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由孔门弟子辑录和编纂而成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是先秦时代儒家学派经典著作，儒家“四书”之一。现存全书二十篇，共四百九十二章，15900余字。

《论语》书名的来历及其含义历来莫衷一是。当前主流的观点是“编纂”说，即《论语》书名含义为“对孔子及其弟子们话语的编纂”。这一主张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继承的刘歆《七略》的观点：“《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这里的“论”意为“编纂”，“语”指“话语”。由于班说义理周备，颇得其要，故此种解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伦理”说。刘熙、刘勰主之。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论语》纪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依据这一种观点，“论”通“伦”，也就是说意为“有条理、有秩序地叙述”。

“多义”说。南朝梁代皇侃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音和义两个层面提出了“论”同时具备“伦”、“纶”和“论”等多重含义的观点。这得到了其后陆德明和宋代邢昺的继承和发展。其中邢昺《论语注疏》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这种观点是对历代多种不同看法的综合。

“选择”说。今人刘义钦、李雁等认为“论”在秦汉时经常有“选择”的含义，不仅指编纂书籍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还表示剔除重复的部分，并选择精要的内容。由此阐释《论语》书名的含义为“选纂的孔子言语”或者“经过选择整理的对话录”。但反对者则认为《论语》很难说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体例进行了编纂。

《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书名含义的“编纂”说，实际上也指出定名时间基本与成书时间相同。近年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最早出现《论语》名称的《礼记·坊记》出自子思所著《子思子》，由此推断《论语》最迟在先秦时期子思时就已经确定了名称。目前这种说法成为主流。

《论语》书名确定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来自王充《论衡·正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前此亦不得有《论语》之名。”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是先秦及汉初文献中很少见到“论语”这一名称，并且汉代多用“论”、“传”、“语”、“记”等称谓。定名时间又有秦汉之间，汉代乃至汉后正式确立等不同说法。

春秋时期中国从天下共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逐渐演变成战争不断，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促使各国开始先后变法图强，大量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观点的学者及其学派纷纷涌现，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推崇周礼，提倡仁政的儒家学派。这一时期，各国统治者与“诸子百家”之间进行双向选择，这推动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有利于儒、道等各学派继承和发展前代的思想文化资源，促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的形成。

学术自由的时代环境一方面保证了孔子及其弟子能够在保障人身安全和自由的前提下发表观点和批评时政，而这正是《论语》能够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被批判的当权者或者其他学派同样能够自由地批判孔子及其弟子门人的观点，从而实现学术上百花齐放、相互促进。与此同时，儒家师徒之间、弟子之间的相互论辩，则构成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内容都在《论语》中有所反映。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论语》得以诞生，并且使其思想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论语》编纂者是谁自古以来就莫衷一是，大致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一、孔子众弟子编定说。这一说法从汉代以来就较为常见，比如说何晏的《论语集解序》中引刘向语：“汉中鱼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的《论衡》卷二八《正说》篇中也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后来郑玄、陆九渊、刘宝楠等学者更进一步将《论语》的编者推及仲弓、子游、子夏等。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附录《郑玄论语序逸文》的注文中指出：“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此外还有子贡、子张和曾参等说法。

二、孔子再传弟子编定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最早提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具体又分别有曾子、有子、闵子骞和冉有的弟子等说法。较为一致的是学者柳宗元、程颐、梁启超等依据孔子诸弟子中曾子最为年少，且《论语》一书中凡见曾参处，往往称其为“子”，待遇高于孔门其他弟子，都认为曾子的弟子参与结集。

三、子思说。今人唐明贵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论语》由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的观点。持这一观点者认为，从对郭店楚简及上海博物馆竹简等出土文献研究来看，子思作为孔子的后人和曾子的弟子，他的作品中已经明确引述了《论语》，可见最晚在他的年代《论语》就已经结集成书。研究者蒋焕芹根据子思大约于公元前402年去世，又参考《论语》记事最迟到公元前429年鲁悼公之丧，推测《论语》结集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四二九年到公元前四零二年之间。

四、汉人编定说。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他以对《论语》定名时间的判断推断其为汉人编定，但与汉初以来陆贾、贾谊等人都以别名引用过《论语》的事实不符。

一般而言，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论语》的形成至少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孔子去世以后，虽然并未编定成书，但他的弟子已经开始对他的言行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第二阶段是孔子再传弟子时，他们出于儒家学派发展的需要，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材料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加以讨论辨别，按照“正实而切事者”的标准，择取材料中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内容，最终编定了最初版本的《论语》。

《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加以记录和汇编形成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其内容包含政治理念、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社会人文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本计二十篇，每篇取篇首二、三字为名，每篇分为若干章，共计四百九十二章。全书基本采用问答的形式，其中约四百四十四章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及同代人的对话，也有四十八章记录了孔门弟子间的对谈。又可以分为《上论》和《下论》两个部分。《上论》十篇，着重记载孔子的思想理念和言行举止；《下论》十篇，主要记录孔子与他的部分弟子，以及孔子和同时代其他人物之间交往和对谈内容。其中第一篇《学而》是《上论》部分的关键，开篇就概括性地述说孔子核心思想，《下论》则以《先进》篇最为重要，引孔门弟子中“四科十哲”为代表的重要弟子。

其篇次及每篇的主要内容如下：

《论语》作为反映早期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经典，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都在该书中最早明确提出并得到阐释。

多数学者认为“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据学者统计，“仁”字共在《论语》的五十八个章节中出现约一百零九次，但由于其含义宽泛且多变，孔子也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正是因为孔子对“仁”含义表述多样性和模糊性，历代学者往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和发挥“仁”的意义。大体而言可以概况为几个层面。

首先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道德规范，其以“爱人”为内涵，以孝、悌、忠、恕为外延。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其次可以指向君子的品格，包含“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等品格，最终指向“仁者”的理想人格。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同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进而“仁”也指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实现方式为“克己复礼”乃至于“杀身成仁”，最终实现社会层面的“天下归仁”。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另外，“仁”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以仁爱的原则爱护百姓，博施济众，以求治天下。在这一基础上，孟子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出以“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仁政”学说，对孔子仁学德治思想的有所超越。

在《论语》中，“礼”也是《论语》中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仅次于“仁”。据统计，《论语》共七十四次提到“礼”，但同样没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只强调要“执礼”（《述而》），“立于礼”（《泰伯》），“不知礼，无以立”（《尧日》），“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等等。此外，《论语》中时常可见孔子对当时违反“礼”的诸种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大体而言，《论语》所说的礼，不仅指向礼貌、礼仪、礼节，更广泛地涵盖了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规范，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礼是一种约束，孔子重礼

“孝”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也频繁出现，特别是在《里仁》、《为政》诸篇。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等等。它不仅是礼的规范，也是仁的根本，由此儒家还引申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法观念和社会伦理关系，形成注重三纲五常的礼教，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

百善孝为先

《论语》中的“天”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大自然，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指向有人格意志的神，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等等。尽管孔子对鬼神是持“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的怀疑态度，但同时他却笃信“天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并且孔子将“知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君子的标准之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孔子也自述其“五十而知天命”（《述而》）。

大自然按照某种规律运行

《论语》以“中庸”为核心方法论，是孔子“仁”、“礼”等思想能够实现的重要保证，并且在其思想体系中做到了一以贯之。孔子的“中庸”思想来自他对天道的体认，并将其应用于人道之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一思想要求守正持中，本质上是以“天道尚中”为标准来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其对“知”与“仁”的辩证关系中，也体现在孔子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里，对现代社会中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和谐与统一有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最早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是中国最早也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论语》中大量展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原则、育人方法乃至教学实例，论述非常精妙和丰富，历来受人重视。这大体包括求学和教学两个方面。

《论语》第一篇就强调“学”是实现“仁”的必要途径。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在学习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广泛地向他人学习，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并做到“不耻下问”（《公冶长》）。在教学方针上，他兴办私学教育，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并做到“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孔子先进的教学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他表达对学与教的态度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他指出学与思的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方法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其他还有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温故而知新”（同上）；“过则勿惮改”（《子罕》）等等。

孔子教学，万世传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动荡，西汉时期先秦的文献典籍散失严重，《论语》的抄本也曾一度失传。“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论语》复现时就产生了篇章文字都有所差异的不同版本。《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三种最主要的传本，即《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其中，《鲁论》和《齐论》属于今文，《古论》属古文。各本篇次、文字也不尽相同，各有师承。此外有据可查的还有《燕论语》《河间论》和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等。

《鲁论语》有二十篇，其内容编次和现行版本一致。因为流传于鲁地，鲁人所学所传的一个版本，故被命名为《鲁论语》。西汉时传者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等（《汉书·艺文志》）。《鲁论》出现的时间在历代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根据其传者活跃的时代大致推测《鲁论语》的出现时间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

《齐论语》有二十二篇，比现行版本多出《知道》《问王》二篇。除此之外，共有的二十篇中，也多出不少与玄学相关的章句内容。因为是齐人所传，流行于齐地的一个《论语》的本子，故得名。西汉传者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汉书·艺文志》）其出现的时间也未见记载，从史书记载的传习者的生活时间推测，也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

《古论语》有二十一篇，和《鲁论语》一样无《知道》篇和《问王》篇。并且，除了将《尧曰》篇的“子张问”以下半篇拆出，篇目基本和《鲁论语》一样。何晏《论语集解序》：“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学者蒋焕芹综合史料考证认为，《古论语》是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时从孔壁中发现。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早年学习《鲁论》，壮年后从学于《齐论》名家，后来又参考当时治《论》六家学说，晚年整合考订了《鲁》《齐》和《古》三种，并且剔除了《齐论语》中的《知道》《问王》篇，以《鲁论》为主，编成了《张侯论》。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后学者皆从之。随着《张侯论》后来被列入学官成为标准教材，三《论》原貌也渐渐失传。

由于汉朝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尊孔重儒的措施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作为研究孔子及儒家的基本经典之一，《论语》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加以《论语》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论语》不断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即“《论语》学”。

《论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论语》名称的来历及意义，《论语》的编者问题、结集时间、文本流变、篇章结构、历代注本、社会地位及海内外影响等，也广泛涉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辨伪、学派风气和《论语》学发展阶段等等。《论语》学作为中国“经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西汉，在历代不断发展，近代由梁启超首先加以概括命名，此后周予同和杜松柏等学者也沿用并加以展开。历代对《论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注释的方式开展和流传的，因此以下将《论语》学发展历程与注本情况整合介绍。

两汉时期是《论语》学的形成期，主要是完成了《论语》版本的整理和定型。西汉张禹编定《张侯论》在当时成为标准读本，这为《论语》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在统一的《论语》文本的基础上，对《论语》的诠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汉末年，郑玄在《张侯论》的基础上，结合《齐论》和《古论》，写成了《论语》的第一部重要注本，即《论语郑氏注》，简称《论语注》。这标志着汉代以来对《论语》进行文本整合和定本工作的正式完成。该书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读书人学习《论语》的基础文本，直到北宋时亡佚。

现存唐卷子本三种，分别是吐鲁番古墓出土的《论语郑玄注》残卷，《论语·子路篇残卷》（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四篇（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历代也有多种辑佚本，现存包括《古文论语》二卷附录一卷（宋王应麟辑。收入清光绪十年序、巴陵方氏刊《碧琳琅馆丛书》）、《论语注》一卷（清王谟辑。收入清嘉庆三年金溪王氏刊《汉魏遗书钞》）、《论语注》十卷（清袁钧辑，收入《郑氏佚书》，有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本、四明观稼楼刊本）和《论语注》十卷（清孔广林辑，收入清光绪十六年山东书局刊《通德遗书所见录》）等共九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论语》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虽然受佛道影响，玄学兴盛，但《论语》学却在儒家学者的援引佛、道解经的努力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除了表现在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和注解体例的变革上，更体现在研究论语的专著数量大量增加，特别是两种重要注本的出现。其一是《论语集解》十卷，魏何晏等撰。何晏在“援老入儒”的同时兼采各家，在书中汇集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八位大儒的学说。《论语集解》吸收了汉末学者解经的优点和特色，对后来的皇侃、陆德明、邢昺和朱熹等注《论语》有直接的影响。但宋代以后该书亡佚，直到近代学者、藏书家叶德辉从日本买回了正平《论语集解》本，中国国内才重新看到。

该书今见于《十三经古注》《四部丛刊·经部》和《古逸丛书》等中。其二是《论语义疏》，即《论语集解义疏》十卷，南朝梁皇侃撰。皇侃在将《论语集解》作为底本的基础上，结合包括东晋江熙所著《论语集解》中汇集的郭象、李充、范宁等十三家之说在内的大量前人成果，兼及佛道，完成了这部集当时《论语》学之大成的著作，影响深远。南宋该书亡佚后，直到清乾隆年间才从日本辗转回到中国，经藏书家鲍廷博校订后抄入《四库全书》并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之中。此外还可见于《古经解汇函》丛书等。

隋唐时期是《论语》学的中衰期。这一时期统治者在统一政治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思想和学术的控制，于是通过钦定《五经正义》和举行科举考试垄断了经典的解释，时人不再务求新说，这也导致了《论语》学的衰弱。这一时期的重要注本有：一、陆德明《论语音义》，该书虽未出汉儒窠臼，但从音和义两个方面总结了汉魏以降的《论语》学研究成果，收入清人黄丕烈校刊《士礼居黄氏丛书》第三十六册；二、韩愈、李翱《论语笔解》，该书纠正了汉儒解经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有疑经改注的做法，现存《四库全书》本。

宋元时期是《论语》研究的复盛期。这一时期作为封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随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变局，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于是许多大儒和学者开始著书立说，又一次兴起治经的风潮。但和前代注经有所不同，他们普遍注重发挥义理，试图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解释，从而实现儒学的复兴。北宋时不仅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合称为“四书”，《论语》相关的论著和注书也大量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

《论语注疏》二十卷。咸平二年，邢昺奉宋真宗的诏令改定《论语义疏》，于是在何晏注和陆德明音义的基础上作疏，以作为官方教材。他在删去原书中的一些枝蔓，并增补了大儒治经的新成果，还增加了对《论语》内容的义理论说和阐释，从而开创了宋代儒者以义理阐释经文的先河。与此同时，该书在章句训诂名物方面也较为详细。该书现存南宋蜀刻大字本、绍熙浙东庾司刻元明递修本《论语注疏解经》、明万历十四年北监刊本《论语注疏解经》、清光绪玉海堂覆刻元本、《四库全书》本、阮元刻《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和1957年中华书局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等。

《论语集注》十卷。南宋朱熹作包含《论语》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成为科考基本内容。朱熹一方面吸取前代的汉魏古注为基础，同时又汇集了宋代学者阐释《论语》的新观点，还保留了历代疑说，特别是注重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从而融汇了注音、训诂、考据、义理等四个方面的《论语》学成果。正因如此，《论语集注》成为《论语》研究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该书现存重要版本有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递修本、元至正二十年武林沈氏尚德堂本、明初司礼监刻本、山东海源阁藏明版朱墨套印本、明嘉靖广东崇正堂刻本、南康府六老堂刊本、清康熙内府仿宋大字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现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等。

清代是《论语》学的总结期。由于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这一时期《论语》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代表注本有刘宝楠父子所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该书以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兼有汉代以来各个时期直至近世学者研究《论语》的优点，并且汇编了清代学人《论语》考释的新成果。其正义不仅能够透彻地指出《论语》要旨，还往往能够纠正此前学说的错漏之处，晚清文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赞其“博取众说，详而有要，足以并传。”可以说是清代《论语》注本中最为完备的一种。该书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四种古注群义汇解》，此外还有《诸子集成》本。

晚清民国以来是《论语》学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论语》学在清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五十到八十年代以港台为多，八十年代以后内地《论语》学也恢复并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研究《论语》的论文和专著，也有不少重要注本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四种。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四十卷，全书一百二十万字，该书引录典籍六百八十多种，做到了不分门户，广摘博采。与此同时取舍谨严，博而不滥，体例周备，疏解详明，集古今《论语》注疏大成，堪称迄今为止最为精审、最为详尽的《论语》注释书，也是迄今为止研究《论语》最权威的一部专著。有中华书局1982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杨树达撰《论语疏证》二十卷，引书约七十种，汇集了三国以前古籍中引用《论语》或与《论语》相关的资料，并附以于《论语》对应章句之下，在难以理解或有争议处又作按语加以辨析和说明。主旨是以材料互证的方式，疏通《论语》的古义，进而考订是非，解释疑窦，发明孔子学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杨伯峻撰《论语译注》，全书包含前言、原文、注释、白话译文和余论等部分，还附有《论语辞典》。自1958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该书又经过中华书局多次再版，流传广泛，影响颇大。该书《导言》部分对孔子生平、思想和贡献，《论语》的命名、作者和时代，《论语》历代传本和注本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和说明，和正文的译注一起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一家之言。

钱穆撰《论语新解》，分为上下编共二十篇。该书以篇次为序，又分为若干章，先对原文注释、解析，再解说要旨并白话试译，其解说《论语》平实而有新义，在港台及海外较流行。有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

《论语》作为一部经过编选辑纂的语录体著作，其内容有“正实而切事”（孔安国《家语后序》）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孔子后学编撰《论语》时选取材料的标准。其中“正实”主要表现在语言层面，大意是指《论语》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话语的实录，因此文中的言语都属“正辞”而不仅是未失其意的转述。所以《论语》不仅言论内容的做到了忠实，还保留了浓郁的口语色彩，从而为后人保存了一个个生动鲜活，跃然纸上的儒家先贤形象。

“切事”则是指《论语》在辑录孔子遗说时注重更具有直接教化社会人心作用的内容，这不仅使《论语》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更凸显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强调现实性的重要特征。《论语》作为一部后人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都是围绕人类的社会生活论述极具现实针对性的主题，传达的主要内容也是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该书展示出儒家先贤立足于时代现实，以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去建功立业，在追求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观念。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结构。

《论语》所承载的儒家思想能够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长期稳定地成为主流，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的思想本身，还取决于承载和表达这种思想的文学性。《论语》不仅具有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和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同时非常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画意象，从而使其蕴含的思想能够为大部分读者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论语》能够在历史上随着儒家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而不断传播的原因。

《论语》比较清楚地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举止和思想理念，自成书以来就是人们研究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本人的重要文本。从东汉起被列为儒家经典，到南宋经朱熹集注后成为“四书”之一，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论语》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也因此，《论语》一书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民族性格。《论语》雅俗共赏的口头风格，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也影响到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

《论语》作为对孔子语录辑录，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时代，孔子的思想希望通过复兴周礼以维护社会秩序，并倡导统治者爱护百姓，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试图通过复古的方式，通过倡导已经被社会实践淘汰了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下的“周礼”，来应对礼崩乐坏的时局，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很难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孔子虽然提倡德治，但其依旧是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其理想社会也是西周先王的奴隶制太平盛世，相比时代发展有滞后性。

《论语》作为早期儒家的基本经典之一，被后世不断加以诠释和发展，客观发展出了后来儒学的一些弊端。比如“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思想，就能在《论语》中找到一些源头。“君为臣纲”可以追溯到孔子提倡君权，希望建立君权政治，强调“事君尽礼”，“事君能致其身”。“父为子纲”方面，孔子确实有过分强调孝的倾向，如父死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子相隐等等。“夫为妻纲”方面，《论语》中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确实流露出一定程度对女性的轻视。《论语》中的内容尽管并没有后世对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规定的那么严苛，但客观上对后来韩非子、董仲舒等建构“三纲五常”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汉代逐渐将儒学确立为主体思想，儒家经典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凸现，这也包括政治领域。《论语》作为一部儒家核心经典，理所当然地得到封建统治者越来越多的重视，进而成为皇帝处理政事和选贤任能过程中，群臣商议政务和君前对策时的根据、指南与借鉴。封建君主一方面是在发布的诏书中征引《论语》，另一方面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运用《论语》的思想。臣下上书言事时也常常引用《论语》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君臣议政过程中也经常征引《论语》。总之《论语》成为国家重要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汉代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论语》研究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文本，掌握《论语》便逐渐成为历代儒者攻治其他儒家经典的条件之一。兼通《论语》在汉代是成为太学博士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博士弟子也必须兼习和射策《论语》。此后历代以来《论语》更是官学教育的必修课。科举制出现以后，也成为重要考试内容。也因如此，《论语》成为古代读书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开蒙之初最早学习的入门经典。与此同时，《论语》在私学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同样是必读书目。

汉代以来确立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并逐步深入法律领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出现了法律条文儒家化，儒家经义法律化的趋向，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法学观念的主要特征，并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史。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在汉代这一中国法律思想的转型期初露端倪并不断加强，到唐代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论语》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论语》所强调的注重等级名分的“礼”不仅成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也促成了封建法律维护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具体内容。此外，孔子“父子相隐”的思想也逐步被确立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形成了“亲亲得相容隐”的原则，即官方允许亲属之间互相藏匿和包庇犯罪，并且事发后不承担刑事责任。总的来说，《论语》中体现的法律精神及原则被直接或间接地纳入了封建法律条文中。

《论语》作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虽没有形成文学自觉，并非纯文学作品。但先秦文化文、史、哲相融合的特点，决定了《论语》也是一部文学著作。事实上作为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文学创作方面，《论语》首先在语言词汇运用上，它简洁凝炼，晓畅自然，同时又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从而做到雅俗共赏，成了历代学习先秦散文和早期汉语的典范。其次它在记叙事件和描写人物时非常善于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两个重要特点不仅为稍晚的《孟子》和《荀子》所继承，对后来的《世说新语》，乃至史传文学、小说和戏剧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就小说而言，《论语》在成书过程，内容、体例、文体，叙事与写人，诗化倾向等方面，都促成了中国小说形成“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

文艺理论方面，《论语》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文艺思想。内容上，孔子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思无邪”，具有教化功能。美学观念上，孔子针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文学的社会功用方面，孔子以“兴”“观”“群”“怨”高度概括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文艺作品与创作者的关系上，孔子认为要“先立德，后立言”。这些文艺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论语》成书以后很快流传海外。最晚在西汉，《论语》及其注书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公元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论语》成为官办国学的必修教材之一，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论语》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后期传入日本，从飞鸟时代与奈良时代起就受到天皇为代表的上层的推崇，并影响到了历代天皇的政治改革。特别是随着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化，《论语》逐渐作为官学的基本教材使用，并进一步向民间普及。这也促使了大量论语注释本传入日本并在后来传回中国。总体而言，《论语》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就曾将《四书》大致译为拉丁文寄回欧洲，这是《论语》向西方传播的起点。但要到1687年，《论语》的第一个西文译本，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才由柏应理等译出，并在巴黎出版。自此以后，《论语》开始出现法、英、德、俄等各国文字译本，并在各个国家展现其来自东方的智慧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论语》在启蒙运动中不仅得到伏尔泰、魁奈等著名思想家的推崇，同时又被孟德斯鸠借以了解东方政治并与西方形成对照，从而论述其法律思想。可以说，《论语》从多方面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发展。即使在今天，全世界各种语言的《论语》译本仍然不断问世，世界范围内对《论语》现代意义的诠释与阐发依然方兴未艾。

出土文献，是与前代未被埋没而流传至后世的传世文献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因各种原因被埋藏起来失传，而后被重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等。因为没有经过后人窜改和修饰，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在时代的面貌，并保存了大量在传世文化典籍中失传的材料，具有很高的价值。20世纪以来，随着海内外多种《论语》简牍和写本的出土，日益为研究者重视。以下是几种代表性的新出《论语》文献。

1973年，河北定县（古定州）八角廊村的西汉中山怀王刘脩的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论语》简六百二十多枚，均用汉隶书写，学术界一般称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因刘脩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最晚也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学者陈东等根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只讳“邦”字，惠帝以下诸帝皆不讳，推断其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的十余年间，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论语》抄本。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其形制上长度为16.2cm，宽0.7cm，每简上的字数约十九至二十一字，简的两端和竹简中间留有编缀的痕迹。尤其是以竹简中部编缀部份为中心，上下均写有十字左右。录成释文的共七千五百七十六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只有二十字；最多的为《卫灵公》，有六百九十四字，可达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七。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各篇的分章，和今本《论语》在《乡党》、《尧曰》等篇多有不同。文字上的差异也达七百多处，几乎占到简本可释文字的十分之一。并且研究发现此简本《论语》和《鲁论》《齐论》《古论》均有差异。

收录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出土文献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简称“儒藏本”）等。

敦煌本《论语》，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发现的总数超过百件的宋以前的《论语》写本。这使《论语》成为敦煌儒家文献中保存数量最多的一部经典。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以后一度亡佚的郑玄《论语注》十一个卷号、何晏《论语集解》八十二个卷号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一个卷号。另外保存了主要内容是第三章到第七章的《论语》白文（无注的原文）六个卷号。其余还有《论语摘抄》、《论语目录》、《论语郑注音义》和《论语集解音》等。据考证，敦煌《论语》的抄写时间大约集中在宣宗至倍宗在位的847-888年间。可见于张涌泉先生《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和儒藏本等。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

广义上的敦煌文献指的是包括莫高窟在内的整个敦煌地区所出土的文献，因此还包括括1990-1992年间发掘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子张》篇残文。具体释文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与敦煌相似的吐鲁番地区同样出土了大量《论语》类文献。根据学者王素的整理，吐鲁番本《论语》主要包括白文《论语》一件、郑玄《论语注》九件、何晏《论语集解》三件。其中白文《论语》写本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为《学而》篇习书，编号为72TAMl69：83，称作阿一六九号墓八三号文书，只有短短的两行,分别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和“乎，友（有）用（朋）自远方来，不亦”。在吐鲁番本《论语》中，郑玄《论语注》的写本数量较多，也是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最早的《论语注》写本，并且是其中唯一保存了《尧曰》篇的一件。由于郑注一书在南宋以后失传，所以吐鲁番本中郑玄《论语注》的价值最大。可见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

19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市乐浪地区（汉代乐浪郡）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了一百二十枚《论语》简，内容集中在《论语》的《先进》和《颜渊》两篇。从现在已知可以辨识的四十四枚竹简来看，有完简三十九枚，残简五枚，共七百五十六字。包括《先进》篇三十三枚，五百八十九字；《颜渊》篇十一枚，一百六十七字。这部分竹简的契口等编缀痕迹及书写文字都比较清晰。

从同墓出土的文献判断，该简年代大体在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以前，和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时间相差不远。在平壤本《论语》的三十九简中，有十简内容完全与今本相同，其余二十九简有差异。这二十九简与定州本相比，又有十简相同，十九简相异。金庆浩等研究者认为，该简从两端和中间编缀的形制和字数安排等方面，与定州汉墓《论语》竹简体现出了相似的系统性，推断该《论语》简可能是从汉代内地流入的。

2015年以来江西省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竹简500多枚。刘贺（前92年-前59年）是汉武帝刘彻之孙，在位二十七天被废，后被封为海昏侯，神爵三年（前59年）去世。海昏侯墓《论语》简保存状况不佳，完整简少并且残缺严重，目前可释读文字约为今本的三分之一，整理工作仍在进行。

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竹简

现存文字较多的篇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而对应于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则尚未发现。从少数基本完整的简可以看出，每简容二十四个字，三道编绳，简背有斜向划痕。各篇首简凡是保存较为完整的，背面都发现有篇题，如“雍也”、“子路”、“尧”（对应今本《尧曰》）和“智道”等。目前并未发现全书大题，“论语”这个书名是整理时根据内容拟定的。该简书风总体上庄重典丽，但从不同篇章字迹差异来看，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海昏侯墓《论语》有很高的的文献价值。最引人注目的是该简中发现未完整见于传世文献的“知（智）道”篇，其内容为“[孔]子智(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昜(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类似简文仅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曾有发现，该篇符合《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齐论语》的篇章特征。田旭东、杨军等学者多将此本称为“《齐论语》”，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陈侃理则认为海昏侯墓汉简《论语》不是《汉书·艺文志》概括的三个系统能够涵盖的，可能是齐《论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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