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héng]，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未学斋主，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江苏无锡人，吴越钱氏之后。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895年7月30日，钱穆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吴越钱氏之后，原名恩嵘，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未学斋主，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父亲钱承沛曾以县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尽管家道中落，但他仍重视教育，钱穆七岁（1901年）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十岁（1904年）进入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1906年，父亲病逝，家徒壁立，钱穆家人依靠本族怀海义庄救济。1907年，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师从吕思勉。1910年冬，钱穆因参加学潮退学，次年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适逢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只得辍学回乡，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1912年，钱穆自认家贫已无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便矢志自学，攻读《孟子》《史记》等经史子书及唐宋诸家文辞，不久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历史、地理课程。他学习经学著作，遍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大学教本，深受启发。1914年，钱穆在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同时兼鸿模小学的课程。他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学习方法，并借鉴《马氏文通》的写作体例写成《论语文解》一书，于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的第一部著作。1919年，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并开始筹建无锡县第一所校图书馆。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他希望从儿童开始，改革教法，并在实践中研究白话文对儿童初学的利弊得失。

青年钱穆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被厦门集美中学聘为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他扎实的学问功底得到师生认可。1923年，钱穆回到无锡，接受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资深教席钱基博的邀请，到校任教，讲授国文和文字学。在此期间，他编撰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著作，后来均付印出版。1927年秋，钱穆执教省立苏州中学，担任全校国文首席教师。他续编《国学概论》，并研究撰写《先秦诸子系年》，还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编写《墨子》《王守仁》两部著作。1929年，顾颉刚到苏州中学演讲，与钱穆相识，他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学识大为赞赏，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因苏州中学挽留未成行。

1930年秋，在顾颉刚的推荐下，钱穆任燕京大学讲师，教授国文，开始了他的大学教书生涯。同年，钱穆所写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在《燕京学报》上刊登，他通过梳理古文经学史实，逐年列出，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进行了批驳，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纠正一味疑古的风气，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受到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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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易谈父亲钱穆怎么从小学教师变成大学教授（来源：人文清华)1931年，钱穆受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课程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1933年，北京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改变过去由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的惯例，由钱穆一人独讲，贯穿始终，每堂课近三百人听讲，坐立皆满，钱穆以演讲的方式上课，与胡适齐名，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此期间，钱穆潜心修订和增补了《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他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获得学界很高的评价，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钱穆北大教书期间

1937年5月，钱穆在上课讲义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借此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七七事变”后，钱穆随北京大学南迁湖南南岳，后至昆明，在重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0年，他编写《国史大纲》，被指定为当时大学指定用书，在中国公开发行；同年任职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1943年起，钱穆先后转入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赴云南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兼云南大学教席，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1948年重返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钱穆为避战乱，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两个月后随校移居中国香港。

1949年秋，钱穆在香港与张其昀、谢幼伟创办了亚洲文商学院，自任院长，并创立《新亚校刊》，次年建立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私立公益学校。1955年，香港大学颁授钱穆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钱穆赴美国，到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6月获颁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1960年至1965年，他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一职，自创办伊始，他主持院务长达十六年，自称是平生最忙碌的时期。

1953年新亚书院迎新会，左一为钱穆

1967年10月，钱穆迁居台北，同年他被膺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9年，应张其昀之约，钱穆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等课。此后在台湾成功大学等高校任教，并担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这段时间，钱穆不仅为大学授课，而且为社会各界人士讲授中国文化，1971年即为军人讲授“中国文化精神”课程达13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当时钱穆患严重眼疾，仍前往授课，后来在讲课稿的基础上扩充，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1983年4月，他再次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赴中国香港参加学术讲座。1986年，钱穆退休，结束了75年的教育生涯。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逝世。1992年，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入太湖，归葬故里。

钱穆是当代国学大师，贯通古今，被誉为通儒之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经学、史学思想相当丰富，亦多有创见，他创新地从史学的角度去考察经学，破除门户之见，以贯通经学；强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来创造中国现代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综合研究理学，突出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理学划分为宋明与清代两个历史时期，揭示了理学流变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他对诸子学的历史贯通作了深入分析，强调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的一致性。在文化学、文学等研究中，他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对中国文化的演进阶段和发展方向作了论述，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钱穆还通过创办新亚书院，形成独特的教育办学理念，从而发扬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

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等著作中。他研究中国经学的渊源，创新地从史学的角度去考察经学，破除门户之见，以贯通经学。他通过考证认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在孔子以前并没有“六经”，孔子也没有创作“六经”，孔子与“六经”无关。他还考察了经学的发展历程，认为两汉经学的精神偏重于政治，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经学为义疏之学，十三经注疏完成在这一时期；宋元明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四书代替五经，开启了经学新时代；清代经学为考据之学，是经学的终结。在研究经学时，钱穆注重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有机结合，他提出一套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治经方法，为后世的经学研究拓展了思想，开辟了不同路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钱穆在治经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他所著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了当时经师论学的焦点，驳斥了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经书的不通之处，重要的是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主张经史并重，注重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在经史批判与继承方面，他主张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推翻古史，使一些限于历史条件暂时不能确证的史料也能得到学术重视，被给予合理的阐释。他提出了主、客统一、融铸一炉的治史主张，从史学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客观历史与历史知识相区别，在历史知解的整体架构上超越了古史辨派。他对古史辨派的批评，为中国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开始，他指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有二十八处之多，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国史大纲》里，钱穆直接驳斥了古史辨派对《史记》的“极端之怀疑论”，他在扉页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他说：“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他坚持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坚持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其史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有机统一，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在现当代中国史学上具有借鉴意义。

《国史大纲》

钱穆非常推崇理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开篇即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在思想溯源上，他突出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成为沟通汉唐、先秦以至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其多方面活动是理学产生的直接根源。在发展阶段上，钱穆将之划分为宋明理学和清朝理学两个不同时期，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揭示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在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思想的关系上，钱穆主张宋明理学在清代仍有延续性和传承性，思想与学术不会凭空产生，总有一个孕育和萌芽的过程，他指出理学不仅在清初，乃至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仍有影响。他格外注重朱子学的研究，把朱熹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去考察，以理气论和心性论为轴心向四周展开，打破以往学者研究中存在的“门户之见”，这些思想均体现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他对朱子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完整准确地理解朱熹及理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钱穆认为，诸子学的产生与贵族之学的衰败有关。从横向看，诸子相贯通，互相取长补短，“开诸子之先河为孔子”，即先秦诸子之学，均起源于儒，墨子早年受教于孔子，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者，由此便形成了诸子学中最早的两个学派，之后的诸子学或起源于儒，或起源于墨；从纵向看，他选择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考证，强调二者的一致性，揭示诸子学术流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钱穆指出，诸子学刚兴起时具有贵族时代特点，此后平民阶级觉醒，形成百家争鸣的平民诸子学，诸子学精神与孔子精神本为一脉，孔子是把贵族学平民化的第一人，在学术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经书”与“子书”的结合部即在孔子。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统一问题，近现代学者有过持续争论，钱穆认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段历史即是诸子统一的历史，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是一致的，由政治需要决定，为政治服务；同样，《易传》《中庸》《大学》《礼运》融合诸子，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因国家及世界动乱、民族文化衰颓，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1947年所著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用历史的眼光和思维，将中国文化史分成上古到统一、汉唐时期、宋明清时期、清末以来等四个阶段，对中国文化的演进阶段和发展方向作了论述。他着力揭示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指出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类型，安于天地，自给自足，因此具有“天人合一、内外合一”的民族性格。主要表现为道德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支柱，主静重化求同是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侧重继承沿袭、强化内在量变、提倡求同存异。钱穆从历史出发，揭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他指出，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是组成文化结构的七要素，并将道德与艺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位置，处于重要地位。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史正处于“科学与工业时期”， 在此阶段，应当恢复固有的优秀道德文化，努力发展工业以“尽物之性”。他赞成向西方学习，但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文化自成体系，而且偏重人文科学，如果人文科学演进后可以利用甚至驾驭自然科学，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能够容纳近代西方科学文明。

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文字之美体现在以“简单的驾驭繁复的”“以空灵的象征具体的”，基于此，中国文学具有普遍性和传统性的两大特点，形成其独特的审美精神。他在《中国文学论丛》中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取材则常贵于四方；西方文学中叙事长诗、剧本、小说是三大支柱，中国文学与之对应的是诗史。造成中西文学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学以随俗演进，而中国文学以雅化演进。他在《谈诗》一文中，分别对王维、李白和杜甫进行性格和学问派别分析，指出王维是释，代表禅宗；李白是道，代表庄子；杜甫是儒，代表孔孟。他从中国诗中领悟到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文学中的审美意蕴就是“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钱穆强调，无论是释、道还是儒，其文学的境界都是人生，至高境界即为人生理想，他认为“中国文学亦可称之为心学”，故中国的文学家需要宽广的胸怀，而且其胸襟与作品相呼应。钱穆还认为，创作难，欣赏也不易，欣赏者要选择出色的诗人和作品，才能读出人生的真境界。

中等教育方面：从1922年开始，钱穆先后在厦门集美中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省立苏州中学任教。钱穆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实利主义”教育和“模仿主义”教育，指出中学“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应该“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主张加强中学生体能和智能培养；他提出“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两大口号，主张中学生诵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认为，中等教育应该重视真正的“国史教育” ，以本国语言文字为中心， 他坚持“真正的中国人就必须学习中国史”的观点，着力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担当发扬文化复兴民族、建设国家的重任。大学教育方面：1949年，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发扬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新亚书院的诞生，寄托着钱穆的文化理想。因此，钱穆的教育办学理念都融入在新亚书院中。钱穆提倡教育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教育，用智慧与事业教育代替智识与职业教育；在保持传统教育文化独立自主性的前提下，再取舍和吸纳其它教育理念。为此，他主张“通人”尤重于“专家”，“用社会之人才”重于“供社会之用”的人才，人文科学人才重于自然科学人才。在新亚招生简章中即注明：“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其课程设置也体现了钱穆重视通识教育的办学准则。在制度设计上，钱穆认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高等学校，优良的校风、学风是基础和灵魂；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他强调正确认识求学与做人的关系，做人重于为学，他创办的新亚书院即把教会学生做人作为第一要旨，《新亚学规》前两条规定即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在办学方式上，他提出高校应当缩小规模，扩大课程，创立不分系的学院制；在各种专门学院之前，设立大学普通学院，教授人生经验。钱穆有关中国大学教育的思考，具有启示意义与警醒价值。职业教育方面：钱穆指出，要从品格养成、人生理想实现的高度去认识专门技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狭隘的追求职业和智识必然导向专业化，甚至危及教育本真所在；他强调职业精神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特点淬[cuì]炼职业精神；注重发挥国家、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建立在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基础上。钱穆关注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去向，他认为“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强调事业重于职业，要成就自己的学业、职业与事业，必须考虑自己的才性所近。钱穆将他的职业教育理念在新亚书院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始终要求学子从自身做起，做到通情达理、敬业乐群，他希望新亚书院的学生不但成为“中国人”，而且要做一个“世界人” ；新亚学规也要求学生不能仅仅为了个人的功利，而把大学读书看成是为了获得资历、谋求职业的渠道和途径。

钱穆充分吸取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隋唐玄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之精华，以及近代以来的新学说、新思想，创立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他毕生著作70余种，涵盖了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的文化精义。1998年5月，《钱宾四先生全集》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编纂[zuǎn]和收录钱穆著述56种，合计1700万字，共54册。经学方面著作：钱穆的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著作《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于经学的渊源与发展史的考察十分详细且包罗万象。史学方面著作：抗战期间，钱穆出版《国史大纲》等系列著作，自称新史学；此后发表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如何研究中国史》《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等系列著作，成为新史学大家。理学、诸子学方面著作：钱穆非常推崇理学，称理学为“大我之寻证”，对理学研究的贡献颇多，主要著述为《朱子新学案》《宋明理学概述》《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王守仁》等，尤其是晚年所著《朱子新学案》，对朱子的思想、学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成为后人研究朱子学不可绕开的著作。在考据诸子生平、学术渊源方面，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贯通了春秋晚期经战国至秦统一大约350年的学术、思想、政治的历史。文化学等方面：钱穆于1947年所著《中国文化史导论》首次系统阐述中国文化，到1979年讲演录《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出版，历时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中国文化精神》《文化学大义》《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十二讲》等十多部有关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演讲录。在其众多学术著作中，《中国文学论丛》是专门论述中国文学审美精神的专著，收录了钱穆在不同时期有关中国文学的30篇演讲稿、文论和笔谈，主要涉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的诗、散文，中国艺术等。

钱穆著述

父亲：钱承沛（1866~1906），幼时好学，16岁即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因身体孱弱，在南京乡试时病倒，以后未取功名，育有两女四子，1906年病逝。妻子：1917年秋，钱穆与邹氏结婚；1928年，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病逝。1929年春，钱穆在苏州与张一贯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钱穆与张一贯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钱拙、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1949年钱穆只身赴香港，从此与家人音讯阻隔，张一贯与子女皆留在大陆。1956年，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胡美琦是江西南昌人，出身名门，父亲胡家凤与钱穆是旧识。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甚有研究，曾在文化大学任教，钱穆晚年皆由胡美琦代为整理文稿，付梓出版。侄儿：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大学校长。儿子：钱逊（1933年10月13日~2019年8月2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女儿：钱易（1936~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7年9月17日，北京大学网站刊登对当代历史学者陈勇的采访文章，指出：“钱穆是史学家，是著名的史学家，此点无需今人再来为他重新定性。一些学者把钱穆誉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这种提法恐怕会引起众多的争议，但钱穆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钱穆所作的《先秦诸子系年》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很赞赏，他在阅读《先秦诸子系年》后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林语堂曾在《谈钱穆先生之经学》一文评价钱穆：“宾四先生用客观的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事实上，他最大的贡献是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派的今文家，鞭辟入里，使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之说，不攻自破。”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评价钱穆：“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shì]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中国史学家余英时在回忆文章《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评价钱穆：“钱先生从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制造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向来和他绝缘的。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香港学者霍韬晦教授指出，“在迷惘的时代中，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钱穆在常州中学读书时，历史和地理任课老师是吕思勉，因他讲课生动，钱穆最爱听他的课。一次地理考试，吕思勉出了四道题，钱穆对其中的长白山地势军情很有兴趣，经过长篇论述作答，耗去了所有考试时间，只答了这一题。考完后，吕思勉批改考卷，尽管钱穆只做一道题，却因答题质量好，给予了75分的高分。

1911年，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停学，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此后以自己的学问和教学质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中国知名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学子。1949年，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研究传授学问，是公认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1929年4月，钱穆认识了到苏州讲学的北京大学顾颉刚，两人相谈甚欢。顾颉刚看到《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学识很是赞赏，认为他不应将才华埋没于此，“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当年冬天，顾颉刚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撰写文章，钱穆认真梳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直击今古经文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写就《刘向歆父子年谱》，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学界较大反响，也令顾颉刚兴奋不已，竭力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得以在燕京大学任教，次年又收到北京大学的聘书，并到清华大学兼职。此后在多种场合，钱穆皆心怀感恩地表示，顾颉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正因为顾颉刚的帮助和提携，钱穆依靠勤奋与努力，由之前的中学讲台，一跃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1930年，钱穆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当时由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学校务，他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时，钱穆直言：“以前听说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很是仰慕。这次刚来，感觉并不是。进入校园即看见M楼、S楼，不知有何含义？中国化又表现在哪儿呢？应该用中国名称为好。”事后，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研究，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优美，竞相提名均感觉不适合，于是命名为“未名湖”，即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未名湖。

1967年10月，钱穆迁居台北，蒋介石用公款为其在台北近郊外双溪建楼，钱穆命名为“素书楼”。素书楼共两层，书房、卧室、客厅一应俱全，是钱穆晚年著书与生活的地方。1988年，台北市有议员提出，素书楼是由公款所建，不宜被个人长期占用；1990年5月，钱穆被迫搬离居住20余年的素书楼，迁至台北市内杭州南路新居。三个月后，钱穆在台北寓所逝世。

1990年9月26日、9月30日，台北和香港分别为钱穆举行公祭；钱穆逝世一个月后，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追悼会，钱伟长专程赴港参加。遵照钱穆“落叶归根”的遗愿，家人将墓地选在江苏省苏州市西山俞家渡村，依傍太湖，风景秀丽。1992年1月9日，钱穆骨灰安葬仪式在太湖湖畔西山举行。1995年5月11日至13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行钱穆(宾四)先生百龄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大陆的42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余英时、严耕望和金耀基出席会议。

2012年5月15日，钱穆故居在江苏无锡建成开放。故居位于无锡新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旧址，二十世纪曾因大火成为废墟，仅保留20平方米的旧址。现建成的故居还原了旧貌，格调简朴，具有江南水乡风格，占地约5400平方米，馆内陈列了钱穆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对他儿时书斋“素书堂”，以及一些传承印记悉数还原。 

钱穆故居

钱穆在台湾的故居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2号，是东吴大学校园内一幢二层小楼，包括客厅、讲堂、书房、卧室等房间。1967年，钱穆自香港迁居台北后，由妻子胡美琦亲手绘制图样建屋，取名“素书楼”，以纪念在家乡无锡七房桥的故居“素书堂”。1992年，素书楼改作纪念馆；为纪念钱穆学术贡献，2001年纪念馆经修缮，改名为钱穆故居，由台北市立大学经营管理。

台北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