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四川人的形成史上发生过的两次大规模移民，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福建、安徽等省份的人口迁往四川。该说法源于清代魏源《湖广水利论》中谈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元朝初年，蒙古铁骑在钓鱼城同宋军展开了长久的作战，这一战使得四川人口急剧减少，以至于到了元朝末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到了元朝末年，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在湖北地区起义。不久之后，徐寿辉的手下明玉珍带领二十万红巾军从巫峡进入四川，号称大夏政权。随着朱元璋的统一步伐不断前进，明玉珍被消灭，但经历战争的四川，人口再一次减少。面对满目疮痍的四川，为了稳固政权，发展经济，保持各地人口平衡，朱元璋便下令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与此同时，一部分移民是随军入川的，当时与明玉珍起义入川有关的一大批湖广人最后大多都在四川定居了，他们或是跟随起义军入川，或是跟随明军入川。除上述原因外，还有部分移民是“避乱入蜀”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反元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住在湖广地区，尤其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地主官僚和一些为躲避元军屠杀的农民群众便相继逃入了四川并定居了下来。

朱元璋

明朝中后期，经过朱元璋的移民以及明朝两百多年的发展，四川人口一度达到了五百多万。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大肆屠杀百姓，清军入关同四川当地武装力量的对抗以及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四川人口一度锐减到五十万左右。清朝建立之初，为了政权稳固和收取赋税，顺治便下令移民，部分外省人口迁入四川，四川人口有了一定的恢复。康熙年间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四川人口再一次锐减。康熙年间，四川各级地方官员纷纷向康熙上书称，四川地广人稀，难以收取赋税，随后康熙便正式下令，将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等地的百姓迁往四川。

与此同时，清初湖广一带时常发生严重的水灾、旱灾、蝗灾及瘟疫，如在康熙十年（1671年），武昌等二十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这就迫使活下来的灾民大量向四川和邻近各省逃荒求生。这些逃荒入川的湖广人在四川或是获得土地耕种，或是以小贩营生，之后便都在四川定居了下来。

除上述原因外，明末清初四川的移民还有以下几种情况：1.部分移民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的；2.部分湖广人为逃避苛捐杂赋逃到四川并定居下来；3.因政策鼓励、交通便利，部分湖广人相继入川从事商业贸易，而后也便定居了下来。

移民路线图

湖广移民到四川大致发生在元明清三个时期，移民大量迁徙进入四川则主要是集中在清朝前中期。由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这前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迁入了大量的东南地区的百姓过去。根据已有的资料，明初迁入四川的对象多为麻城孝感乡人，而清朝前中期迁入的百姓主要来自湖北、江西、湖南、安徽以及少数来自浙江和江苏。

1、元末明初：明初由楚入川的多为麻城孝感人，一般有水陆两条道路。水路从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从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2、明末清初：此时湖广填四川的路线主要分为陆路和水路。水路由长江逆流而上，经过三峡进入四川，这一路线的百姓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陆路则是经过川黔、川湘小道进入四川，这一路线上的百姓主要是贵州、福建、广东的客家人。此时的移民活动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初期阶段大致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到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此时的清廷占据了四川，颁布了开垦令，但由于之后三藩之乱，加上“垦荒令”本身的缺陷，这一时期的移民成效不明显。第二阶段大致是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这一时期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利于移民的政策，政治上同等对待外来移民和本地土著，加强了户籍管理，再加上四川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此时的湖广填四川取得了一定成果，移民规模较大。最后一个阶段是由嘉庆到同治年间，这一时期由于爆发“白莲教起义”，移民到四川的百姓也不多，移民运动逐渐接近尾声。

明朝初年，各地爆发农民起义。朱元璋将战败的起义军收编军中，连同自己的军队，让他们在四川定居。这些士兵也会让自己的家属一并迁往四川，最终四川的人口递增，实现了军事移民。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下令规定，移民百姓开垦新田后生的孩子，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下令，新开垦的农田，前五年不征收赋税。雍正在位期间，率先在四川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

顺治年间，顺治颁布“垦荒令”，规定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外省户籍一律编入保甲，开垦的荒田，编为永业田。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又下令原来有人种的田荒废了几年被其他人重新耕种之后，不许耕田的原主人收回。雍正年间，则下令给予每家每户水田三十亩或者旱地五十亩，同时给移民的百姓发放银两，作为其移民后的基本生活保障，每户一两，清廷为此一次性拨款十万两。

明朝末年，四川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农作物较为单一。清廷下令湖广人口部分迁入四川后，又下令多种农作物共同种植。两湖、两广、江西等地百姓迁入四川时便携带了如玉米、红薯、糖蔗等农作物入川，同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入了四川。康熙年间，曾下令地方协助农民改进生产方法。

明末清初，因战乱许多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河道淤塞。清廷为保证农业生产，下令兴修水利。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令整修都江堰。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带金四万，亲自主持整修都江堰，使得四川水利得到改善。雍正年间，雍正曾九次下令整治疏浚金水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又下令修水济堰，乾隆三十五年，又改修古佛洞水堰。据统计，到嘉庆年间，四川各地重修、整修、新修水堰达两千七百多处，有效防止了水患，促进了四川地区的农业发展。

都江堰

经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四川地区及整个中国的人口状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同时，经过大移民，四川的人口数量激增，且一直保持自然增长，到嘉庆中期，人口数量已经到达2000万以上。而这两次移民均以湖广人，尤其是麻城籍的为主。据统计，当代四川县市的名录中，湖广籍的最多，有832个。而经过移民，四川上也出现了大批闽粤客家人。而由外省迁入四川的姓氏则主要是：张氏、徐氏、邓氏、陈氏、王氏、赵氏、杨氏、刘氏、黄氏、夏氏、李氏、何氏等。但随着移民的进入，四川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成为了移民后四川的一大社会问题。

四川清代五县迁入移民氏族的原籍分布表，来源于《中国移民史》

四川清代五县迁入移民氏族的原籍分布续表，来源于《中国移民史》

一方面，湖广填四川促进了四川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首先，移民的大量涌入，加速了荒田复垦，实现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四川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移民也带来了农业经验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对四川的农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活跃。其次，在移民垦荒的过程中，四川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这也使得四川的经济得以较快的复苏和发展。最后，由于移民的垦利力作，四川的成熟田地和赋税不断增加，在利于四川本身的经济恢复的同时，也有利于清朝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湖广填四川重塑了四川的社会经济结构。湖湖广填四川，使大量移民涌入四川，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四川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一批重点城镇很快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重庆是最大的两个多元化中心，自贡和那内江分别是最大的糖业经济中心和盐业经济中心。自此，四川的社会经济结构得以重建。

如今的四川方言便是胡广生四川移民活动的一大产物。随着大批外省籍的移民在四川定居，现代四川的方言开始孕育并形成。在四川方言的形成过程中，川剧也应运而生。清代四川的会馆和茶馆，便是最具有特色的方言场所。而在方言与川剧的融合中，四川的民俗文化也逐渐融合。

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对新的四川文化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四川出现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现象。如今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川酒和川戏的，都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的。同时，湖广填四川，带来了大量外省的文化和习俗，对川渝地区的建筑、制陶、布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外来的文化和习俗同当地的文化习俗交融产生了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发展，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和融合，形成了现在的四川官话。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进行，不同民族在四川融合，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文化的融合。巴蜀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文化。而巴蜀文化先前自由独立的民族文化逐渐与儒家传统思想融合，更增添其文化内涵，丰富其文化特性。

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活动同样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与四川原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这也成为移民后四川的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最初号召湖广人入川垦荒时并无组织和计划，也就导致后期流民问题不断恶化。 到移民后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许多无业游民为了温饱便开始聚众闹事，影响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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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活动的政策，明代并无详细记载，故下列政策多为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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