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是指明崇祯十七年（1644）满洲贵族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击败李自成、攻占京师（今北京）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 

在经历200多年的发展后，明王朝已经形成一套成熟且被广泛接受的官僚行政体系，其陋病也不断积累至最终爆发。即使经过张居正及部分内阁首辅的改革，仍然无法改变王朝的颓废与没落。由上而下层层压迫使得普通民众对不断加重的粮饷及税负不堪其重。同时，官员数量成几何比例地增加，也使得管理成本更为高昂。

作为明朝中后期一个显著的特征，流民成为基层政府组织所面对的一个棘手难题。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支持，且流民以青壮年居多，导致了流民问题在崇祯年间大规模爆发。同时自天启末年以来的大面积灾荒也对朝代的灭亡推波助澜，洪水、旱灾、蝗灾甚至瘟疫都集中在同一时间段爆发，长达近十年的大旱，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但官员的贪污却不因此有所收敛，各级政府利益交错，形成了一张紧密相连的关系网。发展到后期，军饷军粮都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明朝朝臣不重视绩效，大批官员开始抱团，并形成严重的党派争斗。因为党派争斗，选择站队被大多数朝臣奉为为官准则。尸餐素位的官员，如果投靠了权重的内阁靠山，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幅度的晋升。在天启年间，这样的党派争斗由于皇帝对阉党没有有效控制而迅速达到顶点。同党相护以及防止自我利益不受损失导致朝臣相互联手，使得崇祯很多举措因大量朝臣反对而无法施行，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在明王朝建立初期，朱元璋设立了军户制度，以保证其兵源充足。但随着社会逐步稳定与经济发展，军户世代从军的限制性，使得大量军户子弟逃离，导致了中央政府在后期遇到大规模战争时不得不重新聚集一定数量的士兵以补充兵源，进一步消耗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应急能力。随着后宫的迅速扩张，户部只能不断增加粮饷指派份额，甚至挪用西北边镇粮饷以填补空缺。同时，万历的三大征也使得东北地区兵力因入朝作战产生空虚，这助长了努尔哈赤所率领部落的崛起。而为应对势力强大的后金政权，中央政府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员及相关武官镇守辽东。由于明代政府将行省规模缩小，并将省级政府拆分为三司，这导致后来为应对大规模战事而设置巡抚、总督乃至督师一职，甚至设立了七省总督一职。与此相应，由于战争的长时性，导致主将可以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并进一步军阀化，导致南明军事在清军入关后全面崩溃。

崇祯皇帝有着较强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然而这也导致了他走上刚愎自用的极端，待人多疑。在他执政以来，17年中更换52名首辅，其中4名被斩首，首辅平均执政年限不超过半年，且凡是不能按期完成下派任务或渎职者，轻则充军，重则斩首。在这样高压状态下，原本就已碌碌无为的朝臣变得更为谨小慎微，不敢做事。同样的优柔寡断也反映在了他自己身上，比如李自成在即将进入北京之时，曾向崇祯提出封王赐银的要求，甚至愿意出关助明抗清。但崇祯仅仅因为首辅大学士魏藻徳的不表态便放弃了这最后的机会。这也反映出其性格的缺陷性。由于崇祯在一些关键事件上缺乏皇帝应有的担当，使得一些本可能延续明王朝历史的举措胎死腹中，导致之后的朝代更迭加速。

晚明时期，社会矛盾加剧，明朝政治逐渐走向衰败。早在英宗时期，宦官专政、奸佞当道的局面便已出现。正统末年，因赋役不均，就已出现以刘通、李源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杨虎、刘宠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叶宗留、邓茂七等等领导的浙闽农民起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联合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郧西、保康，声势大振。六月，张献忠败左良玉于房县罗瑛山，歼敌万人。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于太平县玛瑙山击败左良玉，四月与罗汝才在白羊山会师。明总官兵孙应元、贺人龙等于六月败起义军于马家寨、谭家坪，七月又败罗汝才于兴山，罗汝才遂率残部与张献忠汇合。八月，杨嗣昌率主力追击入川。太监卢元斌败江北起义军革、左等。李自成部于九月间被官军困于巴西鱼腹山，遂由郧、均进入河南。进而快速增至数万人.明末农民起义至此时，逐渐由流动作战转为集中作战。此时张献忠率部攻克大昌，且击毙蜀中名将张令，攻克剑州、保宁、昭化、等地，赴往巴西，又下绵州，渐趋成都。十一月之时，杨嗣昌率军进驻重庆。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赶赴河南，适逢河南大旱，灾民从者可达数万，于是自南阳攻取永宁，攻克偃师、宝丰、密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此时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前来归降。而李自成采纳李岩建议，自散财物以救饥民。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其在政治上采取“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正月，张献忠攻克巴州、开县、当阳、荆门之地，杨嗣昌率军至夷陵。李自成部攻取洛阳，俘获官军3000人，收缴大批武器辎重，并没收明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及粮食物资以开仓济贫，大赈饥民，张献忠于二月攻克襄阳，镇压明襄王、贵阳王，又攻克樊城、商城、信阳、光山、固始等地。李自成与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杨嗣昌于三月因明襄王、福王被镇压而服毒自杀。四月之时，明以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之地。五月，释前兵部尚书傅宗龙，命其以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专讨李自成。罗汝才因意见不合于十五年七月奔附李自成。此时张献忠攻取郧阳不克，转而读取郧西之地，并于八月被左良玉击败前往英山。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督杨文岳会师征讨李自成，傅宗龙被李自成所败击毙于项城。明朝廷派遣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接替傅宗龙出关镇压起义。李自成于十四年底，攻克南阳、开封等地。

女直民族曾于1115年，建立过金朝，后1234年被蒙古军队所灭，随即进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初年，女直五个万户中的胡里改（火儿阿）城万户阿哈出，于1403年到应天（今南京）朝贡，次年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使”（明朝时“卫”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在此处只是一名号，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的证明，有此名号才可与明朝交往）”，这是建州卫女直名称的由来。1412年，斡朵里城万户猛哥帖木儿（即前述樊察子孙都督蒙特穆），亦到应天朝贡，被明朝皇帝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于苏克素浒河流域，即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在赫图阿拉的家中。努尔哈赤生下来即是一名领主候补，具有贵族血统，这是他后来能够建立政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1583年正月，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右卫古勒城主阿台章京，因阿台家族与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具有姻亲关系（阿台妻是觉昌安孙女，努尔哈赤伯父礼敦之女），故两人先后进入古勒城寻找亲人，不幸在陷城后的大屠杀中双双被明军杀害。当努尔哈赤向明朝讨回公道时，明人以误杀为由，万历帝下令赏努尔哈赤三十道敕书、三十匹马，复给都督敕书，以赔不是。其后，努尔哈赤又要求明朝交出奸细尼堪外兰时，明朝表示此事已了结，准备建嘉班城，封尼堪外兰为“满洲国汗”。接着，当尼堪外兰又强迫努尔哈赤归顺时，努尔哈赤以“尔乃我父属民之辈”为由，严词拒绝了要求。于是，1583年5月，25岁的努尔哈赤，带十三副遗甲，率近百兵，攻打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至1589年，努尔哈赤亲率军队，攻陷兆隹城，杀其城主宁古亲章京。1591年，努尔哈赤派兵进攻长白山鸭绿江部，将其攻克。通过军事征服和接受归顺，至此努尔哈赤大体统一了满洲诸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史称“八旗制度”。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出兵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发展，又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每年向明朝纳贡称臣。明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改元天命，与明朝公然分庭抗礼。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开来，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兴师伐明，开启女真民族突破地域限制、谋求更大发展之路。后金大军临行前，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作为反明橄文，正式向明朝宣战，明金战争随之展开。

努尔哈赤起兵后，首先攻打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抚顺。四月十五日，在抚顺一战中，努尔哈赤俘获明朝游击李永芳等人。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同明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初试锋芒即取得大的胜利，这更坚定了努尔哈赤对明朝大举进攻的决心。接着，努尔哈赤又夺取东州、马根单、抚安、清河堡等周边城堡，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明朝在辽东的一些城镇纷纷沦陷。消息传到京师，明朝上下大为震惊。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十九日，明与后金进行了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萨尔浒战役。在此战役中，后金军以少胜多，取得全面胜利，而明军损失惨重。此役后金军大获全胜，由守御转为进攻，由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为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后来的以清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役中明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士无守志，元气大伤，遭受沉重的打击，被迫由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彻底失去了对女真的控制权。

 萨尔浒战役后，为实现夺取辽、沈的战略目标，努尔哈赤决定首先攻打明朝在辽东的前沿堡垒开原。后金天命四年六月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在事先派进城的奸细的接应下，后金军轻易地攻占了开原城。七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又统兵围攻沈阳北部重镇铁岭。后金军顺利占领开原和铁岭，这为努尔哈赤继续推行其战略目标扫清了障碍，接下来，后金与明朝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争斗。

后金天命六年（1621）春，努尔哈赤发动辽沈之战。尽管明军严防死守，但在后金兵的强大攻势下，加之城内的内应配合，沈阳城很快失陷，大将贺世贤、尤世功皆奋战而死。攻下沈阳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乘势长驱，率军攻打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城。二十一日，辽阳城被后金军攻下，经略袁应泰拔刀自裁。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汗努尔哈赤率20万大军，首先攻打明朝关外的重镇宁远城。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固守宁远城，以新式的西洋红夷大炮击退了强大的努尔哈赤后金军。后金军连续攻了两天，没有攻下，反倒死伤官兵数千人。努尔哈赤久攻宁远不下，心情异常郁闷。当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叆鸡堡（今辽宁省沈阳市城南大叆金村）愤而死去。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改年号为天聪。皇太极继承父业，积极地进行侵明战争。崇祯二年（1629年）率军由喜峰口毁长城人关，进逼北京。明廷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兵迎战，暂时解除了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皇太极用反间计，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明廷抗金的力量削弱。随后，皇太极攻占辽东半岛，明守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相继投降。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后金国号为大清，定女真族名为满洲。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以重兵围锦州，锦州失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山海关外之地全部落人清军之手。

清崇德六年（1641年），经过一番积极筹备，清太宗率清兵在关外宁远、锦州一线与明军展开激烈战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决战。锦州是明朝在辽西的军事重镇，是进出关内外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早在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明崇祯帝特意征调善于用兵的原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聚集十三万军队，在锦州、松山、塔山、杏山一带严密布防。清太宗深知，宁远、锦州诸城不破，不能攻下山海关；而山海关攻不下，则难以逐鹿中原，因而皇太极决定，务必攻克锦州。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清朝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统帅军队，在明朝降将石廷柱、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的导引下，加以锦州城内蒙古兵的配合，首先占领锦州外城。六月，清太宗遣人致书锦州守将祖大寿，劝其弃暗投明，以图大业，但祖大寿并未听从劝告。与此同时，由于锦州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明朝不断派遣援军增援。七月，蓟辽总督洪承畴、总兵吴三桂率领十三万兵马，驰援锦州。当月末，洪承畴率军队对清兵展开进攻，祖大寿与援军配合，大败清兵，明军重新夺回锦州外城。八月，清太宗调兵遣将，亲自率领大军，加紧对锦州的围攻。明军顽强抵抗，使清军的进攻受挫，于是清太宗转而进攻洪承畴坚守的松山。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在粮草断绝、援兵无望的情况下，守松山副将夏承德首先投降，与清军里应外合，生擒总督洪承畴。松山城被攻下后，相邻的锦州城守军军心瓦解，在“援绝粮尽”的情况下，三月八日，锦州城守将祖大寿无奈率众出降。至此，历时两年的松锦决战以清胜明败宣告结束。

皇太极为战胜明朝，取而代之，不断提出新谋略、新战术，“伐大树”即是其中著名的谋略之一。皇太极不断发起对明朝进攻，曾先后8次发大军从长城之龙井关、喜峰口等处突入，攻掠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只夺其资财，不占其地。这一切，就是实施“伐大树”的战略，不断给明朝的经济与政治以重创，用以消耗明的实力致其衰弱。

与此同时，皇太极不断扩军，即增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一如满洲八旗编制，合三大民族八旗，共24旗，以每八旗兵额6万人计算，共为18万人。这是清入关前其兵力的总数。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明朝廷以孙传庭为兵部侍郎，令其督京军援助开封。李自成于二月击毙陕西总督汪乔年，攻取陈州、太康、宁陵、归德等地。明以孙传庭为陕西总督。十月，孙传庭出关镇压起义军，于郏县被李自成击败，副将孙枝秀被击毙，遂而退回关内。闰十一月，李自成攻克汝宁，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争世王、乱世王等皆来归降。李自成于十二月战败左良玉，攻克襄阳。李自成于崇祯十四(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三次攻伐开封，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尽歼孙传庭主力，攻破潼关，进入西安，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崇祯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便向北京进军。二月进入山西境内，攻取太原等地。三月十九日，攻破皇城，崇祯帝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

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赐以美号为“墨尔根代青”，意即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派多尔衮为元帅，往攻察哈尔部林丹汗子额尔克札果尔额哲。由于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又立奇功，赢得了在满洲贵族中的威信。

崇祯十六年（1643年），皇太极暴卒。皇太极去世后，满洲贵族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当时满族贵族中原皇太极所属的两黄旗大臣索尼等人，坚决主张支持皇太极长子豪格继帝位，另一派满洲贵族则支持多尔衮，认为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在满洲贵族中素有威望。两派斗争异常激烈，相持不下。这时多尔衮为了谋求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而采取折中方案，乃立皇太极第三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即清世祖，而以自己及济尔哈朗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

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汉人。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下抚顺，范氏兄弟往见。努尔哈赤非常器重他们。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属于清朝元老，他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时，范文程曾向他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和建议：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且中原地区可一举平定；其次，李自成农民军将是角逐天下的对手；进取内地时，应注意军纪，清军所过要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最后，要稳扎稳打，即使直趋燕京而一时攻不下，也应该在山海关以西地方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在军事上有了固定的据点，则进可攻，退可守。范文程的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前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疏所拟议，未做大的修改。

多尔衮放弃了皇太极晚年曾设想的联合农民军攻明的战略和政策，断然作出了关系清朝命运的一项决定：进关夺权。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初七， 多尔衮率兵进军中原。

平西伯吴三桂率领三万大军镇守山海关要塞。松锦大战之后，吴三桂逃回宁远，明廷将其降三级使用，令其收关外残兵固守宁远。后来，京师危急，明廷倚重吴三桂，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间升任其父吴襄提督京营。三月，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火速领兵进关保卫京城。但他从个人利害考虑，度时审势，迁延不进，拖拖拉拉走了半个月才走到丰润，便停滞不前，观望形势。三月二十八日，得知京师陷，帝后殉难，他便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权衡利弊，举棋不定。而农民军和清军都看到了这支力量的重要作用，归己则己之力量大增，天险雄关在握；归敌则将成为己方之严重威胁，失去山海关天险的控制权。所以，吴三桂就成了农民军和清军都想争取的对象。

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前，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五日，就派唐通率其部属，带着40000两白银前往犒师，唐通给吴三桂遗书，说李自成要给他们父子封侯。但是，吴三桂没有答应。李自成就攻下北京后，京畿各镇将皆降，只有吴三桂未降，李自成因此很不安。所以，他进一步积极做招降工作。一方面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一方面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作书以招子，使速降。还派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持檄招降吴三桂，尔来不失封侯之位。吴三桂终于被打动了，决定投降农民军。

吴三桂留唐通等人领兵驻守山海关，自己率所部向北京进发，去见李自成。四月五日，走到永平西沙河驿(一说滦州，今滦县)，遇见从京城逃出来的家人，得知父亲吴襄遭到农民军的拷打，逼索钱财，他登时大怒。同时，当他听说爱妾陈沅(也叫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所抢占，一甩衣襟，拔剑向桌子砍去，怒吼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还有何面目见人。立刻调转部队，奔回山海关。八日，就赶到了山海关，对守关的唐通部队发起进攻，唐通大败而逃。李自成闻讯，派降将白广恩领兵赶往援救，也被吴三桂打得大败，全军覆没。

山海关地势非常险要，关城一面直接崇山峻岭，一面涉海，中间一条大路是内外的必经之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为了防御关外女真人侵袭内地，早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系统。所以，这里是明清必争之地。清廷早就想招降吴三桂。松锦战役后，吴三桂逃归宁远，明廷令其收败兵仍守宁远时，皇太极就发敕谕招他投降，还令降将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现身说法，宣扬降清的好处，对他进行劝诱，但吴三桂拒绝了。可皇太极并没有放弃对他的争取，半年多以后，又一次致书劝他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同时利用祖大寿和吴三桂的甥舅关系，令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劝降。但吴三桂始终不为所动。

吴三桂与农民军决裂后，也清楚李自成势力强大，难与争锋。当时吴三桂的部下就有建议吴三桂联合清兵。吴三桂很犹豫，就问计于谋士方献廷，方献廷也建议他请清军入关，共同消灭农民军。于是，吴三挂派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等人给多尔衮送信，请求出兵援助。他的信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说农民军罪恶已极，他想兴师问罪，但力量不足，向清军求助；二是关于合兵的安排，清军直入中协(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墙子岭、密云等处)，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三是对援兵的报答，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四月十五日，杨坤等在翁后(今阜新境内)遇见清军，将求援信递交。多尔衮得信，喜出望外，立刻召见范文程商讨对策。第二天，多尔衮致书吴三桂，答应出兵，但多尔衮在答书中明确要求吴三桂率众来归，也就是投降。得到多尔衮的回信后，吴三桂就立刻回书，表示愿意遵从多尔衮的意愿，投降清军。

约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经过紧急商议之后，他一面批评了刘宗敏，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并且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决定亲率大军往山海关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带领大顺军从北京出发，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数大顺军将领统率一万名士卒守备北京。随军带往山海关的有吴襄和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以及在西安、太原俘获的秦王、晋王。李自成希望让吴襄出面消除误传的谣言，以父子之情打动吴三桂。带明太子朱慈烺等一同前去的用意也非常明显，无非是堵塞吴三桂效忠故主的借口。尽管李自成等作了诸多准备，但这一次招降却没有达到目的。吴三桂叛乱后，关宁两镇兵合在一起只有五万人，占据山海关一隅之地，根本无法同大顺军相抗衡。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决定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锋、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形势危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多尔衮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衰避而不用“合兵”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吴三桂得到回书后，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只留下少数军队和反动乡绅防守关城，把主力已拉到关内石河，摆开阵势。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以外，还派出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对吴军实行包围。双方昼夜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吴军已困愈难支，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的全军已面临崩溃之势。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赶到山海关后，屯驻于欢喜岭。此时的多尔衮并不急于参战，他蓄锐不发，要等到吴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顺军也疲急时再一鼓作气夺取胜利；同时，多尔衮也要观察吴三桂的诚意，以免上当。二十二日晨，吴三桂感到形势严重，带着属官和乡绅们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谒见摄政王，请求清军立即来援。多尔衮随即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布好阵势后，即向大顺军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大顺军虽然奋勇迎敌，无奈清兵以逸对劳，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很大的优势，故不久便败下阵来。清军乘胜追击，大顺军大败，兵员器械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只好连夜撤退。他们行经永平范家庄时，把吴襄处暂。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吴三桂本人在山海关战役结束这一天，被清摄政王承制封为平西王。这样，由于吴三桂的背信弃义，大顺军终于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从此明末农民战争由盛转衰，进入了以抗清为主的新时期。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刚回京时，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关厢民房和羊马墙，说明他曾一度考虑过固守北京，但只过了两天，李自成却毅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向关中撤退。当时大顺军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虽然有不少驻军，但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挡住清军（包括已经投降清方的吴三桂部）的武装。其他军队则因分驻在西北各省和湖北、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内无法调来。在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农民革命的残余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李自成以新败之余据守孤城，后果是不待龟卜的。大顺军领导人有鉴于此，终于决定了主动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六政府各颁赦书一道。典礼草草结束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放火焚毁了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开始撤离北京。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顺政权领导集团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

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京畿内外，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人心惶惶，对新入主北京的满洲贵族怀有恐惧心理。更严重的问题是，前经李自成农民军大量占用粮草，撤离时又将京中粮草运走，造成百姓生活极端困难的状况。北京屡经战火，又正值大旱，远近土地，都被兵马所践踏。形势严峻，刻不容缓。稳定北京，站稳脚跟，对清朝未来的发展，能否建立全国统治，关系重大。未及决定迁都，顺治小皇帝尚未至京，摄政王多尔衮就果断采取措施，实施新政策，力图扭转不利局势。第一，严禁军队骚扰北京百姓，更不得抢掠，以安定民心。八旗军队严守纪律，一改昔日人关杀掠的政策，很快赢得京畿内外百姓的信任。第二，与安定民心密切相关的一项政策，即取消薙发令，允许汉人照旧束发，此举大得民心。第三，为死于非命的明崇祯帝治丧，赢得故明士大夫的支持。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等反对迁都，也对多尔衮强调军纪不满，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他抱怨初得辽东时，就因不行杀戮而导致清人多为辽民所杀。现在虽已占据北京，更应趁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将大兵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很显然，阿济格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说话的。他们反对迁都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因为清兵入关速度较快，补给不足。当时从沈阳（盛京）到北京一线，新经兵火，而公私储积，荡然无余，故给清兵造成极大困难，下所仰赖者只是老米，而这些皆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居半，触手作屑，不堪糊口，食辄腹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阿济格等人的意见办事，不应迁都。但多尔衮不同意，他在顺治元年六月，上书顺治帝称燕京势据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应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他是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来考虑迁都的，他没有为暂时的补给问题所难倒。在他的坚持下，清朝终于下定了迁都的决心。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顺治皇帝到达北京。 十月初一日，正式举行登基大典，顺治帝亲临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成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皇帝，，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以多尔衮功最高，再封为叔父摄政王，赏赐独厚。吴三桂再封平西王，颁金册，赏赐白银万两。其他满、汉诸臣都得到等级不同的封赏。

满清的统治在北京稳定下来后，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并迎顺治皇帝入关，祭告天地，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多尔衮加号叔父摄政王，实际上掌握当时的军政大权。当即决策，由英亲王阿济格率军进攻李白成，豫亲王多铎进攻江南。李自成自北京撤离后，大顺军内部矛盾不断发展，军心涣散。在对抗清军的潼关保卫战中，大顺军失利，转移到湖广襄阳一带。1645年初夏，李自成退至武昌，不久又到通山县九宫山，遭到清军狙击而死。在他的余部中，李锦、李来亨的一支坚持抗清，达二十年之久。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在1646年跟清军战争失利，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他部下的将领孙可望、李定国等因看到清军是农民军更危险的敌人，转向联合南明共同对清。

明朝灭亡后，一些文臣武将纷纷南逃，他们和当地官员一起，拥立朱姓藩王，先后建立了南京的福王政权、浙江的鲁王政权、福建的唐王政权和西南地区的桂王政权（永历政权）。因为这几个政权都在南方，历史上称为“南明”。南明政权大多十分腐朽，不虑清朝大军压境，只顾内部争权夺利，并继续与农民军为敌。福王、鲁王、唐王三个政权，很快被清军消灭，桂王政权由于采取了联合农民军抗清的政策，存在时间长一些。1658年派信郡王多尼率军兵分三路进攻云贵，永历军队全线溃败。1659年，清平西王吴三桂进攻云南，永历帝逃入缅境避难。1661年缅王将永历帝全家献给吴三桂。1662年4月在昆明篦子坡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了永历帝父子。至此，抗清长达15年之久的永历朝廷覆亡，南明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朝统一的历程，应自入关前计起，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渐次削平女真诸部，通过结盟、联姻及军事手段先后收附了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鄂尔多斯、察哈尔等漠南蒙古诸部，并与蒙古喀尔喀部、雄踞青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建立了政治或宗教联系。因此在清朝入关前，女真建立的后金政权已经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为定鼎中原、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明清鼎革后，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接续传统，秉承既得中原，势当混一的方针，康熙朝通过会盟、战争等方式将蒙古喀尔喀部、西藏、台湾统一于清朝的版图内，雍正朝通过改土归流强化了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乾隆朝结束了对准噶尔割据政权旷日持久的战争，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西北地区，实现了大一统。统一多民族的清朝，面对多元的边疆格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统治举措，除了在边疆地区设立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职权不同的职官外，在内外札萨克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兼用札萨克制、伯克制，在西藏重视宗教领袖及其噶厦的作用，等等。同时在边疆地区广泛设置卡伦、驿站、军台等军政建置作为维持统一的手段。在大一统格局中边疆民族地区因经济、文化存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清朝持齐其政不易其俗，修其教不易其宜的治理理念，通过灵活有效的措施实现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成功，有效地维系了清朝大一统的格局。

从16世纪末开始，神州大地上渐成三方面势力（明王朝、起义军、清军）鼎立之峙，经过你死我活的争斗，导致明灭清兴的结局。三方面势力角逐的结果，清军平定了农民军，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统一了全国。仅就当时来说，对于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祖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向外寻求殖民地。已从南北两个方面敲中国大门。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军官阿尔瓦利斯指挥船队首航中国，后继者接踵而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占领了我国澳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也侵略中国，后来又占据了我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崇祯十六年(1643年)，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从北面叩我国的大门。此时，清军进取中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而使我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举国抵抗外来的侵略，可免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其次，满族崛起后，先是统一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东北地区。接着，进关平定了农民军和南明政权，奠定了统治全国的基础。康熙年间，粉碎三藩之乱，巩固了对西南各省的统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派遣施琅，降服郑克爽，统一了台湾。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清政府三.次出兵击败噶尔丹，统一大漠以北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进军西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西藏宗教首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兵向乌鲁木齐进军，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后平定霍集占兄弟的叛乱，结束了暂时分裂的局面。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北部的边界。在清朝全盛时期，我国的疆域，东至库页岛、台湾;南到南沙群岛;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抵外兴安岭，与西伯利亚相接壤，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

最后，由于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就是南方富庶地区也呈现一片荒凉景象。清朝统一全国后，天下承平，休养生息。在平定三藩之后，任命靳辅为河督，大规模地治理黄河，尤其是黄、淮、运相交的苏北地区，作为重点治理地段，以“济运通漕”，确保北京的漕粮供应。康熙皇帝的这些措施，取得极好的效果，出现经济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入关以后的清政权，又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联合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的共同专政。在这个联合专政中，满族虽然居于主要的统治地位，但他们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毕竟是少数，何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又属后进。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统治的民族地位，势必要保持满族贵族的特权。由于征服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满族原有的某些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残存，保留了下来。这种保留，反映在清初以至清前期所执行的政策中，就构成了它的保守落后方面。

清初的统治者在推进汉化与保留满俗的斗争中，把高度发展的明代封建制度中的“文明的缺陷”，和满族“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了起来。从满族贵族来看，这种政治上的统治核心地位与基础上的落后因素，使清政权这个矛盾统一体在维护清朝的统治中，形成了两个方面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满洲贵族要巩固其统治核心地位，就势必要维护其统治民族的特权，而这种特权的保持，又往往和保留其落后因素相联系，从而使清朝始终保持着民族统治的特色；另一方面，清代不仅民族矛盾始终消除不了，而且又把阶级矛盾复杂化，当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交织在一起，使清朝的统治也往往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抗，即劳动人民反对阶级压迫斗争和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

在这两种反抗中，作为统治民族而又是少数民族的满族，当其统治基本稳固以后，为了维护他们已得的利益，就害怕任何改革，再加上他们原有的落后因素，清朝的统治不能不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在清因明制以及满族不断汉化中，已经发展到晚期的封建制度腐朽面，没落的趋势，都对满族封建制的发展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满族贵族及其基本成员如八旗兵丁，都获得了不劳而获的寄生条件，他们由寄生而腐败，清朝的统治也随之而更加保守。

孟繁勇（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评价清军入关：清军入关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性质属于国家统一战争，清军入关对实现国家统一，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清军入关是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关系明亡清兴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清朝及满族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历史进程。

清军入关，不仅改变了清朝和满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满族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少数民族，他的入主中原给中国注入了鲜活的动力。一个创举就是破除了华夷之辨，突破了以往汉族王朝直辖区域只限于内地的局限，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政权的直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清军入关，也把满族文化带到了中原，促进了满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当时，西方殖民者已经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荷兰殖民者侵占了我国宝岛台湾，沙俄侵略者在1643年，即清军入关的前一年，就已派出远征队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面临外敌威胁的险峻形势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谁能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都有利于凝聚、整合国家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当时的南明小朝廷和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弊端，都无力承担统一中国的重任。因此，这一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清朝一方。清军入关，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对抵御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且灭亡至今仅有百余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清朝创造了辉煌功绩，形成了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大家庭和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但同时它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以及殖民主义入侵之下，在应对外来入侵时，屡战屡败，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强烈的历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到拯救中华、复兴中华的斗争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国家。

顾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清军入关是对汉民族的“征服战争”，是对关内的“征服”。  

冯年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认为：清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凭借政权力量，推行了掠夺汉民族土地资源和劳力资源的民族压迫政策，打着照顾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生活的旗号，残酷无情地剥夺了汉民世代居住的房屋及赖以为生的土地，使之流离失所。

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所作《圆圆曲》以其脍炙人口而流传百世。并被史学家称之为信史。特别是《圆圆曲》中“坳哭六军皆编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被一些史学家作为吴三桂降清的重要依据。吴三桂的降清，本是圆圆被俘的缘故，这是其一。

吴三桂与李自成决裂其原因之二是有国仇和家恨。李自成围攻北京即下之际，崇祯帝令擂鼓招群臣议对策，眼见大明江山难保，自家性命亦无法挽救，为不落李自成之手，崇祯帝便登上煤山，自缢身亡。所以吴三桂在山海关打出“为崇祯报仇”的旗号。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实行了追脏助晌政策，这一政策作为阶级报复和农民军的临时应急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若过火，扩大化则实不应该。李自成将这一重要的工作交给刘宗敏全面负责。刘宗敏收系吴氏一家，而且严邢拷打。若从大局着眼，李自成、刘宗敏应善待吴氏一家，以求得争取吴三桂。但事实恰恰相刘宗敏并未善待吴襄一家，将吴襄同明朝其他官吏一样追赃助晌，严刑相逼，直接触怒了吴三桂。所以吴三桂同李自成决裂以至对抗到底与李自成的策略关系非少。此其原因之三。

清军入关是“征服”还是“统一”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清军入关是对汉民族的“征服战争”，是对关内的“征服”。此种说法比较流行，在不少有关清军入关的论著中，“征服”这一词似乎已成为习惯用语，随意写来，甚至在论及其他民族如蒙古、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对中原用兵时，也都习用“征服”。还有学者在报刊上发文，直斥满洲为“异族”，明言清军入关是“异国大军压境”，这简直把满洲等同日本帝国主义!清军“武力征服”的后果，致使汉族“亡国亡种”，“以夷变夏”，“天崩地解。”不妨说，清军入关，中国天崩地陷。还有一种更温和的说法：满族有自己的居住地，不该到华夏民族居住的地方。

另一种说法是清军入关纯属中国内部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为的是争夺全国统治权。入关时，明朝刚刚被农民军推翻，清军面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政权，以及南明政权等政治军事势力，原先一个统一的明王朝，已分裂为几个集团建立的政权。明朝的旧统一被打破，必然是重建新的统一。究竟谁战胜谁，谁统一谁，也只有经过实力较量后才能实现新的国家统一，把农民军的行动看成为建立新王朝统一而战，而把清军的行动看作“民族征服”或“侵略”，很不合理，也失于公平。

清军入关是清前史与清史的分界线；就是说，以入关为标志，既是清前史的终结，又是清史的开端。承前启后，入关就是清史前后两个时期的交会点。因此，有关清军入关的评说不断、说法种种。其中说法之一，指清军入关为偶然性。具体来说，就是吴三桂降清这个“偶然”事件，促使清军得以进关。此说否认其必然性。其二，清军入关其必然性不可逆转，是循规律而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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