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楚国（？—公元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国祚逾八百年。

楚国国号由来，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其一，根据族名而定。学者范文澜认为，楚族不迟于夏代时期就已经形成，包含在三苗部落里，而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国时，荆楚便是以族名定的国号。殷商史学家胡厚宣认为，殷商甲骨文中的“楚”字指代楚族，先秦典籍中的“楚丘”即商代楚国的居址，楚是族名也是国号。

其二，认为楚是对国家地理状况的描述，王光镐在《楚文化源流新证》一书中认为，早在楚国建立之前，商代的甲骨文里就出现了“楚”字，指代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野生灌木，并以楚丘泛指树木茂盛的高地。鬻熊时期，他们居住在“睢山之间”，以“楚”字作为国号，形成了楚族。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认为，周成王将熊绎封于楚蛮后，才形成了“楚”这个正式的族名和国名。

“楚”字演变

其三，“楚”来源于丽季（熊丽）出生的传说，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罗运环认为，根据出土文献《楚居》中的记载，楚国开国之祖鬻熊（穴熊）的妻子妣厉在生子时难产，剖腹产下丽季后死去，而丽季存活。巫师用荆条包裹妣厉将其埋葬。后人为了纪念为了纪念妣厉，而荆即为楚，后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楚”，又称“荆楚”。

楚族来源在学术界历来有”“东来说”“南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四种说法。其中，“东来说”和“西来说”没有足够多的文献依据，又无考古材料的证明，一直饱受争议。“南来说”有一部分历史文献和充分的考古材料作依据的，而“北来说”获得了较多学者的支持。

“东来说”即建立楚国的楚族来自东方，且与殷商后夷徐本是同族。持此观点的有郭沫若、胡厚宣、王玉哲等。“南来说”即认为楚族源自南方土著，其先祖原本就生长在江汉流域，或是三苗族中一部分。持此观点的有林惠祥、范文澜等。“西来说”又分为两种，是指楚族起源于中国西北乃至西亚地区，又分为两种观点。其中，以姜亮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楚族来自西方的新疆、青海、甘肃一带，出自昆仑山的民族。以岑仲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楚先民是来自西亚拜火教的米地亚人。

“北来说”则认为，楚族是在东周时期楚国北方的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学者张荫麟首次提出了此观点，认为楚王族是从北方迁来的，因“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徐旭生认为楚人属苗蛮集团，但“祝融氏的遗墟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内”，以楚上层贵族来定族源的话，楚族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王光镐认为，楚族的父系远祖为中原华夏族，母系远祖为西北的鬼方氏，而鬼方氏可称为“蛮”，加上楚族将其作为政治资本，会根据需要把自称华夏族或蛮夷，从而形成了扑朔迷离族属来源。但事实上，楚族为中原族群，且来自北方的中原地区。

据《史记·楚世家 》记载，以及学者王光镐在《楚文化源流新证》一书中的考证，楚族的父系远祖为出自老童的火正祝融，母系远祖为鬼方氏之妹“女隤”。鬼方氏为西羌中较强大的势力，早先就和中原地区往来密切。女隤与祝融之后人、中原世族陆终联姻后，生下季连。季连则是史上可查的最早得“芈”姓之人，是楚人先祖。季连一脉长期居住在郑（今河南新郑）以及淅川（今河南淅川）一带的中原地区。

周朝建立后，季连的后代鬻熊臣属于周文王，获得了“子”的称号。周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鬻熊之曾孙熊绎被封到楚蛮，以丹阳（或在今河南淅川县丹江口库区）为居所，受赐子男爵位，正式成为周朝的外服诸侯之一，也因此被楚人称作“先王”“先公”。但楚国的开国者是谁，学术界存有争议，孙重恩认为鬻熊为开国者，受封于周朝的是鬻熊而不是熊绎，徐俊认为受封的是熊绎，熊绎才是楚国真正的开国者。清代梁玉绳在所著《史记志疑 》中认为，受封的是熊绎，但在他之前楚国已经建立。王光镐考证后认为，在武王克商时已经有了“楚”的名号，而楚国在鬻熊时期便已经建立，成王封楚只是对异姓部族的一种加封。

楚人早期活动轨迹

成为周朝诸侯后，楚国国君的政治地位在诸侯当中相对较低。楚人一边卑事周天子，定期上贡桃弧棘矢、苞茅等地方特产，一边筚路蓝缕、勤事发展，国家渐呈勃兴之势。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0年），楚国叛乱，周昭王派兵渡过汉水，深入荆楚攻打楚国，遇到楚军的伏击失败。三年后，周昭王率兵伐楚，楚国失败，周昭王回师路上溺水而亡。《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认为，楚人设计献胶为周昭王粘接船只，船驶至中流时，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才溺水而死。

周昭王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周朝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紧张，国势日趋衰落，周懿王执政时，还将都城内迁至犬丘（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以避犬戎，而楚国国力却日渐增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执行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开始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于丹、淅（今河南省淅川县丹水和淅水交汇一带）逐步至汉水流域，向睢山（今湖北南漳西北李庙镇“南条荆山”主峰）、荆山（今河南省灵宝市阌乡南）发展，向西攻打古国庸（今湖北竹山一带），随后又沿汉水而下攻至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占据了当时炼铜业的中心。

随着楚国实力增强，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然以天子自居， 在政治上仿效商周，以王为首、分封诸侯、实行采邑制，想与周王室对抗。但周厉王时，周朝不断对外用兵，攻伐包括楚国在内的周边“荒服”地区。熊渠为避其锋芒，自除王位，继续向周朝臣服。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即位，周朝随后出现宣王中兴，国力得以恢复。而楚国在国君熊霜死后发生“三弟争立”的夺储事件，政局一度混乱。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前后，周朝对楚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周朝为加强对楚国的控制，采取“以蕃屏周”的政策，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多个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汉阳诸姬），以阻止楚国北上和东进。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都至成周（今河南洛阳），周朝进入东周时期，各地邦国林立，周天子名存实亡。楚国在此后三十年间苦心经营，实力不断增强。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君熊通继任国君后，据江汉地区经营向周围持续扩张，灭掉古国权，将其迁至那处（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南）置县管理；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迅速发展。

周桓王十二年（公元前706年），熊通率军攻随(都城在今湖北随州市)，要求随侯向周朝建议，尊其为王。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4 年)，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怒而自立为王，称楚武王，改当年为楚武王三十七年。但在其会合诸侯时，黄（位于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一带）、随不来参加，楚武王遣使前往黄国指责，并亲率军攻打随国。最终，随军溃败，随侯不得不尊熊通为王。之后，楚国又攻打濮地，占据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

楚国称王后，加强了对周边周王朝封国的攻势，以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威胁。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在鄂西，后迁川东) 君遣使至楚，表示想与邓（湖北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邓城）通好。楚武王遂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途中被鄾(邓属邑，今湖北襄樊市东北) 人劫杀。楚国与巴国联兵围鄾，邓国出援时被打败，鄾人被迫逃离属地。

蒲骚之战示意图

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国欲与贰（今湖北广水）、轸（今湖北应安）两国结盟，处于两国之间的郧国（今湖北省安陆市一带）为免受楚国钳制，驻军于蒲骚(郧地，今湖北安陆东南)，联合随、州（今湖北监利）、绞 (今郧县西)、蓼（今河南唐河南）等国，欲合并攻打楚国。楚军乘其他四国军队未至之机，突袭蒲骚，大败郧军，四国军队不敢再出，贰、轸最终与楚订盟。

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楚军出兵攻绞，迫其订城下之盟。次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罗国 (今湖北宜城西)，最终楚军因轻敌被罗与卢戎(蛮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东北) 打败，屈瑕自杀。但此时，楚国已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汉东、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

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国僭号称王，楚武王闻讯欲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出发前病逝军中，楚国秘不发丧，继续出兵临随，大败随军，以楚武王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间，对内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实行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对外多次出兵征战，扩大了楚国疆域。为进一步加强对江汉腹地的统治，楚文王即位后（公元前689年)，决定迁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并据此全力北进。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楚文王想领兵攻打申国（都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向母舅邓侯借道获准，在其攻申回师时，又乘机攻打了邓国，虽未彻底灭掉申、邓两国，但势力已伸入南阳盆地。

楚文王六年（公元前684年），陈(今河南准阳)女息妫出嫁息（今河南息县城西南一带）侯途中，受到蔡(今河南新蔡西南)侯的无礼对待，息侯怒而遣使至楚，请求楚文王佯装攻打息国，待蔡国派兵援息时，再出兵攻蔡。当年秋天，楚文王依计出兵攻蔡，大败蔡军。四年后，楚文王又灭掉息国，虏息妫为夫人，继而率兵直入蔡国，攻占其地。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由此被视作“上国”，为诸侯侧目。在楚国逐渐壮大的同时，齐国也经过改革强大起来，楚文王十一年（公元前679年)，齐恒公开始称霸。次年，楚国出兵灭邓，打通了连接中原的通道。同年，楚国又发兵讨伐郑国，想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

楚文王十四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病逝，他与息妫之子杜敖继位楚王，杜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朝局动荡。杜敖三年（公元前672 年），杜敖同母弟熊頵（即熊恽）在随国帮助下，除掉杜敖代位楚王，是为楚成王。此时，楚成王年幼，楚国政局不稳，遂采取尊周亲诸侯政策，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向外攻伐拓土。

楚成王八年（公元前 664年)，楚国除去了擅权为乱的令尹子元，任用斗子文为令尹，整饬内政，朝局转入平稳。楚成王十三年（公元前659年）至楚成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44年)期间，楚国为与齐国争霸中原，多次出兵攻打位属中原腹地、亲齐的郑国，灭掉与齐国盟好弦国(今河南息县、潢川间)、黄、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等国，将势力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春秋时期封国势力概述

楚成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离世，齐国国势转衰，郑国转而投楚，楚国又开始与实力较强的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争霸。由于宋襄公求霸心切，多次攻伐对周围国家，结果众叛亲离，人心丧尽，而楚国的霸主地位日显。楚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国联合卫、许、滕等小国攻打郑国，以讨伐其从楚，楚成王兴兵攻宋救郑。宋军大败，宋襄公病亡，宋国争霸失败，屈从于楚国。随后，楚国以其亲宋为名攻打陈国，迫使陈国从楚，并灭掉夔国（今湖北秭归东），成为势盛一时的中原霸主。

楚成王三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晋国随后逐渐崛起，影响迅速扩大，原来从楚的宋国等叛楚从晋。宋国也成为楚、晋争夺的焦点。楚成王三十九（公元前633年)，楚国出兵围宋。次年，晋文公亲统大军攻伐曹、卫，以逼迫楚军撤去围困宋国的大军。随后，卫国、鲁国相继背楚附晋。晋国又贿赂齐、秦两国，孤立了楚国。楚、晋双方随后大战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郭城西南)，楚军大败，楚国失去了霸主地位。

楚成王四十六年（公元前626年)，楚成王被太子商臣逼迫自缢而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楚穆王即位后，国内形势基本稳定，晋国却因争立新君频起内乱，实力已不如前。在秦国渐渐崛起后，晋、秦又因争地交恶，相互攻伐不止，楚国遂与秦国结为姻亲国以抗晋。楚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秦军攻打从楚之鄀(下鄀，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为安定西境不予理会，仅让鄀君南迁建新都上鄀(今湖北宜城东南)。此后，楚国移兵东向，灭掉叛楚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以及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次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离世，秦、晋交战不断，楚国趁机势力北上。

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4年)，楚穆王离世，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国与宋、鲁、陈、卫、郑、许等国结盟，楚国前去攻讨，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趁机发动叛乱，楚国无暇北顾，原来从楚的诸国转而从晋。次年，楚国又发生大饥荒，边民纷纷反叛，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高 (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最终，楚庄王采纳蔿贾的建议，亲率兵伐灭掉庸国，慑服群蛮百濮。

内部安定之后，楚国又生北上图霸之志。其时，晋国西抑秦、东制齐，在中原各国中实力最强，但晋灵公为人残暴贪婪，晋国国内统治不稳，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楚庄王六年（公元前608年)，郑国以晋无信为名，叛晋盟楚。不久，陈国国君共公离世，楚庄王没有派人前去吊唁，陈国怒而与晋国结盟。楚庄王遂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国带领宋、陈、卫、曹诸国伐郑以救陈、宋，却败于楚军。楚国在与晋国争霸的过程中，也渐渐占据优势。

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在周定王遣使安抚时，楚庄王故意询问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的大小、轻重，有取周代之之意。其后，楚国连续北上用兵，声威远播。而楚庄王在位期间，以孙叔敖等六人为令尹施政，内平隐患、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外抗强晋，对陈、郑等实行宽容的怀柔政策，楚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其霸业也达到鼎盛时期。

楚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91年），楚庄王离世，年幼的楚共王即位，朝政全靠令尹子重等支撑，楚国霸业也开始衰退。晋国因内忧重重虽一度复强但实力不复以往，至楚共王十一年（公元前580年），楚、晋在激烈争霸的同时，开始试探着和谈。楚共王十二年（公元前579年），楚、晋达成宋西门之盟，暂时缓解了紧张的争霸局势。

楚共王十五年（公元前576年），楚国趁秦、晋交恶作战之机，出军北伐，伐郑攻卫，将许国纳入属下。次年，楚晋在鄢陵发生战争，楚国被击败，北上的势头受到遏制，与晋国争霸过程中常处于劣势。晋悼公离世后，晋国陷入内乱，转而扶持吴国对抗楚国，中原各国也不愿意再战，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在宋国的奔走下，楚晋两国会同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国召开了弭兵之会，决定各国休兵止战，共订盟约。楚国和晋国共为盟主，平分中原霸权，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

郏敖元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之幼子熊麋（即郏敖）继位。楚灵王元年（公元前540年），康王弟王子围绞杀熊麋即位，是为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曾连续两次向吴国大规模用兵却无功而返。楚灵王十年（公元前531年）起，楚国又先后兴兵灭掉陈国、蔡国，再图东进。楚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29年）寒冬，楚国远离都城对吴用兵。但由于连年的战争激化了楚国内部矛盾，此前遭到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等在楚国对吴作战时起兵叛乱，夺取政权。楚灵王众叛亲离，于次年夏天自缢身亡。继任的楚平王即位后改变施政举措，对内“息民五年”，注重“礼”治，对外务求“自完”“以持其世”“不求诸侯”，重新恢复了被楚灵王灭掉的陈、蔡两国，对晋国约会诸侯示威、吴国举兵攻取州来 (今安徽凤台)之举不予理会，坚持与四邻结好以“息民”求发展，楚国政局逐渐平稳。

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深受楚平王信任的佞臣费无极为排除异己，故意离间楚平王与太子建，支持太子建的伍奢及子伍尚被杀，伍奢另一子伍员(字子胥)被迫奔吴，不久投靠了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楚平王十年（公元前519年)秋，吴国见楚国势弱，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再次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司马蒍越率楚军并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阻击，不料子瑕卒于军中，联军大败。楚平王十一年（公元前518年)，楚边邑卑梁女与楚边邑钟离女（一说是小童)为争采桑叶引发边邑争斗，楚、吴两国遂发兵相攻。吴军趁楚军无备，攻破楚、吴边境巢和钟离。而至楚平王十三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离世前，国力一度趋向恢复的楚国，因费无极等佞臣的左右，政局持续陷入动荡不安，对吴战争频频失利，国势进一步衰落下去。

钟离位置示意

楚昭王元年（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昭王初立之机，攻打楚国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 等地。吴公子光则则趁国内空虚刺死吴王僚，继任吴王之位，并以楚旧臣伍子胥为相。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王阖闾接连兴兵伐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 年)，吴国联合蔡、唐大规模伐楚，楚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之战中大败，一路逃至清发 (今汉水支流员水)、雍 (今湖北京山西南)，频频遭遇战败，五战五败，主力尽失。不久，吴军攻破郢都，楚昭王仓皇逃亡。次年，楚国因求得了秦、越两国的援助，吴国势弱退兵，楚昭王才得以返回郢都。

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吴国又大举攻楚，楚国水陆两军失利，疲于应对。楚国君臣为此不安，于是决定迁都离江较远的鄀（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以避开吴国水军袭击，并接受教训，改变政策，休养生息，加强治理。

楚昭王二十年（公元前496 年），吴国兴兵伐越时，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立，外交上和越国交恶，和楚国趋向缓和。而楚国此时的治理也稍见成效，开始向外进取。同年，顿 (今河南项城境)君欲背楚事晋，楚国出兵灭顿。楚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495年)，楚国出兵灭胡 (今安徽阜阳)。次年，楚国又大规模伐蔡，以报其在柏举之战中助吴国伐楚之仇。

楚昭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3 年)，晋国发生范氏、中行氏之乱，无力外争，霸权名存实亡。楚昭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转而图谋北方。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89年) 春，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以与陈有盟之名，亲自领军前往救援，出发前身染重病，让位给王兄公子启（子闾）。在他病逝于行军途中后，楚昭王弟子西、子期迎立楚昭王子熊章（越王勾践女所生) 为王，是为楚惠王。

楚惠王五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迫使伍子胥自杀，又在此后败于越王勾践之手，国力下落。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 六月，吴国攻打楚邑慎 (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之后，白公胜以献战利品为名，领兵入郢作乱，一度劫持楚惠王。陈国趁楚国内乱，想聚粮攻楚。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楚国平定了白公胜之乱后，灭陈为县。次年，巴人攻楚，楚军在鄾地大败巴军，将公孙宁封于析（今河南浙川西北)，开楚国封君之先例。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 ，越国发兵攻楚，楚国为报复越国，率军攻打东夷，势力已东及海。

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于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又灭掉了杞国 (今山东安丘东北)。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

在对外战争屡屡得胜的同时，楚国内部却因为封君制等原因，王权削弱，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与此同时，韩赵魏三晋竞相改革；齐国田氏夺权成功；秦国开始实行“初租禾”，国力大增，力图向外扩张兼并。楚悼王即位（公元前401年）后，楚国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强敌林立，形势紧张。楚悼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 左右，在魏国主持过变法的吴起因受到排挤，被迫奔楚，楚悼王遂重用他主持变法。在吴起主导下，楚国实行法治，削弱封君和贵族的权势，加强训练军队，国力迅速强大，对外北并陈、蔡，南平百越，不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

楚悼王离世后，吴起被杀，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因此，楚肃王执政时期(公元前380一公元前370年)，楚国动荡不安，为稳定统治，采取了休兵息民的政策，对外妥协退让，放弃主动出击。在楚宣、威王统治的四十年间（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29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兼并战争激烈，逐渐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楚国则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伺机兼并，开拓疆域。其中，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 ，楚国灭掉已兼并掉吴国的越国，尽有吴越之地。在此期间，楚国统治日渐强盛，史称宣威盛世。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楚威王离世，楚怀王熊槐即位，魏国发兵攻楚，夺取陉山(今河南漯河东)。同年，魏人张仪入秦为相。此后，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迫魏攻赵，威慑中原诸国，并于楚怀王四年（公元前325年)正式称王。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魏将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楚怀王被选为纵约长，以全面协调行动。结果，五国联军一触即溃。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巴、蜀，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的西南后方。

随着秦国势力东进，楚国在内外政策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排除异己，不图进取，仍恪守传统的亲秦政策。以屈原为代表的革新人士主张整顿吏治，结齐合纵抗秦。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国准备攻打齐国，这时正值楚国结齐，秦相张仪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今丹水流域一带）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国怒而举兵伐秦，结果惨败，失去汉中六百里地，此后又在蓝田(今陕西蓝田)被秦军击败。韩魏趁势出兵南下，攻打至邓(今湖北赛樊北)，楚国被迫割去两城向秦请和。不久后，秦军又兴兵伐楚，攻取了召陵。楚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

此后，秦国为继续东进，想与楚国修好，提出要割让汉中一半的土地与楚国让其与齐国解除盟好关系，在靳尚、郑袖的劝说下，楚怀王“叛(与齐)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但秦国却没有兑现割地承诺。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齐国面临秦国的威胁，想与楚国并力收服韩、魏、燕、赵，然后率领诸合纵抗秦。次年，秦国欲伐韩，遣使重提割让汉中之地与楚。楚国左右观望，最终没有与齐国恢复合纵以抗秦。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楚国接受秦国厚赂，与秦国保持友好关系。

楚怀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3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质向秦求救，秦国率兵救楚，三国军队退去。此后，魏、韩等转而亲秦，而秦国则于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与韩、魏、齐共攻楚，楚军在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大败，韩、魏攻取了楚国宛、叶以北地区。次年，楚国出兵攻韩，秦国援军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攻占了战略位置较为重要的襄城(新城,今河南襄城)。楚国恐惧，遣太子横到齐国为质，与齐结好。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国夺占了楚国八座城邑，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修复关系，楚怀王被迫与秦会盟时被劫持至秦都咸阳软禁。随后，秦国向楚国索要巫、黔中之地，楚国没有听从，决定迎立在齐国为质的太子横回国即位，为此，又不得不向齐割东地五百里。

楚顷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国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西峡) 等十六城。楚顷王三年（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秦，楚、秦绝交。然而，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国迫于强秦压力，不得不又迎娶秦女，与秦结为姻亲之国。此后，秦国势力不断东进，在征服三晋之地后，于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兵出陇西，经由蜀郡，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一带），同时，秦将白起挥师南下，进攻楚国北境的邓城 (今湖北赛樊西北)。楚国被迫割上庸 (今湖北竹溪东南) 及汉水以北地给秦国。同年，楚国为摆脱秦从巴蜀进攻的威胁，举兵攻巴国旧地，占领了积（今四川涪陵东)。

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279年)，秦分兵两路攻楚，楚国之邓、西陵 (今湖北宜昌西北)被占领，别都鄢（位于郢都附近）被秦军引水攻破，数十万将士溺亡，楚军主力受创。次年，楚都郢被攻破，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区)被烧。楚顷襄王被迫退守陈城（今河南淮阳），迁都于此，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并招安割据东地的庄蹻，让他率东地兵通过黔中郡，经沅水，连续攻克且兰 (即，居今贵阳一带)、夜郎(居今贵州西、北部)，西攻至滇池 (今云南昆明南)，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并开辟新的地域。庄蹻在此后为楚国夺取了江南地区的十五邑，恢复了巫、黔中郡的大部分地区。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77年)，楚国夺回的巫、黔中郡再次被秦国攻取。随着秦国权势越来越大，楚国害怕秦国在降服韩、魏等国后再次伐楚，遣左徒黄歇 (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 至秦国，提出秦、楚联合攻打韩、魏、齐等国的策略。之后，楚国与秦国修好，黄歇陪同太子完在秦国为质，楚国暂获安宁，但秦国也从黄歇的言论中获取了具有战略意义兼并六国的方案。

楚考烈王即位（公元前262年）后，令尹、春申君黄歇受赐淮北地十二县独，揽朝政大权，楚国内部封君坐大，结党营私，对外割地事秦。楚考烈王二年（公元前261年），楚国趁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与此同时，秦国不断略地，势逼周王室。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56年），周天子联合各国合纵抗秦，楚国也曾参与，但合纵以失败而告终。同年，周赧王离世，周朝灭亡，秦国势力愈发强盛。

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 255年)，楚国不顾形势发兵攻打鲁国，而秦国则联合韩、魏有意攻打楚国。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 253年)，楚国为避秦、韩、魏兵锋，在令尹黄歇主持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向黄歇的淮北封地靠拢。楚考烈王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国正式灭鲁，并因此与齐结怨。楚考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2年)，秦通过蚕食他国不断略地，建立东郡，威逼关东诸国。楚国遂与赵、魏、韩、燕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结果失败。楚国为避秦国锋芒，于次年迁都于寿春 (今安徽寿县)。

李信伐楚经过示意图

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秦国攻楚，但没有取得成效。同年，秦王嬴政决定采取“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战略顺序伐灭六国。楚王负刍二年（公元前 226），秦国灭掉韩、赵，驱燕至辽东后，派遣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并把攻灭楚国提上日程。次年，秦国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楚军在鄢、郢一带牵制秦军东进，秦军随后会师于城父 (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想一举灭楚。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趁李信轻敌轻进之时，予以突然反击，大败秦军。楚军随后继续西进。

楚王负刍四年（公元前224年），秦国起用王翦为将率六十万大军继续攻打楚国，楚国倾全国兵力抵抗，多次主动出击，然秦军进入陈邑（今河南省淮阳县）、平舆（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一线后便停止前进与楚军相持。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楚军松懈向东撤退，王翦趁势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将项燕拥立昌平君熊启为楚王，在淮河之南继续抗秦。秦军随后攻入寿春，昌平君死，项燕自尽，楚国灭亡。

鬻熊时期，楚人居住在丹阳之地，鬻熊之子熊丽执政后，楚人开始进入睢山之间。西周成王时，熊绎受封， 楚国疆域大致在丹、淅交汇处一带。熊渠以后 ， 楚国开始涉足江汉或江上，向睢山（今湖北南漳西北李庙镇“南条荆山”主峰）、荆山（今河南省灵宝市阌乡南）发展，向西攻打古国庸（今湖北竹山一带），随后又沿汉水而下攻至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内)。

西周中早期楚国疆域示意

楚庄王时期楚国鼎盛，疆域达到最大。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认为，楚国在春秋时吞并了四十二个诸侯，疆域西北至武关（今陕西商州洛南县），东南至昭关（今江南和州含山县北），其北至汝州（今河南汝州），其南至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县之地，惟随州为随国仅存。在楚共王、楚康王时期，楚国与晋国平分中原的霸权，失去了对颖水以北的控制。楚平王以及楚昭王初期，吴国攻入郢都，楚国在江淮间的疆域被吴人占据，汝颖间也被中原小国攻占，丧失殆尽。在楚昭王后期、楚惠王时期，楚国疆域逐渐恢复，并有所拓展，向北达到淮泗之间，向南至六合、扬州一线。

春秋中期后楚国疆域变迁示意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随着当时纷繁复杂的七国兼并而不断发生变迁。北部疆域大致为方城一线以东、淮河以北区域，与韩、魏、齐三国接壤；西部疆域大致为方城一线以西，其地缘关系先为巴，后为秦；南部疆域大致为淮河以南，也包括长江以南的今湖南、江西及江浙一带的部分地区，其地缘关系是先为越国，后为秦国。

其中，楚宣、威二王时期，楚人攻取魏国睢、濊之间（今河南宁陵、睢县以南一带）的土地，楚国疆域随之北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279年)，秦国南下攻楚，楚国西部疆域丧失殆尽，楚都城迁至陈。至此，楚国疆域西与秦、魏接壤，北与魏、齐及泗上诸侯毗邻。西界以今河南太康、西华、上蔡、遂平一线，沿桐柏山脉至今湖北孝感澴水以南至大江与魏、秦相接；北界以今河南太康、柘城、永城、安徽萧县、江苏邳州、山东郯城以东至海一线与魏、齐而邻。楚考烈王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国又灭掉鲁国，北疆东境以今山东曲阜、蒙阴、莒县至海一线与齐交界，以今江苏沛县、安徽萧县及河南永城太康、西华一线与魏为邻。楚国灭亡前，仅据有核心地区。

东迁至陈后的楚国疆域示意

楚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郢都附近及汉水以北地区。为了解决人口分布不均的矛盾和开辟“广虚之地”，楚国曾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迁徙的对象主要是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楚国人口的总体数量没有史料记载。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学者范文澜认为，若按五人一兵约计，楚国在战国时期有人口500万。另有学者采用文献资料与城址面积相结合的方法估算出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比如，马世之曾以齐城临淄的估算指数为标准，估算出楚国郢都纪南城有5.97万户，并以平均每户五口计，认为高峰时期郢都纪南城人口约有30万。蒋刚也以临淄齐故城的人口指数作为参考，以每户5-6 人计，估算出繁荣时期的楚都纪南城约27.6-33.1万人，寿春约44.8-53.8万人。

楚国自建国起，在政治上沿袭周制，有国、野之分。熊渠执政后，楚国逐渐勃兴，政治体制有所发展，但楚国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未能完全脱离原始的氏族社会形态。楚国僭号称王后，以王为中心，建立起了新的中央官制。在王之下设令尹“执一国之柄”，令尹“在上位，以率万民”，内主国事外主战争，集政治、军事、外交及司法等大权于一身，并经久不衰。

在令尹之下，有莫敖、司马、左右司马、柱国等军事职官；司败、左尹、司直、廷理、宰、宰尹、大宰等司法职官；还设有史官、乐官、卜签职官、手工业职官、教育职官等。但司马、左右司马等军政职官与士卒之间并无固定的从属关系，只要楚王认可，其他贵族或官吏同样也能领兵打仗。这些中央职官基本上都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

春秋时期，楚国实行“灭国为县”制度，在灭掉周边小国后，在边地设立“赋皆干乘”的大县。这些县作为地方政权组织，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县设县公、既负责地方行政，又有将兵的权力，由楚王直接任免，均不实行世袭制。

县以下各级地方基层组织至战国时期逐渐齐备。一般在县以下设乡，设乡师负责一乡事务，一乡有多少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乡下设州，州设加公。社是祭祀组织，与里所属的户数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同里不一定同设。里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最低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设里公为行政职官，负责一里之行政，处理里中纠纷。

楚国选官强调爱民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职官，特别是令尹的入选条件和任官准则。此外，各级职官应有强国之术、军事才干，能秉公执法。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职官多从楚王族血统范围之内选取，仅有极少数的异族的贤能之士担任各级职官，且不搞世袭制。楚王对这些职官具有生杀予夺之权。

此外，楚国还设置了考核官员的制度。楚王在战国时期掌握职官的考核大权，通过考核来任免和选拔职官。楚国还于春秋时期开始设置爵位作为官员等级身份的标志，并在战国时期以此来奖励战功。在推行俸禄制度的同时，还会对政绩优异的职官实行增加俸禄的制度，以鼓励他们继续进取。吴起变法时实行对“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并实行“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的奖惩措施。

楚武王时期，楚国开始出现法律，还设置有相应的执行机构及其官员，对不同社会主体如普通百姓、国家机关、国家军队分别适用信、德、刑三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即用信义来安抚和引导百姓，用道德规范来调整和约束官员，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军队。楚国“始通上国”正式步入大国行列后，引中原礼制入法，出现了独立的司法机关，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司法机构，较为重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自楚庄王起，楚王具有超乎法律之上的权力，楚王发布的命令就是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为维护王权和统治，立法活动日趋频繁，法律种类和数量激增，但君臣依旧率先垂范，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楚国法律的形式主要有刑、法、令、命、誓等十一种。刑以刑罚为表现形式，多为军法，为楚国早期的法律形式，楚武王之后，文献之中就很难找到其踪影。法是以刑罚为后盾的的法律形式，具有审判功能、职能，楚国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常性的法，一种是临时性的法。令是君主针对一时之事而以命令形式发布的法律文件，是楚国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命即君主或权臣的命令，多表现为上对下提出的义务性要求，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封闭性、特定性，使用范围较窄。誓主要发布于行军打仗或军事演习的场合，用于勉励和约束从征人员。

楚国的司法机构在春秋时期主要由令尹、廷理和司败组成。战国时期，则主要改由令尹和左尹组成。令尹为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有权亲自参与司法裁决，并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廷理为中央司法职官，职掌刑法，对令尹和楚王直接负责。司败与中原诸国的司寇相同，在春秋时期，司败是楚国中央朝廷执掌刑狱的司法职官，执法的对象均是朝廷高官，直接对楚王负责，是楚王身边的近臣。战国时期的司败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负责具体司法事务的专职司法官吏，只须对各自的行政长官负责，拥有执法权、审讯权。左尹一般由楚王弟弟担任，负责案件复查。凡不服地方政府或部门判决的上诉案件，须呈报给左尹，倘若越过左尹直接上诉于楚王，楚王关于案件的初步处理意见仍须经由左尹下达，并由左尹负责都督和落实。

楚国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已出现公诉与自诉两种起诉形式。一般来说，公诉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自诉主要适用于民事案件，但不仅限于此。公诉即由国家官吏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实行“不告也理”的原则，刑事诉讼是否开始和继续进行，完全由国家官吏决定，而不是主要由被害人决定，但并没有出现专门负责公诉事宜的司法机构。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自诉制度，即受害方当事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司法机构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和官员对此类争议和纠纷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

审判机关在收到起诉材料之后，会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予以立案审理。且楚国要求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向所在地区的同级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否则，即视为越级或违规，案件须发回审理。普通审理程序大致为：首先由当事人陈述；然后根据陈述内容，通知证人到庭，根据实际情况调取并审查核实证据；最后依据所掌握的证据依法作出判决，并制作法律文书。楚国对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作了严格的制度性规定。证据包括书证、人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等，且注意和强调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设计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盟证制度、限制刑讯逼供等制度规范取证流程。

楚国的法律刑无等级，即对所有适用对象一律平等对待，不得偏私；还主张自首从宽、诬告反坐、疑罪从无、共犯加重、罪责自负不连坐等原则。在法律实践中，有刑事时效规定，即刑罚执行权超过法定期限失效，但具体规定不详。楚国刑法还有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为“身高六尺”，即十五岁为常态，五尺以下（即不满十五岁）不负刑事责任。刑事罪名大致可分为危害国家政权罪、危害人身安全罪、侵犯财产罪、侵犯家庭、伦常罪、职务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事犯罪等七大类。刑罚种类繁多、体系完备，行刑手段残酷、野蛮，有“楚多淫刑”之说。死刑就有烹（煮杀）、轘（车裂）、磔、戮（如斩首示众）、炮烙、弃市等残酷手段，且轘刑在死刑中较为普遍。

楚国在军事上，向四方扩张的意识较为强烈，以积极进攻为指导思想，经常采用大幅度甚至是跳跃似的单线挺进式的战略行动。战术上喜好主动出击，善于捕捉战机，讲究将士作战技能，常能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但不善于防守，列阵散乱、防卫疏忽。

中央最高军事长官为令尹，春秋早期以前，莫敖为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既掌政，也主兵。楚成王时设司马取代莫敖而掌管国之军政。司马之下，设左、右司马为副职。战国时代，掌管楚国军政的是上柱国，其位仍在令尹之下。楚国的常任主兵官，战时并不一定是主帅，战时主帅也不一定依官位高下而定。中军为楚主力，地位高于左、右二军。

楚国兵种有车兵、步兵、水兵、骑兵。步卒主要由国人的下层人士和野中庶民组成，但亲军士兵由士担任。在具体战事中，步兵又可分作隶属步兵和建制步兵，其中隶属步兵的步卒和役徒又可与车兵合而为车战兵。军队无严格编制，战争序列复杂。到战国时用骑兵，兴步战，将军以下的序列难辨。

在楚国建立之初，向周朝称臣、进献贡品，且政治地位较低。周昭王为政后期，楚国生不臣之心，遭到周朝多次军事打击，因周昭王溺水身亡才得以喘息。之后，楚国君熊渠公然以天子自居，想与周王室对抗，但在周厉王时，为避其锋芒，不得不自除王位，继续向周朝臣服。进入东周后，楚国僭号称王，与周朝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楚庄王时兵逼洛邑，问鼎中原，周朝对其也无可奈何。

楚国勃兴后，周朝为防范楚国的扩张，在其周朝设置汉阳诸姬。此时，楚国正处于奠基阶段之初，对外以德信与武力兼用、打击与争取并行，因势制宜进行扩张，灭掉了诸姬中的权国。对于郧国等，楚国以争取为主，曾与其君主结为姻亲。楚国称王后，迫使随国臣服，在蒲骚大战中打败郧军，灭掉了追随郧国的绞、州、蓼、罗等国。对于贰、轸，楚国则派大夫屈瑕与之订立同盟关系。慑服了诸姬，此后，随国与楚国的关系密切。

楚文王时期，楚国灭掉了汉阳诸姬中最大的蔡国和息国，“汉阳诸姬”愈难防御楚国的扩张势力。此后，汉阳诸姬采取上贡与贿赂、政治联姻、结盟、委质与附庸等生存策略，与楚国的交往中一直处于劣势，但也延迟了楚等大国扩张进度。

楚国建立之初，被中国列国视作蛮夷小国。楚国始通上国、进入中原争霸后，外交上以谈判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威慑与德绥兼济，多次攻打中原腹心的郑国，在争霸中先后胜过齐国、宋国，并和晋国长期竞争，为此，楚成王时期，还和秦国缔结姻亲关系。楚康王时期，楚国与晋平分霸权，接受其他诸侯国的朝贡。楚灵王时期，楚国北上、东进，攻打吴国，灭掉陈国、蔡国，但和越国的关系较为和缓。楚平王起，又多次与东边的吴国发生争斗，而吴国于楚昭王执政初期攻破郢都，几乎灭掉楚国。

楚惠王时期，楚国、越国逐渐强大，吴国势弱，越国与楚国交恶。楚威王时期，楚国全据吴越之地。楚怀王即位后，楚国在与齐交好、与秦交好的外交策略间摇摆，最终背齐从秦。与秦国的交往中处于劣势，最终被秦国所灭。

楚国建立之初，适用周朝的井田制，以公田所获为赋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井田制逐渐没落，楚国赋税主要以田赋、户口税、山泽税以及贡赋等为主。在赋税征收上，于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之后量入修赋，比较繁重。

田赋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作为征集赋税的依据，按山林、薮泽、京陵、淳卤、疆潦、偃猪、原防、隰皋、衍沃九种不同土地，定出赋税品差按照耕地面积进行征税。此赋税包括军备和军役在内，即要折算成车、马、甲士、卒、甲之数，可称作“军赋”。

贡赋是指弱国和小国向楚国进贡麋鹿皮、虎豹皮、丝织品、马和玉等贡品，对此，楚国的索取较为苛重。据史料记载楚国有户口税，即按人和按户为单位征收赋税。此外，从山林池泽之利中收取赋税是楚国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户口税、山林池泽之利的税额与征收办法等详情没有记载。在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后，关市税成为楚国赋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楚国建立之初，即便是在占据了青铜冶铸中心后，农业并不发达，生产工具也未出现青铜制品。春秋时期，楚国农业有较大的发展。用于农业生产的破土工具镬、收割工具镰等大量出现。楚人重视田间地头的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主要耕作方式为火耕与水耨。农作物有粟、水稻、稷、麦、豆、麻等，并且还形成“南稻北粟”的混作区。其兴修水利工程的主要用意在于防洪，或军事，其次才是灌溉。楚庄王时期，孙叔敖曾主持修筑了用以蓄水的“陂”，此外楚国还修筑了用以排灌的工程木渠等。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农田水利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楚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发展，粮食储蓄量大，已将某些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区建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较为发达，设有一大批“工官”来担任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指导的角色，某些身份较低的官吏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其中，工尹是管理百工的长官，三代以来习称司空。工佐为工尹副职。司徒不仅为管理工奴的总监，还兼掌城建和器服制造之事。

楚国主要的手工业有纺织、冶金、木工、漆工、皮革、煮盐等。在春秋初期，“男耕女织”已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现象，养蚕、缫丝、治麻葛、纺织布帛，是每家农妇的日常工作。随着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经济，纺织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纺织品花样繁多，现今出土的楚国丝织物上出现过五种花纹的织饰。

楚国的铜矿资源丰富，青铜业较为发达，规模庞大。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鼎、敦、壶、镜、带钩等礼器和生活用器，以及剑、戈、戈樽、矛、矛镦、弩机、镞等兵器。楚国早期已能铸造成组编钟。

铁器铸造和锻制也相当发达，其制作工艺上，可铸造“白口生铁”和低碳软钢。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了一把春秋晚期的钢剑，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把钢剑，至今看来尚极锋利。经检验，这把剑为含碳约05%的中碳钢制成经过反复锻打而成，层次有七至九层，并经过高温退火处理。

根据楚墓出土文物发现，楚国漆器有生活用具、家用器具、葬具、兵器、车马附件和乐器等。另有屏风、兵器架、车粮、编钟架、编罄架、彩绘虎座鸟鼓架、单虎鼓座、瑟、镇墓兽等漆木器，装饰手法除彩绘外，还使用了金箔贴花技术，漆工艺和装饰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楚国重视商业，有巨商富贾如鄂君启等，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一次可出动商船150艘，或货车50辆，或驮载货物的马牛500匹，或挑背负的脚夫一千人，往返经商。商业贸易的场所称为市，市场上有供货物囤放邸舍。商业发达，主要城市有郢都、鄢、宛、城阳、陈、上蔡、下蔡、寿春等。商品较多，出产的木材有长松、文梓、梗兰等，出产的野兽有犀、兕、麋鹿(产地主要是云梦泽)、象和齿(象牙)、革(犀牛的皮)等产品。矿产有黄金、铜、锡等，水产有鱼鳖之类。

楚国是称量货币最流行的国家，有金版、银版、金饼、龟背金、铜贝、布币等。金版多作方形薄片，其上加盖印记，以“郢爰”（爰为计量单位）为主，也有“陈爰”“颖爰”等。银版和金版类同，出产过“郢爰”。现今出土的金饼有四种，第一种为扁平饼，重179克；第二种为圆形平底，上部球面，重258.9克；第三种为圆形底平，上凹，重 254.64克；第四种为椭圆形，作周璧上收、内空的马蹄形，其四分之一重 69 克。金饼也是切碎后可使用的称量货币。

楚国铜贝

龟背金形状为不规则的拱桥形，重量为250—437克之间，大多为250—270克。其重量不固定，或仍是一种称量货币。铜贝俗名又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有小孔，其上有铸文字，重量一般为2.5一3.5克，最轻者为0.6克，最重可达4.2克。为方便和中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楚国也铸行布钱。一种叫“殊布当釿”的布钱，背面有“十货”二字，重量为31一37克。又一种叫“四布当釿”，重量为7.5克左右。这两种布钱，形状均作平首、平肩、平足、方档，首部有一圆孔。一枚“殊布当釿”钱等于四枚“四布当釿”，又等于十贝。此外，楚国还铸有银布币，分为长型、中长型、短型三种。

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春秋时期楚国正式设立了太史与左史，较为有名的楚国史官为世世代代担任左史的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楚国在史官将大事写在策上，小事写在简上，而收策简的档案机构称为“平府”。在记载史事的基础上，楚国也曾经编修过史书《梼杌》，但已经失传。现流传的《楚史梼杌》系后人作。

楚国早期的文学受巫文化影响，主要以口头文学神话为主。进入春秋时期后，楚国与中原地区联系越来越多，在中原礼乐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楚歌。比如《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所收的歌谣，多为江汉流域的民歌。战国时期，散文蓬勃发展，楚国贵族卿大夫和中原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时，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示高雅和博学多闻。在上层社会的倡导下，楚文学随之繁盛，出现了以《庄子》为代表的散文，形成了音乐性强且语言较为精准的楚辞体。

《庄子》中寓言喻理的故事较多，又饱含哲理、语言独特，不仅是散文作品，更是哲学著作。楚辞相传是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的一种新的骚体诗歌。西汉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楚辞》，《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是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其中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它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将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楚辞也因此被称作“骚”。

现已被发现的最早的楚国文字是西周中晚期的铭文。这些铭文多出现在金属制品上，与华夏文字相类，但较为扭曲波折，为“虫篆”的雏型。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文字艺术化，是“鸟篆”的起源。战国后，楚人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毛笔，文字载体也开始转变成为竹简与布帛。早在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书。帛书共948字(缺94字)，有《四时》《天象》《月忌》三篇，是中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

曾侯乙石铜鼎铭文

楚国哲学以道家为主流，较为流行的哲学思想为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以先王鬻熊、老子、庄子为代表。鬻熊为道家思想先驱，他提倡王道，认为兴国要用“贤佐”；明确提出“天地辟而万物生”的观点；认为宇宙是运动的，万物随宇宙运动而变化，曾作《鬻子》，但已散佚。春秋晚期的老子首先认为“道法自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且在事物中循环往复不断运动变化。世间万物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并遵循道的发展规律。此外，他还提出“物极必反”，认为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事物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逾越限度，转化到对立面去。其代表作为《道德经》。

战国时期，原属宋人的庄子属楚，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否认世界有神的主宰，并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即道，道即我。同时，他认为主观精神的道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死生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指出客观事物的变化，是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并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此外，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提倡回到“浑沌”世界去，要求恢复“素朴”，人人平等，向往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其代表作为《庄子》。

春秋时期，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而楚国音乐经过发展已经“八音”俱全，分属“八音”的八类乐器有土、木、金、石、革、丝、匏、竹，其中金、石、革、丝、匏、竹六类已经被发掘。乐器主要有钟、磬、鼓、瑟、竽、排箫等。楚人较喜好钟，将其视作政权标识，用来制作礼乐。楚国的王公贵族常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的显赫身世和文化素养。如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具有 12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瑟，旋宫能力达六宫以上，可以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楚国的统治者常举行奢乐活动，并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活动场所——章华台。

楚国的乐舞可分为民间祭乐舞、宫廷乐舞两大类，其中民间祭祀乐舞带有较强的社会功能性，主要是为了祭祀鬼神，宫廷乐舞则主要供统治者宴饮享乐之用。楚国盛行巫舞，楚乐舞有着鲜明的巫乐的特点，总是有歌有舞并有乐器伴奏的，且在整体风格上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婉曲流动、富于浪漫色彩并带有巫风的神秘色彩。如战国时代的《激楚》《结风》等。受此影响楚国涌现出大量的民歌如《召南·江南汜》等，出现了成连、伯牙、瓠巴等民间音乐艺术家。楚国乐舞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以使舞蹈上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来看，楚国绘画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绘画手法大致分为线描、平涂和针刺等。出土于战国时期楚墓中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中国古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两幅帛画，被称作“早期国画的双璧”。楚国的壁画以宗教神话为题材，而且大多内容丰富。屈原的《天问》描写了丰富的壁画内容，有天象图及天上神怪、大地图像、远古传说及历史人物等。楚国漆画多出现在棺椁、乐器以及日用器物上，是春秋战国时期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漆画色彩鲜明，搭配巧妙，禽兽神怪和人物的造型都夸张而生动，画面一般不大，多用于装饰。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

人物御龙帛画

楚国雕刻艺术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木雕，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木雕镇墓兽，它们具体形象不同，但一般都由底座、兽头、双角三个部分组成，底座底部呈方形，面呈梯形，上有浮雕及彩绘花纹；兽头多为虎形、瞪眼、张口、面目凶恶，也有的作勾状蛟龙或人首蛇身；头顶上都有一双角或长或短，或繁或简，左右对称。楚国木雕代表作为1965年于江陵纪南城西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

彩绘木雕座屏

楚国宗教中既有中原因素影响下的占卜、神灵崇拜和社稷礼制，也包含了南方因素影响下的太阳鸟祝融崇拜和鬼神崇拜。而其祭祀也主要以山川、神灵和祖先为主。

祭祀山川称为望祭或望祀，楚人往往把山与川分开祭祀，且因楚国发源于大川之间，又为山所阻，历代有重川轻山的观念。春秋以至战国中期,若祭祀在本国境内举行，楚人通常只祭本土的大川，绝少祭名山。在决定重大事情之前，楚人一般会举行祭川仪式。及至战国晚期，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楚人的祭祀观念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改变。战国末年，楚人在本土祭祀本国之山已渐成定制。但在异国境内，楚人则既祀名山，又祭大川。

楚人祭祀的神祗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和司命等，大致可划为三类，即楚人之神、北方诸夏之神和南方夷越之神。其中，楚人之神主要有风伯、雨师、日御、月御、山神、水神、厉神、司祸、地宇、土伯、东城夫人等。北方诸夏之神有高辛、轩辕、海若、河伯、宓妃等，南方夷越之神有湘君、湘夫人等。

楚国为证明自己是黄帝、祝融的后裔，是诸夏之一，较为重视祖先崇拜，且将鬻熊视作开国之神和祝融一起祭祀。除了祝融和鬻熊外，楚人还祭祀其他的先王，打了大胜仗后，常祭祀祖先，汇报战绩。外出履行军国大事，先到祖、父之庙行祭祀之礼，以求得他们在天之灵的襄助。他们把宗庙看得同社稷一样重要，国都临时迁徙，首先移走宗庙里祖先的遗像和牌位。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科技有了较大发展。铜器生产从采掘冶炼到铸造、焊接，均已领先于当时的诸侯各国，有分范铸造、失蜡法、镶铸法等先进的铸造技艺，能制作出锋利的青铜剑，发明了可以连发箭镞的铜弩机，戈、矛戟等长柄青铜兵器逐渐得到改进等。楚人是中国最早使用铁器者。现存中国出土的早期铸铁制品几乎全来自楚墓，楚国属地宛盛产的铁器，冶炼的技术较高，很早就开始使用精密复式机械。如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螺旋形凹槽玉环，凹槽均匀和精密度强，或是由机械加工而来。

楚国的凿井技术、井灌技术也已经相当发达，有陶井、木井、柳条井、圈井等，农民已经开始运用桔杆汲水浇灌园圃。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使用截引河水的工程技术，引期思之水入雩娄之野，构成一条主干渠，为大面积发展水田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战国晚期，楚人子思主持兴建的另一大型水利工程芍陂。而楚国农业的发展造就了诸子百家中农家的诞生，催育出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神农》。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颁行夏正十月为年首历法，在民间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家。官职中设有太史和卜尹，负责天象观测和天文研究。从高辛氏到战国时代的十四名天文学家中，楚国占了两名即甘德和唐昧。其中，甘德通过对恒星和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运行规律的观测和研究，编制了恒星表和五星会合周期表，而五星会合的周期与现代测定值差距甚微。如木星的会合周期现代测定值是398.884日，甘德测定是400日。甘德还通过观测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小赤星，比意大利物理学家伽里略和德国天文学家麦依耳早了近2000年。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岁星经》和《天文星占》两部专著。而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精通历术，明于推步，在其文学作品中，通晓太岁纪年、干支纪年等传统纪年技术，对“观象授时”和星宿分野方面的知识理解透彻，运用自如。

楚国还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算筹的地区之一，数学著作《算数书》包括近百个算术、几何的实用算题，为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渊源之一。楚国还应用筹算技术，进行了大量设计农田水利设计，还拥有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衡量器具，如铜盘天平，铜砝码等。

楚国除楚族外，在春秋之后，又并入了东夷、西戎、南蛮、越等族。东夷是指中国古代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各族人民，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及东至海的广阔地区。入春秋后，楚国北拓东进，征服和灭亡了东方诸国，将他们并为楚国的一部分。东夷之中历史悠久、国力较强的是徐国（赢姓，今江苏泗洪南)，东夷之族较楚国文化水平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和楚国相互融合后，促进了楚族的发展。

楚国在北上争霸过程中，还征服灭亡众多西戎之国。有戎蛮、阴戎、鄀、姜戎等。楚国内部的南蛮族有百濮、巴人、卢戎、戎、罗、庸、蛮等。其中卢戎居地在今湖北南漳东北，戎为居住在山区的蛮人，罗居住在今湖北宜城西，庸人在今湖北竹山西南。而越族原居住在扬越，西周后期，遭到熊渠打击后，活动在今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一带，约于春秋中期建立越国。战国时期，越国灭吴，活动在江淮以东。楚威王时，楚兴兵灭越，越族散处在今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统称“百越”。

楚服衣裳形制较中原服装短 ，鞋底加木垫防水，即屐屦，服制上追求华丽 ，色彩多样，有黄、红、紫、蓝、绿、褐、棕、黑等，较为偏爱红色；纹饰较多，多以以人物、动物、植物为体裁。楚国贵族服装一般还会佩有香囊、佩带、珠玉等装饰品。楚国妇女还注重化妆 ，常傅粉于面、涂朱于唇、点 黛于眉、穿环于耳 。

楚国服饰上的舞人纹

帝王、贵族祭祀、朝聘服冕，兵事、田猎、凶事服弁，冠为男子身份地位的象征，楚人还会根据喜好制作精美的冠，以南冠最为普遍。服饰以衣裳连属式的深衣为主，以用料以及配饰来体现等级差别。女性身份等级越高，深衣缠绕的层数也就越多。单衣是与绵袍款式相似的深衣款服式，区别是没有衣里，领缘、袖缘、襟缘及摆缘处都会用锦、绦一类较为厚重的面料包边。下裳款式主要有单裙、绵袴两种。单裙为楚地贵族男女通用的日常穿搭服装，一般由多幅裁剪为梯形的面料合成，摆缘镶有较宽的缘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