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公元1673年-公元1681年）是清朝时期由平西王吴三桂领导，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联合发起的一场反抗清政府统治的叛乱。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满族入关取代明朝，各地反清势力不断，清廷启用明朝降将前去镇压或招抚。其中以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三人功劳显著，其中吴三桂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后，其子耿继茂袭封，镇守福建；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之后，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之孙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吴、尚、耿发展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三藩之外，还有一个孔有德。但孔有德在与农民军李定国作战时战败自杀于桂林，其子也被李定国所杀，无人袭封，仅有一女孔四贞嫁给孙延龄，清廷即以孙延龄为将军代领其众，驻守广西桂林。

三藩人物图片

清廷入关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宗室之间权力斗争加剧。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兄弟与济尔哈朗、豪格之间争夺激烈。在紧张的形势下，多尔衮提议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以暂时平息争端。

顺治即位之后，继续实行旗制改革，皇权大幅削弱，明朝受封的异姓王地位不断上升。其中三藩不仅能随意任免官员，还在地方大肆扩充兵力，开始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统一。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逝世，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皇位。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位列四大辅臣之一的索尼因病去世。同年七月初七，年幼的康熙正式亲政，大赦天下。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康熙成功清除鳌拜党羽，废除辅政体制，收回朱批大权，开始考虑裁撤三藩的问题。

三藩之乱分布图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三月，吴三桂开始镇守统辖云南，拥有经济军事实力，权利高于平南、靖南两位藩王。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吴三桂被任命兼管贵州，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又担任云贵总督，负责云南和贵州两省的事务，加上他还参与四川事务，实现了对云贵两省和四川地区的控制和干预。

在清朝时期，耿、尚两藩的兵制和兵额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最初耿、尚两藩的军队主要由原班人马组成，一些是降清后成为八旗汉军的旗兵，也就是所谓的旧兵；一些是清廷调拨的新增兵员，这些兵员通常被编为绿营。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至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期间，耿、尚两藩的佐领编制发生了变动，从最初的“十一佐领”扩增至“十五佐领”。但是由于清朝自顺治末年以来一直在裁军，新增兵员虽有增加，兵额总数并未显著上升，仍然保持在大约300人左右。 至于绿营兵制，初期的明确记载较少，直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清廷才开始规定平南和靖南两藩绿营兵制。根据这些规定，各藩的绿营兵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设有各种军官和士兵，总人数约在6000到7500之间。 总的来说，在建藩之初，耿、尚两藩的兵员总数基本保持在一万人左右。其中，绿营兵占大部分，而旗兵则为三千余人左右。

就吴三桂的藩属兵丁而言，他的藩属旗兵主要由降清时所率领的辽东精锐组成。然而目前的史料中尚未明确记录吴三桂的藩属兵是否被编入八旗汉军。当时吴三桂镇守汉中时的兵力可能在一万以上，甚至接近二万。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统计仅限于清朝的定制，不包括三藩临时奏请增设的兵马。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二载，耿、尚二藩各有按旗兵编制的十五佐领，绿营兵六千余人。吴藩有按旗兵编制的五十三佐领，绿营兵有“四镇十营”。按：三藩藩属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吴藩的“十营”，每营有兵1200人，共12000人；“四镇”，每镇有步战兵、守兵2400人。共9600人。

兹将三藩兵额列表于下（单位：人）

由上表可以看出，三藩总的兵额应是50200人。如果再加上参加三藩之乱的孙延龄部3000人，已经接近55000人。再加上三藩还有众多的丁口。按五丁出一甲计算，吴藩有53000人，尚、耿二藩和孙延龄部各有15000人。总数约10万人。丁口和兵额合在一起，三藩部属总在十五六万人以上。

虽然三藩的固定兵额只及清朝总兵力的八分之一，但是在三藩变乱后，加上响应者的兵力，总数大大超过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

清军军队

吴三桂、耿继茂和尚可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分别在云南、福建和广东对人民进行剥削。

在云南，吴三桂留守云南时大量霸占百姓土地，以致整个云南吴氏勋庄遍布。清廷收复云南后，废除了军田和官田，将这些耕种土地的军户和官户改为编民，但吴三桂仍然按照明末时期的租额征收，使得民众苦不堪言。

在商业上，吴三桂初因粮饷不足，便四处招揽商人，让他们同四方贸易，从中抽取利润，供其军队。久而久之，这些商人开始垄断商业，形成所谓的藩商。他们作为吴三桂的御用商人经销于全国各地。除在辽东采参，在四川采药外，还在北胜州与达赖喇嘛通商，与西藏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其经商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足以使其获得巨额利润。

在福建，耿继茂性格残暴，鱼肉百姓。在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他带着超过10万的商人、和尚、尼姑、伶人和夫役等人口涌入福州，这必然需要大量开支。因此他借机增加赋税，并横征私税。康熙初年时，闽省的赋税已经很重，超过正常供给的部分，税目很多，农民被迫以田地来支付兵饷，所收税收连十分之一都无法达到。这使得农民不得不卖掉土地，另谋生计。同时，耿继茂还实行各种私税，其中包括设立关卡对物品征收重税，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更是高达50%。此外耿继茂还放高利贷，强迫借款人在还款期限到来时再次借贷，不得拒绝。如果还款出现任何问题，就会拘留借款人的家人，并强制他们工作以偿还债务，甚至将他们的妻子迫使为娼妓。这种横征暴敛的行为不仅在藩境内发生，甚至还蔓延到邻境地区。

在广东，尚可喜以拥有巨额财富闻名，他性格上贪婪好利，拥有子女多达几十人。为了满足儿女私欲，他晚年变得极其贪婪，将粤中的市舶、盐铁、材木等行业垄断专营，严重损害了民众的权益。他在平南统治四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来自海外的货币和商品，总价值相当于数百万银币，其中盐业收益尤为可观。时人有说法称“平南之富，甲于天下”。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战争需求导致清军规模不断扩大，军饷需求急剧增加。朝廷财政难以满足需求，不得不向相对富庶地区增加征税。这一政策引发各地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百姓生活举步维艰，进一步加大清廷削藩的决心和进程。

尤其平西王吴三桂不仅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全国各地，还在地方上影响官员的选拔，加上吴三桂对云贵地区的绝对把控，对清朝造成巨大威胁。

而其他“二藩”中，耿精忠在任期间与地方豪强结交，甚至与督抚大吏攀缘；尚之信嗜杀酗酒，生性暴虐，还招募反清势力作为自己的手下。

吴三桂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位回辽东安度晚年。他提议自己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爵位并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视此为撤销藩王的好机会，称赞尚可喜“明白大局”，并表示广东已经稳定，拒绝了尚之信袭爵的请求。

吴三桂和耿精忠闻讯后，也上疏假意要求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给康熙施加压力。此时朝廷对“三藩”的态度分为两派，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人认为“三藩”不可动，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则赞成撤藩。康熙自己是撤藩派，他认为三藩叛乱的局面已形成，吴三桂早晚都会叛乱，不如先发制人。最终康熙同意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上疏。

尚可喜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下令三藩都撤出山海关外。撤藩令下，吴三桂当即与部众暗中部署兵马，联络耿精忠准备叛乱。清廷多次派人催促，吴三桂皆以借口暂缓起行，背地却加紧谋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初，康熙帝决定撤销平南王尚可喜的广东藩，尚可喜将其子尚之信留在广东镇守，亲率其他少子及亲信迁往辽东，得到康熙允许。

撤藩令下后，康熙帝继续发布上谕，指示有关部门安排撤藩事宜。他派遣大臣前往各地会商，并授权他们制定官兵迁移和地方防守的具体安排。康熙帝还派遣使臣前往各地察看情况，以确保顺利进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归附，三月耿精忠反于福建，其他与清廷有隙的汉籍将领，如四川的罗森等也先后归附吴三桂。但是他低估了康熙皇帝的能力，耽误了出兵的最佳时机。最终康熙帝决定出动八旗劲旅前往贵州，并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准备讨平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耿精忠在疏请撤藩、窥探朝旨的同时，开始反抗朝廷的撤藩政策。他派遣使者前往台湾约请郑经共同举事。吴三桂利用耿精忠的野心，引诱他参与反叛，称其有异志，谋图据福建。

耿精忠和吴三桂等进行了密切的联络和交流，计划行动。耿精忠与左翼总兵曾养性、右翼总兵江元勋以及其他几位将领共同策划了叛乱计划。他们进行了军事演习和准备，动员士兵和民众。在撤藩政策实施后，耿精忠不断地进行军事演习，不时制造声势，叛乱一触即发。

康熙皇帝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授文武官员。他派遣部下发布《反清檄文》，伪称明朝三太子托孤于他，号召人们起义反清。同月吴三桂将李本深任命为贵州总管大将军，驻守贵州，并将部队分为两路继续北进。他派马宝和吴国贵为东路先锋，自己留在后方殿后，西路由王屏藩全权指挥攻打四川。吴军很快攻占了湖南衡州、常德、岳州，直达澧州，随后一些叛明降清的将领也纷纷率部响应。行进过程中，他成功地俘获了贵州巡抚曹贞吉、提督李本深，并导致云贵总督甘文馄牺牲。吴三桂的军队抵达四川时，巡抚罗森率众投降。仅短短两个月内，西南诸地官员纷纷望风而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清廷得知吴三桂起兵，很快作出以荆州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停止福建、广东的撤藩进程，并宣告吴三桂为“逆贼”、褫（chǐ）夺其爵位、羁押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后来绞死）。但清军在湖北长期按兵不动，给吴三桂留出了巩固阵地、扩大战果的时机。吴三桂一方进展顺利，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湖南、四川全境亦落入吴三桂手中，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亦改旗易帜。

同年康熙皇帝派出了五路军队分别前往荆州、岳州、江西、浙江、陕西。京城的八旗军迅速被抽调一空，远至盛京（今辽宁沈阳）、乌拉、宁古塔（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满洲军队也纷纷开赴前线。

三藩之乱进军路线

三藩之乱爆发后，叛军大举进攻云贵、川湖、闽浙、两广以及陕甘等地，全国上下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许多朝廷命官纷纷效忠叛军，包括提督、总兵、布政使、知府等官员都加入叛乱的行列。

吴三桂方面，巡抚朱国治、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崑、提学道周昌、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卫、襄阳总兵杨来嘉等投靠清朝，提督张国柱、总兵杜辉、总兵柯铎、布政使崔之瑛、知府冯甦、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黔西总兵王永清、沅州总兵崔世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官谭弘、吴之茂等投靠三藩。

耿精忠方面，巡抚刘秉政、福州城守副将王可、原黄岩镇总兵武灏、提督王进功、兴化总兵马惟兴、海澄总兵赵得胜、漳浦总兵刘炎等投靠清朝；平阳总兵蔡朝佐、温州总兵祖弘勋、黄岩总兵阿尔泰、饶州参将程风、广信副将柯升、潮州总兵刘进忠等投靠三藩。

尚之信方面，广东总督金光祖、广东巡抚佟养钜、提督严自明以及陈洪明等官员都选择投降清朝。

孙延龄方面，广西提督马雄和左江总兵官郭义投降清朝。在陕西，提督王辅臣投降清朝并参与宁芜州的起义。同时河南省河北镇总兵蔡禄也发动了怀庆起义，并与杨来嘉勾结，支持吴三桂造反。在江西，南瑞总兵杨富也暗中与叛军通联。

郑经方面，郑经撤退到台湾后，一直奉南明永历为正统，并坚持抗清立场。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吴三桂给郑经写信邀请他起兵，共同复仇。郑经最终参加了他们的叛乱，虽然未能实现北上的愿望，但他曾一度在海上猖獗，占领了漳州、泉州、潮州、惠丰等地，为反叛势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军队方面，三藩的主力主要是降清的前明汉人官兵。早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吴三桂还在贵州时，四川的官兵就已经开始动摇。湖南被陷后，绿旗官兵纷纷投降三藩。特别是以精锐著称的绿营陕甘兵，发生了连续三次兵变。此外，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生了兵变，比如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福建福宁州发生兵变；八月，江西的饶州营也发生了兵变等。

少数民族方面，蒙古等部族不断骚扰边疆。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初，清廷调派察哈尔蒙古左翼四旗驻宣府，以备陕西。当布尔尼起义后，他们制造谣言，相互煽动，致使察哈尔左翼四旗的官兵发生集体逃亡行为，放弃了边疆的防守，试图返回故乡并投靠反清叛乱力量。五月，甘肃叛军占据了洮州和河州，蒙古人利用机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活动。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初，宁夏北部的鄂尔多斯蒙古在内地局势混乱的背景下，趁机侵袭了位于宁花寨、平羌等军事堡垒，并进行了掠夺行动。八月，在清军调往河东时，彝族人趁机侵入内地，此外达赖台吉等部落也曾入侵边疆扰乱秩序。

农民和流民组成义军方面，在三藩之后，一些民间的抗清队伍与他们联合起来。例如耿精忠兵对袁州进行压迫，与山民棚居结盟，成为棚寇。福建的叛乱分子率领军队一万四五千人入侵遂安（今浙江），加上遂安本地土匪王应茂的抢劫和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江西广信、玉山、永丰等地的叛军土寇联合了福建贼寇伪总兵李云龙，率领五千人进攻常山、开化、金华等地。嘉兴、湖州等地朱二胡子、羊子加等“土匪”结成堡垒活动。

这股反清势力几乎波及全国，不限于某一地方。这对平定反乱的时间拖延，军队和财政的耗费都十分不利。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叛变后采取了两线作战的策略。一是通过贵州攻打湖南江西，二是从云南攻打四川，以进一步扩大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为了加强对四川的进攻力量，清朝派遣董额和莫洛分别进剿四川和陕西。但由于叛军吴之茂实力强大，多次切断清军粮道，董额率领的大军进攻屡屡受挫，只能屯兵驻守汉中。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十二月，莫洛和王辅臣在是否前往汉中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王辅臣不满莫洛的刁难杀他起兵叛清，投靠吴三桂，与进攻四川的吴将王屏藩遥相呼应。这样一来，叛军在西北也开辟了战场，对清军造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康熙不得不派遣更多的军队前去镇压叛乱。

王辅臣叛乱后，西北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康熙帝立即派兵增援西安等地，试图阻止王辅臣回兵并再次攻占平凉，使西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康熙帝派遣董额率兵回守汉中，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王辅臣在叛变后不断扩大战果，攻占了宁羌、秦州、兴安等地，并最终占领了平凉和兰州。他试图打开通往陕西的通道，与吴之茂的军队联系起来。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七月，清军失守汉中，失去了防御四川叛军的屏障。同年十月，王辅臣占据固原，宁夏陷入危机，当时王辅臣稳固地掌控着平凉和固原，拥有充足的兵力和粮饷，清朝军队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无法顺利进攻。王辅臣与吴三桂的联合使平定叛乱战争变得更加艰难。

因清朝大将军董额多次攻打未果，康熙派遣老将图海担任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地区的将士，以图恢复西北地区。图海到达西北后，重新制定作战计划，不再与王辅臣逐城收复，而是直接派兵进攻其势力中心平凉。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五月，图海率军前往平凉与王辅臣的军队展开激战，其中虎山墩成为关键之地。双方派出大量兵力进行交战，王辅臣使用了大量火器来阻止图海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张勇、王进宝等汉军将领不仅与图海作战，还切断了对平凉的救援，使王辅臣孤立无援，最终战败投降。王屏藩也因失去声援逃亡汉中，吴三桂西进受阻。

三藩各势力进军路线图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耿精忠赴台湾约郑经一起叛乱。郑经同意并亲自率领军队在澎湖应约。在吴三桂起兵之后，耿精忠也开始积极响应。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以武力威胁总督范承谟从叛。他杀守备廖有功、知府王之义等，并自称为“总统兵马大将军”，不仅控制了整个福建，还占领了浙南和赣西地区。

郑经

他的部下也纷纷在各地驻兵，其中曾养性在浙江黄岩驻扎重兵，分兵占领了台州、温州和处州等地；马九玉在浙江衢州的常山、江山和开化等县部署了军队，对衢州形成威胁；白显忠占领了江西的广信、建昌、饶州和抚州等地；郑经在海上活动，占领了漳州、海澄（海龙）、同安、绍安、泉州以及建宁等处。同年八月，康亲王杰书和国山贝子傅喇塔率领八旗前锋、护军及驻守江宁等地的蒙古科尔沁、土默特兵抵达浙江杭州。康熙帝针对耿精忠的拒降和进攻行为，提出了“郑经宜用抚，耿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的战略方针，将耿精忠作为闽浙战场打击的重点。

耿精忠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九月，耿精忠和郑经之间发生冲突，吴三桂派遣周文骥前去调解。尽管双方最后暂停了敌对行动，但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九月七日，康熙帝指示康亲王先剿灭浙省温州、黄岩等地的贼寇，再进剿福建。

十月，贝子傅拉塔领导攻打温州，在南江、石塘等地连续击败敌军，斩获二万余人，曾养性退守温州中固。温州因三面环水，守势坚固，清军难以迅速攻破。因此，康亲王杰书镇守金华，赖塔和李之芳与敌对垒于衢州，傅喇塔围困温州数月未能攻下，浙江战场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十一月，杰书发动军队进攻金华。十二月初一日，耿精忠的部将徐尚朝等率领马步兵三万、土寇二万攻打金华。杰书派巴雅尔统兵出击，在积道山连续战胜敌人，斩杀两万余人，首战告捷。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一月，杰书又命马哈达副都统在桃花岭击败徐尚朝，攻克处州，随后收复永康、缙云、宣平等县。贝子傅喇塔带领奇兵攻破天台、仙居，只等宁波舟师到达，就可以渡江攻取黄岩。但是舟师迟迟未到，康熙帝担心兵员消耗和粮饷问题，催促他们进攻。于是傅喇塔绕过土木山，在茂平岭背后突袭曾养性的军队，收复黄岩，曾养性趁夜逃往温州。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七月，康亲王率军南下，进军衢州，与赖塔交战。李之芳等人在大溪滩击败了马九玉，夺取了江山和常山，随后快速推进到仙霞关，三关既破，敌人失去了重要的防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闽南地区，白显忠在江西的作战失败，宣布投降。清廷收复建昌、饶州和广信等地。

同年八月，清军占领了福建的浦城，江宁、延平等府也在不久后陷落。耿精忠率部出城迎降，清军再次取得胜利。此后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清军将郑经逐出厦门，恢复了漳州、泉州等府，刘进忠也降清，福建、浙江和赣东地区平定。

耿精忠叛乱之后，吴三桂也曾写书信劝尚可喜一起叛乱，但是尚可喜对清廷毫无二心，拒绝参与叛乱。开始其长子尚之信还能协助清廷平定叛乱，但是随着吴三桂的劝说加上对撤藩政策的不满，最终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发动兵变，炮击清军，并封锁了其父尚可喜的府地，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力。此时尚可喜重病缠身，听闻儿子叛乱，挣扎着要投缳自尽，最终被人救下。但此时他已经难理朝政。

尚之信叛乱后，清廷的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投降了吴三桂。清朝舒恕、额赫纳等将军从广东撤退到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尚之孝多次战败，退守惠州。

康熙意识到广东的变乱可能会威胁到江南和江西，加强了对广东的防御。同年五月，在清朝镇南将军莽依图的军事进攻、吴三桂逼迫助饷出兵、郑经强占广东惠州及沿海等压力下，尚之信开始有投清的想法。

同年十月，尚可喜去世。尚之信效仿耿精忠遣人资密疏至简亲王制布军前乞降，最终归顺于清朝。康熙皇帝特地颁布赦免诏令，将尚之信和他的部下全部赦免，尚之信被封为平南王，其部下的旧日职务也被恢复。

尚之信

江西地处福建、广东、湖南三省之间，是交通要道。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和耿精忠第一次夹击江西时，康熙皇帝全力保卫江西。他增兵并派遣汉族和满族将领前往江西助战。经过几年的战斗，清军最终打破了叛军的夹攻，恢复了广信、建昌、饶州等地，并招抚了一些县城官员。康熙十五年（1676年)，叛军对江西进行了进攻。康熙皇帝调集兵力增援江西，并命令简亲王喇布率军前往吉安救援。安亲王岳乐在二月乘胜攻下萍乡、醴陵和浏阳，并东进夺取了长沙。吴三桂拼死反击，除了四处调动军队增援固守之外，还指派高得捷和韩大任攻占了吉安，以切断安亲王的后路。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三月，吴三桂与郑经、耿精忠计划进军江西南部，以平定反清势力。然而郑经趁机占领了全闽，这让耿精忠感到恼怒，他撤回江西的军队试图再次发动战争。白显忠在江西得知清军南下，声称将前往建阳阻断康亲王的后路。然而，他在江西战局一败涂地，建昌、饶州和广信都重新回到清朝的控制下，最终被浙江督抚李之芳劝降。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孙延龄不顾妻子孔四贞的劝阻，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叛乱，自称“安远王”，广西提督马雄也随之投降，广西全省沦陷。

孙延龄叛变后，很快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一是他与吴三桂本身就有矛盾，加上为人不善，和平西地区的官员关系紧张。三是士兵们觉得孙延龄贪婪好贿赂，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不愿服从他的命令。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军士们开始支持线国安的三位公子，孙延龄夫妇逃到了小民孙七家。当时孙延龄权力已经失去，声望也大幅度下降，加上不满对手马雄的势力强大，萌生反意。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十二月康熙帝加紧了对广西的招抚工作。此时原任庆阳知府傅弘烈和其妻孔四贞也劝孙延龄归顺清朝，但中途被马雄泄密，于第二年被吴世琮诱杀。吴世琮诱杀孙延龄后，立即纵兵攻略，意图占领广西巩固后方，孔四贞率部与吴军作战。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孙延龄的部将刘彦明、徐洪镇、徐上远等人擒杀了吴军桂林守将李廷栋，与线国安的儿子线成仁率领桂林余部投降，孔四贞返回京城。至此吴三桂对广西的控制开始动摇。

随着其他“二藩”渐渐降服，平叛的范围逐渐集中到吴三桂的区域。吴三桂是叛乱的头目，而澧州和岳州是他占据荆楚地区的咽喉，康熙觉得必须先攻占这两个城市，歼灭吴三桂的部队，才能让其他叛乱势力望风而逃。康熙派遣使臣前去荆州，提出三种作战方案，分别是攻取岳州、渡江攻取澧州或由将军尼雅汉前往江西攻取长沙。然而由于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形势紧张，清军未能如期攻占澧州和岳州，但康熙皇帝仍命重兵加强攻势，给吴三桂造成了诸多牵制，使其不能进一步扩张势力。

康熙皇帝采取由正面进攻改为侧翼袭击的作战方式。他认为岳州和澧州难以攻下是因为吴三桂据守于此并控制了长沙和衡州的粮食供应线，决定转战长沙。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正月，康熙指派安亲王岳乐停止南进，统领大军从袁州或吉安进攻湖广，攻取长沙，切断敌人的粮食供应线。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夏，吴三桂在岳州和澧州的水口驻扎了七万兵力，以阻挡来自江北荆州的清军；还在长沙、萍乡和醴陵驻守七万兵力，以抵御江西安亲王岳乐的进攻；他还分派部分兵力驻守夷陵东北的镇荆山。同时他派遣王会、杨来嘉、洪福等人攻占谷城、郧阳、均州和南漳，意图与兴安、汉中的叛军合流。他赏赐王辅臣银两20万，并命令蜀将王屏藩、吴之茂、谭弘等人出击，由汉中出陇西支援，派遣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率领千人协助守卫平凉。吴三桂亲自前往松滋，在虎渡口上游布置船只，截断荆襄清军的咽喉。

为了确保安亲王的后路安全，康熙派遣亲王喇布和内大臣希尔根等人镇守江西，并下令荆岳诸将配合安亲王夹击湖南。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安亲王从袁州出发进行奇袭，一举攻下醴陵和萍乡，斩杀敌人万余人，敌军将领夏国相逃走，清军逼近长沙。此时王辅臣被困平凉，陕西局势渐趋稳定。吴三桂既未能在西北取得成功，又听闻长沙根据地形势危急，便从松滋回军，亲自指挥援助长沙。他驻扎重兵在隔江的岳麓山，命令胡国柱守城，马宝、王绪守城外，修建堡垒，布置铁蒺藜，列阵象形，以抵御敌人。他还调动夷陵、南漳等地诸将支援，全力死守长沙。康熙早有所料，他下令荆岳诸将、王辅臣等人加强侦查，趁机进攻。三月，康熙命令尚善攻击岳州，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勒尔锦、察尼等人击败了彝陵的贼众，尚善派遣船队进入洞庭湖，夺取君山。此时只要官兵迅速行动，澧州、常德和湘阴都会立刻解放，可以夹击长沙。然而各军却拖延不进，林泪又遭到失败，勒尔锦被迫撤退回荆州。清军没有完成攻取湖南的计划，但打破了湖南战场僵持的局面，由防守转为进攻。

吴三桂为了摆脱长沙的困境，派遣了勇将高得捷出击醴陵、萍乡，攻占吉安并切断了安亲王的后路。他还命令孙延龄和马雄分路进攻江西袁州等地，以分散清军的兵力。耿精忠也配合行动，趁机入侵了江西东部。康熙帝急派岳州等地的清军援助江西，命令简亲王喇布统领军队剿灭江西等地的叛军，恢复吉安同时发檄文，要求满洲骁将穆占赶往湖广，从荆州、岳州进军长沙支援安亲王部队。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初，清军已经形成了对湖南、四川和云贵的合围之势。吴三桂坚守长沙，安亲王围城一年多都未能攻克。康熙帝命令尚善采用水陆夹攻的战略进攻岳州，命勒尔锦率军临江阻敌，同时派遣图海整饬陕西满汉官兵守卫汉中要道，并发布檄文声称进兵“以分敌势”，等待时机展开攻势。穆占也在奉命赶往长沙支援。安亲王的军队布阵在长沙东南的官山后，吴三桂的军队则布阵在长沙西南与岳麓山连营，两军相隔数十里，战争一触即发。

初一日，双方展开激战。安亲王出动了19支队伍，从城北的铁佛寺后布阵延伸至城市的西南方向，长达数十里。吴三桂看到后也出动了19支队伍应战。吴将王绪冲入敌军阵营全胜返回。但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贵和女婿夏国相却却遭遇穆占军，以失败告终。在交战中，吴应贵中箭落马，被夏国相救出撤离。穆占率军逼近长沙城池，叛军排列鸟枪出阵迎击，清军前锋击败了吴三桂军，直抵城下。然而就在这时，安亲王军队混乱，打乱了穆占攻城的计划。官山之战让吴三桂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坚守城池。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四月，吴三桂在湖南三面被围的情况下，退居湘原，计划进攻两广牵制清廷。

六月，康熙皇帝命令将军莽依图等守卫广东，并命傅弘烈作为广西巡抚平定广西，命令穆占会简亲王攻取衡州、永兴等地，断绝侵犯两广的贼军后路，十一月，又命安亲王攻占湘潭等地，吴三桂听闻消息后再次退守衡州。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内外交困的吴三桂在部将的拥戴下决定登基称帝以鼓舞士气。当年三月十一日，吴三桂在衡州府（今湖南省衡阳市）举行登基仪式，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为定天府。

吴三桂称帝后，部将韩大任投降福建安亲王，岳乐恢复了浏阳、平江，并招降了吴军水师将军林兴珠于湘潭。随后，将军穆占连续攻下了永兴、茶陵、攸县、安仁、兴宁、郴州、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桂东等地，将叛军逼至衡州。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闰三月，吴三桂见清军逼近，派马宝、胡国柱等人率军三面围攻永兴。永兴城的将领伯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在三次战斗中战死，护军统领硕岱放弃了城内的防守。永兴陷入了危急之中。康熙分析认为，永兴失利的原因在于兵势太过分散，于是命令穆占和简亲王集中兵力破敌首要。穆占率领部队迅速击退了敌军，安南将军也在一个月后达到永兴，加入战斗。七月，康熙命令和硕额驸华善镇守永兴，韶州总兵尚之瑛率领两千士兵前往郴州，前锋统领硕岱等人留在永兴前线。最终经过二十多天的日夜战斗，吴军解除了对永兴的包围。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二月，图海决定进攻汉中和兴安，在确定派兵出征时，图海亲自率领王辅臣、陕西总督哈占以及一万三千余人，统帅军队前进，固守秦中。在西安、汉中等地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图海又率领王辅臣等人前往凤翔防守，阻止四川叛军进攻关中的企图。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初，康熙帝计划通过岳州来恢复对四川地区的控制。宁夏提督赵良栋建议进攻汉中和兴安，康熙帝同意并命令图海等人计划。然而图海等将领声称道路被封锁，拒绝出兵。最终康熙帝依赖绿营官兵平定四川。同年十月，康熙帝采取行动，派遣内阁学士佛禧和郎中倭黑前往陕西，同时传谕将军张勇、王进宝，以及提督赵良栋、孙思克，指示他们平定汉中和兴安地区。

11月，王进宝和赵良栋在大安驿汇合，准备出发。康熙帝命令赵良栋和王进宝分成两路，共同进军四川。他还指示图海前往汉中，为进蜀的军队提供粮食支援。将军鄂克济哈被派遣率领汉中的满洲兵前往四川，与吴丹的官兵合并，并分散指挥，确保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前线军队。

12月26日，两路大军同时从大安驿出发。王进宝先后夺回了朝天关和广元，然后将军队分成三路，迅速前进至保宁。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正月，王进宝在锦屏山外战胜两万敌军，夺取了关键的桥梁，推进至保宁。叛军领袖王屏藩由于前期兵败最终自缢而死。清军成功俘获了叛军的重要将领，如吴之茂、张起龙、郭天春等，击溃了吴军四川主力，收复了保宁和顺庆。赵良栋也跨越白水江，夺回了龙安和成都，许多叛军随之归顺。与此同时，图海成功收复兴安，佛尼勒将军收复永宁和马湖，湖广提督徐治都收复夔州和重庆，自此四川全部收复。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8月，吴三桂得了重病，他自知命不久矣，速命其孙吴世璠来衡州托付后事。但是因为路途遥远，吴世璠没有见到吴三桂最后一面。他没有顺应众将意愿去衡州督战，而是选择在第二年于贵阳即位。吴世璠即位后改元“洪化”，并护送吴三桂的灵柩回云南安葬。

当时吴世璠只有十四岁，只能由国丈郭壮图决策，但郭壮图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引起众多不满。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军进入四川，贵州岌岌可危。郭壮图带着吴三桂之子吴应麒前往贵阳振兴政权。当时一些主要将领如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王绪等人退守贵阳，等待进一步命令。但是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和计划。来度、郭昌、王怀明、曹申吉以及潘起先等人密谋反叛，派人致信给清军图海，表示愿意内应。吴应麒则自封为“楚王”，计划夺取皇位。

八月，吴将胡国柱和王会奉命前往黔地，统率军队，发动突袭，占领泸州。九月，他们又夺取了永宁和叙州。与此同时，在谭弘、彭时亨等人的煽动下，一些地方爆发了民变。尽管如此，吴军的反击并没有阻止清军进占云贵，吴世璠的政权岌岌可危。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十月，清军自湖南大举进攻，占领了贵阳。吴世璠等人只能逃往云南。当时，政权内部已经分崩离析，郭壮图派人杀害了吴应麒，胡国柱攻占了叙州，吴将王之鼎选择投清，使得王怀明、曹申吉等人的叛乱计划失败。吴军内部动荡，士气奔溃，局势难以逆转。

吴世璠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末，湖南、广西、四川的战局已经基本稳定，康熙帝决定进军云贵地区。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的二月一日，康熙帝将原本分为两路的清军合并为一路，命令王进宝、总督杨茂勋、提督王之鼎等人守卫四川各地，同时派遣将军吴丹、鄂克济哈等人领马兵前往云贵地区，与新任云贵总督赵良栋一同进攻，形成了西路的四川大军。

二月初七日，康熙帝进一步指示政府官员，要求湖南、广西和四川的军队同时前进，直接攻打云南。广西一路由马承荫率领，受到叛军反抗的阻碍。吴将何继祖和王弘勋利用机会分别进攻了广西，而将军莽依图等不得不全力平定马承荫的叛乱，最终广西的叛乱在五月平定。九月，康熙帝意识到云南进军的机会已经成熟。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赖塔率领广西大军自南宁启程，通过田州、泗城和西隆州，打败吴将何继祖，最终夺取安笼所。二月初二日清军再次战胜何继祖，生擒了叛军将军詹养、王有功等一千多人，前进深入云南。于二月中旬与湖广大军汇合，继续西进，抵达昆明。

同年，清军对昆明进行围城，吴世璠领导的叛军决定坚守城池，经过整日的战斗，清军成功击败吴军，生擒了将军胡国柄、刘起龙等九名将领，还掘壕围困昆明城。吴世璠被迫将各位将领的家眷转移到五华山宫城内，誓言宁死不降。他试图调动蜀地的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还请求西藏的达赖喇嘛提供援军。

康熙帝下令清军加强政治攻势，切断昆明城附近的外援。从四月开始，临安、永顺、姚安、大理、丹凤山庄的五华山宫城等纷纷向清军投降。

六月，胡国柱等人从四川返回云南，但他无法逃脱清军的追击，最终选择自缢。王绪和李匡也自焚而死，马宝则逃往楚雄。

十月初八日，清军开始攻城，赖塔攻占银锭山，蔡毓荣夺取了重要的关口和太平桥，穆占、赵良栋和王继文攻占了玉皇阁。二十二日，吴军将领余从龙、吴成鳌出城降清，清军得以了解城内情况，采取接近城池并多次包围的策略将占胜桥，大东门，草海，华浦等地攻占。吴军内部粮食已经用尽，甚至开始“人吃人”的行为，清军趁势入城捉拿吴军首领吴世璠和郭壮图。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世璠听说清军要来捉拿他和郭壮图，选择自杀。郭壮图和他的儿子郭宗汾也选择自刎。第二天，线域等将领率众出城投降清军，清军擒获了方光琛及其亲属，并对方光琛实施了严厉的惩罚。吴军的官兵也有六千余人归降。至此，云南终于平定，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宣告结束。

平三藩后中原以及周边地区形势

吴三桂死后，局面基本被清廷控制，康熙随即开始处置三藩残余势力。尚之信投降清朝后，多次不听从诏令，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八月被处死。其父尚可喜因不肯从逆被大加表彰。

耿精忠被剥夺兵权，革去王爵，最终凌尽处死；其子耿显祚被革去散秩大臣职位，即刻处斩；其他同党徐文耀、王世瑜、白显忠、江元勋、曾养性、王振邦、蒋得鞍、刘进忠都被凌迟处死；黄国瑞、祖弘勋等十五人则被处斩；陈梦雷、田起蛟、金镜急、李学诗四人从宽免死，剥夺自由成为奴隶。其中耿精忠和刘进忠的首级都进行了示众。

吴三桂当时已死，康熙命将他的骸骨分发各省并公告天下；吴世璠自杀后首级被砍下示众；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江义等协助叛乱者被凌迟处死；高起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等被迫投降者斩首示众，他们的妻子、女儿和财产都被收入官服。

因平南王尚可喜在三藩之乱中有功，康熙对其子尚之信及其家人采取宽大政策，妻子舒氏和胡氏被宽免死，并被免去籍没。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家人也受到宽待，被免除了职务和责罚。尚之信本人被宽大处死。其他涉及叛乱的逆党如尚之节、李天植等则依法受到惩罚。

康熙为了防止藩王势力再起，对其部众编制重新进行了整顿，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另派八旗兵驻守福州、广州、荆州等地，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另外没收三藩属下财产充当军饷，并任命中央地方官前往整顿弊政，解决了各地藩王统治地区与中央政令不一、积弊太多的问题。至此削藩目的基本达到。

康熙帝根据议政王大臣余国柱的建议，将尚之信手下的官兵分别归入三旗，驻扎在广东，并设立将军和副都统来管理。康熙皇帝同意将两个总兵标下的官兵留在广东，由新设的将军等来管辖，而另一个总兵标下的官兵则需要进行裁减。通过这些步骤，平南藩属的撤迁工作得以完全完成。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末，康熙帝命令耿聚忠前往福州安抚藩属，并将耿精忠的家属一并迁移归旗。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九月，根据耿昭忠等人的请求，耿氏家口按照汉军例编为五佐领，并被赋予军职，由在京佐领进行管理。每个佐领下设有骁骑校、小拨什库和马甲等兵员。此外，出于耿家属身份不宜分清的考虑，他们也被归入正黄旗下的汉军之中。十月，云南平定后，诏令撤除耿精忠藩的官职在浙闽地区的官员返回京城。因此藩下官员大多被革去职务，原品随旗上朝，世职不得继承。然而对于那些表现出可用之才的人，在旗下有职位空缺时可以酌情补充使用。马九玉是唯一一个在耿精忠叛乱时哭泣劝说后重新归正，并在归正后忠心耿耿的官员。通过这些步骤，靖南藩属的撤迁工作得以完成。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四月，诏令吴三桂的亲属、家眷，以及他的将军、总兵、副将等高级军官随清军分六路前往京城，而参将、游击等低级官员则被分派到河南、山东、湖广和江西等四个省份安置。通过这些步骤，平西藩属的撤迁工作得以完成。

历史学者白寿彝认为吴三桂等叛乱失败的原因与缺乏群众基础有关，如吴三桂为应付庞大的军需，加剧了盘剥百姓的现象。吴三桂在四川等省加重了土地税收，每亩田地征收的税金高达五六钱，造成了民怨四起。耿精忠在战争期间也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方式，导致民众生计困难，怨声载道。这种苛政对州县的影响尤为明显，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

《论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的作者王光宇认为三藩势力被消灭的根本原因，是三藩势力对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因而遭到广大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结果。

历史学者白寿彝认为吴三桂作战时错误判断形势，既不北上攻打京城，也不顺江东下夺取江南财富重地，而是等待康熙与之妥协，划江而治，在叛乱初期采取了保守的军事策略。当一些将领建议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迅速渡江北上、直下金陵或出兵巴蜀等方案时，吴三桂固执己见，导致错失了多次进攻和扩张机会。

学者翟金明认为康熙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展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他派遣前锋硕岱率领禁旅镇守荆州，把握了荆州对于两湖地区的重要性。康熙还分别命令都统、副都统驻守关键要地，大将军和镇守军队固守各省重点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防御战线。在三藩之乱中，康熙进行了多次具体且细致的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康熙对于战局的全面把握和决策能力。

《清史稿》卷487提到军纪腐败是吴三桂叛乱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亲信胡国海在军队中肆意浪费，不顾军需，将大量资源用于奢侈品和娱乐活动。吴三桂本人也以奢靡生活为乐，日夜沉溺于声色之中，对军事大事漠不关心。学者苏和平在《试论清初三藩的性质及其叛乱失败的原因》中提到这种领导层的腐败态度传导给了下属将领和士兵，导致了军纪的崩溃。

《明季稗史汇编 4》中提到在三藩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耿、尚二藩并没有真正合作，他们更关心保持自己的实力，对吴三桂的命令持消极态度，甚至出现了不按吴三桂的命令行动的情况。

《清史稿》卷474提到三藩对于台湾的郑氏势力并没有充分利用，还在内部矛盾加剧时，让郑氏趁机占领了福建的一部分领土，给清军提供了进攻的机会。

三藩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人员多年来都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基础进行征战，与中央政权的集权和统一产生了冲突。平叛战争结束后，清廷没收藩产入官充当军饷，不仅消除了割据势力，稳定了皇朝统治，还基本肃清了南明及清初反动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稳定，对开启“康乾盛世”有一定作用。

在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康熙意识到汉族将士在平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利用这个机会采取一些措施消除满汉之间的隔阂。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召开了名为“博学鸿词”的科举考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入选，其中包括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后来成为知名文臣的五十位优秀士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康熙重开《明史》馆，任命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同时许多普通出身的人如李因笃、冯勖、朱彝尊、潘末、严绳孙等也参与其中。这些举措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增进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理解和融合。

在此期间，清廷也大力提拔汉人官吏，整顿吏治，在康熙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廉政官员。康熙还亲自祭祀明太祖陵和孔庙，以此向天下表明清廷对于汉文化的尊崇与继承，缓解了汉人对于清朝的敌意。

三藩之乱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以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为例，云南一省每年需要九百多万两白银作为俸饷，再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资金，总共达到两千多万两。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将三藩私自征收的赋税一概禁免，取消三藩掠夺地方的一切政令。将三藩夺占的良田、店舍，盐铁重利等还之于民，使得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经济残破的局面趋于好转。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制定了一些政策来减轻民众负担。如解除海禁、停止圈地、减免赋税、放宽逃人法等。同时康熙还恢复百官俸禄，赏赉、恩恤官兵，大赦天下，对收抚民心，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三藩之乱后，清廷在边疆和重镇增设了八旗和绿营的驻防军队，加强了对这些关键地区的掌控。特别是在荆州、江宁和西安等重镇，清廷派驻了大量兵力，使这些地区成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在云南清廷增设了绿营兵力，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对一些叛乱悍将的部队进行了分散处理，藩属被归入旗下，藩兵制度废除。实现了军队的一体化。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对军队的控制。

学者王光宇在《论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中提到清朝的三藩之乱，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吴三桂为首的清朝最大的封建军阀和官僚地主武装试图维护和扩张其封建割据势力。这内部斗争涉及封建统治内部不同派别的权力争夺。然而这场斗争还涉及多个因素，包括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对抗、民众的反感和抵抗，以及地方割据势力对人民的残酷统治。

对于三藩之乱的命名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展开，其中学者李生占在《刍议“三藩之乱”》中提到应该是“二藩之乱”，根据史料记载尚可喜只是佯装叛乱，其实并没有参加叛乱活动，而且他曾经十二次请求解甲归田，说明并没有叛乱之心。后期还忠于朝廷，帮忙平叛。至于儿子尚之信在出兵问题的犹豫上，纯属形式所逼，他佯装归顺吴三桂之后没有杀清兵一兵一卒，应该是没有二心的。

学者罗进在《三藩之乱新论》中提到三藩之乱名不符实，只有吴三桂、耿精忠先后叛乱，尚可喜按兵不动，而对于尚之信参与二藩之乱的行为，是并没有得到尚可喜的允许的，名不正言不顺，不能构成三藩叛乱。

学者李生占在《刍议“三藩之乱”》中提到有人认为“三藩之乱”的原因是满族统治者利用汉人治理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吴、耿等人是明朝时期的降清将领，后金统治者利用他们平定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的小朝廷政权。随着这些人的功高势大，清朝统治者开始担心他们的势力和忠诚度，希望将他们变成听命于皇帝的“绵羊”。然而其他方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采取了撤藩的办法来削弱各藩王的势力。但是学者李生占认为尚可喜等藩王在加速统一、防止长期分裂发挥了积极作用。清统治者应当适当限制和调整这些藩王的权力，而不是在清朝政权稳定、国力强大后，过河拆桥，急于撤藩。从而导致三藩之乱的爆发。

学者罗进在《三藩之乱新论》中提到“三藩之乱”的原因主要应该由康熙来承担，在对处理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激进，缺乏人文关怀，使得人心失衡，以致战乱横生，是重大的决策失误。

历史学家白寿彝在其著作的《中国通史》中表示：三藩之乱前后为害八年，殃及中国大半疆域，给人民带来战争灾难，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维护了中国的统一，是顺应中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的。

《论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的作者王光宇表示：清朝在康熙时期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不仅消灭了从明末以来所形成的封建军阀割据势力，而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种反对分裂割据与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因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清代三藩研究》的作者刘凤云认为：清朝统治者从三藩之乱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开创了康乾盛世。没有平定三藩的胜利，清王朝也无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三藩之乱重要人物汇总

展开[a]

清军入关后从多铎征江南,攻克扬州、南京都有孔有德的功劳。顺治三年(1646

年),孔有德率耿仲明、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南征,计划从湖广下江西,由赣南

入广东,南征诸将都受孔有德节制。顺治五年(1648年),他率军军攻克衡州、宝庆、

沅州,湖南基本底定。捷奏上听,顺治皇帝赐孔有德黄金二百五十两,耿仲明、

尚可喜各二百两,志祥百两。顺治六年(1649年)孔有德改封定南王,进军广西,

连克靖州、全州,于次年十二月进驻桂林,明桂王奔走南宁。顺治八年正月(1651

年),孔有德上奏顺治皇帝请求移藩驻扎在桂林。顺治九年(1652年),明将李定国

围困桂林,孔有德遣兵援助湖南续顺公沈永忠部,城中守军,兵力甚少,孔有德仍率

领守军顽强抵抗。他额头中箭,仍站在城墙指挥攻击敌人,眼看桂林城将破,为了

向朝廷尽忠,有德令妻子、奴仆皆以身殉国,而自己自刎以献社稷

孔有德的举家殉国行为震惊了朝野,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孔四贞扶

襯回京师,顺治帝下令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文官尚书以下、三品以上官

员郊迎。定其谥号武壮,立碑纪其功绩,建祠在阜成门以西。顺治帝对孔有德评价

颇高,"王审时率众航海来归,屡建功绩,佐朕平定天下,剿巨寇、靖南服、开辟

广西,勋劳勋劳懋著。不意桂林之役,众寡不敌,精忠自矢,竟以身殉。似此功臣,

名应不朽。"

[b]

32200+9000+9000计算得出

[c]

以上仅是按清朝定制计算的，不包含三藩额外编制的兵马数目

[d]

清朝的军队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据一些清史研究者的估计，清廷定都北京后，八旗兵的总数在20万人左右；绿营兵在顺治十六年时“几六十万”，后清廷裁减三分之二，只剩20余万。

[e]

藩变乱发生后，双方兵力虽无确切统计，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了解一个梗概。如吴三桂只在长沙、萍乡等处部署的军队就有7．3万人，吴将王屏藩进攻丙北的兵力有2万人以上，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叛清后，在平凉咽喉之地的虎山墩就部署了万余人抗拒清军；耿精忠反清后，他的部下拥有的兵力是：徐尚朝有“马步贼五万”，程风有7万人，郭应辅约有8万人；尚之信反清后，  “广东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仅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可知变乱者的兵力不少于四五十万人。资料来源于《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四八、五0、五二、五三、五六、五八，《清史稿》卷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 清军虽有四十万人，但除去镇守京师的11万人以及盛京和山东、山西、西北等地的军队外，用于平乱的兵力所剩无多。因此，在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只调遣了7万满洲八旗、察哈尔、科尔沁的兵马赴荆州、岳州防御吴军；增派1万名军队分赴浙江杭州、福建，加上福建原来驻扎的3.4万清军，可知与耿军作战的清军总数不会多于5万人分见《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四八、五0、五二、五三、五六、五八，《清史稿》卷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如果加上清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的绿营兵，那么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估计也只有十五六万人。

[f]

耿精忠最初背叛时考虑到“漳泉下游文武不服”，便派黄镛去请郑经声援，并答应给予全闽沿海战舰和水陆协同进攻的承诺。然而，起兵后不到一个月，全闽纷纷归附，包括温州、处州、广信和潮州在内的各地相继纳款，声望大增，耿精忠开始后悔请求收回对郑经的限制。黄镛又称郑经海上船只不满百艘，士兵不满万人，耿精忠开始轻视郑经的实力。再加上漳浦总兵刘炎提议铲除郑经，耿精忠便按照以往的禁令，禁止郑经与他人交往。郑经大怒，发兵攻击耿精忠，夺取了漳州、泉州和金门等地。海澄总兵赵得胜和潮州总兵刘进忠都选择投降郑经。耿精忠感到震惊，派使者索求和解，但郑经不予理睬，进而率领两万人攻打泉州。康熙十三年（1734年）九月，吴三桂得知郑经和耿精忠敌对，便派遣周文骥前往调解。耿精忠由于战败频繁，急于寻求和解，郑经也不再出兵。但是尽管双方战斗停止，之间的嫌隙也很深了。

[g]

吴三桂曾经诱使尚之信反叛并称王，但当尚之信真的发动了反叛，吴三桂却仅仅将他封为辅德公，这使尚之信感到了不满和愤怒。

[h]

尚之信曾被赐予“公爵”头衔，但由于清廷撤藩而失去了广东的统治权和王爵的继承权，深感怨恨。尚之信与耿精忠类似，接受了吴三桂的封号，并在广东藩府中实际掌握了权力。

[i]

他遣使向吴三桂上表时称呼不当，没使用孙延龄的印信，自行铸造印章设立官职，并改变州县的安排，使得吴三桂对他不满。

[j]

康熙帝下令让王辅臣与张勇等人共同商议作战计划，提高了王辅臣的地位。此时他占据平凉反叛的事情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k]

马承荫是马雄的儿子，康熙十九年的二月，受到吴世璠的唆使，再次反叛，占领了柳州，然后被广西巡抚傅弘烈赶往贵州，但最终被吴世璠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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