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

辽朝，或称大辽，建国期间数次改国号为契丹，因此又称契丹。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于契丹神册四年（公元916年）至辽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间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建立，其国祚长达210年。契丹族源自东胡，与鲜卑、宇文部和库莫奚有密切关联。在早期历史中，契丹族曾陆续效忠于匈奴、慕容部、拓跋部和唐朝。

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吞并了契丹各个部落后，于契丹神册元年（公元916年）自立为帝，918年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大同元年（公元947年），阿保机之子辽太宗耶律德光灭了后晋，随后将朝名改为“大辽”。契丹统和元年（公元983年）改为“契丹”，辽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改为“大辽”，此后直到辽朝灭亡都没有再次改换国号。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镔铁、刀剑、切断”的说法，持“镔铁”说者是根据《金史·太祖本纪》中金太祖所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得出的推论；持“刀剑”说者，是认为“契丹”一词与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中的“小刀”同音；持“切断”说者是认为“契丹”一词和蒙古语“切断、杀害”音同。著名契丹史学者冯家昇则认为“钢铁”和“刀剑”都是金属，性质上有密切关系，应当是一词兼含两意，因此目前在史学界“契丹”普遍被认为指“镔铁”或“刀剑”。

在契丹族的起源传说中，男子骑白马自土河向东，女子乘青牛自潢河而下，相遇后结为夫妻，繁衍出了契丹部落。而土河和潢河合流后的名称就是辽水。因此关于“辽”字的含义，一般认为代表了契丹人的发源地辽水，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

辽朝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其疆域，还扩展到了西亚和东欧。在唐朝灭亡后，中亚、西亚和东欧的地区通常将“契丹”或“Cathay”（英语）视为中国的代名词。Kitaia、Cathaia 或 Cathay 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

契丹族源流可追溯至鲜卑民族，其祖源与古代东胡族群相关。在北魏的道武帝统治期间，契丹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登上历史舞台，其时，契丹族群主要定居于辽水源头地区，并自诩为“青牛白马之后”。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为了巩固边防，在契丹的领土上建立了松漠都督府，并任命契丹的酋长为都督，同时授予“李”姓作为荣誉。到了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在唐高宗的统治时期，契丹选择反叛并宣布独立，与唐朝断绝了关系。在开元年间，契丹重新归附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日渐式微，契丹反复叛乱，松漠都督府逐渐形同虚设。

晚唐时期，契丹的耶律氏家族逐渐崛起，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迭刺部征服了契丹的其他部族，并在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继承了可汗的头衔。耶律阿保机强化了契丹的军事实力，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叛，并征服了包括奚、室韦、黠嘎斯、阻卜等部落。他还控制了蒙古地区的盐产区，使契丹在军事和经济上变得强大。

乾化五年（公元915年），耶律阿保机在对室韦的征战中取得胜利后返回，然而却被迫交出可汗的头衔。不久之后，他在滦河河畔兴建了一座仿照幽州模式的城市。契丹神册元年（公元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即历史上的辽朝的开始，他本人成为了辽的开国皇帝，即辽太祖。

辽太祖采取了掠夺中原人口的政策，并收容了因河北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民。在草原上，他依照中原的建筑风格建立城堡，以安置这些人口。同时，他任命了汉族官员，如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和卢文进等，作为他的得力助手。

契丹神册三年（公元918年），辽太祖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建立了皇都临潢府。契丹神册五年（公元920年）他命令臣属创造了契丹大字，并开始推广使用。

契丹天赞四年（公元925年），辽太祖征服了渤海国，并在其原有的领土上建立了东丹国，以统治渤海的遗民，并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辽太祖一直有意图征服中原地区，但在灭掉渤海国后，他在返回途中因病倒下，并最终去世。

辽太祖去世后，其遗孀述律平接管了政权，作为摄政王后，她支持太祖的次子耶律德光掌控朝政，并清除政敌以稳固政权。契丹天显二年（公元927年），耶律德光在述律平的支持下成为新皇帝，即辽太宗。契丹天赞五年（公元930年），东丹王耶律倍逃至后唐，辽太宗最终实现了对契丹的统一。

契丹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辽朝与后唐的势力在燕云十六州交汇，成为中国北方领土的两大强权。在此期间，后唐发生内乱。后唐河东的节度使石敬瑭以自称为“儿皇帝”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请求辽太宗耶律德光提供军事支援。辽太宗毫不犹豫地亲自率领五万骑兵，攻击了后唐的晋阳和洛阳等地。辽军的胜利为石敬瑭建立后晋铺平了道路。

获得燕云十六州后，辽太宗将其转变为对南方进攻的基地，并采取灵活的管理策略，包括实行南北两面官分治汉人和契丹人的两院制。他还将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山西大同）定为南京和西京。

契丹会同七年（公元944年），后晋石敬瑭去世，由他的养子石重贵即位，但石重贵不愿意向契丹屈服，采取了“称孙不称臣”的方针，辽太宗借此机会进攻后晋。到辽会同十年（公元947年），辽军攻陷后晋首都开封，结束了后晋的统治。辽太宗在此时改国号为“大辽”。

然而辽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多处爆发人民反抗，原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汉。辽朝军队不得不撤回北方。同年，辽太宗在河北栾城病逝。

辽太宗去世后，耶律吼等辽军将领在中原地区联合推举耶律阿保机的长孙（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为辽朝的皇帝，即辽世宗。太后述律平却希望让她的儿子耶律李胡继承帝位，因此不同意耶律阮当皇帝。太后派遣耶律李胡与耶律阮在辽南京北部的泰德泉对战，最终耶律阮战胜了耶律李胡。在大臣耶律屋质的劝说下，太后最终接受了耶律阮成为下一任皇帝。

辽世宗起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将辽太宗时期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建立了南北枢密院，取消了南、北大王的职位。随后，南北枢密院也合并成为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官制改革使得辽朝从部落联盟逐渐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位期间，辽世宗始终怀抱着统一中原的期望，多次发动战争进攻中原地区。然而，辽世宗嗜好酒色，热衷于打猎。晚年他还任用奸佞之人，滥赏封爵、频繁处决，导致朝政失修，政治腐败。

辽天禄五年（公元951年），辽世宗协助北汉攻打后周，在行军至祥古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途中，他驻扎在火神淀（今河北宣化），期间沉湎于饮酒打猎，并肆意殴打众人，引起众将的不满。最终辽世宗在梦中被耶律察割刺杀。

辽天禄五年（公元951年），耶律察割在火神淀（今河北宣化）发动政变，杀害辽世宗并自行称帝。世宗无成年子嗣，辽太宗的长子耶律璟和大臣耶律屋质联合起来击败了耶律察割，立耶律璟为帝，即辽穆宗。辽穆宗沉迷于酗酒，昼伏夜出，导致长时间忽略朝政，被人戏称为“睡王”。统治初期，朝廷内部不稳定，频繁发生叛乱或有人南奔中原的事件。

辽应历二年（公元952年），六月，萧眉古得谋图叛乱南奔后周，但被识破并处决。七月，政事令耶律娄国、林牙耶律敌烈等人密谋叛乱，耶律娄国被捕并处决。辽应历三年（公元953年），十月，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等人谋反，计划败露后被捕。辽应历十年（960年，北宋建隆元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人谋反，但阴谋失败并被处决。同年十月，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喜隐密谋反，计划败露后被捕，耶律李胡因供词涉案入狱不久即去世。

由于局势动荡不安，辽穆宗不得不停止辽太宗和辽世宗南征中原的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争而削弱的国力。他与南唐和北汉结盟，共同对抗日渐强大的后周。

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后周发动北伐，辽朝宁州刺史王洪投降。随后，后周攻占益津关、瓦桥关，刘楚信和高彦晖等莫州、瀛州刺史也相继投降。当时，后周世宗计划一举攻取幽州，辽穆宗甚至有意放弃燕云十六州。然而后周世宗因病返回南方，莫州和瀛州归属后周，辽军加强了防御，不敢南下。

辽穆宗本人好杀，经常亲手杀人，并钟爱打猎，以至于“竟月不视朝”。最终，辽应历十九年（公元969年，北宋开宝二年），他被侍人所杀。众人推举辽世宗次子耶律贤为帝，即辽景宗，改元为保宁。

辽景宗勤于政务，重用室昉、郭袭等贤臣，使辽朝出现了一段相对清明的时期。然而，辽景宗身体虚弱多病，有时无法亲自处理朝政事务，常依靠皇后萧绰的协助。对待曾参与谋反的皇族，辽景宗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叛乱事件相对较少，朝廷相对稳定。

辽景宗对外政策为不主动南征中原，主要扶持支援北汉。在他统治的早期，辽朝与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和互贺节日。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亲自北伐北汉，辽朝派遣宰相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率军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交战，这场战役被称为高梁河之战。最终，辽军击溃了宋军，宋太宗仅以身免。此后，宋辽两国陷入相持状态。

辽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病逝，长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尊辽景宗皇后萧绰为皇太后，并由萧太后摄政。当时，萧太后年仅30岁，辽圣宗则只有12岁。由于萧太后的父亲萧思温早年遇害而无子嗣，她没有强有力的外戚支持。此外，二百余位诸王宗室拥兵自重，控制朝事，对萧太后和辽圣宗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巩固地位，萧太后首先重用契丹大臣耶律斜轸、汉臣韩德让参与重大决策，将南方军事委托给耶律休哥，并进行人事调动，限制诸王相互宴请，并要求他们无事不出门，同时努力解除他们的兵权。通过这些措施，辽圣宗和萧太后的地位才得以稳定。宋朝流传的史料中记载萧太后曾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改嫁给韩德让，但不确定真假。

在萧太后摄政的二十七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致力于治理国家，注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修建水利工程，减轻赋税负担，整顿官吏，加强军队训练，使辽朝的人民富裕起来，国力强盛。契丹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辽圣宗亲政后，辽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基本延续了萧太后执政时期的辽朝特色。他反对过度严刑峻法，努力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在文教方面，辽圣宗推行科举制度，编修佛经，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他统治期间，辽朝与宋朝多次交战，宋朝著名将领杨继业也被俘获。

北宋一直有意收复燕云十六州，于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和契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北宋雍熙三年）两次北伐，都被辽军击败。为防止高丽与宋朝结盟并对辽朝东部构成威胁，辽圣宗于契丹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北宋淳化四年）发动高丽契丹战争，最终降服了高丽。在契丹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的东征中，辽军甚至深入到了高丽开城。为解决辽宋长期对抗的问题，以及避免契丹贵族对皇权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于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但因宰相寇准的坚持而亲自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了辽军先锋，辽将萧挞凛战死。辽军担心敌军前后夹击，提出和约。主和的宋真宗在次年初与辽订立了和约，规定宋每年向辽朝贡献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各守边界，互不侵扰，成为友好的兄弟国家。这即是著名的澶渊之盟，自此两朝开始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西夏在宋朝和辽朝之间摇摆以求自保，形成了辽、宋和西夏三国鼎立的局势。

契丹太平十一年（公元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辽圣宗去世，长子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辽兴宗的生母萧耨斤（即法天太后）自立为皇太后并摄政，并下令杀害辽兴宗的养母齐天皇后萧菩萨哥。法天太后重用了在辽圣宗时代被裁示永不录用的贪官污吏以及她娘家的人。辽兴宗因无权而无法挽救，母子之间因此结下了仇恨。法天太后对辽兴宗缺乏信任，打算废除他，改立次子耶律宗元（即耶律重元）为帝。耶律宗元把这一计划告诉了辽兴宗。辽兴宗大怒，于契丹重熙三年（公元1034年，北宋景佑元年）动用武力废除了法天太后，并迫使她“躬守庆陵”，大规模处决了太后的亲信。七月，辽兴宗亲政，修建陵园，安葬齐天皇后。随后，他将法天太后接回来，但与她保持十里之遥，以防发生意外。兴宗母子之间的矛盾一生都没有得到化解。

辽兴宗在位期间，奸佞当权，政治腐败，百姓贫困，军队衰弱。面对日益衰落的国力，辽兴宗连年征战，多次征伐西夏，同时向宋朝索取更多岁币。这些行为却引起了辽朝百姓的怨声载道，人民生活困苦。辽兴宗迷信佛教，奢侈放纵。他曾与弟弟耶律宗元赌博，输掉了几个城池。他对自己的弟弟耶律宗元非常感激，一次酒醉时答应百年之后传位给耶律宗元，而他的儿子耶律洪基（后来的辽道宗）也没有被封皇太子，这些行为导致了辽道宗继位后，耶律宗元父子企图谋夺帝位。

对待北宋，辽兴宗一边派弟弟耶律宗元和萧惠在边境制造欲攻宋的虚张声势，一边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于契丹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正月前往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的土地。宋朝派遣富弼与辽方使节进行谈判，这就是著名的重熙增币。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规定的岁币基础上，额外增加了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岁币，以解决这次土地争端。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取一个“纳”字的承认，即岁币是宋朝纳给辽朝的，而不是赠送的。宋仁宗委曲求全，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条件是辽朝必须迫使西夏与宋朝和谈。因此，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并爆发了辽夏战争。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以失败告终，西夏最终愿意向辽朝和宋朝称臣进贡。

辽道宗继位后，契丹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七月，耶律重元听从儿子的劝说发动叛乱，自立为帝。不久之后辽道宗就平定了这场叛乱，耶律重元自尽，这一事件被称为滦河之乱。

辽道宗在位期间，辽朝政治腐败，国力逐渐衰退。道宗未进行任何改革革新，本人亦过于奢侈放纵。同时，地主官僚加速土地兼并，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怨沸腾。辽道宗重用耶律乙辛等奸佞，冷落朝政。耶律乙辛诬陷皇后萧观音和伶官赵惟一有染，辽道宗听信谗言并处死皇后，这一事件被称为十香词冤案。同时，耶律乙辛为防止太子耶律濬将来继位后对自己不利，还诬陷太子造反并将其杀害。随后，一位姓李的妇女通过进献“挟谷歌”使辽道宗接太子的儿女进宫抚养。

辽大康五年（公元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七月，耶律乙辛企图谋害皇孙耶律延禧。辽道宗在大臣的劝谏下命令皇孙参加秋猎，从而化解了耶律乙辛的阴谋。大康九年（公元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辽道宗追封故太子为昭怀太子，并以天子礼改葬。同年十月，耶律乙辛企图私藏武器逃往宋朝，然而计划失败并被处决。

辽寿昌七年（公元1101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西夏崇宗在北宋的攻击下多次向辽朝求援，并请求娶天祚帝的女儿为妻。最终，天祚帝在辽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北宋崇宁四年）将一位姓耶律的族女南仙升封为公主，嫁给西夏李乾顺，并派使者劝北宋与西夏和谈。

辽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北宋政和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在春州召集附近女真族的酋长，宴会时要求酋长们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尽管天祚帝并未在意，但此举导致了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的不和。九月，完颜阿骨打不再遵守朝廷的命令，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发动战争。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北宋政和四年）春季，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对辽朝。一开始，天祚帝未将完颜阿骨打视为重大威胁，然而他所派遣前去平定完颜阿骨打的军队全部战败。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金收国元年），天祚帝下令亲自出征以应对女真的威胁，然而辽军在各地遭到女真军队的击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辽上京叛乱，尽管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但却导致了辽朝内部的分裂。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国，定都会宁。

辽天庆十年（公元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金军攻占辽上京，守将萧挞不肯投降。到了辽保大元年（公元1121年，北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辽朝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由于皇位继承问题而引发的内乱在辽朝爆发，最终天祚帝杀死了自己的长子耶律敖鲁斡，但这一举动导致更多的辽军投降金朝。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正月，金军攻占辽中京，天祚帝被金军逼迫，流亡到夹山。

由于辽南京的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等人不知天祚帝的去向，他们推举耶律淳为帝，即天锡帝，形成了北辽。然而天锡帝在位期间病故。辽朝于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北宋政和六年，金收国二年）四月才平定了高永昌叛乱自立的局面。同年秋天，金军攻陷辽朝黄龙府，给辽朝带来严重打击。随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被女真部落占领。

天庆十年（公元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正月，回离保（萧干）叛变金朝，但于八月被平定。辽保大四年（公元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金天会二年），天祚帝失去了辽朝的大部分领土，自己退至漠外。他的儿子和家属多数被杀或俘，尽管他仍然希望收复首府燕州和云州，但希望已经渺茫。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六年）二月二十日，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人所俘，辽朝至此灭亡，共经历了210年（包括契丹国时期），共九位帝王统治。

天祚帝八月被送往金上京，被降封为海滨王，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海滨王耶律延禧病逝。共经历了210年（包括契丹国时期）

辽国灭亡后，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地区召集残余势力，并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面对金朝的压迫，耶律大石决定放弃蒙古高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地区）称帝，建立西辽（也称为西方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首都设在虎思斡鲁朵 。西辽一度扩张到中亚地区，成为中亚强国。然而，在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南宋绍兴十三年），耶律大石去世后，西辽经历了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耶律直鲁古和屈出律等统治。最终，在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南宋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了西辽，西辽的存在共计87年。耶律大石的后裔迁徙至今日伊朗地区，并建立了后西辽国。

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辽朝宗室耶律留哥在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县）和韩州（吉林省梨树县）地区发动起义，反抗金朝统治。随后，于次年三月自称王，建立国号为辽，史称东辽。

金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南宋嘉定九年）初，耶律留哥的弟弟耶律厮不背叛他，在澄州称帝，形成后辽。耶律厮不不久后被部下所杀，辽朝众人推举耶律乞奴为监国。同年秋天，蒙古军队由木华黎率领向东扩张，耶律乞奴等不敌，率领九万契丹族人越过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契丹贵族之间发生内斗，最终后辽在金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南宋嘉定十三年）灭亡。耶律留哥建立的东辽成为大蒙古国的藩属，直至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南宋咸淳五年），元世祖撤销藩属地位，东辽正式灭亡。

辽朝初期的疆域位于今天辽河流域上游地区，辽太祖和辽太宗时期不断进行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了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以及渤海国。在辽太宗时期，于契丹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晋天福三年）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据中原地区。统和二十四年（公元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辽圣宗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最终确立了与宋朝的边界。

辽朝在全盛时期的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部延伸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一带，西部达到阿尔泰山，南部与北宋交界，包括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涿州以及山西省雁门关一线。辽朝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中称其疆域为“幅员万里”。

辽与北宋、西夏对峙图（辽天庆元年暨1111年）

辽代的行政体系大致分为道、府（州）、县三级，共涵盖5个京、6个府，156个州（军、城）以及309个县，其中道下设府、州、军、城四个建制，均为同一级别。

辽朝采用类似于宋朝的五京制度，主要是为了管理战争中获得的土地或争夺一地而设立的前进基地。辽朝划分为5个道，每个道都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且以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

除了五京府外，辽朝另有建制府和大蕃府。建制府共有六府，分别为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建制府级别高于建制州。

大蕃府则分为南面大蕃府和北面大蕃府，两个南面大蕃府遵循南面汉官制度，分别为黄龙府和兴中府（1041年升格为府，位于今辽宁朝阳）。四个北面大蕃府则遵循北面部族官制度，分别为：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和奚王府。

府下行政单位是州，按等级划分，从高到低分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和刺史州。县则是州的下属行政区划，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在辽朝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称为“头下军州”。这是一种属于诸王、外戚、大臣及各部族的私有行政单位，以所俘获的人口为基础而建立。头下军州在规模上是最大的，其次还有一些较小的单位如头下县、头下城和头下堡等。

辽朝允许横帐诸王、国舅和公主创立州城，一般的贵族和官员则不得擅自建立城郭，而必须获得朝廷的特许并授予州县的名称。头下军州的人口主要来源是被俘虏的居民，这些人被称为“私奴”或“生口”，并且完全隶属于头下军州的领主。

头下军州的节度使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刺史及以下的官职则由领主的私奴担任。在财政方面，头下军州只需将酒税上缴给上京的盐铁司，而其他的赋税则归属于头下军州的领主。头下军州领主的地位通常是严格遵循世袭制度的。头下军州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被朝廷没收：一是领主发生反叛，二是领主家族无后继承人。在地理分布上，头下军州主要分布在辽朝的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境内，特别是集中在潢河流域。此外，还有少数头下军州分布在西京道境内。这一制度体现了辽朝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将行政区划与贵族、外戚及部族的私有权利紧密结合，为领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经济利益。

辽代两百多年来，牧区农区都没有人口统计。据《辽史·营卫志》所记，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总计1642800丁。若以每户二丁计（《辽史》所记宫卫及州县丁数皆为户数之倍），约有820000户；若以每户二点二丁计（南京、西京两道有402100户，888700丁，平均每户二点二丁），则约有750000户。上述统计数字比实有户口数字肯定要低得多，因为：（1）部落丁数无考，未计入；（2）中京道丁数亦无考，亦未计入；（3）还有许多隐户和隐丁，更不消说是在统计数字之外的。由此估计，辽朝实有户数当在一百万以上，实有丁数当在二百万以上，实有人口当不下四百万。而在《中国人口史》中，通过对部族属国以及隐没人口等的分析，推测出在辽朝人口峰值阶段，总户数应在140万户，900万人。

辽朝是由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总体来说，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和奚族，二是以农耕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两者间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辽朝法律“因俗而治”，契丹人和奚族人采用“治契丹与诸夷法”，而汉人和渤海人采用汉法，也就是唐典，名义上规定当双方产生冲突的时候，根据汉法处理，但实际操作中是以契丹人的利益为先的。

辽太宗意识到要有效统治多民族的帝国，需要采取灵活和包容性的策略。因此，“因俗而治”策略应运而生，旨在适应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为了区别对待契丹人和汉人，辽太宗创立了两院制，分别是南面官和北面官。北面官主要负责处理契丹族的宫帐、部族、属国事务，采用契丹族的本族制度。南面官则负责处理汉人的州县、租赋、军马等事务，沿用汉族的制度。

到了辽世宗时期，他推动政治改革，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合并了南面官和北面官，创建了南北枢密院，并废除了南、北大王。这一改革标志着辽朝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北面官制包括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主管全国军事，南枢密院主管选拔、人口赋税等）；下设有北南宰相府；以及其他管理机构如北南大王院、北南宣徽院、大内惕隐司、夷离毕院、大林牙院和敌烈麻都司等。南面官制沿袭唐朝制度，设有三公、三师，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大理寺，以及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太常寺等。

辽朝的法律体系是双轨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尽管早期存在民族歧视，但到了圣宗时期，契丹法律也开始采用汉律，这反映了汉人地位的提升。

辽朝的五京制是在辽太祖阶段开始形成的，分别是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临潢府是首都，其他四个京作为陪都具有辅助作用。每个京的设立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尽管在辽朝与宋朝达成澶渊之盟后，中京大定府的政治作用增强，但上京临潢府仍然保持其首都地位，直至辽朝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的五京和其他朝代的五京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就是辽朝的中央政府是随着四时捺钵迁徙的，辽朝200多年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加起来也只去过五京100多次，基本每次驻扎时间都很短，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半年。

契丹族作为辽朝的统治民族，历来以游牧为生，以“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根据季节和资源的变化不断迁徙，而非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

为了适应契丹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保持对广大领土的控制，辽朝的皇帝采用了一种巡行制度，即在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地区巡行。这种巡行不仅是为了监督地方，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如“秋冬违寒，春夏避暑”。

在皇帝巡行的过程中，捺钵作为“行在”或“行营”，成为临时的行政中心。皇帝在这些捺钵中处理国家事务和做出重大政治决定。《辽史》记载：“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这些捺钵是专门为皇帝在巡行时设立的行宫，以区别于首都的宫殿。

契丹族原本是唐朝的臣民，被设置在松漠都督府的管辖之下。然而，在晚唐五代时期，契丹族逐渐崛起，建立了契丹国，并频繁对河北地区进行入侵。在五代的后唐末年，辽太宗答应了石敬瑭自降为子并俯首称臣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了后唐，作为回报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并且使后晋臣服于辽。这标志着辽朝与中原地区的外交关系的根本转变，辽朝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然而，辽朝随后的衰退使得后周和北宋有机会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相继发起了北伐。辽朝为应对这一威胁，采取了防御性策略，并支持北汉以对抗中原的进攻。

辽圣宗时期，辽朝再次发动了对中原的军事行动。辽军一路推进，直逼北宋的澶州。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双方最终在澶渊之盟中达成了协议。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辽朝与北宋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持续了120年。它不仅划定了两国的国界，而且规定了北宋每年向辽朝支付三十万两银和三十万匹绢的岁币。此外，双方还同意开放边境贸易，并加强经济合作。

在契丹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辽兴宗趁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使其疲惫不堪之际，大举兵力在辽宋边界展示实力，并派遣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向宋朝索要瓦桥关南的十个县。经过谈判，宋朝同意增加岁币，即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作为解决这次争端的条件。此外，辽兴宗还成功要求宋朝承认岁币是“纳”给辽的，而非赠送。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接受这一要求，并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以削弱辽与西夏的关系。这最终导致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

在辽朝的晚期，它受到了新兴的金朝的巨大威胁，同时，辽朝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内斗。这使得辽朝试图与北宋进行和谈。当时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了联盟，就拒绝了辽朝的和谈请求。在与金朝的战争中，辽朝最终败亡。

辽朝在其西部边境与主要邻国西夏长期维持着一种复杂的朝贡和联姻关系，并且一度将西夏纳为其附庸，被称为“甥舅之邦”。当西夏的夏州政权（定难军）阶段受到北宋威胁时，辽朝接受了西夏的效忠，并与之结盟对抗北宋。这一联盟在辽朝的支持下，成功地多次击退了宋军，并使西夏扩张其势力。辽朝进一步巩固了与西夏的关系，于契丹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北宋淳化元年）册封西夏的统治者李继迁为夏国王。

到了李德明时期，西夏为巩固新领地而与北宋和谈，但仍然保持与辽朝的紧密关系。然而，西夏对北宋的胜利引起了辽朝的不满，导致贺兰山战役的爆发，最终促使西夏再次称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夏的国力逐渐衰落，并在一系列战役中丧失了横山地区。在这一阶段，辽朝的支持对于西夏在维持与宋、辽两国的关系中显得至关重要。辽朝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外交手段稳定了三国之间的权力平衡，维持了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敏感政治格局。

在辽朝的早期，辽朝对其东部邻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契丹天赞五年（公元926年），辽朝成功地消灭了渤海国，并首次与高丽建立了联系。然而，刚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在契丹会同七年（公元942年），辽朝向高丽送去了50匹骆驼作为友好的表示，但高丽不仅拒绝了这份礼物，还将辽朝的使者流放到了一个孤岛，并任由送来的骆驼饿死。这一事件被称为“万夫桥事件”，标志着辽高关系的紧张开始。

此后辽朝开始对高丽的边界进行多次小范围攻击。在契丹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高丽成宗十一年），辽将东京留守萧恒德奉命进攻高丽，高丽王遣使上表谢罪，辽圣宗下诏赐“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册封高丽国王，自此高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和辽朝建立了宗藩关系。

契丹统和二十八年（公元1010年），高丽国王穆宗被贵族康兆刺杀，辽圣宗亲率大军征伐，深入至高丽都城开京。此后辽与高丽连年作战，直到契丹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高丽国王显宗请和，向辽朝纳贡。

辽朝与西域的联系有着深远的历史。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他曾率军西征，并成功让西域的诸国归附。统和年间，王太妃（齐妃）领军出征西域，于契丹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建立了可敦城，这座城市成为了辽朝在西北边境的重要防线。通过多年的努力，辽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漠南、漠北和西域。

对于那些归附的部落和属国，辽朝政府采取了一种灵活的管理策略，被称为“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这种政策通过让这些国家相互监督，保证了它们不会轻易背叛辽朝。因此，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以及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近辽朝，并且与北宋保持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其近邻，还扩展到了更远的西亚地区。在辽朝初期，波斯和大食（阿拉伯帝国）也纷纷派遣使节来辽朝通好。辽圣宗时期，大食国王甚至请求与辽朝通婚，最终辽圣宗将一位宗室公主嫁给了大食。

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和东欧地区的国家普遍将辽朝视为中国的代表，并以“契丹”为称呼。在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献中，中国传播的火药和火器常常被称为“契丹花”和“契丹火箭”。在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字中，对中国的称呼也以“契丹”为主。这些事实凸显了辽朝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辽朝是一个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帝国，军事制度有很重要的地位。契丹人作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其经济生活与军事训练融为一体。他们通常通过牧养和打猎维持生计，这些活动不仅是经济生产，同时也是军事训练。辽朝的常备军力规模约为二十万至三十万，而在战时，由于其游牧文化背景和全民皆兵的特点，能够迅速动员高达164万人的兵力。

辽朝的军事组织具有多样性，它深受其游牧部族起源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融合特点。皇帝作为最高统帅，掌握着绝对的军事权力。辽朝设有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两大军事机构，前者主要由契丹人掌管，而后者主要负责汉族地区的军事事务，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军事管理体系。

辽军的组成主要分为四类：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其中，宫帐军也称为皮室军，是由皇帝直辖的精锐部队，主要由契丹族壮丁组成，承担皇帝的亲卫和战争任务。部族军则以契丹以外的部族为主，负责边境的守卫。宫帐军和部族军构成辽军的主力。京州军，又称五州乡军，由五京道的汉族和渤海族组成，而属国军则由臣属国的士兵组成，这两者主要作为辅助兵力。

辽朝军队的装备和战术以骑兵为主，弓箭和刀枪是其主要武器。后期，辽军还从宋朝引进了先进的攻城器械如抛石机，并设有专门的炮兵部队。

总的来说，辽朝的军事制度是一种融合了游牧部族传统和汉族文化的复杂体系，其多样性和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辽朝的繁荣和扩张提供了支持。

斡鲁朵制度，又称为宫帐制度，是一种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管理体系。“斡鲁朵”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突厥文的碑铭中，被翻译为“宫”。斡鲁朵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游牧社会的传统，它属于游牧社会的习惯法。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中央集权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制度已经是契丹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制度与契丹人的部族组织紧密相关，因为部族通常是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在一起。

在辽朝的历史中，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斡鲁朵。除此之外，皇后、宗室和大臣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拥有斡鲁朵，包括两位皇太后、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以及大臣韩德让。斡鲁朵的所有者可能是皇帝、执政的皇太后、亲王或是重要的大臣。斡鲁朵被视为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这种特权使得斡鲁朵在辽朝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察割之乱”和“重元之乱”，都是在斡鲁朵内发生的。

斡鲁朵不仅是一个居住区，还是一个军事基地。斡鲁朵军由隶属于宫的部族人员组成，是皇帝维持统治的重要军事支持。在辽朝的中后期，斡鲁朵军在对邻国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斡鲁朵军还是保卫辽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军事力量。

皇帝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而斡鲁朵的广泛定义还包括保卫皇帝的大规模军队，即斡鲁朵军，以及支持斡鲁朵军的人员，称为斡鲁朵户。辽朝末期有13个斡鲁朵，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直接归皇帝管辖。这一体系与管理契丹部族的北枢密院以及管理汉族和渤海人的南枢密院并列。

与斡鲁朵制度相对应的是户籍制度，称为“宫籍”。隶属于宫籍的人被称为宫分户，是各宫院的户口。虽然他们都属于宫分户，但他们之间的地位有很大差别。

契丹族一直是以游牧生活为主，以捕猎和钓鱼作为食物来源，以皮毛作为主要衣着。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以马匹为依托，随着水源和草场的变化而迁徙。在契丹建国之前，他们成功地克服了游牧经济的脆弱性。通过人工手段在游牧地区创造绿洲，并将农耕民族安置于此，契丹人逐渐转向农业和渔猎并行，并开始发展了手工业如纺织等。

为了管理和发展畜牧业，辽朝在各地设立了群牧使司，负责管理国家拥有的牲畜，成功地实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使两者各得其所。这一进程伴随着一套独特而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有助于契丹族的经济稳定和增长。

在辽朝的境内，农作物种类丰富多样，包括如粟、麦、稻、穄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蔬菜和瓜果。辽朝通过借鉴和学习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引进了不同的作物品种。此外，辽朝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和回鹘豆等瓜果，结合北方的气候特点，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在土地管理上，辽朝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大类。位于边境的屯田以及通过招募民众耕种的官方空闲土地均被视为公田。居民在这些公田上耕种十年后，需要向朝廷缴纳土地租金。而“占田置业入税”的土地则归类为私田。据估计，公田主要集中在辽朝北部的边境地区，而私田则多分布在辽朝的南部地区。

在契丹居住的汉族人口，依旧延续着男性负责耕作，女性负责纺织的生活方式以维持家庭收入。此外，辽朝将战争中俘虏的汉族人口安置在契丹的核心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多个军事州。这些地区的收入，除了少部分需要上交给政府外，大部分归地方首领所有。

为了激励民众开垦荒地，辽朝制定了政策，规定成功开垦农地的人可以享受十年的免税优惠，这有助于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此外，辽朝在遭受战乱或者严重饥荒的年份，会采取减免税收的措施。例如，在契丹统和九年（公元991年，北宋淳化二年）辽圣宗颁布了一道命令，免除三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租税，并停止征收土地税。

在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和县的户籍，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依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作为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户籍成员，负担着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寺庙的佃户往往是随着土地从贵族和官僚转赠而来的，他们既需要向国家缴税，也需要向寺庙支付租金，形成了一种双重税收的模式。

辽朝的畜牧业繁荣，作为牧业经济的主体，契丹族在这一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牧业不仅是契丹及其相关部落的生计基础，而且也是辽朝武力雄盛、战争胜利的物质支撑。从阴山以北延伸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和额尔古纳河流域，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优越的牧场。契丹以及其属部如阻卜、乌古、敌烈、回鹘、黨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

羊和马是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的生活要素：羊乳和肉是主要食物来源，皮毛是制作衣物和被褥的材料，而马和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和狩猎活动中，马匹是必不可少的装备。羊和马也是辽朝从契丹各部及其西北和东北的属国和属部征收的税赋和贡品，成为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

游牧的契丹人被编入相应的部落，受部落首领的管理，在部落分配的土地上进行牧业生产，并承担部落和国家的税收和劳役。在没有获得朝廷和部落首领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不能随意离开所属部落。这些游牧的契丹人是牧区的主要劳动力，承担着牧业生产的重任，同时作为部落贵族的属民。

在辽朝时期，冶铁业非常发达。出土的铁制农具、炊具、马具和手工工具在质量上可与中原地区的产品媲美。辽东地区是辽朝的重要铁产区，对冶铁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初，辽朝利用横帐和大族奴隶创建了曷术石烈来从事冶炼工作。到了圣宗时期，释免奴隶，改设曷术部，取得平民地位，仍以铁为税收。辽朝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设立了三个冶炼区，其中手山即现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该地的矿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朝时期。

辽朝的陶艺深受唐代的影响，而墓葬出土的文物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国外的器皿也被引入。此外，辽朝的金银器制作也采用了唐宋时期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朝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造型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大类。中原式瓷器模仿中原地区的风格制作，包括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而契丹式则模仿契丹族传统的皮制和木制容器样式，包括瓶、壶、盘、碟，造型别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目前已知的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能够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的瓷器，以及宫廷使用的官窑器物。

辽鸡冠壶

辽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包括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和造纸等，工艺技术精湛。其中，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北宋的《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出土于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和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的精美金银器展示了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超的工艺技术。

辽陈国公主墓冠

辽陈国公主墓香囊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交易变得更加频繁，商业活动也逐渐繁荣。在辽朝初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立了羊城，旨在建立贸易市场以促进各地的交易活动。随着辽朝领土的扩张，行政体系的健全，经济要素的增加和商业范围的拓宽，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建成后，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辽朝的商业中心。辽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经济交往主要通过朝贡和市场贸易的方式进行。

商业的发展在辽朝境内催生了一个富裕的商人阶层。这些商人在五京和州县经商，或在辽朝和五代、宋朝之间往来。一些商人甚至作为辽朝的代表，担任使臣处理商业和政治事务。例如，在辽太宗时期，回图使乔荣在后晋经商的同时，也作为辽朝的商业贸易代表，并担任使臣与后晋进行政务交涉。另一个例子是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

在辽代，物价非常低，尽管收取盐和酒税，但各地的税率并不统一。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根据文献记载，在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统治时期，辽朝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的使用量并不大。到了辽世宗时期，上京的交易仍然主要依赖布匹作为交换媒介。各地使用不同的货币，圣宗时期以前铸造的辽钱非常少，圣宗时期稍微增加，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不到百分之二。流通货币主要是宋钱，其次是唐代和五代以及其他朝代的货币。

在国际贸易方面，辽朝主要通过边境市场与宋朝和西夏进行互补性贸易。此外，辽朝还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基辅公国和喀喇汗国进行贸易往来。

辽朝成功地融合了大量的汉文化和渤海国文化。在消灭渤海国后，渤海的遗民大多定居在辽朝的上京和辽东京一带，他们带来的渤海文化对辽朝的文化产生了影响。与中原地区的频繁接触，以及与宋朝的往来也对辽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翻译大量的汉文书籍，辽朝吸收了中原人民在科学技术、文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并将这些知识引入草原地区，进而推动了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的发展。

辽朝的皇室和契丹贵族对汉文化抱有极高的崇敬。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孔子的崇拜者，他在上京建立了国子监，并在府、州和县设立学校，以传授儒家学说。他还建立了孔子庙。辽圣宗常常阅读《贞观政要》，而辽道宗则酷爱阅读《论语》。在辽道宗的时代，契丹人开始自称为“诸夏”，并且道宗曾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表明他对汉文化的尊崇和对其的效仿。

在教育方面，辽朝采取了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这一系列的做法显示了辽朝对汉文化的深入吸收和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辽朝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辽朝的文人们既使用契丹语也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作品体裁多样，包括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题材广泛，涵盖了诸如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多种主题。创作人群包括皇帝、皇后、宗室、各部门的官员、以及身处朝廷的各种士人。

辽兴宗也是一位擅长创作诗文的皇帝。在契丹重熙十九年（公元1050年，北宋皇祐二年）宋朝使者赵概访辽时，兴宗即席请他赋写了《信誓如山河诗》。辽道宗擅长诗赋，其作品包括《题李俨黄菊赋》等。辽朝宗室东丹王耶律倍创作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三兄弟皆擅长文学创作，作品有《兔赋》、《寤寐歌》等。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也很擅长诗文，她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了她对国家安危深深的关切和她的政治理想。目前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还包括王鼎的《焚椒录》和寺公大师的《醉义歌》等，其中《醉义歌》是以契丹语创作的，不幸的是原作和金朝耶律履的译本已经失传，目前流传下来的是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

在书目编纂方面，辽朝设置了国史院，专门负责修整历史，设置了国史修官、史馆学士、修国史等职位。他们撰写了起居注、日历、实录等，国史院也将很多汉文书籍翻译为契丹文字，如《五代史》等。其中，辽代编写的实录后来成为元朝的脱脱等人编写《辽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

契丹文字是辽朝的另一项重要文化遗产。在语言和文字方面，辽朝时期汉语和契丹语并存，很多文书都是用这两种语言书写。辽代还编纂了一本名为《龙龛手镜》的汉字字典，以便佛教信徒学习佛经。

契丹文是辽朝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一种文字，它受到汉字的影响，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据传，契丹大字是在契丹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的，大约包含三千多个字符；而契丹小字则是由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在大字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成的。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大约有五百个发音符号，相较于契丹大字更为简洁，虽然字符数量较少，但能够完整表达契丹语。

契丹文字一直使用到西辽天禧十三年（公元1191年，金明昌二年）当时金朝的金章宗下令废止使用契丹文字。

辽朝时期，佛教和萨满教成为主要的宗教，而契丹祖先崇拜和各种民间信仰也很盛行。民族信仰包括对木叶山的敬畏、天地的崇拜、日神和山神的膜拜等。

木叶山崇拜源于与契丹族的起源和八个部落的崛起相关的神话，具有萨满教的文化色彩。契丹人在木叶山（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的交汇处）建立了契丹祖庙，以纪念他们的祖先，这个传统最终发展成为辽朝皇家的祭祀仪式。

佛教方面辽朝基本沿袭了唐代的体系。在唐武宗镇压佛教的时期，许多僧人和佛教文物流向了河北地区，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龙化州的开教寺成为佛教传入契丹地区的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契丹社会中逐渐被接受和推崇。辽朝灭了渤海国后，把许多渤海僧人带到上京，并兴建天雄寺。从此以后，各地开始纷纷建立寺庙。辽朝的皇帝也采取了保护和尊敬佛教的政策，使佛教在辽朝达到鼎盛。此外，辽朝还积极从事修复和刻印佛经的活动，推动佛教艺术的繁荣。

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一定了影响。在辽朝初期，一些信仰道教的汉人通过不同途径进入草原地区。在辽朝的各个城市，包括上京和中京，建立了道观。甚至一些契丹的贵族和民众也开始信仰道教。辽朝的一些皇帝和高层道士也赞赏道教，并对其给予礼遇。道教的传播也推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

另外，伊斯兰教在辽朝也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成果。它主要是通过位于西域的喀喇汗国传入，该国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以此为据点向东传播。契丹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北宋至道二年）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在辽朝南京（今北京）建立了牛街礼拜寺。

辽朝的绘画艺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契丹人擅长描绘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期间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画家，他们创作了众多优秀的绘画作品。耶律倍是这个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的作品《射骑图》非常受欢迎。此外，胡瑰和胡虔父子也是辽朝著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广受赞誉，很多作品被收入北宋内府，并被誉为“神品”。还有如胡环的《出猎图》，无名氏的《丹枫呦鹿图》和《秋林群鹿图》等，也是极具价值的绘画作品。耶律防以其精湛的临摹技巧著称，而萧瀜则以其博学和擅长绘画而闻名。除此之外，还有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以及汉族的陈升、常思言和吴九州等人，他们都以绘画才华闻名。

耶律倍《骑射图》

无名氏《丹枫呦鹿图》

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上。例如，山西省灵丘县的觉山寺塔、北京市的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的白塔和海城的析木城金塔都是辽代密檐塔的优秀代表。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的观音阁融合了唐代和宋朝的特点，造型雄伟壮丽。

天宁寺塔

在音乐方面，辽朝的散乐深受唐朝和五代后晋的影响，并与契丹族的民间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宫廷音乐形式。《辽史》记载，辽朝的演奏乐器包括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和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形成了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舞者们矫健地随着音乐节奏起舞，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和韵律的表演。

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

辽朝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也有发展，辽朝医生直鲁古撰写了《脉诀》和《针灸书》，这些著作包含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此外，辽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尸体防腐和保存的技术。古文献如文惟简的《虏廷事实》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记载了契丹人使用香药、盐、矾等物质来保存尸体的方法。公元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的一处辽朝墓葬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具保存状况良好的干尸。

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辽朝继承了五代的历法并进行了一些改进。最初，辽朝使用了后晋时期马重元的调元历，但在契丹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北宋至道元年）辽朝开始采用辽朝官员贾俊所制定的大明历。值得一提的是，辽朝的皇帝非常重视天文观测，并且当时的人们常常将天象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公元1971年，考古学家在河北省宣化的一处辽朝墓葬中发现了一幅精美的彩绘星图，图中描绘了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而在公元1989年，同一地区的另一处辽朝墓葬中又发现了两幅类似的星图，不仅包含了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还以人形描绘了十二生肖。这些发现表明，辽朝时期的天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宣化辽墓壁画星象图

辽朝统治者始终提倡和保持“国俗”，也就是契丹风俗，某些传统风俗终辽一世都得以保留和传承，同时有限度地吸收和借鉴中原礼俗。汉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等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中原的生活方式。在一些混居地区，这两种文化则混合在一起。总的来说，辽朝境内诸族，各有本族的传统风俗，又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多彩的辽代风俗文化。

契丹人无论男女，其典型发式为髡发。其特征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装饰，髡发有多种发式。这也是许多北方民族的传统习俗，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有剃去部分头发的习俗。

契丹早期生产方式以狩猎游牧为主，衣服原料主要来源于野兽和牲畜的皮毛，功能以保暖蔽体为主。

辽朝建立后，随着和中原地区的接触以及自身种植业、手工业等的发展，毛麻纺织品和丝绸等也多了起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衣着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保暖，开始有了不同的意义。辽太宗正式制定了衣冠制度，分为国服和汉服两种。

国服是北制，也就是契丹人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服制，包括皇室中人在内，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等。汉服是南制，除了汉族官员穿着之外，辽朝皇帝和契丹臣属在某些场合也会穿着，主要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

契丹人从渔猎、畜牧业中获取鱼、野兽和牲畜，是肉食的主要来源，他们食用肉类的方式大致分为生食、濡、烧烤、腊以及肉糜等。而马、牛、羊乳及其制品则是他们的重要饮料和食品，包括乳酪、乳粥等在内。

他们的谷物食品比较简单，米食通常被用来做粥和炒米，而面食类则是馒头、饼和点心为主。辽朝的蔬菜一直种类简单，数量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有在野外采摘野菜食用的习惯，即使在蔬菜栽培相对普及之后，辽朝各族人民仍然喜欢采摘野菜，辽朝官吏刘经曾经在使宋路上作诗咏诵“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

契丹人喜欢蜜饯和果脯，这是通过将水果浸泡在蜂蜡和蜂蜜中制成的，以便保存。这种做法在清朝的东北地区仍然流行，而现代北京的果脯也是沿袭自契丹人的“蜜渍山果”和“蜜晒山果”制作方法。

契丹人很早就开始酿酒。辽朝建立后随着农业发展，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开始设有专门酿酒的机构，实行专卖，收取酒税。宫廷内还有“酒人”专门管理皇家酒事。

辽朝主流的酒饮中，除了粮食酒外，还有配置酒（粮食酒加中药材配置而成，如菊花酒等）和果酒（如葡萄酒）两种，葡萄酒主要是在西辽期间酿成。

辽朝饮酒成风，在各种庆典仪式中都有持酒祭奠的习俗，无论喜庆丧葬还是接待外宾，都要设宴饮酒。而民间的酒肆食店之中也可以轻易获得酒水，因此从皇室到民间，酗酒之人都很多，其中以辽穆宗为最，辽世宗也是因本人和群臣酗酒而被杀。朝廷也曾多次禁酒，但收效甚微。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饮茶的习惯，茶在契丹社会中非常受欢迎，街市之中也有很多茶肆。但辽地不产茶，茶叶主要来自于同中原地区的交易。宫廷在重大节日时，会以茶来祭祀祖先和天地，同时用茶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严格和正式的礼仪，和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的辽墓群中，一部分墓壁画描绘了契丹贵族的茶道程序，包括碾茶、煮茶和侍女敬茶等，证实了契丹贵族对茶的热爱。

宣化墓葬群壁画《备茶图》

头鹅宴和头鱼宴是契丹两大名宴。

头鹅宴是在江河化冻之时，由皇帝率领群臣来到水边，由海东青或皇帝亲射天鹅，以此祭献祖先，而后君臣一同举杯取乐。

头鱼宴则是在头鹅宴之前，同样由皇帝率领群臣，在隆冬季节选择冻住的河面，凿冰钩鱼，随后在水上设宴庆祝，“以其得否，占岁好恶”，表达了对新的一年里丰收的良好期盼。

契丹人初期以车帐为家，毡车和幕帐（穹庐）是主要居所，后来出现了板筑居室，但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契丹人仍然以车帐为居所。

板筑土屋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在辽朝建国前后就已经出现在北方并被逐步推广了，这种以土夯实墙壁，屋顶以茅草覆盖的居室，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创业期间仍在沿用。

辽朝建国之后，开始仿照中原地区，择地兴建都城，五京中都有大量的宫殿建筑群。

辽朝陆上主要交通工具以畜力和车辆为主。畜力包括马、牛、骆驼等，马在其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

契丹境内盛产良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从小就骑射娴熟，马不但是契丹人日常代步工具，更是战争中的乘骑和运载工具，强大的骑兵是辽朝军队战争中胜利的重要保证。

牛也是用来骑乘、运物以及牵引车辆的工具之一，但不像马匹那么运用广泛。骆驼也是辽国境内常见的牲畜之一，和马、牛用处类似，其中白骆驼作为吉祥的象征，常常被贵人用来拖车。

以畜力拖引的各种车辆也是辽人的主要出行工具之一，契丹的车主要源自奚车。奚族和契丹“异种同类”，以擅长造车闻名，被征服后奚族人散居在中京一带，奚车也成了契丹车辆的主要形制和来源。

契丹人原本就善造独木舟，挖木为舟，在河上捕鱼。渤海国人早在唐朝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造船业，曾经多次派遣大规模船队前往中原的宗主国朝贡，辽灭渤海国之后，渤海人的造船技术就传承了下来，舟船除了捕鱼摆渡之外，还应用于漕运和战争。

契丹人有很多独特的仪式和习俗，例如拜日仪式、柴册仪式、再生仪式、祭山和射鬼箭等。

值得一提的是辽朝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会根据季节在不同地区进行巡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捺钵”。在巡视过程中，皇帝和官员们会携带宫帐，并在各地设立临时的住所。春捺钵的主要内容是钓鱼、捕鹅雁，并接受生女真各部酋长的朝贺，夏捺钵主要为避暑纳凉，与北、南面的大臣商议国事，已退休的元老们获准亦可参加，秋捺钵则主要在山中射猎，猎物以鹿和虎为主，冬捺钵则以避寒为主，也与大臣们商议国事，时而射猎，同时也是接受北宋及各国朝贡的主要地点。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为重，召开南北臣僚大会，制定国政方针基本都在这段时间，会议结束后则赴春山秋水行猎游玩，契丹官员全体随同，汉人官员部分随行。

此外，还有“头鱼宴”和“头鹅宴”等特定的生活习惯。契丹人的娱乐活动包括角觝（摔跤）、击鞠（类似足球）、射箭、下围棋和玩双陆游戏。

在节日和风俗方面，辽朝吸收了汉族的一些传统，但仍以契丹的传统为主。例如，在元旦，契丹人会用稀米和羊骨髓制作饼。正月七日是人日，人们会食用一种叫做“薰天饼”的煎饼。此外，契丹人还庆祝中和节、上巳节、端午节、夏至、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和冬至等，这些节日的风俗与中原大致相同，但也保留了契丹特有的习俗和仪式。

契丹族的历史上一直流传着“青牛白马”的故事，认为他们的先祖是男子乘白马，女子乘青牛，相遇而结为夫妇的，他们所生的八个儿子即为后世契丹的八大族。契丹婚姻实行的是禁止在氏族内血缘亲属成员之间通婚的氏族外婚制度。在辽朝延续期间，婚姻形式一直存在着原始婚姻的遗风，如交换婚、接续婚、收继婚等。

交换婚是指两个家庭或者家族彼此嫁娶，如辽朝王族耶律氏只与后族萧氏通婚，终辽一代，九位皇帝的皇后皆为萧氏，耶律氏的公主也大多嫁给萧氏的男子。

接续婚即妻子死后娶妻妹为继室，这是原始婚姻形式之一，契丹人也一直采用，一直到辽会同三年（公元940年）才由辽太宗命令禁止，但是实际上直到辽朝灭亡也没有能完全废除。

收继婚指男性去世后，他的妻子由家族中的其他男性继承的习俗。

契丹主要的丧葬方式分为树葬、火葬、土葬等。

树葬是北方许多少数民族流行的原始葬法，契丹早期也同样流行，将尸体放在山中的树上，三年以后收回骨骸火葬。

契丹早期的树葬，会收回骨骸之后焚烧，属于二次葬。随着佛教的盛行，火葬就成了辽朝主要的丧葬方式，终辽一世都保持了这样的习俗。

土葬是将尸体装入棺椁之后埋葬于墓中的丧葬方式，随着契丹人逐渐受中原文化影响越来越深，采取这一方式的契丹人也越来越多，辽代中后期尤其是契丹贵族们基本都已采用了土葬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契丹贵族中流行尸体防腐方式，主要是以干燥、腌制、香药除味为主，与此同时，契丹贵族死后头罩面具，尸体罩金属丝网络也是契丹独特的葬俗。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金面具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金属丝网络

展开[a]

详见东胡词条

[b]

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一般认为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该部在 2 世纪以后控制着中国的东北边疆。345 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国的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击溃，分为三部，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契丹亦属其中。388 年，库莫奚又分为库莫奚（后来

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魏收于 554 年完成的北魏史书《魏书》，是最早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们都出自鲜卑。当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契丹居于辽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库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区，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西部相接地区。

[c]

因辽朝的国号曾在“辽”和“契丹”之间反复更改，故在以辽朝纪年时会在前标注“辽”或“契丹”字样。

[d]

契丹首次改国号为大辽的时间各史书记载不一：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为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记为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契丹国志》中也采用了这一时间。

《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三》记为天福三年（公元938年）

《辽史·太宗纪》记为大同元年（公元947年）

[e]

详见澶渊之盟词条

[f]

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阿尔泰语系民族对首领的尊称，详见可汗词条。

[g]

横帐，即辽朝宗室宫帐。辽太祖的子孙加上他父亲同辈的三房族属宫帐统称“横帐”，为皇族显贵。

[h]

“曷术石烈”中“曷术”的意思是“铁”，而“石烈”则是县以下的行政机构，相当于乡。《辽史·国语解》：“ 霞瀨益石烈 ，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设官治之。”

展开[1]刘学铫. 《大辽王朝：青牛、白马、黑契丹》. 2012: 212-214.

[2]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中华书局, 2011: 3.

[3]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 2007: 653.

[4]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本纪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5]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七·志第七·地理志一.

[6]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年11月: 第二章·五·总论.

[7]钱穆. 国史大纲. 2011年7月: 第五编·第三十章·三·契丹的兴起.

[8]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57.

[9]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130-131.

[10]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26.

[11]冯家昇. 契丹名号考释. 燕京学报, 1933年第13期

[12]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5.

[13]刘浦江. 辽朝国号考释. 历史研究, 2001第6期

[14]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2000: 225-261.

[15]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辽代·第一章〈“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 台北: 地球出版社, 1992: 3.

[16]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42.

[17]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2008: 6.

[18]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十四章〈南北其他民族问题〉. 1994: 378.

[19]魏收. 魏书. 北齐: 列传·卷八十八·契丹传.

[20]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辽代·第一章〈“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 台北: 地球出版社, 1992: 4.

[21]欧阳修. 新唐书. 北宋: 列传卷一百四十四·北狄传.

[22]张正明. 契丹简史. 中华书局, 2019: 第二章 契丹的勃兴以及辽朝的建立和发展·二 部落贵族的分化与内争 辽朝的诞生.

[23]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一·太祖本纪（上）.

[24]张正明. 契丹简史. 中华书局, 2019: 第二章 契丹的勃兴以及辽朝的建立和发展·三·辽初的发展.

[25]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辽代·第一章〈“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 台北: 地球出版社, 1992: 5.

[26]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太祖本纪（下）.

[27]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三·太宗本纪（上）.

[28]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58-59.

[29]辽史. 元: 本纪·卷三·太宗本纪（上）.

[30]张正明. 契丹简史. 中华书局, 2019: 第二章 契丹的勃兴以及辽朝的建立和发展·四 辽朝同中原王朝的关系.

[31]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三·太宗本纪（上）.

[32]辽史. 元: 本纪·卷四·太宗本纪（下）.

[33]辽史. 元: 本纪·卷五·世宗本纪.

[34]傅海波. 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1998: 62.

[35]脱脱等. 辽史. 元: 卷六·本纪第六·穆宗上.

[36]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66.

[37]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六·穆宗本纪（上）.

[38]司马光. 资治通鉴. 北宋: 后周纪·后周纪五.

[39]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七·穆宗本纪（下）.

[40]脱脱等. 辽史. 元: 卷八·本纪第八·景宗上.

[41]脱脱等. 宋史. 元: 本纪·卷四·太宗本纪（一）.

[42]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九·景宗本纪（下）.

[43]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70.

[44]辽史. 元: 卷十·本纪第十·圣宗一.

[45]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71-72.

[46]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十一·圣宗本纪（二）.

[47]毕沅. 清: 《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十三.

[48]脱脱等. 宋史. 元: 本纪·卷七·真宗本纪（二）.

[49]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十·圣宗本纪（一）.

[50]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十八·兴宗本纪（一）.

[51]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88-89.

[52]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89.

[53]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十九·兴宗本纪（二）.

[54]脱脱等. 宋史. 元: 本纪·卷十一·仁宗本纪（三）.

[55]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95.

[56]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一·道宗本纪（一）.

[57]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三·道宗本纪（三）.

[58]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四·道宗本纪（四）.

[59]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96.

[60]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二十六·道宗本纪（六）.

[61]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七·天祚帝本纪（一）.

[62]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101.

[63]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七·天祚帝本纪（一）.

[64]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八·天祚帝本纪（二）.

[65]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三、辽朝的灭亡.

[66]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二十九·天祚帝本纪（三）.

[67]脱脱等. 辽史. 元: 本纪·卷三十·天祚帝本纪（四）.

[68]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111.

[69]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110-111.

[70]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天祚皇帝四.

[71]刘学铫. 大辽王朝：青牛、白马、黑契丹. 2012: 208-210.

[72]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83-84.

[73]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七·志第七·地理志一.

[74]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七·地理志.

[75]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一.

[76]谭其骧. 辽史地理志汇释. 2001: 4-5.

[77]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二十二·州县载记.

[78]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中华书局, 2011: 10-11.

[79]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四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其他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六、贵族和官僚的私庄和部曲.

[80]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226.

[81]陈述. 契丹生活竞技史稿. 三联书店, 1963: 54.

[82]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 2000: 196.

[83]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6-37.

[84]蔡美彪. 辽金元十五讲. 2011: 11-12.

[85]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63-65.

[86]契丹简史. 2019: 第五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组织和辽朝的上层建筑·三、辽朝的法制.

[87]杨若薇.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1991: 第二篇 官制及行政制度·四 五京的建制过程.

[88]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1991: 39.

[89]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123.

[90]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2008: 38-39.

[91]乾安县辽金皇帝“春捺钵”遗址群情况介绍.今日头条. 2020-10-12[2023-09-07].

[92]脱脱等. 辽史. 元: 志·卷一·营卫志（中）.

[93]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45.

[94]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59.

[95]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61-62.

[96]冯东礼 毛元佑.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二卷. 1998: 227.

[97]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二卷. 1998: 276.

[98]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145.

[99]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154.

[100]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六章 辽朝的衰亡·二、辽朝与邻国、邻部的关系.

[101]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79-81.

[102]林荣贵. 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8年第3期

[103]黄金辉 袁迪嘉. 辽丽关系视域下辽朝的东疆经略. 东疆学刊, 2021年第1期

[104]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7.

[105]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85.

[106]郑毅.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 2019: 78.

[107]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科学出版社, 2021: 129.

[108]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61.

[109]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42.

[110]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五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组织和辽朝的上层建筑·四、辽朝的兵制.

[111]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92.

[112]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75.

[113]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92.

[114]杨若薇.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1991: 第一篇 斡鲁朵制度·二、斡鲁朵的设置及职能.

[115]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1991: 38.

[116]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89.

[117]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中华书局, 2011: 10.

[118]脱脱等. 辽史. 元: 志·卷一·营卫志（上）.

[119]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95.

[120]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96.

[121]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 1996: 32.

[122]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61-163.

[123]洪皓. 松漠记闻. 宋: 续卷.

[124]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三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生产情况·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125]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0-11.

[126]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五九·食货志上.

[127]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4.

[128]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96-97.

[129]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36-37.

[130]契丹简史. 2019: 第三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生产情况·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31]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34.

[132]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5.

[133]冯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 2021: 100.

[134]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39.

[135]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三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生产情况·四、商业.

[136]张正明. 契丹简史. 2019: 第五章 辽代契丹的社会组织和辽朝上层建筑·五、辽朝的文化和科学.

[137]洪皓. 松漠记闻. 宋: 正卷.

[138]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3.

[139]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7.

[140]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42.

[141]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45.

[142]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8.

[143]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2008: 35.

[144]卜宪群等. 中国通史4·辽西夏金元. 华夏出版社, 2016: 契丹兴起.

[145]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2008: 37.

[146]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75-185.

[147]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七·地理志一.

[148]脱脱等. 辽史. 元: 卷四九·吉仪.

[149]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一·太祖本纪.

[150]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77-184.

[151]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85-186.

[152]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一七·圣宗纪八.

[153]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154]邢康. 从考古材料看道教在辽地的流传. 松州学刊, 1987年第4-5期

[155]北京牛街岗上礼拜寺志. 清: 正文.

[156]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46.

[157]蔡美彪. 辽金元史十五讲. 2011: 17.

[158]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2008: 40.

[159]陈秉义. 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史料图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3.

[160]陈秉义. 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史料图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9.

[161]脱脱等. 辽史. 元: 一百零八卷·列传第三十八·方技.

[162]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47.

[163]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47-48.

[164]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5-6.

[165]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1: 63-65.

[166]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49.

[167]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五六·仪卫志二.

[168]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50-53.

[169]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8-9.

[170]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6.

[171]阮阅. 诗话总龟. 北宋: 前集·卷十七.

[172]周春. 辽诗话. 清: 正文·刘经.

[173]西清. 黑龙江外记. 清: 卷八.

[174]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二一·南北相馈宋朝生日礼物.

[175]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9.

[176]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20-21.

[177]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五三·礼志六.

[178]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 卷三.

[179]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23-27.

[180]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一一二·逆臣传上.

[181]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一八·兴宗本纪一.

[182]马端临. 文献通考. 宋元: 卷二一·市籴考一.

[183]辽史. 元: 卷四九·礼志一.

[184]宣化发现大型辽代壁画墓群. 光明日报, 1993年6月7日

[185]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34.

[186]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二三·渔猎时候.

[187]厉鹗. 辽史拾遗. 清: 卷一七.

[188]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宋: 卷八一.

[189]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71-72.

[190]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73.

[191]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87.

[192]厉鹗. 辽史拾遗. 清: 卷一·卷二·卷三.

[193]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88.

[194]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89.

[195]魏收. 魏书. 北齐: 卷一〇〇·库莫奚传.

[196]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90.

[197]王承礼. 渤海简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98-99.

[198]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66.

[199]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51-152.

[200]陈佳华. 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第五卷. 1996: 28-30.

[201]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220-222.

[202]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98-209.

[203]范镇. 东斋记事. 北宋: 卷五.

[204]脱脱等. 辽史. 元: 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205]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06.

[206]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二三·族姓原始.

[207]辽史. 元: 卷七十一·后妃传.

[208]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08.

[209]向南等. 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 历史研究, 1980年第5期

[210]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23-124.

[211]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南宋: 卷二十三·国土风俗.

[212]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25.

[213]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2006: 129.

[214]项春松. 辽墓形制的演变及其器物的分期辨认. 松州学刊, 1987年第4-5期

[215]宋德金.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33.

[216]杜承武. 辽代墓葬出土的铜丝网络与面具. 《辽金史论集》第1辑, 1987

[217]木易. 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 北方文物, 1993年第1期

[218]傅海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998: 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