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又称殷商，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前后共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先商”，第二阶段被称为“早商”，第三阶段被称为“晚商”，总计相传共有17世，历经31位王，沿袭500多年。

商国号的来源，可以从族源和字源两个方面来探寻。首先在族源上，《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原始民族的族名常得之于图腾，就商这一族名分析，商族部落族名来源于原始的凤凰图腾崇拜，《商颂》是春秋时期商代后裔，宋国祭祀祖先的一种赞歌，因此将商作为族名进行理解。从字源来考虑，商代以玄鸟作为图腾，古代原始民族的图腾可能会演化为族名，就商这一族名，从甲骨文“凤”“商”可看出。

商朝的国都在君主仲丁后，进行了较为频繁的迁移。至君主盘庚时，又将国都迁移至北蒙，改名为“殷“”，国都至此开始稳定，因此，在后世的记载乃至称呼上，商朝又被称为殷或殷商。

中国学术界关于商部族发祥于何处，有多种不同观点，综合来看可归纳为五种——陕西说、山西说、东北说、幽燕说、东方说。其中，陕西说为一种传统说法，因《史记·殷本纪》说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等记载而得出；山西说则认为商族起源于晋南地区，史学家陈昌远等人持此观点。东北说则认为殷文化起源于东北地区，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金景芳先生等人持此观点。幽燕说代表干志耿等先生提出：“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认为红山文化分布范围恰正是商先活动的幽燕之地，红山文化即商先遗迹。东方代表王国维先生说商丘“确为昭明相土之故地”，认为商是起源于东方的民族。

商的始祖契大约与夏禹同时，帝舜时期，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建立商。帝相十五年，契的孙子相土在趁姒相由商丘迁都于斟灌（帝丘）之际，遂迁回商丘。此后，相土驯服了马，发明了马车，开始向东方泰山附近发展。夏朝中期，契的五世孙冥因治水而死于水中，商人“郊”祀之。契的六世孙王亥驯服了牛，除了用牛耕地，还发明了牛车，用牛拉货物，开始发展以物换物的商业贸易，使商国逐步强盛起来。

牛耕地

《史记·夏本纪》中写道，“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当时夏的君主是桀，因为桀不施行仁政，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就有了商汤兴兵伐桀，商的君主汤在兴兵伐桀的大会上，指出了夏桀的罪恶以及百姓的苦难，通过借助上天的旨意来说明灭夏之战是十分有必要以及富有正义的，这段内容记载在《尚书·汤誓篇》中。后夏军败走鸣条，被商军击退，即后人所知鸣条之战，汤灭夏后，回师亳邑，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

汤在建立商之后，需要尽快建立各种国家制度、恢复国家秩序，在商朝著名政治家伊尹的帮助下，逐渐迈入正轨。商汤建立商朝后，在位十三年便去世，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只剩下汤的孙子太甲可以即位，当时太甲10岁，性情不定，虽然有伊尹的教导，但是还是逐渐变得爱享乐，破坏汤建立的礼法，到后来甚至变得暴虐，以杀人为乐，百姓积怨已久，伊尹等众大臣苦苦规劝，但是没有结果，后来伊尹只好将太甲放逐到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在桐宫三年，太甲逐渐变得上进，有了比较好的德行，重新具备了一位君主的能力与素养，于是伊尹带领百官来到桐宫，还政于太甲，自己只从旁辅佐，诸侯归顺，国家逐渐安稳。

商朝发展至仲丁当政后，国家逐渐衰落，商代因废弃嫡长子继位制度，改为拥立先王的兄弟和儿子进行继位，由谁继承王位的问题导致了商代持续九代的混乱，史称九世之乱，九世之乱期间，诸侯各自为政，商代王室集权受到影响，商王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城（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国力衰弱。到盘庚即位时，商朝国都位于黄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决定南下迁都至毫城(今河南商丘），百姓怨声四起，不愿继续迁移，盘庚在发布诏令之后，对朝臣训话，要求执行命令，进行南下，并且要求诸侯与大臣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后来盘庚又决定迁都于殷，史称“盘庚迁殷”。在迁都至殷之后，推行曾经商汤颁发的政令，至此之后，商朝国势再度振兴。在二次迁都之后，当时国内形势逐渐缓解，社会政治清明，经济快速发展，诸侯朝拜，盘庚也被称为“中兴”之主。

武丁是盘庚之侄，在盘庚迁都的基础上，武丁成就了商中期的繁荣。武丁重视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各方面作出了极大地努力。首先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武丁期间“求风”“求雨”等卜辞数量很多，不仅经常向上天及先祖祈求适合农业生产的天气，也亲身巡视各地的农业生产；进行农机具的改造，努力发展畜牧业等。其次在政治方面，加强王权，启用傅说改革君臣秩序、加强祭祀等，提出商王即祭司，神权与政权归于商王。再次是积极进行军事活动、外交活动，通过联姻加强与各诸侯、方国、部族的联系，同时加强征战，将战败国作为附庸国，进行通化策略等。还有就是在文化方面，殷墟甲骨的出土，一般认为是从武丁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包括医学、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甲骨。特别是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各项文物，比如铜器，包括各项礼器，生活用品等，器身纹饰逐渐丰富，随葬器物还包括玉器、骨器、石器等，均能体现极高的艺术水平。

武丁死后，经历了祖庚、祖甲等诸王当政时期，在之后的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诸侯反叛，国内形势动荡，以致商代灭亡。在后世《尚书·周书》的记载中，认为商代灭亡的原因有多个，主要原因是以商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的瓦解，诸多部落反叛。但是比如商纣王酗酒，以纣王为代表的君臣沉溺于酒，纵情享乐，以及在帝辛当政期间，不任用贤臣，以个人喜好用人，导致朝臣中多暴虐奸佞。综合以上原因，周武王兴兵伐纣，商王的军队以奴隶为战斗力，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在牧野一战中商军大败，帝辛最终于鹿台自焚身亡，商王朝就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在史书记载中，商朝的疆域版图较夏朝扩大，《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表述了商朝的疆域，从北方开始，到达了今天的辽宁，从南方到达了湖北，西侧疆域在陕西，东侧疆域为沿海地区，因大河经过它的南侧，综合起来包括今日所属的湖北、安徽、河北、河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江苏、陕西的部分，还有可能会包括陕西、江苏、辽宁、甘肃、浙江、四川等部分面积。但是，由于商朝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疆域仅是商代所能够覆盖的疆域范围，而不是实施控制范围，其余疆土都是方国、诸侯控制地。

服制是夏商周时期特有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治组织以血缘性为主，服是指贡纳、为官、也指对王的不同服事义务。王室的内服人员包括同宗族人员，血缘相近的同姓族落，以及与王室或者同姓氏人员通婚的异性姻亲，内服人员构成了王官或者专门为王服务的人员，内服人员主要居住在王都附近，被卜辞称为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外服在商代卜辞中被称为“方”“国”“孟方”“四土”等，与商王的关系不是完全被统治的关系，他们族内有自己独立的统治者，文献中对于外服有四服、五服、九服等分歧。外服对于商王有军事、政治及贡纳等义务。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务，商王与各附属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商代的设官分职逐渐完备，已形成一套官制。了解商朝官制，需要从甲骨及后世典籍中搜寻资料，《尚书· 酒诰》篇"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居），惘敢湎于酒。"外服、内服是指朝廷地方官员和朝廷内部官员，百姓、里君就是基层官员，而侯、甸等就是官职名称。参照文献记载，内服指内廷官，一般指王室生活提供服务并参与国家事务决策的官吏，外服指外廷官，一般包括事务类职官、宗教文化类职官、武官等。商王朝共有五个部门的职官，一是最高政务官，其作用是辅佐商王执政，二是一般政务官，为商代各种政事服务的官员，三是宗教文化职官，是掌握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四是生产经济部门的官员，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五是军事职官，因商代有固定的军事编制，设置了相应的职官。

殷商时期，国家职能逐渐完备，《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表明商朝法律已逐渐完备。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观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从刑罚角度，商代刑罚种类较多，在甲骨中对刑罚的记载也较多，包括处刑记录、刑罚适用人员等。从种类上看，商代肉刑较多，包括墨、劓、刖、宫、死刑五类，肉刑即为残害人们肉体的刑罚，墨是指在人的面部刻字、劓是割掉鼻子、刖是指断足、宫是指割掉男子生殖器、死刑即是以较为残酷的方式处死。商代的徒刑，包括囚禁、徒役、流放，数量不多，不伤及人的肢体。

殷商刑罚

周书记载的商代用人政策主要体现于《立政》里。“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这段话提到了商代的选任制度，商代通过选用贤德出众的人才，任常伯、常任、准人这三职，即管理民事、政治、法制，之后通过“三宅三俊”进行考核，商代的官员自就任起，每三年进行考评，从政绩、德行、管理等方面进行，对相应水平进行考评后，安排职务，甚至可以破格录用。

商代选用人才的方式还有世卿制，但是不算主要选任方式，世卿制是指任用同宗子弟担任国家官职，商代是想通过世卿制，让兄弟间能够和睦相处，互相辅佐，共同管理国家，王室同宗子弟也具备相对较好的才能，有相对多的管理、辅政经验。

商代的农业经济体系包括各大生产单位，以及建设在各地的仓廪，生产单位包括籍田、王室田庄、牧场等。籍田是商代农业的基础，籍田是指以力役形式的土地税，部分土地直接掌握在王朝手中，其生产产品等均归王朝所有。建立王室田庄及牧场、屯垦据点等，商王会派专门人员到各地建设田庄、牧场，既有生产意义，同时也富有军事意义。屯垦据点也是兼具生产和军事功能，逐渐发展为百姓生活、军事相结合的综合性据点。

商代手工业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管理，工商食官便是当时的手工业体制，将手工业者全部编制在册，分为左、中、右等组织。王室手工业种类主要包括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制作等方面。特别在青铜器制造方面，体现了政权特性，商王对于青铜器的铸造严格控制，因为青铜器主要用途为国家的礼器，如后母戊鼎、人面纹铜鼎等，以及军事的兵器，因此管控严格。而商代的骨器、陶器等制作，大多是用于流通。

商代商业发展也较为迅速，但都是由王室进行经营，商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手工业工厂进行的商业交换，商业如经营食盐、玉、贝等物。

贡纳从上古时期的强弱部族间的物质补偿和交流，逐渐在王权的强化中演变为正式制度，商代的贡纳制度是对夏禹“相地而征”制的补充和完善。商代贡纳物品很多，比如各部族贡纳牲畜、异兽、骨、牙、玉石、谷物、奴隶等，从贡纳的内容可以发现，贡纳的目的不仅是商王朝用于集中财富、显示权威，更多地则是体现现实生活意义。

商代的仓廪、仓储制度即是将籍田的所收的生产产品和王室所拥有的产品储藏在相应的仓廪内，仓廪即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仓库，将相应产品进行保存，在遇到天灾、战争等特殊情况时取出备用，仓廪多设在重要位置，一般由重兵把守。商王派遣专人进行巡视，确保仓廪情况良好，在仓廪制度的推行下，仓廪区域逐渐演变为重要生活、军事重地。

商代土地制度是籍田制，商王在名义上是天下所有土地的主人，作为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商王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王室拥有籍田，出产产品由王室所有，其他土地如各诸侯、社会成员等，他们拥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只要相应诸侯等不违背商王意志，土地归属商王不再干涉。

商代服饰以体衣为主，基本形制为上衣下裳，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交领右衽式，交领是指衣领直 连左右衣襟，然后在胸前相交，这种类型的上衣在殷商之前未能出土实物，但是在玉石人像上出现过；二是直领对襟式，领子从颈子左右处绕到胸前平行，然后垂直落到胸前处，这种式样的服饰在殷商出土资料中较为常见；三是交领左衽式，这种式样的衣服在周代时常用作祭服，在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来说，可以是常服也可以是祭服。商代体衣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衣料也不同，比如贵族所用衣料以丝织品为主，庶民所用衣料“布衣”以麻葛纤维为主。

商代头衣有帽、冕、冠等，商代贵族男子有戴冠和不戴冠束发扎辫等几种形式，在商代贵族戴冠，而平民服巾，即戴着头饰发巾，商代妇女不戴发巾，主要是束发插笄，后世所称的女子及笄，便是女子成年后可以插笄。

商代的礼仪制度包括占卜礼仪、婚丧礼仪、朝拜礼仪、出征礼仪等。周代乃至后世对于“礼乐文化”的推崇脱离不了商代文明的沉淀，周代的《仪礼》记载了婚丧、祭祀等多种礼仪。商代的婚礼已初步具备了议婚、订婚、亲迎等步骤，这为后世婚礼的步骤完备奠定了基础。占卜礼仪更多体现商代的宗教思想，朝拜礼仪包括商王朝觐者的迎入之礼、诸侯至王都之后所行的将币和助祭之礼、商王对朝觐者的赐命与飨燕之礼等。商代的礼制建立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从人的情感需求出发，商礼更多地将自然属性融入其中，让人们在礼仪中确定自身位置。

商代的音乐文化分布较为广泛，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大区域，首先是以今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其次是以湖南、江西赣鄱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最后是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分布广泛，特色鲜明。

商代的乐舞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祭乐”，主要在各类祭祀活动中出现，符合各类祭祀活动的场合，有较多乐舞要求；二是“侈乐”，是宫廷歌舞体系，主要是出现在各类宫廷场合，如诸侯贡纳及各类外交活动等。

商代乐器

《礼记·表记》中写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明商代巫之盛行，商代甲骨出土了很多商代王族、贵族对于占卜的记载，对祭祀、战争、农业、天气等进行占卜。商代宗教活动中，较为重要的是祭祀和占卜，商代宗教活动以祭祀为主，会搭建祭祀庙坛，这些庙坛位置不一，有些是临时搭建，有些是长期使用，卜辞中记载的“家”、“室”、“升”等就是祭祀庙坛。在庙坛祭祀的方式也不一样，包括“祭”、“御”、“祝”、“酒”等多种，总计300余种祭名，说明在商代关于祭祀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作为祭品的品类也不同，如牲畜、人、品物等。商代的宗教信仰首先是对天神、上帝的崇拜，并进行祭祀，其次是对自然神的祭祀，包括日神、月神、风、雨、山、四方等，还有对祖先神进行祭祀，祭祀高祖神、先王、先公等，对近代直系祖先进行祭祀等。

占卜是一种宗教行为，商人基本上每日、每事必卜，准备步骤和过程也极为复杂，占卜的制度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同一件事情要从正反多个方面进行占卜，二是在不同时间对之前的事情进行再次占卜，三是三卜之制，即利用数块龟甲反复占卜同一事件，卜卦三次，由不同人员从头至尾进行占卜，四是卜筮共用，利用筮数占卜。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诗作常被后人认为是商代图腾崇拜的依据。商代的青铜器纹样多出现“饕餮”纹，被装饰在器物的较显著的位置，但在周克商之后，此纹样逐渐消失。“饕餮”纹样蕴含着部族的崇拜，是商朝人无上至尊、观念中“祖神合一”的一种象征。

天命玄鸟

商代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十分关注，特别是商代重视农业生产生活、重视祭祀等，因此商王会令专人记录各类气象，记录也十分详细，在卜辞中有关于诸多天气现象的记载，如风、雨、阴、晴、霾、雪、虹、霞，甚至有日食、月食的相关记载。对风的记载中有风的大小，比如大风、小风等，作为最早对于风的分级。同时四方来风也记录为不同的名称，关于雨的记载也有许多，名称根据雨的大小分别命名，如大雨、小雨、多雨。同时在卜辞中也记录了商人对于天气的卜问，如天气是否晴朗，今天会不会下雨等。

商朝时，设立了专门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将过去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让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得到了较大发展。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1 年为 12 个月或13 个月，1 年之长，平年为 353—355 日，闰年为 383—385 日。在夏朝时，先民们使用的是干支纪日法，后续商代进行了继承，比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就已经记录了完整的干支，商代的青铜器、卜辞中普遍显示商代日期记录方式是干支法。商代晚期时，在卜辞及各类青铜器铭文上有了完整的计时法，能够把一天分为几段，包括白天、夜晚和中午，把用餐的朝夕两餐称作“大食”“小食”。说明商代已有初步的时间属性。

商代在甲骨文中出现了计数文字，甲骨文记数单字有一(一)、二(二)、三(三)……在有关商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亿”“兆”,即万以上的数字概念。

殷商时期的数学成就还包括对“黄金分割”的认识和应用。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建造设计，很多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取法自然，选材多选自动物肩胛骨，如牛、猪，还有用于占卜的龟甲。殷商文明，因甲骨文的发现，有说服力地验证和补充了《礼记·表记》中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文化是确实存在过的。甲骨卜辞作为确定商代文明的标准，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形声字，造字方法已由象形文字逐渐发展到形声文字阶段，能够突出中国文字发展史的重要阶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体系较完整的古文字系统， 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识得2000多个。甲骨文字形已体现出“象形”“会意”“形声”“指事”等造字方法。甲骨文基本具备书法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特点分析如下：一是模仿自然与会意、表音相结合，初步具有“六书”的特点；二是与特殊的仪式、行为有关；三是编排方式以自右向左的竖式为主；四是以立式为规范，尤其是横向较宽的动物会处理成头上尾下的立式结构；五是多数字呈长方形或方形轮廓，许多字的朝向不固定，偏旁位置左右皆可；六是甲骨文是在甲骨上手工雕刻而成的，因而笔画多为直线，甲骨文字体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滥觞期（公元前1300 年—前1239年，盘庚、小辛、小乙）和繁荣期（公元前1238年—前1180年， 武丁）；第二，谨饬期（公元前1179 年—前1140年，祖庚、祖甲）；第三，自由期（公元前1139年—前1130年，廪辛、康丁）；第四，勃古期（公元前1129年—前1084年，武乙、武丁）；第五，统一期（公元前1083年—前1028年，帝乙、帝辛）。

殷商时期对疾病的分类十分细致，包括现今内科、外科、脑科、眼科、泌尿科、儿科、妇产科、传染病等多种，在卜辞中曾出现用药物治疗、针刺、火烤等治疗方式。商朝人认为人类的身体皮肤与地球的扁平特质相关；而五脏与五行的木、火、水、土和金相关；眼睛及耳朵与天上的太阳及月亮相关等，奠定了本草学理论体系基础。据传汤液治病始自此期，本草药物品种不断增多，用药经验逐渐丰富，开始根据不同的病情而选用多种药物混合煎煮，这也就是汤液的开始。

殷商的军事组织主要包括“王族”“子族”“师”“旅”“登人”“登众”等。王族指的是商王本族的军队组织，子族是指王族之下的各个组织，师、旅属于专职的部队，卜辞中的“登人”“登众”代指军队，后面一般会加人数，所以基本上可以判定商代一次战争参与的军队人数在三五千人。

商代主要配备青铜武器，此类武器多出土于墓葬和遗址当中，武器功用大体类似于勾、刺、劈、射等。商代的卜辞和出土文物当中，存在的历史较为悠久的武器是弓和矢，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弓箭，从商代开始便有青铜所铸的箭头，另外还有青铜武器比如矛、戈、斧钺等，相应的也有防御用的甲胄。当时商代的精锐力量是全副武装的青铜战车、青铜甲兵。

商代武器

在甲骨卜辞说：“呼多射、 尹、 师于教王族。”能够看出商代是重视军队训练的，商王命令射、尹、师去训练王族士兵，从卜辞和后世记载中，能够看到商代就开始有“以田猎习战阵”的传统。在作战方面，商朝有记载的战争次数较多，比如武丁时期，妇好出战记载很多。可见战争是商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商朝外部有诸多小国，这些小国里有臣服于商的，也有部分需要征讨的，商初期是进行征讨的，后续很多小国成为了商的附属国，因此形成了以商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商的战略谋划是一统这些方国，因此对于周边小国进行拉拢安抚，对于远离商的方国进行征讨。

参考资料

针对商代的考古以殷墟发掘为标志，重要发现还包括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洹北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等，其过程伴随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成熟和繁盛的历程，成果丰硕。安阳殷墟被确认为甲骨文出土地，出土甲骨文对当代进行甲骨文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郑州商城窖藏坑出土的八件大方鼎对青铜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祭祀用器，陶缸表面的朱书文字和陶器表面的刻画文字对研究商代文字均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参考资料

展开[1]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J]. 文物, 2000, (12): 49-62+1.

[2]张国硕. 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D]. 郑州大学, 2000: 4-5.

[3]朱活. 商币篇——兼谈建国以来出土的商代货币[J]. 四川文物, 1985, (01): 5-11.

[4]杨栋. 早期国家管理模式的新探讨——读《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8, 192(02): 112-113.

[5]胡阿祥. 商国号考说[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 (04): 57-69+250-251.

[6]殷纪. 《竹书纪年》. 春秋: 一.

[7]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 西汉: 一.

[8]李玉洁. 从《清华简·尹至》质疑“商族源于西方说”[J]. 中原文化研究, 2017, 5(01): 8-9.

[9]《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光明网. [2023-05-29].

[10]司马迁. 《史记·夏本纪》. 西汉: 一.

[11]《尚书·汤誓篇》. 先秦: 一.

[12]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 西汉: 一.

[13]墨子. 《墨子·非命上》. 战国: 一.

[14]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 西汉: 一.

[15]商朝九世之乱的经过.学习啦. [2023-05-29].

[16]金景芳. 《尚书·盘庚》新解[J]. 社会科学战线, 1996, (03): 268-276.

[17]胥润东. 谈“武丁中兴”[J]. 文史杂志, 2019, 202(04): 86-92.

[18]吕锦荣. 《尚书·周书》所述殷商史考[D].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19]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30-335..

[20]沈丽霞. 夏商周内外服制度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 2006

[21]王贵民. 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J]. 历史研究, 1986, (04): 107-119.

[22]贾怡萍. 夏商西周刑罚研究[D]. 苏州大学, 2019: 26-37.

[23]吕锦荣. 《尚书·周书》所述殷商史考[D].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30-32.

[24]吕锦荣. 《尚书·周书》所述殷商史考[D].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33.

[25]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197-201.

[26]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201-203.

[27]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203-205.

[28]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206-211.

[29]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211-216.

[30]徐义华. 商代国家经济体系[C].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夏商周文明研究·九——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 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196.

[31]杜勇. 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服饰[J]. 中原文物, 1990, (03): 101.

[32]杜勇. 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服饰[J]. 中原文物, 1990, (03): 102.

[33]杜勇. 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服饰[J]. 中原文物, 1990, (03): 103-104.

[34]郭旭东. 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朝觐礼仪[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0(3): 24-29.

[35]余琳. 夏商周三代审美风尚与礼仪构建[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79-80.

[36]王子初. 遥望殷墟——音乐考古与商代史[J]. 音乐研究, 2018, 192(05): 35-42.

[37]周博健. 商代文化对“制礼作乐”的影响[J]. 文化月刊, 2014, 388(33): 42.

[38]周博健. 商代文化对“制礼作乐”的影响[J]. 文化月刊, 2014, 388(33): 40.

[39]常新枝. 殷商时期的宗教信仰[D]. 郑州大学, 2005: 37-44.

[40]巫称喜. 商代宗教祭祀信息研究[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2(02): 10-15.

[41]常新枝. 殷商时期的宗教信仰[D]. 郑州大学, 2005: 44-53.

[42]常新枝. 殷商时期的宗教信仰[D]. 郑州大学, 2005: 26-28.

[43]商朝天文历法.renxueyanjiu. [2023-05-29].

[44]郭胜强. 殷商时代科技成就探论[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0, 12(03): 36-39.

[45]孙琬淑. 殷商甲骨文的造物之法与文字直排关系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19, 206(19): 37-39.

[46]崔波. 试论古文字与殷商文明[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2): 110.

[47]陈楠. 从汉字的神圣地位与持续的生命力看甲骨文艺术创作[J]. 中国艺术, 2019, 111(04): 5-17.

[48]张炜. 商代医学文化史略.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98-115.

[49]赵光贤. 《殷代兵制述略》,北京军事科学院 :《先秦军事资料选编之二 ：殷商军事资
料（上编）》. 1983 : 2.

[50]中殷商军制与战略初探. 中殷商军制与战略初探[J]. 孙子研究, 2022, 37(01): 52.

[51]中殷商军制与战略初探. 中殷商军制与战略初探[J]. 孙子研究, 2022, 37(01): 53.

[52]罗琨. 商代战争与军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35.

[53]考古所见的殷商文明.光明日报. [2023-05-31].

[54]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J]. 文物, 2000, (12): 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