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胡风（1902年11月1日-1985年6月8日），湖北省蕲春县人，原名张名桢，后改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

1902年11月1日，胡风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按照族谱“名”字辈，父亲张济发给他取名为张名桢（后改名为“张光人”），小名“谷儿”，寓意他日后不会遭遇饥饿。胡风出生时，他们家的家境已经相当好，自幼衣食不缺，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疼爱。他的性格活泼好动，经常在松树林里奔跑，在湖塘里捞鱼。有一次为了多捞几只鱼，他还不小心跨入了渔民挖的深坑，直到快天黑了才被路过的老渔民救起。尽管有这些插曲，胡风还是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913年，胡风11岁时，父亲张济发决定让他开蒙入学，进入蒙馆读书。胡风在学堂展现了高超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1917年，胡风去当地大镇竹瓦店，师从朱以茀先生读“经馆”。第二年秋，胡风改从菩提坝菩提寺的饶石波先生。饶石波先生虽然欣赏胡风的文学才华，但对胡风通过诗词讥讽社会的做法十分不满。

1919年秋，胡风考入了蕲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第二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了蕲州古城，胡风也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然而，蕲州学堂的校长却因循守旧，反对学生接触新文化浪潮，这让胡风认识到这所保守闭塞的学校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一年后，胡风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转而考取了武昌启黄中学。不久，他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改进湖北教育之讨论》一文。署名“张光人”。1922年，蕲春同乡胡缄三给胡风写信，希望与他一同联络各地蕲春籍的青年学生，成立一个旨在革故鼎新的文学组织。他们正式成立“新蕲春学会”，并决定创办《新蕲春》杂志。

1923年2月，胡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送一封信》，还为“二七事件”的牺牲者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两个分工会的代表》，连载于《觉悟》副刊。他对学校陈腐的教育方式很不满意，于是再一次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转而报考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与巴金等人成为同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风积极投身南京的反帝运动，他参与学生的罢课运动，每天深入到罢工群众中去。由于害怕反动派的报复，他又一次放弃了文凭，转而前往北京求学。临行前，他回顾起自己这些年曲折的求学经历，写下新诗《我从田间来》。到了北京后，胡风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和清华大学英文系。因为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他选择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1926年，胡风从北大预科班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开始学习外国古典的文学作品。不久后便辍学投身革命运动。同年底，他回到家乡，被补选为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在家乡的革命运动中，胡风不仅推动了全县的妇女解放运动，还带头镇压了蕲春最大的劣绅余肇周。

1927年，胡风离开了家乡，到武汉的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在学校，他大胆实施教学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国文课本，选用了鲁迅的杂文和关于上海工人起义的长篇报道。在“宁汉合流”之后，胡风对国家感到悲愤，又写了一首新诗《心儿病了》

1928年，为纪念因革命牺牲的挚友杨天真，胡风写下了《冬之三部曲》。因为革命形式的愈加严峻，他无法回到在武汉继续生活，于是去投靠旧友陶希圣。陶希圣介绍胡风去南昌的《民国日报》编辑副刊《野火》。胡风此时已经被革命打击得颓唐沮丧，写下了散文诗《我行在空虚里》，发表在了《野火》上。在这期间，胡风两次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遭到逮捕。但他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将革命的热情投入了文学创作。

1929年，胡风决定去日本留学。他被介绍去神田区东亚口语学校就读，勤奋学习，很快就能够阅读日本大众刊物。第二年，胡风转学到附近的补习学校，在“支那语补习班”上课，贴补日用。他将自己读过的教材翻译成汉语供学生阅读，还把苏联小说《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翻译成中文，出版名为《洋鬼》，以“谷非”为笔名。《洋鬼》的反响很好，这也激励胡风继续进行翻译工作。

1931年，胡风成功通过了日本应庆大学英文科的面试，并于4月30日获准入学。但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胡风面临着经济困难的问题。他没有购买一本教科书，每天只能勉强凑些零钱去上学。幸运的是，在入学一年之后，他成功领取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每月有七十日元进款。

在日本，胡风与同班的日本同学泉充成为好友，一同参加了“艺术理论研究会”。他化名“中川”，参加着日本的左翼文坛。通过在文坛的学习交流，他不仅理解到文学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还读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深受其影响。研究会的活动，直接决定了胡风的文学道路，对于他形成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深远影响。从此，胡风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

这一年，胡风分别加入了“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和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东京支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创作了一首致侵华日军的诗歌《仇敌底祭礼》。1932年，胡风毅然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3月18日，胡风以反日的“赤化分子”罪名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了两个多月。同年6月，他与其余22名中国留学生被日本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之后，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胡风坚定地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出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又接替茅盾，担任行政书记。他以出色的领导才能，为“左联”处理了大量工作。正是这一年，胡风在好友韩起家中遇到了梅志（原名屠玘华），二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情谊日渐深厚，1933年年底便结婚了。

胡风回国后，便应好友韩起的邀请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他用“张果”和“果”的笔名，在教育馆办的半月刊《时事类编》上翻译了共计四十余篇文章。胡风一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一边在左联担任行政书记。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次左联盟员穆木天被逮捕之后，左联内部开始流传他的谣言。在教育馆上班时，他的左翼作家身份被公开挑明，他不得已辞去了教育馆的职务；而周扬等人也对胡风产生了怀疑。胡风既失去了公开的谋生职业，又离开了左联。他开始以文为生，频繁地出入于鲁迅先生的住所，追随这位文学巨匠的脚步。鲁迅先生也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与之交往密切。每当出版了新刊物，鲁迅就会立刻把胡风叫去，同他交流学术。由于鲁迅发表的日文刊物比较多，两人有的时候甚至全程用日语交流。

1935年，胡风在《文学》上发表了文章《林语堂论》，并首次以“胡风”为笔名。他接着发表了另一篇万言大论《张天翼论》。这两篇文章的问世，令当时文坛都为之震惊。胡风又在几个月之内连续发表了五篇对于新作品的批评，六篇翻译作品的读后感。1936年初，胡风将这些作品在上海生活书店结集出版，名为《文艺笔谈》。在此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供青年自学的《文学与生活》，翻译小说集《山灵》和新诗集《野花与箭》。由于这些文章展现出的文学才华，胡风受到了文艺界的大量关注，获得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翻译家和诗人的称号。

在进行文学创作之余，胡风也在进行文学编辑的工作。1935年，胡风编辑了一期刊登革命文学的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他开始主编《海燕》，并邀请鲁迅先生亲笔为封面书写了“海燕”二字。1936年元旦，《海燕》在众多作家的支持下应运而生。这期杂志刊登了鲁迅、胡风、瞿秋白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广受读者关注，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为文坛带来一股生命的活力。它在上海初版两千册，当天就被读者一扫而空。然而，由于《海燕》属于公开发行的刊物，与“左联”的半地下刊物不同，需要填写负法律责任的发行人信息。在第二期出版时，该刊物遭到国民党社会局捕房的审查，发行人在严格盘查之下将具体情况说出，《海燕》无奈之下只能停刊。

同年5月，胡风在鲁迅、冯雪风授意下发表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交由当时左联盟员马子华主编的《文学丛报》第3期上发表。这篇文章随即引起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的异议，由此展开了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周扬、郭沫若为首的部分左翼作家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对此，鲁迅专门撰文《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并解释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

1937年9月，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胡风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积极投入抗战的事业。他提出共产党必须拥有独立的文化阵地，开始筹备《七月》的出版事宜。10月16日，《七月》杂志周刊正式出版。《七月》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战文学，这些作品以讴歌抗战救亡为主，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于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国统区逐渐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作者群，他们创作涉及报告文学、小说等文体，但其中价值最高的还是诗歌。这些作者正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诗派”。胡风作为主编，悉心培植文学新人，对“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他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胡风也撤至香港。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1945年，抗战胜利，胡风继续编辑《希望》。

1946年，胡风一家三口坐上飞机离开重庆，回到了上海。他着手编辑新的第一期《希望》，以作为送给上海读者的见面礼。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并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他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近几年文艺界存在的状况，反驳1952年《人民日报》转载的文章，为自己辩解。翌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1955年5月16日，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随后，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同年6月份，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获准回家吃团圆饭，和家人团聚了三个月。春节过后，他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胡风再度入狱。在监狱中，胡风不仅被同监室的犯人打骂，还要受到外界的言语攻击。他一度精神崩溃，多次尝试自杀无果。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因此恢复了名誉。1979年1月14日，胡风夫妇被释放出狱，以自由之身回到成都。

1980年9月22日，文艺界领导人前往胡风家看望胡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但仍对一些政治历史持保留论断。胡风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拒绝在平反文件上签字。9月29日，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予以平反。

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至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历时整整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1981年，胡风在《文汇》月刊上发表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表达了自己复出后的感想。他表示，自己愿意身体力行地与大家一起努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做出贡献。尽管年过八旬、疾病缠身，胡风同志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章。

胡风陆续为不幸去世的友人阿垅、天蓝、冯雪峰、萧红等人写下了悼念文章，还写了总结性文章《我做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略谈我与外国文学》等文章。他还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春节后不久，胡风的体力就明显不如从前，精神也开始变得衰弱。经医院检查，胡风确诊了贲门癌晚期，只能通过保守疗法，靠吃中药和化疗来缓解。随着病情越发严重，胡风日渐衰弱，走路都变得困难起来。6月8日，胡风高烧不退，于下午4时因病去世，享年83岁。

胡风人物照

胡风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战士，他的文艺理论一直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首先，胡风始终认为文艺是对生活的反映，而艺术活动其实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这些理论可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这些思想在他的批评著作中均有所体现。他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曾明确指出“现实主义就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其次，胡风一直强调从实践出发，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但它还是有它的落着点，这就是作家和生活的结合问题，作家的生活实践问题。”他认为作家们应该脚踏实地，以文艺实践为中心环节。

胡风作为一位拥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文艺理论家，提倡一种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创作方法。一方面，他坚持用“战斗”的立场去探究作品和作家，极为重视作家的“受难”精神和“战斗”品格；另一方面，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实践，去探索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并探求人物角色受到的“精神创伤”。胡风认为，只有自己执着于对具体对象的“一刀一枪的平凡的战斗精神”，才能真正批评和理解一部文艺作品。

胡风的诗歌创作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如他于1949年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具有浩瀚深沉的思想感情蕴涵，塑造了很多鲜明的富有个性特点的形象，展现了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同时也是一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创伤体验、历史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的重要作品。“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作者在这首诗歌中描写了未来新世界的美好愿景，被誉为新中国的“开国绝唱”。胡风的另一部诗集《野花与箭》，主要收录了他从1925年至1929年所写的诗作，表达了诗人少年时期的爱国情感以及面对现实的失落感。诗歌在整体上呈现出自由灵活、意蕴丰富的美学特征，也是胡风诗歌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

胡风认为，写

胡风是“七月派”诗群重要的诗人，也对“七月派”的形成具有突出贡献。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提倡抗战文学，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在他的指导和提携下，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崛起于文坛，创作出了《无弦琴》《跃动的夜》《童话》《突围令》等著名作品。

《七月》

胡风是现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领域的重要人物，对中国文艺批评界具有突出的贡献。胡风的一生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他的文艺批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涉及到文学文体评论，包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涉及到艺术文体评论，包括戏剧、电影等。胡风共发表评论文章上百篇，出版文学评论著作十余部。他总能结合具体的时代和实际的文艺发展需要，在文艺批评和文艺发展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创造性意见。尽管他的文艺评论几乎涉及到各个文体的文艺作品，胡风的创作质量仍然有足够的保证。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文字不肯大众化，但是有为的青年……”

胡风之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晓风：“他的一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胡风把文学创作看成实践，看作是诗人生命的投入，也就是生命的实践过程。”

湖南写作协会副会长曾凡解：“从20世纪30年代初登文坛开始，胡风便以鲜明的个性、犀利的笔锋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扮演着一个极其活跃的文化战士的角色。”

著名翻译家、学者贾植芳：“因直而获罪可怜古今竟如此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

《胡风悼词》：“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胡风与屠玘华结婚时，在一间三楼小屋内精心布置了婚房。他向房东借了一张旧书桌，自己买了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四个圆凳，布置了一个简单、温馨的小家。但当左联盟员被逮捕之后，却诬陷胡风将家里“布置得像皇宫一样”。鲁迅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描述，为了打趣胡风，他在日后给胡风的信件中用上了“即请‘皇’安”的戏语。

在胡风晚年住院时，他的长孙来到医院看望外公。当时外孙正要考大学，前来征求胡风对报考专业的意见。没想到胡风一听，急切地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他一生为文学奋斗，因文学受难从不言悔，可是却不愿意自己的后辈同自己一样走这条文学之路。

1986年1月15日，胡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国各地的亲友、文艺界人士以及其他与胡风有交往的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加，并发来吊唁信函。会场内外挂着许多挽联，人们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在文艺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前辈致敬。

1988年6月18日，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原76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收到这份红头文件之后，梅志带着子女来到八宝山，将它放在胡风的陵墓前，以告慰胡风终于沉冤昭雪。

1988年7月16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同年8月，《文艺报》召开“胡风同志文学活动”学术座谈会。参与会议的学者一致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具有珍贵的价值，对中国文艺创作领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9年初，李辉所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八十岁高龄的梅志又日夜笔耕，写下了长篇传记《胡风传》

1992年11月11日，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胡风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老舍之子、时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主持了这场纪念会。

1993年6月5日到11日，北京图书馆举办了“胡风生平与文学道路图片展览”。同年9月，上述展览转移至上海美术家画廊展出。上海观众反响热烈，每日都有许多游客在画廊内流连。

2002年9月，正值胡风的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中文系共同召开了第二届胡风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3年5月，蕲春张氏宗亲捐资修建了胡风纪念馆，落地蕲州镇菩堤村。2014年10月7日，胡风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内分为序厅、我从田间来、时间开始了、泥土的道路、结束语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文物，以文字、图像等文献资料向参观者展示胡风的生平事迹和文艺成就。这是全国唯一一处专题介绍胡风生平的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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