝，坐落于昌瑞山主峰南麓，前朝金星山，背靠昌瑞山，位居陵区中轴线上，居中而建，南北长达5500米，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在清代皇陵中规模最大，是清朝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皇陵，也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被誉为“清代诸陵之冠”，按照中国建筑师遵循的“陵制与山水相称”的设计理念建造完成，在建筑体量、高度、空间布局上都刻意经营，被认为是清代陵寝中“风水最佳、位置最尊贵、最具代表性”的陵寝。该陵寝所葬主要人物有三位，分别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孝康皇后佟佳氏以及孝献皇后董鄂氏。因为传说孝陵内无尸首且薄葬，故在民国时期未遭大规模盗掘（但也有多处盗洞），是清东陵内唯一地宫保存完好的陵寝。把入关后第一位帝王的陵寝命名为孝陵，符合“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思想，其寓意就是告诫后代子孙要“孝敬祖先，恩惠百姓，以实现江山永固、百姓安居乐业之福”。

孝陵

孝陵是由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传说，当年顺治皇帝登至昌瑞山顶，将马上之环取下投向山底，并说道“环落处为朕之穴”，环落处也就成为顺治陵寝棺椁下的金井以及孝陵、清东陵总体建筑的基点。孝陵筹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过世之后初定陵名为“世祖陵”，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初一正式确定陵名为“孝陵”，破土于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动工于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地宫建成后，先将顺治皇帝、孝康皇后、孝献皇后入葬，其余建筑随后第次兴建，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底陵寝建筑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孝陵作为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其建筑形制及营造模式虽然是参照明孝陵而来的，但其在规模、格局等方面却又有创新。从宏观上来说，陵寝前部是献殿，供祭祀朝拜之用；后部是寝宫，是墓主人安息之所。这种格局由来已久，是仿照生前宫殿“前朝后寝”的格局而建。因为是首陵，所以孝陵有一些其他陵没有的建筑，如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孝陵神路上，有石牌坊、下马牌、大红门、更衣殿、碑亭、华表、石像生、石桥、门座、宫殿、祭台、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下宫殿等30余座（组）各类建筑，这些建筑由神道串联起来，由南至北，形成一条长达6000米的中轴线。

孝陵的石牌坊位于清东陵陵区最前方，是顺治帝逝后由康熙帝为其所修建的一座仿木结构的门洞式礼制性建筑，其体量和雕刻的精细程度已然超过了绝大多数同类型的明清皇陵石牌坊，高约12.48米，面阔五开间，宽达31.35米，为“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并采用木结构以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形式，全部由汉白玉构筑而成，额枋及枋间板上还雕有旋子彩画及云纹装饰；而且6根立柱每一根上都雕刻着图案，立柱下又嵌有两块巨大的夹杆石，夹杆石顶部为圆雕的麒麟和狮子等六对卧兽，底部为须弥座，各夹杆石看面上则分别都雕刻着“云龙戏珠”“蔓草奇兽”和“双狮滚球”等瑞兽浮雕图案。虽然孝陵石牌坊历经三个半世纪的时间，还经受了1679年（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仍旧屹立不倒。大红门位于石牌坊后，既是孝陵的大门，也是整个陵园的正门，于1979年仿照清西陵大红门耗资16万元复原，有三个门洞，单檐庑殿顶，大门两侧还各有角门，东西两边是20余千米的风水墙向后延伸与长城相接，将整个陵园封闭。门外东西两侧还各立有一块用汉、满、蒙三种文字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字样的下马牌。此外，孝陵的石像生数量较多，共计达18对，主要包括麒麟、马、獬豸、骆驼、狮子、大象、文臣、武将等，其造型大多具有“朴实浑厚”的特点。

景陵为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是在清东陵所修建的第2座皇帝陵，位于孝陵东2.5千米处，是昌瑞山左枝来脉，以象山为朝山，中轴线正对着象山两峰间微凹的部位，三面环山，且均为自然形成，前有自然案砂相对，景陵神道就是绕着案砂设置的，后有昌瑞山左翼五花岭作为后宝山倚靠，左右有自然形成的砂山围护，其格局符合风水的“藏风聚气”的原则。景陵始建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首开清朝皇帝生前建陵以及清朝皇帝陵中先葬皇后的先河。景陵所葬的主要人物共计有六位，包括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和孝诚、孝昭、孝懿、孝恭等4位皇后以及敬敏皇贵妃。雍正元年（1723年）2月17日，内阁大学士等拟定了6个陵名恭呈御览，雍正帝“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景”字象征日光，有“大”“光明”之意，以此宣扬康熙的功德，而“景陵”之名的寓意既包括了对康熙帝一生“平定战乱、开创盛世”等政绩的高度评价，还有希望康熙帝能够“荫佑后世、保国泰民安”的祈愿。景陵内还有再现了中国古代地理舆图绘制技术、象征康熙皇帝开疆扩土功绩、至今仍藏于景陵隆恩殿的《大清广舆图》。

景陵

景陵环形宝城中建宝顶，宝顶下为地宫。宝城前建方城，方城上为明楼，方城前依次为石五供、二柱门、陵寝门。出陵寝门，前院正中为隆恩殿，面阔五间，隆恩殿前依次为东西配殿、东西燎炉和隆恩门，环以红墙。出隆恩门左右有东西班房，各三间；前有马槽沟一道，上面并排设三孔石拱桥三座；再往前有东西朝房，各五间，再往南依次为神道碑亭、牌楼门和景陵神道，神道两侧自北向南设有文臣、武将、马、象、狮等五对石像生，南端还有一对石望柱。景陵神道在七孔桥北与孝陵神道相接，东行300米后北折，第一个建筑即为圣德神功碑亭，因“祖有功而宗有德”的精神而改称“圣德神功碑”。碑楼基座为四方形，因1952年的雷火而被毁。而四角竖着的华表保存最好，由青白石料雕刻而成，又称“擎天柱”。景陵虽参照孝陵建筑规制而建，宫殿区和神厨库区各单体建筑形制与孝陵相似，同时为彰显对先皇的孝道，在建筑规模上稍逊于孝陵，但其在建筑风格、规制和丧葬形式上又有所创新，并大多为后世所效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景陵神路与孝陵神路相接，不单建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圣德神功碑亭内改立双碑，分书满汉碑文，开创了皇陵圣德神功碑亭立二碑的先河，并自此成为定制；改龙凤门为五间六柱五楼的牌楼门，石像生往北是景陵首创的、相当于孝陵主神道上的龙凤门的冲天牌楼门；石像生由18对缩减为5对；裁撤了七孔桥、一孔桥，保留了五孔桥和三路三孔桥；五孔桥改建在石像生以南；此外，还彻底摒弃了清朝皇室中世代相沿火化入葬的习俗，改火葬为真正意义上的土葬。另外，景陵方城与石五供之间，隆恩殿与陵寝门之间均不设水沟及石桥，这也是不同于孝陵之处。

景陵妃园寝位于景陵东边，是清东陵营建的第一座妃园寝，成为后世妃园寝的蓝本，其内葬有康熙帝的1位贵妃、11位妃、8位嫔、10位贵人、10位答应、8位常在和1位皇子（十八阿哥），在清朝妃园寝中入葬人数最多。康熙二十年（1681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时间待考），与此同时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

景陵妃园寝

景陵妃园寝在布局上仅有宫殿区，该陵寝自北向南依次设有园寝门、享殿、燎炉、宫门、东西班房、东西厢房以及一孔拱桥和平桥。大门、享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并以绿琉璃瓦覆顶。厢房、班房均以布瓦覆顶。后院建有49个小宝顶。

孝东陵为孝惠章皇后（顺治帝的皇后、康熙帝的母后）博尔济吉特氏（1641~1717）的陵寝，位于孝陵东侧，故名“孝东陵”，是清朝入关以后所营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前，但具体的始建时间和竣工期不详，准确年代有待考证。孝惠章皇后去世后，由于当时的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实行土葬而非之前的火葬，因此无法再将孝惠章皇后葬于孝陵，只能单独给她修建陵寝。由于当时制度尚不完备，在该陵内还陪葬了28位顺治帝的妃嫔，因此形成了皇后陵兼纪园寝的局面。

孝东陵

由于孝东陵是第一个皇后陵，因此其为之后的一些皇后陵和妃园寝的营建确立了一种规制和模本。孝东陵以黄色琉璃瓦覆顶，采用“前朝后寝”的建筑规制，布局为神路区仅设一路三孔桥，宫殿区不设二柱门，其余则与皇帝陵相同。陵园的隆恩门外建有东西朝房，并配有隆恩殿、东西配殿，以及由方城、明楼、宝顶和石五供等为主要建筑的后寝等。

昭西陵为孝庄太后（孝庄文皇后）的陵寝，位于清东陵风水墙外距离陵园总门户大红门东侧不远处，四周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其他帝后的后帐和东西砂山环绕，是清王朝第二座皇后陵，也是级别最高、建筑规制最特殊的皇后陵，还是清东陵唯一一个建在风水墙外的陵寝；陵墓建制完备，规模相当，自成一体，并拥有两层围墙；建于雍正三年（1725年），竣工期不详，其内葬有被誉为“清朝兴国太后”“大清国母”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1613~1687）。孝庄文皇后死后，其孙康熙为感念祖母恩德，特下旨将紫禁城内刚建成的慈宁宫东边的五间大殿拆运至清东陵，为祖母停灵建了“暂安奉殿”，之后“暂安奉殿”正式建成陵园，并定名为“昭西陵”，意为“昭陵（皇太极之陵）之西的陵墓”。

昭西陵

昭西陵因由“暂安奉殿”改建而成而具有与其他皇后陵迥异的特殊建筑规制，例如，神路区只设下马牌和神道碑亭，由于地势原因而没有建马沟槽和桥梁涵洞，并且如今绝大部分都已被毁；宫殿区建了两层围墙，外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了隆恩门，内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了3座琉璃花门；陵寝门设置在隆恩殿左右的卡子墙上等。此外，从基址上看，昭西陵最南端是下马碑、神道碑亭，仅存残碑，这些都是超越皇后陵等级的建筑。碑亭东侧为神厨库，仅存围墙。东西朝房各五间。孝庄文皇后的坟冢之前排列了石刻的圆鼎、香炉和花瓶等石五供，而在进入宝顶的丹陛上雕刻着龙凤图样。不同于其他清朝帝王及后妃的歇山顶陵寝大殿，昭西陵隆恩殿采用了重檐庑殿顶，以彰显孝庄太后至高尊崇的地位，而如今昭西陵隆恩殿破坏严重，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景陵皇贵妃园寝，俗称“双妃园寝”或“双妃陵”，是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二座纪园寝，位于景陵东旁，在景陵妃园寝的东边，是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为对其有抚育之恩的悫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单独修建的园寝，同景陵妃园寝一样，也是附属于景陵的妃园寝，其兴工、竣工日期均有待考证。

景陵皇贵妃园寝

景陵皇贵妃园寝的规制超出了景陵妃园寝，除了琉璃瓦采用绿色之外，其余规制几乎与皇后陵等同，因此成为了清代等级最高的妃园寝，被誉为“清朝诸妃园寝之冠”。该园寝增加了绿瓦单檐歇山顶的东西配殿；有两座绿色琉璃瓦明楼并肩而立；享殿月台前设置了雕刻着“丹凤朝阳”图案的丹陛石；宫门外诸建筑的屋顶均为灰布瓦，园寝的宫门、大殿、明楼、墙帽等均为绿琉璃瓦盖顶。

裕陵为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陵寝，相传是乾隆自点的穴地，于乾隆八年（1743年）破土动工，竣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历时近10年。由于裕陵修建于清朝国势鼎盛时期，因此其在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上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代表性。“裕”有“富饶、宽宏”之意，“裕陵”之名不仅是对乾隆帝政绩的赞誉，同时还有希望乾隆帝能够保佑国家未来富强、兴盛的祈愿。裕陵地宫共葬有乾隆皇帝（1711~1799）、孝贤皇后、孝仪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和淑嘉皇贵妃等“一帝二后三妃”，共计6人。由于乾隆皇帝非常信仰佛教文化，因此在其陵寝裕陵内佛家文化物品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被誉为“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的裕陵地宫内布满了佛像、经文等各种佛教石雕，例如，在地宫四道门的八个门扇上分别雕刻有一尊菩萨立像，合称“八大菩萨”。

裕陵

裕陵的建筑规制承袭了祖制，大致与景陵相同，例如自北向南设有地宫、宝城、明楼、方城、祭台五供、二柱门、琉璃花门、三路一孔桥、隆恩殿、牌楼门、石像生、五孔桥圣德神功碑亭等；但是，裕陵在具体的布局形式上又有创新，如在隆恩殿内首次设置了藏有各种稀世珍宝的佛楼，并成为定制，为后世帝陵所效仿；裕陵的神厨库建在了东朝房的后面，不同于景陵因砂山遮挡移到了神道左侧；在陵寝门前增设了三路一孔玉带桥；裕陵隆恩门前的三路三孔拱桥两侧各建有一座平桥，这也成为后世定制；裕陵陵寝门前相较于景陵陵寝门前多了一条上架三座一孔拱桥的玉带河；裕陵的神道两侧有8对石像生，比景陵多出3对，规模仅次于孝陵。此外，裕陵的明楼、隆恩殿、东西配殿、隆恩门、东西朝房以及裕陵小碑楼等主体建筑的阶条石均为整块艾叶青石料，在历代陵寝中均很少见。

裕陵妃园寝是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三座妃园寝，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破土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竣工；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755年~1762年），又进行了扩建；其内葬有乾隆帝死后被贬的乌喇那拉皇后和35位妃嫔，传说中“香妃”的原型容妃也葬于清东陵的裕陵妃园寝内。该园寝规制接近于景陵皇贵妃园寝，但也有所不同，例如，其享殿前未设丹陛石，园寝门开在享殿两侧的面阔墙上，有一座方城明楼，后院内建有34座小宝顶。

裕陵妃园寝

裕陵妃园寝目前只有两个开放的地宫，分别为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其中，纯惠皇贵妃地宫位于裕陵妃园寝的最前排正中位置，主要由墓道券、闪当券、罩门券、石门、门洞券、梓券、金券等组成，安葬人物有纯惠皇贵妃（居中）和乌拉纳喇皇后（东侧），是园寝中规制最高的一座地宫；而容妃地宫位于裕陵妃园寝的前数第三排、东数第一座宝顶之下，主要由罩门券、石门、门洞券、梓券、金券等组成，清理时发现有椁无棺，且椁的一侧被砍成了一个长方形洞，椁的前后还各有一块卡棺石。

定陵为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守的陵寝，位于清东陵最西端的平安峪，右临西大河，朝对天台山，隔岸是黄花山；始建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在1861年咸丰帝崩逝之后开始大规模营建，并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竣工，历时近七年半，共计花费了300余万两白银。由于咸丰帝在位期间正处于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爆发以及外国侵略者大肆掠夺的阶段，因此“定陵”的命名包含了当时朝廷迫切希望“国家恢复安定、重新繁荣富强”的祈愿。定陵地宫内主要安葬了咸丰帝（1831~1861）和孝德显皇后“一帝一后”2人。

定陵

定陵神道于孝陵一孔桥与七孔桥之间与孝陵相接，沿途有五孔平桥、一孔涵洞、五孔神路桥、五孔平桥、石望柱、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等建筑。由于定陵地形陡峭，所以从神路楼到石像生、神道碑亭、三孔桥直达隆恩门，具有“里程短、布局紧”的特点。定陵的规制在清代皇陵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原则的指导之下，最后基本上继承了祖陵规制，局部仿效宣宗慕陵，又部分按照景陵、裕陵、昌陵等祖陵规制进行建造，例如桥北的东西朝房、班房的规制均与孝陵相同，隆恩门以内的建筑大多遵从祖制，设有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陵寝门、石五供等；同时也采纳了部分建制慕陵的意见，例如撤消了大牌楼、二柱门，后院较前院变窄，地宫内不再雕刻经文、佛像，地宫下设置龙须沟，地宫顶采用蓑衣顶形式等。此外，定陵的建筑也有其创新之处，例如定陵石栏杆只将月台的东、西、南三面围过来，而不设在大殿的两侧及后面；在金券石券上用城砖灰砌灌浆，垒成庑殿蓑衣顶，然后用三合土夯成长圆形宝顶；在月台、礓礤（cǎ）两侧都安装了石栏杆，将砖砌礓礤改为石砌台阶，并且将礓礤分成上下两段，中间连以平台；改变了以往用城砖垒砌的惯例，而以青白石垒砌；裁撤了圣德神功碑亭、一孔拱桥、二柱门；将陵寝门前的玉带桥改为三座平便桥；将石像生改为5对等。

菩陀峪定东陵为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叶赫那拉氏的陵寝，又称“慈禧陵”，位于定陵东侧约1千米的菩陀峪，初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历时6年，约耗227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皇太后倚仗独掌朝纲之机，以“年久失修”为借口，下令将慈禧陵主体建筑全部拆除重建，附属建筑揭瓦大修，工程历时13年之久，约是初建时的2倍，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死前几天才全部完工并验收完毕。

菩陀峪定东陵

菩陀峪定东陵的陵寝规制基本参照了孝东陵，按理应逊于正宫慈安陵，但由于慈禧的权力欲望强大，致使陵寝一改再改，最终菩陀峪定东陵成为了清东陵内规制最高的皇后陵，以木绝、金绝和石绝等“三绝”著称，彰显了慈禧太后身为统治者的尊崇。菩陀峪定东陵地宫主要由墓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金券五券和两道石门组成，该地宫设置有3条龙须沟。第二道石门上的月光石上有雕刻。除墓道券和闪当券是砖券外，其余各券均为青白石修筑，无雕刻。菩陀峪定东陵三大殿全部采用名贵的黄花梨木建造，并以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彩画通过全部贴金的手法将其粉饰。隆恩殿四周的汉白玉石栏杆、栏板和望柱上都雕刻着“龙凤呈祥”“水浪浮云”等图案，殿内遍布雕刻的贴金砖，明柱上有浮雕的金龙盘绕周围。殿前龙凤丹陛石一改传统的“龙头在上、凤头朝下”的格局，将代表皇后的凤凰雕刻在了代表皇帝的龙的上面，因而形成了“凤压龙”的格局，打破了古代封建男权社会的规则，反映出慈禧两度“垂帘听政”，主宰清朝命运的政治、历史背景，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且至高无上的女权象征。

惠陵为清穆宗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陵寝，是清东陵营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位于清东陵界内东南方向的双山峪南麓，坐北朝南，规模较小，陵寝外围环以砂山；其建造时间相较于其他陵寝较短，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破土动工，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竣工，历时3年，约耗435万两白银。除了同治帝外，惠陵内还葬有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惠”字有“仁慈、聪慧”等意，因此，“惠陵”的命名代表了对同治帝“仁慈、聪慧”的赞誉。在营建惠陵时，国家财政吃紧，营建经费紧张，最终只能缩减规制，因此，惠陵的建筑规制是清东陵所有的陵寝中最为简约的。

惠陵

惠陵从选址到承建均由慈禧太后一人决定，其建筑规制除了神路不与孝陵主神路相接以及未建石像生、二柱门和圣德神功碑亭，节省了20余万两白银之外，其余均仿照定陵规制建造。该陵寝自北向南依次设有宝顶、宝城、月牙墙、明楼、方城、陵寝门、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燎炉、隆恩门、东西班房、东西朝房、三路三孔神路桥、神厨库、神道碑亭、牌楼门、望柱及五孔石拱桥等建筑。除了东西值班房为布瓦盖顶外，其他建筑屋顶均覆以黄琉璃瓦。此外，由于惠陵的建筑使用的木料均为质地坚硬、红黑色色泽且稀少珍贵的“楠梃木”（即棪楠木），因此又被称为“铜梁铁柱”，其大木构架至今仍然保存完整。

清东陵的石雕作品主要包括石象生、拱券桥、门坊、丹陛石、石祭台、券脸石、石碑、殿座栏杆、华表等类型，这些石雕中主要包含了龙凤图腾文化题材、宗教中的吉祥题材、民俗文化中的祥瑞题材以及儒家文化中的吉祥题材等具有吉祥寓意的内容。

龙凤图腾文化题材石雕作品

龙、凤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图腾文化，而图腾文化又属于一种宗教信仰。在封建统治时期，“龙”图腾象征着“皇权”和“尊贵”，因此在清东陵文化元素资源中，“龙”图腾文化元素也是主要表现对象，据统计，清东陵石雕作品中主要雕刻于石象生、华表、石碑、桥梁、石牌坊等部位的“龙”图腾共计有2587条，包括正龙、升龙、蹲龙、坐龙、靠山龙、行龙、降龙等，其主要表现技法有石雕和彩绘两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图腾象征着女性尊贵的地位，清东陵石雕艺术作品中还有758只“凤”图腾，大多与“龙”图腾文化元素一同出现，其中，殿座栏杆中共计有567只，石桥中共计有176只，丹陛石中共计有11只，券脸石中共计有4只。

宗教中的吉祥题材石雕作品

在清东陵中还有许多佛教、道教等宗教中的吉祥题材石雕，尤其是在各帝、后陵的石五供以及乾隆帝裕陵的地宫内随处可见；其中的佛教雕刻主要包括三世佛、四大天王、五方佛、五欲供、八大菩萨、二十四佛、佛花、法器以及藏文、梵文经咒等题材。同时，清东陵内还大量使用了佛教中供奉在佛像前的“轮”（法轮）“螺”（法螺）“伞”（宝伞）“盖”（白盖）“花”（莲花）“罐”（宝瓶）“鱼”（金鱼）“长”（盘长）等八种神器、又名“八吉祥”的“八宝”。

民俗文化中的祥瑞题材石雕作品

清东陵石雕中还有大量民间文化素材，体现了“祈福文化”的主题，大多集中在各陵的石象生、朱砂碑、石祭台、华表以及丹陛石、券脸石上，主要是赋予某些珍禽瑞兽（如狮子、麒麟、大象、鹿鹤、骆驼等）、花木虫鱼（如松、竹、梅、兰、菊、牡丹、灵芝、萱草、荷花等）、器物（如古钱、典籍、犀角、宝珠、如意等）以及特定的几何图案（如圆环等）以吉祥含义，例如狮子象征“吉祥和权利”、骆驼象征“忠义”、獬豸象征“勇猛”等。

儒家文化中的吉祥题材石雕作品

由于儒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封建帝王统治，所以儒家学派在清代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清东陵景区中主要体现在“礼”“乐”“四艺”“致仕”等方面，因此，清东陵有许多反映儒家文化的石雕作品，其中，在裕陵、昭西陵、慈安陵、慈禧陵的石祭台上分别刻有炉、鼎、爵等礼器，体现了有关“礼”的题材；而在孝陵、景陵、裕陵的朱砂碑上，以及孝陵、景陵、昭西陵、定陵的石祭台上均雕有磬，景陵石祭台上雕有钹，裕陵石祭台上雕有管、笛、笙、板、钹，昭西陵石祭台上还雕有钟，慈禧陵石祭台上雕有钹和笙，体现了有关“乐”的题材；景陵、定陵和裕陵的华表上雕有棋、书、画，昭西陵、定陵、慈禧陵、慈安陵、惠陵的石祭台上均雕有琴、棋、书、画，惇怡皇贵妃的朱砂碑上还雕有琴、书、画，体现了有关“四艺”的题材；此外，慈禧和慈安陵神道碑亭的券脸石上雕有“太师少师”“封侯挂印”等，体现了有关“致仕”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