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十月初二）由奕䜣与伊格纳季耶夫（俄文名：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在北京签订，又称中俄《续增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然而这些国家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利益和特权，准备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向广州发起进攻，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法国政府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派兵协同英军侵华，俄、美两国对这次侵华行动也暗中表示支持。与此同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很快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此后，太平天国相继组织了北伐和西征，在此形势影响下，中国许多地区都先后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反抗斗争和农民武装起义，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剧烈冲击。因此，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清政府采取的是“息兵为要”的方针。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向中国发起进攻，广州城很快失陷。为了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四国侵略者继续合谋北上。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占领了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慌忙派桂良等人前往天津议和，并在6月与俄、美、英、法四国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然而，英、法等国并不满足于《天津条约》所获得的特权，准备寻找机会再次挑起战争。

《天津条约》原件

沙俄对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侵略意图由来已久，清朝初年就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东段边界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然而，自19世纪以来，沙俄国内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发展，促使其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巴甫洛维奇，俄文：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任命穆拉维约夫（俄文名：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入侵。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仍旧被封锁在黑海内，失去了巩固近东势力的可能。于是，沙俄迫切想要在太平洋方面得到发展，便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困、边防废弛的时机，采取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的手段，相继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然而，沙俄政府并不满足于《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所取得的利益。《瑷珲条约》刚签订不久，穆拉维约夫就建议进一步夺取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西伯利亚的官员则抱怨《天津条约》没能巩固和扩大对华陆路的通商权益。因此，为了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沙俄迫切想要与中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尼古拉一世·巴甫洛维奇

为了尽快交换《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的文本，并迫使清政府作出更大让步，沙俄政府于1858年12月任命彼罗夫斯基为公使，训令其办理换约事务并提出新的要求。1859年4月，中俄《天津条约》文本交换完成，不久彼罗夫斯基便以书面形式向清政府提出了有关《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简称为《补续和约》八条。《补充和约》的主要内容包括重新划定中俄东段和西部边界，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允许俄商运货至中国内地贸易，以及俄国可以在库伦、张家口等地设立领事等。5月25日，军机处针对彼罗夫斯基提出的条款逐一进行反驳，认为中俄东段边界已经在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规定，有关俄商到内地贸易以及设立领事等问题，则超出了中俄《天津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在遭到拒绝后，彼罗夫斯基再次照会军机处，要求根据《瑷珲条约》划定由乌苏里江到海边的中俄边界，并将黑龙江以北地区划归俄国。清政府则表示《瑷珲条约》是奕山个人签订，并未经清政府同意，而且中俄东段边界在《尼布楚条约》中早已明确规定，因此拒绝重新划定边界。此后不久，沙俄外交代表伊格纳季耶夫到达北京，彼罗夫斯基被调回国内。

就在彼罗夫斯基在北京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沙俄又选派了伊格纳季耶夫率领“军事援助团”前往中国，想要协助穆拉维约夫等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并以军事援助的名义控制清政府。1859年6月，伊格纳季耶夫自称全权公使来到北京，清政府未查明其身份就以公使的规格接待了他。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因与清政府在进京交换条约的路线上产生分歧，再次发起战争。然而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清军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舰队，这也增加了清政府的底气。

7月10日，中国代表肃顺等人与伊格纳季耶夫进行了首次会晤。肃顺首先指出中俄双方已经完成条约交换，军事援助一项也已拒绝，有关俄国的事务已经全部解决，所以俄国公使应该尽快离开北京。肃顺等人还声明，奕山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授权，因此其签订的《瑷珲条约》也是无效的。伊格纳季耶夫则表示清政府如何处置奕山与俄国无关，但中国必须承认《瑷珲条约》，其他中俄问题也要得到解决。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当天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次日，伊格纳季耶夫以书面形式向清政府提出《补充和约》六条，其内容与彼罗夫斯基所提的《补充和约》八条大致相同。清政府仍旧以中俄东段边界早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俄方所提要求超出中俄《天津条约》的范围等理由进行驳斥。此后伊格纳季耶夫又与肃顺等人进行了几次会晤，但双方态度都极为强硬，俄方所提的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绝。

伊格纳季耶夫

鉴于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的交涉毫无成果，沙俄政府在1860年3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建议伊格纳季耶夫先离开北京到俄国军舰上，等待时机配合英、法两国的行动。不久，沙俄政府又正式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公使。1860年5月28日，伊格纳季耶夫乘船前往上海，与英、法两国的全权特使进行会晤，准备利用英法联军再次侵华的机会，逼迫清政府作出让步。

英法联军在遭到大沽口惨败后就一直想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报复，伊格纳季耶夫为了取得英、法两国的信任，便把清军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的防务情况透露给英法联军，同时怂恿联军北上进攻中国。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劣势以及指挥上的失误，在短短二十多天内，就丢失了大沽炮台和天津。清政府急忙派遣桂良等人前往天津议和。英、法两国提出，清政府除了必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允许两国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表示拒绝，谈判破裂。于是，英法联军继续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等前往通州议和，但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等人率先逃走，清军全线崩溃。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以及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议和。在受到咸丰帝的指令后，奕䜣致书联军求和，但双方谈判两周仍旧僵持不下。10月5日，联军分路进攻北京，并洗劫了圆明园。几天后，联军又占领了安定门。

英法联军攻击大沽炮台

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

占领安定门后，英法联军内部开始出现分歧。英国大使额尔金要求进一步扩大战争，法国大使葛罗则认为冬天即将来临，应该早日换约议和后撤军。与此同时，伊格纳季耶夫时刻关注北京事态的发展，在得知法国大使想要请其出面调停后，便前往会见了额尔金与葛罗，商讨联军对奕䜣的通牒。

10月16日，伊格纳季耶夫进入北京，得知此消息的奕䜣立刻派人前往拜见，请求其出面调停。伊格纳季耶夫一方面表示愿意充当双方调停人，另一方面又表示中国必须答应沙俄所提出的要求。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奕䜣最终同意了伊格纳季耶夫提出的的条件。在沙俄的调停下，奕䜣与英、法两国代表重新举行了谈判，并相继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不久，自以“调停”有功的伊格纳季耶夫就要求清政府尽快接受俄国提出的要求，并提出了续约草案十五条和一份俄方绘制的中俄东段边界地图，要求清政府迅速签字。清政府为使列强尽快撤出中国，最终被迫同意了沙俄的要求。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十月初二），奕䜣奉旨与伊格纳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签约场景

中俄《北京条约》又称中俄《续增条约》，共计15项条款，内容涉及了两国边界、经济贸易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沙俄由此不仅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还在外交、经济、法律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确定《瑷珲条约》第一条，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东部疆界，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到该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黑龙江以北土地归俄国，以南到乌苏里江口的土地属中国。然后，从乌苏里江口往南至兴凯湖，边界线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河东土地归属俄国，河西则归属中国。从松阿察河的源头跨越兴凯湖到白棱河，从该河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布图河口，再从此沿珲春河和海之间的山岭到图们江口。此处以东划归俄国，以西为中国领土。上述划归俄国的地方都指空旷土地，如遇到中国人居住和渔猎的地方，俄国不得占领，仍由中国人留住原地照常渔猎。从此，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侵占，沙俄也由此取得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海参崴地区的中国遗民起义被捕

划定中俄两国西部未定边界。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中俄两国未经划定的西部疆界，今后应该沿着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碑起，往西直到斋桑湖，再由此往西南到特穆尔图漳尔，南至浩罕为边界。条约的第三条又规定由两国政府派出大员，会勘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然后交换地图和关于边界线的详细记文。同时应拟定议定书，作为本约的补充条款。据此，沙俄在日后又得以侵吞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

贸易通商。中俄《北京条约》的第四条规定俄国商人可以在中国边界地区随便贸易，并且不用纳税。第五条则规定俄国商人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张家口地区如果有零星货物，也可以进行销售。条约第六条规定新疆地区的贸易处伊犁河塔尔巴哈台外，还应该增辟喀什噶尔一口。在喀什噶尔，中国也应该划出一部分土地允许俄国人建造房屋、堆房、圣堂等，以便俄国商人生活和居住。有关恰克图贸易，俄国商人仍旧可以从恰克图前往北京。

重申沙俄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俄《北京条约》第八条重申了沙俄可以在通商之处设立领事官，以便管理商人，避免争端。除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外，还应该在喀什噶尔地区设立领事官。倘若发生案件，领事官和地方官应该各自办理本国涉事人员人，彼此不得随意“妄拿、存留、查治”。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俄历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清朝皇帝与大俄罗斯帝国沙皇详细检阅早年所立和约，议定数条以固两国和好、贸易相助及预防疑忌争端，所以，大清国钦派内大臣全权和硕恭亲王奕訢，大俄罗斯国派出钦差内大臣伊格那季耶夫，付与全权，该大臣等各将本国钦派谕旨互阅后，会议酌定数条如下：

第一条：决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其地图上必须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为据。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

第二条：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第三条：嗣后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处，以上两条所定之界作为解证。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界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员等遵此约第一、第二条，将所指各交界作记绘图，各书写俄罗斯字二分，或满洲字或汉字二分，共四分。所作图记，该大员等画押用印后，将俄罗斯字一分，或满或汉字一分，共二分，送俄罗斯收存；将俄罗斯字一分，或满或汉字一分，送中国收存。互换此记文、地图，仍会同具文，画押用印，当为补续此约之条。

第四条：此约第一条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其瑷珲和约第二条之事，此次重复申明。

第五条：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库伦准设领事官一员，酌带数人，自行盖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间若干，并喂养牲畜之地，应由库伦办事大臣酌核办理。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亦可。俄罗斯国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国通商之区，一处往来人数通共不得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予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人多少、前往某处贸易、并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所有路费、由该商人自备。

第六条：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律办理。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屋、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并给予设立坟莹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予空旷之地一块，以便牧放牲畜。以上应给各地数目，应行文喀什噶尔大臣酌核办理。其俄国商人在喀什噶尔贸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进卡抢夺，中国一概不管。

第七条：俄罗斯国商人及中国商人至通商之处，准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拦阻。两国商人亦准其随意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居住两国通商日期，亦随该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第八条：俄罗斯国商人在中国，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国，俱仗两国扶持。俄罗斯国可以在通商之处设立领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并预防含混争端。除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外，即在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两国领事官各居本国所盖房屋，如愿租典通商处居人之房，亦任从其便，不必拦阻。两国领事官及该地方官相交行文，俱照天津和约第二条平行。凡两国商人遇有一切事件，两国官员商办；倘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两国商人，遇有发卖及赊欠含混相争大小事故，听其自行择人调处，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止可帮同和解，其赊欠账目不能代赔。两国商人在通商之处，准其预定货物、代典铺房等事，写立字据，报知领事官处及该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据办理之人，领事官及该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据办理。其不关买卖，若系争讼之小事，领事官及该地方官会同查办，各治所属之人之罪。俄罗斯国人私住中国人家或逃往中国内地，中国官员照依领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国人在俄罗斯国内地，或私住、或逃往，该地方官亦当照此办理。若有杀人、抢夺、重伤、谋杀、故烧房屋等重案，查明系俄罗斯国人犯者，将该犯送交本国，按律治罪；中国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别处，俱听中国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第九条：现在买卖比前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处所立和约及历年补续诸条，情形多有不同，两国交界官员往来行文查办所起争端时，势亦不相合，所以从前一切和约有应改之处，应另立新条如下：向来仅止库伦办事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及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往来行文，办理边界之事。自今此外拟增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固毕尔那托尔，遇有边界事件，与黑龙江及吉林将军往来行文。恰克图之事由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与恰克图部员往来行文，俱按此约第八条规模。该将军、总督等往来行文，俱按天津第二条和约，彼此平等，且所行之文，若非所应办者，一概不管。遇有边界紧要之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办理。

第十条：查办边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约第八条，由边界官会同查办；其审讯两国所属之人，俱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遇有牲畜或自逸越边界，或被诱取，该处官员一经接得照会，即行派人寻找，并将踪迹示知卡伦官兵。其系逸越寻获者，或系被抢查出，牲畜俱依照会之数，将所失之物寻获，立即送还；如无原物，即照例计赃定罪，不管赔偿。

如有越边逃人，一经接得照会，即设法查找。找获时，送交近处边界官员，并将逃人所有物件一并送回；其缘何逃走之处，由该国官员自行审办。解送时，沿途给与饮食，如无衣，给衣，不可任令兵丁将其凌虐。如尚未接得照会，查获越边之人，亦即照此办理。

第十一条：两国边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员转送，必有回投。东悉毕尔总督、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行文，送交恰克图廓米萨尔转送部员；库伦办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员，转送恰克图廓米萨尔。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行文，送交瑷珲副都统转送；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行文，亦送交该副都统转送。东海滨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林将军彼此行文，俱托乌苏里、珲春地方卡伦官员转送。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行文，送交伊犁俄罗斯领事官转送。遇有重大紧要事件，必须有人传述东西悉毕尔总督、固毕尔那托尔等，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吉林、伊犁等处将军行文，交俄罗斯国可靠之员亦可。

第十二条：按照天津和约第十一条，由恰克图至北京，因公事送书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开列于后：书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图至北京，每两个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图，三个月一次。送书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期四十日。每次箱子数目，至多不得过二十只；每只份量，至重不得过中国一百二十斤之数。所送之信。必须当日传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严行查办。由恰克图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图，送书信、物件之人必须由库伦行走，到领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该领事官等书信、物件，即便留下，如该领事官等有书信、物件，亦即带送。送箱只时，开写清单，自恰克图及库伦知照库伦办事大臣；自北京送时，报知理藩院。单上注明何时起程、箱只数目、份量多少及每箱份量。于封皮上按俄罗斯字翻出蒙古字或汉字，写明份量、数码。若商人为买卖之事，送书信、物箱，愿自行雇人，另立行规，准其预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以免官出花费。

第十三条：大俄罗斯国总理各外国事条大臣与大清国军机处互相行文，或东悉毕尔总督与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此项公文照例按站解送，并不拘前定时日亦可。设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误，即交俄国可靠之员速送。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居住北京时，遇有紧要书信，亦由俄国自行派员解送。该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处，不可使其耽延等候。所派送文之员必系俄罗斯国之人。派员之事，在恰克图由廓米萨尔前一日报明部员；在北京由俄罗斯馆前一日报明兵部。

第十四条：日后如所定陆路通商之事内设有彼此不便之处，由东悉毕尔总督会同中国边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议定章程办理，不得节外生枝。至天津所定和约第十二条，亦应照旧，勿再更张。

第十五条：合同商定后，大清国钦派大臣将此约条规原文译出汉字，画押用印，交付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一份；大俄罗斯国钦差内大臣亦将此条规原文译出汉字，画押用印，交付大清国钦差大臣一份。

此次条款，从两国钦差大臣互换之日起，与天津和约一体永遵勿替。两国大皇帝互换和约后，各将此和约原文晓谕各处应办事件地方。

大清国钦派全权内大臣和硕恭亲王

大俄罗斯国钦差全权内大臣伊格那季耶夫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一千八百六〇年诺雅卜尔月初二日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1861年6月，清朝代表成琦、景淳与俄国代表卡扎凯维奇等人共同勘察乌苏里江东界，并订立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互换图约，作为中俄《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但是，沙俄此后仍旧继续蚕食中国的领土。1883年5月，沙俄在兴凯湖地方非法越界设卡，次年又在秦孟河一带驱逐中国公民。吴大澂在吉林戍边时得知俄人侵占珲春边地并占据黑顶子后，于1883-1884年多次请旨派员会勘，引起清政府重视。1885年，俄国照会派遣勘界大臣前来办理界务，吴大澂被清政府委任为勘界官与俄官划分边界。次年，中俄双方代表重新勘定了兴凯湖至图们江口的一段中俄边界，并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此次勘界虽然解决了部分中俄边界问题，但勘界的结果仍未超出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甚至在此基础上又丧失部分领土。

中俄《瑷珲条约》中曾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领土全部划归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而中俄《北京条约》则规定：“上所言者, 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 俄国均不得占, 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 永无更改, 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这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主权。同时，《瑷珲条约》中也未对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界线做出明确的规定, 从而为日后争端留下了隐患。1900年沙俄借镇压义和团之名，出动大批军队屠杀海兰泡的中国居民，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并大肆驱赶、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屯民, 将其完全占领。战后，俄国拒不交还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也由此从单纯的条约问题上升到战争遗留问题。

中俄《北京条约》强行规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将清朝设在境内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指为界湖。根据该条约，自1862年8月(同治元年七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和沙俄政府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边界的谈判。谈判前，俄方出兵强占中国境内山隘、要津，垒石立界，制造既成事实。谈判过程中，俄方强硬要求清政府接受常驻卡伦外的中国领土归俄国的划界方案，并多次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致使谈判长期中断。1864年10月，在俄方武力威逼下，清政府代表明谊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该约共十条，具体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此后，双方于1869年进行勘界工作，并在1869至1870年间相继签订了《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和《塔尔巴哈台界约》。根据这些条约，沙俄侵占了中国西北面积约为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侵占中国西北部分领土图

就中俄东部边界而言，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接受了它前此一直拒不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而且将该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两国“共管”，改为归属于俄国。而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1861年6月，清政府派户部侍郎成琦等人，与沙俄代表卡扎凯维奇等人，在土尔必拉（即白河口）会合，商议勘分东界，树立界碑。勘界时，沙俄代表强迫清政府代表以俄方单方绘制的地图为准划界，并公然违反界河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国际惯例，把沿河界碑一律树立在中国领土内，为日后吞占中国领土作准备。1861年6月28日，双方代表签署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上签字，并互换了两国边界地图。至此，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行割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约共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界示意图

就中俄西部边界而言，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原属中国内湖，距边界有数百里远，腾格里山也是中国居民的游牧之地。但中俄《北京条约》却把这些湖泊山脉作为分界的标志，实际上迫使中国承认了沙俄侵吞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为“合法”。同时，条约中还规定以“常驻卡伦”为界，而“常驻卡伦”一般来说都设立于腹心地带的重要城镇附近，离国境线有较远的距离。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常驻卡伦与国境线之间广大中国领土的蓄意囊括和侵占。此外，由于条约本身的含混不清，以及俄文本与汉文本的内容歧异、相互矛盾，沙俄得以对条约内容随意解释和歪曲。在1862年至1864年在中俄勘分西界的塔城谈判中，沙俄代表就是通过这些漏洞迫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据此，包括斋桑湖、整个特穆尔图淖尔以及许多中国常驻卡伦在内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都被割让给俄国。

在政治经济方面，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扩大了其在华陆路通商的特权，还通过增设领事馆，把侵略触角深人到中国蒙古地区和新疆南部。就设立领事馆一项而言，沙俄领事凭借特权，凌驾于中国地方行政官员之上，干涉中国内政。他们操纵叛，包底逃犯，严重危害中国的边防治安。此外，沙俄还在领事馆所在城市设立军队、购置土地，建立俄商贸易圈地。沙俄在界内自行设立商约管理，完全实行俄国法律，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在经济上，沙俄不仅得以扩大了对华贸易范围，还获得了自由贸易、免于税收等特权。1862年3月，沙俄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取得了更多的对华通商特权。例如俄国商人在黑龙江沿岸贸易、全部中俄陆地边界百里以内的贸易、蒙古全境的贸易等，都不用纳税，这就使中国每年的税收遭受重大损失。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公使急忙派人回国，向沙皇政府报功。侵华军官布克斯盖夫登极力称赞伊格纳季耶夫，认为其将俄国政府交予他的侵华使命完成得非常出色，穆拉维约夫也称赞伊格纳季耶夫为俄罗斯帝国建立下了卓越的功绩。一些俄学者认为，《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俄国的“重要成就”和一大“政治胜利“。当然，也有苏联学者表示反对。维辛斯基在其主编的《外交辞典》中就认为：”中俄《北京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同样，是由于1859年至1860年英法同中国的战争而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英国历史学家奎斯特德（R.K.I.Quested）：“伊格纳提耶夫于11月22日，俨然象一位皇室大人物一样，乘坐一顶十六抬大轿，离开北京回国。他经过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旅程简直是一次胜利凯旋。自1815年以来，俄国还没有缔结过如此有利的条约。大概俄国也从来未曾有过象这样的，由一个如此年轻的外交家，赢得了如此巨大的功勋。1860年的胜利，大大地冲淡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留下的痛苦回忆，特别是因为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蒙蔽了英国人。”

夏笠（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中俄《北京条约》是清政府又一次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沙俄侵略者从中割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并取得了种种在华特权……应当指出，伊格那提耶夫之所以能够不费一兵一弹，就实现其狼子野心，是跟奕䜣等的畏夷如虎分不开的。”

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不闻不问，以致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规定岛上土人不再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吞并。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但在条约签订以前，这些领土部分被俄国人侵占已是既成事实。近代中国大片领土的丧失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没有及时移民、改变这些地方人口过于稀少的状况，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俄《北京条约》的俄文本是由沙俄一手拟定的，而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由于中国代表团没有俄文翻译，因此中俄《北京条约》的中文本，实际上是由俄国的翻译官明长根据俄文本所翻译的。由于翻译问题，中俄《北京条约》的中、俄两个文本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例如俄文本在描述中俄西部边界走向时，除以山的走向、河的流向用词外，采用“中国现有卡伦”路线进行了说明。而在中文本中，此句却变为“中国常驻卡伦”。沙俄便利用这些差异和漏洞迫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中国丧失了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条约的原始文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号为910000112，瑷珲历史陈列馆中则存有中俄《北京条约》俄文本的样品。

展开[a]

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伊格纳季耶夫见到彼罗夫斯基从北京派来的信使，得知清政府拒绝批准《瑷珲条约》和签订俄方提出的补充条约。此外，沙俄提出的续增条款也使清政府意识到沙俄另有目的，因此拒绝了军事援助，这实际上使伊格纳季耶夫失去了来华名义。

[b]

条约原文引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所编的《 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及参考资料》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

[c]

吴大澂，江苏人，同治九年二月（1870年3月），入湖广总督李鸿章门下，成为其幕僚。之后即随同李鸿章一起办理天津教案并振襄灾务。1873年，出任陕甘学政期间，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同商办筹饷、教育等事宜。1876年，山西大灾，又帮助山西巡抚曾国荃筹购粮饷。因济世能力出众又多留心边务，“左文襄曾忠襄交章荐君之才”。吉林为清朝根本重地，“筹边裕饷胥关紧要，向无汉员参赞之例”。吴大澂因此成为清朝派往吉林帮办军务的第一位汉族大臣。

[d]

包括汉文签署本、俄文签署本、汉文和约礼节具文、俄文和约礼节具文、满文俄皇诏文、汉文俄皇诏文以及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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