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登州府蓬莱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曾担任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22日，吴佩孚生于山东省蓬莱县。父亲吴可成为其取名吴佩孚，字子玉。“佩孚”两字是根据戚继光字“佩玉”所起。吴佩孚在家中排行老二，邻里乡亲都叫他“小二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早夭。刚长到六岁的吴佩孚便进入私塾就读，在私塾时，他置身喧闹中，不闻不见，精心背诵功课。受到私塾老师的另眼相看，经常单独为他讲解《四书》、并教他习作八股。光绪十六年（1890年）父亲因病去世，吴佩孚在母亲的支持下继续念书，为减轻母亲的压力，他虚报18岁，进入登州水师营当学兵，并拜在登州府宿儒李丕森的门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2岁的吴佩孚通过了县试后去参加登州府的院试考秀才。一举得中第三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由于掀反鸦片台指责男女同台演戏，吴佩孚被革去秀才功名，避祸外逃，投宿于北京崇门外巾帽胡同同乡人开办的“隆庆栈”，以写春联、卜卦为生。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春，吴佩孚得堂兄吴亮孚资助投天津武卫左军聂士诚部，在管带沈某处任戈什哈，受知于文案郭绪栋，后经郭绪栋推荐，吴佩孚被保送到聂士成办的开平武备学堂，成为步科班学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佩孚回到武卫前军。不久，聂士成在八里台战死，所部溃散，吴佩孚辗转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充当一名正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吴佩孚被选送到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他以优等生毕业，任陆军中尉，分派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这一年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早跟日本有勾结，经过他的练兵顾问与日本公使馆武馆等的秘密谈判，决定双方在烟台秘密组成侦察队，由日军的守田利远大尉任指挥，共同刺探在中国的俄军情报，吴佩孚以学堂测绘科优等生的资格被选为队员。一次，吴佩孚奉命到新民屯汇报时，中途被俄军逮捕。审讯了两个月，吴佩孚一字不漏，被判处死刑，准备等哈尔滨俄军情报机关复审后执行。在押赴哈尔滨的火车上，吴佩孚借上厕所的机会跳车逃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吴佩孚因刺探军情有功，晋升为北洋军队上尉，以帮统（副营长）记名，同时获得日本军队赏赐的勋章——单日光旭勋章。

民国元年（1912年），南北和谈达成协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5位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29日，袁世凯拒绝南下就职，指使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当日傍晚，吴佩孚的部下，配属给步兵第九标的炮队，首先奉命“兵变”。袁世凯阴谋得逞，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织了第一届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减裁革命军队，统一编制，将原北洋军的镇改为师，标改称团，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民国二年（1913年），“兵变”有功的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率第三师进驻岳阳，扼守湖南，监视南方革命力量。在此之前，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师部副官长在官衔上虽高于团长，但无一兵一卒，吴佩孚极为苦恼。

民国三年（1914年），长沙举行了一次民众团体大会，吴佩孚代表未出席的曹锟演讲。凭着秀才的学识和卜卦算命的口才，吴佩孚获得了湘督汤芗茗的青睐，甚至要求将吴佩孚调来为他所用。曹锟表示自己本来就要重用吴佩孚，婉言拒绝了汤的要求。不久，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次年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督师进川镇压云南护国军，为了笼络部下，袁世凯大封将军，乱授爵位。吴佩孚被破格赏为三等男爵，授予陆军中将之衔。

民国五年（1916年）7月1日，张勋复辟，国务总理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曹锟起而响应，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全旅进驻宛平、卢沟桥。6月，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辫子军”发起进攻。张勋毫无招架之功，部队纷纷溃退。12月，各路“讨逆军”围攻北京。吴佩孚一马当先，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驻守天坛的三千“辫子军”一触即溃，大部投降。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总统，但权力都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阴谋武力统一，决定对南方用兵。曹锟受段祺瑞指使，发出主战声明。吴佩孚得知后，急忙赶到天津，向曹锟陈述利害，并提出“先战后和”的主张，即先与南方一战以挫其锐气，而后与其议和，给段祺瑞当头一棒。曹锟闻言大喜，遂委托吴代理师长，率第三师沿京汉路南下。驻扎汉口，待命进攻湖南。结果是，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的军队连连告捷。

民国七年（1918年）3月17日，吴佩孚围攻岳阳，湘军自动放弃，吴佩孚进驻岳阳。当晚，由于南方联军尚未退尽，吴佩孚刚入岳阳以为中了埋伏，急命令部队撤退，且下令炮轰岳阳城。18日晨，吴佩孚指挥队伍再次“占领”岳阳。26日，南方湘、粤、桂三省联帅谭浩明不战而退，溜出长沙，吴佩孚未遇任何抵抗，顺利进入长沙。进驻长沙第二天，重新上台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给曹锟发去急电，一是命令吴佩孚继续追击，直捣两广；二是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吴佩孚不服气，于是他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时，按兵不动。段祺瑞意图拉拢吴佩孚，册封其为“孚威将军”。但吴佩孚要的是有权、有地盘的实职，对于段祺瑞的空头支票和空头衔毫不领情。8月7日，吴佩孚发表了一份致电给江苏督军李纯。在电文中，吴佩孚直斥段祺瑞内阁，锋芒毕露，指责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从而公然倒段。8月21日，吴佩孚又致电冯国璋，请他颁布停战命令，并高唱“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地盘”的调子，而且声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一方面反对北京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甚至表示在山东问题上可以用“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一方面也又宣扬支持学生运动，历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动，主张“罢免惩办之”。民国九年（1920年），由曹锟串联，河北、江苏、湖北、江西以及张作霖的东三省共计七省反皖同盟成立了。8月31日，吴佩孚发出《救国同盟草约》，主张南北军阀共同对付皖系，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民国十年（1921年）1月17日，吴佩孚上书北京政府要求“撤防北归”。20日，再次请电撤防。3月，他与南方岑春煊的军政府商定：自己的部队开拔撤防时，由军政府秘密接济60万元，撤离的防地则由湘军接收。不久，张作霖和曹锟先后借做寿和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为名，在沈阳和保定召集“反皖同盟”的各省代表，最后取得了支持吴佩孚部队撤防和解散安福系的一致意见。5月31日，吴佩孚到达武汉，一些青年学生称其为“革命将领”，他欣然受之。6月1日，吴佩孚发表演说，声称此次北上要解决三件事，一是打破日本人在北京的势力，二是破坏安福系，三是竭力使中国政治脱离军人的操纵。

民国十年（1920年）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爆发，以涿州至定兴的西路战斗最为激烈。开始，由于皖系从日本得到的优良武器和日本顾问的策划，处于优势。吴佩孚则采取避其锋芒、以逸待劳、随机应变的策略，命令直军逐步抵抗，逐步撤退。两天之内，直军退出了涿州，战况极为不利。16日，西路战场风云突变。由于突发大雨，皖军大炮失去威力。当晚，吴佩孚亲率两个旅围涿州。18日，吴佩孚投书涿州城内的皖军第二路总司令曲同丰，请他前来议和。曲同丰曾是吴佩孚在武备学堂的老师，与吴佩孚有过师生兼同乡之谊。不料，出来议和的曲同丰被吴佩孚拘禁。吴佩孚当天便占领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皖系西路总指挥段芝贵吓得弃职逃回北京。吴佩孚在西路战场大捷，促进了奉军“协助”东路直军作战的行动。19日，东路皖军在直奉两军的南北夹攻下，溃不成军，在廊坊指挥作战的徐树铮落荒而逃，藏身于北京的日本使馆。7月24日，直奉两军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

直奉军阀联合打败皖系以后，为了控制北京政府，双方由联手合作开始转变为明争暗斗。一场围绕着由谁组阁的“和平战”打响了。之后到“电报战”，再到战场上兵戎相见。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爆发。

张作霖将奉军分为两路军，任命张景惠为西路军总司令，将其司令部设在长辛店。西路军共有三支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是张景惠，第二集团军司令是邹芬，第三集团军司令是郑殿升。同时任命他的老部下张作相为东路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堡。同样配属三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是张作相，第二集团军司令是张学良，第三集团军司令是李景林。另外，还配属一个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许兰洲。这两路军总兵力约为12万人。针对奉军的部署，吴佩孚也针锋相对做了部署，他将直军总司令部设在涿州，由吴佩孚自己亲自指挥。王承斌为西路军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23师、张福来的第24师、冯玉祥和李鸣钟的第15混成旅、张克瑶的第1混成旅、吴佩孚的第3师一部。西路军战场主要设在琉璃河、固安一线。东路军总司令为张国溶，配属张国溶的第26师、董政国的第13混成旅、彭寿莘的第14混成旅、孙岳的第16混成旅等。直军全部约10万人。

张作霖早就命奉军做好了战斗准备，并且一直在挑衅直系。但吴佩孚对自己的排兵布阵和临阵指挥能力相当自信，根本没把奉军放在眼里，所以战事刚开，首先进攻的却是直军。奉军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本来态度就一直在摇摆不定，是和还是战，各有利弊。所以战事之初他的行动显得很不坚决，直到战斗已经打响，直军全面进攻，他才被迫应战，并同时将司令部移到长辛店。这就在军事部署上比吴佩孚晚了一步，让吴佩孚占了先机。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就在中路琉璃河一带的奉军担心两翼不安全准备分兵救援的时候，直军趁势猛扑中路，奉军顿时陷于困境，只能一步步且战且退，直军占领了大部分奉军的防区。另一路部队却直接败在了内部。奉军第16师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1师阵地发炮狂轰。原来第16师是已经去世的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决定临阵倒戈，直军于是占领了长辛店。 眼看形势不妙，意识到问题的张作霖急匆匆赶到落垡，亲自指挥战斗，企图挽回不利局面。但由于西线的迅速溃败，导致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一触即溃。大势已去。这是张作霖对战场态势最明智的评估，他知道士气一旦失去，短时间内是很难挽回的，奉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为了将损失减到最低，以便保存实力，张作霖匆匆赶回天津下达了总退却令。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大败，损失了关内的全部地盘和兵马。而吴佩孚赶跑了张作霖后，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东三省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他怕引起日本的干涉，到时候自己反而惹来麻烦。

吴佩孚知道日本人的厉害，而且此时南方孙中山已经开始北伐，他害怕陷于被南北夹击之地，因此同意了英美的调停。6月中旬，直、奉两军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兵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暂被逐出北京政权，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而告终。

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战争刚结束，为了稳定刚上台的直系政权，扩张政治势力，也为了粉饰门面收买人心，面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吴佩孚继续打出"进步"和"爱国"的旗号，大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中国共产党借这一时机，大力组织工人运动，尤其是吴佩孚控制下的京汉铁路沿线，直至要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是吴佩孚部队的军饷来源，如果这里的工人成立总工会，那无异于给吴当头一棒。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28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全国三十余团体约200余人，云集郑州。代表们不顾吴的种种手腕，于2月1日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而同一天，驻守在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鹏颁布了戒严令。一时间，郑州城里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果真，当天下午，代表和来宾的住所被包围，总工会会所被捣毁，面对如此高压，总工会决定举行政治性大罢工。2月4日，罢工正式开始。三小时以内，京汉铁路全线一律停驶，整个铁路陷入了瘫痪状态，吴佩孚在此时也开始了镇压工人罢工的严密部署。2月7日，一场屠杀工人、镇压罢工的惨案发生了。在这场惨案中，京汉铁路全线被屠杀的工人有39人，轻、重伤的有300人，被捕入狱的有27人，被开除而失业的有500余人，优秀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也惨遭杀害。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他不仅用武力来对抗其他军阀，而且也用武力来对付革命，他镇压了革命，而且也做好了与各军阀作战的部署。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前，江浙战争先爆发了。吴佩孚想拉拢皖系最后一支力量卢永祥，但卢永祥对吴佩孚的拉拢始终不为所动，经过多次接洽试探，吴佩孚确定卢永祥不会投向自己，最终决定兴兵讨伐，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攻浙江和上海。就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17日孙传芳围困卢永祥那一天，张作霖向吴佩孚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25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30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奉军的战略部署计划周密，将军事目标直接指向曹锟、吴佩孚统治的中心。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10日，曹锟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9月17日，总统曹锟正式组成讨逆军，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吴佩孚接受任命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就是历史上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吴佩孚的战略部署是，第1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2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3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畦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

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奉军第2军的李景林和张宗昌兵分两路进攻热河，在朝阳寺一带击败热河地方守军，奉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朝阳，先头部队开到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包围圈。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28日夜，山海关方面的两军开始接触。经两天的激战，奉军夺取了九门口的东口。到10月中旬末，战斗一直激烈进行，奉军第1军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部猛攻山海关正面，但遭遇直军的顽强抵抗，一时形成胶着的对峙局面。山海关面临失守，吴佩孚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10月10日，吴佩孚驰往山海关。12日，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在此时冯玉祥发动兵变。直奉战争历时两个多月，以奉张大胜结束，直系主力被歼，直系军阀自此由盛而衰。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佩孚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四桥、架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灭，从此一蹶不振。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吴佩孚率残部去四川依靠军阀杨森、刘存厚。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寓公”生活。身为“寓公”，吴佩孚却敢言人之不敢言，谏人之不敢谏。蒋介石通电请他前往南京会晤，他表示“鸟兽不可与同群”；汪精卫投日后，派说客去见吴佩孚送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被吴佩孚痛骂和汪精卫合作的人必定下贱，并拿出文天祥的《正气歌》，让人带给汪精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同时阴谋策动华北五省，欲吞并中国。日本大本营土肥原贤二起初以高位重金相引诱，并收买吴佩孚的亲信齐燮元等作说客，但吴佩孚不为所动。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拜会吴佩孚，吴佩孚表面答应，与土肥原贤二应酬一番后，带他去看“吴佩孚灵堂”，只见里面置有棺木，供着“武威将平吴佩孚之灵位”的木牌。土肥原贤二碰了钉子后，伪造了吴佩孚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对外播发。吴佩孚通过美国合众社发表声明：所谓日方重任，纯属伪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土肥原贤二费尽心机安排了一次有特务和军警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但轮到吴佩孚演讲时，他完全脱稿发挥，说要他出山可以，但必须不做傀儡，而且日本必须撤出山东。吴佩孚还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并不断拒绝日伪拉他下水，丝毫不给日伪留面子，导致日本侵略者对他怀恨不已。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午饭时，饺子馅里肉骨头渣子正好嵌入左边一只镶有金牙套槽牙的牙缝里，疼痛难忍，家人急忙请医院里的牙医来寓诊治。医院派来的牙医是日本人伊东，当场就替吴佩孚拔去了这颗槽牙。但到第二天，吴佩孚牙疼不见好转，而且左颚高肿，浑身忽冷忽热。家人又从天津请来中医郭眉臣来诊治，吴服用了几剂汤药后仍不见效。以后又遍请名医诊治，可是吴佩孚左颚肿痛越来越剧，甚至连粥和水都难以下咽，渐渐地两腮尽肿，喉头发炎，神情也恍惚了。12月4日下午3时，“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稍作检查后，告诉川本这病非动手术去脓不可。川本不征求陪伴在一边的吴佩孚老婆的意见，竟自作主张地立即要寺田给吴佩孚动手术，齐燮元也在旁极力“劝慰”吴的家属，要他们放心。3时45分，对吴佩孚施行手术，但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就断了气。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从1918年6月开始，吴佩孚一方面与西南军队划界停战，并互动频繁，另一方面，又公开倡导和平，明确提出一系列南北和平主张。1918年8月下旬，吴佩孚连发四电，掀起主和风潮，不仅极大冲击了北京政坛，还广受时人关注，树立起“和平军人”形象。从1918年8月至1919年9月，围绕安福国会开会、总统选举、王揖唐任北方议和总代表问题，吴佩孚公开提倡并阐明其维护法律、反对安福国会主张。

民国八年（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天津、上海、汉口、长沙、济南等城市的学生及商人群起罢课、罢市，反对北洋政府对群众爱国行动的高压，接着工人罢工。吴佩孚从9日起，在“三罢”高潮中，率所部第三师全体官员自衡阳前线连发数电致大总统徐世昌和全国各界，公开站在爱国群众一边，反对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16日，吴佩孚联合西南将领谭延闿、赵恒等61人，发表著名“删电”，力陈外侮在即，应早定南北议和，共同对外，反对签约。24日，吴佩孚再致电国务院，正告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人民实行高压，其后果将是“大狱之兴，定招大乱”。27日，吴再次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吴佩孚对日本的抨击，对安福系的痛恨，说明他是爱国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所以得到南北各界和全国群众的赞许和支持。

民国十二年（1923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黎元洪政府由直系军阀所掌控，政局十分混乱。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了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二三大殿得以保护。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屠杀，导致52人惨死，300多人受伤，400多人被捕，1000多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

吴佩孚作为北洋团体中的重要一员，参与了北洋军阀时期历次重要战争，其军事才能有目共睹。《向导》周报曾评论说：“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军队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除却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青年时期正规的军事教育，使得吴佩孚得以涉猎西方和日本等近代先进的军事思想，熟练掌握这些军事思想并结合中国近代的战争特点，将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形成了吴佩孚自己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

吴佩孚注重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强悍，让对手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其中包含了精兵思想、注重思想教育和从严治军。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吴佩孚不仅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汲取了营养，还特别吸收了欧洲近代军事知识，并总结现代战争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在实际战争中，吴佩孚十分重视战略战术的运用。因为战略战术的正确使用，使吴佩孚在其军事生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首先，他擅长打舆论战，如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前，两次大规模的“电报战”，向世人表明其战争的正义性，赢得人民的支持。从中可以看出民意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其次，他还重视立体战。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出现，现代战争和传统战争的作战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单一的作战形式走向了立体战。吴佩孚顺应这种转变，积极筹建自己的空军、海军，以适应近代战争的“立体化”。最后，他还重视情报工作，吴佩孚生涯的第一功，就是作为日本间谍，刺探俄军情报，为日军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也使吴佩孚看到了间谍的重要性。

吴佩孚具有较强的领导才能，在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毫不动摇，下定与皖系一决雌雄，显示出他作为领导者的坚定性和决判力，以及把握局势，深化既定目标的应变能力。对内，他加强直系团结，调动自身最大的力量；对外，利用皖系四面树敌的弱点，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与西南军人、奉系张作霖和河南督军赵倜达成反皖同盟，充分体现出他在政治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另一方面，他审时度势+，顺应全国民众反日爱国、痛恨皖派安福系祸国殃民的共同心理，发动一场政治舆论战。通电全国，予皖系以猛烈抨击，首开军阀战前利用电报舆论造势，争取民心，动员全社会支持，为彻底打败皖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民国九年（1920年）8月，吴佩孚在郑州召集直军将领举行会议，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地点，集中精力，扩军练兵，增强直军的实力。9月，吴佩孚抵达洛阳，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指挥机构。他趁就任鲁豫巡阅副使职务之便，立刻设置了“副使公署”。“公署”机构庞大，建制细多。“副使公署”已然成为吴佩孚“经军扩武”的大本营和对外作战的指挥中心。吴佩孚在扩军的同时，还充实了直军的重武器装备。他在配备直军武器时，增添了不少山炮，每师还专门设置了铁甲军队和炸弹队，以加强部队攻击力。吴佩孚对亲率的第三师的编练尤其严格，他先以裁汰军中老弱、募兵补足缺额、提拔勇壮士兵、然后对兵官的学术两科训练“双管齐下”。在军官中，为提高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他抽调士兵出身的连，排级军官到新组成的随营学校或军官讲习所轮训，进行多种项目的训练。期间，吴佩孚还亲自讲授一些中外古今战史或诸子百家兵法。经过严格编练的第三师，在官兵素质和战斗力上大大增强。在吴佩孚的筹划下，直军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到1921年底，已拥有了经过训练的兵力十万余人，一个集中统一指挥直军的中心业已形成。

“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形成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国家统一的问题，形成了传统性的国家统一观；中与外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带有传统性的对外关系思想。

军事思想既具有传统性，又有现代色彩：1、在治军中，利用传统的忠孝观念思想教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社会秩序混乱，传统思想的灌输无法阻挡官兵对个人生存和利益的追逐。2、对舆论战、立体战、情报战有一定的认识。

中体西用，倡言中国文化优越论，十分重视作为体的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夫妇观。

人物关系

吴佩孚考中科举的第二年，染上了鸦片瘾。这天，吴佩孚烟瘾上来了，来到鸦片馆内，发现里面的位置都占满了，他掀开里面的一个“雅间”的帘子，看见了同乡的一个姓翁的豪绅在里面，他就想进去与之分享空间，却被对方拳打脚踢的赶了出来。为了报复，吴佩孚收买了当地的几个混混，让他们到翁府揍姓翁的出一顿气。几个混混来到翁府，正巧碰上翁府为老太太办寿宴，几个混混走过去，掀翻桌子，叫停正在演出的戏剧。翁家人一打听，知道了这些人都是吴佩孚指使的，马上报了官，官府不仅革去了吴佩孚的秀才称号，还下令全城缉拿他归案。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好远走他乡。

一天，营中一位姓郭的师爷让吴佩孚去送文件，吴佩孚随手翻看，发现里面居然有错别字，就坦率的向郭师爷指出。郭师爷也是文人出身，见吴佩孚识字，就详细追问，一问才知道，原来吴佩孚还中过秀才，比自己学问都高，次日，他便拉着吴佩孚到关帝庙中义结金兰。

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在此期间，日本外交官守田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袁世凯派吴佩孚他们前去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受了短期训练后，随即展开情报工作，吴佩孚在这群中国军官之间，成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情报员，更是获得了守田的器重。守田有一句口头禅是：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几乎人人都答没法子，惟独吴佩孚，他的答案不是“有”就是“慢慢想个法子看”，连守田在内，所有的日方“同事”都很欣赏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于是给他取了个亲昵地绰号：慢慢的有法子先生。任务圆满达成，收获异常丰硕，最重要的是：全体情报员一人无缺。三天后，由芝罘来的专轮驶抵娘娘宫，守田率领他的四十七位情报员，从容撤退。吴佩孚也请假回家，临行前，守田送了他一匹日本军马。

民国成立后，曾保送吴佩孚入开平武备学校的郭绪栋，等吴佩孚做了第三师师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及两湖巡阅使后，他打点行李投奔到洛阳来。吴佩孚亲自到车站迎接。吴佩孚禁止部下抽鸦片，但许郭绪栋过瘾，不许僚属破戒。吴佩孚为表达敬意，还让郭绪栋担任军中首屈一指的参谋长职位，不过郭绪栋拒绝了，他就聘郭绪栋为巡属高等顾问。郭绪栋偶尔生病，吴佩孚亲自送药侍候。郭绪栋有所进言，吴佩孚从不讨价还价。每当他盛怒的时候，郭绪栋一去他便息怒了。吴佩孚还命令下人对待郭绪栋如同对待他自己一样。

1921年4月，德国驻华使馆的女郎露娜，久仰吴大帅英名，前往洛阳面送秋波，吴佩孚无动于衷，言语中多应付，露娜失望怅然北返。她回京后还写信来，吴氏见之都是冷处理。露娜见久无回音，干脆单刀直入，发来一通电报，收发交到译员处，译员翻译成了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译员见此甚错愕，就去请教郭梁丞（绪栋），郭氏教他坦然送上，据说吴佩孚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

1907年，吴佩孚所在的部队被调到第三镇，就此成为了曹锟的手下。当时，日俄战争之后，东北地区治安混乱，为了剿灭土匪，曹锟花了不少心思，但匪患仍旧难平。一天，他召集军中士官开会，询问下属们谁能解决匪患问题。下属们纷纷低头不语，这时吴佩孚站了起来，接下了这次任务，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只需要一个营的兵和一百天的时间就能解决。曹锟感到吃惊，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决定让吴佩孚一试。吴佩孚剿匪从来不与土匪发生正面冲突，只是派人每天盯梢，土匪一出现，就紧随其后，被发现了就迎上去打几枪，然后转头就跑，土匪一追击，只能将抢劫的事先放一边。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两个月，土匪们忍无可忍，只好先各自回家，等风头过去了再出来。吴佩孚派人跟踪，一举歼灭了土匪的老巢。吴佩孚剿匪的方式赢得了曹锟的青睐，得知吴佩孚曾考取过秀才，还是开平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立即对其刮目相看。从此，吴佩孚就成了曹锟身边不可缺少的一员大将。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公开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说：“大好河山，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并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直接目标之一是拒签巴黎和约，即“外争国权”。但当时却有所谓“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对此，吴佩孚联络谭延阎、赵恒惕、冯玉祥等61名南北将领公开通电表示反对签约。最后吴佩孚以极为尖锐的措辞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爱国之责，不惜对日一战。一时，吴佩孚有“爱国将军”之美誉。

吴佩孚蛰居四川白帝城时，日本曾派驻上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荒城二郎、海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专程前访，转达日本军方意旨：愿意帮助山炮500门、机枪2000挺、步枪10万支，以及弹药被服若干，并赠送银元100万元，支持吴佩孚东山再起。吴佩孚回敬说：“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我还是失败了。由此可知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决不在于有多少枪和多少钱。我们中国人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日本人的好意，我吴佩孚敬谢不敏了。”

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景年在《忠义中国》里分析评价：“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的首领，曾给时局带来过兵荒马乱，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然而，吴佩孚在民族气节方面却大节不亏，他的双膝从未向洋人屈跪过。他生平最崇拜关羽、岳飞，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吴佩孚逝世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唁电，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大义炳耀”。

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对在华北沦陷期间保持民族气节、不当汉奸的吴佩孚下令褒奖并实行国葬。

刘明钢：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脱离当时历史的背景与条件，更不能苛求“古人”。对于吴佩孚也应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吴佩孚顶住了压力，最终没有当汉奸，这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吴佩孚始终坚持主和的立场，并公开进行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端和活动，与汪精卫的汉奸行为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近代军事、政治人物曹锟：“只要洛阳（吴佩孚所在地）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近代中国政治人物蒋介石：“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文学家郭介梅：“吴印佩孚，历任巡阅使。大有抗节，不愧英雄。儒将声华薄海崇，安邦浩气落长虹。轻裘缓带同裴度，雅量宏才类孔融。剩有勋名标史册，遑言文字待纱笼。出师未捷身先死，惆怅延陵国士风。”

吴佩孚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发炎，日本医生不打麻药就给他拔下一颗牙来，吴佩孚痛不可忍，半边脸都肿了起来，不久就卧床不起。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吴佩孚是自然病亡还是被日本人害死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说是齐燮元伙同日本特务毒死了吴佩孚，有人说是吴佩孚拔牙时感染败血症或毒入神经不治身亡。但从日本牙医给他拔牙不打麻药硬拔和当把手术刀伸进他的口腔后，他大叫一声喷血而亡的细节来看，日本人对吴佩孚恨之入骨，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吴佩孚本是北洋军阀的领袖之一，被认为有“号召力”。日本人认为可以利用，当时任陆相的板垣及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妄想让吴与曾任辛亥革命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合作，成立较大规模的傀儡组织。这个阴谋当时被称为“吴唐合作”。这一段历史，张夫人（吴佩孚夫人）详尽地讲述了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时，注射一种毒剂，使吴立时晕倒，张夫人闻讯下楼，吴已气绝身亡。

吴佩孚死得不明不白，当时各方面传说纷纭。日本当局宣称：重庆方面害怕吴佩孚“出山”，于是收买人设谋毒杀；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宣言：“吴佩孚将军之死，据各方调查，得悉吴并非因病致死，确系敌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拥护新政府宣布，被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吴佩孚的墓地坐落在一片果园之中，葬后修成一座水泥宝顶，高3米，直径2.5米。墓门朝东，墓前立有一块墓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9字。墓地四周有松树墙子。当年，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师长，在墓地建了两间房舍，自愿充当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此。“文革”中，墓碑被毁，宝顶被拆了个大洞。近几年吴佩孚的后人将墓重新修缮，宝顶下用青石修了一座高1米的月台。上面简单地书写着“吴佩孚张佩兰之墓”。2011年周围的果园也改成了塑料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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