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杜月笙光绪十四年（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原名杜月生，别名杜镛[yōng]。杜月笙是中国近代上海青帮头目。

杜月笙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市（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杜家以一米店为营生，夫妻两育有一双儿女，家中清贫。杜月笙三岁时母亲朱氏去世，同年其幼妹因家道艰难被杜父送人领养，五岁时父亲杜文庆病逝，后由继母张氏养育杜月笙。为了筹措两人的生活费用，张氏继续开设其父留下的米店，却因无力维持米铺生意而被迫关闭。于是张氏出去帮人洗衣服以此来维持母子二人的日常生活开销。杜月笙八岁时继母张氏神秘失踪。没有生活能力的杜月笙来到了外祖母家，由舅父养育，靠舅父做泥水匠的微薄收入养活全家，因此家中生计艰难。寄人篱下的杜月笙三餐不继，衣履难周，更历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十五岁时杜月笙想外出谋生，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想卖了祖传的半幢破房子，但被舅父暴揍了一顿，又受到了姑丈的严厉呵责，他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在八字桥拜别了外祖母，望向自己的家乡高桥并立下了：来日我若不能荣宗耀祖，誓不言归的誓言。

十五岁的杜月笙拿着外祖母的荐函，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混混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在旧友王国生的帮助下，杜月笙转到其下的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过上了有衣穿，有饭吃的安稳的日子。作为一名资深赌徒，他并没有因得来不易的安稳生活而放弃赌博。在完成水果店的工作之余，他转战于各种赌摊赌棚，并认识了绰号为“套签子福生”的上海青帮中属“通”字辈的陈世昌。杜月笙一直都想在上海有个靠山，于是他通过拜陈世昌为师进入了上海青帮，按序排在“悟”字辈。

杜月笙跟着师父陈世昌后，日益沉迷于嫖赌，挪用潘源盛水果店公款为赌资，赌输后无钱补上账面的亏空，杜月笙自觉无颜面对老友王国生，于是偷偷离开了潘源盛水果店，后与青帮的帮会兄弟混在一起，以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谋生。绰号为“饭桶阿三”的黄振亿是杜月笙的熟人之一，他对杜月笙的聪明伶俐很是欣赏，看杜月笙日益沉迷嫖赌以为可惜，于是推荐杜月笙到上海法租界大亨黄金荣所在的黄公馆干活。1918年，杜月笙以黄振亿的关系进入黄公馆并负责后厨跑腿杂事，他沉默机警，事事留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沾嫖赌两门。在黄公馆工作时，他察言观色，得知黄金荣很依仗其妻林桂生，林桂生在各项事宜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在林桂生患病期间，他悉心侍奉，逐渐得到了林桂生的赏识，并通过了林桂生的考验，成为了黄金荣的亲信，由“佣差”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的三大赌台之一的公兴记赌台。

当时，上海的鸦片走私由英租界巡捕房的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垄断。他们先开始以暴力手段抢夺烟土，后以重金贿赂上海的两大缉私机构：水警营与缉私营，取得英租界的查缉烟土的大权，向烟土行业老板大量收取“保护费”，由大八股党负责烟土运送安全。烟土行业当时为上海经济支柱，控制了烟土行业就相当于控制了上海的经济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杜月笙招兵买马，找来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建成了一支名号为“小八股党”的流氓武装队伍，欲与“大八股党”在烟土行业一较高下。在与大八股党的竞争中，他们或明争，或暗抢，至1919年初，“小八股党”最终取代了“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声大振。

杜月笙的鸦片行业日益扩大，由于没有足够储存鸦片的地方，杜月笙便萌生了成立鸦片公司的念头。于是1925年7月，杜月笙创立了三鑫公司。当时运送烟土进入法租界，必须经淞沪护军使管辖之地，为了运送烟土的安全，必须打点好与淞沪护军使的关系。于是杜月笙想到了与淞沪护军使交情不错的张啸林。依仗着上海青帮、政界和军界的靠山，张啸林成为了上海有名的黑社会头目。后与杜月笙争夺十六铺的保护费，在了解张啸林的背景后杜月笙主动让出十六铺的生意，与张啸林成为了朋友。于是杜月笙向黄金荣引荐张啸林，双方一拍即合，在租界、军阀与帮派的庇护下，三鑫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1925年，黄金荣因戏子露兰春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小嘉发生冲突。黄金荣知道自己得罪了卢小嘉，连夜向杜月笙与张啸林询问补救办法，杜月笙请青帮“大”字辈的前辈张镜湖出面疏通，调停黄、卢二人矛盾，双方和解。由此，杜月笙的名望更盛一步，与黄金荣、张啸林成为上海最具势力的黑社会，被称为“三大亨”。黄金荣为娶露兰春与林桂生离婚，并将所有财产交与露兰春保管。露兰春因爱与薛二私奔，带走了黄金荣的全部身家，后杜月笙发现露兰春踪迹并取回全部财物。自此黄金荣一蹶不振，实力大不如前。杜月笙的声望日隆，成为了青帮领袖人物。同年，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

杜月笙

杜月笙通过前期贩卖烟土、经营赌场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后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和帮会骨干等各种社会人士。由于他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特命其秘书长送来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以示感谢，杜月笙由此被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为使民众改变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流氓印象，他一年四季着一袭长衫，打扮斯文，且要求手下的门徒衣着得体，改粗口恶习。以温文尔雅的形象广交名流，大学者章太炎，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章太炎的建议下，杜月生改名为杜月笙。名士杨度、章士钊、著名律师秦联奎均为他的座上宾。由此，杜月笙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当时上海滩流传着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足以可见杜月笙交际能力之强。

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亲自拜访了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想以上海帮派的力量协助他进行“清党”活动，所谓清党即消灭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杜月笙深思后将蒋介石当为日后靠山，于是他与黄、张决定助蒋介石反共。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重建中华共进会，实为共同组建上海帮派最广泛的拥蒋反共的统一战线，充当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的打手。4月11日晚，他们密谋杀害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 随后指使共进会的地痞流氓或欺瞒、或使用暴力手段，残酷镇压了上海各地的工人纠察队武装革命，并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杀戮，造成了腥风血雨的“412政变”，因此杜月笙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任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虽然都是挂名的虚衔，但其社会地位却因此极大提升，一跃成为国民党新贵。9月，杜月笙担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

1920年代起，上海帮派有意从烟赌嫖产业向正规行业转型，身为青帮领袖的杜月笙将触角伸到了金融业。于是1929年，杜月笙开办了中汇银行，正式涉足上海金融界。初期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互不往来，凭借雄厚实力，利用各种手段，杜月笙成功拉拢并结交了钱新之、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一大批上海金融界人士。1932年，杜月笙作为控制上海银行家的蒋氏政权代言人。一方面他扫除了与蒋氏政权为敌的银行家们，使得上海银行成为国民党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则借助蒋氏政权名利双收。他被国民党任命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的董事‚并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杜月笙掌控通商银行后‚利用他在国民党的人脉‚经营公债获得了巨额利润‚1937年证券盈利达 37.8万元‚占全行整个盈利的四分之一 。在政界与帮派的庇护下，杜月笙开办的中汇银行业务兴旺，利润肥厚。至1930年代末，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凭借杜月笙的政界背景和强劲实力，可以说他已成为上海银行界的领袖。

1904年爱国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为上海航运业翘楚，专营“沪扬线”即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的客货运输，获利颇丰。自创始人张謇[jiǎn]和经理鲍先斋去世，大达轮船公司经营不善，生意一落千丈，面临倒闭。杜月笙有意争夺上海轮船航运市场，于是他首先操纵大达公司的股票以夺取大达公司的控制权，受阻后利用帮会势力和政治背景铲除其进入航运业的不利因素。1929年，杜月笙升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双管齐下后，1933年杜月笙顺利进入大达轮船董事会并出任董事长，取得上海航运业的头等地位。民国时期面粉行业因投资少、收益快等特点，成为了资本家所看重的轻工业之一。杜月笙也不例外，在收购了华丰面粉厂后，他准备进军上海面粉业。为了抢夺上海面粉行业的龙头地位，1931年，杜月笙凭借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关系减轻了苏浙皖面粉公会的关税，获得了三省面粉商的大力拥护。为了扳倒上海面粉厂商荣宗敬与王一亭，杜月笙与三省面粉厂商决定合作，开始派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后又要求召开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重新选举新任理事长。上海面粉贸易战中，杜月笙击败了竞争对手荣宗敬与王一亭，成功当选上海市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由华丰面粉厂老板一跃成为上海面粉行业的领袖。1933年，政府任命王晓籁为渔市场筹办主任后为总经理，让其负责渔市场的筹建工作。然渔民不愿配合，矛盾冲突不断增多。无奈之下王请来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一来为了控制渔市场，二则有意结交王晓籁，于是他投资入股出任董事长，并仍请王担任总经理。后经杜月笙的大力支持，王晓籁出任上海商会会长。自此，王晓籁以杜月笙为恩人，唯杜马首是瞻，杜月笙顺利掌控上海渔市场。

1912年，史量才花费15万银洋盘下当时上海传媒产业发行量最大之一的报纸即《申报》，并大刀阔斧的进行革新，使得《申报》的销量突飞猛进，也因此史量才积累了大量财富。1930年代左右，史量才掌控了上海另一大报即《上海新闻报》，成为上海报业巨子。1934年史量才遭人暗杀，其家人向杜月笙求助接管《申报》与《上海新闻报》。杜月笙感到惊讶的同时惊喜万分，他当即同意，并将《申报》、《上海新闻报》，自己出资开办的《时报》、老友推举他为董事长的《商报》合并，成立了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自此上海传媒产业掌握在杜月笙手中。

1931年“918事件”爆发，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的怒潮。身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杜月笙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并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上海市国难救济会、上海市东北难民救济会等抗日组织协会为前线抗日战士募捐物资。1932年8月，杜月笙领导的浦东同乡为东北义勇军募集捐款1万元。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杜月笙发起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2月1日同王晓籁、黄炎培等人代表上海各界慰问上海驻军十九路军，并赠送大量米食及物品。在得知驻军第五军缺乏交通通讯工具后，杜月笙旋即捐出电话总机一部、分机10部、机器脚踏车4辆，供前线军用。因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上海驻军十九路军军饷被停发，各地募捐款项被截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杜月笙领导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3个月内将募捐所得的27万元送交十九路军以解燃眉之急。1936年，杜月笙怀揣民族振兴的愿望，热情响应国民党发起的航空救国运动，并次年以个人名义捐两架飞机以示支持。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7月22日杜月笙发起并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一辆装甲汽车支援前线。在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物时，杜月笙仅用一天时间送去了20万张光饼。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杜月笙更是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筹集资金，并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仅月余时间其主持的筹募会募集到150万元，有力的支援了前方战事。同年10月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作战的八路军将士捐赠了10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对共产党抗日表示了支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杜月笙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26日夜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迁居香港。在港期间杜月笙一直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杜月笙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三重身份暗中协助军统进行情报工作。1939年冬，杜月笙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39年11月杜月笙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汪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有意投靠国民党，在向蒋介石请示后，杜月笙利用自身的帮派势力成功将高、陶两人及其家属从上海移至香港。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揭露了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卖国合约，简称为“日汪密约”，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全国各地纷纷开始讨伐汪精卫。1940年，杜月笙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1940年10月，杜月笙的留沪门徒协助军统特务除掉了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一起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杜月笙个人出资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为武器装备。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前线受伤将士不断，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医疗救护工作。他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成立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组建10队救护队、13队急救队、24所临时救护医院，征集98辆救护汽车，特约16所公、私医院收纳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主持的救治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44398人抗日受伤军民。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失守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大都撤离到了汉口。杜月笙飞抵汉口，与有关部门共同讨论救护医疗政策，并在汉口建立了急救委员会，包括37个医疗队，后根据需要逐步扩充为178个，共3000多名医护人员。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共救护了260万受伤军民。香港沦陷后，杜月笙跟随国民政府撤退至重庆，并于1940年在重庆开设红十字总会，仍继续主持后方医疗救护工作。1942年，杜月笙开设了当时最先进的重庆医院，共有床位300张，用于后方救护工作。1943年，经过蒋介石的认可，杜月笙成立了通济公司。

1945年8月底，抗战胜利，杜月笙重新返回上海，有意竞选上海市市长一职，后得知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且曾经门生吴绍澍屡次打压和针对杜月笙，令杜月笙大为恼火，但同时也让他深深担忧未来自身处境。次年4月蒋介石进行上海市参会议员的民主选举，杜月笙凭借帮派势力当选为上海市参会议长。其心腹万墨林因经营私运，垄断市场等罪名被逮捕入狱。后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杜月笙辞去上海市参会议长之位，这也使得杜月笙颇有微词，“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1947年，屡遭国民党打压的杜月笙避往香港，同时他也向共产党表示合作之意，同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中国共产党员金山为关门弟子，并为金山的上海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曾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露。杜月笙还曾表示中共接管上海时，黑社会不予捣乱，并请共产党给予宽大处理。1948年春，杜月笙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力捧蒋介石为总统。同年8月，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其子蒋经国到上海执行紧急财政措施，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9月初，杜月笙第三子杜维屏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入狱。后杜月笙指使门下四处搜集蒋经国的表兄弟孔令侃所经营的扬子公司存在违法行为的证据，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令蒋经国不可蛮干，蒋经国无奈最终判杜维屏6个月将此事草草收场。1949年国民党统治败局已定，国共双方对名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频繁联系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知名人士以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在大陆。由于策划并参与了412政变，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能不计前嫌。4月，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杜月笙跟他一道去台湾。再三考虑下，杜月笙最终选择远离政坛，5月1号辞别黄金荣后他举家乘船前往香港并安顿下来。

杜月笙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了坚尼地18号，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日益严重，请了4位知名中医和3位西医为其调理身体。中西医治疗双管齐下，杜月笙虽药吃的越来越多，可身体仍没有任何好转。卧病在床的杜月笙仍密切关注大陆形势，中共也一直希望杜月笙能返回上海，曾托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钊前去劝说杜月笙。杜月笙心中仍有顾虑，在得知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实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金荣仍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曾想返回上海，后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清扫大街后又打消了返回上海的念头。由于与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曾想计划举家迁居法国，后因中国国民党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而取消移民打算。1951年8月4日，缠绵病榻的杜月笙精神略有好转，与其得意门生陆京士商讨自己后事，主要有两个遗愿，其一是希望移灵到入殓自己着长袍马褂；二是希望能落叶归根，将其遗骨葬故乡上海高桥。关于遗嘱的拟定，杜月笙简略的指示了几项原则。8月6日，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六人于客厅参考杜月笙所提出的原则起草了杜月笙的三份遗嘱，一份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表白心迹；一份训勉子孙后代；一份则为遗产分配；十万美金的分配原则为杜月笙的四位太太、共十一位子女各得一半。三份遗嘱拟定好后由陆京士宣读遗嘱内容，杜月笙几或全部同意。8月16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病逝于中国香港，终年63岁。1951年8月19日，杜月笙入殓，蒋介石为其颁赐挽额“义节聿昭”，后由姚玉兰携子女将杜月笙的棺材运至台湾。27日傍晚杜月笙的灵柩运抵基隆码头，杜氏家属与洪兰友、陶百川 等好友共三百余人一齐在码头迎接并祭奠。灵柩暂时放置于台北市南京东路极乐殡仪馆，后葬于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出麓之西。

护法运动失败后，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其侄儿在上海与人发生了房屋纠纷，写信向叔父求救，可章太炎并不擅长解决讼诉，于是他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助。一直想结交章太炎的杜月笙见信后立即派人前去调解，并得到圆满解决。后杜月笙回信章太炎表示愿意亲赴苏州，登门拜访。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闲谈中，章太炎得知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阴历七月十五得名，于是他有意为杜月笙重新取名以还人情，改杜月生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听完连声叫好，并欣然接受。

1930年，杜月笙于家乡浦东高桥镇高南乡陆家堰购买了50亩土地，并委任高桥建造厂老板谢秉衡修建杜氏祠堂。次年六月，为庆祝杜氏祠堂的落成，杜月笙一连举行了三天的盛大庆典，每日摆千张宴席。出席庆典的都是社会名流，比如张学良，孔祥熙，何应钦，章太炎等，甚至包括蒋介石也送来了“孝思不匮”的贺词匾额，其场面盛极一时。

杜月笙爱好戏剧，自孟小冬于上海大世界舞台31天连演23出戏且越演越红后，便引起了杜月笙的注意。杜月笙特备花篮献给后台的孟小冬，成为了孟小冬的一名忠实粉丝，凡有孟小冬的戏，杜月笙必到场支持。在杜月笙的倾力支持下，孟小冬的戏剧事业蒸蒸日上，后又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孟小冬顺利与梅兰芳离婚并拿到了数万的赡养费。1938年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不能出台唱戏，于是她的生活支出全靠杜月笙出资帮助。1950年杜月笙曾打算迁居欧美，孟小冬问了一句“我跟着去，是算丫头还是女朋友呢？”。这是第一次孟小冬与杜月笙提及名分的事情，杜月笙当即宣布要与孟小冬成婚。在杜月笙的坚持下，两人婚礼在杜宅举行，宴请了至亲好友，当晚杜月笙带病陪客当了62岁的新郎，孟小冬也展开了难得的笑颜。

杜月笙与孟小冬

杜月笙成名后，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的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曾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他还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抗战后，杜月笙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由戴笠转达给蒋介石。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50年4月间，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召开董事会，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都是商股董事，也被邀请参加。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一起征询杜月笙的意见，最后由杜拍板:“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杜的这一行动使台湾方面非常恼火，派俞鸿钧等前来，一定要杜月笙收回委托书。杜回答说:“对北京中行开会，既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认命了!”

1. 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让我们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
2. 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3. 吃是实功，赌是对冲，嫖是落空。
4. 花1文钱要收到10文钱的效果，这才是花钱能手。
5. 做事要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
6. 我不做守财奴，我只想交朋友。
7. 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
8. 做人有3碗面最是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9. 对人必须诚恳，即使有人欺瞒我于一时，我总能以“诚”字来感动他，使他心悦诚服。我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交友。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杜月笙等人为首的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联谊社也分别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宣言。1932年1月20日，杜月笙在“上海市国难救济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与全体会员承担起以实力救济东北义勇军的任务。10月10日上海市“东北难民救济会”成立，杜月笙出任该会理事会五位主席之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2月1日杜月笙等人发起“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2月1日当天杜月笙即会同王晓籁、黄炎培等人代表上海各界前往十九路军军部慰劳，“赠送米食及物品甚多”。当他获悉驻军第五军缺乏交通通讯工具后，旋即捐出电话总机1部、分机10部、机器脚踏车4辆，供前线军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杜月笙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并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别动队曾在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合法身份在港设立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借以暗中帮助军统开展工作。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述职途经香港，对杜月笙谈及国民党在沪派系众多协调不易，杜月笙当即提议中央设一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蒋介石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统一指导在沪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以及帮会组织。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建立后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对上海巨大的人力资源免为敌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原中国通商银行负责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后，准备下手破坏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和中汇银行。杜月笙闻讯后立即致电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暂时罢手。1940年10月杜党策动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杀死傅筱庵。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即控制上海。蒋介石派杨虎和陈群联络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积极招兵买马，收罗党羽，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反共走卒。4月11日，杜月笙等人以“有机密大事商议”为由，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结果汪寿华一走进杜公馆后，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杜月笙手下捂住口鼻，装进麻袋，押上汽车，运到枫林桥活埋。 4月12日晨，在帮会首领杜月笙等人具体指挥下，组织“中华共进会”冒充工人，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后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打死工人数十人，伤200多人，并占领上海总共会。次日，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军警暴行，部分游行工人前往驻军司令部请愿，中途被军警袭击，死难100余人。4月下旬，杜月笙率领“行动大队”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在那里，杜月笙指挥当地的一帮流氓无赖残害了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和进步群众。蒋介石为了感激他们的帮忙，单独召见了杜月笙并委任杜月笙等人为少将参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上海学生奋起响应，上海市政府严厉镇压，杜月笙即以地方领袖身份表态:"市政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等言论，阻挠学生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救国运动兴起时，杜月笙公开站在反对的立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胁迫邹韬奋去南京会晤蒋介石。（1936年）11月，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联手策划，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其后又对“七君子”多次进行政治诱降阴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杜月笙与戴笠共同成立“通济公司”，表面上是官商结合办的贸易机构，实际是四大家族运用特务、流氓所组成的对日寇进行经济往来的特设机关。这种行为还大大缓解了日本侵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将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将动员各种力量准备与中共抢夺天下。

主编《中华慈善大典》的刘峰、吴金良评价：“杜月笙闻名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他毕竟曾是帮派人物，靠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多，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有恩有怨。他热心救济事业，但也热衷于名利；他既懂得以利求名，又善于以名贸利。因此，救济事业对他来说，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了自身利益，他做了很多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具体环境。但无论怎么说，他的慈善行为客观上对民国社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抑恶扬善”应是评判杜月笙的正确公允的态度。”媒体评论人梁宏达评价：“杜月笙一辈子从底层摸爬滚打起家，梦想成为人上人，他也按照自己的江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也有点儿私心在里面，但是总的来说，杜月笙这个人一生很传奇，也很复杂。”中国近现代政治家王宠惠题挽联：心期克复，身待升平，胡天弗愁遗，竟神游海天一角；名满寰区，功毗匡济，其殁而不朽，岂俯同战国四贤。中国近现代外交家许世英题挽联：班生投笔，卜式输财，历济难危昭史乘；范式凭棺，伯牙碎轸[zhěn]，忍教生死隔襟期。

杜月笙在上海时拥有多处宅第，其居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饰最为奢华的是位于宁海西路的杜公馆。整个杜公馆由三幢建筑所组成，整个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前面为砖木结构的小楼，后面两幢为三层砖混结构。2001年4月，杜公馆被拆除了一部分，剩余部分被一家古建筑保护公司购买。2005年9月，杜公馆由上海整体迁至苏州吴江同里镇。

1934年，金廷荪在上海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赠与杜月笙。据记载，该豪宅主楼的所有陈设均为法式家具，同时整个庭院又充分地体现了江南风情，建筑有着海派文化中的亦西亦中的特色。但杜月未曾住过，1950年，杜公馆改作中共华东局东湖路招待所。1954年，其改作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1982年，杜公馆改为东湖宾馆。

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

杜月笙旧居位于今杭州西湖区孤山后山路10号，1932年，经人介绍，杜月笙购买了此处的一幢别墅及周边土地进行改建，雅号“寂庵”。建筑面积有330平方米，高敞厅室，宽大走廊，中式屋顶，木质门窗，雕饰精细，屋数为外二内三，较为独特。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旧居收归国有，拆去围墙，曾作为干部宿舍，后划拨给文化部门使用，之后又被改为“秋瑾史迹陈列馆”，1997年，杜月笙旧居被拆除重建为中国印学博物馆。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日本人曾对杜月笙拉拢未就范，逃亡香港，后到重庆建立“恒社”总社。

杜月笙墓位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后在秀峰国小建校时将牌坊拆除，而题字则镶嵌到墓园。

杜月笙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